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及其作者之谜
［摘要］《文心雕龙新书通检》是一部大十六开本的索引式工具书，正文429页，外加《凡例》、《法文拼音检字》《英文拼音检字》目录36页，共计465页。由于该书出版时未有署名编纂者，王元化、祖保泉、日本学者海村唯一等教授皆认为是王利器教授的作品，更有人将王利器先生的《文心雕龙新书》和《文心雕龙新书通检》相混。其实《文心雕龙新书通检》的编纂者是吴晓玲。两者是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根本区别的两部书，不可混淆，特作辨析。
［关键词］《文心雕龙新书》；王利器；《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吴晓玲
我因研究刘勰和《文心雕龙》而涉及《刘子》一书，进而触及《刘子》一书的作者问题而与“龙学”界的同仁发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近几年发现即使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版的《文心雕龙新书通检》一书，也出现了作者认证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笔者认为，趁着问题发生的时间尚短，有必要做一辨析，以免日后重演《刘子》作者之争的闹剧。鉴于《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在国内的存书仅有几部的现实，很多学者只知有其书，未能亲见其书，在此辨析该书作者是谁的同时，一并将其概貌介绍给没有机会亲自翻检该书的学者。
一、《文心雕龙新书通检》概貌及其出版和发行
《文心雕龙新书通检》是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通检丛书之十
五，于1952年11月由该所编辑出版发行，印刷者为京华印书局。繁体字，横排版，大16开，平装本，465（36+429）页。封面白色，与读者对面的右侧是细字“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通检丛刊之十五”，左侧细字为“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出版”，中间大字是书名“文心雕龙新书通检”，背页为“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出版品一览表”，用中文和法文列出该所出版的十五种通检的书名、页数、出版时间。封底背面为“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出版品一览表”，用中文和法文列出12种该所出版物（包括展览会目录、刊物名称及辑数、专著书目等）。该书《目录》内容列有四项：1.凡例；2.法文拼音检字；3.英文拼音检字；4.文心雕龙新书通检（汉文）。书前首列《凡例》3页；次列《文心雕龙新书通检法文拼音检字》16页；再次列《文心雕龙新书通检英文拼音检字》16页。为了比较完整地展现书的概貌，我把该书八条《凡例》移录如下①：
1.本《通检》系根据王利器氏《文心雕龙新书》本文纂辑而成。
2.本《通检》之纂辑系依“堪靠灯”式（Concordance），是即每条皆依一句为断，逐字逐词一概分别立目。其字或词若见于某句之首，则立目之后，可自目字连读及注。
其字或词若在句中，则立目之后，于注中该字或词之原地位以“，”代表之。
3.本《通检》每条有目、注之分，间亦仅有目而无注者。凡目皆
用五号铅字排印，注则用六号铅字。每条后端所附之阿拉伯数码，为所在原书之卷数、页码及行数。其第一斜线前者为卷次，第二斜线前者为页次，最后之数码则为行次。卷次数码，概用黑体，以资醒目。每页之行数均依本文统计；篇目名称，虽占一行，然不为之计入。
4.本《通检》条目字均依汉字笔画排列；笔画同者，则按《康熙字典》之部首顺序定其前后；笔画及部首均同者，则按《康熙字典》部首下之顺序定其前后。
5.本《通检》各条，凡目字全同者，皆以原书卷、页、行中出现次第之顺序排列，除首条列出目字外，余皆以横线代替之。
6.本《通检》之编纂采用互见之法。
7.本《通检》之编纂又采用互参见之法。
8.本《通检》为便于不习用笔画者计，特将各目之第一字择出，分别制为法文及英文拼音检字。法文依照《法国远东学院院刊》（Bulletin de l’E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略称 BEFEO）之拼音式。英文依照翟理斯《汉文大辞典》（Herbert A.Giles:A.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Kelly & Walsh，Shanghai，1912）所用威妥玛氏（Sir Thomas Wade）之拼音式；惟i音则拼归Yi之内。
我们从该书的《凡例》可以窥见到《文心雕龙新书通检》的概貌和编纂者的良苦用心。《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出版不久，巴黎大学北
京汉学研究所就关闭了，并将所有资料和图书经香港运回了法国，现在国内的馆藏书据说仅有五部，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获得一部，欣喜不已。刘凌先生在悼念王元化先生的文章《我所接触的王元化从〈文心雕龙〉到〈社会契约论〉》一文中说：“临别时，他从书架上抽出国内稀有的《文心雕龙新书》和《通检》借我阅读。”据此可知王元化先生也见过或者说也有藏本②，我认为王元化先生是误认为两书的作者为一人。《文心雕龙新书》作为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通检丛刊之十五出版于1951年，出版之后并未来得及公开发行。
二、《文心雕龙新书通检》作者的不同说法
《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出版时没有署名编纂者为何人，只署编辑兼出版单位，所以北京国家图书馆输入电脑的信息在“著者”栏下填的是“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编”。近些年“龙学”界的几位重量级学者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该书的编纂者为王利器先生：一是祖保泉先生的《现当代〈文心雕龙〉五学人年表》③，二是王元化先生为《冈村繁全集》第五卷《唐代文艺论》④写的《序》，三是日本的海村唯一先生为2005年4月日本福冈大学举办的《文心雕龙》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供的论文《当代龙学研究略考——从“索引”到“思辨”再到“创新”》。今将三位先生的意见抄录如下：
