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峰 董晓丽
【摘要】矛盾哲学是辩证思维方法的精髓所在，通过缜密推敲社会管理创新的矛盾哲学意蕴，可以深刻认识其创新动力和“创稳”思路，准确解读其创新环境营造和提高社会自治能力的思想基础，为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体系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赋予深刻内涵。
哲学是理论思维的制高点，而矛盾哲学又恰恰是辩证思维方法的精髓所在，鉴于此，有必要缜密推敲社会管理创新的矛盾哲学意蕴，以期为社会管理创新助力。
正视和解决矛盾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第一推动力
自觉坚持辩证思维是一个艰难的实践理性问题，因为稍一不慎，我们就会滑向形而上学的思维误区。如在社会改革的实践中，有些人一谈到新农村建设就否定过去的农村政策，一谈到坚持科学发展就认为过去的发展不科学了，一谈到党的先进性建设就认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失落了，一谈到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就主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一谈到统一思想就不敢解放思想。如今，一论及社会管理创新又抹黑过去和当下的社会治理能力。缺少辩证思维，就会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习惯性地掉进非白即黑的两难困境之中，结果只能在绝对对立中转圈，要么莫衷一是，要么厚此薄彼。当然，二值逻辑也并非毫无用处，它可以使我们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但这份清醒必须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生长起来，而不是隔断历史的理想主义空谈。
在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正视和解决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要做到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相结合，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相结合，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相结合，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统一思想与解放思想相结合，一言以蔽之，正视和解决矛盾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第一推动力，不懂得这些辩证思维的根基性理论，社会管理创新就成了无的放矢的高射炮，架空之后必然走向轰轰烈烈的形式主义。
变被动“维稳”为主动“创稳”
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语境下，社会稳定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社会改革则是矛盾的斗争性。没有同一性就没有斗争性，表明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社会不稳定则险象环生，难以为继；没有斗争性就没有新的同一性，表明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只有通过社会改革才能把社会导入良性发展的高级稳定，不要期待一潭死水般的社会稳定，为稳定而稳定只是一块貌似“歌舞升平”的遮羞布。在稳定中推行渐进的社会改革以谋求发展，在可控的范围内打破原初的稳定，通过发展进而实现更高级的稳定，这种“稳定—改革发展—高级稳定”的模式就是螺旋式上升的动态平衡，这种多值逻辑或辩证逻辑克服了“稳定—改革发展（不稳定）”的两级对峙、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所谓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培育高级稳定的实现机制，变被动“维稳”为主动“创稳”。
当下我们的社会稳定常常表现为一种刚性的稳定，这种刚性稳定的维持机制主要体现为压力维稳，压力维稳重视事后处理而疏于源头预防，维稳成本高但积弊深远。怎样才能够主动“创稳”？首先要摒弃二值逻辑，突破对“稳定压倒一切”的僵化理解，创新社会管理理念，未雨绸缪，同时，也不要动辄就对局部失稳事件草木皆兵，如临大敌，很多时候答案就孕育在问题自身当中，要敢于在问题中寻找答案。其次要及时调整社会利益关系，改变政治增压机制，加强法制建设，疏通民意表达渠道，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中之重则在于改善民生。
顺势而为，提升社会自治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它从内外因两个视角推动着社会组织方式的整体变迁，集中表现为“单位人”角色向“社会人”角色的全面过渡，原来是政府管单位，单位管个人，随着“单位”社会管理功能的渐行渐远，现在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要直接面对大量而分散的“社会人”，这样就很容易出现社会整合的缺失，不仅加大了进行社会治理的成本和难度。因应形势的变化，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开始立论破题，创新之路径选择别无他途，正解就是大力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实现自我管理。
在内外因的综合作用中创新社会管理，既要重视创新环境的创建，更要侧重于内因方案的探索，重点在于不断锤炼社会自治能力，持续扩大社会自我管理空间。在我国，相对于强大的国家和市场而言，社会还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大政府”对“小社会”的管控过多，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的肩膀还比较稚嫩，难以担当起它本应担当的社会管理大任。与此同时，政府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时又常常因为头绪太多而显得“力不从心”，久而久之，基层政府便把“社会管理”误读为“社会问题管理”或“社会危机管理”，甚至将社会管理蜕变为政治控制。健康的社会管理应该立意于“疏”而非立意于“堵”，要把政府的交给政府，把社会的还给社会，社会管理的理想结果是人人管理、自我管理。
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体系
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世界市场已经打通了它的全部隔阂，国际社会已然推倒了所谓绝对的独立、封闭的自我、静态的经营之格局，历史正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在“世界历史”的视域里，国内利益关系与国家间的利益关系相互缠绕。“蝴蝶效应”、“多米诺骨牌效应”放大了局部社会矛盾的国际影响力，因此，在矛盾普遍性的语境下，创新社会管理业已然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课题。就中国的特殊国情而言，我们既面临着宝贵的战略发展的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更是层出不穷，林林总总的问题都是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敏感变数。
所以，中国的社会管理创新是名副其实的“任重道远”，它叠加了一般社会管理与中国特色社会管理的双重任务，其创新之路必然是负重前行，知难而进。从共性的角度创新社会管理，要求我们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在制度层面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在政策法规、途径方法、能力水平、舆论支持各个方面多管齐下形成合力。以民生和谐促进社会管理的改善，尽最大努力构建一个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和谐社会。从个性的角度创新社会管理，要求我们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尊重基层的灵活探索，北京东城区的网格化举措、深圳的民政改革、安徽芜湖的官民网络互动，都是令人快慰的社会管理创新答卷。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表明，我们一定要具有世界眼光，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
