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级别：内部
学位级别：历史学硕士
论文提交日期：1999年12月
论文答辩日期：2000年1月4日
论文中文题目：托勒密埃及的希腊文化
论文英文题目：The Greek Culture In Ptolemaic Egypt
作者及所在单位：张春梅 吉林大学历史系
指导教师及所在单位：令狐若明副教授 吉林大学历史系
分类标识：K12
中文主题标识：托勒密埃及 希腊文化 埃及化
英文主题标识：Ptolemaic Egypt The Greek Culture Egyptianiz
总页数：37页
开本：16K
是否有图表：无
论文部分出版
出版地：内蒙古
出版机构：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
邮政编码：028043
出版日期：2000年1月
托勒密埃及的希腊文化
前言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开始了希腊人对埃及的统治。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逝，帝国一分为三，他的部将托勒密继承对埃及的统治，一直到公元前30年，史称托勒密埃及。希腊人征服埃及后，来自地中海世界的大量移民涌向埃及，移民的民族成分庞杂，但以希腊人为主。自此，希腊文化和埃及文化在同一时空交汇，彼此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震荡。那么，两种文化的命运如何?大多数学者的论断是埃及文化被“希腊化”了。这一说法强调希腊因素在这段历史中所起的决定作用，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化是希腊古典文明的延续。虽然，“希腊化”(HELLENISM)一词的含义颇具争议，但显而易见的话中之意是希腊文化把埃及文化同化了。埃及文化果真被“希腊化”了?
本文认真考察托勒密埃及的希腊文化的发展态势以及与埃及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发现希腊文化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还维系着希腊的传统形式，但其文化的实质已发生极大的变化，埃及文化因素侵入到内核，希腊文化已呈现出“埃及化”的倾向。
一、希腊文化传统的短暂维持
希腊人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埃及人面前，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讲，有一种自然的优越感，他们尽量在异域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要采取多种方法，使自己的文化不因社会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这在托勒密王朝早期（公元前三世纪）尤为突出。
希腊人相互通婚，保持血统的纯洁性。希腊语取代埃及语成为官方语言，他们用希腊语自由的交谈，书写文章信件。希腊人在闲
暇时间阅读古希腊经典名著，观看戏剧，欣赏音乐，也和故土的同胞一样有高昂的热情参与体育活动，他们希望子女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不惜花费大笔资产送子女（大多数为男孩 ）去希腊学校读书，去体育馆深造，学习算术、修辞术，熟记希腊马其顿的山川河流，学习马其顿的历法，阅读幼里披底斯（EURIPIDIS)的戏剧和荷马的诗史。［１］体育馆作为希腊人必不可少的相伴物也追随到埃及，并几乎遍布埃及。体育馆不仅是希腊年青人进一步深造的学校，还是希腊成年人智力和娱乐活动的中心 。追求现实生活的情趣和娱乐是希腊人的一大特征，葡萄酒和橄榄油 ，仍是希腊人的最爱，为满足他们的需求，托勒密诸王扩大葡萄和橄榄的种植面积。在埃及，托勒密诸王和希腊人都热衷于盛大的庆典，每四年一次在亚历山大里亚举行的纪念托勒密一世的节日，其规模和场面不亚于奥林匹亚运动盛会，在盛大的节日庆典中，戏剧、音乐、体育运动都大显身手，竞相生辉。在宗教节日和日常生活中，希腊人保持对传统神祗的崇拜，向奥林匹亚诸神祈祷，向他们起誓。
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人无论在语言，习俗，宗教等方面都还保留希腊文化特色，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希腊人已很难完全坚守自身的文化传统，埃及的文化因素渐渐渗入其中。
二、埃及文化对希腊人的影响
（一）、相互通婚，形成希 ——埃家庭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之后，大量移民涌向埃及，这股移民浪潮一直延续到公元前三世纪末。［２］这时社会呈现一种稳定状态，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血统融合，大规模希腊人和埃及人通婚，一般情况是希腊男子娶埃及女子为妻，形成希 ——埃家庭。这种家庭越来越常见，我们可以通过纸草文献中出现的名字加以证实，一个家庭中经常出现希腊名字和埃及名字共存的现象，而且两种名字出现的频率几乎一样。［３］即使是在受希腊文化影响最深的亚历山大里亚，
著名的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在公元前三世纪后期到访时的印象是：源自希腊人的那部分人口已变成混合的种族，不再是真正的希腊人，不再拥有希腊公民美德。［４］事实上，名称上的变化是埃及文化渗入到希腊文化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标志。公元前三世纪时，名字是显示民族的标记，而从公元前二世纪以后，这一标志不再有效。［５］
此外，在婚姻生活中还有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古埃及的宫廷传统 ——兄妹婚，为托勒密王室所仿效，如托勒密二世娶他的姐姐阿西诺为妻，克娄奥帕特拉与他的同父异母弟弟结为夫妻。在公元前一世纪，这种习俗竟也被在埃及的希腊人所追随，并广为流传，以至于罗马人到来之时，不得不下强令禁止。［６］
（二）、部分希腊人学习埃及语
公元前三世纪以来，文化融合的速度加快，一方面由于广泛的相互通婚，产生希 ——埃家庭，另一方面也由于一个世纪的不断的生活接触。语言上的交流开始便利起来，埃及人学习希腊语，当然希腊人也学习埃及语，公元前二世纪一位希腊母亲写信给她的儿子：“我很高兴你学会埃及语，从现在开始，你可去诊所教学徒，一直到老都有谋生的手段。”［７］这位希腊人学习埃及语可能是出于某种功利的需要，但还有许多希腊人完全习惯埃及，学习埃及的语言，积极参与埃及的事务。［ ８］甚至连声名显赫的克娄奥帕特拉女王也热衷于学习埃及语，成为第一个会说埃及语的托勒密国王。［９］
至于希 ——埃家庭的后代，本身就接受两种文化的熏陶，即使父母希望子女保持希腊传统，说希腊语，但其所在家庭的性质以及他们与周围埃及人的交际往来决定他们不可能长久地保持纯正的希腊传统，他们即使说希腊语，也充满了语法和单词的讹误，并且其中还夹杂着埃及语，是一种希 ——埃语混合的语言。［１０］
（三）、希腊统治者吸纳埃及法老的统治思想，实行严密的中央集权统治
托勒密诸王的统治思想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法老时期的旧制，实行绝对君主制，并适当地披上希腊城邦制的外衣。专制集权是根本，
自治民主是装饰。
