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丰
“我们判断人口政策的好坏，其实并不主要在于它对人口总数的影响，因为人口变动有很多不可逆因素。我们判断的是政策对一个家庭基本福利的影响。放开二孩之后，我们开始把生育权交给家庭。”
“二孩”放开的预期与现实
三联生活周刊：国家决定从2016年1月1日起放开“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现实中的生育状况是怎样的？与政策调整前的预判是否吻合？
王丰：独生子女政策的调整实际上从2013年放开“单独二孩”时就已经开始了，到2015年底，国家决定放开“全面二孩”。整体来讲，我们是希望随着政策的放开，多出生一些婴儿，多减少一些独生子女家庭。但最大的意外是，新生儿的出生数量远远低于预期。“单独二孩”放开后，官方的估计是每年至少增加200万新生儿，但一年以后连100万的数量都没有达到。“全面二孩”放开后，新增出生数不仅低于政府的预期，也明显低于学者们预期的下限，包括我本人都觉得新增出生数应该在150万到200万之间，但现在这个数字是达不到的。
中国有1.5亿独生子女家庭，卫计委很早之前做出的测算认为，全面放开二孩会有70%的家庭选择生两孩，而且认为“将来会有1亿孩子出生，而且多数家庭会选择在4年到5年之内出生”。这么测算之后，意味着每年新增2500万人口，再加上原来每年1600万的出生人口，也就是说每年会有4000万人口出生；但在政策调整之后，卫计委公布了新的数据，表明希望生二孩的妇女只有30%，而总的出生数在1700万到1900万之间波动，前后差别还是很大的。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预期和现实会有这么大差距？
王丰：首先是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我们做了很多调查，年轻夫妇愿意生两个孩子的比例比人们想象的要低得多，为什么只有30%的人会想生第二个孩子呢？从生理上讲，我们现在有大约9000万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这其中大约60%以上的妇女年龄在35岁以上。
如果他们要生育第二个孩子，除了要考虑高龄，很多人还担心第一个孩子和第二个孩子年龄间隔太大，当第一个孩子已经六七岁或十几岁时，他们会公开抗议父母再生第二个孩子。而作为父母，本身对生育二孩的代价也有权衡，包括从怀孕到养育对女性工作的影响，孩子将来的教育、工作、婚姻生活等各个层面的担心。
生育二孩不是说增加一双筷子或者一只碗的问题，大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过上优越的生活，而社会本身存在一定的不平等，生活成本在急剧提高，社会竞争也非常激烈，这的确会让很多年轻夫妇望而生畏。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很多原本可以生两个孩子的夫妇出于生活、发展等方面的考虑，担心付出的代价太大而选择只生一个孩子。
其次是高等教育带来的改变。从90年代末开始，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扩张。90年代末，每年高等院校招生人数大约是100万；而10年之后，每年高等院校的招生人数差不多能达到七八百万。
10年左右时间，高等院校扩招了7倍，更多年轻人有了上大学的机会，而读书期间选择结婚的很少，这样一来，结婚、生育的时间都会随之推迟。在过去的10年时间内，中国社会在婚姻方面还发生了很大变化，那就是女性婚姻年龄的推迟和不婚比例的增加。从2000到2010年，25岁到29岁的女性中，没有结婚的比例翻了一番，从10%增长到20%，这个趋势还在延续，比例还在增加。这意味着，即便有些年轻人今后会生两个孩子或者一个孩子，但由于他们现在推迟了生育，所以眼下看到每年的新增出生数就会少一些。另外，性生活和婚姻现在是脱钩的，最近好几个调查显示，已婚年轻夫妇差不多有将近一半是婚前同居，婚前有性生活的比例更高，而且上升很快，很多新兴平台也提供了更多机会让大家不需要在婚姻的形式下才能满足生理和心理的需求。
此外，中国还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大批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但这其中的大部分人很难在城市站稳脚跟，更不用说在城市里生养孩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带来了对生育的抑制。所有这些大的变化加到一起，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现实。
生育权开始回归家庭
三联生活周刊：生育观念的改变是目前低生育率很重要的原因，除了高等教育扩张、婚姻与性的脱钩等社会经济因素，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是否还有其特殊性？
