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李景治院长的一封信
亲爱的景治院长：
您好！
以现在的身份，我本不应对国关学院内部的意见分歧说些什么，但您的“国际关系学院是怎么评职称的——致全院师生员工的第三封公开信”一文，详细涉及到了我本人的职称评定问题，似乎是下定决心硬要把我往“火坑”里推。既然如此，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在这里就几个当时评职称的实际过程向您做一回顾性请教。说得不对，请您批评指正，也请国际关系学院的同事们批评指正。
其一，在我职称评定的问题上，我本人对您的处理方式是有意见的。去年我正在石家庄讲授MPA政治学原理课程的时候，听说院里召开了关于布置职称评定的会议，其主要精神是：政治学专业的教授名额已满员，当年不能再产生教授人选。按照规定，一个学科教授已满员，如果没有新资源的介入或旧资源的退出（如成功申报国家重点学科，或有教授退休等），就意味着若干年内该学科不能再遴选教授。面对这种情况，我想因我出差未到会，院领导一定会找我谈谈，解释制定这一方案的理由及其对我们这类教师的安排，甚至我还梦想院领导能考虑我的具体处境，会向上级反映情况，争取名额。但令我十分失望的是，没有任何院领导找我谈过此事，一切都显得那样地自然而然，顺理成章。我实际上被“冷处理”了。
在人民大学任教近20年的我，当时心里觉得十分憋屈。作为一位普通教师，我深知校领导公务繁忙，每每看到学校的发展和进步，我们都会对校领导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艰辛努力，表示出由衷的敬佩之情，真不忍心因自己的这一点点事情打扰他们。但眼见职称晋升已无希望，以至于几年内都将一片渺茫，走投无路，我就直接给校领导写信放映了情况，同时抄送“李景治院长、李宝俊常务副院长、及全体教授”。但让我十分震惊的是，学校领导不仅亲自过问了此事，而且学校职能部门还根据我的专长和学校学科结构调整的需要，提出了解决我的问题的具体方案。这使我大为感动。由此我想，如果我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妥，面对这样的校领导，即使他对我的批评再严厉，处理的方式再直率，我都要说一句：我服气！这就是您信中所说“萧延中教授一再表示感谢”的事吧？但我想提醒您，您搞错了我感谢的对象。
有鉴于此，我不认为院长您在我职称评定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是积极的和妥当的，我绝对不认可您所说的意思：萧延中被评为教授是国关学院核心领导层积极争取的结果。
其二，在具体那天评职称的会议上，诸位教授认真审查的态度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当时一位著名的资深教授向我提问：“你对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历史脉络是如何把握的？”“请给出你的具体论据。”还有其他教授也都认真地提出了相当高端的理论问题。这样的提问使我感到了学术审评的严肃性，进而就我所能进行了答辩。从他们的表情上我看得出来，他们对我的答辩是满意和基本满意的。按您所说，参评教授14人，虽然我不知道最终哪些教授投了我的支持票，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其中不包括您本人。按规则，我要成为第一候选人必须超过半数，这样起码须要有8张赞成票。这是一个讨论我能否被评上教授职称的基本前提之一。应当说，这个结果是出乎院领导预料之外的。
至于说到张鸣教授在会上“冲着所有的评委大声吼道：‘你们不给萧延中评教授，是天理难容！’”这在说话态度上可争可议，但作为一个系主任，为其配合工作的副主任如此不管不顾，甚至“有辱斯文”，这难道又有什么不能让人理解的吗？张鸣，性情之人也，为人仗义，好打抱不平。这可能就是他率真的一面，同时也可能是他毛病的一面。但作为一名教师，我更喜欢这样的“坏”头头。说张鸣借我说事，起码他还有“借”的资格，您这也“借”我说事，似乎并不具备“歉意”的条件。
在评职称前和评职称后，我没有为此事找过评委们申诉和感谢。在此我想郑重地做一弥补：我深深感谢包括张鸣教授在内的对我进行严肃学术审查的诸教授评委们！这不仅包括投我赞成票的评委，而且还包括投我反对票的评委，因为我已把他们中肯的意见一并带到了具体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之中去了。
其三，说到我调离国关学院以后的课程安排问题，似乎成了您对我的“恩赐”，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在国关学院承担了两门课程，一是“中国传统政治理论导论”，一是“政治心理学导论”。两门课程都是政治学科的基础内容之一。我提出，目前这些课程系里无人替代，因此我愿意继续教授，同时培养接班教师。这些建议得到了您的赞许。现在我主动承担由于调动而出现的空缺课程，怎么会成了我摇首摆尾祈求课程的笑柄？！这真的让我整个一个“昏” ！现在我想说，如果国关学院觉得还需要我继续讲授这些课程，本人必须事先征得中共党史系领导的批准，然后才能效命。另外，说到那个“国关学院某研究所研究员”的赏赐，其实您弄错了。那个研究所的全称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思想与文化研究所”，是学校直属的研究所，原来由中共党史系政治思想史教研室代管。自从90年代后期该所成立之日起，我就是该所的老资格研究员。何来从天而降的再一次“研究员”册封呢？ 这样说来，您对我的“仁至义尽”又从何说起呢？
景治院长，最后说一句“对不起！”延中有失雅敬！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我是被您的信，更确切地说是被起草此信的“高人”给逼的，明哲已保不了身也，不得已而为之。
好了，我想说的就这些。占用了您的宝贵时间，不好意思。期望不要由于这种纯粹工作上的探讨，影响了我们之间的同事关系。
此致
敬礼
教师：延中 敬上
2007年3月20日凌晨匆匆
