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大学观”
(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为囊括之大典，网罗众学之学府，”蔡元培曾经这样说道。1917年，蔡元培从德国归来，按照柏林大学的模式管理北大，成就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此后，北大作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
科学思想的发祥地，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开创了中国的二十世纪。当然也影响了中国所有的大学。] 大学负有培养人才、传播知识、专研学术、教化社会等多种职能。作为“中国现代最大的教育家” （冯友兰语），蔡元培先生不仅有过一段执掌北京大学的办学经历，而且提出一套可称之为“大学观”的办学理念，直到今天仍熠熠生辉，值得我们借鉴。
概括地讲，蔡元培的“大学观”由什么是大学和如何办大学两大命题构成。什么是大学？ 从古到今，虽非言人人殊，但亦不是异口同声。在蔡元培看来，大学应具备以下基本特征和功能：
其一，大学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要义。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之机关”，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场所，更不是养成资格、贩卖毕业文凭的地方。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要摒弃“做官发财思想”，抱定做学问这一宗旨，孜孜以求。就教师而言，“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不当敷衍塞责，应付了事，更不当“委身学校而萦情部院”；就学生而言，当在教师指导之下自动地研究学问，不当“硬记教员的讲义”，迁就目前，更“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其二，大学以引领社会、服务社会为职志。蔡元培认为，教育之于社会，有二大基本功能：一在引领，所谓“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二在服务，“就是学校里养成一种人才，将来进社会做事”，或者“就是学生或教育一方面讲学问，一方面效力社会。”作为“社会之模范、文化之中心”，大学在社会道德建设上要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进德修养，担起培育社会公德的责任，不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在文化建设上要摒弃把大学看作“只有大学学生同教员可以进去，旁人都是不能进去的”的观念和做法，实行开门办学，开展平民教育，担起改良国民文化素质的责任，“大学职员的责任，并不是专教几个学生，更要设法给人人都受一点大学的教育”；在经济建设上要为各行各业提供知识服务，“大学的目的，要把个个学生都养成有一种服务社会的能力。„„在商业的都会，大学就指导工厂、商业；在农业的州府，大学就指导农人。”
其三，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从教育理论和实践上，蔡元培无疑是一位素质教育论者。他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也就是说，蔡元培把教育目的定位于培养人的能力和人格两个基点上，只有兼具能力和人格的人才是“完全之人”，前者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技能教育，后者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教育，“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因此，在出任教育总长之始，蔡元培便明确提出以“养成共和国健全人格”为宗旨，实行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所谓“五育并举”的办学方针。
其四，大学是精神家园。蔡元培认为，大学应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这些精神主要包括自由精神、平等精神、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所谓自由精神，是指学术思想自由，不论什么学派，只要学有专长，自成一说，即任其存在发展，“同流并进”。所谓平等精神，是指学术平等、男女平等、师生员工平等。所谓民主精神，一指管理民主，认为大学不是衙门，大学校长不是官，要进行民主治校；二指教育民主，认为教育应该对作为民主国家主体的民众开放，人人享有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所谓科学精神，是指教学研究要以“求真理”为基本要旨，要有批判意识和独立意识，不可盲从迷信。“研究也，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
其五，大学教育以创新为灵魂。蔡元培一生以自我革新和革新教育为职志，从前清翰林一变而为民主志士，是其自我革新之写照；将暮气沉沉的北大一变而为“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鲁迅语），是其革新教育之显绩。在执掌北大期间，他对北大的办学方针、管理体制、学制与课程建设均进行了创新性改革，正是这些改革开创了北大的新气象。他认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式，都要寻着创新的思路加以改进，“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他”；“世界学术进步，教授方法，日新月异，本校虽未能于短时期间大事更张，要亦决无故步自封之理。”针对学生“死守讲义”的学习态度，他一再勉励学生不要盲从，要养成“创造的能力”，“在学校内，既要有活泼进取的精神，又要有坚实耐烦的精神。有第一种精神，所以有发明，有创造。有第二种精神，利害不为动，牵制有不受，专心一志，为发明创造的预备”。他寄语留学生，不但要学专业知识，更主要的是要学“科学的方法”，这样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有所发明创造。他给北大毕业生的赠言仍在一个“新”字：“各勉日新志，共证岁寒心。”