在入主埃及之前，马其顿人就有一定的集权传统。国家是以国王为首，国王是所有国土的主人，战时为最高统帅，又是法官。但国王的权力受到战士会议的制约，要经过战士会议的选举批准，涉及到叛逆罪的案件要由战士会议审判，王对各部落的约束力比较松散，各部落仍有自己的王室。[11]马其顿王朝虽具有专制君主的统治形式，但只能算是专制政体的初级阶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运行上都无法与埃及几千年的专制传统所形成的完备体系相提并论。因此，从客观现实的角度讲，托勒密诸王要想得心应手地驱动这架庞大的国家机器，就只有利用现有的体系并加以完善，编织更为严密、系统的集权大网，置全体臣民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从主观角度讲，马其顿王朝旧有的统治传统也让统治者顺理成章地接纳埃及的统治思想。
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统治较法老时期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国王仿效法老，确立他至尊无上的地位。朕即国家。整个埃及都是国王的地产，他不仅有权支配埃及所有的土地，还有足够的权威征调国内的劳动力，只要在他认为需要的时候。国王是政府机构的首脑，所有的重要官员都由国王任命，并直接对国王负责。托勒密时期大量的王室法令给人的印象是：君主的决定和政策，他的官员必须执行，即使是显而易见的琐碎的事情。[12 ]虽然国家的高级官员享有高官厚禄，但这完全取决于国王或上司，他们的人身及财产都冒有一定的风险，因为他们只是国王的管家和奴仆，如果被证实不忠诚或没有效率，那么今天的半神可能失宠囚禁，明天就被处决，并且积累多年的财富也被收归国有。国王还是军队的统帅。王朝的早期，国王主要是雇佣希腊、马其顿以及小亚细亚沿岸的移民，组成雇佣军。作为服兵役的报酬，国王在埃及授予士兵一块土地，如果经营有方，再加上战时国王分发的战利品，军队的官员和士兵很容易发家致富。因此，在雇佣兵眼中，国王是他们唯一感激和效忠的对象。军队则成了国王的军队，对国家没有任何义务，那
也不是埃及的军队，而是这个或那个托勒密王的军队。国王也是法官，国王的法令具有法律效力。虽然托勒密时期的埃及奉行的是希腊式和埃及式的两种法律系统，但所有臣民的法律纠纷都可直接上达国王，由国王作出审判。文献中就记载一个普通百姓因女儿没有履行赡养义务而向国王申诉。[13]这样的小事通常不必劳烦国王大驾，举此一例只是证明这种程序的可行性和国王对司法的干预作用。此外，托勒密诸王为取得统治埃及的合法地位，神化王权，推行国王崇拜。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详细分析。
托勒密诸王集经济、行政、军事、司法各种大权于一身，至尊无上，为所欲为，再也没有什么人和任何机构可以左右国王的意志。 其次，托勒密王朝沿袭法老王朝的经济管理模式，整个经济系统运作中都体现了高度的专制主义。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自然牢牢地攥在国家手中。姑且不论大块土地的精细经营，就是农民的家庭经济也受到国家的指令管制。农民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制定耕作计划，他们必须接受国家每年的指令，规定作物的耕种面积和使用什么样的种子。就算是象阿波罗尼乌斯（APPLONIUS，托勒密二世的财政大臣）这样的显贵也诚惶诚恐地遵从国王的指示。阿波罗尼乌斯写信给他的管理人芝诺：“王指示我们必须耕种两次，因此，收获一完，你就立即灌溉土地吧，或者用手工方法，或者用抽水机帮忙，但无论如何不要让水留在田里六日以上，灌田之后，你就播下三个月期的小麦种。”[14]另外，农民无权处置他们的庄稼，收成由国家检测员估算，由书吏登记，到王室打谷场打谷。收获的谷物在交纳各种赋税之后，剩余的产品，农民也无完全支配权，国家有权以相当低廉的价格购买一定数量的谷物。国家根本不允许农民把农产品用于特殊目的。如农民要用庄稼收获后种植的饲料喂养牲畜也要交纳高额的赋税。即使是饲养家畜也要交税才被许可，家畜的数目要由村庄书吏严格登记，以备征税和征调之用。国家对农民的监控无所不至，就算是养几只鸽子也要按所占空间或鸽粪的面积征税。[15]
农民法律上是自由的，但实际上被束缚在土地之上，未经政府的特殊许可不得随意离开土地。他们不仅要交纳名目繁多的捐税，还要服国家征发的徭役，即使是他们的挽畜也随时被国家征用，包括修建水渠、修整公路、开矿、建筑和打猎等。强制性的义务劳动是托勒密王朝对埃及传统的继承，理论上，所有臣民都必须履行这项义务，但特权阶层和富有者可用金钱代赎。总之，农业生产的所有环节都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的需求。
农业生产如此，社会生产的其它部门也牢牢掌控在国家的手中。酿酒、榨油、纺织、盐业、纸草等重要部门都由国家进行不同程度的垄断经营。产品由国家指定工厂生产，工人在生产期间不得擅自离开工厂，产品由国家规定的统一价格出售。为保证利润收入国家采取关税壁垒政策。如:橄榄油在得洛斯(DELOS)只需21德拉克马(DRACHMA)，而在亚历山大里亚则需52德拉克马。[16]埃及加工的产品抬高价格出售，政府净赚利润高达40 ——300%之多。[17]
除了对农业，工业部门的垄断管理之外，政府还征收名目繁多的赋税把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国家手中。征收的税目有:饲养牲畜税、放牧税、果园税、人头税(士兵、僧侣、政府官员除外)、盐税、法律文献税、遗产税、租金税、出售税、渔税、从乡间到城镇的货物过路费、或经尼罗河的过河税、此外还有特别税、维修舰队和灯塔、为每个新国王购买黄金王冠。[18 ]为保证税收的准确到位，政府养有一大批书吏， 负责人口和财产登记，辅以包税商的监督。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由国家这只有形无形的手控制，无论百姓和官员都不可能逃脱国家的经济干预。凭借如此完备高效的经济管理系统，托勒密诸王成为地中海世界最富有的国王。
无论托勒密诸王的个人专制还是国家的计划经济无不带有埃及传统的痕迹。有的是直接因袭照搬，如征调义务劳动力管理灌溉网络;使用书吏进行严格的土地登记;两年一次的牲畜普查等。有的加以完善，如引进包税商对税收的监督； 还采取官员职责担保金的抵押措施，即，如官员或包税商完不成国家下达的任务则没收其财产。
政府设置专门的机构处理没收的财产。显见，希腊人对国家机制的完善也都遵循加强中央集权这一主旨，专制集权成为统治者的指导思想。
托勒密诸王一方面实行专制集权，另一方面也把希腊城市打扮成自治政府的模样，前提是不触及国王的权威。
在埃及主要有三个自治城市:瑙克拉底斯、亚历山大里亚和托勒密斯。这三个城市是希腊人最为集中的场所。以亚历山大里亚为例，该城设有城市议会，社团所选举的地方行政官，负责行使国王所允许范围内的城市自治权，如监督市民的投票，向市民大会提交有限的商务计划，管理当地人的税收、娱乐、节日、公共设施等。城市的自治权是有限的，它没有独立的外交权，经济决策也受到国家的绝对干预。尽管希腊市民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城市的自治，不敢越雷池一步，即便如此，亚历山大里亚大约在公元前二世纪中期失去了它的城市议会。[19 ]无疑是触犯了法老的权威或某种利益，显然城市的自治只有在服从国王统摄的前提下才能保存。
统观托勒密埃及的统治模式，可以确定的是，托勒密统治系统的内核不是希腊的而是埃及的，希腊人在埃及的任务是把埃及思想清晰地格式化，采用埃及的实践，满足托勒密国家的目的，同样重要的任务是使埃及人的体系为国家新的希腊人所接受，于是，加上自治城市的虚饰。
(四)、希腊人放弃对奥林匹亚诸神的崇拜，转而信奉埃及诸神
可以这样说，在宗教领域里，最突出地显示了埃及文化的影响力。
希腊人对埃及宗教显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无论是王朝的统治者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还是普通希腊人渴求心灵上的慰藉，从上到下的希腊人都如饥似渴地吸纳埃及的宗教。公元前三世纪末以后，奥林匹亚诸神在希腊人生活中的地位渐趋衰微，代之而起的是埃及宗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王朝统治者推行国王崇拜。王权神授的思想一直贯穿法