致李景治院长的一封信
亲爱的景治院长：
您好！
以现在的身份，我本不应对国关学院内部的意见分歧说些什么，但您的“国际关系学院是怎么评职称的——致全院师生员工的第三封公开信”一文，详细涉及到了我本人的职称评定问题，似乎是下定决心硬要把我往“火坑”里推。既然如此，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在这里就几个当时评职称的实际过程向您做一回顾性请教。说得不对，请您批评指正，也请国际关系学院的同事们批评指正。
其一，在我职称评定的问题上，我本人对您的处理方式是有意见的。去年我正在石家庄讲授MPA政治学原理课程的时候，听说院里召开了关于布置职称评定的会议，其主要精神是：政治学专业的教授名额已满员，当年不能再产生教授人选。按照规定，一个学科教授已满员，如果没有新资源的介入或旧资源的退出（如成功申报国家重点学科，或有教授退休等），就意味着若干年内该学科不能再遴选教授。面对这种情况，我想因我出差未到会，院领导一定会找我谈谈，解释制定这一方案的理由及其对我们这类教师的安排，甚至我还梦想院领导能考虑我的具体处境，会向上级反映情况，争取名额。但令我十分失望的是，没有任何院领导找我谈过此事，一切都显得那样地自然而然，顺理成章。我实际上被“冷处理”了。
在人民大学任教近20年的我，当时心里觉得十分憋屈。作为一位普通教师，我深知校领导公务繁忙，每每看到学校的发展和进步，我们都会对校领导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艰辛努力，表示出由衷的敬佩之情，真不忍心因自己的这一点点事情打扰他们。但眼见职称晋升已无希望，以至于几年内都将一片渺茫，走投无路，我就直接给校领导写信放映了情况，同时抄送“李景治院长、李宝俊常务副院长、及全体教授”。但让我十分震惊的是，学校领导不仅亲自过问了此事，而且学校职能部门还根据我的专长和学校学科结构调整的需要，提出了解决我的问题的具体方案。这使我大为感动。由此我想，如果我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妥，面对这样的校领导，即使他对我的批评再严厉，处理的方式再直率，我都要说一句：我服气！这就是您信中所说“萧延中教授一再表示感谢”的事吧？但我想提醒您，您搞错了我感谢的对象。
有鉴于此，我不认为院长您在我职称评定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是积极的和妥当的，我绝对不认可您所说的意思：萧延中被评为教授是国关学院核心领导层积极争取的结果。
其二，在具体那天评职称的会议上，诸位教授认真审查的态度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当时一位著名的资深教授向我提问：“你对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历史脉络是如何把握的？”“请给出你的具体论据。”还有其他教授也都认真地提出了相当高端的理论问题。这样的提问使我感到了学术审评的严肃性，进而就我所能进行了答辩。从他们的表情上我看得出来，他们对我的答辩是满意和基本满意的。按您所说，参评教授14人，虽然我不知道最终哪些教授投了我的支持票，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其中不包括您本人。按规则，我要成为第一候选人必须超过半数，这样起码须要有8张赞成票。这是一个讨论我能否被评上教授职称的基本前提之一。应当说，这个结果是出乎院领导预料之外的。
至于说到张鸣教授在会上“冲着所有的评委大声吼道：‘你们不给萧延中评教授，是天理难容！’”这在说话态度上可争可议，但作为一个系主任，为其配合工作的副主任如此不管不顾，甚至“有辱斯文”，这难道又有什么不能让人理解的吗？张鸣，性情之人也，为人仗义，好打抱不平。这可能就是他率真的一面，同时也可能是他毛病的一面。但作为一名教师，我更喜欢这样的“坏”头头。说张鸣借我说事，起码他还有“借”的资格，您这也“借”我说事，似乎并不具备“歉意”的条件。
在评职称前和评职称后，我没有为此事找过评委们申诉和感谢。在此我想郑重地做一弥补：我深深感谢包括张鸣教授在内的对我进行严肃学术审查的诸教授评委们！这不仅包括投我赞成票的评委，而且还包括投我反对票的评委，因为我已把他们中肯的意见一并带到了具体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之中去了。
其三，说到我调离国关学院以后的课程安排问题，似乎成了您对我的“恩赐”，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在国关学院承担了两门课程，一是“中国传统政治理论导论”，一是“政治心理学导论”。两门课程都是政治学科的基础内容之一。我提出，目前这些课程系里无人替代，因此我愿意继续教授，同时培养接班教师。这些建议得到了您的赞许。现在我主动承担由于调动而出现的空缺课程，怎么会成了我摇首摆尾祈求课程的笑柄？！这真的让我整个一个“昏” ！现在我想说，如果国关学院觉得还需要我继续讲授这些课程，本人必须事先征得中共党史系领导的批准，然后才能效命。另外，说到那个“国关学院某研究所研究员”的赏赐，其实您弄错了。那个研究所的全称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思想与文化研究所”，是学校直属的研究所，原来由中共党史系政治思想史教研室代管。自从90年代后期该所成立之日起，我就是该所的老资格研究员。何来从天而降的再一次“研究员”册封呢？ 这样说来，您对我的“仁至义尽”又从何说起呢？
景治院长，最后说一句“对不起！”延中有失雅敬！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我是被您的信，更确切地说是被起草此信的“高人”给逼的，明哲已保不了身也，不得已而为之。
好了，我想说的就这些。占用了您的宝贵时间，不好意思。期望不要由于这种纯粹工作上的探讨，影响了我们之间的同事关系。
此致
敬礼
教师：延中 敬上
2007年3月20日凌晨匆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