祖保泉先生在《〈文心雕龙〉五学人年表·新编〈王利器年表〉》中说：“《文心雕龙新书》是作者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时写成。为配合《新书》，作者还依据《文心雕龙》本文编纂成索引工具
书《文心雕龙新书通检》一册，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1952年出版。”⑤这里的“作者”显然是指王利器先生。王元化说：“冈村先生最初研究成果是《文心雕龙索引》，这部书与王利器《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均在五十年代问世，成为研究《文心雕龙》的重要的工具性工作。”海村唯一说：“可以说，‘索引’（朱按：指冈村繁著《文心雕龙索引》）拉开了当代龙学研究的序幕。两年后，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出版了《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并加脚注：“王利器《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1952）”⑥。海村唯一（中国名字：俞慰慈）在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冈村繁全集别卷·文心雕龙索引〉出版后记》中引用他的上述论文时把脚注变成了括注：“王利器著，一九五二”。这说明祖保泉、王元化和海村唯一等海内外几位先生均认为《文心雕龙新书通检》的作者是王利器先生。
吴晓玲先生在南京师范大学主编的《文教资料》1987年第4期发表的《编纂“通检”者的自白》一文说：“我编纂的第五种通检是《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底本则根据王藏用(利器)君主动送来的《文心雕龙新书》稿本。在编纂这部通检的时候，我考虑到魏、晋、南北朝间的文字风格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以《文心雕龙》作为标准样品，会引起风格学研究者的兴趣，于是不厌其烦地单纯采用了‘堪靠灯’式的编纂法，俾使用者便于统计字和词的出现频率，据以分析综合。这部通检所以篇帙浩繁的原因在此。它被列为《通检丛刊》的第十五种，也就是在北京出版的最后一种。”从这段话来看，《文心雕龙新书通检》的编纂者是吴晓玲。那么这部书的作者究竟是王利器呢还是吴晓玲？
三、《文心雕龙新书通检》一书的编纂者不可能是王利器？ 这里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文心雕龙新书》和《文心雕龙新书通检》是两部书，虽然同属于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通检》丛刊之十五，是配套才能使用，但是，两书不仅分别装订，单独发行，而且出版于不同年份。《文心雕龙新书》出版于1951年7月，《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出版于1952年11月，两书出版时间相差16个月。《文心雕龙新书》署名王利器校笺，而《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并未署名王利器。
第二，从《文心雕龙新书通检》的《凡例》第一条“本《通检》系根据王利器氏《文心雕龙新书》本文纂辑而成”来看，这种语境也说明该书编纂者不是王利器。
第三，关于王利器与《文心雕龙》的关系，他在1981年5月写的《王利器自传》中说：“北大复员，我应邀来北大任教，……在中文系开校勘学，并讲授《史记》、《庄子》、《文心雕龙》等专书，适法国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来约稿，学校遂把我的《文心雕龙新书》推荐给他们，后来收入中法汉学研究所《通检丛刊》；由于此书在国内流行极少，复经加工，改名为《文心雕龙校证》，于1980年交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1］90王先生在《自传》末附有自己的著作目录，《文心雕龙新书通检》不在其中。后来，王利器先生又撰写了《我与〈文心雕龙〉》一文，收在王贞琼和王贞一编著的《王利器学述》中，他在该文中说：我在北大讲授校勘学，“《文心雕龙》课
程结束之日，也就是我的《文心雕龙新书》脱稿之时，学校把这部书向法国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推荐，收入《通检丛刊》之十五。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心雕龙新书》在国内未能发行，我自己也没有得到样书。后来台湾宏业书局、成文书局、明文书局、龙门书局都盗印了此书，还把著者名字改为‘王理器’，直到七十年代末，我才得到了这种盗印本。”［2］222王利器在《我与〈文心雕龙〉》一文中连当年做编辑时为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增添了多少条注释都提到，如果《文心雕龙新书通检》是他的劳动成果，不会不在这篇全面反映他与《文心雕龙》关系的文章中提到。王贞琼和王贞一编著的《王利器学述》中的《年表》有《文心雕龙新书》，而没有《文心雕龙新书通检》，且把《文心雕龙新书》的出版时间定在1952年，这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王家藏书中确是没有王利器校笺的《文心雕龙新书》1951年初版样书，王利器先生的哲嗣也没有去国家图书馆核实，误认为《文心雕龙新书》与《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同年出版。可见该书发行过程中有着诸多我们今天难以知晓的原因。王利器先生自己写的著作目录和其哲嗣为其父编的《年表》均未有《文心雕龙新书通检》，也可以证明该书的编纂者不是王利器。王利器《文心雕龙新书》出版之后，中国内地学者手中几乎没有收藏，我手中使用的本子就是台湾宏业书局盗版的，分为精装和平装两种款式装订发行，其版式和尺寸与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初版完全相同，不同者是署名作者为“王理器”而不是王利器。台湾成文书局1968年曾出版《文心雕龙新书》并附《通检》，但是大陆出版界至今未见再出版发行。
