熟悉中国近代历史的人们一定对西安事变不会陌生，对于在事变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的丰功伟绩也仰慕不已。西安事变做为一次伟大的爱国行动，直接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但是，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在西安事变的背后还有一位真正的幕后英雄——高福源将军。 高福源，字绍卿，奉天省（今辽宁省）营口县人，1901年出生于一个军人世家。高福源的童年生活是比较动荡的，主要是父亲做为一名军人要频繁调动，所以，高福源也随父亲辗转于河北、绥远等地。后来，父亲将高福源送进北京著名的汇文中学学习。不久，五四运动爆发，高福源积极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经受了这场伟大运动的洗礼，内心深处的民主思想逐步萌芽，这为他后来被俘后比较容易转变思想提供了奠定了重要的条件。1921年，高福源考入辅仁大学学习，在这期间，高福源目睹外国帝国主义者在我们的国土上恣意妄为，而北京政府软弱可欺，血气方刚的他萌生了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的思想。1923年，高福源得知东北讲武堂招生，怀着投军报国的一腔热忱，毅然放弃了辅仁大学的学业，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五期学习。在这里，高福源一方面尽情地学习新的军事知识，不断增长自己的军事才能，一方面注意了解世界军事发展的态势，特别是对新的战术、新的装备等了如指掌，成为东北讲武堂有名的高材生。当时，担任东北讲武堂监督的张学良对高福源的大名都有所耳闻。因此，高福源在讲武堂毕业后，立即被张学良纳入自己帐下。1927年，张学良成立了东北模范学生队，专门招收青年学生进行军事培训，以图提高军官的知识水平和指挥能力，高福源因才华出众、军事素养高被任命为教育处中校主任，主抓训练工作。不久又被调任张学良卫队队长，可见张学良对他的信任和器重。1933年初，高福源调任67军军部参谋处长，深受王以哲军长的信任。1934年春，张学良委任高福源为67军619团上校团长。这是张学良为培养高福源所作出的重要举措，让他到一线部队历练、带兵，对他寄予了极高的希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军不战而逃，退入关内，当时高福源对此是颇有微词的，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高福源也只好跟着东北军步步撤退。然而，高福源和大多数东北军将士一样对家乡有着浓厚的感情，他一直渴望有朝一日张少帅能够率领东北军奔向抗日战场打回老家去，因此他对部队的教育和训练也是围绕抗日这一中心来进行的。高福源治军严明，他的部队是东北军的“王牌”之一，战斗力很强，高福源也被誉为东北军的“虎将”。 1935年10月初，中央红军长征胜利达到陕北，与先期到达的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和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蒋介石决定乘红军立足未稳，先发制人，于是令张学良立即做出新的“围剿”部署，并组织对红军的进攻，张学良决定派高福源团驻守榆林桥，鉴于榆林桥位置重要，王以哲军长又特地将620团一个营划给高团以加强力量。在入住榆林桥后，高福源加紧修筑工事，企图将这里做为进攻红军的一个桥头堡。但是高福源做梦都没有想到，徐海东指挥的红15军团早已经把高福源团视为囊中之物，并已经做出了歼灭高福源团的战略部署。10月25日拂晓，红军15军团向榆林发起猛攻，高福源凭借镇内外的有利地形指挥4个营的兵力抵抗近6小时，最终因弹尽粮绝，援军迟迟不到被红军攻破防线，高福源自杀未遂，在肩部中弹的情况下负伤被俘。刚被俘时高福源思想极其苦闷，他觉得自己的东北军装备那么精良、训练又那么有素，怎么会被一群“土包子”消灭？不久，又一批东北军俘虏来到，他得知东北军109师在直罗镇全军覆灭，东北军悍将、师长牛元峰阵亡，这使他感到深深的悲哀。 为了帮助东北军被俘官兵尽快提高觉悟，红军在瓦窑堡开办了东北军学习班，在得知高福源的真实身份后，他被选为学习班的班长。在学习班里，高亲自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邓颖超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讲课，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被俘后，陕北的天气已经很冷了，红军的绝大多数将士依然穿着单薄的军衣，但是东北军的被俘官兵却穿上了厚厚的棉衣；红军吃的是杂粮，而且吃不饱，被俘的官兵却吃细粮、而且能吃饱。