王丰：全球已经有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2.1的人口更替水平之下，其中东亚地区的生育率在全球是最低的，西欧有一些国家的生育率也很低，比如意大利、德国、西班牙，但英国、法国还可以。东亚地区很多低生育率国家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生活水平提高很快，之后增長速度相对较低，但人们的期望仍然比较高，希望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此外更重要的是文化因素，东亚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区域之一，不光是中国，整个东亚社会的家长对子女的成功特别在意。子女的成功不是靠多生孩子，而是要少生孩子甚至不生孩子，把全家的资源集中到一个孩子身上。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生育率都很低，可能在1.3、1.4左右，这些国家也一直在鼓励生育，但没有一个能在过去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使生育率回升。
三联生活周刊：与其他低生育率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不同应该是实行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吧？之前还有说法是独生子女政策使中国少生了4亿人，独生子女政策究竟有哪些作用和影响？
王丰：这个说法是非常不科学且没有根据的。独生子女政策其实并没有带来这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却一直呼吁取消独生子女政策，表面看起来好像很矛盾，但这后面有个比较复杂的故事。
简单来讲，我们的人口政策应该分为两段，一段是1970年到1979年，中国实行“晚、稀、少”（晚婚、稀生育间隔、少子女数）政策，而非强制“只生一个孩子”，这是中国出生率下降最快幅度也最大的一段时期。在独生子女政策出台之前，生育率实际就已经下降了70%，只有30%的生育率下降是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发生的。独生子女政策虽然对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很小，但却强制产生了很多原本可以避免的独生子女家庭。我们估算了一下，上世纪80年代，每年的新增人口大约有2000万，也就相当于1000万对夫妇。按照政策规定，大约60%的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假设这里面有一半家庭是自愿的，而另一半是不自愿的，这就意味着每年可能会有300多万独生子女家庭是非自愿产生的，二三十年以来大约会多出来1亿个独生子女家庭，这才是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最大副作用
——专访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丰
“我们判断人口政策的好坏，其实并不主要在于它对人口总数的影响，因为人口变动有很多不可逆因素。我们判断的是政策对一个家庭基本福利的影响。放开二孩之后，我们开始把生育权交给家庭。”
“二孩”放开的预期与现实
三联生活周刊：国家决定从2016年1月1日起放开“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现实中的生育状况是怎样的？与政策调整前的预判是否吻合？
王丰：独生子女政策的调整实际上从2013年放开“单独二孩”时就已经开始了，到2015年底，国家决定放开“全面二孩”。整体来讲，我们是希望随着政策的放开，多出生一些婴儿，多减少一些独生子女家庭。但最大的意外是，新生儿的出生数量远远低于预期。“单独二孩”放开后，官方的估计是每年至少增加200万新生儿，但一年以后连100万的数量都没有达到。“全面二孩”放开后，新增出生数不仅低于政府的预期，也明显低于学者们预期的下限，包括我本人都觉得新增出生数应该在150万到200万之间，但现在这个数字是达不到的。
中国有1.5亿独生子女家庭，卫计委很早之前做出的测算认为，全面放开二孩会有70%的家庭选择生两孩，而且认为“将来会有1亿孩子出生，而且多数家庭会选择在4年到5年之内出生”。这么测算之后，意味着每年新增2500万人口，再加上原来每年1600万的出生人口，也就是说每年会有4000万人口出生；但在政策调整之后，卫计委公布了新的数据，表明希望生二孩的妇女只有30%，而总的出生数在1700万到1900万之间波动，前后差别还是很大的。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预期和现实会有这么大差距？
王丰：首先是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我们做了很多调查，年轻夫妇愿意生两个孩子的比例比人们想象的要低得多，为什么只有30%的人会想生第二个孩子呢？从生理上讲，我们现在有大约9000万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这其中大约60%以上的妇女年龄在35岁以上。
如果他们要生育第二个孩子，除了要考虑高龄，很多人还担心第一个孩子和第二个孩子年龄间隔太大，当第一个孩子已经六七岁或十几岁时，他们会公开抗议父母再生第二个孩子。而作为父母，本身对生育二孩的代价也有权衡，包括从怀孕到养育对女性工作的影响，孩子将来的教育、工作、婚姻生活等各个层面的担心。