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其中“统”可以理解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筹”可以理解为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统筹“兼顾”要求我们既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又不可流于折衷主义，既要分辨轻重缓急，又不可失之偏颇。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我们面对的社会利益主体越来越多，社会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凸显，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社会管理时必须有“统”、有“筹”，而且“兼顾”。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发展进程与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是相对适应的，稳定是社会大局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具有足够的问题意识，要看到我们的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还存在着诸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集中表现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造成这种“瘸腿”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投入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财政社会净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还明显偏低。
传统的社会建设往往凸显了社会利益最大化这“一点”，在两点论的角度上忽视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这个“点”，对个人利益追求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则是遮遮掩掩，结果很容易生成遗忘个人的道德理想主义倾向。传统社会系统的复杂性较低，“一点论”层面的社会管理基本就可以实现子系统之间的边界效益最大化，现代社会系统越来越开放也越来越复杂，健全的社会管理必须升格到“两点论”的视界，要以个人与社会同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实现子系统之间的边界效益最大化，这样才能不断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总之，从两点论的角度看，社会管理不只是社会管理，在木桶效应里它与经济、政治、文化发生着唇齿相依的联动作用；从重点论的角度看，社会管理创新已经逐渐上升为当前社会治理中的主要矛盾，需要从战略高度上加以部署；从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耦合关系来看，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当前，社会管理创新融合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层立意跃上历史前台，没有新一轮思想解放的推动，就没有理论思维的深刻和实践操作的勇敢担当，在中国现代化凯歌前进的历史坐标中，解放思想是创新社会管理的原点发动，循着思想解放的思路，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路必然会水落石出，水到渠成。
（作者均为沈阳药科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吴 峰 董晓丽
【摘要】矛盾哲学是辩证思维方法的精髓所在，通过缜密推敲社会管理创新的矛盾哲学意蕴，可以深刻认识其创新动力和“创稳”思路，准确解读其创新环境营造和提高社会自治能力的思想基础，为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体系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赋予深刻内涵。
哲学是理论思维的制高点，而矛盾哲学又恰恰是辩证思维方法的精髓所在，鉴于此，有必要缜密推敲社会管理创新的矛盾哲学意蕴，以期为社会管理创新助力。
正视和解决矛盾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第一推动力
自觉坚持辩证思维是一个艰难的实践理性问题，因为稍一不慎，我们就会滑向形而上学的思维误区。如在社会改革的实践中，有些人一谈到新农村建设就否定过去的农村政策，一谈到坚持科学发展就认为过去的发展不科学了，一谈到党的先进性建设就认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失落了，一谈到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就主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一谈到统一思想就不敢解放思想。如今，一论及社会管理创新又抹黑过去和当下的社会治理能力。缺少辩证思维，就会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习惯性地掉进非白即黑的两难困境之中，结果只能在绝对对立中转圈，要么莫衷一是，要么厚此薄彼。当然，二值逻辑也并非毫无用处，它可以使我们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但这份清醒必须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生长起来，而不是隔断历史的理想主义空谈。
在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正视和解决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要做到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相结合，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相结合，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相结合，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统一思想与解放思想相结合，一言以蔽之，正视和解决矛盾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第一推动力，不懂得这些辩证思维的根基性理论，社会管理创新就成了无的放矢的高射炮，架空之后必然走向轰轰烈烈的形式主义。
变被动“维稳”为主动“创稳”
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语境下，社会稳定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社会改革则是矛盾的斗争性。没有同一性就没有斗争性，表明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社会不稳定则险象环生，难以为继；没有斗争性就没有新的同一性，表明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只有通过社会改革才能把社会导入良性发展的高级稳定，不要期待一潭死水般的社会稳定，为稳定而稳定只是一块貌似“歌舞升平”的遮羞布。在稳定中推行渐进的社会改革以谋求发展，在可控的范围内打破原初的稳定，通过发展进而实现更高级的稳定，这种“稳定—改革发展—高级稳定”的模式就是螺旋式上升的动态平衡，这种多值逻辑或辩证逻辑克服了“稳定—改革发展（不稳定）”的两级对峙、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所谓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培育高级稳定的实现机制，变被动“维稳”为主动“创稳”。
