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是怎样认识南京大屠杀的？
今年12月13日是中国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13日上午的国家公祭仪式，南京全城鸣笛向死难者致哀，日本舆论对此也十分关注。
日本《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都在12月8日报道了，此前一天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通过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致函日本政府及安倍晋三，要求“日本政府还历史以公正，向南京死难者及遗属诚恳谢罪并进行相应赔偿”的消息。
（资料图：2014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降半旗仪式，迎接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虽然岁月已经过去了77年，但12月13日这个浸透了鲜血的日子，永远在历史的长廊中歌哭，唤醒惨痛的记忆，使中日两国目不忍视又必须正视，春去冬来却永远历历在目。77年来，无论中国还是日本，这是一个从未间断过的话题，纪念与哀悼，否定与无视，研究与争执，反省与忏悔……尤其在日本，考证更加专注，争论更加激烈，他们试图揭露或掩盖渗透在日本民族深层意识中最浓重的黑暗，结构或解构与战争紧紧相连的日本集团的精神结构。
【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认识之一：学者的争论】
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世界公认的事实，就是在日本国内，虽然在被屠杀的人数上有不同见解，但在存在过大屠杀这一点上，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在日本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大致划分，有以本多胜一
（1）、洞富雄（2）、笠原十九司（3）等为首的“大屠杀存在派”；以秦郁彦（4）为首的“中间派”和以铃木明（5）、东中野修道（6）、田中正明（7）等“不存在派（幻影派）”，而我
们看一下被中国年轻人称为“右翼”的“中间派”历史学家秦郁彦的话，也许会对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杀的现状有一定的了解：
看一下所谓“大屠杀存在派”和“幻影派”的论争，让人觉得他们没有做出明确的定义，论点也完全无法咬合在一起，使洞富雄将“不存在派”定义为“幻影派”的，是铃木明所著《“南京大屠杀”的幻影》（文艺春秋，1973年)一书，但是一读这本书才知道，铃木明明确断定为“幻影”的，仅仅是“百人斩”（8）的传说，而对于日军全面的暴行的存在没有否定，而且一般来说是肯定的。
就是说，这本书的内容和书名是不同的，如果书名改为《“南京大屠杀”中有一部分是幻影》，就有可能避免误解。本是一部力作，但是在这一点上令人惋惜。
被中国批评为“骗人之书”（见《世界知识》，1985年8月7日号）田中正明的《“南京屠杀”的虚构》（日本文教社，1984年），也同样近于“挂羊头卖狗肉”，如果看到这个书名，然后再看渡部升一（9）充满结论性的推荐文--“如果读了此书，今后还继续说有所谓„南京大屠杀‟的人，也许只好给他打上„名符其实的左翼‟的烙印”，那么性急的读者也许会马上得出南京大屠杀全部都是“虚幻的空中楼阁”的结论。
可是，如果真的读完这本书，“一部分鲁莽的士兵的暴乱”（80页），“日军中也有军纪松弛的现象，抢劫、暴行、强奸等在扫荡前后也许发生，这一点我并不否定”（189页）--如此充满矛盾的记述到处可见。而他一方面说：“如果说如此血腥的大惨剧连日进行，那么为什么多达120人的从军记者和特派员、摄影记者没有一个人看到呢？甚至没有一个人听到这样的传闻”（241页），一方面同盟社记者前田雄二谈论目击杀死俘虏的场面又在书中登场。
到底谁以什么理由杀了多少人，才算“屠杀”或“大屠杀”？铃木和田中都在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的情况下论及“幻影”与“虚构”，只能使读者的头脑混乱。（10）
日本在满洲事件以来，对中国侵略十几年，包括南京事件在内，给予了中国国民莫大的痛苦和损害，这是严峻的历史事实。但是尽管如此，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百万以上的日本兵和滞留日本人不进行报复，允许将他们送回故国。在昭和四十七年（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之际，对于日本准备支付的战争赔款也不索求，如果是知道这些事实的日本人，对于这两项“负债”是决不能忘记的。
也许是忘记了这些，有些轻率的人不惜篡改第一手史料（也许是指田中正明篡改松井石根日记，译者注），硬说“不存在南京大屠杀”，并拿出中国政府坚持的象征性数字“30万”
或“40万”来论是非曲直。如果美国的反日团体展开运动，说日本教科书中出现的原子弹爆炸死难者人数（至今实际数字仍然不明确）“过多”，“是虚幻”，日本的被害者会怎样想呢？
即使对于数字的幅度有诸种说法，但是在南京，由日军制造的大量的“屠杀”和各种不正当事件是不可动摇的事实。笔者作为一个日本人，衷心向中国人民道歉，而且确信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不会有今后的日中友好。（11）
秦郁彦是为日本保守势力信任的历史学家，现在也深受安倍晋三首相为首的上层信任，对于他的史学观点，笔者未必全部赞同，但是作为一个对南京大屠杀问题有着深入研究的“中间派”史学家的见解，可以使我们管窥这样的事实：就是极力想否定南京大屠杀存在的人，也会在严峻而难以动摇的历史事实面前，不得不“挂羊头卖狗肉”，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题目之下，不得不承认屠杀的事实，而那些身居高位的政治家至今还坚持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观点，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对历史的无知。
秦郁彦在其著作《南京事件》中考证，屠杀俘虏，是日本的“上海派遣军”和“中支那派遣军”的不成文的方针，捕获俘虏的部队如果向上级的司令部询问如何处理俘虏，几乎毫无例外都会下达“处理掉”的命令。由此也导致了南京大屠杀中成千上万屠杀俘虏，血流成河的天怒人怨的暴行。
秦郁彦还在书中引用了当时占领南京的第十六师团经理部主计少尉小原立一1937年12月14日的日记再现当时残酷屠杀中国俘虏的事实：
