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洛阳与丝绸之路发展关系
古都洛阳在唐代通过丝绸之路建立起中国与西部世界的联系，本文拟就其中几个问题展开论述。
一
玄奘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代伟人。在把他的事迹作为一个内容用以考察唐代洛阳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他是洛阳人；他通过丝绸之路去求法问道，起点和终点都是洛阳；他西行的动因和回国后的译经活动都与洛阳有关。此外，对于唐太宗在洛阳诏令他撰写《大唐西域记》的政治目的究竟是什么，也做一些辨析。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了玄奘西行的路线。关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以西这段丝绸之路，他是由长安出发，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市）、兰州（今甘肃兰州市）、凉州（今甘肃武威市）、敦煌（今甘肃敦煌市）、伊吾（今新疆哈密市）、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然后由高昌王派人护送，经阿耆尼（今新疆焉耆西南）、屈支（即龟兹，今新疆库车）、姑墨（今新疆温宿）、素叶（即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到西突厥可汗牙帐所在地，再到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后来便南下进入天竺境内的。回国时，他由天竺北上，有一段没有再沿原线，而是经由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于阗（今新疆和田）、敦煌，才又踏上原路返回。
那么，何以要说玄奘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洛阳呢？玄奘生于洛州缑氏县陈河村，今属洛阳市偃师县缑氏乡。他少小时随二哥长捷法师在洛阳净土寺诵读佛经，因学业优异，被隋朝官府特许破格度为小沙弥。隋唐之际，河洛一带纷纷扰扰，他和二哥商量，离开洛阳，西奔长安。此后几年间，他云游四方，参禅问道，又回到长安。这段经历给他带来的影响是：
至于说玄奘返回的终点是洛阳，更是有案可稽的。他于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七日到达长安。这时，唐太宗为了辽东战役，已驻跸洛阳。太宗得知他回国，立即诏令在洛阳接见他。他奉诏匆忙上路，当月二十二日启程，二月初一在洛阳宫仪鸾殿受到太宗接见，最终结束了这趟旅行。他家乡东南的少林寺是洛州的一
所名刹，远离市廛，环境清幽，他希望在这里翻译由天竺带回的佛教典籍，未获太宗允许，这才又于三月初一从洛阳折回长安。显庆二年（657）二月，唐高宗巡幸洛阳，他奉诏陪同前往，安置在积翠宫翻译。当年九月，他再次提出住进少林寺从事翻译，以了此生，高宗不准。可见，他把洛阳作为自己西行求法归来后的终点站，一直期待朝廷成全自己的终焉之志。
太宗在洛阳接见玄奘时，彼此问对涉及西行经历，太宗指示他写出来。次年，由玄奘口授、弟子辩機笔录的《大唐西域记》在长安完成，并上呈太宗。关于这段公案，有人解释为：唐太宗
太宗在接见玄奘的过程中，发现他
那么，《大唐西域记》到底是在什么意图下成书的？太宗在洛阳接见玄奘时，
玄奘西行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意义。他最初申请西行求法，由于唐朝初建，西部不宁，禁止国人出蕃，未能获准。后来遭受天灾，太宗敕令道俗四处就食，
他乘机偷偷踏上征途，路上被勒令还京，并遭到追捕。尽管他以佛教徒的身份，为着佛教的目的，私自到了外邦，毕竟还是体现了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天竺的戒日王问他：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说，论及当时的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与西部世界建立的联系，不应该忽视洛阳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