第四，王利器先生的哲嗣编的《王利器学述》一书中也没有提到王利器与《文心雕龙新书通检》有劳动关系，这说明王利器生前与家人也从未提及他编纂了《通检》。
第五，王元化先生虽然有这两部书的藏本，我认为他是误认为两书出于同一作者，是不明真相的一种反应。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文心雕龙新书通检》的编纂者不可能是王利器先生。
四、《文心雕龙新书通检》的编纂者是吴晓玲
吴晓玲说是他编纂了《文心雕龙新书通检》，这话是否可信？这里需要对吴晓玲其人其事做一点介绍，方可有利于说明他的可信度。
吴晓铃（1914—1995），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神学院、燕京大学、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2年至1946年在印度寂乡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任教授。1947年起任法国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通检组主任。吴晓玲在《编纂“通检”者的自白》一文中说：“我早在1946年冬季从印度孟加拉邦的诗翁泰戈尔创建的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离任回到北京的。当年，由于某些人的嫉妒⑦，我既不能回到母校北京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工作，更不能参加由我建议而新设的东方语言文学系工作，万里回归下频遭白眼，懊恼之情，可以想见。……于是从1947年初到1951年11月，我从事了五年的《通检丛刊》的编纂工作，1951年12月受中国科学院聘
任为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才结束了我的编纂古籍索引生涯。共计编成八种，在国内出版七种，在法国出版一种。”吴晓玲先生所工作过的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成立于1941年9月，开初只有一个民俗组和法文研究班。1942年9月又增设了语言历史组和通检组，而通检组的工作又因为中间人员调整及其编纂的通检特点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吴晓玲的中学老师聂崇岐主持工作，人员来自燕京学社的“引得编纂处”。共出版了八种《通检》，1946年聂崇岐离开通检组的时候，《申鉴通检》虽然定稿，但是尚有未出版，而《山海经》和《战国策》仅是半成品。通检组的工作由吴晓玲接任，为了工作，聂崇岐还把自己的得力助手邓诗熙留下配合吴晓玲的工作。吴晓玲又从中学生中招聘了王琇婷作为抄写员和校对。1947年初，吴晓玲出版了聂崇岐主持编纂好的《申鉴通检》后，接续了尚未定稿的《山海经通检》和《战国策通检》，这两部书均出版于1948年。这两部书实际上是通检组前后两个班子的劳动成果。分别列为《通检丛刊之九》和《通检丛刊之十》。出版的这十部通检，均按前例未有署名主编和助编。吴先生说他“从1947年初到1951年11月，我从事了五年的〈通检丛刊〉的编纂工作，……共计编成八种，在国内出版七种，在法国出版一种”，是包括《山海经通检》（1948年出版）和《战国策通检》（1948年出版）两个半成品和《大金国志通检》（1949年出版）、《契丹国志通检》（1949年出版）、《辍耕录通检》（1949年出版）、《方言校笺通检》（1951年出版）、《文心雕龙新书通检》（1952年出版）和《抱朴子通检》在内。吴晓玲说：而《抱朴子通检》“底本用的是中
央民族学院教师徐尊六(宗元)兄的校注稿，卡片都已制成，而北京汉学中心停办，未能付印。可能原著未能保存下来，所以1965年和1970年先后在巴黎出版的、由施鼎清(舟人)主编的《抱朴子内篇通检》和《抱朴子外篇通检》用了世界书局的排印《诸子集成》本作为底本，真是无可奈何。1985年，我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菜分校晤及施君时，还谈起这个经过，他也为之太息久之。”［3］这里说的接续《抱朴子通检》的施鼎清就是施博尔又名施舟人( Kistofer M. Schipper)，施博尔编纂的《抱朴子外篇通检》是1969年冬天在台湾出版了“赠阅”本，我手头藏有一部。施博尔在“赠阅”本前言说：“这本《抱朴子通检》是第二册（朱按：第一册是内篇通检，1965年巴黎出版），亦即是外篇之‘堪靠灯’……本书排版在台湾中台印刷厂，现在并预定在法国以用平板印刷出版。出版前赠送此本书，是我自己的‘著者校稿’之一本，可是应与将来出版者无二样。”该书署名主编施博尔，助编陈嘉然等四人（该书在法国出版的时间是1970年，37＋883页，与“赠阅”本一致）。这说明吴晓玲工作班子的第八部劳动成果已经夭折。
从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通检组从《通检丛刊》之一至《通检丛刊》之十，应是聂崇岐等人的劳动成果（第九和第十是前后两邦人员的共同劳动成果），遵照前面惯例没有署名编纂者，而从《通检丛刊》之十一到《通检丛刊》之十五，吴晓玲在编纂方法上作了一些新的探索，在选择版本上开辟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不再依附过去的旧刊编纂，而是选用当代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作为底本，并且刊印成书，与通检并行，相辅相成，省却使用者遍觅所据底木的困烦。”［3］而
且在亲自主持送达印刷厂的稿子上明确著作权，署上了主编吴晓玲，助编邓诗熙、王琇婷。但是为什么《文心雕龙新书通检》没有书上吴晓玲等人的名字呢？这是问题的关键。
