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 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宝鸡市渭滨区博物馆 领 队：王占奎
石鼓山墓地位于宝鸡市区正南的渭河南岸台地上，是2012年6月石鼓山村民建房时偶然发现的。之后，省、市、区三级考古文博单位即组成联合考古队，在详细调查与全面钻探的基础上，连续两年进行发掘，共清理墓葬15座，出土了各类文物共计230余件（组）。其中，多达92件的青铜礼器与26组铭文及族徽符号，特别引人瞩目。这不仅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又一次精彩的亮相，也堪称陕西乃至全国商周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
钻探表明，墓地南北长约800米，东西约300米。根据墓葬聚散程度，整个墓地可划分为北区和西南区，呈现“大稀疏、小聚集”的分布态势。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按规模大小，可分为中型和小型两类：小型墓墓室面积不足3平方米，两区各有5座；中型墓墓室面积13平米以上，共3座且仅见于北区，大体呈西北——东南一线分布，依次为M3、M4、M9。另外，北区还有形制、规模不明者2座。
墓向分南北向和东西向，多数墓室口小底大，墓底多有熟土“二层台”，个别为生土二层台；中型墓还有数量不等的壁龛。木质葬具，或一棺、或一椁一棺、或一椁两棺。葬式可辨者均为仰身直肢，墓主头朝地势较高的方位，即朝向台地中脊。小型墓大多于头端二层台上随葬一、两件陶器，或单鬲、单罐、或1鬲1罐，少见青铜器。随葬陶鬲以高领袋足鬲为主。而本次发掘备受关注的两座中型墓（M3、M4）, 随葬品种类丰富，数量多，尤以铜礼器为最，多出于壁龛内。 其中,M3有6个壁龛，5个内出土青铜礼器14类31件，计有鼎、簋、卣各6件，禁、斗各2件，甗、彝、罍、壶、尊、觯、盉、爵、盘各1件；M4壁龛8个，出土青铜礼器11类50件，包括簋16、鼎15、罍、甗各4，壶、簠、盂、牺尊各2，甑、尊、盘各1件。两墓北壁西端壁龛各出1件高领袋足鬲。另，M3二层台及椁室顶部随葬有兵器、车马器及其它小件遗物。棺内均随葬有少量玉器。此两墓相距不远，墓向一致，规模相若，形制相同，出土器物种类与摆放位置接近。凡此表明，两座墓葬的关系密切。而且，两墓均出土见“臣辰先”铭文铜器，更进一步支持这一判断。
出土的92件青铜礼器，不仅数量多，种类丰富，而且铸工精湛，装饰绮丽，也不乏形制新颖、造型异特之器，或属罕见器或首出，皆弥足珍贵。如禁、簠、四耳簋、圆腹簋、方座簋、牺尊等都极具特色。其中，簠（M4-K8:8），近长方形，侈口，斜壁，长方形圈足。壁饰竖向瓦楞纹及夔龙纹。两端有耳，一侧系铃。盖身形态近同。是考古发现的此类器中第一件西周早期器。牺尊（M4-K2:214），似鹿，有爪有翼，体饰云雷纹衬底浅浮雕的龙纹母题纹样，形态逼真。更重要的
是，青铜器上发现了包括“户”、“亞羌”、“父丁”、“史母庚”等26组铭文及符号。总体而言，这批铜器具有商器的一些因素，但又有差异。从组合上看，相对于商墓而言，少酒器而食器突出，体现出一种重食轻酒的文化特色。
根据随葬陶器与铜器特征判断，墓葬年代集中于商末周初。该墓地既有如M3、M4这样规模大、随葬品丰富的中型墓，还有较多规模小、随葬品少的小型墓，显示出一般平民与高级贵族两个层级的人群结构。两座中型墓，也是高领袋足鬲文化迄今为止发现的等级最高的墓葬。
高领袋足鬲伴同大量青铜器集群性出土于墓地，在宝鸡地区还是第一次。同时，发掘的数座同时期灰坑，内涵亦以高领袋足鬲为主，弥补了以往这类居址遗存甚少的缺憾。这有利于以前根据零散而多见的信息所作的、此类鬲代表的是姜姓族团考古学文化的观点。同时，改变了以往高领袋足鬲不可能晚到西周的观点。 居址与墓地俱全，聚落基本要素俱有，由此确认这里当是一处商周时期聚落（封国或采邑），为描绘西周特别是周初政治地理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发掘中还采用了诸如便携式X 荧光分析仪、显微数字图形采集系统、三维激光扫描等现代技术手段进行全方位信息采集；同时，发挥我院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优势，对棺内遗迹整体打包，进行实验室发掘，为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奠定了基础。
总之，石鼓山墓地的科学发掘，在推进商末周初阶段的考古研究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是科技手段与传统发掘方法相结合的又一次实战演练，也将裨益于今后同类工作。
（原标题：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
湖北随州文峰塔东周墓地
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随州市博物馆
发掘领队：黄凤春
随州文峰塔东周墓地位于随州市东城区，现隶属文峰塔社区居委会二组。自2011年起，随州市城市建设逐步扩展至文峰塔墓地一带。鉴于历年此地都有重要曾国的曾侯文物出土。为配合城市建设工程，对工程区域进行了勘探。共发现墓葬60余座，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2年8月至2013年1月，对勘探出的墓葬进行了发掘.
本次共发掘东周墓葬54座，其中土坑墓54座、车马坑2座、马坑1座，共57个单位。土坑墓皆为长方形或方形，大部分为东西向。按墓坑规模可为分大中小三类，其中大型墓7座（长度在5米以上），中型墓8座（长度在4米左右），其余皆为小型墓葬。坑内填土皆为黄红色五花土，土质板结、未见夯筑。在3座大型墓葬中发现有腰坑，坑内或葬狗，或葬陶器。
土坑墓葬中皆有木质葬具，根据朽痕可判定有一椁三棺、一椁二棺、一椁一棺和单棺四种。部分已朽棺椁墓的棺盖上还可辨有棺饰物，棺内大部分都有朱砂，葬式都为仰身直肢，头向东。
本次发掘最大的一座墓葬为M18，墓坑平面呈亚字形，在其南部有一阶梯墓道，墓道阶梯共15级。墓口南北长16.6米，东西宽15.6米，墓口至墓底深9米，墓坑四周设有三级台阶。葬具为木质，为一椁三棺，椁室分东、南、西、北、中五室，棺室居中。该墓早年曾遭盗掘，值得庆幸的是，唯东室未被盗掘，出土有鼎、簋、簠、鬲等70余件铜礼器。椁底设有“井”字形的垫木10根。在椁底板下的中部有一圆形腰坑，坑内放置陶罐1件。另在墓坑的东、北、西三面各有一2×2米的器物葬坑，坑深7.6米。根据器物形制及打破关系，该墓的年代应略晚于曾侯乙墓，属战国中期。根据墓葬规模和出土铭文推断，应为一代曾侯墓葬，墓主为曾侯丙。
除上述墓葬外，本次发掘还发现了2座车马坑和1座马坑。车皆为整体随葬，均为两轮独辕。其中1号车马坑为2马驾，从位置看应归属M43号墓；2号车马坑为4马驾，应归属M29。马坑1座，坑内共葬马8 具，由于附近没有与之对应的墓葬，其归属无法确指，可能属于墓地的祭祀坑。
本次发掘所出遗物有铜、陶、玉石等各类质地的文物千余件套，其中铜器占半数以上，大部分铜器上有铭文，铭文有“曾”、“曾子”、“ 曾公子”及“曾孙”、“曾大司马”、“曾大工尹”等。根据铭文可知，土坑墓葬大多为东周曾国墓葬。另发现有少量战国晚期的楚墓。
文峰塔墓地发掘不仅获得了一批重要曾国遗存，而且创造多个首例，其新发现和学术价值在于：
一、首次在随州境内科学地、完整地揭示了一批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的曾国墓葬，并出土了大批带有曾字铜器的铭文，是建国以来所发现墓葬身份明确最多和最为集中的一次发现。对于判定墓葬国属及墓主身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曾、楚墓葬的同时发现，对确立楚灭曾的确切年代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年代学依据。
二、首次在随州境内发现了曾国的车马坑，已清理的3座车马坑为2马驾和4马驾。对认识和揭示春秋曾国车马殉葬制度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三、首次新发现了一座战国曾侯丙墓，其年代略晚于曾侯乙墓，这是继曾侯乙墓和叶家山西周曾侯墓地发掘后所发现的又一代曾侯墓，填补了西周早期至战国时期曾国之间的空白，对揭示曾国政治中心的变迁及重构曾国历史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四、首次新发现了亚字形的墓葬，刷新了目前已有的东周墓葬形制。根据墓葬规模和出土曾侯铭文，可判定文峰塔墓地应为春秋晚至战国的曾侯墓地。
五、首次新发现了春秋中晚期曾国青铜器失蜡法铸造的直接证据。在M33出土的一件青铜盘的铜梗上发现了众多清楚的蜡流痕迹，这一不可颠覆的新发现，使得迄今纷争不已的失蜡法铸造法有了一个定说。
六、首次新发现了随国铜器。在M21中除出土了一批带曾字铭文的铜器外，同时还发现了一件带有“随”字铭文的铜器，铭文为“随大司马嘉有之行戈”。 随字在此无疑作国名，这是建国以来经科学发掘出土的第一件随国铜器。随国器出于曾孙邵的墓葬中，为曾即随说增添了又一重要的新证据。
(原标题：湖北随州文峰塔东周墓地)
山东沂水纪王崮春秋墓葬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临沂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沂水县人民政府
发掘领队：郝导华
墓葬位于沂水县城西北约40公里处的“纪王崮”山顶，隶属泉庄镇。“崮”是沂蒙山区特有的一种地貌景观，特点是顶部平展开阔，周围四壁如削，再向下坡度由陡至缓。纪王崮顶部面积约0.45平方公里。在纪王崮之上，自南向北有三个大的岩丘，分别称为“擂鼓台”、“万寿山”和“妃子墓”。 其中，最大的是“万寿山”，海拔高度577.2米，为纪王崮的最高点。墓葬则位于擂鼓台的中北部。
由于墓葬被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当地文物部门，分别于2012年2月到7月和2013年9月到10月，对两座春秋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一号墓为带一条墓道的岩坑坚穴木椁墓，由墓室、墓道及附属的车马坑组成。最大的特点是墓室与车马坑共凿建于一个岩坑之中。岩坑呈长方形，其壁斜内收，南北长约40、东西宽约13米。墓道位于岩坑东南部。另外，墓口已遭破坏，未发现封土. 棺室为重棺，位于内椁之内。外棺东西长2.5米，南北宽1.35米。内棺东西长2.25米，南北宽1～1.04米。在棺内人骨的周围铺有一层厚约6厘米的朱砂。人骨已腐朽，从头饰、项饰分析，墓主头向东。
由于下层岩石较难开凿，棺椁下的“腰坑”仅为象征性，没有明确的边界。坑内殉犬一只，头向西北。
墓室东西两侧皆有熟土二层台，东侧二层台只残余一角。西侧二层台完整。 墓道呈东高西低的斜坡状，东向，其西部正对内椁室。东西残长4米，南北宽3.6米。
车马坑位于墓室的北部，南北残长7.5米。残存独辕车四辆, 每辆车由两匹马驾御，在2号车舆内出土有鼎、鬲、敦三件车载青铜礼器，这种现象非常少见。在车马坑东西两侧皆有二层台。东侧二层台台面之上发现成排成列的柱坑，柱坑中部为柱洞。