二
由丝绸之路传入的文化对中国政治的干预，当以佛教对定都于洛阳的武则天政权的有效支持为典型。
武则天作为一个女性，先后以皇后、皇太后和女皇帝的名义，参与政治，统治中国，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其中有30年在洛阳度过。范文澜以为
儒家学说是入世用世的学说，主要讲当世，具有现实主义风格。武则天要想克服儒学给自己带来的不利，打破传统的男性皇储继位规矩，自己当皇帝，当时除了佛教，没有别的学说可资利用。这是因为佛教讲前世和来世，游谈无根，无从验证，对于具有尽信书陋习的中国人来说，效果最佳。于是，佛教徒配合武则天称帝大造舆论，伪撰成一部《大云经》。此书虽已失传，它所依据的中天竺僧
昙无谶于十六国时期在丝绸之路上的姑臧（今甘肃武威）译出的《大方等无想大云经》，仍为我们了解情况提供了线索。该书卷4和卷6说：净光天女本是男身菩萨，
按照古代的天人感应说，上天常常因为朝政失误而降生各种反常的自然现象来警告皇帝。这时，臣僚可以批评皇帝，指斥时弊，提出改弦更张的方案；皇帝也会下罪己诏向国人承认过失，同时减膳、录囚、减免赋税，施行仁政。垂拱二年（686），武则天已在洛阳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两年多，新丰县（今陕西临潼）东南涌出一山，武则天下令将县名改为庆山县。一位世俗人上疏批评道：
这样，武则天自然会感激佛教，抬高佛教的地位。唐朝初建时，李唐统治者自称是道教祖老子李耳的后裔，规定道先佛后。武则天这时便调整为佛先道后。这在社会上引起一些波动，出现弃道入佛的现象。洛阳大恒观道士杜练师就是这种投机分子，他看风使舵，请求转入佛教。武则天亲加恩准，把他转入佛授记寺，法名
这里再附带论及一件事。《宋高僧传·善无畏传》说：天竺僧善无畏在邙山看见一条巨蛇，叹道：
宁朝阳市西南）杂种胡人。他原姓康，母为突厥人，改嫁胡人安延偃，遂冒姓安。康国、安国都在丝绸之路所经过的中亚地区，是粟特人政权，属于昭武九姓。安禄山和安延偃无血缘关系，而是康国人和突厥人的混血儿。有人据此释
三
唐代洛阳的社会生活，也因丝绸之路胡族文化的东渐而受到影响。
数十年前，向达撰《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文，引证过洛阳出土的祖籍西域的唐人墓志，以及胡服俑、西域花纹铜镜、海马葡萄铜镜等唐代文物，可见唐代洛阳居住过很多沿丝绸之路而来的西域人及其后裔。这里要进一步讨论的是，西域文化给洛阳的社会生活注入了什么样的异族情调，其程度如何。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由叙利亚人聂斯脱利所创建，在大秦（东罗马）受排斥，传到波斯（伊朗）。贞观九年（635），波斯景教徒阿罗本来华传教，在长安建寺一所，称为波斯寺，发展教徒21人，景教始传入中国。景教传入洛阳的年代已不可考，只知天宝四载（745），唐玄宗命长安、洛阳两京和各地的景教寺改称为大秦寺。另外，向达说：
摩尼教由波斯人摩尼所创，武则天延载元年（694）传入中国。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回纥请在河南府治所洛阳及其它地方置寺，获准。
祆教即拜火教，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创立。北魏神龟年间（518－520），两国通使，北魏知波斯俗事火神。当时北魏首都是洛阳，可想见祆教传入洛阳较景教、摩尼教为早。信奉祆教的胡商经丝绸之路来洛阳经商、定居，祆教也得到传播，因而洛阳的里坊和市场都有了祆教祠庙。《朝野佥载》卷3记载唐代洛阳的情况是：
以上三教传入时间不长，与中国传统文化差别很大，未能在唐代得到长足发展，对洛阳的社会生活来说，可以想见只有以胡人为主的少数教徒从事各自的宗教活动，其它则难以考知了。
丝绸之路的胡族乐舞在洛阳的传播，较三教要普遍一些。王建《凉州行》诗
云：
康国的泼（乞）寒胡戏在北周末年传入中国，武则天末年再度在洛阳流行。其具体作法是：夏历十一月，表演者赤足裸身，成群结队，在街道上互相挥洒冷水，投掷土块，以乞求寒冷。神龙元年（705）十一月，唐中宗曾亲临洛阳城南门观看。次年，河东一位县尉吕元泰上疏批评，说：