老王朝的始终，埃及法老以“拉神之子”或“阿蒙-——拉之子”自居。埃及人也早已习惯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全知全能的君主和神灵为他们提供精神上的支持。希腊人洞悉埃及人的这一心态，为了巩固在埃及的统治，他们仿效法老的作法，神化王权。这种作法肇始于亚历山大大帝，他打扮成埃及的解放者，曾亲历西瓦绿洲的阿蒙神庙，埃及祭司宣布他为“拉的儿子” ，“阿蒙的宠儿”。[20]亚历山大大帝的这种作法无非是想取得埃及人精神上的认同，取得统治埃及的合法地位。
托勒密诸王沿袭他的作法，推行对现世国王的崇拜。托勒密二世菲拉得尔福在亚历山大里亚举行盛大的庆典，纪念他的父亲托勒密一世索特尔和母亲柏利尼丝(BERENICE)，追认他们在死后成为帝国的神祗。托勒密二世自封他和他的妻子，也是他的姐姐——阿西诺(ASINO) 为“兄妹神” 。托勒密二世和他的妻子以全新的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在塔尼斯的一块石碑上刻画着二人的形象:两人相视而立， 托勒密二世戴着古埃及法老所饰戴的象征上下埃及统一的红白双冠，右手持法老的权杖;阿西诺头戴红冠，上有伊西丝女神的象征装饰，以及哈托女神的牛角环绕的太阳光盘(象征古埃及太阳神阿蒙 ——拉)她右手持纸草形状的权杖。夫妻二人俨然古埃及法老再世。[21]类似于这样的托勒密王和王后的图象遍布于寺庙墙壁和坟墓壁画之中，也刻印于货币背面。托勒密诸王都以神自居，接受埃及臣民的崇拜，他们在名字中都加上一个相当动人的称号，如:索特尔(SETER)意即“救主”；欧厄格提(EUERGETES)，意即“为善者” ；厄庇法涅斯(EPIPHANIES)，意即“灿烂”；菲拉墨托尔，(PHILOMETOR)，意即“爱母亲”；菲拉得尔福(PHILADELPHOS)，意即“爱姊妹”如是等等。[22]神化王权的意向昭然若揭。
为拉近与法老的距离，托勒密五世厄庇法涅斯在公元前197年秋天，来到埃及旧首都孟斐斯举行加冕仪式。由埃及祭司承办，完全采用古埃及法老加冕的仪式，著名的罗塞达石碑即记述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23]
托勒密诸王为获得埃及祭司的支持和忠诚，不仅给予他们特权，而且耗费大笔经费修葺和整建了法老时期的寺庙，埃及现存的寺庙遗迹有相当一部分是托勒密时期留下的，如：卡那克的阿蒙神庙，埃杜夫的荷鲁斯神庙，菲勒的伊西丝神庙等。[24]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文献中多次提到在埃及的许多希腊神庙，但在历次的考古发掘中却并没有发现一处希腊神庙，相反，在法尤姆地区发掘的所有寺庙不是埃及的就是埃及化的非希腊神。[25]
托勒密诸王千方百计向埃及法老的身份贴近，其目的无非是想笼住头上的光环，获得所有臣民的服从和崇拜。那么，功效如何呢?单就希腊人而言，他们的苦心没有白费，希腊臣民可以说是欣然接受。
这在当时的文献中有所反映，托勒密二世统治的第三十四年，一个官员记述他处理尼罗河沉船事件的全过程，最后有这样一段话:“我以托勒密国王和阿西诺——兄妹神和他们的父亲——救主神起誓：我以上所言，句句是实。”[26]由此可见国王崇拜对希腊人现实生活的影响。
受希腊传统文化教养的希腊公民起初并不一定习惯有这样一位至高无上的专制君主和神灵主宰他们的命运，但公元前四至三世纪初城邦衰落，社会动荡混乱，亚历山大大帝继承者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刀戈相见，在局势归于平静之后，希腊人愈发觉得奥林匹亚诸神不能拯救他们个人，也无法给予他们永世不朽的希望，更无什么灵性可言。相反，托勒密国王带给他们安定富足，在他们看来，国王的权威和灵性是贴近生活的，更具现实的功效性。如：本土的神不能解决他们的饥谨，而国王却可轻而易举地做到，更何况国王还从各方面授予希腊人特权，极大地满足他们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从现实的利益出发，他们自然不排斥国王的统治，也不会因为成为国王的臣民而沮丧。那一时期流行于地中海世界的一首歌谣或许可以解释国王崇拜在希腊人中间得到一定程度认同的原因：“其他的神或者不在，或者远在天边，他们不是听不到你的声音，就是根本
心不在焉;但你就在身边，我们看得见你，不是刻在木头上或石头上，
而是实实在在的。”[27]既然有一些希腊文化底蕴的人都认同国王崇
拜，那么后来土生土长的希腊人自然心悦诚服地敬奉他们的国王。
其次，萨拉匹斯神崇拜的盛行。萨拉匹斯神被看成是希腊人和
埃及人文化融合的典型代表，我们通过分析该神的构成、神性、影
响等几个方面来揭示埃及宗教思想对希腊文化的侵入。
1、神的构成。 萨拉匹斯是一个合成神，埃及的阿比斯神牛(APIS
BULL)在死后以某种方式与埃及的丰产神和冥神奥西里斯(OSIRIS )
的神性结合起来。 萨拉匹斯(SARAPIS)又作奥萨拉匹斯
(OSARAPIS)，这个词就是由两个神的名字合成而来。伊西丝和荷鲁
斯或哈波克拉特斯（HARPOCRATES）。[28]分别是奥西里斯的妻子
和儿子，这三位神在埃及众神祗中地位显赫，奥西里斯和伊西丝执
掌死后审判，大多数情况下是成对出现的。
托勒密一世试图对萨拉匹斯神加以改造，缔造连接希腊臣民和
埃及臣民的纽带，他把埃及传统神与希腊神结合起来而成为新的三
位一体神。 萨拉匹斯是圣父，伊西丝是圣母，荷鲁斯或哈波克拉特
斯是圣子。希腊人习惯把埃及的神与希腊的神等同起来，在他们眼
中， 萨拉匹斯等同于宙斯，伊西丝等同于哈得斯，荷鲁斯等同于阿
丝克拉匹斯(ASCLEPIUS )。[29 ] 在埃及人看来， 萨拉匹斯就是他
们早已信奉的奥西拉匹斯，与希腊的神祗没有丝毫的的关联，结果
很有趣的是，希腊人和埃及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信奉萨拉匹斯神。
2、 萨拉匹斯神的神性。对希腊人来说， 萨拉匹斯与希腊的医
神阿丝克拉匹斯联系起来，自然成为人们的健康卫士。人们虔诚地
向他祈求健康和平安，“我为你和你的孩子的健康，每天都在神圣的
萨拉匹斯神面前祈祷。”[30]类似于这样的祈求的言辞遍布于托勒密
时期的文献中。还有许多人笃信萨拉匹斯神的神效，为了治病而到
神庙中住上一夜，在梦中，萨拉匹斯神为病人治病。由此而衍生的
释梦的行当在埃及特别盛行。一些记录下来的治愈的病例都是让人
惊诧不已的离奇故事，[31]埃及传统医学中掺杂的巫术成分，也被
希腊人津津乐道。
萨拉匹斯神还是希腊海员的保护神。一位年轻人写信给他的父
亲:“我衷心的感谢圣明的萨拉匹斯神，因为在海上的大风暴中，是
他救了我。”他把幸免于难的功劳归于萨拉匹斯神。海员对萨拉匹斯
神的崇拜扩大了这一神的传播范围，远达爱琴海诸岛和西部地中海
地区。
萨拉匹斯神成为希腊人的拯救神。这也是他受希腊人和地中海
世界其他民族青睐的最主要的原因。 萨拉匹斯崇拜中包含“来世得
救”的思想，这源于古埃及人对冥神奥西里斯的崇拜。奥西里斯是
远古埃及的国王，死后复生，成为冥府的国王，主持死者灵魂审判。
在古埃及人描绘的审判大厅里，奥西里斯高居王座，其后并立着伊
西丝和涅芙提丝姐妹。大厅中间摆放着巨大的天平，一端放上死者
的心，另一端放着代表公正，真理，秩序的玛阿特(MAAT)。审判的
结果有三种:恶重于善者会被怪兽吃掉，永世不得为人;善重于恶者
将由荷鲁斯引到奥西里斯面前为众神接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从
此进入极乐世界;两者相等者则需要戴上避邪物为奥西里斯服务。
[33]
伊西丝是萨拉匹斯神的配偶，通常作为他的一个合成因素，她
的神性也部分与萨拉匹斯神相吻合，她也具有掌管地下世界的权力。
在伊西丝的庆典中，有声望的人首先用水净身，然后走进“地下世
界”——黑暗的地方，类似于奥西里斯死后和复活这一期间所接受
的某种审判，最后他从黑暗中走出，发出耀眼的光芒，身批圣洁的
长袍，手持火炬，向人群展示，他已为神。他的灵魂因此摆脱命运
和死神的控制。[34]
3、 萨拉匹斯神渗入到希腊人的生活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萨拉匹斯神的神性越来越向奥西里斯神倾斜。