听说最前线的7名士兵捕获了大约310名正规军，我们就去看。那里什么样的家伙都有。缴获了他们的武器，并进行搜身检查。这里面有3个家伙企图逃走，马上遭我军枪杀。然后把他们一个一个拉到100多米以外的地方，200多个军人全部被刺杀……其中还有一个女的，把她杀掉后在阴部插入木片。听说还有2000多人正在逃跑。有许多我军士兵是在胸前挂着战友的骨灰盒刺杀俘虏的。（12）
日本军队之所以残杀俘虏，与当时日本军队的精神结构有很大关联。当时他们将“以死尽忠”等“武士道精神”鼓吹到极致，也使日本的军队轻视自己士兵的生命。日本军队一贯把成为俘虏作为一种禁忌。1932年，举世闻名的“1·28”上海淞沪抗日保卫战爆发了，在会战中，日军第9师团第7联队大队长空闲升少校重伤昏迷后，做了俘虏。
中国19路军按照国际法准则，治好空闲少校的伤并就把他释放了，而空闲少校居然被“支那军”俘虏，被日本军队看成是“皇军”的一大耻辱，在重重压力下，空闲少校只得自杀。
空闲少校死后，反而成为了日军的榜样，军部大肆宣传空闲升的剖腹自杀符合武士道精神，以后在日军中养成了一种默契，被俘又被送回来的人，必须自杀谢罪。而空闲升自杀事件，在1932年在日本拍成了名为《散去的大和樱：空闲少校》的电影，极力赞美因为成为俘虏而自杀的行为。特别1941年，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签署颁布《战中训》，明文禁止军人在战争中成为俘虏。
秦郁彦在《南京事件》中指出：
严禁成为俘虏的日本兵，不可能以宽大的胸怀对待敌国的俘虏，作为军官也无法要求士兵这样做，在上海和南京战的苦战之后，更是如此。
1945年，在父岛（现隶属东京都小笠原群岛中的一个岛）发生了将美国空军驾驶员俘虏后处死，并吃了他的肉的猎奇事件。战后，在关岛的军事法庭上，参与此案的负者人，中将立花芳夫为首的当事者们被宣判死刑，因此案连坐的一名日军大尉对来探望他的堀江芳孝少校说：“日本这个国家把成为俘虏的军人视作国贼，难道这不是日本军人残酷对待外国俘虏的原因吗？虐待俘虏，是全体日本国民的责任，让个人来承担这个罪责，难道不是错误的吗……我是充满对国家的痛恨而死的”。
（13）
【日本人南京大屠杀认知之二：日本政治家的南京大屠杀认识】
日本政府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公开见解是：
1. 日本政府认为，无法否认日军在进入南京（1937年）以后，杀害了很多非战斗人员和掠夺行为等的事实。
2. 但是，关于受害者的具体人数却有很多说法，日本政府认为很难认定哪些数据是准确的。
3. 日本坦率认识到：在过去的一段时期，由于殖民统治和侵略，给很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各国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我们会把深刻的反省和衷心的道歉时刻铭记于心，决心不再发动战争，走和平的道路。（14）
应该说，日本大多数的政治家的见解和政府见解是一致的，但是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也屡见不鲜。
2007年4月22日，时任国土厅长官的奥野诚亮在记者会说：“白种人把亚洲变成了殖民地，然后就说只有日本是坏人。”日本“当年并没有侵略意图”，宣称“日本一直不是一个侵略国家”，并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竟说“卢沟桥事件是偶然发生的”。
这一言论引发亚洲国家强烈抗议，奥野诚亮不得不被迫辞职。
2012年2月20日，由中国共产党南京市委员会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刘志伟带队的南京市人民政府赴日代表团与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会谈时，河村隆之认为南京事件（即中国方面所称“南京大屠杀”）未发生过。
2012年3月6日，由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委员会发起了名为“支持„河村发言‟、击退„南京屠杀‟的虚构国民集会”，现任日本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当时为众议院议员的稻田朋美赶去声援，在集会上，她公开宣称“没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这也是她一贯的观点。
2014年2月3日，安倍任命的日本广播协会经营委员百田尚树在公开演讲中称，1938年蒋介石曾宣传“日本军队实施了南京大屠杀”，但世界各国对此无视，原因在于根本不存在南京大屠杀。战后，南京大屠杀在东京审判中如亡灵般出现，这是因为美军想要抵消自己所犯罪行。
【日本人南京大屠杀认知之三：加害者的南京大屠杀认识】
与日本政治家不同，参加过南京战役的日本军人，很少有人出来为南京大屠杀辩解，相反还有人站出来揭露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罪行。2006年逝世的日本老兵东史郎，曾参与了1938年12月开始的南京大屠杀暴行，还曾参加过天津、上海、
徐州、武汉、襄东等战斗和战役。半个世纪后，东史郎幡然醒悟，站出来对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进行反省和揭露。
而作为南京大“南京大屠杀”的“最高指挥官”的松井石根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看法也是十分发人深省的。松井石根在日本和中国都被认为是甲级战犯之一，特别是在中国人印象中，松井石根是南京大屠杀事件中十恶不赦的元凶。其实松井石根不是甲级战犯，同时他也是一个立场和性格都非常复杂的人物。
松井石根，1878年7月27日出生在日本名古屋市的一个武士家庭，189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大学。陆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参谋本部中国班，松井主动要求去中国任武官，遂被派往北京任驻外武官，后被调任上海，受到当时支持孙中山革命的沪军都督陈其美的欢迎。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松井石根再次到中国，作为驻外武官在北京和天津常住，在此期间他支持孙中山所领导的护法与反军阀运动，与当时的中国政界人物如孙中山、汪精卫、宋子文、胡汉民、何应钦、张群、戴天仇等结为挚友。
1927年，中国的国民政府分裂成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和以汪精卫等为首的武汉政府，在“正统”问题上，各方互不让步，剑拔弩张。武汉声称“迁都”，南京则表示欢迎来京“柄政”。
结果是蒋介石于8月13日退避下野，促成8月19日宁汉及沪（西山会议派）三派合流。