在苏区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高福源被安排参观、学习、实地考察，不仅深深地感到共产党是一个真正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党，而且对联共抗日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这一点深信不疑。毛泽东曾称赞高福源是“东北军中最早觉悟的军官”。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高福源决定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促使红军和东北军联合，早一天走上抗日战场。一天高福源向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李克农诚恳地表示：“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抗日救国，我愿意回去说服张副司令和其他的人，不知你们能否相信我?”李克农也诚恳地表示：“我们相信你，但是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应该想一个万全之策。”最后，他们商定先给高福源的老上级67军军长王以哲沟通，再想办法接近张学良。 1936年1月元旦刚过，高福源在红军的护送下辗转来到王以哲的驻地洛川。在汇报了自己在苏区的见闻后，高福源提出要面见少帅，并诚恳地希望少帅能够率领东北军实行联共抗日的主张。在王军长的帮助下，高福源躲过国民党军统特务的监视，终于见到了张学良将军。他激动万分地说：“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我是红军派回来的，有许多重要的话要对副司令报告……”。当时东北军中有许多隐蔽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张学良为了试探他就假装严厉地说：“你做了俘虏还有脸回来，我枪毙了你。”高福源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枪毙，心想横竖都是死，不如把心里话说出来，于是他说：“我如果怕死的话就不会回来了，今天既然回来就抱定必死之心，但是容我把话说完，讲完后任凭副司令处置。”其实张学良当时也正在急于和共产党进行联系，得知高福源这条线索当然不会轻易罢手，如今见到高福源敞开自己的心扉，他很感动，就让高福源好好讲一讲在苏区的见闻。 谈话持续了一夜，张学良一直留神地听着，只见他时而眉头紧皱、时而眉头舒展、时而目光炯炯、时而目光昏暗、时而情绪低沉、时而开怀大笑。最后他对高福源说：“你讲的这些都很好，很重要。看来，我们东北军要想打回老家去就必须实行联共抗日。但此事事关重大，你要注意保密。你赶快再去一趟陕北，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谈谈下一步的联合问题。你以后就放心地做这个工作，如有什么危险，你家属的生活和子女的教育由我和王军长负责照料，由佟处长代为办理。”
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带着张学良的亲笔信返回瓦窑堡。在这里，他把信件交给了周恩来副主席，并把自己与张学良将军的谈话经过和张学良要求红军派正式代表会谈的想法都做了详细介绍。周恩来称赞他为抗日救国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代表红军赴洛川参加会谈，之前，高福源提前赶赴洛川，安排好红军与王以哲电台通讯的呼号密码，为会谈作好了准备，尔后，再次返回瓦窑堡。2月21日李克农带着秘书钱之光及译电员，在高福源的引导下，从瓦窑堡径赴洛川。 中共中央根据张学良将军的要求，决定派周恩来副主席为全权代表，同李克农一起去肤施同张学良会晤。4月8日，两位时代巨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历史必将会以浓重的笔墨来描绘这次历史性的会谈，因为这次会谈，使张学良将军看清了中华民族争取抗日胜利的前途，坚定了他和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决心。高福源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了一件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的事情，为东北军和红军联合抗日做出了重要贡献。就在这次会晤后不久，张学良亲自将高福源调到自己身边工作，担任东北军与红军联络的重要职责，充当自己与中共中央联系的机要联络员。为了让高福源掌握东北军的军权，为联共抗日做更多有益的工作，张学良随后又任命高福源为105师（东北军唯一的独立师，相当一个军的编制）三旅少将旅长。在此期间，他为贯彻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努力工作，经常往返于西安和瓦窑堡之间，为双方高层传递信息，进行沟通，做了大量默默无闻但又实实在在的工作。