希腊人渴望得救，升入极乐世界的思想在诸多文献中可窥一斑。孟
斐斯的萨拉匹斯神庙中最有名的隐士托勒密(马其顿人)，在祈求中
提到他的父亲时说:“我父亲去神那里了。”[35]可见，即使是普通人
也抱有死后成仙的的愿望。另外，在托勒密时期，埃及新王国出现
的为应对死后审判的《亡灵书》大量涌现于希腊人的墓室之中。[36]
这从另一侧面证实，埃及死后审判思想对希腊人影响之深。希腊人
也渴望摆脱现实的苦难，命运的羁绊，追求来世的幸福。 另外，我们还有充分的资料证实萨拉匹斯的神性以何种程度渗
入到人们的思想、言辞、行为中。神出现在人们普遍使用的名字当
中，如PETOSIRIS(奥西里斯的礼物)，ISIDORUS(伊西丝的礼物)，
THEDORUS(神的礼物)，伊西丝、荷鲁斯都直接用作个人的名字，
尤其在希——埃家庭中更为常见。[37]
随着时间的流逝，萨拉皮斯神作为拯救神的这一角色越发显示
出经久不衰的魅力。到公元前一世纪，如果有哪个普遍性的宗教的
话，那就是萨拉匹斯神，每个人都把他和伊西丝当作救主，他们的
崇拜传播得很远，伊西丝传入到巴比仑尼亚的乌鲁克，而萨拉匹斯
则远达印度。[38]
再者，有的希腊移民全然接受埃及的神祗的功效。希腊人去哈
特舍普苏特神庙获取预言;把名字刻在阿蒙神庙的纪念物上祈求永
久的平安;有的虔诚地向奥西里斯求救。在公元前98年和95年，接
受希腊传统教育的希腊年轻人，向法尤姆地区的鳄鱼神献祭。[39]
贝斯也是希腊人信奉的地地道道的埃及神，他的雕像状貌怪异，后
来人们给他配了同样丑陋可笑的妻子，叫做贝萨或贝塞特。[40]
(五)、埃及艺术风格为希腊人所借鉴
在艺术领域，埃及对希腊的影响虽不如宗教那么显著和深刻，
但也不象大多数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微乎其微。在寺庙建筑，雕
刻绘画，镶嵌细工等几个方面，希腊人都受埃及艺术风格的影响。
托勒密时期新建或重建的寺庙，无论其整体建筑结构还是局部
的装饰都以埃及的艺术风格为主，在埃杜夫重建的荷鲁斯神庙的庄
重威严的塔门，在亚历山大里亚新建的萨拉匹斯神庙的笔直宽阔的
斯芬克斯大道，无不尽现法老时期的建筑传统。塔门的墙壁上用埃
及传统的艺术手法刻画着荷鲁斯战胜他的叔父塞特的场景。[41]还
有托勒密诸王的雕像，装扮成法老模样出现在寺庙的墙壁上，公共纪念物上，并伴有象形文字的解释。如托勒密二世菲拉得尔福和他的妻子阿西诺的雕像，[42］及托勒密八世的加冕仪式，[43]埃及的艺术风格一目了然。
在绘画方面， 公元前四世纪和三世纪希腊人的绘画一直遵循希腊模式，但从公元前二世纪起，埃及风格和希腊风格的绘画同时并存。希腊人把尼罗河刻画成一个有胡须的男子，或采取坐的姿势，或倚着河马，鳄鱼或狮神人面像，这些都是埃及的象征。王室显贵的图象也画成这种样式。［44］亚历山大里亚上层希腊人的墓室中的壁画展现的是埃及墓葬艺术的传统主题:木乃伊灵棺置于中间位置，两位送葬的妇女与两位女神伊西斯和捏芙提斯联系起来，在棺架的上方是带着翅膀的太阳圆盘。[45]除此之外，墓室中的许多小雕像，头是希腊样式，但姿势和服饰都准确无误是埃及风格。当然墓室中也显现较强的希腊风格，整个墓室给人的感觉是希腊和埃及因素的混合物。
埃及的镶嵌细工(即用细小的，不同颜色的方形石块聚集在一起，组成图案或图画。)被希腊艺术家所采纳，并流传开去。在公元前三世纪希腊人已擅长制作镶嵌画，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展现的是亚历山大大帝和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在千军万马中厮杀的场面。[46]这件作品以及许多精品虽不是出自埃及的希腊人之手，但由此却无可辩驳的证实了埃及艺术对希腊艺术的影响力。
希腊人到达埃及一百多年后，他们既无法改变埃及人根深蒂固的传统，也无力保有自身的文化传统。他们生活在埃及文化的包围之中，慢慢适应埃及旧有的社会结构，接受专制君主的统治，信奉埃及的神灵。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沿着这个方向，越走越远。
三、希腊文化对埃及文化的影响
文化的流动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埃及文化对希腊文化进行
潜移默化的渗透，希腊文化也对埃及文化发生自然而然的影响。而且，希腊文化作为征服者文化，在文化交流的初期稍显主动，颇见功效，但在后期明显后劲不足，因此，对埃及文化的影响也仅停留在表面。
（一）、埃及人学习希腊语，但掌握的程度参差不齐
托勒密王朝时期，希腊语替代世俗体埃及语成为官方语言。在王朝初期，上层官员的任命都来自于说希腊语的上层精英，埃及人最多担任乡村一级的义务多于特权的下层官职。对埃及人来说，要想跻身上层社会，加入到统治集团中去，就必须学好希腊语，因此，上层埃及人努力学习希腊语，还入体育馆接受希腊式的教育，仿效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有些人十分成功，能用希腊语流利的交谈和书写，他们逐渐得到希腊统治阶级的认可，到王朝中后期，政府机构中的埃及人多了起来，许多埃及人成为政府要员，拥有不菲的资产，甚至那些并不富有的埃及人，也占据政府中下层官职［４７］埃及人在走入希腊上层社会的同时，也把他们的文化背景带入到希腊人中间去。
诚然，有人掌握希腊语，但在埃及占多大比例呢？所有的资料显示，他们只是人口的少部分。具体的数字统计无法做到，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加以估算。 公元前二世纪，在奥克昔恩彻斯（ＯＸＹＲＨＹＮＣＨＵＳ）——中埃及较大的城镇——四千多份“谷物销售”申请表中，有三分之二的申请人不懂希腊语。［４８］如果这个申请表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大城市中男性公民的读写率（ＬＩＴＥＲＡＴＥ ＲＡＴＥ ）的话，那么，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整个埃及的比例会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因为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向来少于男子，古埃及社会也是如此；另外，环境闭塞、观念保守的乡村，懂希腊语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懂希腊语的埃及人的水平也参差不齐，有的可流利的读写，借以升迁；有的只能算是“半文盲”水平，他们称自己为“慢写者”（ＳＬＯＷ ＷＲＩＴＥＲＳ），他们只能在文件的末尾签上自己的名字，可能至多能粗略的读懂希腊文，超出这个能力就相当困难；大多数埃及人应当称为
希腊语的文盲，对希腊语一窍不通。他们也有其特殊的方式解决生活中的难题，有职业书吏为他们书写文件、合同。在官方文件中经常出现这样的话语：“某某代我书写，因为我不懂如何书写。”［４９］这人不会书写的显然是希腊语。
希腊语虽有一定的市场，却根本无法排挤掉埃及语的普遍使用。官方的正式用语虽为希腊语，但绝大部分官方文献都是希腊语和埃及语并存，如世俗体埃及语的赋税收据或合同都附上希腊语的签条，反过来也是一样。希腊语在官方文献中尚未占据绝对优势，更不用说深入推广到普通埃及百姓中间去，与他们的母语相抗衡。埃及人学希腊语为功利的目的所驱使，并无兴趣探讨语言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
