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把沈从文的一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30代中期之前、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结束、1949年之后，分别对应着作家、思想者和知识分子实践者的身份。“补充上后面两个阶段，沈从文的形象才能完整。”
“在沈从文一生中，如果有什么东西一直没变，那就是他的‘自我’，以及形成‘自我’的方式。”今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张新颖新作《沈从文九讲》。11月11日，张新颖接受澎湃新闻专访。在他看来，20世纪以来中国人大都在外在理论的催生下认识“自我”，转而否认从前的“自我”。但沈从文不是。“他的‘自我’是从自身经验慢慢长起来的，是连续的，不是断裂的。他一直对自己的过去充满肯定。”这样的“自我”，无论于沈从文的文物研究，还是文学创作，都可见一斑。
张新颖教授
他感兴趣的是普通人生活中用的东西
1949年1月，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沈从文的大标语和壁报，同时用壁报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在 “完全孤立”中，沈从文几度崩溃，甚至于1949年3月28日上午在家中划颈自杀。所幸，他被救回来了。
“我倒觉得幸亏他自杀了一次。自杀过，没死成，又活过来了，就是一种新生的感觉。”张新颖说，沈从文在精神上已经走到人生最低点，以后走的每一步都会比这一点高，“后来他确实也是这样活的。”
之后沈从文进入中国历史博物馆，“转行”文物研究。然而即便“转行”，沈从文依旧特立独行于主流之外。他关注的不是青铜器、字画，而是马鞍、镜子、扇子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按照张新颖的话说，沈从文一直非常孤独。
1953年，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名曰“内部浪费”的展览，而展览上的展品都是沈从文收来的东西。1968年写下《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时，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约十八年，却已作过“大小六十多次的检讨”。
《沈从文九讲》书封
他曾这样记录自己当时的生活：“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了。因为如和一般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我既从来不找他们，即顶头上司郑振铎也没找过，也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
“沈从文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他也会不停地发牢骚。”张新颖说，但难得就在于即便不停地发牢骚，沈从文还是坚持做下去。“因为他从心里认为做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包含着自我肯定。‘你们写你们的，我做这个就行了，留给下一代做个礼物。’你听‘留给下一代做礼物’，说这话是要多大的骄傲！”
且在张新颖看来，沈从文的文物研究和文学创作其实有相通之处。“他感兴趣的是普通大众在漫长历史中创造的东西。一般人说文物有哪些？青铜器啊，字画啊这些，或者是庙堂里的，或者是士大夫感兴趣的。可沈从文研究的这些东西，是过去普通人生活中用的东西，是不被当作文物的东西。”
汪曾祺也曾如此回忆沈从文的文物研究：“他搞的那些东西，陶瓷、漆器、丝绸、服饰，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聪明，人的创造，人的艺术爱美心和坚持不懈的劳动。”
“关注普通人，这也是他文学的着眼点。”张新颖如是说。
他写小说不是和当时中国作家比
就在沈从文“封笔”一年前，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还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的他曾对二儿子说这十多年他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将来要“写个一、二十本”，“赶赶”托尔斯泰。
那么“转行”文物研究的沈从文，心里是否还想着文学创作？“当然，他对文学那么有热情。他其实也实验过，但不成。”为何不成？张新颖说，沈从文既要按照“自我”的方法写，又要符合当时社会对文学的要去，但两者之间的缝隙其实很小。
“他试图从这缝隙走出一条路，但失败了。如果放弃任何一方，就容易得多。要么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写，写完锁在抽屉里；要么完全按照社会要求的方式写，写那些东西也不是特别难。但他偏要挤在这条狭窄的缝隙，就没法完成。”
但张新颖认为沈从文一直以自己的文学为傲：“后来很长时间不写，他再看自己过去写的小说，都忘了是自己写的。但他过去看契诃夫小说，会觉得怎么看着像自己写的小说？他心里是有骄傲的，他写短篇小说是要和契诃夫比，是要放在世界文坛上去比，不是跟当时的中国作家比。”
张新颖认为，五四以来新文学里的人往往处在不同的“等级”里，最上面的是启蒙者，往下一点是正被启蒙的、等待启蒙的人，再往下则是愚昧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放到这样的“序列”里。“但沈从文的作品中没有这种划分，他把自己放在最低。”