唐代社会虽然较为开放，但对于外族文化并非不加选择地兼收并蓄。尽管胡族乐舞引起人们的共鸣而得以传播，但人们依然坚持严夷夏之辨的原则，以中原的政治观念、民族心理和审美情趣为依据而审慎对待，超出一定程度便要加以批评，这就使得胡族乐舞的流传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例如：元稹《法曲》诗有一段介绍民族传统音乐的句子，认为到了唐代，玄宗
相比之下，佛教对洛阳社会生活的渗透则广泛深入得多，兹举数例如下：
如意元年（692）七月十五日，武则天在洛阳举行了盂兰盆会。盂兰盆会是依据佛教故事，结合儒家孝道，而举行的国事大典或民间活动。佛教故事说：佛的大弟子目连的先母生前作恶多端，因而轮回到饿鬼道遭受饥饿的煎熬。目连用天眼看见这个情况，却无力解救，就向佛请教办法。佛让他在七月十五日设盂兰盆，盛以百味瓜果食品，供养十方僧众，由僧众做佛事加以解救，即可使已故的七代家长脱离饿鬼道，轮回到人、天道中，享受清福。南朝梁武帝大同四年（538）开始设盂兰盆会，以后渐成风俗，称为中元节或鬼节，旨在超度祖宗，报答祖德。武则天这一次，时人杨炯《盂兰盆赋》有所记载，说这位女皇帝头戴通天冠，身佩玉玺，庄严地站在洛城南门楼上，主持大典。官员们
据《宋高僧传·善无畏传》记载：善无畏自天竺来华，唐睿宗派人
一匹素绢翻空而上。于是，阴云密布，风雷大作，倾盆大雨，随之而下。
《宋高僧传·从谏传》记载：洛阳广爱寺僧从谏于咸通七年（866）去世，弟子们奉其遗旨，将其遗体送至洛阳建春门外尸陀林中，施舍给鸟兽。 三天过后，弟子们见鸟兽并未吃掉他的遗体，形容竟同生前一般，就用饼饵覆盖而去。次日，发现有狐狼行迹，也只是吃掉饼饵而已。弟子们
所以出现这些现象，是因为佛教同上述波斯三教在中国的遭遇、经历不同。佛教传入后，长时期和中国传统文化既对立又融摄，得到改造，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盂兰盆会吸收的孝道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部分，佛教背弃君亲而出世出家的主张，在这种场合实际上便不复存在了。龙是中国上古时期出现的假想动物，《易·乾·文言》说：
唐代洛阳与丝绸之路发展关系
古都洛阳在唐代通过丝绸之路建立起中国与西部世界的联系，本文拟就其中几个问题展开论述。
一
玄奘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代伟人。在把他的事迹作为一个内容用以考察唐代洛阳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他是洛阳人；他通过丝绸之路去求法问道，起点和终点都是洛阳；他西行的动因和回国后的译经活动都与洛阳有关。此外，对于唐太宗在洛阳诏令他撰写《大唐西域记》的政治目的究竟是什么，也做一些辨析。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了玄奘西行的路线。关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以西这段丝绸之路，他是由长安出发，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市）、兰州（今甘肃兰州市）、凉州（今甘肃武威市）、敦煌（今甘肃敦煌市）、伊吾（今新疆哈密市）、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然后由高昌王派人护送，经阿耆尼（今新疆焉耆西南）、屈支（即龟兹，今新疆库车）、姑墨（今新疆温宿）、素叶（即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到西突厥可汗牙帐所在地，再到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后来便南下进入天竺境内的。回国时，他由天竺北上，有一段没有再沿原线，而是经由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于阗（今新疆和田）、敦煌，才又踏上原路返回。
那么，何以要说玄奘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洛阳呢？玄奘生于洛州缑氏县陈河村，今属洛阳市偃师县缑氏乡。他少小时随二哥长捷法师在洛阳净土寺诵读佛经，因学业优异，被隋朝官府特许破格度为小沙弥。隋唐之际，河洛一带纷纷扰扰，他和二哥商量，离开洛阳，西奔长安。此后几年间，他云游四方，参禅问道，又回到长安。这段经历给他带来的影响是：