（二）、埃及人的文化抉择：游移于希腊和埃及文化间的双重人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以后就开始了两种文化融合的历程，两个民族朝夕相对，两种文化交叉碰撞。埃及人对外来文化好奇探究，同时又对传统文化依恋回护，于是，在冲突的文化环境中产生了看似矛盾，但又合理的文化双重人。这又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埃及人上层，他们受希腊人特权地位的利诱，又加上对征服者文化的好奇，便积极了解希腊文化，想借此栖身到上层社会中去，但同时，他们又是埃及传统文化的继承人，根深蒂固的文化特性挥之不去。最终，他们选择一种调和的方式 ——文化的双重人，既是埃及的，又是希腊的，两种文化集于一身，在不同的文化场合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如，许多埃及人官员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希腊的，一个是埃及的。在官场中使用希腊名字，在家庭和寺庙中就使用埃及名字。［５０］在埃杜夫的一个埃及人的墓志铭用两种语言写成，这个人也有两个名字，兼具两种身份，既是军队的高级军官，又是当地神祗的祭司［５１］。我们虽没有确切的证据显示他们家庭的生活场景，但只要他们娶埃及妇女为妻，在家中就必定说埃及语，基本上按传统的习俗生活。这些人扮演两种角色：在希腊人中间遵循他们的习惯，在家庭和宗教生活中又回复到旧有的传统中去。
对他们而言，学习希腊语就象我们学习英语，只作为谋生的一种手段，不会因此而遗失固有的文化特色，变为西方人。埃及人也是如此。
另外一种文化上的双重人，是希——埃家庭的后代。他们是希埃两种文化融合的产物，在两个文化世界之间穿梭往来，游刃有余。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公元前二世纪末，位于中埃及的名叫狄奥尼西乌斯（ＤＩＯＮＹＳＩＵＳ）的希——埃家庭。家庭中的成员都有希腊语和埃及语的名字，狄奥尼西乌斯的埃及名字是普来尼司（ＰＬＥＮＩＳ），他懂希腊语也懂埃及语。希腊人的特征方便他进入希腊人的世界，参加军队，与希腊人签定租赁合同和信贷合同，与希腊人的经济纠纷也求助于希腊人的法律系统。（埃及奉行两种法律系统，分别管理希腊人和埃及人的事务）与此同时，他身上的埃及人的文化素养使他有能力胜任家乡赫莫波力特（ＨＥＲＭＯＰＯＬＩＴＥ）诺姆的地方神祗——朱鹭神的祭司。［５２］
那么，文化双重人最终的文化归属指向何方？
希——埃家庭普遍出现的时间是公元前三世纪末叶，一方面由于希腊妇女数量有限，另一方面也由于希腊人在某种程度上对埃及文化的认同。两个民族相互通婚只是民间自发，并非政府有意鼓励。希腊统治者对这种婚姻虽未严令制止，也没表现出支持的态度。在亚历山大里亚， 希——埃这种婚姻一直也没有得到法律上的认可。因为这种婚姻的后果是希腊人的血统不再纯正，希腊文化也杂糅进埃及的文化特色，希腊人的文化传统遭受冲击，最终民族文化迷失在异域文化之中。
事实也正是如此。希腊文化最初在家庭中显现出优势地位，但渐渐地，希腊的文化特性减少，埃及的特色显露。 希 ——埃家庭的第一代子女可以说希腊语，接受希腊式的教育，但他们的埃及母亲有意无意对子女产生影响，他们因此也获得埃及文化的行为规范，他们不可避免接受的是两种文化。但在以后的几代，他们身上的希腊文化特性将大打折扣，埃及的文化气质要远远超出他们的父亲。
这并非作者的主观臆断，这与希腊人的人口数和分布情况有关。虽然有大批的海外移民移居埃及，但从人口比例来看，希腊人依旧是少数民族，埃及人和希腊人的比例是８：１，埃及人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５３］另外，希腊人并不是住在自己自足的与埃及人完全隔绝的独立区域，他们散居在当地人中间。［５４］居住的分散就不能积聚较大的力量与埃及文化抗衡，他们处于埃及人的包围之中，难以保持原有民族的文化特色。对于希 ——埃家庭的后代来说，通晓埃及语更扫清了与埃及人交往的障碍，来自家庭的那点希腊文化涵养根本就抵挡不住大的社会文化氛围的熏染。加之政府对希腊文化的扶持力日渐减弱，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地位渐趋一致，他们无力也无须坚守传统的阵地，希腊文化特色渐渐从他们身上蜕去。
无论这两种文化双重人多大程度上受希腊文化的陶冶，当两种文化相冲突的时候，他们还是站在埃及一方，清晰地显示出他们的文化归属。
其一，货币之争。托勒密一世把金银的货币体系引入埃及，但埃及人习惯使用铜币，反对使用陌生的金属货币，国王对此作出让步。大约公元前２７０年，托勒密王把铜币纳入货币体系，金银铜通用。铜币的引入几乎排挤掉银币的流通。货币背后的头像，由以前亚历山大里亚大帝、托勒密、宙斯，变为埃及传统神祗——阿蒙神。［５５］
其二，历法之争。亚历山大入主埃及之后就存在马其顿历和埃及历法之争，双方各执一辞，相持不下，一直到托勒密王朝的后期，才以埃及历法的胜利而告终。［５６］
其三，固守埃及的宗教。上层埃及人可以仿效希腊的生活方式，却决不肯背弃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规范。他们始终虔诚的祈求阿蒙神的保佑，希望借用“死者书”的力量，通过奥西里斯神的审判，升入极乐世界。 希——埃家庭的后代，也选择埃及的神祗作为信仰的依托，也有许多人象狄奥尼西乌斯一样，有足够的威望担任地方神祗的祭司。
在文化融合大的背景下产生的文化双重人，在文化冲突中并不一定成为埃及文化的领导力量，但却没有站在希腊文化一方，抵制埃及文化，他们以各种方式信守着埃及的传统，这在宗教信仰上的表现尤为清晰。
（三）、文学，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
现存的文学作品残缺不全，使我们很难窥其全貌，单就现有的文学作品来看，在文学创作手法、表现形式、内容、体裁等方面，希腊对埃及的影响几乎是微乎其微，反过来也是如此。希腊文学和埃及文学就象两条平行线，沿着自己的轨道延伸，互不交叉。
在亚历山大里亚，希腊文学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托勒密君主大力支持文化事业，亚历山大里亚的大型博物馆、图书馆为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国王和达官显贵成为学者的保护人，为其提供全套服务，让他们专心致志进行文学创作。作家掀起了创作高潮，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的数量远远超出古典时期。数量虽巨，但精品不多。亚历山大里亚的卡利马乌斯（ＫＡＬＬＩＭＡＵＳ），阿波罗尼乌斯（ＡＰＯＬＬＯＮＩＵＳ），提奥克利托斯（ＴＨＥＯＣＲＩＴＵＳ）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但他们的水平也稍逊于古典大师。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缺乏震撼人心的主题，作家把大部分笔墨用于渲染陈腐的三位一体事务：美酒、佳人、良曲，较少涉及对生活的深层思考，或进行严肃的内心反省。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卑躬屈膝的奉迎最高执政者及其亲近。如提奥克利托斯，虽在牧歌创作方面卓有成就，但也摆脱不了对他的保护人托勒密王的谄媚、巴结，他在作品中夸大托勒密王的功绩，吹嘘他“降伏了几千个国家和成千累万的民族，领有人烟稠密的无数城市，足足有三百个，还有三千个，此外还有三万个，不，还要加上二倍三和三倍九。”那么一共就是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个城市。他在文中写到：“快乐罢，托勒密王，我将歌颂您，有如歌颂半神的英雄……”［５７］国王和显贵对学者的赏识和保护让他们有大量作品问世，但也因为他们的荫庇，让作家失去独立的人格，创作的灵性，使作品归于平庸，至多显现诗人的才智，却无法
揭示现实的人性。
托勒密埃及的希腊文学与古典时期存在着差距，但其总体发展趋向是希腊式的而非埃及式的。
希腊文学在亚历山大里亚红红火火，却并没有动摇埃及文学的根基。埃及人虽学习希腊语，但并没有在此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深入到文学领域，埃及的文学模式仍顽强地存在着。一大批用世俗体埃及语写成的作品问世。