问题是，《文心雕龙新书》出版于1951年7月，此时吴晓玲尚未离开通检组。1951年12月已经离开通检组，到中国科学院了。《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出版于1952年11月，此时距吴晓玲离职已经一年，是谁送达印刷厂的，而该书编好以后又为何拖了一年才出版，而且是该所在中国出版的最后一部书。这里还需要介绍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的结局。
新中国成立，1950年12月27日，“中国政府发布通告，要求接受外国资助或者依靠外国补助来运行的在华文化、宗教机构在3个月内进行登记，这些机构必须提供详细的财务报告，说明经费来源和使用的具体情况以及有关它们物资的详细清单。”［4］此时中法没有外交关系。该所人员人心惶惶，是关闭还是继续保留，董事会举棋不定，最后决定由中国政府定夺。实际上工作已处在停滞状态，大量人员离职。“这样，北京汉学研究所又继续存在将近3年之久，直至1953年11月9日接到北京市政府令其停止活动的口头通知之后，该所才遵照法国外交部的训令，将其藏书和资料经香港转运到巴黎大学，最后撤出中国。”这就是王利器先生说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心雕龙新书》在国内未能发行，我自己也没有得到样书”⑧的原因。从该研究所的情况来看，《文心雕龙新书通检》送达印刷厂的时候，根本
没有经过吴晓玲过目，因而当是遵照通检组前期的出书惯例，未有书上编纂者的名字。吴晓玲编纂了《文心雕龙新书通检》的说法，被《中法汉学研究所业绩》一文的作者杨宝玉所采信。杨宝玉先生在该文中说：“吴先生主编的第五种通检是《文心雕龙新书通检》。所用底本是王利器提供的《文心雕龙新书》稿本(后来王氏经过校定，将新校本定名《文心雕龙校正》，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0 年出版)。吴先生考虑到魏晋南北朝间的文字风格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文心雕龙》可以作为研究这一问题的标准样品。为了使读者能够利用本通检统计字、词的出现频率，并据以进行分析研究，吴先生遂不厌其烦地单独采用了‘堪靠灯’(Concordance)式的编纂方法。……这部通检是《通检丛刊》中唯一一部逐字索引，篇帙浩繁。它被列为《通检丛刊》的第十五种于1952 年出版，这是在北京出版的《中法汉学研究所通检丛刊》中的最后一种。”［5］杨宝玉之所以采信了《文心雕龙新书通检》的编纂者是吴晓玲先生的说法，是因为杨宝玉在吴晓玲先生生前曾拜访了吴先生，并确信了《通检》的排序和各书的编纂者。拜访的原因是杨宝玉发表的《中法汉学研究所与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所出通检丛刊述评》⑨中说：“中法汉学研究所共出10余种通检，具体有两种说法，一说为14种，多数文章或工具书采用此种说法；一说为15种，这是在14种之外加上吴晓玲先生编的《方言通检》。”吴晓玲认为这种“一说为14种，多数文章或工具书采用此种说法”与实不符，才撰写了《编纂“通检”者的自白》一文，以澄清事实。杨宝玉看到吴晓玲的文章以后，拜访了吴晓玲先生，澄清了事实，采信了“15种”
的说法，并公布了这第15种就是王利器校笺的《文心雕龙新书》和吴晓玲等编撰的《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因而，我在这里有理由说：《文心雕龙新书通检》的编撰者是吴晓玲、邓诗熙、王琇婷，而不是王利器先生。因而，王元化、祖保泉、日本学者海村唯一等三位教授在自己的著作中，把《文心雕龙新书通检》的作者说成是王利器是不合事实的。
【 注 释】
①为了压缩篇幅，只列出《凡例》条目，删去例句及其说明。 ②刘凌《我所接触的王元化——从〈文心雕龙〉到〈社会契约论〉》，载陆晓光编著的《清园先生王元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本文写出后，寄给刘凌教授审阅，刘凌教授回话说王元化是借用的，并没有收藏。
③祖保泉《现当代〈文心雕龙〉五学人年表》，载首都师大文学院编《文学前沿》第13辑第233—258页，学苑出版社，2008年9月。又载李平《〈文心雕龙〉研究史论》第387—412页，黄山出版社，2009年10月。
④王元化为之写《序》的《冈村繁全集》第五卷《唐代文艺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
⑤首都师大文学院《文学前沿》第13辑，第244页；李平《〈文
心雕龙〉研究史论》第404页。
⑥日本福冈大学文心雕龙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编《日本福冈大学〈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69页，台湾文史哲出版社2007年3月。
⑦吴晓玲先生说的 “由于某些人的嫉妒”一事，当是指他原本是经罗常培先生推荐回国在北京大学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并被北大内定为系主任一事。结果回国时，这个职务又被陈寅恪先生推荐的季羡林占有了，因而吴晓玲被季羡林称为“仇敌”，季羡林在《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历史》一书中对吴晓玲颇有贬损之词。详见该书第145—147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
⑧王利器《我与〈文心雕龙〉》。
⑨该文初刊《文教资料》1986年第5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转载。
【 参 考 文 献 】
［1］《晋阳学刊》编辑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二辑）［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
［2］王贞琼，王贞一.王利器学述［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3］吴晓玲.编纂“通检”者的自白［J］.文教资料，1987（4）.
［4］葛夫平.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的学术活动及其影响［J］.汉学研究通讯，2006（4）.
［5］杨宝玉.中法汉学研究所业绩［J］.北京图书馆馆刊，1999
（2）.