至于说玄奘返回的终点是洛阳，更是有案可稽的。他于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七日到达长安。这时，唐太宗为了辽东战役，已驻跸洛阳。太宗得知他回国，立即诏令在洛阳接见他。他奉诏匆忙上路，当月二十二日启程，二月初一在洛阳宫仪鸾殿受到太宗接见，最终结束了这趟旅行。他家乡东南的少林寺是洛州的一
所名刹，远离市廛，环境清幽，他希望在这里翻译由天竺带回的佛教典籍，未获太宗允许，这才又于三月初一从洛阳折回长安。显庆二年（657）二月，唐高宗巡幸洛阳，他奉诏陪同前往，安置在积翠宫翻译。当年九月，他再次提出住进少林寺从事翻译，以了此生，高宗不准。可见，他把洛阳作为自己西行求法归来后的终点站，一直期待朝廷成全自己的终焉之志。
太宗在洛阳接见玄奘时，彼此问对涉及西行经历，太宗指示他写出来。次年，由玄奘口授、弟子辩機笔录的《大唐西域记》在长安完成，并上呈太宗。关于这段公案，有人解释为：唐太宗
太宗在接见玄奘的过程中，发现他
那么，《大唐西域记》到底是在什么意图下成书的？太宗在洛阳接见玄奘时，
玄奘西行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意义。他最初申请西行求法，由于唐朝初建，西部不宁，禁止国人出蕃，未能获准。后来遭受天灾，太宗敕令道俗四处就食，
他乘机偷偷踏上征途，路上被勒令还京，并遭到追捕。尽管他以佛教徒的身份，为着佛教的目的，私自到了外邦，毕竟还是体现了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天竺的戒日王问他：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说，论及当时的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与西部世界建立的联系，不应该忽视洛阳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
二
由丝绸之路传入的文化对中国政治的干预，当以佛教对定都于洛阳的武则天政权的有效支持为典型。
武则天作为一个女性，先后以皇后、皇太后和女皇帝的名义，参与政治，统治中国，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其中有30年在洛阳度过。范文澜以为
儒家学说是入世用世的学说，主要讲当世，具有现实主义风格。武则天要想克服儒学给自己带来的不利，打破传统的男性皇储继位规矩，自己当皇帝，当时除了佛教，没有别的学说可资利用。这是因为佛教讲前世和来世，游谈无根，无从验证，对于具有尽信书陋习的中国人来说，效果最佳。于是，佛教徒配合武则天称帝大造舆论，伪撰成一部《大云经》。此书虽已失传，它所依据的中天竺僧
昙无谶于十六国时期在丝绸之路上的姑臧（今甘肃武威）译出的《大方等无想大云经》，仍为我们了解情况提供了线索。该书卷4和卷6说：净光天女本是男身菩萨，
按照古代的天人感应说，上天常常因为朝政失误而降生各种反常的自然现象来警告皇帝。这时，臣僚可以批评皇帝，指斥时弊，提出改弦更张的方案；皇帝也会下罪己诏向国人承认过失，同时减膳、录囚、减免赋税，施行仁政。垂拱二年（686），武则天已在洛阳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两年多，新丰县（今陕西临潼）东南涌出一山，武则天下令将县名改为庆山县。一位世俗人上疏批评道：
这样，武则天自然会感激佛教，抬高佛教的地位。唐朝初建时，李唐统治者自称是道教祖老子李耳的后裔，规定道先佛后。武则天这时便调整为佛先道后。这在社会上引起一些波动，出现弃道入佛的现象。洛阳大恒观道士杜练师就是这种投机分子，他看风使舵，请求转入佛教。武则天亲加恩准，把他转入佛授记寺，法名
这里再附带论及一件事。《宋高僧传·善无畏传》说：天竺僧善无畏在邙山看见一条巨蛇，叹道：
宁朝阳市西南）杂种胡人。他原姓康，母为突厥人，改嫁胡人安延偃，遂冒姓安。康国、安国都在丝绸之路所经过的中亚地区，是粟特人政权，属于昭武九姓。安禄山和安延偃无血缘关系，而是康国人和突厥人的混血儿。有人据此释
三
唐代洛阳的社会生活，也因丝绸之路胡族文化的东渐而受到影响。