这一时期，埃及文学主要分为三个流派。一是教谕文学，即通过一连串的道德箴言，宣扬各种处世哲学。作品的风格、内容形式几乎是埃及传统教谕文学的翻版。另一流派是最常见也最流行的浪漫传奇故事。讲述的是一些王公将相、公主妃嫔及神灵魔力的故事。这些作品寄托着埃及人对法老时代美好时光的深切怀念，渴望回到本民族统治者的怀抱。这些传奇故事不仅获得埃及人的喜爱，还赢得了一大批希腊读者的钟情。这些故事被译成希腊语或用希腊语加以改编，有些作品一直存留到罗马时期。［５８］
除此之外的最突出的一个流派是反映埃及民族主义情绪的预言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是在公元前１３０年至１１５年期间创作的《陶工的预言》（ ＯＲＡＣ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ＴＴＥＲ）这篇预言的希腊文本一直到公元二世纪至三世纪仍广为流传，“守护神将抛弃他们（希腊人）所建的城市（亚历山大里亚）转向孟斐斯。当埃及人看到外国人象枯叶一样纷纷从树上滑落的时候，我们的苦难就结束了。海边的城市将成为干涸的空地，任有渔夫的捕捉，因为守护神已去了孟斐斯。所以过路人说：‘这是一个人类所有种族居住的哺育万物的城市。’”
[59]《 陶工的预言》 表达的是埃及人对异族统治者的强烈愤恨，对亚历山大里亚城的诅咒，以及对孟斐斯复兴的热切期盼，其中也隐约透露出对救世主降临的祈盼。预言文学的盛行，极大地鼓舞了埃及人反抗希腊人统治的信心和斗志，成为埃及人的思想武器。
古埃及三千年的文化传统绵延厚重，外来民族的历次侵入都没
有撼动她的根基，公元前三世纪，希腊文化虽如大潮般涌动而来，却也无法吞噬这座坚实的文化堡垒。当希腊文化势竭力衰之时，埃及文化渐渐占了上风。
四、希腊文化的“埃及化”倾向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如何看待这一时期在埃及的希腊文化呢？著名的历史学家贝尔（ＢＥＬＬ）认为：“希腊主义的外在形式，希腊语、希腊的习俗、希腊宗教、希腊的社会生活、希腊的教育和艺术文学，所有这些都被传输到新的环境中，但希腊文化的灵魂，即思想自由、完整的人性、微妙的平衡、无所畏惧地面对残酷的现实，这是希腊人的荣光。这些却没有被输送到埃及，反而在这样的环境中枯萎了。”［６０］但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希腊文化把埃及文化“希腊化”了。
首先，“希腊化”这一概念颇具争议，较权威的意见是，“希腊化”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希腊和东方因素合成的一种新文化；二，希腊文化向东方文化扩张；三，古老的希腊文明正统体系的延续；四，同一种文明被新的条件的改变。［６１］
“希腊化”的概念是西方学者针对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整个地中海世界的文化状况而言的，除埃及以外还包括希腊本土的安提柯王国和小亚西亚的塞琉古王国以及周边小的邦国。或许从宏观的角度考察，文化的发展呈这样一种态势，但地中海周边如此广大的一个区域，各民族发展进程又不同步，历史文化传统也千差万别，加上希腊征服者对各自统治的王国采取不同的文化政策，其中的情形错综复杂，仅以“希腊化”这一笼统的概念就把文化发展的千差万别涵而概之，恐怕有失史学研究的严谨。具体的问题应具体分析，这一时期就埃及文化而言，用“希腊化”的概念加以定义就有失偏颇。
我们抛开埃及文化的发展变化不谈，先理清希腊文化的发展脉
络。首先我们承认，托勒密埃及的希腊文化是一种融合的文化，希腊文化推行对埃及文化的扩张，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与此同时，文化的双向流动性使埃及文化不断渗入其中，希腊文化不断地作出调整。文化因素的沉淀，由量变到质变，埃及因素占据主导，就背离了古典希腊文明的正统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希腊文化呈现出“埃及化”的倾向。对于这一论断，我们回过头去看看前面列举的文化要素便可一目了然。
希腊人放弃了平等自由，甘为臣民。古典希腊文化的本质特征是自由的精神气质和平等的观念。在托勒密埃及，过去享有充分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希腊公民不得不受高度集权国家机器的严密监控；旧有城邦的公民变成了匍匐在君主脚下的臣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变成所有自由民都是君主臣民的平等。托勒密诸王的统治思想深受埃及法老的熏染，醉心于大权独揽，早把“主权在民” 、“轮番执政”的城邦传统尽抛脑后，只留下些许的自治城市作为一种点缀。希腊移民的情绪并不象我们想象中那样，为失去政治上的自由而悲观沮丧，相反，一种活泼乐观的情绪在他们中间蔓延。［６２］他们并不反对也不厌恶头上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君主，反而心悦诚服地匍匐在君主的脚下感恩戴德。在希腊人看来，托勒密诸王确实是“为善者”、“捐献者”，因为是他们使希腊人摆脱了城邦世界后期混乱不堪的局面；又是他们为希腊人在官僚机构中提供了成千上百的职位和发家致富的机会；还是他们为希腊的专家学者建造起设施便利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托勒密诸王还亲手缔造了亚历山大里亚这一地中海世界璀璨的明珠，为希腊人开辟了这样一个物产丰富的博大空间，作为奢华的社会生活的中心。希腊人不由自主地顶礼膜拜现世的国王，尊其为神灵。一部分希腊人安居在国王荫庇下的城市一角，满足于自治城市的徒有虚名，享受歌舞升平的生活，不再追究他们的自由与平等实际上是名不副实的，散居在乡间的希腊人安份守己地做国王的臣民，享受生活的安定富足。
希腊人由面对现实而转向注重来世，由相信和歌颂人的力量而
转向乞求神的保佑。希腊宗教和神话中的奥林匹亚神没有东方诸神头顶上永不消逝的灵光，他们几乎和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也会因犯错误而遭受惩罚，他们也有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的时候。希腊宗教中的神更具人性。希腊人的传统是重视现世，追求现实生活的享受和个人的情趣，他们当然也有冥府和乐土的观念，但极少谈及，也极少考虑来世问题，希腊人总把无限希望寄于现世人间。古典希腊文化传统以崇奉人本主义而著称，他们崇尚自由平等，积极地、理性地、乐观地面对人生、面对现实，相信和歌颂人的力量，重视人和人的自身价值，人的创造性的发挥，这不仅仅体现在政治生活上要求人的地位的平等，日常生活中人的尊严的维护，还体现在文学艺术领域，凸现人的意义，人的力量，人的伟大。智者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把人的地位抬高到极至，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托勒密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不再以凸现人的力量，人的伟大为主题，文学作品中充斥着对国王和宫廷的溢美之词，而缺乏经典名著所蕴涵的耸立于天地间的高远意境，文学创作似乎不再成为一种高雅的追求，只成为酬谢达官贵人的一种工具。建筑、雕像、绘画都讲求实用的功效，过多的体现宗教的目的，为升入极乐世界、灵魂不朽而服务。
来到埃及的希腊人已失去求知的欲望，无法神态悠然得欣赏文学艺术作品，希腊人真正关心的是物质生活，关心他们的经济和商务。在希腊人来往的所有信件中几乎都是关于家庭事务和物质利益的琐事，无人探讨文学艺术作品的玄妙，更无人抒发对人生的远大抱负。［６３］
希腊移民来到埃及后渐渐抛弃旧有的信仰，转而信奉埃及的神祗。他们不再相信依靠个人的努力可执掌自我的命运，因为个人的荣辱兴衰几乎都掌握在国家的股掌之间，个人的地位微不足道，一切都必须服从国家的需要。再加上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的每况愈下的国内外局势，此起彼伏的埃及农民暴动让希腊人困苦不堪，政府