松井石根知道蒋的处境后，通过张群密约蒋介石来日共商中国政事，蒋介石遂于1927年8月24日秘密来日，时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的松井石根带着自己的心腹佐藤安之助，多次与蒋介石、张群等会谈，并积极斡旋蒋与田中义一首相见面。
但是翌年发生了日本关东军爆杀张作霖事件，后又发生“9·18”事变，使松井石根依靠蒋介石在中国建立亲日政权的计划受到沉重打击，对此松井石根十分愤怒，主张严惩爆杀张作霖的首犯河本大作，并向田中义一首相进言，据说田中义一也赞成松井石根的主张，准备严惩河本大作等，但当时的风潮是“上克下”，下级将校动辄杀气腾腾，白刃溅血，田中义一屈服于他们的压力，此事不了了之。
1933年3月，松井石根就任军事参议官，同年8月，调任驻台湾日军司令官，组织“大亚细亚协会”，自任会长，言称欲以孙中山“大亚细亚协主义”为宗旨，把亚洲从白人的殖民主义之中解放出来。1935年年8月，转入预备役。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日本政府起用“中国通”松井石根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赴华指挥日军作战。
淞沪会战持续近3个月，中日双方投入作战兵力超过百万，至当年11月，侵华日军在松井石根的指挥下，以4万多人的伤亡代价，攻占上海。11月7日，日军参谋本部编成“中支那派遣军”（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兼任司令官，辖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
11月22日，松井石根正式向参谋本部呈报，主张“必须攻占南京”，12月1日，日本参谋本部据松井石根的要求，电令华中方面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同日，松井下达了准备攻克南京的作战命令。12日，日军第6师团以重炮猛轰南京中华门，炸塌城墙数处，日军蜂拥而入，南京沦陷。12月17日，松井石根率华中方面军举行声势浩大的“入城式”。
日军占领南京时，制造了大屠杀事件，松井石根也承认，“我军南京入城之际，惹起几多暴行掠夺事件，损伤皇军威德的事件不在少数”，并“不堪痛惜”。迫于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日本政府于1938年2月，召回松井石根及其部下将佐约80人。同年7月20日松井石根出任内阁参议，至1940年辞职。
在松井回国退役后，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上海北郊大场镇带回血土，请爱知县常滑的佛像陶工柴山清风和雕塑家小仓右一郎的帮助，用血土塑成一座高3.3米，重约600公斤的观音像——兴亚观音，1940年2月14日，他在热海的伊豆山举行了兴亚观音“开眼式”，以祭奠中日两国的战死者，观音像向
着南京方面合掌，松井石根亲笔写下的“兴亚观音缘起文”中有如下的一段话:
“余拜大命转战江南，所见亡灵无数，痛惜不堪。为凭吊此等亡灵，采江南各战场彼我之战血尽染之泥土，建立施无畏慈眼视众生之观音菩萨像，以此功德，永施怨亲平等之回向
(15)，与诸人同念此观音力，祈仰东亚之大光明。”
距观音像不远处还建了一座观音堂，堂内祭坛正中设有一座观音坐像及一座立像，观音像前的木匣内摆放着记有松井部下战死者23104人的名册，两侧还立着两个牌位，写着“支那事变日本战殁者灵位”和“支那事变中华战殁者灵位”，以此表示对中日双方战死者的祭奠。
松井石根为什么建立“兴亚观音”，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复杂的精神结构。
虽然松井石根自己和日本的许多研究者都认为他作为日本陆军中的“中国通”，“对中国充满了感情”，但是他却积极主张攻占南京。
松井出征之前，日本大本营在《关于派遣军之奉敕命令》中向他下达的任务是：“扫荡上海附近之敌军，占领其四方要地，保护上海侨民之生命。”这一命令将上海派遣军的作战范围规限于上海周围地区。因此，占领上海，大本营既定的作战
目标已经达到。但是松井主张一直打到南京，认为“有必要一举覆灭南京政府”，1937年8月19日，在大本营没有决定占领上海后是否攻打南京的境况下，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的松井石根从东京出发，来到东京站来为他送行的有首相近卫文麿、陆军大臣杉山元，松井石根对近卫文磨：“我是一定要打到南京的，这一点请首相谅解。”大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味道。上海陷落后，日军参谋本部派河边虎四郎课长来和松井联络。松井对他发誓说：“请放心，吾意已决，非打下南京来给你们看看！”11月15日，他又向从东京来的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和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面呈“进攻南京的必要”。11月19日，各路日军追击撤退的中国军队，纷纷抵达大本营的战略限制线。第10军部队首先突破限制线，向西追击。松井不仅未加制止，反而再次向大本营提出“向南京追击有利”的意见。在松井的推动下，大本营经激烈辩论，最终决定全面推进中日战争。
而在东京审判中，有关他推动全面侵略中国的动机，他在法庭上是这样陈述的：
“原本日支两国的斗争，是所谓„亚细亚一家人‟中的兄弟之争，不待言，日本当时依靠武力，救援在支那的日本人，维护陷入危机的日本的权益，实在出于不得已，恰如家兄一忍再忍，弟犹暴乱不已，于是兄敲打其弟，全非出于厌恶，而是爱之甚
深，以此为手段促其反省，此乃吾长年之信念。此次受上海派兵之任，殊基于此信念，切望为日支纷争之解决尽瘁。绝非希望此次派兵成日支两国民间长久相互怨恨之因，而是期冀反成而后两国亲善提携之基础。”（16）
松井石根的这种观点，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杀戮即拯
救”“侵略即拯救”的观点。曾在菲律宾内格罗斯岛担任日军警备队长一名陆军大校因下令屠杀俘虏在1948年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他留下的辞世和歌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被害加害全没有，佛光普照平等无。”(17)
这首和歌生动体现了日本的一种“被害者也成佛，加害者也成佛”的离奇的生死观，这是日本武士文化在彻底地放弃了日本王朝文化对生命敬畏的“怨灵恐惧”的生死观后的一种极度变形的生死观。一般的宗教中都与“罪与罚”的意识，这种“罪与罚”的意识规定：作恶的人在生前作恶，即使生前没有受到惩罚，死后也一定会受到地狱之火的惩罚与拷问，但是在“被害加害全没有，佛光普照平等无”和“杀戮即拯救”的观念中，一切“罪与罚”的观念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使日军肆无忌惮地打开了人性中最阴暗、最残酷的“潘多拉的盒子”，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日本侵略军肆无忌惮地杀戮，而没有任何犯罪意识是理所当然的。