且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沈从文曾说：“作者的创造力一面既得迎合商人，一面又得附会政策，目的既集中在商业作用与政治效果两件事情上，它的堕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张新颖感慨，在文学创作上沈从文有自己的关于文学本源的意识和坚持，如果文学背离了这个本源，沈从文就会非常痛苦。
“‘自我’成就了他的文学，却也带来了痛苦。”在张新颖看来，沈从文1949年的“崩溃”确有当时左翼文化人激烈批判的外在因素，但从沈从文自身的思想发展来说，也有其内在缘由。
“有了一个‘自我’，就有了一个价值判断。如果你看到的正好是跟自己的判断相反的，他会遇到很多问题，但他没法解决。”以至于面对昆明乡间1940年代的自然美景，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善于感知自然的作家，却感到强烈的无能为力。
老年沈从文
今天是否还要读沈从文？
“今天我为什么还要讲沈从文，他生活的时代都过去了？不是，可能随着时间，沈从文的意义越来越显示出来。”张新颖说，一个普通读者读“过去”的文学，就是因为这文学对“今天”还是有意义的。
“时间很无情。很多作品十年、二十年之后就没办法读了，但是有的作品几十年之后的意义可能比当时的意义更大，可能还是作者自己都没想到的。这些东西靠灌输式的教育没办法左右。我们老师经常犯的错误就是告诉学生，你们应该读什么书。如果一本书本身可以不断给他们提供东西，大家自然会去读。”
“今天的人被越来越多东西——越来越细微的东西框住，所以沈从文的意义就变得越来越大。”张新颖感慨，人有一天会不由自主怀念生命完整的样子，而沈从文一直反对那些“框住”人生命、刻意打压某方而强调另一方的东西。
其实，从1980年代“发现沈从文”，有关沈从文的研究就多了起来。“渐渐这些研究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模式，比如‘人性’、‘美’。”但张新颖认为，沈从文的精神世界是非常丰富的，有很多因素纠缠在一起，这些泛泛表述就把诸多因素掩盖了。
“一般人们都说沈从文是写‘人性’的，这说法其实也跟当时的时代大背景联系在一起。我们通常说人性是有一个非人性的对立面，强调人的权利、欲望等等。但沈从文的‘人性’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人在天地之间感受世界。慢慢读他的文字，就能发现所谓固定的表述下面，还有他的纠结、痛苦、快乐。”
而在“民国热”的当下，张新颖坦言自己解读沈从文时把沈从文留下的文本看作最基本、最重要的东西，“是很笨的”。“我是一个老师，上课给学生讲怎么去感知一个人，肯定不能空谈。我从沈从文自己的文字里面读出一些东西给大家看，而不是从外面拉一些东西加到他身上，去‘修饰、打扮’他。其实如果我写八卦，我可以比他们写得更好。但沈从文的文字本身是好的，我希望能让我的学生从这些文字本身获得东西。”
沈从文和张兆和
编者按：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把沈从文的一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30代中期之前、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结束、1949年之后，分别对应着作家、思想者和知识分子实践者的身份。“补充上后面两个阶段，沈从文的形象才能完整。”
“在沈从文一生中，如果有什么东西一直没变，那就是他的‘自我’，以及形成‘自我’的方式。”今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张新颖新作《沈从文九讲》。11月11日，张新颖接受澎湃新闻专访。在他看来，20世纪以来中国人大都在外在理论的催生下认识“自我”，转而否认从前的“自我”。但沈从文不是。“他的‘自我’是从自身经验慢慢长起来的，是连续的，不是断裂的。他一直对自己的过去充满肯定。”这样的“自我”，无论于沈从文的文物研究，还是文学创作，都可见一斑。
张新颖教授
他感兴趣的是普通人生活中用的东西
1949年1月，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沈从文的大标语和壁报，同时用壁报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在 “完全孤立”中，沈从文几度崩溃，甚至于1949年3月28日上午在家中划颈自杀。所幸，他被救回来了。
“我倒觉得幸亏他自杀了一次。自杀过，没死成，又活过来了，就是一种新生的感觉。”张新颖说，沈从文在精神上已经走到人生最低点，以后走的每一步都会比这一点高，“后来他确实也是这样活的。”
之后沈从文进入中国历史博物馆，“转行”文物研究。然而即便“转行”，沈从文依旧特立独行于主流之外。他关注的不是青铜器、字画，而是马鞍、镜子、扇子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按照张新颖的话说，沈从文一直非常孤独。
1953年，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名曰“内部浪费”的展览，而展览上的展品都是沈从文收来的东西。1968年写下《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时，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约十八年，却已作过“大小六十多次的检讨”。
《沈从文九讲》书封
他曾这样记录自己当时的生活：“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了。因为如和一般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我既从来不找他们，即顶头上司郑振铎也没找过，也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