由于高福源将军在促进中共与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加上他对中国共产党认识的不断加深，1936年夏，经中共中央特批，由李克农担任介绍人，高福源将军成为一名中共秘密特别党员。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这使高福源将军既高兴又激动，他一方面积极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向各界宣传联共抗日的主张，一方面又奉张学良将军之命到开封等地进行联络，为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工作。不久，在国共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蒋介石在圣诞节前夕回到了南京。众所周知，出于种种考虑，张学良决定亲自送蒋回南京，然而蒋介石却无端扣押了张学良将军。东北军失去了统帅，一时处于混乱状态。在如何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上，东北军老一代将领和少壮派军官之间的矛盾暴露出来，并日益激化，终于酿成了王以哲军长被杀害的“二·二”事件。 事件发生后，驻西安城外渭南等地的东北军，纷纷准备进攻西安，消灭“二·二”事件的策划者孙铭九及其部下。孙铭九等人感到事态严重，就想请人出城做化解工作，就在这时，孙听说高福源到城里来了，就立即将他请去，想试探一下高的态度。没想到高一见到孙即怒斥他：“你们知道王鼎老（即王以哲）是我的老上级，有恩于我。你们干的这个事，我是极力反对的，但事情已经闹出来了，只好以大局为重吧。”最后，高福源同意由他出城去做城外东北军的疏通工作。高福源本来是为制止东北军自相残杀挺身而出的，没想到驱车出城后不久就被东北军105师刘多荃部逮捕。2月5日，这位有大功于国家民族的青年将领，在西安被杀害，时年仅35岁。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高福源将军被害后，尸体由他的堂弟和部下领出，被草草葬于西安东城门外东北角城墙下，长期不为人知。1982年，在邓颖超等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烈士的遗骨被移葬西安烈士陵园，有关部门举行了隆重的安放仪式，在烈士的骨灰盒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为了中华民族的抗日大业而做出巨大贡献的高福源将军可以安息了！
熟悉中国近代历史的人们一定对西安事变不会陌生，对于在事变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的丰功伟绩也仰慕不已。西安事变做为一次伟大的爱国行动，直接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但是，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在西安事变的背后还有一位真正的幕后英雄——高福源将军。 高福源，字绍卿，奉天省（今辽宁省）营口县人，1901年出生于一个军人世家。高福源的童年生活是比较动荡的，主要是父亲做为一名军人要频繁调动，所以，高福源也随父亲辗转于河北、绥远等地。后来，父亲将高福源送进北京著名的汇文中学学习。不久，五四运动爆发，高福源积极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经受了这场伟大运动的洗礼，内心深处的民主思想逐步萌芽，这为他后来被俘后比较容易转变思想提供了奠定了重要的条件。1921年，高福源考入辅仁大学学习，在这期间，高福源目睹外国帝国主义者在我们的国土上恣意妄为，而北京政府软弱可欺，血气方刚的他萌生了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的思想。1923年，高福源得知东北讲武堂招生，怀着投军报国的一腔热忱，毅然放弃了辅仁大学的学业，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五期学习。在这里，高福源一方面尽情地学习新的军事知识，不断增长自己的军事才能，一方面注意了解世界军事发展的态势，特别是对新的战术、新的装备等了如指掌，成为东北讲武堂有名的高材生。当时，担任东北讲武堂监督的张学良对高福源的大名都有所耳闻。因此，高福源在讲武堂毕业后，立即被张学良纳入自己帐下。1927年，张学良成立了东北模范学生队，专门招收青年学生进行军事培训，以图提高军官的知识水平和指挥能力，高福源因才华出众、军事素养高被任命为教育处中校主任，主抓训练工作。不久又被调任张学良卫队队长，可见张学良对他的信任和器重。1933年初，高福源调任67军军部参谋处长，深受王以哲军长的信任。1934年春，张学良委任高福源为67军619团上校团长。这是张学良为培养高福源所作出的重要举措，让他到一线部队历练、带兵，对他寄予了极高的希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军不战而逃，退入关内，当时高福源对此是颇有微词的，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高福源也只好跟着东北军步步撤退。