日军占领南京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件。在此后约6个星期的时间内，日军官兵在南京城内肆无忌惮地烧杀淫掠，犯下了极端残暴的反人道罪行。南京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被日军用枪击、刺杀、活埋、水溺、火烧等各种残忍手段成千上万地集体屠杀或零星杀戮，被日军奸淫的妇女超过两万人。
在东京审判中，松井石根因对他所率领的侵华日军犯罪没有有效统治，有效制止，被裁定为乙级战犯（甲级战犯嫌疑部分，被判无罪），处以绞刑。
1948年12月9日(他在12月24日凌晨被处刑），他与监狱里的宗教教诲师花山信胜谈话时说：
南京事件真让人感到耻辱至极。南京入城后，在举行祭奠仪式的时候，我说：支那的死者也一起祭奠吧！可是参谋长以下的人什么都不懂，说什么这样会挫伤日本军的士气。以师团长为首，都干了那种事情。我在日俄战争的时候，作为一名大尉从军，南京事件中的师团长和那时的师团长根本没法比。那时对支那人不待言，对俄国人在俘虏处理等方面，都处理得很好，这次却不是这样。政府当局可能也会这样考虑，但是无论从武士道还是从人道的立场出发，和当时（日俄战争）完全不一样了。祭奠仪式之后，我把大家召集在一起，我非常生气，我哭了。当时朝香宫（18）也在，柳川中将（19）也在。我说：
本来是显赫皇威的盛事，因为那些兵的暴行，一下子使名誉扫地。可是在那儿以后，大家都笑了，更有甚者，有一个师团长还说：“那种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如果因为我一个人落到这种结果，能促使当时的军人们深刻地反省，哪怕是多有一个人反省，我也非常高兴，正是如此，我希望就这样往生。（20）。 从各种资料看，松井石根在东京审判中并没有否定侵华日军存在着滥杀无辜、强奸、抢劫等暴行，他也多次下令严肃军纪，但是一个罪恶目的不会用善良的手段来完成，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不能以正义的手段完成。参加占领南京的日本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曾在日记中写过这样一件事，就是1938年1月22日，他曾去中支那方面军司令部去见松井石根，松井和他谈到他的部下抢劫民众家具等军纪问题，中岛立即反驳他说：“对家具问题也如此小肚鸡肠地抱怨，破国杀人的事都干了，我们师团拿回去点家具算得了什么？”（21）而中岛今朝吾就是在南京大屠杀中大量屠杀俘虏的刽子手。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处理这七、八千人，需要相当大的壕沟，一时难以发现适当的地方，有一个方案是，把每120人分成一个小组后，分配适当的军力把他们分别带领到适当的地方然后处理。（已预订）”（22）
在当时日本占领军杀人如麻的情况下，松井强调所谓“军纪”，只能是一种自嘲。
虽然日军当局极力封锁南京的消息，但是当时留在南京的外国记者，如美联社记者叶兹·麦克丹尼尔(C.Yates McDaniel)、《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特洛简·斯提尔(Archibald Trojan Steele)、《纽约时报》记者提尔曼·杜丁(Frank Tillman Durdin，或译蒂尔曼·德丁)、派拉蒙新闻摄影社记者阿瑟·孟肯(Arthur Menken，或译门肯)等在南京沦陷时，都在南京。他们很快把南京的惨状传遍了世界，当时南京国际安全区的传教士们，也不断整理出日军暴行的证据，向日本外交与军事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南京的暴行引起了全世界的公愤，日本政府也不得不将这起天怒人怨的大屠杀的现地最高负责人松井召回日本。而回到日本后，也许那些他所知道的，包括可以说出来和不可以说出来的无数残酷的事实，使他“以战争拯救日支亲善”的荒谬逻辑彻底崩溃，1938年2月10日，东京当局派使者来到南京，向他传达撤销他中支方面派遣军总司令职务，回京待命的命令，而其现职由教育总监畑俊六接替。松井在那以后的1938年2月14日的日记中怃然写道：
“如此巨大之牺牲使吾颇感责任之重大，吾实难以将这次归朝视为凯旋，大命如此又何以为之？痛恨至极。”（23） 回国之后，可能罪的意识的复苏，也是他建立“兴亚观音”一个重要因素。
兴亚观音建成后，松井石根聘请新潟县日莲宗的僧侣、旧知伊丹忍礼做看护兴亚观音的“堂守”，伊丹忍礼曾讲述过如下的事情：
“在兴亚观音建成不久后的一天，松井像以往一样来参拜，他突然发现兴亚观音的手臂没有了，眼睛也闭上了。他以为是遭到了侵入者的破坏，马上报警。附近派出所的警察赶到这里一看，兴亚观音像上没有任何损伤，其实只有松井自己看到了观音像的损伤，而且这样的事情出现过二三次。”
“也许是上海战役和南京战役使许多日本人和中国人伤亡，夺取许多尊贵的生命，而对此的自责之念，使松井看到了不可知的幻觉吧？苛责腐蚀着他的精神和肉体，使他产生幻觉。”
（24）。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南京大屠杀中，日本独特的精神结构与生死观在武士阶级精神结构和生死观的延长线上，发生了最恶劣的质变，它不仅不能带来日军对自己残酷行为的自制和反省，在特殊的情况下，还会助长对他人与自我的残酷行为，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松井石根建立兴亚观音的1940年2月，也是在中日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在自己的国家建立祭奠包括敌国将士在内的观音像，是在日本以外的任何国家里都不可能做到的，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独特的生死观使然。这种生死观发轫于日本皇家与平
安贵族“怨灵恐惧”的王朝文化，并被武士阶级继承，形成了“死者一如”“死者即佛”的文化，这种文化看起来是承前启后而浑然一体的，但却又是日本文化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极”，日本人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常摆动于这两极之间，当历史的钟摆摆向王朝文化，就体现出日本文化“菊与刀”的性格中“菊”的一面——优柔悱恻，纤细玲珑，哀婉凄切，悲怜生命；当时代的秒针指向武家文化，就会体现出其文化性格中“刀”的一面——勇猛暴戾，精忠不渝，知耻少仁，而当它摆动到日本侵略战争的极端的文化意识之中时，还会体现出无比残忍的性格。