关于如何办大学，蔡元培也有一套独特的理念，这就是以革新思想为先导，以改革管理体制为保证，积极推进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学制改革、课程建设。
所谓革新思想，是指学校要摒弃狭隘的门户观念，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教师要摒弃情萦仕宦意念，树立“终其身于讲学事业”的思想，学生要摒弃陈旧的“科举”意念，树立“以研究学术为天职”的求学思想。蔡元培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在他入主北大之初，北大在国人的心目中尚是一个“官僚养成所”，大部分学生和家长都认为进北大就是要得一个“进士出身”，而教师队伍也鱼龙混杂，因此他提出“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观念”，同时引进有真才实学的教师。这些思想在办学与求学两个方面为北大注入活力，带来新气象。 在学校管理体制建设上，蔡元培的基本思路是“以教授治理校务，用民主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方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经过一系列改革，北大逐步革除原来“形同衙门”的管理体制，建立起以教授为主体，以评议会、行政会议、教务会议和总务处为基本机构，立法、行政、教务、事务分立的教授
治校体制。这一体制将北大导入稳定有序规范高效的运行环境中，以致在蔡元培长期离校时“校务不但不陷停顿，且能依计划以进行者”。
在学科建设上，蔡元培的基本思路是按“学”与“术”分类规划组建学科。“学”为学理，“文、理，学也”；“术”为应用。“法、商、医、工，术，术也。”在他看来，学重于术，“学为基本，术为支干”，大学的发展重点应当是“治学”，高等专门学校的发展重点是“治术”。这一改革思路扭转了当时重术轻学、重工轻理重应用轻理论的偏向，将北京大学导入文理综合性大学的发展轨道。
在师资队伍建设上，蔡元培的基本思路是本着“兼容并包”的原则大量引进新派人物，不拘一格网罗众家。一时间北大名师云集，新旧各派“并坐而论，同席笑谑”，学术为之大盛。
在学制改革与课程建设上，蔡元培的基本思路是本着“尚自然”、“展个性”的自由教育观，实行选科制；本着中西并蓄、择善而从的原则，建设学贯中西的课程体系。
以上所列即是蔡元培“大学观”之大端，其于历史之贡献在“救活了北京大学”，“开出一种大气，酿成一大潮流”；其于现实之意义，无庸赘言，治教育者自可观而有所觉也。
蔡元培的“大学观”
(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为囊括之大典，网罗众学之学府，”蔡元培曾经这样说道。1917年，蔡元培从德国归来，按照柏林大学的模式管理北大，成就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此后，北大作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
科学思想的发祥地，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开创了中国的二十世纪。当然也影响了中国所有的大学。] 大学负有培养人才、传播知识、专研学术、教化社会等多种职能。作为“中国现代最大的教育家” （冯友兰语），蔡元培先生不仅有过一段执掌北京大学的办学经历，而且提出一套可称之为“大学观”的办学理念，直到今天仍熠熠生辉，值得我们借鉴。
概括地讲，蔡元培的“大学观”由什么是大学和如何办大学两大命题构成。什么是大学？ 从古到今，虽非言人人殊，但亦不是异口同声。在蔡元培看来，大学应具备以下基本特征和功能：
其一，大学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要义。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之机关”，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场所，更不是养成资格、贩卖毕业文凭的地方。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要摒弃“做官发财思想”，抱定做学问这一宗旨，孜孜以求。就教师而言，“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不当敷衍塞责，应付了事，更不当“委身学校而萦情部院”；就学生而言，当在教师指导之下自动地研究学问，不当“硬记教员的讲义”，迁就目前，更“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其二，大学以引领社会、服务社会为职志。蔡元培认为，教育之于社会，有二大基本功能：一在引领，所谓“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二在服务，“就是学校里养成一种人才，将来进社会做事”，或者“就是学生或教育一方面讲学问，一方面效力社会。”作为“社会之模范、文化之中心”，大学在社会道德建设上要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进德修养，担起培育社会公德的责任，不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在文化建设上要摒弃把大学看作“只有大学学生同教员可以进去，旁人都是不能进去的”的观念和做法，实行开门办学，开展平民教育，担起改良国民文化素质的责任，“大学职员的责任，并不是专教几个学生，更要设法给人人都受一点大学的教育”；在经济建设上要为各行各业提供知识服务，“大学的目的，要把个个学生都养成有一种服务社会的能力。„„在商业的都会，大学就指导工厂、商业；在农业的州府，大学就指导农人。”