生育二孩不是说增加一双筷子或者一只碗的问题，大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过上优越的生活，而社会本身存在一定的不平等，生活成本在急剧提高，社会竞争也非常激烈，这的确会让很多年轻夫妇望而生畏。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很多原本可以生两个孩子的夫妇出于生活、发展等方面的考虑，担心付出的代价太大而选择只生一个孩子。
其次是高等教育带来的改变。从90年代末开始，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扩张。90年代末，每年高等院校招生人数大约是100万；而10年之后，每年高等院校的招生人数差不多能达到七八百万。
10年左右时间，高等院校扩招了7倍，更多年轻人有了上大学的机会，而读书期间选择结婚的很少，这样一来，结婚、生育的时间都会随之推迟。在过去的10年时间内，中国社会在婚姻方面还发生了很大变化，那就是女性婚姻年龄的推迟和不婚比例的增加。从2000到2010年，25岁到29岁的女性中，没有结婚的比例翻了一番，从10%增长到20%，这个趋势还在延续，比例还在增加。这意味着，即便有些年轻人今后会生两个孩子或者一个孩子，但由于他们现在推迟了生育，所以眼下看到每年的新增出生数就会少一些。另外，性生活和婚姻现在是脱钩的，最近好几个调查显示，已婚年轻夫妇差不多有将近一半是婚前同居，婚前有性生活的比例更高，而且上升很快，很多新兴平台也提供了更多机会让大家不需要在婚姻的形式下才能满足生理和心理的需求。
此外，中国还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大批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但这其中的大部分人很难在城市站稳脚跟，更不用说在城市里生养孩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带来了对生育的抑制。所有这些大的变化加到一起，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现实。
生育权开始回归家庭
三联生活周刊：生育观念的改变是目前低生育率很重要的原因，除了高等教育扩张、婚姻与性的脱钩等社会经济因素，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是否还有其特殊性？
王丰：全球已经有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2.1的人口更替水平之下，其中东亚地区的生育率在全球是最低的，西欧有一些国家的生育率也很低，比如意大利、德国、西班牙，但英国、法国还可以。东亚地区很多低生育率国家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生活水平提高很快，之后增長速度相对较低，但人们的期望仍然比较高，希望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此外更重要的是文化因素，东亚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区域之一，不光是中国，整个东亚社会的家长对子女的成功特别在意。子女的成功不是靠多生孩子，而是要少生孩子甚至不生孩子，把全家的资源集中到一个孩子身上。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生育率都很低，可能在1.3、1.4左右，这些国家也一直在鼓励生育，但没有一个能在过去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使生育率回升。
三联生活周刊：与其他低生育率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不同应该是实行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吧？之前还有说法是独生子女政策使中国少生了4亿人，独生子女政策究竟有哪些作用和影响？
王丰：这个说法是非常不科学且没有根据的。独生子女政策其实并没有带来这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却一直呼吁取消独生子女政策，表面看起来好像很矛盾，但这后面有个比较复杂的故事。
简单来讲，我们的人口政策应该分为两段，一段是1970年到1979年，中国实行“晚、稀、少”（晚婚、稀生育间隔、少子女数）政策，而非强制“只生一个孩子”，这是中国出生率下降最快幅度也最大的一段时期。在独生子女政策出台之前，生育率实际就已经下降了70%，只有30%的生育率下降是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发生的。独生子女政策虽然对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很小，但却强制产生了很多原本可以避免的独生子女家庭。我们估算了一下，上世纪80年代，每年的新增人口大约有2000万，也就相当于1000万对夫妇。按照政策规定，大约60%的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假设这里面有一半家庭是自愿的，而另一半是不自愿的，这就意味着每年可能会有300多万独生子女家庭是非自愿产生的，二三十年以来大约会多出来1亿个独生子女家庭，这才是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最大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