日本人是怎样认识南京大屠杀的？
今年12月13日是中国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13日上午的国家公祭仪式，南京全城鸣笛向死难者致哀，日本舆论对此也十分关注。
日本《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都在12月8日报道了，此前一天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通过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致函日本政府及安倍晋三，要求“日本政府还历史以公正，向南京死难者及遗属诚恳谢罪并进行相应赔偿”的消息。
（资料图：2014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降半旗仪式，迎接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虽然岁月已经过去了77年，但12月13日这个浸透了鲜血的日子，永远在历史的长廊中歌哭，唤醒惨痛的记忆，使中日两国目不忍视又必须正视，春去冬来却永远历历在目。77年来，无论中国还是日本，这是一个从未间断过的话题，纪念与哀悼，否定与无视，研究与争执，反省与忏悔……尤其在日本，考证更加专注，争论更加激烈，他们试图揭露或掩盖渗透在日本民族深层意识中最浓重的黑暗，结构或解构与战争紧紧相连的日本集团的精神结构。
【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认识之一：学者的争论】
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世界公认的事实，就是在日本国内，虽然在被屠杀的人数上有不同见解，但在存在过大屠杀这一点上，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在日本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大致划分，有以本多胜一
（1）、洞富雄（2）、笠原十九司（3）等为首的“大屠杀存在派”；以秦郁彦（4）为首的“中间派”和以铃木明（5）、东中野修道（6）、田中正明（7）等“不存在派（幻影派）”，而我
们看一下被中国年轻人称为“右翼”的“中间派”历史学家秦郁彦的话，也许会对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杀的现状有一定的了解：
看一下所谓“大屠杀存在派”和“幻影派”的论争，让人觉得他们没有做出明确的定义，论点也完全无法咬合在一起，使洞富雄将“不存在派”定义为“幻影派”的，是铃木明所著《“南京大屠杀”的幻影》（文艺春秋，1973年)一书，但是一读这本书才知道，铃木明明确断定为“幻影”的，仅仅是“百人斩”（8）的传说，而对于日军全面的暴行的存在没有否定，而且一般来说是肯定的。
就是说，这本书的内容和书名是不同的，如果书名改为《“南京大屠杀”中有一部分是幻影》，就有可能避免误解。本是一部力作，但是在这一点上令人惋惜。
被中国批评为“骗人之书”（见《世界知识》，1985年8月7日号）田中正明的《“南京屠杀”的虚构》（日本文教社，1984年），也同样近于“挂羊头卖狗肉”，如果看到这个书名，然后再看渡部升一（9）充满结论性的推荐文--“如果读了此书，今后还继续说有所谓„南京大屠杀‟的人，也许只好给他打上„名符其实的左翼‟的烙印”，那么性急的读者也许会马上得出南京大屠杀全部都是“虚幻的空中楼阁”的结论。
可是，如果真的读完这本书，“一部分鲁莽的士兵的暴乱”（80页），“日军中也有军纪松弛的现象，抢劫、暴行、强奸等在扫荡前后也许发生，这一点我并不否定”（189页）--如此充满矛盾的记述到处可见。而他一方面说：“如果说如此血腥的大惨剧连日进行，那么为什么多达120人的从军记者和特派员、摄影记者没有一个人看到呢？甚至没有一个人听到这样的传闻”（241页），一方面同盟社记者前田雄二谈论目击杀死俘虏的场面又在书中登场。
到底谁以什么理由杀了多少人，才算“屠杀”或“大屠杀”？铃木和田中都在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的情况下论及“幻影”与“虚构”，只能使读者的头脑混乱。（10）
日本在满洲事件以来，对中国侵略十几年，包括南京事件在内，给予了中国国民莫大的痛苦和损害，这是严峻的历史事实。但是尽管如此，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百万以上的日本兵和滞留日本人不进行报复，允许将他们送回故国。在昭和四十七年（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之际，对于日本准备支付的战争赔款也不索求，如果是知道这些事实的日本人，对于这两项“负债”是决不能忘记的。
也许是忘记了这些，有些轻率的人不惜篡改第一手史料（也许是指田中正明篡改松井石根日记，译者注），硬说“不存在南京大屠杀”，并拿出中国政府坚持的象征性数字“30万”
或“40万”来论是非曲直。如果美国的反日团体展开运动，说日本教科书中出现的原子弹爆炸死难者人数（至今实际数字仍然不明确）“过多”，“是虚幻”，日本的被害者会怎样想呢？
即使对于数字的幅度有诸种说法，但是在南京，由日军制造的大量的“屠杀”和各种不正当事件是不可动摇的事实。笔者作为一个日本人，衷心向中国人民道歉，而且确信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不会有今后的日中友好。（11）
秦郁彦是为日本保守势力信任的历史学家，现在也深受安倍晋三首相为首的上层信任，对于他的史学观点，笔者未必全部赞同，但是作为一个对南京大屠杀问题有着深入研究的“中间派”史学家的见解，可以使我们管窥这样的事实：就是极力想否定南京大屠杀存在的人，也会在严峻而难以动摇的历史事实面前，不得不“挂羊头卖狗肉”，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题目之下，不得不承认屠杀的事实，而那些身居高位的政治家至今还坚持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观点，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对历史的无知。
秦郁彦在其著作《南京事件》中考证，屠杀俘虏，是日本的“上海派遣军”和“中支那派遣军”的不成文的方针，捕获俘虏的部队如果向上级的司令部询问如何处理俘虏，几乎毫无例外都会下达“处理掉”的命令。由此也导致了南京大屠杀中成千上万屠杀俘虏，血流成河的天怒人怨的暴行。
秦郁彦还在书中引用了当时占领南京的第十六师团经理部主计少尉小原立一1937年12月14日的日记再现当时残酷屠杀中国俘虏的事实：