然而，高福源和大多数东北军将士一样对家乡有着浓厚的感情，他一直渴望有朝一日张少帅能够率领东北军奔向抗日战场打回老家去，因此他对部队的教育和训练也是围绕抗日这一中心来进行的。高福源治军严明，他的部队是东北军的“王牌”之一，战斗力很强，高福源也被誉为东北军的“虎将”。 1935年10月初，中央红军长征胜利达到陕北，与先期到达的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和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蒋介石决定乘红军立足未稳，先发制人，于是令张学良立即做出新的“围剿”部署，并组织对红军的进攻，张学良决定派高福源团驻守榆林桥，鉴于榆林桥位置重要，王以哲军长又特地将620团一个营划给高团以加强力量。在入住榆林桥后，高福源加紧修筑工事，企图将这里做为进攻红军的一个桥头堡。但是高福源做梦都没有想到，徐海东指挥的红15军团早已经把高福源团视为囊中之物，并已经做出了歼灭高福源团的战略部署。10月25日拂晓，红军15军团向榆林发起猛攻，高福源凭借镇内外的有利地形指挥4个营的兵力抵抗近6小时，最终因弹尽粮绝，援军迟迟不到被红军攻破防线，高福源自杀未遂，在肩部中弹的情况下负伤被俘。刚被俘时高福源思想极其苦闷，他觉得自己的东北军装备那么精良、训练又那么有素，怎么会被一群“土包子”消灭？不久，又一批东北军俘虏来到，他得知东北军109师在直罗镇全军覆灭，东北军悍将、师长牛元峰阵亡，这使他感到深深的悲哀。 为了帮助东北军被俘官兵尽快提高觉悟，红军在瓦窑堡开办了东北军学习班，在得知高福源的真实身份后，他被选为学习班的班长。在学习班里，高亲自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邓颖超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讲课，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被俘后，陕北的天气已经很冷了，红军的绝大多数将士依然穿着单薄的军衣，但是东北军的被俘官兵却穿上了厚厚的棉衣；红军吃的是杂粮，而且吃不饱，被俘的官兵却吃细粮、而且能吃饱。在苏区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高福源被安排参观、学习、实地考察，不仅深深地感到共产党是一个真正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党，而且对联共抗日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这一点深信不疑。毛泽东曾称赞高福源是“东北军中最早觉悟的军官”。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高福源决定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促使红军和东北军联合，早一天走上抗日战场。一天高福源向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李克农诚恳地表示：“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抗日救国，我愿意回去说服张副司令和其他的人，不知你们能否相信我?”李克农也诚恳地表示：“我们相信你，但是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应该想一个万全之策。”最后，他们商定先给高福源的老上级67军军长王以哲沟通，再想办法接近张学良。 1936年1月元旦刚过，高福源在红军的护送下辗转来到王以哲的驻地洛川。在汇报了自己在苏区的见闻后，高福源提出要面见少帅，并诚恳地希望少帅能够率领东北军实行联共抗日的主张。在王军长的帮助下，高福源躲过国民党军统特务的监视，终于见到了张学良将军。他激动万分地说：“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我是红军派回来的，有许多重要的话要对副司令报告……”。当时东北军中有许多隐蔽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张学良为了试探他就假装严厉地说：“你做了俘虏还有脸回来，我枪毙了你。”高福源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枪毙，心想横竖都是死，不如把心里话说出来，于是他说：“我如果怕死的话就不会回来了，今天既然回来就抱定必死之心，但是容我把话说完，讲完后任凭副司令处置。”其实张学良当时也正在急于和共产党进行联系，得知高福源这条线索当然不会轻易罢手，如今见到高福源敞开自己的心扉，他很感动，就让高福源好好讲一讲在苏区的见闻。 谈话持续了一夜，张学良一直留神地听着，只见他时而眉头紧皱、时而眉头舒展、时而目光炯炯、时而目光昏暗、时而情绪低沉、时而开怀大笑。最后他对高福源说：“你讲的这些都很好，很重要。看来，我们东北军要想打回老家去就必须实行联共抗日。但此事事关重大，你要注意保密。你赶快再去一趟陕北，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谈谈下一步的联合问题。你以后就放心地做这个工作，如有什么危险，你家属的生活和子女的教育由我和王军长负责照料，由佟处长代为办理。”
