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中白嘉轩人物形象的传统文化特征浅析2
六 仁义后面的虚伪
单说种“罂粟”。他对鹿三隐瞒了真相，这说明白嘉轩知道那就是“鸦片”，但他又好像没有骗鹿三，对，是药材，罂粟这东西可以入药，止疼镇静，可吸噬过多会上隐，最终会使人没命，他为什么瞒着人们种罂粟，讲仁义的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这反映出他的仁义背后的虚伪。他隐瞒种“罂粟”真相，其实质在自欺。这说明他的仁爱，善良是局限于白鹿村的范围之内，他没有一种大爱，没有民族意识，只有宗族观念。白嘉轩的仁、善、爱是具有狭隘性的，没有以整个华夏民族为关注点。他想发财，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仁义道德构建起的威严背后隐藏着险恶的一面。也告诉了农村的一个现象：在一个地方当最先发展某一项经济作物时，最早的实践者，收获最大。如果说白嘉轩是一个杀人犯，用“鸦片杀人”。我认为他还没有达到那样的认识高度，作为一个“小地主”他那样做仅仅是为了挣钱养家。如果说他财迷心窍的话，为什么又听朱先生的话犁掉自己家的罂粟地，又兴办学堂、修祠堂。这不只是为了自己，他也有宗族观念，爱民之情的。因此他的良知是没有泯灭的。白嘉轩种植罂粟发了家，抱上了两个孙子，仙草学会了纺线织布。这时白赵氏才发现自己的儿子能力，才将权力全部下放开始隐退。这时白嘉轩正式成为这个家庭的主宰。再没有来自家庭的力量阻碍他。接下来白嘉轩更加自信更有雄心地去更上一个台阶。
七 外在的刚强，灵魂深处的脆弱
白嘉轩为“求雨”当马脚体现出了他的牺牲精神。在紧要的关头能挺身而出，按常人他不会这么干，只要自己有粮吃。可他并没有因此卸掉身上的责任。假如你我是上帝的话，也会赐于白嘉轩神力的。这些情节使我们想起“夸夫逐日，大禹治水。”在这种场面中，没有人不为之感动的。我们的民族之魂是多么震撼人心，体现出了悲壮之美。人在大自然面前是渺小的，不得不臣服于神灵。
当瘟疫在白鹿原上蔓延时，白嘉轩在妻子仙草面前暴露出自己的内心世界。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神。他身上有神性，但还是人性占主宰地位。书中写道白嘉轩结婚时与妻之在新婚之夜有性描写。而后来的生活中对“性”描写根本没有。这表现出白嘉轩对婚姻的态度：夫妻婚后除了生子之外，不是整天沉迷在“性”中而是如何构建这个家庭，创造幸福。有些人认为白嘉轩没有“性”从而得出白嘉轩毫无人性的谬论。他们的家族从担任族长那一天就注定是一个孤独的家族。他的情感
是不轻易外显的，这也不能说明他是一个无情的封建“仁义”守护者。尤其是在“妻子”仙草将被病魔带走之前，他真正露出了一个男人的柔情与脆弱，正当他准备让妻子出去避瘟疫时，瘟神抢先抓住了仙草的头发，他“双手抓住仙草的胳膊呜哇一声哭了。仙草自进这个屋院以来，还没见过丈夫哭泣时会是什么样子，……像个孩子一样可怜地问：‘啊呀天呀，你走了丢下我咋活呀……[①]’”这个细节展现了一个自然的人白嘉轩，这哭声是惊天动地的，是从生命深处发出的。他真正体验到了“仙草”对他生命的重要，只到这一刻他才说出口，他才哭出声。以前他是将眼泪流到心中，这时他心里再也装不下这来自灵魂的悲伤之泪。接着他拉着仙草去看医生，又为他煎药，至于叫孝文和白灵回来见母亲一面，白嘉轩这样做其实心里还在赌气，那个面子他拉不下来。如果说仙草想见这两个孩子一面，还不如说仙草想为两个娃求情，希望得到丈夫的原谅。瘟疫侵袭白鹿原。这反映出了村民对待病魔的态度。他们大多数人是先不在乎，小病不治，直到病情恶化，无可救药的时候把这一切都归于神灵。体现了人们在病魔死神面前的恐惧，生命的脆弱。他在处理小娥的鬼魂的态度上，他去请教朱生，一切可以说是朱先生计划，白嘉轩只不过实施罢了。朱先生去世了他“双手撑住大门门扇放开悲声。[②]”他的悲声除了对朱先生的死表示悲痛，悲痛的也是白鹿原上不再会出现象朱先生这样的人了。他又何尝不是在为自己的一生而哭泣呢。正如费秉勋说：“白轩的悲剧性就在于，作为一个封建性人物，虽然到了反封建的历史时代，他身上许多东西仍呈现出充分的精神价值，而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却要为时代所革除，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就显出浓厚的悲剧性。[③]”他和朱先生的作用对村民没有起到本质的作用，他意识到他们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也不能挽回那美好的回忆。就像老舍笔下的“沙子龙”一样只能将“镖局”改为“客栈”了。他其实为自己和朱先生悲哀，为埋葬他们那个时代嚎出了最后的哭声。后来因黑娃的死气瞎了一只眼睛。这在暗示将来的日子里命运只能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活着。