《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及其作者之谜
［摘要］《文心雕龙新书通检》是一部大十六开本的索引式工具书，正文429页，外加《凡例》、《法文拼音检字》《英文拼音检字》目录36页，共计465页。由于该书出版时未有署名编纂者，王元化、祖保泉、日本学者海村唯一等教授皆认为是王利器教授的作品，更有人将王利器先生的《文心雕龙新书》和《文心雕龙新书通检》相混。其实《文心雕龙新书通检》的编纂者是吴晓玲。两者是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根本区别的两部书，不可混淆，特作辨析。
［关键词］《文心雕龙新书》；王利器；《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吴晓玲
我因研究刘勰和《文心雕龙》而涉及《刘子》一书，进而触及《刘子》一书的作者问题而与“龙学”界的同仁发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近几年发现即使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版的《文心雕龙新书通检》一书，也出现了作者认证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笔者认为，趁着问题发生的时间尚短，有必要做一辨析，以免日后重演《刘子》作者之争的闹剧。鉴于《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在国内的存书仅有几部的现实，很多学者只知有其书，未能亲见其书，在此辨析该书作者是谁的同时，一并将其概貌介绍给没有机会亲自翻检该书的学者。
一、《文心雕龙新书通检》概貌及其出版和发行
《文心雕龙新书通检》是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通检丛书之十
五，于1952年11月由该所编辑出版发行，印刷者为京华印书局。繁体字，横排版，大16开，平装本，465（36+429）页。封面白色，与读者对面的右侧是细字“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通检丛刊之十五”，左侧细字为“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出版”，中间大字是书名“文心雕龙新书通检”，背页为“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出版品一览表”，用中文和法文列出该所出版的十五种通检的书名、页数、出版时间。封底背面为“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出版品一览表”，用中文和法文列出12种该所出版物（包括展览会目录、刊物名称及辑数、专著书目等）。该书《目录》内容列有四项：1.凡例；2.法文拼音检字；3.英文拼音检字；4.文心雕龙新书通检（汉文）。书前首列《凡例》3页；次列《文心雕龙新书通检法文拼音检字》16页；再次列《文心雕龙新书通检英文拼音检字》16页。为了比较完整地展现书的概貌，我把该书八条《凡例》移录如下①：
1.本《通检》系根据王利器氏《文心雕龙新书》本文纂辑而成。
2.本《通检》之纂辑系依“堪靠灯”式（Concordance），是即每条皆依一句为断，逐字逐词一概分别立目。其字或词若见于某句之首，则立目之后，可自目字连读及注。
其字或词若在句中，则立目之后，于注中该字或词之原地位以“，”代表之。
3.本《通检》每条有目、注之分，间亦仅有目而无注者。凡目皆
用五号铅字排印，注则用六号铅字。每条后端所附之阿拉伯数码，为所在原书之卷数、页码及行数。其第一斜线前者为卷次，第二斜线前者为页次，最后之数码则为行次。卷次数码，概用黑体，以资醒目。每页之行数均依本文统计；篇目名称，虽占一行，然不为之计入。
4.本《通检》条目字均依汉字笔画排列；笔画同者，则按《康熙字典》之部首顺序定其前后；笔画及部首均同者，则按《康熙字典》部首下之顺序定其前后。
5.本《通检》各条，凡目字全同者，皆以原书卷、页、行中出现次第之顺序排列，除首条列出目字外，余皆以横线代替之。
6.本《通检》之编纂采用互见之法。
7.本《通检》之编纂又采用互参见之法。
8.本《通检》为便于不习用笔画者计，特将各目之第一字择出，分别制为法文及英文拼音检字。法文依照《法国远东学院院刊》（Bulletin de l’E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略称 BEFEO）之拼音式。英文依照翟理斯《汉文大辞典》（Herbert A.Giles:A.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Kelly & Walsh，Shanghai，1912）所用威妥玛氏（Sir Thomas Wade）之拼音式；惟i音则拼归Yi之内。
我们从该书的《凡例》可以窥见到《文心雕龙新书通检》的概貌和编纂者的良苦用心。《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出版不久，巴黎大学北
京汉学研究所就关闭了，并将所有资料和图书经香港运回了法国，现在国内的馆藏书据说仅有五部，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获得一部，欣喜不已。刘凌先生在悼念王元化先生的文章《我所接触的王元化从〈文心雕龙〉到〈社会契约论〉》一文中说：“临别时，他从书架上抽出国内稀有的《文心雕龙新书》和《通检》借我阅读。”据此可知王元化先生也见过或者说也有藏本②，我认为王元化先生是误认为两书的作者为一人。《文心雕龙新书》作为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通检丛刊之十五出版于1951年，出版之后并未来得及公开发行。
二、《文心雕龙新书通检》作者的不同说法
《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出版时没有署名编纂者为何人，只署编辑兼出版单位，所以北京国家图书馆输入电脑的信息在“著者”栏下填的是“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编”。近些年“龙学”界的几位重量级学者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该书的编纂者为王利器先生：一是祖保泉先生的《现当代〈文心雕龙〉五学人年表》③，二是王元化先生为《冈村繁全集》第五卷《唐代文艺论》④写的《序》，三是日本的海村唯一先生为2005年4月日本福冈大学举办的《文心雕龙》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供的论文《当代龙学研究略考——从“索引”到“思辨”再到“创新”》。今将三位先生的意见抄录如下：