在棺室、器物箱、车马坑及殉人坑中共出土文物近200件（组），主要包括鼎、鬲、铺、敦、瓠壶、镈钟、甬钟、钮钟、錞于、盘、匜等青铜器，人、戈、
琮、柱形饰、虎形佩等玉器及陶罐、海贝、玛瑙珠、绿松石饰、骨珠等。根据器物形制特点推断，该墓的年代为春秋中晚期。
外椁位于墓室中部，南北长9.24米，东西宽5米。内椁位于外椁中部，东西长3.26米，南北宽1.94米。在内椁南、北各有一个器物箱，南器物箱东西长
3.6米，南北宽1.7米。北器物箱东西残长3.46米，南北宽1.6米。在内椁和器物箱之间及内椁西侧共发现三个殉人坑，皆有一棺，墓主人南北两侧的殉人头向东，西侧的殉人头向南。
二号墓则是一座未完工的岩坑竖穴墓，亦应包括墓室与车马坑两部分。其现存墓口东西长25.2米，由于被破坏，南北宽度未明，也未发现封土。墓分东、西两部分。西部为东西向坑状遗迹，平面略呈西窄东宽的梯形。坑壁斜收，壁面参差不齐。坑底西端呈不规则阶梯状，其余部分较平。坑长14.9米，宽4.4～6.6米。其南壁有向南凿出类似二层台的结构。
东部为带明显二层台的坑状遗迹。其平面不规整，东西长10.3米，南北尺寸未详。北二层台宽6.68米，其东部被破坏。此台由西北向东南呈阶梯状倾斜。其东部有在岩层上凿出的柱坑5个，分布有一定规律。南二层台基本呈长方形，底部长5.7米，台宽1.8～2.2米，台面较平整。东部遗迹东壁南段以石块垒砌成墙，现存石墙宽长6.6米，宽1.5米，高0.4米，两侧墙面较齐整。 二号墓填土中包含春秋时期陶片、兽骨和海螺等遗物。
考古发掘情况表明，纪王崮春秋墓规模较大、规格较高、结构特殊、出土遗物丰富，是山东近几年来东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具有十分重要的科研与保护价值。其墓室与车马坑共凿建于一个岩穴中，是一种全新的埋葬类型，为以后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无论墓葬所处的环境、墓葬的结构、内部出土的文物等，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纪王崮两座春秋墓葬及车马坑的发掘对揭开纪王崮历史传说的神秘面纱，对研究该地区历史和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工艺技术、墓葬制度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
发掘单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益阳市文物处
发掘领队：张春龙
兔子山遗址位于益阳市赫山区三里桥铁铺岭社区。铁铺岭是兰溪河与资江交汇处一条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山岗。为配合建设施工，从2013年5月开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益阳市文物处一起对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
遗址位于益阳市区，因为历朝历代的生产建设活动反复破坏，保存情况不好。目前已完成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发现遗迹上百处，出土大量板瓦、筒瓦、瓦当、
回纹空心砖、回纹小方砖、陶瓷器、漆木器、铁器、铜器、动植物标本、木质生产工具等不同材质文物。
遗迹中有古井16口，井口直径一般为1.1～1.5米，深度9～10米，收集文物众多，其中竹木材质的文物保存较好，最为难得的是有11座井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简牍，总数约15000枚。
简牍是各时期益阳县衙署档案及公私文书，涉及人口、田亩、物产、赋税、司法等，时代为战国楚、秦、张楚、西汉、东汉和三国孙吴。简牍材质通过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鉴定，有杉木、软木松、绿兰、榧树、楠木、化香树、刚竹等。 楚简出自四号井和九号井。四号井底部有方形木框三层，残简8枚，文字为战国楚国文字，内容为衣物织物记录。
九号井第三层一号简为秦二世继位后颁行的文告，是秦二世胡亥继位后第一个月颁布，文中强调继位的合法性，也稍有改革以惠及民众。“始皇帝”换行顶格书写，是诏书、奏疏提到皇帝或当时朝代名称换行顶格的最早文书实例，开后世此类文书体例之先河。同时该简是简牍发现史上最早的皇帝颁行的文告。
“张楚之岁”觚出现于八号井。陈胜、吴广建立政权，号“张楚”。此觚所记“张楚之岁”是益阳当地响应陈胜、吴广起义，并沿用楚国的大事纪年方法，为考古发现的简牍中唯一一例张楚时期实物资料。
出土西汉早期简牍的井三座：一号、五号和七号井，是西汉初年吴姓长沙国益阳县档案。
一号井和七号井有陶井圈护壁，简牍纪年是吴姓长沙国某王的“八年”，最晚不会晚于长沙靖王吴著八年。五号井简牍内容为人口、粮米物资登记。J513 记载有“十七年六月壬辰朔”，“十七年”为长沙靖王吴著十七年，即公元前161年。七号井简牍约500枚，文书格式为年月日、县乡官吏名称、事由、记录者，其中保留有益阳古老的乡名如“阳马”、“下资”、“沩陵”、“都乡”。 西汉晚期简牍出土于三号井。简牍分为木牍和竹简，保存状况良好。长度多为23.5、宽1.3至2.8厘米；特殊的大型木牍长49厘米、宽6.5厘米。文字是毛笔墨书，简牍多有具体年月日，有汉哀帝“建平”、汉平帝“元始”等年号，内容是刘姓长沙国益阳县衙署档案，多为司法文书和吏员管理等。其中司法文书多为刑事案件审结记录，详细记录有文书产生的年月日、承办官吏职位姓名、涉案人员、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经过、判决结果、记录者书佐姓名。地点涉及范围广泛，具体记录方式为郡县亭或郡县里，有长沙益阳、茶陵、临湘、索；南阳宛邑；南郡江陵新安里；万岁亭、益阳亭等。官吏职位设置有：守、相、令、长、掾、史、佐、尉、中尉、亭长等。吏员管理的内容包括吏员人数统计，乡、里官佐的任免等。
J31长49厘米，是目前出土简牍中最早的大木牍。记录了元始元年益阳官吏张勋在向临湘县（今长沙）移送赋税“池加钱”时，监守自盗，贪赃事件的司法处理。
东汉晚期至孙吴简牍出土于六号井，均为木简，约1000枚，同时出土的文物有青瓷器、铜镜等。简的内容为钱粮出入账目等，有“永寿”、“建安”、“嘉禾”等年号。
《后汉书·桓帝纪》、《后汉书·冯绲传》等文献记载，东汉晚期，长沙、益阳社会动荡，“永寿三年十一月，长沙蛮反叛，屯益阳。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众至万余人，杀伤长吏”。六号井的简牍与之年代重合，可与文献相互印证，详细研究当时的社会情态。
对遗址周边区域的调查、发掘表明：兔子山遗址附近存在一处古代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约200米、南北长约300米，是楚、秦汉至唐宋时期益阳县治所在，兔子山位于城址的中心部位。
（原标题：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
四川成都老官山西汉木椁墓
发掘单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 荆州文物保护中心 发掘领队：谢涛
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和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位于成都北郊天回镇老官山地点一处西汉时期墓地进行了抢救发掘，共发掘西汉时期土坑木椁墓4座，出土大量漆木器、陶器、铜器、铁器等珍贵文物。
一、墓葬简况
4座墓葬由南向北分布在蓉都大道两侧，分布范围南北长约50米，东西宽约15米，另1座位于东南，相距约400米处。均早期被盗。墓葬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大小相近，方向近南北向。其中M1、M3有墓道，平面呈凸字形；另2座无墓道，平面呈长方形。建造方式是先挖竖穴土圹，土圹内置木椁，木椁内侧髹红、黑漆，椁板以榫卯结构镶嵌连接。椁内放置一具或两具木棺，棺身由整木加工而成，棺内侧髹黑漆，外侧髹黑漆或红漆，棺外壁有铜泡、木璧装饰。木椁外包裹青膏泥。
墓葬分为有底箱和无底箱两类。无底箱墓为M1。有底箱墓为M2、M3、M4，即在椁室底部又分隔出一层，内部再分成若干箱，各箱内按类别置随葬品。 4座墓葬共出土遗物620余件，其中陶器130余件、漆器240余件、木器140余件、铜器（含钱币）100件，另有少量铁器、竹编器、草（棕）编器等。其中最重要收获有M1出土的50余件木牍、M2出土的玉质印章和4件竹木制织机模型、M3出土的920余支（编号数量）竹简及人体经穴漆人像等。
关于墓葬年代，M1出土有武帝时期五铢，从墓葬形制和其他出土文物综合分析，其时代推测在武帝时期；M2、M3、M4出西汉半两，三座墓葬形制和墓内出土器物与凤凰山木椁墓的非常接近，其墓葬年代推测在景、武时期。
关于墓主身份，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重要遗物分析，墓葬分布区域应是一处有较高身份地位的西汉木椁墓墓地。其中M1出土漆器上有“景氏”铭文，文献记载景氏曾为楚之望族，西汉初年景氏贵族迁至关中一带，后景氏一支又入迁蜀地，墓主或与此有关。M2出土多部织机，M3出土医简等文物，其身份有可能属于相应职业的管理者。
二、出土重要文物价值
1．出土木牍、医简、经络漆人价值
出土木牍内容分为官府文书和巫术两大类。官府文书类如第118号、第158号木牍，涉及内容应与汉高祖时缴纳赋税的法令和汉武帝时“算缗钱”有关，为研究西汉时期赋税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巫术类如第206号木牍，涉及内容应与妇女求子术和禳灾术有关。
出土医简根据竹简长度、摆放位置、叠压次序和简文内容，可分为九部医书，其中除《五色脉诊》之外，都没有书名，经初步整理暂定名为《敝昔医论》《脉死侯》《六十病方》《尺简》《病源》《经脉书》《诸病症侯》《脉数》等。编号M3-137共184支（含残简），内容为《医马书》。
出土人体经穴髹漆人像高约14厘米，五官、肢体刻划准确，白色或红色描绘的经络线条和穴点清晰可见，不同部位还阴刻“心”“肺”“肾”“盆”等线刻小字，比绵阳边堆山汉墓出土的人体经络髹漆人像更为精致、完整。
此次出土大量西汉时期简牍为四川地区首次发现，这一发现使成都地区成为我国又一处重要汉代简牍出土地。从出土九部医书内容分析，初步推测部分医书极有可能是失传了的中医扁鹊学派经典书籍，为中医发展史研究的重大发现。出土的完整人体经穴髹漆人像，应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经穴人体医学模型，与墓葬出土经脉医书相对照，对于揭开中华医学经脉针灸理论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出土织机模型价值