结语
我们不能从人物形象单一的角度去分析白嘉轩。那是不够的，甚至可以说方法是不恰当的，作者曾说：“我过去遵从性格说，我后来很信服心理结构说；我以为解析透一个大人物的文化心理而且抓住不放，便会较为准确真实地抓住一个人物的生命轨迹。这与性格说不仅不对立也不矛盾。反而比性格说要更深
刻一层，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心理真实。[④]”所以我们要从我们传统文化这个视角来审视他。对白嘉轩这一形象给我们的启示我赞同畅广元先生的看法：“白嘉轩这个艺术典型给读者关于人类存在的真谛的启示主要是：人应该自主的，能动的生存，为使这种生存有意义，人必须认真地建设自己，提升自己；这种建设和提升的一个根本原则，是不能脱离本民族传统的美德和修养，这样人才能获得巨大的持久的人格力量，才有可能使自身存在与其本质的实现相统一。[⑤]”关于白嘉轩的艺术形象塑造上。陈忠实说：“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这是一个生活的演变过程，也是历史的演进过程。[⑥]”所以说，白嘉轩这个艺术形象不能说是陈忠实塑造出来的，而是历史塑造了白嘉轩这一形象。陈忠实只不过发现了他，用语言描述了他。陈忠实曾说：我恪守这样的创作规程：“无论这部小说属优属劣，必须是自己对生活的独立发现，人物描写是这样，风景描绘也必须是这样，作品中人物活动的天地和环境，必须是我可以看得见的具体的东西。其前提必是我经见过也观察过的东西。我没有见过的东西，是无法写出一词一句的。[⑦]”从他的话中表现他是写实派的。他的小说是生活的真实反映。他没有指出“白嘉轩身上的优劣，也没有开出药方，而是在揭露引起国人的重视。他说：我企图追求的一种历史的真实。[⑧]”
在经济的大潮冲击下，我们的民族将走向何方，我们的文化发展方向又指向何方。这是一个富有民族意识、爱国意识的知识分子不能不思考的问题。某一种思想观念的构建必须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来支撑。正如建一栋高楼大厦须要一个坚实的根基。我们的传统文化它深深地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要正视我们的当下国情，最可悲的是漠视我们传统文化。而陈忠实的《白鹿原》的写作目的是如何重建民族精神。这个问题拷问着我们。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带给我们的启示正如王仲生先生说的“我们必须走出传统，但我们只能在传统中存在，完全切割传统不仅不应该，也不可能，关键在于如何认识传统。[⑨]”
【参考书目】：
1.陈忠实，《白鹿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3. 朱寨，《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43页。
4.《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第6期，1998年第2期。
5.《文学家》1986年第4期。
6.《延安文学》1997年第6期。
[①] 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458页。
[②]陈忠实，《
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第458页。
[③]费秉勋，《评白嘉评》，《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
[④]陈忠实，《创作漫谈》，《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4期。
[⑤]畅广元，《与社会审美心理》，《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
[⑥]陈忠实，《创作漫谈》，《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4期。
[⑦] 陈忠实，《创作感受谈》，《文学家》，1986年第4期。
[⑧] 陈忠实，远村，《获矛盾文学奖后答问录》《延安文学》，1997年第6期。
[⑨] 王仲生，《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论陆忠实的》，《文艺理论与批评》，1993年第6期。