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带着张学良的亲笔信返回瓦窑堡。在这里，他把信件交给了周恩来副主席，并把自己与张学良将军的谈话经过和张学良要求红军派正式代表会谈的想法都做了详细介绍。周恩来称赞他为抗日救国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代表红军赴洛川参加会谈，之前，高福源提前赶赴洛川，安排好红军与王以哲电台通讯的呼号密码，为会谈作好了准备，尔后，再次返回瓦窑堡。2月21日李克农带着秘书钱之光及译电员，在高福源的引导下，从瓦窑堡径赴洛川。 中共中央根据张学良将军的要求，决定派周恩来副主席为全权代表，同李克农一起去肤施同张学良会晤。4月8日，两位时代巨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历史必将会以浓重的笔墨来描绘这次历史性的会谈，因为这次会谈，使张学良将军看清了中华民族争取抗日胜利的前途，坚定了他和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决心。高福源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了一件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的事情，为东北军和红军联合抗日做出了重要贡献。就在这次会晤后不久，张学良亲自将高福源调到自己身边工作，担任东北军与红军联络的重要职责，充当自己与中共中央联系的机要联络员。为了让高福源掌握东北军的军权，为联共抗日做更多有益的工作，张学良随后又任命高福源为105师（东北军唯一的独立师，相当一个军的编制）三旅少将旅长。在此期间，他为贯彻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努力工作，经常往返于西安和瓦窑堡之间，为双方高层传递信息，进行沟通，做了大量默默无闻但又实实在在的工作。由于高福源将军在促进中共与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加上他对中国共产党认识的不断加深，1936年夏，经中共中央特批，由李克农担任介绍人，高福源将军成为一名中共秘密特别党员。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这使高福源将军既高兴又激动，他一方面积极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向各界宣传联共抗日的主张，一方面又奉张学良将军之命到开封等地进行联络，为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工作。不久，在国共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蒋介石在圣诞节前夕回到了南京。众所周知，出于种种考虑，张学良决定亲自送蒋回南京，然而蒋介石却无端扣押了张学良将军。东北军失去了统帅，一时处于混乱状态。在如何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上，东北军老一代将领和少壮派军官之间的矛盾暴露出来，并日益激化，终于酿成了王以哲军长被杀害的“二·二”事件。 事件发生后，驻西安城外渭南等地的东北军，纷纷准备进攻西安，消灭“二·二”事件的策划者孙铭九及其部下。孙铭九等人感到事态严重，就想请人出城做化解工作，就在这时，孙听说高福源到城里来了，就立即将他请去，想试探一下高的态度。没想到高一见到孙即怒斥他：“你们知道王鼎老（即王以哲）是我的老上级，有恩于我。你们干的这个事，我是极力反对的，但事情已经闹出来了，只好以大局为重吧。”最后，高福源同意由他出城去做城外东北军的疏通工作。高福源本来是为制止东北军自相残杀挺身而出的，没想到驱车出城后不久就被东北军105师刘多荃部逮捕。2月5日，这位有大功于国家民族的青年将领，在西安被杀害，时年仅35岁。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高福源将军被害后，尸体由他的堂弟和部下领出，被草草葬于西安东城门外东北角城墙下，长期不为人知。1982年，在邓颖超等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烈士的遗骨被移葬西安烈士陵园，有关部门举行了隆重的安放仪式，在烈士的骨灰盒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为了中华民族的抗日大业而做出巨大贡献的高福源将军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