出土四部织机模型放置于M2北底箱，竹木质，结构复杂、清楚，部件上残存有丝线和染料。其中一部织机略大，高约50、长约70、宽约20厘米，其它三部略小，大小相近，高约45、长约60、宽约15厘米，推测应是参照原织机制作的缩小模型，与织机伴出有十多件彩绘木俑，从俑的不同身姿和身上不同铭文推测有可能为司职不同的织工，可能是汉代蜀锦纺织工场实景的模拟再现。 这次出土的四部织机模型初步判断应是织机发展阶段出现的综蹑织机中具有标志性的多综多蹑织机，是迄今我国发现的唯一有出土单位、完整的西汉时期织机模型，对于研究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纺织技术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出土漆器价值
墓葬出土大量漆器有耳杯、奁、几、盘、盒、木俑、马等，造型精美，纹样生动，与文献记载吻合，在《汉书·贡禹传》载：“蜀郡成都、广汉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 “蜀、广汉主金银，岁各五百万”等。这次发现的
大量漆器是四川地区这一汉代漆器最重要的产地发现保存最好，数量最大、器类最丰富的一次，对汉代漆器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原标题：四川成都老官山西汉木椁墓）
河南洛阳新安汉函谷关遗址
发掘单位：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新安县文物管理局
发掘领队：严辉
汉函谷关遗址位于洛阳市新安县，自西汉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杨仆建关，至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汉函谷关素有“中原锁钥，两京咽喉”之称，西汉时期是屏障关中地区最重要的一道门户，东汉迁都洛阳之后，又为八关之首，是洛阳盆地周边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到隋唐时期，汉函谷关都是一处重要的军事关隘。同时，它又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是西行的第一关，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也见证了丝路贸易的繁荣兴盛。2012年，遗址被列为“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遗产点，开展跨国申遗工作。为搞清楚遗址的布局和文化内涵，洛阳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考古工作自2012年6月份开始，2013年10月田野工作结束，勘探总面积约13.9万平方米，发掘面积共3325平方米，取得了重大收获，共发现夯土墙17条、古道路2条、夯土台2座、活动面9处。遗址总体布局基本清楚。此次发掘的主要遗迹有城墙、道路和建筑遗址等。
对关城的东墙和南墙进行了局部揭露。关城东墙气势宏伟，墙体宽度达22米。北部用夯土修筑，南部靠近皂涧河的位置用石头砌筑。夯筑部分由台基和墙体组成，台基东西宽32米，高2.8米，东西两侧以阶梯式逐渐向上递收，顶部为平台。墙体位于台基之上。城墙南侧部分用青质砂岩垒砌，两壁陡直，底部无台基。东墙附近还发现了护堤、排水渠及马道等遗迹。关城南墙临河而建，平面略呈弧形，勘探发现长度约150米，宽度8－18米。经过解剖，南墙为夹心墙，墙体南北两端各有宽约1米的夯土墙，夯土质量好，两道夯土墙中间部分夯土质量较差，底部用碎石片铺垫。
共2条，均为东西向。一条位于遗址中部，勘探发现长度约370米。通过路土解剖，发现路土厚度达2.3米，可分为12期，从西汉建关时一直沿用到现代。这条千年古道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另一条古道位于遗址南部，勘探发现长度约360米，宽度10－15.7米，时代为东周到西汉初期，是建关前古道，建关后被关城东墙阻断而废弃。
建筑遗址
发掘面积900平方米。共发现二期建筑，均为东汉时期。第一期建筑发现有通道、活动面、排水渠等遗迹。通道垂直交叉，用含有大量红砂岩颗粒的红褐色土夯打而成，局部保存铺地砖和包边砖，宽1.9米。踩踏面共发现8处，多被扰乱呈不规则形，有四处踩踏面被通道分割成排列规则的活动空间，保存较完整的
活动面近方形，长8.2米。南侧有一条石砌水渠，应为建筑遗址的排水设施。第二期建筑保存较差，仅发现四处夯土基槽和零星分布的柱础石，墙体部分被破坏。 以陶制建筑材料为主，包括瓦当、筒瓦、板瓦、空心砖、方砖、条砖及建筑构件。其中以板瓦居多，筒瓦次之。出土陶器、瓷器、铁器、铜器等共250余件，钱币108枚。
通过目前的考古工作，遗址布局基本明晰：它是一处东西狭长的小型城邑，卡在峡谷之中，东墙与南北山上的夯土长墙相连接，达到军事防御和控制交通的目的。遗址南部、皂涧河北岸是主要的生活区。中部有一条狭长的东西向通道，也是唯一的通关道路。根据出土遗物和对遗迹的解剖，可以确定城墙、建筑和古道均为汉代修建。
秦汉时期是关隘体系全面发展的时期，但是关隘遗址的考古资料非常匮乏。汉函谷关作为汉代最为重要的一处内关，其考古发现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此次发现，为关隘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为函谷关遗址的保护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为丝绸之路的申遗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原标题：河南洛阳新安汉函谷关遗址)
陕西西安西汉长安城渭桥遗址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发掘领队：刘瑞
渭桥遗址位于西安市北郊汉长安城遗址北侧渭河故道，发掘前为鱼塘所在，2012年4月上旬，在鱼塘挖沙中暴露木桩，后经调查确认为古桥遗存，并测量确定南对汉长安城北侧城门厨城门，编号“厨城门一号桥”。之后，相继发现“洛城门桥”“厨城门二号桥”“厨城门三号桥”及“王家堡桥”、“厨城门四号桥”及“厨城门五号桥”等共3组7座渭桥。
厨城门一号桥，正南1200米左右为长安城厨城门遗址，直北3000米左右为今渭河南岸大堤，向东与洛城门桥相距约1700米。经发掘确定，厨城门一号桥为南北向木梁柱桥，横跨于东西流淌的渭河之上，以自南向北第二组桥桩东、西两侧桥桩测量，桥桩外皮间宽约15.4米（约合秦汉六丈六尺）。目前，厨城门一号桥的北端已经勘探、发掘确定，位于今发掘区南端向北约200米处，南端则据物探及早期大比例测绘资料，暂定于唐家村北旧皂河河道附近，南北估计长约880米左右。
厨城门一号桥的桥桩均木质，残长约6.2－8.8米，周长约0.5－1.5米，一般都是将圆木一端削出长约1米以上的锥形后竖插于河床。从南、北两排桥桩的间距不等，大体约3－7米，且多处桥桩密集而一些桥桩顶部高度相差达2米左右的情况看，该桥使用时间较长，应经多次维修、续建。一号桥还清理出土大量
青石、砂岩质长方形、方形、五边形、梯形等多种形状与规格不等的大型石构件。较多石构件上有一处或多处刻字或墨书题记，内容多为编号、人名。在清理直接埋藏石块的粗砂层时，出土“康熙通宝”铜钱，据此及同出青花瓷片判断，发掘区至迟到康熙时仍在渭河主河道范围之内，尚未淤积成滩。
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鉴定，一号桥桥桩用材主要有侧柏属、云杉属、冷杉属、桢楠属、香椿属等树种。经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对石构件上白灰及一组桥桩的测年情况看，石构件上白灰的时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桥桩测年显示，样品中南排多为杉木（云杉属、冷杉属）的桥桩，大体相当于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北侧一排多为侧柏属桥桩的年代较晚，相当于东汉至魏晋时期。 厨城门三号桥位于厨城门一号桥东约200米，为南北向木梁柱桥，东、西两侧桥桩间宽约8.3米，南、北两排桥桩间距约6－7米。受发掘区南北现代建筑及垃圾影响，桥梁长度暂时不详。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鉴定，三号桥桥桩用材多为硬木松类。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测年揭示，三号桥时代相当于唐代。
厨城门四号桥位于一号桥西约40米，受场地限制，目前仅清理出南、北两排桥桩5根，东西向桥桩分布宽仅4米（暂无法确定桥宽），南、北两排桥桩中心距约5.2米。经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测年，四号桥大体为战国晚期。
洛城门桥正南750米为长安城北墙东侧城门洛城门，直北3500米左右为今渭河南岸大堤。发掘确定，其亦为南北向木梁柱桥，东西两侧桥桩之间约15米，发掘区内已发现东西3排桥桩，相邻两排桥桩间距约9－10米。受发掘场地限制，桥梁长度尚待确定。经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测年显示，该桥大体相当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
渭桥遗址的发现地西安，是周、秦、汉、唐的都城所在，秦始皇都城规划即谓“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在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惠帝建设城墙后，渭河桥梁即成为京师的最要津梁。而在长安城西、南存在以建章宫等宫观为核心的上林苑，使长安城形成仅东、北两向的交通格局后，城北渭桥就为长安城北向、西向交通的关键。汉文帝入京继位大统、张骞出使西域、南匈奴单于归顺入京等一系列重要大事，均发生于渭桥，不仅使渭桥具有了无可替代的交通地位，还具有很高的文化含义。从发掘情况看，厨城门一号桥体量巨大，是同时期全世界上最大的木梁柱桥，是丝绸之路从汉长安城出发后的第一座桥梁，渭桥发掘不仅填补了汉长安城北渭河古桥考古的空白，也填补了桥梁学研究的空白。渭桥遗址“康熙通宝”等清代遗物的发现，揭示出渭河河道西安段的大规模北移应不超过康熙时代，对渭河变迁史、关中环境史的复原研究均具有重要价值。 （原标题：陕西西安西汉长安城渭桥遗址）
江苏扬州曹庄隋唐墓
发掘单位：南京博物院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
发掘领队：束家平
2013年3月，在江苏省扬州市西湖镇司徒村曹庄中星海上紫郡房地产建设项目中发现两座砖室墓（编号2013YCM1、M2，照片1），4月中旬，在M1中“隨故煬帝墓誌”出土后，国家文物局立即组织召开专家会议，对墓葬性质进行了初步认定，并由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苏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扬州曹庄隋唐墓葬联合考古队开展考古工作。
首先对所在区域进行全面的普探与局部的重点勘探，勘探面积109000平方米，根据考古勘探出的遗迹现象，有的放矢, 以探沟发掘为主，部分结合探方，以探寻相关陵园迹象。目前没有发现陵垣、神道、兆沟等陵园迹象，也没有发现与M1、M2同时代的墓葬。