“沈从文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他也会不停地发牢骚。”张新颖说，但难得就在于即便不停地发牢骚，沈从文还是坚持做下去。“因为他从心里认为做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包含着自我肯定。‘你们写你们的，我做这个就行了，留给下一代做个礼物。’你听‘留给下一代做礼物’，说这话是要多大的骄傲！”
且在张新颖看来，沈从文的文物研究和文学创作其实有相通之处。“他感兴趣的是普通大众在漫长历史中创造的东西。一般人说文物有哪些？青铜器啊，字画啊这些，或者是庙堂里的，或者是士大夫感兴趣的。可沈从文研究的这些东西，是过去普通人生活中用的东西，是不被当作文物的东西。”
汪曾祺也曾如此回忆沈从文的文物研究：“他搞的那些东西，陶瓷、漆器、丝绸、服饰，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聪明，人的创造，人的艺术爱美心和坚持不懈的劳动。”
“关注普通人，这也是他文学的着眼点。”张新颖如是说。
他写小说不是和当时中国作家比
就在沈从文“封笔”一年前，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还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的他曾对二儿子说这十多年他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将来要“写个一、二十本”，“赶赶”托尔斯泰。
那么“转行”文物研究的沈从文，心里是否还想着文学创作？“当然，他对文学那么有热情。他其实也实验过，但不成。”为何不成？张新颖说，沈从文既要按照“自我”的方法写，又要符合当时社会对文学的要去，但两者之间的缝隙其实很小。
“他试图从这缝隙走出一条路，但失败了。如果放弃任何一方，就容易得多。要么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写，写完锁在抽屉里；要么完全按照社会要求的方式写，写那些东西也不是特别难。但他偏要挤在这条狭窄的缝隙，就没法完成。”
但张新颖认为沈从文一直以自己的文学为傲：“后来很长时间不写，他再看自己过去写的小说，都忘了是自己写的。但他过去看契诃夫小说，会觉得怎么看着像自己写的小说？他心里是有骄傲的，他写短篇小说是要和契诃夫比，是要放在世界文坛上去比，不是跟当时的中国作家比。”
张新颖认为，五四以来新文学里的人往往处在不同的“等级”里，最上面的是启蒙者，往下一点是正被启蒙的、等待启蒙的人，再往下则是愚昧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放到这样的“序列”里。“但沈从文的作品中没有这种划分，他把自己放在最低。”
且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沈从文曾说：“作者的创造力一面既得迎合商人，一面又得附会政策，目的既集中在商业作用与政治效果两件事情上，它的堕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张新颖感慨，在文学创作上沈从文有自己的关于文学本源的意识和坚持，如果文学背离了这个本源，沈从文就会非常痛苦。
“‘自我’成就了他的文学，却也带来了痛苦。”在张新颖看来，沈从文1949年的“崩溃”确有当时左翼文化人激烈批判的外在因素，但从沈从文自身的思想发展来说，也有其内在缘由。
“有了一个‘自我’，就有了一个价值判断。如果你看到的正好是跟自己的判断相反的，他会遇到很多问题，但他没法解决。”以至于面对昆明乡间1940年代的自然美景，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善于感知自然的作家，却感到强烈的无能为力。
老年沈从文
今天是否还要读沈从文？
“今天我为什么还要讲沈从文，他生活的时代都过去了？不是，可能随着时间，沈从文的意义越来越显示出来。”张新颖说，一个普通读者读“过去”的文学，就是因为这文学对“今天”还是有意义的。
“时间很无情。很多作品十年、二十年之后就没办法读了，但是有的作品几十年之后的意义可能比当时的意义更大，可能还是作者自己都没想到的。这些东西靠灌输式的教育没办法左右。我们老师经常犯的错误就是告诉学生，你们应该读什么书。如果一本书本身可以不断给他们提供东西，大家自然会去读。”
“今天的人被越来越多东西——越来越细微的东西框住，所以沈从文的意义就变得越来越大。”张新颖感慨，人有一天会不由自主怀念生命完整的样子，而沈从文一直反对那些“框住”人生命、刻意打压某方而强调另一方的东西。
其实，从1980年代“发现沈从文”，有关沈从文的研究就多了起来。“渐渐这些研究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模式，比如‘人性’、‘美’。”但张新颖认为，沈从文的精神世界是非常丰富的，有很多因素纠缠在一起，这些泛泛表述就把诸多因素掩盖了。
“一般人们都说沈从文是写‘人性’的，这说法其实也跟当时的时代大背景联系在一起。我们通常说人性是有一个非人性的对立面，强调人的权利、欲望等等。但沈从文的‘人性’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人在天地之间感受世界。慢慢读他的文字，就能发现所谓固定的表述下面，还有他的纠结、痛苦、快乐。”
而在“民国热”的当下，张新颖坦言自己解读沈从文时把沈从文留下的文本看作最基本、最重要的东西，“是很笨的”。“我是一个老师，上课给学生讲怎么去感知一个人，肯定不能空谈。我从沈从文自己的文字里面读出一些东西给大家看，而不是从外面拉一些东西加到他身上，去‘修饰、打扮’他。其实如果我写八卦，我可以比他们写得更好。但沈从文的文字本身是好的，我希望能让我的学生从这些文字本身获得东西。”
沈从文和张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