祖保泉先生在《〈文心雕龙〉五学人年表·新编〈王利器年表〉》中说：“《文心雕龙新书》是作者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时写成。为配合《新书》，作者还依据《文心雕龙》本文编纂成索引工具
书《文心雕龙新书通检》一册，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1952年出版。”⑤这里的“作者”显然是指王利器先生。王元化说：“冈村先生最初研究成果是《文心雕龙索引》，这部书与王利器《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均在五十年代问世，成为研究《文心雕龙》的重要的工具性工作。”海村唯一说：“可以说，‘索引’（朱按：指冈村繁著《文心雕龙索引》）拉开了当代龙学研究的序幕。两年后，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出版了《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并加脚注：“王利器《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1952）”⑥。海村唯一（中国名字：俞慰慈）在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冈村繁全集别卷·文心雕龙索引〉出版后记》中引用他的上述论文时把脚注变成了括注：“王利器著，一九五二”。这说明祖保泉、王元化和海村唯一等海内外几位先生均认为《文心雕龙新书通检》的作者是王利器先生。
吴晓玲先生在南京师范大学主编的《文教资料》1987年第4期发表的《编纂“通检”者的自白》一文说：“我编纂的第五种通检是《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底本则根据王藏用(利器)君主动送来的《文心雕龙新书》稿本。在编纂这部通检的时候，我考虑到魏、晋、南北朝间的文字风格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以《文心雕龙》作为标准样品，会引起风格学研究者的兴趣，于是不厌其烦地单纯采用了‘堪靠灯’式的编纂法，俾使用者便于统计字和词的出现频率，据以分析综合。这部通检所以篇帙浩繁的原因在此。它被列为《通检丛刊》的第十五种，也就是在北京出版的最后一种。”从这段话来看，《文心雕龙新书通检》的编纂者是吴晓玲。那么这部书的作者究竟是王利器呢还是吴晓玲？
三、《文心雕龙新书通检》一书的编纂者不可能是王利器？ 这里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文心雕龙新书》和《文心雕龙新书通检》是两部书，虽然同属于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通检》丛刊之十五，是配套才能使用，但是，两书不仅分别装订，单独发行，而且出版于不同年份。《文心雕龙新书》出版于1951年7月，《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出版于1952年11月，两书出版时间相差16个月。《文心雕龙新书》署名王利器校笺，而《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并未署名王利器。
第二，从《文心雕龙新书通检》的《凡例》第一条“本《通检》系根据王利器氏《文心雕龙新书》本文纂辑而成”来看，这种语境也说明该书编纂者不是王利器。
第三，关于王利器与《文心雕龙》的关系，他在1981年5月写的《王利器自传》中说：“北大复员，我应邀来北大任教，……在中文系开校勘学，并讲授《史记》、《庄子》、《文心雕龙》等专书，适法国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来约稿，学校遂把我的《文心雕龙新书》推荐给他们，后来收入中法汉学研究所《通检丛刊》；由于此书在国内流行极少，复经加工，改名为《文心雕龙校证》，于1980年交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1］90王先生在《自传》末附有自己的著作目录，《文心雕龙新书通检》不在其中。后来，王利器先生又撰写了《我与〈文心雕龙〉》一文，收在王贞琼和王贞一编著的《王利器学述》中，他在该文中说：我在北大讲授校勘学，“《文心雕龙》课
程结束之日，也就是我的《文心雕龙新书》脱稿之时，学校把这部书向法国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推荐，收入《通检丛刊》之十五。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心雕龙新书》在国内未能发行，我自己也没有得到样书。后来台湾宏业书局、成文书局、明文书局、龙门书局都盗印了此书，还把著者名字改为‘王理器’，直到七十年代末，我才得到了这种盗印本。”［2］222王利器在《我与〈文心雕龙〉》一文中连当年做编辑时为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增添了多少条注释都提到，如果《文心雕龙新书通检》是他的劳动成果，不会不在这篇全面反映他与《文心雕龙》关系的文章中提到。王贞琼和王贞一编著的《王利器学述》中的《年表》有《文心雕龙新书》，而没有《文心雕龙新书通检》，且把《文心雕龙新书》的出版时间定在1952年，这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王家藏书中确是没有王利器校笺的《文心雕龙新书》1951年初版样书，王利器先生的哲嗣也没有去国家图书馆核实，误认为《文心雕龙新书》与《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同年出版。可见该书发行过程中有着诸多我们今天难以知晓的原因。王利器先生自己写的著作目录和其哲嗣为其父编的《年表》均未有《文心雕龙新书通检》，也可以证明该书的编纂者不是王利器。王利器《文心雕龙新书》出版之后，中国内地学者手中几乎没有收藏，我手中使用的本子就是台湾宏业书局盗版的，分为精装和平装两种款式装订发行，其版式和尺寸与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初版完全相同，不同者是署名作者为“王理器”而不是王利器。台湾成文书局1968年曾出版《文心雕龙新书》并附《通检》，但是大陆出版界至今未见再出版发行。