M1、M2上的土墩近方形，东西长49米，南北宽48米。土墩打破生土后，铺垫一层0.1～0.3米纯净细腻灰白土垫土，形成较为平坦的底面，然后在其上夯筑土墩，夯土为黄粘土夹灰白土，夯层致密、平直，夯层厚0.05－0.15米，夯土之上的封土因被后期破坏，情况不明。M1在土墩的中心挖浅穴、修砖室，同时堆筑夯土，并预留墓道，下葬封门后在墓道内填土，最后封土形成土墩。M1位于土墩中心，而M2偏于土墩东南隅，墓圹打破土墩，是开挖土墩营建的，说明M2晚于M1。
M1由墓道、甬道、主墓室、东耳室、西耳室五部分组成。墓道打破生土，墓道长19.5、宽5.9～6.42米、残深2米。主墓室南北长3.92米（内宽，下同），东西宽3.84米，残高2.76米, 顶部不存。M1用砖与隋江都宫城城墙砖相同。 M1出土墓志1合，可辨识文字为“隨故煬帝墓誌 惟隨大業十四年太歲„„一日帝崩於揚州江都縣„„扵流珠堂其年八月„„西陵荊棘蕪„„永畢蒼
悟„„貞觀元年„„朔„„葬煬„„禮也 方„„”。墓中还出土了玉器、铜器、陶器、漆器等遗物近200件（套），其中蹀躞金玉带是带具系统中的最高等级，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件最完整的十三环蹀躞带。4件铜铺首通体鎏金，与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铜铺首大小相若，兽面直径26厘米。两颗牙齿鉴定年龄约50岁。根据出土的“故隨煬帝墓誌”和高规格随葬品，结合文献记载与牙齿鉴定结果，确定墓主人是隋炀帝杨广。
M2由墓道、甬道、主墓室、东耳室、西耳室五部分组成。墓道结构特殊，墓壁间隔以砖墙, 似北方地区同时期的墓道天井结构。墓葬通长13.67米、宽5.9米，墓室长5.97米，残高1.6米，主墓室腰鼓形。在主墓室倒塌淤积土中发现了少量的龙纹砖与莲瓣纹砖。
M2随葬文物丰富，清理出陶器、瓷器、铜器、漆木器、铁器、玉器等600余件（套）。其中陶器有灰陶罐、炉、钵、灯、磨、几等；灰陶俑有牛、马、猪、
狗、鸡、骆驼等动物俑、双人首蛇身俑、执盾武士俑、文吏俑等；铜器有铜编钟一套（16件）、铜编磬一套（20件）、风冠1组、铜灯10件、铜豆等；还有青釉辟雍瓷砚和白玉璋各1件。青铜编钟、编磬是迄今国内唯一的隋唐时期的实物。 人骨和牙齿鉴定为年龄大于56岁、身高约1.5米的老年女性个体。
通过出土的高等级文物，结合文献记载与人骨鉴定的结果，判断M2墓主人是隋炀帝夫人萧后。
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确认扬州曹庄隋唐墓葬为隋炀帝墓、萧后墓，是隋炀帝杨广与萧后的最后埋葬之地，印证了历史文献的记载。
隋炀帝墓的发掘，为研究隋唐高等级墓葬形制提供了实证资料。
隋炀帝墓的最终确定和出土的一批高等级文物，为研究隋唐时期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提供了第一手的科学资料。
隋炀帝墓的发掘，丰富了扬州城遗址的内涵，有利于促进扬州城国家大遗址的保护利用。
原标题：江苏扬州曹庄隋唐墓（隋炀帝墓）
四川石渠吐蕃时代石刻
201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故宫博物院、甘孜州石渠县文化局对石渠县境内的早期石刻开展调查工作，陆续在石渠县境内发现3处吐蕃时期石刻群遗存，位于石渠县的长沙干马乡和洛须镇，分别为须巴神山石刻群、白马神山石刻群、洛须村石刻，总计石刻17幅，取得了重大收获。新发现的石刻群保存状况良好，题材丰富，包括五方佛、大日如来像、菩萨像、度母像、古藏文题记等，皆是吐蕃时期流行的典型题材和内容，图像特征符合吐蕃时期的典型风格，并发现吐蕃时期题刻。
须巴山石刻群是此次新发现重要的文物点，现存石刻13幅，皆为吐蕃时期遗存，是规模最大、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一处，题材内容包括古藏文题记和佛教内容图像。第1幅和第11幅菩萨和飞天分别着吐蕃贵族服饰并戴高筒帽，是吐蕃佛像图像本土化的典型特征。第7幅古藏文石刻是现今保存完整、极为珍贵的佛像赞颂诗。难能可贵的是题记中发现两处提到“赞普赤松德赞父子”及“由卓玛勒贡书写”等内容，借此可明确须巴神山石刻群的施造人为卓玛勒贡，始凿时间为赤松德赞在位期间（公元730－797年）。因目前发现的藏区早期摩崖石刻或造像的资料较少有明确纪年信息，为文物遗存的断代带来一定难度，其中仅西藏昌都地区仁达摩崖造像和青海玉树贝纳沟文成公主庙的摩崖造像等较少文物点有造像题刻能够准确进行断代，是图像时代特征的重要标准。因此四川石渠县须巴神山石刻群的发现尤为重要，是研究吐蕃时期佛教图像和古藏文的重要资料。
因青海玉树、西藏江达县、察雅县、芒康县等地吐蕃石刻的分布情况，近年来学术界开始把唐蕃古道的走向转移在金沙江流域，但是关于其具体走向仍存在资料空白，此次石渠县洛须镇新发现的白马神山石刻群、洛须村石刻加上2005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调查的照阿拉姆石刻，为唐蕃古道沿金沙江流域的走向提供了确切的资料证据。同时位于雅砻江流域的大型石刻群须巴神山石刻群的发现亦把唐蕃古道的走向指向了雅砻江流域，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线索。
2013年6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相关专家对石渠新发现的吐蕃石刻进行了复查，对石刻的题材内容、断代和价值进行了准确的认定。故宫博物院的藏传佛教专家罗文华研究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古藏文专家熊文彬研究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青藏高原考古专家张建林研究员和席琳博士以及我院从事美术考古研究的王婷参与了此次复查。
经过现场复查，专家们一致认为：石渠县是四川省首次发现成片吐蕃时期石刻的地区；石渠县成为我国现存已发现吐蕃时期石刻分布较密集、数量较多的县；石渠县新发现的石刻群丰富的古藏文题记，能够准确断代，为吐蕃时期佛教考古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的资料；石渠县吐蕃石刻的大量分布使其成为唐蕃古道的重要节点，为唐蕃古道走向或文成公主进藏路线的考证提供了新的资料，填补了青藏高原东部唐蕃古道走向重要环节的资料空白，为研究吐蕃时期佛教史、佛教艺术史、唐和吐蕃关系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江西景德镇南窑唐代窑址
发掘单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乐平市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局 乐平市博物馆
发掘领队：张文江
南窑遗址位于江西省景德镇乐平市接渡镇南窑村东北，1964年由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发现。2013年3－11月，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揭示龙窑遗迹2座、灰坑10个、灰沟1条、道路遗迹1条，总计揭露面积1013.5平方米，出土大批窑具和瓷片标本，重达数十吨。
发掘表明南窑遗址文化层堆积厚，达1－3米，堆积最深超过5米，规模宏大，分布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其保存规模之巨大、完好在江西省境内同类窑址中罕见。
南窑遗址遗存丰富，包含了取土的白土塘、运输原料的江湖塘、溪坑、码头、储料池以及烧造产品的窑炉等反映制瓷工艺流程的作坊遗迹。这些遗迹保存较好，连成一片，无论从整体规模还是制瓷工艺流程等方面都能够再现和复原南窑唐代制瓷的真实面貌。
在南窑村窑山北部散布大量窑具和瓷器残片，东西最宽200米、南北最长153米，地表可见13条明显隆起的脊状堆积。经勘探得知，每两条隆起的脊状堆积之间分布有一长条状龙窑遗迹，总计有12条，由中心最高点向东、北、西呈扇形分布。全面揭露一条长达78.8米的龙窑遗迹，窑头方向为北偏东30°，由窑前工作面、火门、火膛、窑床、窑墙、窑尾等几部分组成。整体水平长78，斜长78.8，宽1.6－2.4米，残高0－0.6米，靠近窑头前16米的窑床坡度较平缓，为10°；后段略陡，为13°。
根据地层叠压关系以及出土遗物，推断该龙窑是使用竹藤类材料起劵，用泥糊砌，采用支座垫烧青瓷的中晚唐时期龙窑。龙窑长达78.8米，是迄今为止考古揭露最长的唐代龙窑遗迹。窑室内多处部位保留排列整齐的原始状态的装烧坯件的支座，对于了解当时龙窑的装窑量提供了重要资料，为研究南窑的生产流程、窑炉砌造技术、探索南窑的烧造工艺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史提供了依据。
该龙窑至少经过5次修补，窑底有5层烧结层，部分窑墙可见5层窑壁，尤为独特的是，该龙窑早期烧造时在窑床中段使用了方形减火坑的技术手法，这是以往龙窑遗迹中所不见的。
考古研究证明，南窑是江西地区一处重要的独具风格、特色鲜明的唐代青瓷窑场，具有长沙窑风格，兼具洪州窑、越窑和河南鲁山窑的特点，部分产品具有外销的性质。产品多数采用明火烧造，少量高档产品采用匣钵先进工艺，制瓷技术高超，烧造水平一流，生产的瓷器质量精致，造型典雅，艺术性高，烧制技法和装饰艺术富有特色，有的技术走在同时期窑场的前列。
瓷器釉色种类多，有青釉瓷、酱黑釉瓷、青釉褐斑瓷、青釉褐色彩绘瓷以及素胎瓷，以青釉瓷为主。器物造型端庄，器形丰富，大者雄浑，小者精巧，有双系瓶、小瓶、执壶、盘口壶、罐、碗、腰鼓以及器盖等，以碗、盘、双系瓶居多。还发现了人面埙、茶碾、瓷权、砚滴等罕见的器物。值得关注的是青釉、酱黑釉腰鼓和器形硕大的大碗，有可能是为满足胡人所需而专门烧造或订烧的，彰显了唐代赣鄱与西域地区文化交流频繁的史实。尤为重要的是出土了夹耳罐、穿带壶等具有重要断代意义的器形。夹耳盖罐是公元800年前后的新产品，是随着海上陶瓷之路的兴起而出现的，是海上陶瓷之路兴起的标志性产品。
考古证明南窑始烧于中唐，兴盛于中晚唐，衰落于晚唐，距今有1200多年的烧造历史。文献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历史有两千多年。然而考古资料表明其最早的瓷业遗存是10世纪晚唐五代时期生产青瓷和白瓷的窑业遗存。此次发掘的南窑遗址是景德镇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瓷业遗存，不仅填补了景德镇地区唐代瓷窑遗存的空白，把瓷都景德镇的瓷器烧造历史向前推进一步，具有正史补史的作用；而且丰富了景德镇地区陶瓷文化的内涵，为探讨景德镇的陶瓷发展历史、探索景德镇的瓷业源头提供了重要线索，为研究唐代制瓷手工业和青釉瓷器发展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南窑窑场的兴起得益于当地丰富的烧瓷资源和地处环鄱阳湖以及东西南北大交通线等综合因素；是唐代多民族国家繁荣富强、多文化因素融合的结果；是瓷都景德镇“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先声，为明清时期瓷都景德镇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2013年\ 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宝鸡市渭滨区博物馆 领 队：王占奎