数十年前，向达撰《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文，引证过洛阳出土的祖籍西域的唐人墓志，以及胡服俑、西域花纹铜镜、海马葡萄铜镜等唐代文物，可见唐代洛阳居住过很多沿丝绸之路而来的西域人及其后裔。这里要进一步讨论的是，西域文化给洛阳的社会生活注入了什么样的异族情调，其程度如何。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由叙利亚人聂斯脱利所创建，在大秦（东罗马）受排斥，传到波斯（伊朗）。贞观九年（635），波斯景教徒阿罗本来华传教，在长安建寺一所，称为波斯寺，发展教徒21人，景教始传入中国。景教传入洛阳的年代已不可考，只知天宝四载（745），唐玄宗命长安、洛阳两京和各地的景教寺改称为大秦寺。另外，向达说：
摩尼教由波斯人摩尼所创，武则天延载元年（694）传入中国。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回纥请在河南府治所洛阳及其它地方置寺，获准。
祆教即拜火教，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创立。北魏神龟年间（518－520），两国通使，北魏知波斯俗事火神。当时北魏首都是洛阳，可想见祆教传入洛阳较景教、摩尼教为早。信奉祆教的胡商经丝绸之路来洛阳经商、定居，祆教也得到传播，因而洛阳的里坊和市场都有了祆教祠庙。《朝野佥载》卷3记载唐代洛阳的情况是：
以上三教传入时间不长，与中国传统文化差别很大，未能在唐代得到长足发展，对洛阳的社会生活来说，可以想见只有以胡人为主的少数教徒从事各自的宗教活动，其它则难以考知了。
丝绸之路的胡族乐舞在洛阳的传播，较三教要普遍一些。王建《凉州行》诗
云：
康国的泼（乞）寒胡戏在北周末年传入中国，武则天末年再度在洛阳流行。其具体作法是：夏历十一月，表演者赤足裸身，成群结队，在街道上互相挥洒冷水，投掷土块，以乞求寒冷。神龙元年（705）十一月，唐中宗曾亲临洛阳城南门观看。次年，河东一位县尉吕元泰上疏批评，说：
唐代社会虽然较为开放，但对于外族文化并非不加选择地兼收并蓄。尽管胡族乐舞引起人们的共鸣而得以传播，但人们依然坚持严夷夏之辨的原则，以中原的政治观念、民族心理和审美情趣为依据而审慎对待，超出一定程度便要加以批评，这就使得胡族乐舞的流传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例如：元稹《法曲》诗有一段介绍民族传统音乐的句子，认为到了唐代，玄宗
相比之下，佛教对洛阳社会生活的渗透则广泛深入得多，兹举数例如下：
如意元年（692）七月十五日，武则天在洛阳举行了盂兰盆会。盂兰盆会是依据佛教故事，结合儒家孝道，而举行的国事大典或民间活动。佛教故事说：佛的大弟子目连的先母生前作恶多端，因而轮回到饿鬼道遭受饥饿的煎熬。目连用天眼看见这个情况，却无力解救，就向佛请教办法。佛让他在七月十五日设盂兰盆，盛以百味瓜果食品，供养十方僧众，由僧众做佛事加以解救，即可使已故的七代家长脱离饿鬼道，轮回到人、天道中，享受清福。南朝梁武帝大同四年（538）开始设盂兰盆会，以后渐成风俗，称为中元节或鬼节，旨在超度祖宗，报答祖德。武则天这一次，时人杨炯《盂兰盆赋》有所记载，说这位女皇帝头戴通天冠，身佩玉玺，庄严地站在洛城南门楼上，主持大典。官员们
据《宋高僧传·善无畏传》记载：善无畏自天竺来华，唐睿宗派人
一匹素绢翻空而上。于是，阴云密布，风雷大作，倾盆大雨，随之而下。
《宋高僧传·从谏传》记载：洛阳广爱寺僧从谏于咸通七年（866）去世，弟子们奉其遗旨，将其遗体送至洛阳建春门外尸陀林中，施舍给鸟兽。 三天过后，弟子们见鸟兽并未吃掉他的遗体，形容竟同生前一般，就用饼饵覆盖而去。次日，发现有狐狼行迹，也只是吃掉饼饵而已。弟子们
所以出现这些现象，是因为佛教同上述波斯三教在中国的遭遇、经历不同。佛教传入后，长时期和中国传统文化既对立又融摄，得到改造，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盂兰盆会吸收的孝道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部分，佛教背弃君亲而出世出家的主张，在这种场合实际上便不复存在了。龙是中国上古时期出现的假想动物，《易·乾·文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