官员的贪污腐化也让希腊人痛心疾首，他们面对混沌不堪的社会现实无能为力，只能每天乞求于救世的神，乞求神为他们去病消灾，保佑平安，乞求神为他们带来好运，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来世，认为只有进入极乐世界才会获得不朽的幸福。
希腊人宗教信仰上的这种转变深深打上了埃及宗教的烙印，这也是希腊文化受埃及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层面。文化包括诸多层面，如文学、科学、艺术、语言、宗教等等，但宗教无疑直捣文化的内核，最能体现一个民族文化的根本特征。如果一个民族的信仰体系都改弦易张了，那么，这个民族的文化还能说是旧有传统的延续吗？
来到埃及的希腊人失去了种族的纯洁性，也失去了文化的纯洁性；他们丧失了自由平等，由公民变成了臣民；他们抛弃了奥林匹亚诸神投身到埃及神祗的怀抱；他们减退了对学识的渴求，转向实用和功效，在他们眼中，人的地位微不足道，神的形象高高在上。这样的文化还能说是古典文化传统的延续吗？相反，埃及文化的影子一目了然。不用说，希腊人在与埃及人的长期接触中已渐渐融入其中，明显带有埃及化的倾向。“倾向”是指决定文化根本特征的文化要素如宗教信仰、价值取向等转向埃及文化，而其它辅助性要素如文学、艺术、科学等则保持一定的希腊传统，受埃及影响小一些。再有文化的融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托勒密时期这一过程并未完成，罗马人的到来打乱了这一进程。总之，通过以上的具体剖析，我们才能认识文化融合的复杂性和层次性。
既然希腊文化也向埃及文化倾斜，那么，埃及文化“希腊化”就无从谈起。虽然希腊文化对埃及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但较之埃及文化对希腊文化的渗透而言，只能说，前者是外在的、浅层的，后者是内外兼具的，由表及里、深入其中。埃及人接受希腊文化的外在表现是他们懂希腊语，穿希腊式的服装，到希腊剧场附庸风雅。埃及人说希腊语，用希腊语书写官方文件，却没有对希腊语的著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更不用说用希腊语从事文学创作。（唯一的一例是宫廷祭司曼涅托用希腊语写成《埃及史 》，但他的写作动机是受
托勒密二世的指令。［６４］）上层埃及人即使坐在剧院里观赏希腊的戏剧，却也很难获得情感上的共鸣，至于希 ——埃家庭的后裔，虽受两种文化的熏陶，游移于两种文化世界之间，但他们的文化归属还是指向埃及，他们在埃及人身上找到认同感。这些埃及人表面上深受希腊文化的渲染，但骨子里仍遵循旧有的传统，方便使用埃及的货币，上面刻有阿蒙神的形象，坚持沿用埃及的旧历，仍然笃信埃及的神祗。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所说的只是上层少数的埃及人和希 ——埃家庭的后裔，这些人的数量相对于土生土长的埃及人而言还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的埃及人居住于乡间，他们与希腊人接触少，而且思想保守而顽固，更淡泊名利的诱惑，他们自始至终地保持几千年沿袭下来的文化传统，固守他们的语言、习俗、信仰、生活方式等等。
五、希腊文化呈现“埃及化”倾向的原因分析
希腊文化不落后于埃及，本身又是征服者文化，为何由主动变为被动，日益向埃及文化倾斜？这显然涉及文化融合理论问题，作者水平有限，只能试着从历史学的角度加以解释。
第一，一般说来，文化的优势原则和军事政治实力的强弱两个条件，联合起来确定文化融合的方向，这种方向并不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方向肯定，通常只是一种趋势。
首先从文化的优势原则考察，很难说两者孰优孰劣。埃及历史悠久，在数学、医学、天文、历法、建筑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希腊历经古典时期的繁荣，艺术、哲学、文学领域的成就在整个地中海世界独领风骚。如此两种文化相遇，势均力敌，在短时间内会不分胜负，融合的速度相当缓慢，必须经历几个回合之后才会初见端倪。
其次，军事政治实力的扶持作用。当两种文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情况下，军事政治实力的强弱，在文化融合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希腊文化来到埃及就象一种异域的植物移植到埃及的土壤上，需要精心的呵护，并辅以相应的特制的肥料加以滋补，如果劲道十足，它就会繁茂，保持它的独特个性，如果肥力不济，它就只有扎根于异域的土壤，吸收其中的养分才会存活。希腊统治者的军事政治实力就是希腊文化的特制肥料，即希腊统治者借助军事和政治上的优势，给予希腊人特权，采取保护政策维系传统文化的延续性，并试图把埃及人纳入到自身的文化体系中。前三位托勒密王统治时期，埃及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在地中海世界的势力首屈一指，希腊人的统治更是如日中天，这时，希腊文化的影响力显著。希腊人最初的成果斐然，吸引了一批埃及上层学习希腊语，仿效希腊人的生活方式，但这时文化融合的指向性是指向希腊的，融合的程度只停留在表面。因为，埃及人接受希腊文化是一种被迫的反应，缺乏主体自身渴望的内驱力，多为政治权势，物质利益的驱动，一旦这种外界的驱动力衰退，主体就不会有自觉保持文化融合连续性的要求。
从托勒密四世统治开始，埃及国内外形势急转直下，希腊统治者的扶持作用日益削弱。托勒密四世（２２２ ——２０５Ｂ．Ｃ．）被迫调整统治政策，对埃及人的态度由排斥到联合，并以此为对内政策的指导原则。政策的调整大大地提高了埃及人的地位：埃及青年可以应征入伍，获取和希腊士兵一样多的份地，还有机会荣升为高级军官；政府的官职更多的向埃及人开放，尤其在后期，许多埃及人担任高级官职；埃及的祭司成为一个特权的阶层，寺庙被授予庇护权，即触犯法律或弃地而逃的农民逃到寺院后，就免于法律的追究，这给后期大批抛荒的农民和罢工的工人提供了避难所，寺庙成为抵制希腊文化侵袭的最坚固的堡垒。托勒密四世以后的国王继续推行对埃及人的扶持政策，托勒密八世（１４５ ——１１６Ｂ．Ｃ．）因此而遭到希腊人的唾骂。［６５］
统治者的这种作法的动机一是想平息埃及人接二连三的暴动，让劳动力尽可能回到土地上去，恢复生产；二是想利用埃及人对抗其它两个大国的进攻，并遏制住意大利半岛的后起之秀 ——罗马的
咄咄逼人的态势。无论统治者出于何种动机，他们抬高埃及人地位的这一措施，在客观上阻碍了希腊文化向埃及的推进。政府对希腊文化的扶持力削弱，希腊人受埃及大的文化环境的潜移默化，文化属性渐渐向埃及靠拢。加上希腊人接受埃及文化绝少功利目的，通常因为自身的一种喜好，这种心态作用下的文化融合就会向纵深发展。
第二，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文化的差异冲突与民族感情交织在一起，阻碍希腊文化向埃及渗入。托勒密诸王以法老自居，但埃及人自始至终都没有从心底接受他们的统治，一直把他们当成可恶的外国人，发誓有朝一日把他们驱逐出境。诚然，托勒密诸王极大地推动了埃及经济发展，埃及繁荣起来，但他们的指导方针是：“最大化地积累财富，最小化地消费，使现有的秩序尽可能小地改变，冒尽可能小的险。”［６６］对于一个地产经营者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谨慎的政策，但一个国家从来不是一个地产，她是一个人类集合体，有服从集体的义务，也有个体的权利和要求。这种指导方针的最大受益者是国王自身，其次是希腊人，普通的埃及人没有多少好处，他们的生活在王朝的后期反而大为恶化。国家的财富集中在国王手中，却不用来为创造财富的人谋福利，他们改善土地，却不改善种田人的生活，他们即使无意压迫埃及人，但也无意帮助他们。普通百姓在贪污受贿，无法无天的官员的统治下陷于贫穷和漠然，他们失去劳动的热情，遁隐于山泽。