其三，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从教育理论和实践上，蔡元培无疑是一位素质教育论者。他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也就是说，蔡元培把教育目的定位于培养人的能力和人格两个基点上，只有兼具能力和人格的人才是“完全之人”，前者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技能教育，后者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教育，“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因此，在出任教育总长之始，蔡元培便明确提出以“养成共和国健全人格”为宗旨，实行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所谓“五育并举”的办学方针。
其四，大学是精神家园。蔡元培认为，大学应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这些精神主要包括自由精神、平等精神、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所谓自由精神，是指学术思想自由，不论什么学派，只要学有专长，自成一说，即任其存在发展，“同流并进”。所谓平等精神，是指学术平等、男女平等、师生员工平等。所谓民主精神，一指管理民主，认为大学不是衙门，大学校长不是官，要进行民主治校；二指教育民主，认为教育应该对作为民主国家主体的民众开放，人人享有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所谓科学精神，是指教学研究要以“求真理”为基本要旨，要有批判意识和独立意识，不可盲从迷信。“研究也，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
其五，大学教育以创新为灵魂。蔡元培一生以自我革新和革新教育为职志，从前清翰林一变而为民主志士，是其自我革新之写照；将暮气沉沉的北大一变而为“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鲁迅语），是其革新教育之显绩。在执掌北大期间，他对北大的办学方针、管理体制、学制与课程建设均进行了创新性改革，正是这些改革开创了北大的新气象。他认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式，都要寻着创新的思路加以改进，“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他”；“世界学术进步，教授方法，日新月异，本校虽未能于短时期间大事更张，要亦决无故步自封之理。”针对学生“死守讲义”的学习态度，他一再勉励学生不要盲从，要养成“创造的能力”，“在学校内，既要有活泼进取的精神，又要有坚实耐烦的精神。有第一种精神，所以有发明，有创造。有第二种精神，利害不为动，牵制有不受，专心一志，为发明创造的预备”。他寄语留学生，不但要学专业知识，更主要的是要学“科学的方法”，这样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有所发明创造。他给北大毕业生的赠言仍在一个“新”字：“各勉日新志，共证岁寒心。”
关于如何办大学，蔡元培也有一套独特的理念，这就是以革新思想为先导，以改革管理体制为保证，积极推进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学制改革、课程建设。
所谓革新思想，是指学校要摒弃狭隘的门户观念，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教师要摒弃情萦仕宦意念，树立“终其身于讲学事业”的思想，学生要摒弃陈旧的“科举”意念，树立“以研究学术为天职”的求学思想。蔡元培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在他入主北大之初，北大在国人的心目中尚是一个“官僚养成所”，大部分学生和家长都认为进北大就是要得一个“进士出身”，而教师队伍也鱼龙混杂，因此他提出“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观念”，同时引进有真才实学的教师。这些思想在办学与求学两个方面为北大注入活力，带来新气象。 在学校管理体制建设上，蔡元培的基本思路是“以教授治理校务，用民主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方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经过一系列改革，北大逐步革除原来“形同衙门”的管理体制，建立起以教授为主体，以评议会、行政会议、教务会议和总务处为基本机构，立法、行政、教务、事务分立的教授
治校体制。这一体制将北大导入稳定有序规范高效的运行环境中，以致在蔡元培长期离校时“校务不但不陷停顿，且能依计划以进行者”。
在学科建设上，蔡元培的基本思路是按“学”与“术”分类规划组建学科。“学”为学理，“文、理，学也”；“术”为应用。“法、商、医、工，术，术也。”在他看来，学重于术，“学为基本，术为支干”，大学的发展重点应当是“治学”，高等专门学校的发展重点是“治术”。这一改革思路扭转了当时重术轻学、重工轻理重应用轻理论的偏向，将北京大学导入文理综合性大学的发展轨道。
在师资队伍建设上，蔡元培的基本思路是本着“兼容并包”的原则大量引进新派人物，不拘一格网罗众家。一时间北大名师云集，新旧各派“并坐而论，同席笑谑”，学术为之大盛。
在学制改革与课程建设上，蔡元培的基本思路是本着“尚自然”、“展个性”的自由教育观，实行选科制；本着中西并蓄、择善而从的原则，建设学贯中西的课程体系。
以上所列即是蔡元培“大学观”之大端，其于历史之贡献在“救活了北京大学”，“开出一种大气，酿成一大潮流”；其于现实之意义，无庸赘言，治教育者自可观而有所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