《白鹿原》中白嘉轩人物形象的传统文化特征浅析2
六 仁义后面的虚伪
单说种“罂粟”。他对鹿三隐瞒了真相，这说明白嘉轩知道那就是“鸦片”，但他又好像没有骗鹿三，对，是药材，罂粟这东西可以入药，止疼镇静，可吸噬过多会上隐，最终会使人没命，他为什么瞒着人们种罂粟，讲仁义的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这反映出他的仁义背后的虚伪。他隐瞒种“罂粟”真相，其实质在自欺。这说明他的仁爱，善良是局限于白鹿村的范围之内，他没有一种大爱，没有民族意识，只有宗族观念。白嘉轩的仁、善、爱是具有狭隘性的，没有以整个华夏民族为关注点。他想发财，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仁义道德构建起的威严背后隐藏着险恶的一面。也告诉了农村的一个现象：在一个地方当最先发展某一项经济作物时，最早的实践者，收获最大。如果说白嘉轩是一个杀人犯，用“鸦片杀人”。我认为他还没有达到那样的认识高度，作为一个“小地主”他那样做仅仅是为了挣钱养家。如果说他财迷心窍的话，为什么又听朱先生的话犁掉自己家的罂粟地，又兴办学堂、修祠堂。这不只是为了自己，他也有宗族观念，爱民之情的。因此他的良知是没有泯灭的。白嘉轩种植罂粟发了家，抱上了两个孙子，仙草学会了纺线织布。这时白赵氏才发现自己的儿子能力，才将权力全部下放开始隐退。这时白嘉轩正式成为这个家庭的主宰。再没有来自家庭的力量阻碍他。接下来白嘉轩更加自信更有雄心地去更上一个台阶。
七 外在的刚强，灵魂深处的脆弱
白嘉轩为“求雨”当马脚体现出了他的牺牲精神。在紧要的关头能挺身而出，按常人他不会这么干，只要自己有粮吃。可他并没有因此卸掉身上的责任。假如你我是上帝的话，也会赐于白嘉轩神力的。这些情节使我们想起“夸夫逐日，大禹治水。”在这种场面中，没有人不为之感动的。我们的民族之魂是多么震撼人心，体现出了悲壮之美。人在大自然面前是渺小的，不得不臣服于神灵。
当瘟疫在白鹿原上蔓延时，白嘉轩在妻子仙草面前暴露出自己的内心世界。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神。他身上有神性，但还是人性占主宰地位。书中写道白嘉轩结婚时与妻之在新婚之夜有性描写。而后来的生活中对“性”描写根本没有。这表现出白嘉轩对婚姻的态度：夫妻婚后除了生子之外，不是整天沉迷在“性”中而是如何构建这个家庭，创造幸福。有些人认为白嘉轩没有“性”从而得出白嘉轩毫无人性的谬论。他们的家族从担任族长那一天就注定是一个孤独的家族。他的情感
是不轻易外显的，这也不能说明他是一个无情的封建“仁义”守护者。尤其是在“妻子”仙草将被病魔带走之前，他真正露出了一个男人的柔情与脆弱，正当他准备让妻子出去避瘟疫时，瘟神抢先抓住了仙草的头发，他“双手抓住仙草的胳膊呜哇一声哭了。仙草自进这个屋院以来，还没见过丈夫哭泣时会是什么样子，……像个孩子一样可怜地问：‘啊呀天呀，你走了丢下我咋活呀……[①]’”这个细节展现了一个自然的人白嘉轩，这哭声是惊天动地的，是从生命深处发出的。他真正体验到了“仙草”对他生命的重要，只到这一刻他才说出口，他才哭出声。以前他是将眼泪流到心中，这时他心里再也装不下这来自灵魂的悲伤之泪。接着他拉着仙草去看医生，又为他煎药，至于叫孝文和白灵回来见母亲一面，白嘉轩这样做其实心里还在赌气，那个面子他拉不下来。如果说仙草想见这两个孩子一面，还不如说仙草想为两个娃求情，希望得到丈夫的原谅。瘟疫侵袭白鹿原。这反映出了村民对待病魔的态度。他们大多数人是先不在乎，小病不治，直到病情恶化，无可救药的时候把这一切都归于神灵。体现了人们在病魔死神面前的恐惧，生命的脆弱。他在处理小娥的鬼魂的态度上，他去请教朱生，一切可以说是朱先生计划，白嘉轩只不过实施罢了。朱先生去世了他“双手撑住大门门扇放开悲声。[②]”他的悲声除了对朱先生的死表示悲痛，悲痛的也是白鹿原上不再会出现象朱先生这样的人了。他又何尝不是在为自己的一生而哭泣呢。正如费秉勋说：“白轩的悲剧性就在于，作为一个封建性人物，虽然到了反封建的历史时代，他身上许多东西仍呈现出充分的精神价值，而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却要为时代所革除，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就显出浓厚的悲剧性。[③]”他和朱先生的作用对村民没有起到本质的作用，他意识到他们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也不能挽回那美好的回忆。就像老舍笔下的“沙子龙”一样只能将“镖局”改为“客栈”了。他其实为自己和朱先生悲哀，为埋葬他们那个时代嚎出了最后的哭声。后来因黑娃的死气瞎了一只眼睛。这在暗示将来的日子里命运只能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活着。