当下我们的社会稳定常常表现为一种刚性的稳定，这种刚性稳定的维持机制主要体现为压力维稳，压力维稳重视事后处理而疏于源头预防，维稳成本高但积弊深远。怎样才能够主动“创稳”？首先要摒弃二值逻辑，突破对“稳定压倒一切”的僵化理解，创新社会管理理念，未雨绸缪，同时，也不要动辄就对局部失稳事件草木皆兵，如临大敌，很多时候答案就孕育在问题自身当中，要敢于在问题中寻找答案。其次要及时调整社会利益关系，改变政治增压机制，加强法制建设，疏通民意表达渠道，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中之重则在于改善民生。
顺势而为，提升社会自治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它从内外因两个视角推动着社会组织方式的整体变迁，集中表现为“单位人”角色向“社会人”角色的全面过渡，原来是政府管单位，单位管个人，随着“单位”社会管理功能的渐行渐远，现在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要直接面对大量而分散的“社会人”，这样就很容易出现社会整合的缺失，不仅加大了进行社会治理的成本和难度。因应形势的变化，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开始立论破题，创新之路径选择别无他途，正解就是大力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实现自我管理。
在内外因的综合作用中创新社会管理，既要重视创新环境的创建，更要侧重于内因方案的探索，重点在于不断锤炼社会自治能力，持续扩大社会自我管理空间。在我国，相对于强大的国家和市场而言，社会还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大政府”对“小社会”的管控过多，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的肩膀还比较稚嫩，难以担当起它本应担当的社会管理大任。与此同时，政府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时又常常因为头绪太多而显得“力不从心”，久而久之，基层政府便把“社会管理”误读为“社会问题管理”或“社会危机管理”，甚至将社会管理蜕变为政治控制。健康的社会管理应该立意于“疏”而非立意于“堵”，要把政府的交给政府，把社会的还给社会，社会管理的理想结果是人人管理、自我管理。
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体系
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世界市场已经打通了它的全部隔阂，国际社会已然推倒了所谓绝对的独立、封闭的自我、静态的经营之格局，历史正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在“世界历史”的视域里，国内利益关系与国家间的利益关系相互缠绕。“蝴蝶效应”、“多米诺骨牌效应”放大了局部社会矛盾的国际影响力，因此，在矛盾普遍性的语境下，创新社会管理业已然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课题。就中国的特殊国情而言，我们既面临着宝贵的战略发展的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更是层出不穷，林林总总的问题都是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敏感变数。
所以，中国的社会管理创新是名副其实的“任重道远”，它叠加了一般社会管理与中国特色社会管理的双重任务，其创新之路必然是负重前行，知难而进。从共性的角度创新社会管理，要求我们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在制度层面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在政策法规、途径方法、能力水平、舆论支持各个方面多管齐下形成合力。以民生和谐促进社会管理的改善，尽最大努力构建一个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和谐社会。从个性的角度创新社会管理，要求我们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尊重基层的灵活探索，北京东城区的网格化举措、深圳的民政改革、安徽芜湖的官民网络互动，都是令人快慰的社会管理创新答卷。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表明，我们一定要具有世界眼光，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
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其中“统”可以理解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筹”可以理解为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统筹“兼顾”要求我们既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又不可流于折衷主义，既要分辨轻重缓急，又不可失之偏颇。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我们面对的社会利益主体越来越多，社会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凸显，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社会管理时必须有“统”、有“筹”，而且“兼顾”。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发展进程与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是相对适应的，稳定是社会大局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具有足够的问题意识，要看到我们的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还存在着诸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集中表现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造成这种“瘸腿”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投入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财政社会净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还明显偏低。
传统的社会建设往往凸显了社会利益最大化这“一点”，在两点论的角度上忽视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这个“点”，对个人利益追求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则是遮遮掩掩，结果很容易生成遗忘个人的道德理想主义倾向。传统社会系统的复杂性较低，“一点论”层面的社会管理基本就可以实现子系统之间的边界效益最大化，现代社会系统越来越开放也越来越复杂，健全的社会管理必须升格到“两点论”的视界，要以个人与社会同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实现子系统之间的边界效益最大化，这样才能不断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总之，从两点论的角度看，社会管理不只是社会管理，在木桶效应里它与经济、政治、文化发生着唇齿相依的联动作用；从重点论的角度看，社会管理创新已经逐渐上升为当前社会治理中的主要矛盾，需要从战略高度上加以部署；从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耦合关系来看，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当前，社会管理创新融合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层立意跃上历史前台，没有新一轮思想解放的推动，就没有理论思维的深刻和实践操作的勇敢担当，在中国现代化凯歌前进的历史坐标中，解放思想是创新社会管理的原点发动，循着思想解放的思路，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路必然会水落石出，水到渠成。
（作者均为沈阳药科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