听说最前线的7名士兵捕获了大约310名正规军，我们就去看。那里什么样的家伙都有。缴获了他们的武器，并进行搜身检查。这里面有3个家伙企图逃走，马上遭我军枪杀。然后把他们一个一个拉到100多米以外的地方，200多个军人全部被刺杀……其中还有一个女的，把她杀掉后在阴部插入木片。听说还有2000多人正在逃跑。有许多我军士兵是在胸前挂着战友的骨灰盒刺杀俘虏的。（12）
日本军队之所以残杀俘虏，与当时日本军队的精神结构有很大关联。当时他们将“以死尽忠”等“武士道精神”鼓吹到极致，也使日本的军队轻视自己士兵的生命。日本军队一贯把成为俘虏作为一种禁忌。1932年，举世闻名的“1·28”上海淞沪抗日保卫战爆发了，在会战中，日军第9师团第7联队大队长空闲升少校重伤昏迷后，做了俘虏。
中国19路军按照国际法准则，治好空闲少校的伤并就把他释放了，而空闲少校居然被“支那军”俘虏，被日本军队看成是“皇军”的一大耻辱，在重重压力下，空闲少校只得自杀。
空闲少校死后，反而成为了日军的榜样，军部大肆宣传空闲升的剖腹自杀符合武士道精神，以后在日军中养成了一种默契，被俘又被送回来的人，必须自杀谢罪。而空闲升自杀事件，在1932年在日本拍成了名为《散去的大和樱：空闲少校》的电影，极力赞美因为成为俘虏而自杀的行为。特别1941年，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签署颁布《战中训》，明文禁止军人在战争中成为俘虏。
秦郁彦在《南京事件》中指出：
严禁成为俘虏的日本兵，不可能以宽大的胸怀对待敌国的俘虏，作为军官也无法要求士兵这样做，在上海和南京战的苦战之后，更是如此。
1945年，在父岛（现隶属东京都小笠原群岛中的一个岛）发生了将美国空军驾驶员俘虏后处死，并吃了他的肉的猎奇事件。战后，在关岛的军事法庭上，参与此案的负者人，中将立花芳夫为首的当事者们被宣判死刑，因此案连坐的一名日军大尉对来探望他的堀江芳孝少校说：“日本这个国家把成为俘虏的军人视作国贼，难道这不是日本军人残酷对待外国俘虏的原因吗？虐待俘虏，是全体日本国民的责任，让个人来承担这个罪责，难道不是错误的吗……我是充满对国家的痛恨而死的”。
（13）
【日本人南京大屠杀认知之二：日本政治家的南京大屠杀认识】
日本政府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公开见解是：
1. 日本政府认为，无法否认日军在进入南京（1937年）以后，杀害了很多非战斗人员和掠夺行为等的事实。
2. 但是，关于受害者的具体人数却有很多说法，日本政府认为很难认定哪些数据是准确的。
3. 日本坦率认识到：在过去的一段时期，由于殖民统治和侵略，给很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各国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我们会把深刻的反省和衷心的道歉时刻铭记于心，决心不再发动战争，走和平的道路。（14）
应该说，日本大多数的政治家的见解和政府见解是一致的，但是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也屡见不鲜。
2007年4月22日，时任国土厅长官的奥野诚亮在记者会说：“白种人把亚洲变成了殖民地，然后就说只有日本是坏人。”日本“当年并没有侵略意图”，宣称“日本一直不是一个侵略国家”，并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竟说“卢沟桥事件是偶然发生的”。
这一言论引发亚洲国家强烈抗议，奥野诚亮不得不被迫辞职。
2012年2月20日，由中国共产党南京市委员会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刘志伟带队的南京市人民政府赴日代表团与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会谈时，河村隆之认为南京事件（即中国方面所称“南京大屠杀”）未发生过。
2012年3月6日，由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委员会发起了名为“支持„河村发言‟、击退„南京屠杀‟的虚构国民集会”，现任日本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当时为众议院议员的稻田朋美赶去声援，在集会上，她公开宣称“没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这也是她一贯的观点。
2014年2月3日，安倍任命的日本广播协会经营委员百田尚树在公开演讲中称，1938年蒋介石曾宣传“日本军队实施了南京大屠杀”，但世界各国对此无视，原因在于根本不存在南京大屠杀。战后，南京大屠杀在东京审判中如亡灵般出现，这是因为美军想要抵消自己所犯罪行。
【日本人南京大屠杀认知之三：加害者的南京大屠杀认识】
与日本政治家不同，参加过南京战役的日本军人，很少有人出来为南京大屠杀辩解，相反还有人站出来揭露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罪行。2006年逝世的日本老兵东史郎，曾参与了1938年12月开始的南京大屠杀暴行，还曾参加过天津、上海、
徐州、武汉、襄东等战斗和战役。半个世纪后，东史郎幡然醒悟，站出来对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进行反省和揭露。
而作为南京大“南京大屠杀”的“最高指挥官”的松井石根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看法也是十分发人深省的。松井石根在日本和中国都被认为是甲级战犯之一，特别是在中国人印象中，松井石根是南京大屠杀事件中十恶不赦的元凶。其实松井石根不是甲级战犯，同时他也是一个立场和性格都非常复杂的人物。
松井石根，1878年7月27日出生在日本名古屋市的一个武士家庭，189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大学。陆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参谋本部中国班，松井主动要求去中国任武官，遂被派往北京任驻外武官，后被调任上海，受到当时支持孙中山革命的沪军都督陈其美的欢迎。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松井石根再次到中国，作为驻外武官在北京和天津常住，在此期间他支持孙中山所领导的护法与反军阀运动，与当时的中国政界人物如孙中山、汪精卫、宋子文、胡汉民、何应钦、张群、戴天仇等结为挚友。
1927年，中国的国民政府分裂成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和以汪精卫等为首的武汉政府，在“正统”问题上，各方互不让步，剑拔弩张。武汉声称“迁都”，南京则表示欢迎来京“柄政”。
结果是蒋介石于8月13日退避下野，促成8月19日宁汉及沪（西山会议派）三派合流。