结语
我们不能从人物形象单一的角度去分析白嘉轩。那是不够的，甚至可以说方法是不恰当的，作者曾说：“我过去遵从性格说，我后来很信服心理结构说；我以为解析透一个大人物的文化心理而且抓住不放，便会较为准确真实地抓住一个人物的生命轨迹。这与性格说不仅不对立也不矛盾。反而比性格说要更深
刻一层，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心理真实。[④]”所以我们要从我们传统文化这个视角来审视他。对白嘉轩这一形象给我们的启示我赞同畅广元先生的看法：“白嘉轩这个艺术典型给读者关于人类存在的真谛的启示主要是：人应该自主的，能动的生存，为使这种生存有意义，人必须认真地建设自己，提升自己；这种建设和提升的一个根本原则，是不能脱离本民族传统的美德和修养，这样人才能获得巨大的持久的人格力量，才有可能使自身存在与其本质的实现相统一。[⑤]”关于白嘉轩的艺术形象塑造上。陈忠实说：“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这是一个生活的演变过程，也是历史的演进过程。[⑥]”所以说，白嘉轩这个艺术形象不能说是陈忠实塑造出来的，而是历史塑造了白嘉轩这一形象。陈忠实只不过发现了他，用语言描述了他。陈忠实曾说：我恪守这样的创作规程：“无论这部小说属优属劣，必须是自己对生活的独立发现，人物描写是这样，风景描绘也必须是这样，作品中人物活动的天地和环境，必须是我可以看得见的具体的东西。其前提必是我经见过也观察过的东西。我没有见过的东西，是无法写出一词一句的。[⑦]”从他的话中表现他是写实派的。他的小说是生活的真实反映。他没有指出“白嘉轩身上的优劣，也没有开出药方，而是在揭露引起国人的重视。他说：我企图追求的一种历史的真实。[⑧]”
在经济的大潮冲击下，我们的民族将走向何方，我们的文化发展方向又指向何方。这是一个富有民族意识、爱国意识的知识分子不能不思考的问题。某一种思想观念的构建必须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来支撑。正如建一栋高楼大厦须要一个坚实的根基。我们的传统文化它深深地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要正视我们的当下国情，最可悲的是漠视我们传统文化。而陈忠实的《白鹿原》的写作目的是如何重建民族精神。这个问题拷问着我们。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带给我们的启示正如王仲生先生说的“我们必须走出传统，但我们只能在传统中存在，完全切割传统不仅不应该，也不可能，关键在于如何认识传统。[⑨]”
【参考书目】：
1.陈忠实，《白鹿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3. 朱寨，《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43页。
4.《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第6期，1998年第2期。
5.《文学家》1986年第4期。
6.《延安文学》1997年第6期。
[①] 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458页。
[②]陈忠实，《
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第458页。
[③]费秉勋，《评白嘉评》，《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
[④]陈忠实，《创作漫谈》，《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4期。
[⑤]畅广元，《与社会审美心理》，《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
[⑥]陈忠实，《创作漫谈》，《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4期。
[⑦] 陈忠实，《创作感受谈》，《文学家》，1986年第4期。
[⑧] 陈忠实，远村，《获矛盾文学奖后答问录》《延安文学》，1997年第6期。
[⑨] 王仲生，《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论陆忠实的》，《文艺理论与批评》，199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