石鼓山墓地位于宝鸡市区正南的渭河南岸台地上，是2012年6月石鼓山村民建房时偶然发现的。之后，省、市、区三级考古文博单位即组成联合考古队，在详细调查与全面钻探的基础上，连续两年进行发掘，共清理墓葬15座，出土了各类文物共计230余件（组）。其中，多达92件的青铜礼器与26组铭文及族徽符号，特别引人瞩目。这不仅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又一次精彩的亮相，也堪称陕西乃至全国商周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
钻探表明，墓地南北长约800米，东西约300米。根据墓葬聚散程度，整个墓地可划分为北区和西南区，呈现“大稀疏、小聚集”的分布态势。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按规模大小，可分为中型和小型两类：小型墓墓室面积不足3平方米，两区各有5座；中型墓墓室面积13平米以上，共3座且仅见于北区，大体呈西北——东南一线分布，依次为M3、M4、M9。另外，北区还有形制、规模不明者2座。
墓向分南北向和东西向，多数墓室口小底大，墓底多有熟土“二层台”，个别为生土二层台；中型墓还有数量不等的壁龛。木质葬具，或一棺、或一椁一棺、或一椁两棺。葬式可辨者均为仰身直肢，墓主头朝地势较高的方位，即朝向台地中脊。小型墓大多于头端二层台上随葬一、两件陶器，或单鬲、单罐、或1鬲1罐，少见青铜器。随葬陶鬲以高领袋足鬲为主。而本次发掘备受关注的两座中型墓（M3、M4）, 随葬品种类丰富，数量多，尤以铜礼器为最，多出于壁龛内。 其中,M3有6个壁龛，5个内出土青铜礼器14类31件，计有鼎、簋、卣各6件，禁、斗各2件，甗、彝、罍、壶、尊、觯、盉、爵、盘各1件；M4壁龛8个，出土青铜礼器11类50件，包括簋16、鼎15、罍、甗各4，壶、簠、盂、牺尊各2，甑、尊、盘各1件。两墓北壁西端壁龛各出1件高领袋足鬲。另，M3二层台及椁室顶部随葬有兵器、车马器及其它小件遗物。棺内均随葬有少量玉器。此两墓相距不远，墓向一致，规模相若，形制相同，出土器物种类与摆放位置接近。凡此表明，两座墓葬的关系密切。而且，两墓均出土见“臣辰先”铭文铜器，更进一步支持这一判断。
出土的92件青铜礼器，不仅数量多，种类丰富，而且铸工精湛，装饰绮丽，也不乏形制新颖、造型异特之器，或属罕见器或首出，皆弥足珍贵。如禁、簠、四耳簋、圆腹簋、方座簋、牺尊等都极具特色。其中，簠（M4-K8:8），近长方形，侈口，斜壁，长方形圈足。壁饰竖向瓦楞纹及夔龙纹。两端有耳，一侧系铃。盖身形态近同。是考古发现的此类器中第一件西周早期器。牺尊（M4-K2:214），似鹿，有爪有翼，体饰云雷纹衬底浅浮雕的龙纹母题纹样，形态逼真。更重要的
是，青铜器上发现了包括“户”、“亞羌”、“父丁”、“史母庚”等26组铭文及符号。总体而言，这批铜器具有商器的一些因素，但又有差异。从组合上看，相对于商墓而言，少酒器而食器突出，体现出一种重食轻酒的文化特色。
根据随葬陶器与铜器特征判断，墓葬年代集中于商末周初。该墓地既有如M3、M4这样规模大、随葬品丰富的中型墓，还有较多规模小、随葬品少的小型墓，显示出一般平民与高级贵族两个层级的人群结构。两座中型墓，也是高领袋足鬲文化迄今为止发现的等级最高的墓葬。
高领袋足鬲伴同大量青铜器集群性出土于墓地，在宝鸡地区还是第一次。同时，发掘的数座同时期灰坑，内涵亦以高领袋足鬲为主，弥补了以往这类居址遗存甚少的缺憾。这有利于以前根据零散而多见的信息所作的、此类鬲代表的是姜姓族团考古学文化的观点。同时，改变了以往高领袋足鬲不可能晚到西周的观点。 居址与墓地俱全，聚落基本要素俱有，由此确认这里当是一处商周时期聚落（封国或采邑），为描绘西周特别是周初政治地理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发掘中还采用了诸如便携式X 荧光分析仪、显微数字图形采集系统、三维激光扫描等现代技术手段进行全方位信息采集；同时，发挥我院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优势，对棺内遗迹整体打包，进行实验室发掘，为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奠定了基础。
总之，石鼓山墓地的科学发掘，在推进商末周初阶段的考古研究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是科技手段与传统发掘方法相结合的又一次实战演练，也将裨益于今后同类工作。
（原标题：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
湖北随州文峰塔东周墓地
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随州市博物馆
发掘领队：黄凤春
随州文峰塔东周墓地位于随州市东城区，现隶属文峰塔社区居委会二组。自2011年起，随州市城市建设逐步扩展至文峰塔墓地一带。鉴于历年此地都有重要曾国的曾侯文物出土。为配合城市建设工程，对工程区域进行了勘探。共发现墓葬60余座，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2年8月至2013年1月，对勘探出的墓葬进行了发掘.
本次共发掘东周墓葬54座，其中土坑墓54座、车马坑2座、马坑1座，共57个单位。土坑墓皆为长方形或方形，大部分为东西向。按墓坑规模可为分大中小三类，其中大型墓7座（长度在5米以上），中型墓8座（长度在4米左右），其余皆为小型墓葬。坑内填土皆为黄红色五花土，土质板结、未见夯筑。在3座大型墓葬中发现有腰坑，坑内或葬狗，或葬陶器。
土坑墓葬中皆有木质葬具，根据朽痕可判定有一椁三棺、一椁二棺、一椁一棺和单棺四种。部分已朽棺椁墓的棺盖上还可辨有棺饰物，棺内大部分都有朱砂，葬式都为仰身直肢，头向东。
本次发掘最大的一座墓葬为M18，墓坑平面呈亚字形，在其南部有一阶梯墓道，墓道阶梯共15级。墓口南北长16.6米，东西宽15.6米，墓口至墓底深9米，墓坑四周设有三级台阶。葬具为木质，为一椁三棺，椁室分东、南、西、北、中五室，棺室居中。该墓早年曾遭盗掘，值得庆幸的是，唯东室未被盗掘，出土有鼎、簋、簠、鬲等70余件铜礼器。椁底设有“井”字形的垫木10根。在椁底板下的中部有一圆形腰坑，坑内放置陶罐1件。另在墓坑的东、北、西三面各有一2×2米的器物葬坑，坑深7.6米。根据器物形制及打破关系，该墓的年代应略晚于曾侯乙墓，属战国中期。根据墓葬规模和出土铭文推断，应为一代曾侯墓葬，墓主为曾侯丙。
除上述墓葬外，本次发掘还发现了2座车马坑和1座马坑。车皆为整体随葬，均为两轮独辕。其中1号车马坑为2马驾，从位置看应归属M43号墓；2号车马坑为4马驾，应归属M29。马坑1座，坑内共葬马8 具，由于附近没有与之对应的墓葬，其归属无法确指，可能属于墓地的祭祀坑。
本次发掘所出遗物有铜、陶、玉石等各类质地的文物千余件套，其中铜器占半数以上，大部分铜器上有铭文，铭文有“曾”、“曾子”、“ 曾公子”及“曾孙”、“曾大司马”、“曾大工尹”等。根据铭文可知，土坑墓葬大多为东周曾国墓葬。另发现有少量战国晚期的楚墓。
文峰塔墓地发掘不仅获得了一批重要曾国遗存，而且创造多个首例，其新发现和学术价值在于：
一、首次在随州境内科学地、完整地揭示了一批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的曾国墓葬，并出土了大批带有曾字铜器的铭文，是建国以来所发现墓葬身份明确最多和最为集中的一次发现。对于判定墓葬国属及墓主身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曾、楚墓葬的同时发现，对确立楚灭曾的确切年代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年代学依据。
二、首次在随州境内发现了曾国的车马坑，已清理的3座车马坑为2马驾和4马驾。对认识和揭示春秋曾国车马殉葬制度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三、首次新发现了一座战国曾侯丙墓，其年代略晚于曾侯乙墓，这是继曾侯乙墓和叶家山西周曾侯墓地发掘后所发现的又一代曾侯墓，填补了西周早期至战国时期曾国之间的空白，对揭示曾国政治中心的变迁及重构曾国历史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四、首次新发现了亚字形的墓葬，刷新了目前已有的东周墓葬形制。根据墓葬规模和出土曾侯铭文，可判定文峰塔墓地应为春秋晚至战国的曾侯墓地。
五、首次新发现了春秋中晚期曾国青铜器失蜡法铸造的直接证据。在M33出土的一件青铜盘的铜梗上发现了众多清楚的蜡流痕迹，这一不可颠覆的新发现，使得迄今纷争不已的失蜡法铸造法有了一个定说。
六、首次新发现了随国铜器。在M21中除出土了一批带曾字铭文的铜器外，同时还发现了一件带有“随”字铭文的铜器，铭文为“随大司马嘉有之行戈”。 随字在此无疑作国名，这是建国以来经科学发掘出土的第一件随国铜器。随国器出于曾孙邵的墓葬中，为曾即随说增添了又一重要的新证据。
(原标题：湖北随州文峰塔东周墓地)
山东沂水纪王崮春秋墓葬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临沂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沂水县人民政府
发掘领队：郝导华
墓葬位于沂水县城西北约40公里处的“纪王崮”山顶，隶属泉庄镇。“崮”是沂蒙山区特有的一种地貌景观，特点是顶部平展开阔，周围四壁如削，再向下坡度由陡至缓。纪王崮顶部面积约0.45平方公里。在纪王崮之上，自南向北有三个大的岩丘，分别称为“擂鼓台”、“万寿山”和“妃子墓”。 其中，最大的是“万寿山”，海拔高度577.2米，为纪王崮的最高点。墓葬则位于擂鼓台的中北部。
由于墓葬被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当地文物部门，分别于2012年2月到7月和2013年9月到10月，对两座春秋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一号墓为带一条墓道的岩坑坚穴木椁墓，由墓室、墓道及附属的车马坑组成。最大的特点是墓室与车马坑共凿建于一个岩坑之中。岩坑呈长方形，其壁斜内收，南北长约40、东西宽约13米。墓道位于岩坑东南部。另外，墓口已遭破坏，未发现封土. 棺室为重棺，位于内椁之内。外棺东西长2.5米，南北宽1.35米。内棺东西长2.25米，南北宽1～1.04米。在棺内人骨的周围铺有一层厚约6厘米的朱砂。人骨已腐朽，从头饰、项饰分析，墓主头向东。
由于下层岩石较难开凿，棺椁下的“腰坑”仅为象征性，没有明确的边界。坑内殉犬一只，头向西北。
墓室东西两侧皆有熟土二层台，东侧二层台只残余一角。西侧二层台完整。 墓道呈东高西低的斜坡状，东向，其西部正对内椁室。东西残长4米，南北宽3.6米。
车马坑位于墓室的北部，南北残长7.5米。残存独辕车四辆, 每辆车由两匹马驾御，在2号车舆内出土有鼎、鬲、敦三件车载青铜礼器，这种现象非常少见。在车马坑东西两侧皆有二层台。东侧二层台台面之上发现成排成列的柱坑，柱坑中部为柱洞。
在棺室、器物箱、车马坑及殉人坑中共出土文物近200件（组），主要包括鼎、鬲、铺、敦、瓠壶、镈钟、甬钟、钮钟、錞于、盘、匜等青铜器，人、戈、