松井石根知道蒋的处境后，通过张群密约蒋介石来日共商中国政事，蒋介石遂于1927年8月24日秘密来日，时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的松井石根带着自己的心腹佐藤安之助，多次与蒋介石、张群等会谈，并积极斡旋蒋与田中义一首相见面。
但是翌年发生了日本关东军爆杀张作霖事件，后又发生“9·18”事变，使松井石根依靠蒋介石在中国建立亲日政权的计划受到沉重打击，对此松井石根十分愤怒，主张严惩爆杀张作霖的首犯河本大作，并向田中义一首相进言，据说田中义一也赞成松井石根的主张，准备严惩河本大作等，但当时的风潮是“上克下”，下级将校动辄杀气腾腾，白刃溅血，田中义一屈服于他们的压力，此事不了了之。
1933年3月，松井石根就任军事参议官，同年8月，调任驻台湾日军司令官，组织“大亚细亚协会”，自任会长，言称欲以孙中山“大亚细亚协主义”为宗旨，把亚洲从白人的殖民主义之中解放出来。1935年年8月，转入预备役。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日本政府起用“中国通”松井石根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赴华指挥日军作战。
淞沪会战持续近3个月，中日双方投入作战兵力超过百万，至当年11月，侵华日军在松井石根的指挥下，以4万多人的伤亡代价，攻占上海。11月7日，日军参谋本部编成“中支那派遣军”（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兼任司令官，辖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
11月22日，松井石根正式向参谋本部呈报，主张“必须攻占南京”，12月1日，日本参谋本部据松井石根的要求，电令华中方面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同日，松井下达了准备攻克南京的作战命令。12日，日军第6师团以重炮猛轰南京中华门，炸塌城墙数处，日军蜂拥而入，南京沦陷。12月17日，松井石根率华中方面军举行声势浩大的“入城式”。
日军占领南京时，制造了大屠杀事件，松井石根也承认，“我军南京入城之际，惹起几多暴行掠夺事件，损伤皇军威德的事件不在少数”，并“不堪痛惜”。迫于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日本政府于1938年2月，召回松井石根及其部下将佐约80人。同年7月20日松井石根出任内阁参议，至1940年辞职。
在松井回国退役后，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上海北郊大场镇带回血土，请爱知县常滑的佛像陶工柴山清风和雕塑家小仓右一郎的帮助，用血土塑成一座高3.3米，重约600公斤的观音像——兴亚观音，1940年2月14日，他在热海的伊豆山举行了兴亚观音“开眼式”，以祭奠中日两国的战死者，观音像向
着南京方面合掌，松井石根亲笔写下的“兴亚观音缘起文”中有如下的一段话:
“余拜大命转战江南，所见亡灵无数，痛惜不堪。为凭吊此等亡灵，采江南各战场彼我之战血尽染之泥土，建立施无畏慈眼视众生之观音菩萨像，以此功德，永施怨亲平等之回向
(15)，与诸人同念此观音力，祈仰东亚之大光明。”
距观音像不远处还建了一座观音堂，堂内祭坛正中设有一座观音坐像及一座立像，观音像前的木匣内摆放着记有松井部下战死者23104人的名册，两侧还立着两个牌位，写着“支那事变日本战殁者灵位”和“支那事变中华战殁者灵位”，以此表示对中日双方战死者的祭奠。
松井石根为什么建立“兴亚观音”，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复杂的精神结构。
虽然松井石根自己和日本的许多研究者都认为他作为日本陆军中的“中国通”，“对中国充满了感情”，但是他却积极主张攻占南京。
松井出征之前，日本大本营在《关于派遣军之奉敕命令》中向他下达的任务是：“扫荡上海附近之敌军，占领其四方要地，保护上海侨民之生命。”这一命令将上海派遣军的作战范围规限于上海周围地区。因此，占领上海，大本营既定的作战
目标已经达到。但是松井主张一直打到南京，认为“有必要一举覆灭南京政府”，1937年8月19日，在大本营没有决定占领上海后是否攻打南京的境况下，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的松井石根从东京出发，来到东京站来为他送行的有首相近卫文麿、陆军大臣杉山元，松井石根对近卫文磨：“我是一定要打到南京的，这一点请首相谅解。”大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味道。上海陷落后，日军参谋本部派河边虎四郎课长来和松井联络。松井对他发誓说：“请放心，吾意已决，非打下南京来给你们看看！”11月15日，他又向从东京来的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和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面呈“进攻南京的必要”。11月19日，各路日军追击撤退的中国军队，纷纷抵达大本营的战略限制线。第10军部队首先突破限制线，向西追击。松井不仅未加制止，反而再次向大本营提出“向南京追击有利”的意见。在松井的推动下，大本营经激烈辩论，最终决定全面推进中日战争。
而在东京审判中，有关他推动全面侵略中国的动机，他在法庭上是这样陈述的：
“原本日支两国的斗争，是所谓„亚细亚一家人‟中的兄弟之争，不待言，日本当时依靠武力，救援在支那的日本人，维护陷入危机的日本的权益，实在出于不得已，恰如家兄一忍再忍，弟犹暴乱不已，于是兄敲打其弟，全非出于厌恶，而是爱之甚
深，以此为手段促其反省，此乃吾长年之信念。此次受上海派兵之任，殊基于此信念，切望为日支纷争之解决尽瘁。绝非希望此次派兵成日支两国民间长久相互怨恨之因，而是期冀反成而后两国亲善提携之基础。”（16）
松井石根的这种观点，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杀戮即拯
救”“侵略即拯救”的观点。曾在菲律宾内格罗斯岛担任日军警备队长一名陆军大校因下令屠杀俘虏在1948年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他留下的辞世和歌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被害加害全没有，佛光普照平等无。”(17)
这首和歌生动体现了日本的一种“被害者也成佛，加害者也成佛”的离奇的生死观，这是日本武士文化在彻底地放弃了日本王朝文化对生命敬畏的“怨灵恐惧”的生死观后的一种极度变形的生死观。一般的宗教中都与“罪与罚”的意识，这种“罪与罚”的意识规定：作恶的人在生前作恶，即使生前没有受到惩罚，死后也一定会受到地狱之火的惩罚与拷问，但是在“被害加害全没有，佛光普照平等无”和“杀戮即拯救”的观念中，一切“罪与罚”的观念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使日军肆无忌惮地打开了人性中最阴暗、最残酷的“潘多拉的盒子”，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日本侵略军肆无忌惮地杀戮，而没有任何犯罪意识是理所当然的。
