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怎能以牺牲生命为代价？
王玉宝
一次又一次的安全事故，说到底，是对生命敬畏意识的缺失，是利润遮蔽双眼后良心天平的失衡，是监管软弱后安全隐患的泛滥，是发展方式落后、职工维权机制不健全的恶果。唯有打掉这几个“肠梗阻”，生命通道才能畅通。
发展怎能以牺牲生命为代价？
8月2日，因为一场粉尘引发的剧烈爆炸，江苏昆山，一个以台资集中地扬名的“明星”城市，在强烈的悲剧氛围中度过“七夕”。
截至8月4日上午，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75人在事故中丧生，另有185人受伤。而在受伤者中重伤者占很大比例，专业人士预计后期死亡人数会上升。
民众震惊，难以想象：一个给汽车轮毂抛光的车间，能隐藏如此致命的威胁？不要说普通民众，就连该厂的普通工人，竟然多数亦对此风险无所察觉。而更令人惊讶，面对生命威胁，台资厂方之管理竟如此草率。无论是事发前两个月早已有之的火灾警讯，还是日常生产中的电线冒烟、打磨机打火、员工抽烟，都在一次次提醒着危险的逼近。然而，即便是员工多次提出更换除尘设备，管理方仍以赶订单为由予以拒绝。这真是应了“海恩法则”的那句话：每一起重大安全事故背后都必然有大量的事故征兆和苗头。可悲剧的价值，假如只能一次又一次地用来验证“海恩法则”，那么生命又该何处安放？
面对如此粉尘集聚后可能带来的巨大生命威胁，办厂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可他们长年累月掉以轻心。这似乎很难理解。难道他们不怕出事后，即便他们再怎么拥有财富，再怎么为地方创造过多么风光的GDP，自己也很难全身而退？其中的违法乃至犯罪逻辑，又在哪里？
一则，利润遮眼，不见泰山。资本要增值，老板要挣钱。这本是理所当然，可凡事物极必反。在以财富衡量个体成就的价值判断误区中，一旦企业把挣钱当做企业的唯一目的，甚至企业家人生的唯一目的，就不可避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虽然企业主也知道安全生产、人命关天，可那往往只在他们眼角一晃而过。安全生产事故一次次重演，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同时也重创企业家的创业之路，企业是该对以往错误的盈利观彻底反思了。
二则，监管松垮，变相纵容。无论是此前的上海福喜事件，还是此次昆山爆炸事件，监管的软弱、玩忽职守乃至徇私枉法，都有迹可循。像昆山这家企业，早就该停产整顿了。很多时候，企业之所以明知故犯，正是松垮的监管给了其胆量，也麻痹了安全意识。昆山爆炸案涉事企业已有多名负责人被警方控制，可监管者的责任该如何界定呢？面对监管的软弱现实，只有让渎职罪更多地介入事故惩处中，打破追究监管责任时以行政处罚替代刑罚的惯例，才能倒逼监管硬起来，才能打破企业漠视安全的陋习。
三则，只做“减”法，不做“加”法。实际上，一些台资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利润微薄，一旦宏观经济形势欠佳，就不得不缩减成本，要么迁往欠发达地区，要么缩减生产成本。而缩减成本，往往最先就是拿安全投入“开刀”。此次涉事的台企，正存在这种情况。浙江是制造业大省，有很多中小企业同样面临微薄利润的煎熬。即便挣再少的钱，也不能给企业安全绑上“炸药包”，这应该成为企业家的共识。当然，走出盈利困境，企业更应做“加”法，转型升级时不我待。
四则，申诉不畅，维权无力。以昆山的涉事企业为例，中层员工提议重视安全得不到重视，而职工也几乎没有制约管理方的任何手段。员工得了尘肺病，维权渠道也不畅，就企业污染投诉环保部门，也无果。企业职工群体的存在感和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力，几乎没有。而就社会整体而言，一些食品安全事件，一些企业的安全隐患，往往要等到媒体曝光才能得到查处，这也显示着消费者以及企业内部向外的投诉机制的不健全。当下，中国正致力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这种信息反馈机制的不畅，正是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障碍之一。
面对不断发生的安全事故，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人命关天，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而在不久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提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一次又一次的安全事故，说到底，是对生命敬畏意识的缺失，是利润遮蔽双眼后良心天平的失衡，是监管软弱之后安全隐患的泛滥，是发展方式落后、职工维权机制不健全的恶果。唯有打掉这几个“肠梗阻”，生命通道才能畅通。