琮、柱形饰、虎形佩等玉器及陶罐、海贝、玛瑙珠、绿松石饰、骨珠等。根据器物形制特点推断，该墓的年代为春秋中晚期。
外椁位于墓室中部，南北长9.24米，东西宽5米。内椁位于外椁中部，东西长3.26米，南北宽1.94米。在内椁南、北各有一个器物箱，南器物箱东西长
3.6米，南北宽1.7米。北器物箱东西残长3.46米，南北宽1.6米。在内椁和器物箱之间及内椁西侧共发现三个殉人坑，皆有一棺，墓主人南北两侧的殉人头向东，西侧的殉人头向南。
二号墓则是一座未完工的岩坑竖穴墓，亦应包括墓室与车马坑两部分。其现存墓口东西长25.2米，由于被破坏，南北宽度未明，也未发现封土。墓分东、西两部分。西部为东西向坑状遗迹，平面略呈西窄东宽的梯形。坑壁斜收，壁面参差不齐。坑底西端呈不规则阶梯状，其余部分较平。坑长14.9米，宽4.4～6.6米。其南壁有向南凿出类似二层台的结构。
东部为带明显二层台的坑状遗迹。其平面不规整，东西长10.3米，南北尺寸未详。北二层台宽6.68米，其东部被破坏。此台由西北向东南呈阶梯状倾斜。其东部有在岩层上凿出的柱坑5个，分布有一定规律。南二层台基本呈长方形，底部长5.7米，台宽1.8～2.2米，台面较平整。东部遗迹东壁南段以石块垒砌成墙，现存石墙宽长6.6米，宽1.5米，高0.4米，两侧墙面较齐整。 二号墓填土中包含春秋时期陶片、兽骨和海螺等遗物。
考古发掘情况表明，纪王崮春秋墓规模较大、规格较高、结构特殊、出土遗物丰富，是山东近几年来东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具有十分重要的科研与保护价值。其墓室与车马坑共凿建于一个岩穴中，是一种全新的埋葬类型，为以后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无论墓葬所处的环境、墓葬的结构、内部出土的文物等，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纪王崮两座春秋墓葬及车马坑的发掘对揭开纪王崮历史传说的神秘面纱，对研究该地区历史和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工艺技术、墓葬制度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
发掘单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益阳市文物处
发掘领队：张春龙
兔子山遗址位于益阳市赫山区三里桥铁铺岭社区。铁铺岭是兰溪河与资江交汇处一条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山岗。为配合建设施工，从2013年5月开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益阳市文物处一起对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
遗址位于益阳市区，因为历朝历代的生产建设活动反复破坏，保存情况不好。目前已完成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发现遗迹上百处，出土大量板瓦、筒瓦、瓦当、
回纹空心砖、回纹小方砖、陶瓷器、漆木器、铁器、铜器、动植物标本、木质生产工具等不同材质文物。
遗迹中有古井16口，井口直径一般为1.1～1.5米，深度9～10米，收集文物众多，其中竹木材质的文物保存较好，最为难得的是有11座井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简牍，总数约15000枚。
简牍是各时期益阳县衙署档案及公私文书，涉及人口、田亩、物产、赋税、司法等，时代为战国楚、秦、张楚、西汉、东汉和三国孙吴。简牍材质通过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鉴定，有杉木、软木松、绿兰、榧树、楠木、化香树、刚竹等。 楚简出自四号井和九号井。四号井底部有方形木框三层，残简8枚，文字为战国楚国文字，内容为衣物织物记录。
九号井第三层一号简为秦二世继位后颁行的文告，是秦二世胡亥继位后第一个月颁布，文中强调继位的合法性，也稍有改革以惠及民众。“始皇帝”换行顶格书写，是诏书、奏疏提到皇帝或当时朝代名称换行顶格的最早文书实例，开后世此类文书体例之先河。同时该简是简牍发现史上最早的皇帝颁行的文告。
“张楚之岁”觚出现于八号井。陈胜、吴广建立政权，号“张楚”。此觚所记“张楚之岁”是益阳当地响应陈胜、吴广起义，并沿用楚国的大事纪年方法，为考古发现的简牍中唯一一例张楚时期实物资料。
出土西汉早期简牍的井三座：一号、五号和七号井，是西汉初年吴姓长沙国益阳县档案。
一号井和七号井有陶井圈护壁，简牍纪年是吴姓长沙国某王的“八年”，最晚不会晚于长沙靖王吴著八年。五号井简牍内容为人口、粮米物资登记。J513 记载有“十七年六月壬辰朔”，“十七年”为长沙靖王吴著十七年，即公元前161年。七号井简牍约500枚，文书格式为年月日、县乡官吏名称、事由、记录者，其中保留有益阳古老的乡名如“阳马”、“下资”、“沩陵”、“都乡”。 西汉晚期简牍出土于三号井。简牍分为木牍和竹简，保存状况良好。长度多为23.5、宽1.3至2.8厘米；特殊的大型木牍长49厘米、宽6.5厘米。文字是毛笔墨书，简牍多有具体年月日，有汉哀帝“建平”、汉平帝“元始”等年号，内容是刘姓长沙国益阳县衙署档案，多为司法文书和吏员管理等。其中司法文书多为刑事案件审结记录，详细记录有文书产生的年月日、承办官吏职位姓名、涉案人员、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经过、判决结果、记录者书佐姓名。地点涉及范围广泛，具体记录方式为郡县亭或郡县里，有长沙益阳、茶陵、临湘、索；南阳宛邑；南郡江陵新安里；万岁亭、益阳亭等。官吏职位设置有：守、相、令、长、掾、史、佐、尉、中尉、亭长等。吏员管理的内容包括吏员人数统计，乡、里官佐的任免等。
J31长49厘米，是目前出土简牍中最早的大木牍。记录了元始元年益阳官吏张勋在向临湘县（今长沙）移送赋税“池加钱”时，监守自盗，贪赃事件的司法处理。
东汉晚期至孙吴简牍出土于六号井，均为木简，约1000枚，同时出土的文物有青瓷器、铜镜等。简的内容为钱粮出入账目等，有“永寿”、“建安”、“嘉禾”等年号。
《后汉书·桓帝纪》、《后汉书·冯绲传》等文献记载，东汉晚期，长沙、益阳社会动荡，“永寿三年十一月，长沙蛮反叛，屯益阳。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众至万余人，杀伤长吏”。六号井的简牍与之年代重合，可与文献相互印证，详细研究当时的社会情态。
对遗址周边区域的调查、发掘表明：兔子山遗址附近存在一处古代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约200米、南北长约300米，是楚、秦汉至唐宋时期益阳县治所在，兔子山位于城址的中心部位。
（原标题：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
四川成都老官山西汉木椁墓
发掘单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 荆州文物保护中心 发掘领队：谢涛
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和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位于成都北郊天回镇老官山地点一处西汉时期墓地进行了抢救发掘，共发掘西汉时期土坑木椁墓4座，出土大量漆木器、陶器、铜器、铁器等珍贵文物。
一、墓葬简况
4座墓葬由南向北分布在蓉都大道两侧，分布范围南北长约50米，东西宽约15米，另1座位于东南，相距约400米处。均早期被盗。墓葬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大小相近，方向近南北向。其中M1、M3有墓道，平面呈凸字形；另2座无墓道，平面呈长方形。建造方式是先挖竖穴土圹，土圹内置木椁，木椁内侧髹红、黑漆，椁板以榫卯结构镶嵌连接。椁内放置一具或两具木棺，棺身由整木加工而成，棺内侧髹黑漆，外侧髹黑漆或红漆，棺外壁有铜泡、木璧装饰。木椁外包裹青膏泥。
墓葬分为有底箱和无底箱两类。无底箱墓为M1。有底箱墓为M2、M3、M4，即在椁室底部又分隔出一层，内部再分成若干箱，各箱内按类别置随葬品。 4座墓葬共出土遗物620余件，其中陶器130余件、漆器240余件、木器140余件、铜器（含钱币）100件，另有少量铁器、竹编器、草（棕）编器等。其中最重要收获有M1出土的50余件木牍、M2出土的玉质印章和4件竹木制织机模型、M3出土的920余支（编号数量）竹简及人体经穴漆人像等。
关于墓葬年代，M1出土有武帝时期五铢，从墓葬形制和其他出土文物综合分析，其时代推测在武帝时期；M2、M3、M4出西汉半两，三座墓葬形制和墓内出土器物与凤凰山木椁墓的非常接近，其墓葬年代推测在景、武时期。
关于墓主身份，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重要遗物分析，墓葬分布区域应是一处有较高身份地位的西汉木椁墓墓地。其中M1出土漆器上有“景氏”铭文，文献记载景氏曾为楚之望族，西汉初年景氏贵族迁至关中一带，后景氏一支又入迁蜀地，墓主或与此有关。M2出土多部织机，M3出土医简等文物，其身份有可能属于相应职业的管理者。
二、出土重要文物价值
1．出土木牍、医简、经络漆人价值
出土木牍内容分为官府文书和巫术两大类。官府文书类如第118号、第158号木牍，涉及内容应与汉高祖时缴纳赋税的法令和汉武帝时“算缗钱”有关，为研究西汉时期赋税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巫术类如第206号木牍，涉及内容应与妇女求子术和禳灾术有关。
出土医简根据竹简长度、摆放位置、叠压次序和简文内容，可分为九部医书，其中除《五色脉诊》之外，都没有书名，经初步整理暂定名为《敝昔医论》《脉死侯》《六十病方》《尺简》《病源》《经脉书》《诸病症侯》《脉数》等。编号M3-137共184支（含残简），内容为《医马书》。
出土人体经穴髹漆人像高约14厘米，五官、肢体刻划准确，白色或红色描绘的经络线条和穴点清晰可见，不同部位还阴刻“心”“肺”“肾”“盆”等线刻小字，比绵阳边堆山汉墓出土的人体经络髹漆人像更为精致、完整。
此次出土大量西汉时期简牍为四川地区首次发现，这一发现使成都地区成为我国又一处重要汉代简牍出土地。从出土九部医书内容分析，初步推测部分医书极有可能是失传了的中医扁鹊学派经典书籍，为中医发展史研究的重大发现。出土的完整人体经穴髹漆人像，应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经穴人体医学模型，与墓葬出土经脉医书相对照，对于揭开中华医学经脉针灸理论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出土织机模型价值