日军占领南京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件。在此后约6个星期的时间内，日军官兵在南京城内肆无忌惮地烧杀淫掠，犯下了极端残暴的反人道罪行。南京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被日军用枪击、刺杀、活埋、水溺、火烧等各种残忍手段成千上万地集体屠杀或零星杀戮，被日军奸淫的妇女超过两万人。
在东京审判中，松井石根因对他所率领的侵华日军犯罪没有有效统治，有效制止，被裁定为乙级战犯（甲级战犯嫌疑部分，被判无罪），处以绞刑。
1948年12月9日(他在12月24日凌晨被处刑），他与监狱里的宗教教诲师花山信胜谈话时说：
南京事件真让人感到耻辱至极。南京入城后，在举行祭奠仪式的时候，我说：支那的死者也一起祭奠吧！可是参谋长以下的人什么都不懂，说什么这样会挫伤日本军的士气。以师团长为首，都干了那种事情。我在日俄战争的时候，作为一名大尉从军，南京事件中的师团长和那时的师团长根本没法比。那时对支那人不待言，对俄国人在俘虏处理等方面，都处理得很好，这次却不是这样。政府当局可能也会这样考虑，但是无论从武士道还是从人道的立场出发，和当时（日俄战争）完全不一样了。祭奠仪式之后，我把大家召集在一起，我非常生气，我哭了。当时朝香宫（18）也在，柳川中将（19）也在。我说：
本来是显赫皇威的盛事，因为那些兵的暴行，一下子使名誉扫地。可是在那儿以后，大家都笑了，更有甚者，有一个师团长还说：“那种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如果因为我一个人落到这种结果，能促使当时的军人们深刻地反省，哪怕是多有一个人反省，我也非常高兴，正是如此，我希望就这样往生。（20）。 从各种资料看，松井石根在东京审判中并没有否定侵华日军存在着滥杀无辜、强奸、抢劫等暴行，他也多次下令严肃军纪，但是一个罪恶目的不会用善良的手段来完成，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不能以正义的手段完成。参加占领南京的日本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曾在日记中写过这样一件事，就是1938年1月22日，他曾去中支那方面军司令部去见松井石根，松井和他谈到他的部下抢劫民众家具等军纪问题，中岛立即反驳他说：“对家具问题也如此小肚鸡肠地抱怨，破国杀人的事都干了，我们师团拿回去点家具算得了什么？”（21）而中岛今朝吾就是在南京大屠杀中大量屠杀俘虏的刽子手。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处理这七、八千人，需要相当大的壕沟，一时难以发现适当的地方，有一个方案是，把每120人分成一个小组后，分配适当的军力把他们分别带领到适当的地方然后处理。（已预订）”（22）
在当时日本占领军杀人如麻的情况下，松井强调所谓“军纪”，只能是一种自嘲。
虽然日军当局极力封锁南京的消息，但是当时留在南京的外国记者，如美联社记者叶兹·麦克丹尼尔(C.Yates McDaniel)、《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特洛简·斯提尔(Archibald Trojan Steele)、《纽约时报》记者提尔曼·杜丁(Frank Tillman Durdin，或译蒂尔曼·德丁)、派拉蒙新闻摄影社记者阿瑟·孟肯(Arthur Menken，或译门肯)等在南京沦陷时，都在南京。他们很快把南京的惨状传遍了世界，当时南京国际安全区的传教士们，也不断整理出日军暴行的证据，向日本外交与军事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南京的暴行引起了全世界的公愤，日本政府也不得不将这起天怒人怨的大屠杀的现地最高负责人松井召回日本。而回到日本后，也许那些他所知道的，包括可以说出来和不可以说出来的无数残酷的事实，使他“以战争拯救日支亲善”的荒谬逻辑彻底崩溃，1938年2月10日，东京当局派使者来到南京，向他传达撤销他中支方面派遣军总司令职务，回京待命的命令，而其现职由教育总监畑俊六接替。松井在那以后的1938年2月14日的日记中怃然写道：
“如此巨大之牺牲使吾颇感责任之重大，吾实难以将这次归朝视为凯旋，大命如此又何以为之？痛恨至极。”（23） 回国之后，可能罪的意识的复苏，也是他建立“兴亚观音”一个重要因素。
兴亚观音建成后，松井石根聘请新潟县日莲宗的僧侣、旧知伊丹忍礼做看护兴亚观音的“堂守”，伊丹忍礼曾讲述过如下的事情：
“在兴亚观音建成不久后的一天，松井像以往一样来参拜，他突然发现兴亚观音的手臂没有了，眼睛也闭上了。他以为是遭到了侵入者的破坏，马上报警。附近派出所的警察赶到这里一看，兴亚观音像上没有任何损伤，其实只有松井自己看到了观音像的损伤，而且这样的事情出现过二三次。”
“也许是上海战役和南京战役使许多日本人和中国人伤亡，夺取许多尊贵的生命，而对此的自责之念，使松井看到了不可知的幻觉吧？苛责腐蚀着他的精神和肉体，使他产生幻觉。”
（24）。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南京大屠杀中，日本独特的精神结构与生死观在武士阶级精神结构和生死观的延长线上，发生了最恶劣的质变，它不仅不能带来日军对自己残酷行为的自制和反省，在特殊的情况下，还会助长对他人与自我的残酷行为，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松井石根建立兴亚观音的1940年2月，也是在中日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在自己的国家建立祭奠包括敌国将士在内的观音像，是在日本以外的任何国家里都不可能做到的，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独特的生死观使然。这种生死观发轫于日本皇家与平
安贵族“怨灵恐惧”的王朝文化，并被武士阶级继承，形成了“死者一如”“死者即佛”的文化，这种文化看起来是承前启后而浑然一体的，但却又是日本文化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极”，日本人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常摆动于这两极之间，当历史的钟摆摆向王朝文化，就体现出日本文化“菊与刀”的性格中“菊”的一面——优柔悱恻，纤细玲珑，哀婉凄切，悲怜生命；当时代的秒针指向武家文化，就会体现出其文化性格中“刀”的一面——勇猛暴戾，精忠不渝，知耻少仁，而当它摆动到日本侵略战争的极端的文化意识之中时，还会体现出无比残忍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