第四，王利器先生的哲嗣编的《王利器学述》一书中也没有提到王利器与《文心雕龙新书通检》有劳动关系，这说明王利器生前与家人也从未提及他编纂了《通检》。
第五，王元化先生虽然有这两部书的藏本，我认为他是误认为两书出于同一作者，是不明真相的一种反应。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文心雕龙新书通检》的编纂者不可能是王利器先生。
四、《文心雕龙新书通检》的编纂者是吴晓玲
吴晓玲说是他编纂了《文心雕龙新书通检》，这话是否可信？这里需要对吴晓玲其人其事做一点介绍，方可有利于说明他的可信度。
吴晓铃（1914—1995），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神学院、燕京大学、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2年至1946年在印度寂乡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任教授。1947年起任法国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通检组主任。吴晓玲在《编纂“通检”者的自白》一文中说：“我早在1946年冬季从印度孟加拉邦的诗翁泰戈尔创建的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离任回到北京的。当年，由于某些人的嫉妒⑦，我既不能回到母校北京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工作，更不能参加由我建议而新设的东方语言文学系工作，万里回归下频遭白眼，懊恼之情，可以想见。……于是从1947年初到1951年11月，我从事了五年的《通检丛刊》的编纂工作，1951年12月受中国科学院聘
任为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才结束了我的编纂古籍索引生涯。共计编成八种，在国内出版七种，在法国出版一种。”吴晓玲先生所工作过的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成立于1941年9月，开初只有一个民俗组和法文研究班。1942年9月又增设了语言历史组和通检组，而通检组的工作又因为中间人员调整及其编纂的通检特点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吴晓玲的中学老师聂崇岐主持工作，人员来自燕京学社的“引得编纂处”。共出版了八种《通检》，1946年聂崇岐离开通检组的时候，《申鉴通检》虽然定稿，但是尚有未出版，而《山海经》和《战国策》仅是半成品。通检组的工作由吴晓玲接任，为了工作，聂崇岐还把自己的得力助手邓诗熙留下配合吴晓玲的工作。吴晓玲又从中学生中招聘了王琇婷作为抄写员和校对。1947年初，吴晓玲出版了聂崇岐主持编纂好的《申鉴通检》后，接续了尚未定稿的《山海经通检》和《战国策通检》，这两部书均出版于1948年。这两部书实际上是通检组前后两个班子的劳动成果。分别列为《通检丛刊之九》和《通检丛刊之十》。出版的这十部通检，均按前例未有署名主编和助编。吴先生说他“从1947年初到1951年11月，我从事了五年的〈通检丛刊〉的编纂工作，……共计编成八种，在国内出版七种，在法国出版一种”，是包括《山海经通检》（1948年出版）和《战国策通检》（1948年出版）两个半成品和《大金国志通检》（1949年出版）、《契丹国志通检》（1949年出版）、《辍耕录通检》（1949年出版）、《方言校笺通检》（1951年出版）、《文心雕龙新书通检》（1952年出版）和《抱朴子通检》在内。吴晓玲说：而《抱朴子通检》“底本用的是中
央民族学院教师徐尊六(宗元)兄的校注稿，卡片都已制成，而北京汉学中心停办，未能付印。可能原著未能保存下来，所以1965年和1970年先后在巴黎出版的、由施鼎清(舟人)主编的《抱朴子内篇通检》和《抱朴子外篇通检》用了世界书局的排印《诸子集成》本作为底本，真是无可奈何。1985年，我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菜分校晤及施君时，还谈起这个经过，他也为之太息久之。”［3］这里说的接续《抱朴子通检》的施鼎清就是施博尔又名施舟人( Kistofer M. Schipper)，施博尔编纂的《抱朴子外篇通检》是1969年冬天在台湾出版了“赠阅”本，我手头藏有一部。施博尔在“赠阅”本前言说：“这本《抱朴子通检》是第二册（朱按：第一册是内篇通检，1965年巴黎出版），亦即是外篇之‘堪靠灯’……本书排版在台湾中台印刷厂，现在并预定在法国以用平板印刷出版。出版前赠送此本书，是我自己的‘著者校稿’之一本，可是应与将来出版者无二样。”该书署名主编施博尔，助编陈嘉然等四人（该书在法国出版的时间是1970年，37＋883页，与“赠阅”本一致）。这说明吴晓玲工作班子的第八部劳动成果已经夭折。
从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通检组从《通检丛刊》之一至《通检丛刊》之十，应是聂崇岐等人的劳动成果（第九和第十是前后两邦人员的共同劳动成果），遵照前面惯例没有署名编纂者，而从《通检丛刊》之十一到《通检丛刊》之十五，吴晓玲在编纂方法上作了一些新的探索，在选择版本上开辟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不再依附过去的旧刊编纂，而是选用当代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作为底本，并且刊印成书，与通检并行，相辅相成，省却使用者遍觅所据底木的困烦。”［3］而
且在亲自主持送达印刷厂的稿子上明确著作权，署上了主编吴晓玲，助编邓诗熙、王琇婷。但是为什么《文心雕龙新书通检》没有书上吴晓玲等人的名字呢？这是问题的关键。
问题是，《文心雕龙新书》出版于1951年7月，此时吴晓玲尚未离开通检组。1951年12月已经离开通检组，到中国科学院了。《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出版于1952年11月，此时距吴晓玲离职已经一年，是谁送达印刷厂的，而该书编好以后又为何拖了一年才出版，而且是该所在中国出版的最后一部书。这里还需要介绍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的结局。