出土四部织机模型放置于M2北底箱，竹木质，结构复杂、清楚，部件上残存有丝线和染料。其中一部织机略大，高约50、长约70、宽约20厘米，其它三部略小，大小相近，高约45、长约60、宽约15厘米，推测应是参照原织机制作的缩小模型，与织机伴出有十多件彩绘木俑，从俑的不同身姿和身上不同铭文推测有可能为司职不同的织工，可能是汉代蜀锦纺织工场实景的模拟再现。 这次出土的四部织机模型初步判断应是织机发展阶段出现的综蹑织机中具有标志性的多综多蹑织机，是迄今我国发现的唯一有出土单位、完整的西汉时期织机模型，对于研究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纺织技术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出土漆器价值
墓葬出土大量漆器有耳杯、奁、几、盘、盒、木俑、马等，造型精美，纹样生动，与文献记载吻合，在《汉书·贡禹传》载：“蜀郡成都、广汉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 “蜀、广汉主金银，岁各五百万”等。这次发现的
大量漆器是四川地区这一汉代漆器最重要的产地发现保存最好，数量最大、器类最丰富的一次，对汉代漆器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原标题：四川成都老官山西汉木椁墓）
河南洛阳新安汉函谷关遗址
发掘单位：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新安县文物管理局
发掘领队：严辉
汉函谷关遗址位于洛阳市新安县，自西汉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杨仆建关，至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汉函谷关素有“中原锁钥，两京咽喉”之称，西汉时期是屏障关中地区最重要的一道门户，东汉迁都洛阳之后，又为八关之首，是洛阳盆地周边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到隋唐时期，汉函谷关都是一处重要的军事关隘。同时，它又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是西行的第一关，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也见证了丝路贸易的繁荣兴盛。2012年，遗址被列为“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遗产点，开展跨国申遗工作。为搞清楚遗址的布局和文化内涵，洛阳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考古工作自2012年6月份开始，2013年10月田野工作结束，勘探总面积约13.9万平方米，发掘面积共3325平方米，取得了重大收获，共发现夯土墙17条、古道路2条、夯土台2座、活动面9处。遗址总体布局基本清楚。此次发掘的主要遗迹有城墙、道路和建筑遗址等。
对关城的东墙和南墙进行了局部揭露。关城东墙气势宏伟，墙体宽度达22米。北部用夯土修筑，南部靠近皂涧河的位置用石头砌筑。夯筑部分由台基和墙体组成，台基东西宽32米，高2.8米，东西两侧以阶梯式逐渐向上递收，顶部为平台。墙体位于台基之上。城墙南侧部分用青质砂岩垒砌，两壁陡直，底部无台基。东墙附近还发现了护堤、排水渠及马道等遗迹。关城南墙临河而建，平面略呈弧形，勘探发现长度约150米，宽度8－18米。经过解剖，南墙为夹心墙，墙体南北两端各有宽约1米的夯土墙，夯土质量好，两道夯土墙中间部分夯土质量较差，底部用碎石片铺垫。
共2条，均为东西向。一条位于遗址中部，勘探发现长度约370米。通过路土解剖，发现路土厚度达2.3米，可分为12期，从西汉建关时一直沿用到现代。这条千年古道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另一条古道位于遗址南部，勘探发现长度约360米，宽度10－15.7米，时代为东周到西汉初期，是建关前古道，建关后被关城东墙阻断而废弃。
建筑遗址
发掘面积900平方米。共发现二期建筑，均为东汉时期。第一期建筑发现有通道、活动面、排水渠等遗迹。通道垂直交叉，用含有大量红砂岩颗粒的红褐色土夯打而成，局部保存铺地砖和包边砖，宽1.9米。踩踏面共发现8处，多被扰乱呈不规则形，有四处踩踏面被通道分割成排列规则的活动空间，保存较完整的
活动面近方形，长8.2米。南侧有一条石砌水渠，应为建筑遗址的排水设施。第二期建筑保存较差，仅发现四处夯土基槽和零星分布的柱础石，墙体部分被破坏。 以陶制建筑材料为主，包括瓦当、筒瓦、板瓦、空心砖、方砖、条砖及建筑构件。其中以板瓦居多，筒瓦次之。出土陶器、瓷器、铁器、铜器等共250余件，钱币108枚。
通过目前的考古工作，遗址布局基本明晰：它是一处东西狭长的小型城邑，卡在峡谷之中，东墙与南北山上的夯土长墙相连接，达到军事防御和控制交通的目的。遗址南部、皂涧河北岸是主要的生活区。中部有一条狭长的东西向通道，也是唯一的通关道路。根据出土遗物和对遗迹的解剖，可以确定城墙、建筑和古道均为汉代修建。
秦汉时期是关隘体系全面发展的时期，但是关隘遗址的考古资料非常匮乏。汉函谷关作为汉代最为重要的一处内关，其考古发现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此次发现，为关隘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为函谷关遗址的保护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为丝绸之路的申遗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原标题：河南洛阳新安汉函谷关遗址)
陕西西安西汉长安城渭桥遗址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发掘领队：刘瑞
渭桥遗址位于西安市北郊汉长安城遗址北侧渭河故道，发掘前为鱼塘所在，2012年4月上旬，在鱼塘挖沙中暴露木桩，后经调查确认为古桥遗存，并测量确定南对汉长安城北侧城门厨城门，编号“厨城门一号桥”。之后，相继发现“洛城门桥”“厨城门二号桥”“厨城门三号桥”及“王家堡桥”、“厨城门四号桥”及“厨城门五号桥”等共3组7座渭桥。
厨城门一号桥，正南1200米左右为长安城厨城门遗址，直北3000米左右为今渭河南岸大堤，向东与洛城门桥相距约1700米。经发掘确定，厨城门一号桥为南北向木梁柱桥，横跨于东西流淌的渭河之上，以自南向北第二组桥桩东、西两侧桥桩测量，桥桩外皮间宽约15.4米（约合秦汉六丈六尺）。目前，厨城门一号桥的北端已经勘探、发掘确定，位于今发掘区南端向北约200米处，南端则据物探及早期大比例测绘资料，暂定于唐家村北旧皂河河道附近，南北估计长约880米左右。
厨城门一号桥的桥桩均木质，残长约6.2－8.8米，周长约0.5－1.5米，一般都是将圆木一端削出长约1米以上的锥形后竖插于河床。从南、北两排桥桩的间距不等，大体约3－7米，且多处桥桩密集而一些桥桩顶部高度相差达2米左右的情况看，该桥使用时间较长，应经多次维修、续建。一号桥还清理出土大量
青石、砂岩质长方形、方形、五边形、梯形等多种形状与规格不等的大型石构件。较多石构件上有一处或多处刻字或墨书题记，内容多为编号、人名。在清理直接埋藏石块的粗砂层时，出土“康熙通宝”铜钱，据此及同出青花瓷片判断，发掘区至迟到康熙时仍在渭河主河道范围之内，尚未淤积成滩。
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鉴定，一号桥桥桩用材主要有侧柏属、云杉属、冷杉属、桢楠属、香椿属等树种。经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对石构件上白灰及一组桥桩的测年情况看，石构件上白灰的时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桥桩测年显示，样品中南排多为杉木（云杉属、冷杉属）的桥桩，大体相当于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北侧一排多为侧柏属桥桩的年代较晚，相当于东汉至魏晋时期。 厨城门三号桥位于厨城门一号桥东约200米，为南北向木梁柱桥，东、西两侧桥桩间宽约8.3米，南、北两排桥桩间距约6－7米。受发掘区南北现代建筑及垃圾影响，桥梁长度暂时不详。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鉴定，三号桥桥桩用材多为硬木松类。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测年揭示，三号桥时代相当于唐代。
厨城门四号桥位于一号桥西约40米，受场地限制，目前仅清理出南、北两排桥桩5根，东西向桥桩分布宽仅4米（暂无法确定桥宽），南、北两排桥桩中心距约5.2米。经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测年，四号桥大体为战国晚期。
洛城门桥正南750米为长安城北墙东侧城门洛城门，直北3500米左右为今渭河南岸大堤。发掘确定，其亦为南北向木梁柱桥，东西两侧桥桩之间约15米，发掘区内已发现东西3排桥桩，相邻两排桥桩间距约9－10米。受发掘场地限制，桥梁长度尚待确定。经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测年显示，该桥大体相当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
渭桥遗址的发现地西安，是周、秦、汉、唐的都城所在，秦始皇都城规划即谓“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在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惠帝建设城墙后，渭河桥梁即成为京师的最要津梁。而在长安城西、南存在以建章宫等宫观为核心的上林苑，使长安城形成仅东、北两向的交通格局后，城北渭桥就为长安城北向、西向交通的关键。汉文帝入京继位大统、张骞出使西域、南匈奴单于归顺入京等一系列重要大事，均发生于渭桥，不仅使渭桥具有了无可替代的交通地位，还具有很高的文化含义。从发掘情况看，厨城门一号桥体量巨大，是同时期全世界上最大的木梁柱桥，是丝绸之路从汉长安城出发后的第一座桥梁，渭桥发掘不仅填补了汉长安城北渭河古桥考古的空白，也填补了桥梁学研究的空白。渭桥遗址“康熙通宝”等清代遗物的发现，揭示出渭河河道西安段的大规模北移应不超过康熙时代，对渭河变迁史、关中环境史的复原研究均具有重要价值。 （原标题：陕西西安西汉长安城渭桥遗址）
江苏扬州曹庄隋唐墓
发掘单位：南京博物院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
发掘领队：束家平
2013年3月，在江苏省扬州市西湖镇司徒村曹庄中星海上紫郡房地产建设项目中发现两座砖室墓（编号2013YCM1、M2，照片1），4月中旬，在M1中“隨故煬帝墓誌”出土后，国家文物局立即组织召开专家会议，对墓葬性质进行了初步认定，并由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苏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扬州曹庄隋唐墓葬联合考古队开展考古工作。
首先对所在区域进行全面的普探与局部的重点勘探，勘探面积109000平方米，根据考古勘探出的遗迹现象，有的放矢, 以探沟发掘为主，部分结合探方，以探寻相关陵园迹象。目前没有发现陵垣、神道、兆沟等陵园迹象，也没有发现与M1、M2同时代的墓葬。