发展怎能以牺牲生命为代价？
王玉宝
一次又一次的安全事故，说到底，是对生命敬畏意识的缺失，是利润遮蔽双眼后良心天平的失衡，是监管软弱后安全隐患的泛滥，是发展方式落后、职工维权机制不健全的恶果。唯有打掉这几个“肠梗阻”，生命通道才能畅通。
发展怎能以牺牲生命为代价？
8月2日，因为一场粉尘引发的剧烈爆炸，江苏昆山，一个以台资集中地扬名的“明星”城市，在强烈的悲剧氛围中度过“七夕”。
截至8月4日上午，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75人在事故中丧生，另有185人受伤。而在受伤者中重伤者占很大比例，专业人士预计后期死亡人数会上升。
民众震惊，难以想象：一个给汽车轮毂抛光的车间，能隐藏如此致命的威胁？不要说普通民众，就连该厂的普通工人，竟然多数亦对此风险无所察觉。而更令人惊讶，面对生命威胁，台资厂方之管理竟如此草率。无论是事发前两个月早已有之的火灾警讯，还是日常生产中的电线冒烟、打磨机打火、员工抽烟，都在一次次提醒着危险的逼近。然而，即便是员工多次提出更换除尘设备，管理方仍以赶订单为由予以拒绝。这真是应了“海恩法则”的那句话：每一起重大安全事故背后都必然有大量的事故征兆和苗头。可悲剧的价值，假如只能一次又一次地用来验证“海恩法则”，那么生命又该何处安放？
面对如此粉尘集聚后可能带来的巨大生命威胁，办厂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可他们长年累月掉以轻心。这似乎很难理解。难道他们不怕出事后，即便他们再怎么拥有财富，再怎么为地方创造过多么风光的GDP，自己也很难全身而退？其中的违法乃至犯罪逻辑，又在哪里？
一则，利润遮眼，不见泰山。资本要增值，老板要挣钱。这本是理所当然，可凡事物极必反。在以财富衡量个体成就的价值判断误区中，一旦企业把挣钱当做企业的唯一目的，甚至企业家人生的唯一目的，就不可避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虽然企业主也知道安全生产、人命关天，可那往往只在他们眼角一晃而过。安全生产事故一次次重演，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同时也重创企业家的创业之路，企业是该对以往错误的盈利观彻底反思了。
二则，监管松垮，变相纵容。无论是此前的上海福喜事件，还是此次昆山爆炸事件，监管的软弱、玩忽职守乃至徇私枉法，都有迹可循。像昆山这家企业，早就该停产整顿了。很多时候，企业之所以明知故犯，正是松垮的监管给了其胆量，也麻痹了安全意识。昆山爆炸案涉事企业已有多名负责人被警方控制，可监管者的责任该如何界定呢？面对监管的软弱现实，只有让渎职罪更多地介入事故惩处中，打破追究监管责任时以行政处罚替代刑罚的惯例，才能倒逼监管硬起来，才能打破企业漠视安全的陋习。
三则，只做“减”法，不做“加”法。实际上，一些台资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利润微薄，一旦宏观经济形势欠佳，就不得不缩减成本，要么迁往欠发达地区，要么缩减生产成本。而缩减成本，往往最先就是拿安全投入“开刀”。此次涉事的台企，正存在这种情况。浙江是制造业大省，有很多中小企业同样面临微薄利润的煎熬。即便挣再少的钱，也不能给企业安全绑上“炸药包”，这应该成为企业家的共识。当然，走出盈利困境，企业更应做“加”法，转型升级时不我待。
四则，申诉不畅，维权无力。以昆山的涉事企业为例，中层员工提议重视安全得不到重视，而职工也几乎没有制约管理方的任何手段。员工得了尘肺病，维权渠道也不畅，就企业污染投诉环保部门，也无果。企业职工群体的存在感和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力，几乎没有。而就社会整体而言，一些食品安全事件，一些企业的安全隐患，往往要等到媒体曝光才能得到查处，这也显示着消费者以及企业内部向外的投诉机制的不健全。当下，中国正致力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这种信息反馈机制的不畅，正是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障碍之一。
面对不断发生的安全事故，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人命关天，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而在不久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提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一次又一次的安全事故，说到底，是对生命敬畏意识的缺失，是利润遮蔽双眼后良心天平的失衡，是监管软弱之后安全隐患的泛滥，是发展方式落后、职工维权机制不健全的恶果。唯有打掉这几个“肠梗阻”，生命通道才能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