新中国成立，1950年12月27日，“中国政府发布通告，要求接受外国资助或者依靠外国补助来运行的在华文化、宗教机构在3个月内进行登记，这些机构必须提供详细的财务报告，说明经费来源和使用的具体情况以及有关它们物资的详细清单。”［4］此时中法没有外交关系。该所人员人心惶惶，是关闭还是继续保留，董事会举棋不定，最后决定由中国政府定夺。实际上工作已处在停滞状态，大量人员离职。“这样，北京汉学研究所又继续存在将近3年之久，直至1953年11月9日接到北京市政府令其停止活动的口头通知之后，该所才遵照法国外交部的训令，将其藏书和资料经香港转运到巴黎大学，最后撤出中国。”这就是王利器先生说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心雕龙新书》在国内未能发行，我自己也没有得到样书”⑧的原因。从该研究所的情况来看，《文心雕龙新书通检》送达印刷厂的时候，根本
没有经过吴晓玲过目，因而当是遵照通检组前期的出书惯例，未有书上编纂者的名字。吴晓玲编纂了《文心雕龙新书通检》的说法，被《中法汉学研究所业绩》一文的作者杨宝玉所采信。杨宝玉先生在该文中说：“吴先生主编的第五种通检是《文心雕龙新书通检》。所用底本是王利器提供的《文心雕龙新书》稿本(后来王氏经过校定，将新校本定名《文心雕龙校正》，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0 年出版)。吴先生考虑到魏晋南北朝间的文字风格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文心雕龙》可以作为研究这一问题的标准样品。为了使读者能够利用本通检统计字、词的出现频率，并据以进行分析研究，吴先生遂不厌其烦地单独采用了‘堪靠灯’(Concordance)式的编纂方法。……这部通检是《通检丛刊》中唯一一部逐字索引，篇帙浩繁。它被列为《通检丛刊》的第十五种于1952 年出版，这是在北京出版的《中法汉学研究所通检丛刊》中的最后一种。”［5］杨宝玉之所以采信了《文心雕龙新书通检》的编纂者是吴晓玲先生的说法，是因为杨宝玉在吴晓玲先生生前曾拜访了吴先生，并确信了《通检》的排序和各书的编纂者。拜访的原因是杨宝玉发表的《中法汉学研究所与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所出通检丛刊述评》⑨中说：“中法汉学研究所共出10余种通检，具体有两种说法，一说为14种，多数文章或工具书采用此种说法；一说为15种，这是在14种之外加上吴晓玲先生编的《方言通检》。”吴晓玲认为这种“一说为14种，多数文章或工具书采用此种说法”与实不符，才撰写了《编纂“通检”者的自白》一文，以澄清事实。杨宝玉看到吴晓玲的文章以后，拜访了吴晓玲先生，澄清了事实，采信了“15种”
的说法，并公布了这第15种就是王利器校笺的《文心雕龙新书》和吴晓玲等编撰的《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因而，我在这里有理由说：《文心雕龙新书通检》的编撰者是吴晓玲、邓诗熙、王琇婷，而不是王利器先生。因而，王元化、祖保泉、日本学者海村唯一等三位教授在自己的著作中，把《文心雕龙新书通检》的作者说成是王利器是不合事实的。
【 注 释】
①为了压缩篇幅，只列出《凡例》条目，删去例句及其说明。 ②刘凌《我所接触的王元化——从〈文心雕龙〉到〈社会契约论〉》，载陆晓光编著的《清园先生王元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本文写出后，寄给刘凌教授审阅，刘凌教授回话说王元化是借用的，并没有收藏。
③祖保泉《现当代〈文心雕龙〉五学人年表》，载首都师大文学院编《文学前沿》第13辑第233—258页，学苑出版社，2008年9月。又载李平《〈文心雕龙〉研究史论》第387—412页，黄山出版社，2009年10月。
④王元化为之写《序》的《冈村繁全集》第五卷《唐代文艺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
⑤首都师大文学院《文学前沿》第13辑，第244页；李平《〈文
心雕龙〉研究史论》第404页。
⑥日本福冈大学文心雕龙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编《日本福冈大学〈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69页，台湾文史哲出版社2007年3月。
⑦吴晓玲先生说的 “由于某些人的嫉妒”一事，当是指他原本是经罗常培先生推荐回国在北京大学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并被北大内定为系主任一事。结果回国时，这个职务又被陈寅恪先生推荐的季羡林占有了，因而吴晓玲被季羡林称为“仇敌”，季羡林在《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历史》一书中对吴晓玲颇有贬损之词。详见该书第145—147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
⑧王利器《我与〈文心雕龙〉》。
⑨该文初刊《文教资料》1986年第5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转载。
【 参 考 文 献 】
［1］《晋阳学刊》编辑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二辑）［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
［2］王贞琼，王贞一.王利器学述［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3］吴晓玲.编纂“通检”者的自白［J］.文教资料，1987（4）.
［4］葛夫平.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的学术活动及其影响［J］.汉学研究通讯，2006（4）.
［5］杨宝玉.中法汉学研究所业绩［J］.北京图书馆馆刊，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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