M1、M2上的土墩近方形，东西长49米，南北宽48米。土墩打破生土后，铺垫一层0.1～0.3米纯净细腻灰白土垫土，形成较为平坦的底面，然后在其上夯筑土墩，夯土为黄粘土夹灰白土，夯层致密、平直，夯层厚0.05－0.15米，夯土之上的封土因被后期破坏，情况不明。M1在土墩的中心挖浅穴、修砖室，同时堆筑夯土，并预留墓道，下葬封门后在墓道内填土，最后封土形成土墩。M1位于土墩中心，而M2偏于土墩东南隅，墓圹打破土墩，是开挖土墩营建的，说明M2晚于M1。
M1由墓道、甬道、主墓室、东耳室、西耳室五部分组成。墓道打破生土，墓道长19.5、宽5.9～6.42米、残深2米。主墓室南北长3.92米（内宽，下同），东西宽3.84米，残高2.76米, 顶部不存。M1用砖与隋江都宫城城墙砖相同。 M1出土墓志1合，可辨识文字为“隨故煬帝墓誌 惟隨大業十四年太歲„„一日帝崩於揚州江都縣„„扵流珠堂其年八月„„西陵荊棘蕪„„永畢蒼
悟„„貞觀元年„„朔„„葬煬„„禮也 方„„”。墓中还出土了玉器、铜器、陶器、漆器等遗物近200件（套），其中蹀躞金玉带是带具系统中的最高等级，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件最完整的十三环蹀躞带。4件铜铺首通体鎏金，与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铜铺首大小相若，兽面直径26厘米。两颗牙齿鉴定年龄约50岁。根据出土的“故隨煬帝墓誌”和高规格随葬品，结合文献记载与牙齿鉴定结果，确定墓主人是隋炀帝杨广。
M2由墓道、甬道、主墓室、东耳室、西耳室五部分组成。墓道结构特殊，墓壁间隔以砖墙, 似北方地区同时期的墓道天井结构。墓葬通长13.67米、宽5.9米，墓室长5.97米，残高1.6米，主墓室腰鼓形。在主墓室倒塌淤积土中发现了少量的龙纹砖与莲瓣纹砖。
M2随葬文物丰富，清理出陶器、瓷器、铜器、漆木器、铁器、玉器等600余件（套）。其中陶器有灰陶罐、炉、钵、灯、磨、几等；灰陶俑有牛、马、猪、
狗、鸡、骆驼等动物俑、双人首蛇身俑、执盾武士俑、文吏俑等；铜器有铜编钟一套（16件）、铜编磬一套（20件）、风冠1组、铜灯10件、铜豆等；还有青釉辟雍瓷砚和白玉璋各1件。青铜编钟、编磬是迄今国内唯一的隋唐时期的实物。 人骨和牙齿鉴定为年龄大于56岁、身高约1.5米的老年女性个体。
通过出土的高等级文物，结合文献记载与人骨鉴定的结果，判断M2墓主人是隋炀帝夫人萧后。
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确认扬州曹庄隋唐墓葬为隋炀帝墓、萧后墓，是隋炀帝杨广与萧后的最后埋葬之地，印证了历史文献的记载。
隋炀帝墓的发掘，为研究隋唐高等级墓葬形制提供了实证资料。
隋炀帝墓的最终确定和出土的一批高等级文物，为研究隋唐时期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提供了第一手的科学资料。
隋炀帝墓的发掘，丰富了扬州城遗址的内涵，有利于促进扬州城国家大遗址的保护利用。
原标题：江苏扬州曹庄隋唐墓（隋炀帝墓）
四川石渠吐蕃时代石刻
201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故宫博物院、甘孜州石渠县文化局对石渠县境内的早期石刻开展调查工作，陆续在石渠县境内发现3处吐蕃时期石刻群遗存，位于石渠县的长沙干马乡和洛须镇，分别为须巴神山石刻群、白马神山石刻群、洛须村石刻，总计石刻17幅，取得了重大收获。新发现的石刻群保存状况良好，题材丰富，包括五方佛、大日如来像、菩萨像、度母像、古藏文题记等，皆是吐蕃时期流行的典型题材和内容，图像特征符合吐蕃时期的典型风格，并发现吐蕃时期题刻。
须巴山石刻群是此次新发现重要的文物点，现存石刻13幅，皆为吐蕃时期遗存，是规模最大、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一处，题材内容包括古藏文题记和佛教内容图像。第1幅和第11幅菩萨和飞天分别着吐蕃贵族服饰并戴高筒帽，是吐蕃佛像图像本土化的典型特征。第7幅古藏文石刻是现今保存完整、极为珍贵的佛像赞颂诗。难能可贵的是题记中发现两处提到“赞普赤松德赞父子”及“由卓玛勒贡书写”等内容，借此可明确须巴神山石刻群的施造人为卓玛勒贡，始凿时间为赤松德赞在位期间（公元730－797年）。因目前发现的藏区早期摩崖石刻或造像的资料较少有明确纪年信息，为文物遗存的断代带来一定难度，其中仅西藏昌都地区仁达摩崖造像和青海玉树贝纳沟文成公主庙的摩崖造像等较少文物点有造像题刻能够准确进行断代，是图像时代特征的重要标准。因此四川石渠县须巴神山石刻群的发现尤为重要，是研究吐蕃时期佛教图像和古藏文的重要资料。
因青海玉树、西藏江达县、察雅县、芒康县等地吐蕃石刻的分布情况，近年来学术界开始把唐蕃古道的走向转移在金沙江流域，但是关于其具体走向仍存在资料空白，此次石渠县洛须镇新发现的白马神山石刻群、洛须村石刻加上2005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调查的照阿拉姆石刻，为唐蕃古道沿金沙江流域的走向提供了确切的资料证据。同时位于雅砻江流域的大型石刻群须巴神山石刻群的发现亦把唐蕃古道的走向指向了雅砻江流域，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线索。
2013年6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相关专家对石渠新发现的吐蕃石刻进行了复查，对石刻的题材内容、断代和价值进行了准确的认定。故宫博物院的藏传佛教专家罗文华研究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古藏文专家熊文彬研究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青藏高原考古专家张建林研究员和席琳博士以及我院从事美术考古研究的王婷参与了此次复查。
经过现场复查，专家们一致认为：石渠县是四川省首次发现成片吐蕃时期石刻的地区；石渠县成为我国现存已发现吐蕃时期石刻分布较密集、数量较多的县；石渠县新发现的石刻群丰富的古藏文题记，能够准确断代，为吐蕃时期佛教考古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的资料；石渠县吐蕃石刻的大量分布使其成为唐蕃古道的重要节点，为唐蕃古道走向或文成公主进藏路线的考证提供了新的资料，填补了青藏高原东部唐蕃古道走向重要环节的资料空白，为研究吐蕃时期佛教史、佛教艺术史、唐和吐蕃关系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江西景德镇南窑唐代窑址
发掘单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乐平市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局 乐平市博物馆
发掘领队：张文江
南窑遗址位于江西省景德镇乐平市接渡镇南窑村东北，1964年由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发现。2013年3－11月，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揭示龙窑遗迹2座、灰坑10个、灰沟1条、道路遗迹1条，总计揭露面积1013.5平方米，出土大批窑具和瓷片标本，重达数十吨。
发掘表明南窑遗址文化层堆积厚，达1－3米，堆积最深超过5米，规模宏大，分布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其保存规模之巨大、完好在江西省境内同类窑址中罕见。
南窑遗址遗存丰富，包含了取土的白土塘、运输原料的江湖塘、溪坑、码头、储料池以及烧造产品的窑炉等反映制瓷工艺流程的作坊遗迹。这些遗迹保存较好，连成一片，无论从整体规模还是制瓷工艺流程等方面都能够再现和复原南窑唐代制瓷的真实面貌。
在南窑村窑山北部散布大量窑具和瓷器残片，东西最宽200米、南北最长153米，地表可见13条明显隆起的脊状堆积。经勘探得知，每两条隆起的脊状堆积之间分布有一长条状龙窑遗迹，总计有12条，由中心最高点向东、北、西呈扇形分布。全面揭露一条长达78.8米的龙窑遗迹，窑头方向为北偏东30°，由窑前工作面、火门、火膛、窑床、窑墙、窑尾等几部分组成。整体水平长78，斜长78.8，宽1.6－2.4米，残高0－0.6米，靠近窑头前16米的窑床坡度较平缓，为10°；后段略陡，为13°。
根据地层叠压关系以及出土遗物，推断该龙窑是使用竹藤类材料起劵，用泥糊砌，采用支座垫烧青瓷的中晚唐时期龙窑。龙窑长达78.8米，是迄今为止考古揭露最长的唐代龙窑遗迹。窑室内多处部位保留排列整齐的原始状态的装烧坯件的支座，对于了解当时龙窑的装窑量提供了重要资料，为研究南窑的生产流程、窑炉砌造技术、探索南窑的烧造工艺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史提供了依据。
该龙窑至少经过5次修补，窑底有5层烧结层，部分窑墙可见5层窑壁，尤为独特的是，该龙窑早期烧造时在窑床中段使用了方形减火坑的技术手法，这是以往龙窑遗迹中所不见的。
考古研究证明，南窑是江西地区一处重要的独具风格、特色鲜明的唐代青瓷窑场，具有长沙窑风格，兼具洪州窑、越窑和河南鲁山窑的特点，部分产品具有外销的性质。产品多数采用明火烧造，少量高档产品采用匣钵先进工艺，制瓷技术高超，烧造水平一流，生产的瓷器质量精致，造型典雅，艺术性高，烧制技法和装饰艺术富有特色，有的技术走在同时期窑场的前列。
瓷器釉色种类多，有青釉瓷、酱黑釉瓷、青釉褐斑瓷、青釉褐色彩绘瓷以及素胎瓷，以青釉瓷为主。器物造型端庄，器形丰富，大者雄浑，小者精巧，有双系瓶、小瓶、执壶、盘口壶、罐、碗、腰鼓以及器盖等，以碗、盘、双系瓶居多。还发现了人面埙、茶碾、瓷权、砚滴等罕见的器物。值得关注的是青釉、酱黑釉腰鼓和器形硕大的大碗，有可能是为满足胡人所需而专门烧造或订烧的，彰显了唐代赣鄱与西域地区文化交流频繁的史实。尤为重要的是出土了夹耳罐、穿带壶等具有重要断代意义的器形。夹耳盖罐是公元800年前后的新产品，是随着海上陶瓷之路的兴起而出现的，是海上陶瓷之路兴起的标志性产品。
考古证明南窑始烧于中唐，兴盛于中晚唐，衰落于晚唐，距今有1200多年的烧造历史。文献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历史有两千多年。然而考古资料表明其最早的瓷业遗存是10世纪晚唐五代时期生产青瓷和白瓷的窑业遗存。此次发掘的南窑遗址是景德镇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瓷业遗存，不仅填补了景德镇地区唐代瓷窑遗存的空白，把瓷都景德镇的瓷器烧造历史向前推进一步，具有正史补史的作用；而且丰富了景德镇地区陶瓷文化的内涵，为探讨景德镇的陶瓷发展历史、探索景德镇的瓷业源头提供了重要线索，为研究唐代制瓷手工业和青釉瓷器发展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南窑窑场的兴起得益于当地丰富的烧瓷资源和地处环鄱阳湖以及东西南北大交通线等综合因素；是唐代多民族国家繁荣富强、多文化因素融合的结果；是瓷都景德镇“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先声，为明清时期瓷都景德镇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