埃及人从一开始就从心理上抵制希腊人的统治，民族主义在埃及人中间滋生，并不断膨胀。因此，在王朝的后期，埃及人的地位虽然提高了，但对希腊人的仇恨却没有丝毫削减，反而与日俱增。来自孟斐斯的萨拉皮斯神庙的一个希腊人控诉：“他们（埃及人）一些人手持棍棒，冲进寺庙，掠夺财物，并企图置我于死地，只因为我是一个希腊人。”［６７］当然，这种民族间的对抗和冲突不应过份夸大，埃及人不是反对所有的希腊人，他们的矛头指向的是希腊统治阶级，但民族感情和文化冲突交织在一起，让人很难分辨清楚。民
族主义的仇恨使埃及人在心理上难以接受希腊文化，强烈的民族自尊往往导致狭隘的文化排外，他们极力弘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拒绝吸纳外来文化的一切，包括其中优秀的成果。在托勒密王朝后期，埃及文化的复兴更排挤掉希腊文化的市场，埃及人对希腊文化浅尝辄止。两种文化相交撞，不进则退，希腊文化无力侵入，埃及文化就乘虚而入，占据主导，领导时代的潮流。
结束语
综观全文，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后出现的托勒密王朝造就了古埃及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互相交流和融合的历史机会。希腊统治者一方面沿用埃及传统的社会结构，采取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另一方面，又试图保有希腊文化的传统特色，与整个社会相得益彰，如此不可调和的一对矛盾注定希腊文化的失败。在经历了三个世纪的摩擦碰撞后，希腊文化虽保留传统的形式，但实质向埃及文化倾斜。这其中，有的文化要素倒向埃及一方，有的则稍受影响，掺杂上东方的色彩，也有的沿着传统的轨道前行。各个文化要素受影响的程度不尽一致，决非毫无保留的倒向一方，也只有这样才符合文化融合的复杂性和层面性。我们在衡量融合文化的最终归属时，发现最能代表一个民族文化的根本特征的要素 ——信仰和价值取向已倒向埃及，所以我们说，希腊文化呈“埃及化”倾向。托勒密时期文化融合没有最后完成，罗马人的到来，打乱了这一进程。
引文注释：
［１］ Ａ．Ｋ．Ｂｏｗｍａｎ， Ｅｇｙｐ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ｈａｒａｏｈｓ ，Ｏｘｆｏｒｄ，
１９９０，ｐ．１２６．
［２］ 沈坚： 《关于希腊化时代的历史考察》，《史学集刊》， １９９２
年，第三期，第 ５９
页。
［３］ Ｍ．Ｒｏｓｔｏｖｔｚｅｆｅ，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ｌｌｅｎｉｓｔｉｃ
Ｗｏｒｌｄ，（Ａｂｂｒ．ＳＥＨＨＷ）， Ｖｏｌ３．，Ｏｘｆｏｒｄ，１９４１，ｐ．８８３．
［４］ Ｊ．Ｇｒａｆｔｏｎ Ｍｉｌｎｅ，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Ｕｎｄｅｒ Ｇｒｅｅｋ Ａｎｄ
Ｒｏｍａｎ Ｒｕｌ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ｇｙｔｉａ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１４（１９２８），（Ａｂｂｒ．ＪＥＡ）ｐ．２２９．
［５］ 同［２］，第５９页。
［６］ Ｗ．Ｗ．Ｔａｒｎ，Ｈｅｌｌｅｎｉｓｔｉｃ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３ｒｄ ｅｄ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５３，ｐ．２０７．
［７］ Ｂｏｗｍａｎ，１９９０，ｐ．１２４．
［８］ Ｒｏｓｔｏｖｔｚｅｆｅ ，ＳＥＨＨＷ，１９４１，ｐ．８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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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级别：内部
学位级别：历史学硕士
论文提交日期：1999年12月
论文答辩日期：2000年1月4日
论文中文题目：托勒密埃及的希腊文化
论文英文题目：The Greek Culture In Ptolemaic Egypt
作者及所在单位：张春梅 吉林大学历史系
指导教师及所在单位：令狐若明副教授 吉林大学历史系
分类标识：K12
中文主题标识：托勒密埃及 希腊文化 埃及化
英文主题标识：Ptolemaic Egypt The Greek Culture Egyptianiz
总页数：37页
开本：16K
是否有图表：无
论文部分出版
出版地：内蒙古
出版机构：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
邮政编码：028043
出版日期：2000年1月
托勒密埃及的希腊文化
前言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开始了希腊人对埃及的统治。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逝，帝国一分为三，他的部将托勒密继承对埃及的统治，一直到公元前30年，史称托勒密埃及。希腊人征服埃及后，来自地中海世界的大量移民涌向埃及，移民的民族成分庞杂，但以希腊人为主。自此，希腊文化和埃及文化在同一时空交汇，彼此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震荡。那么，两种文化的命运如何?大多数学者的论断是埃及文化被“希腊化”了。这一说法强调希腊因素在这段历史中所起的决定作用，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化是希腊古典文明的延续。虽然，“希腊化”(HELLENISM)一词的含义颇具争议，但显而易见的话中之意是希腊文化把埃及文化同化了。埃及文化果真被“希腊化”了?
本文认真考察托勒密埃及的希腊文化的发展态势以及与埃及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发现希腊文化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还维系着希腊的传统形式，但其文化的实质已发生极大的变化，埃及文化因素侵入到内核，希腊文化已呈现出“埃及化”的倾向。
一、希腊文化传统的短暂维持
希腊人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埃及人面前，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讲，有一种自然的优越感，他们尽量在异域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要采取多种方法，使自己的文化不因社会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这在托勒密王朝早期（公元前三世纪）尤为突出。
希腊人相互通婚，保持血统的纯洁性。希腊语取代埃及语成为官方语言，他们用希腊语自由的交谈，书写文章信件。希腊人在闲
暇时间阅读古希腊经典名著，观看戏剧，欣赏音乐，也和故土的同胞一样有高昂的热情参与体育活动，他们希望子女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不惜花费大笔资产送子女（大多数为男孩 ）去希腊学校读书，去体育馆深造，学习算术、修辞术，熟记希腊马其顿的山川河流，学习马其顿的历法，阅读幼里披底斯（EURIPIDIS)的戏剧和荷马的诗史。［１］体育馆作为希腊人必不可少的相伴物也追随到埃及，并几乎遍布埃及。体育馆不仅是希腊年青人进一步深造的学校，还是希腊成年人智力和娱乐活动的中心 。追求现实生活的情趣和娱乐是希腊人的一大特征，葡萄酒和橄榄油 ，仍是希腊人的最爱，为满足他们的需求，托勒密诸王扩大葡萄和橄榄的种植面积。在埃及，托勒密诸王和希腊人都热衷于盛大的庆典，每四年一次在亚历山大里亚举行的纪念托勒密一世的节日，其规模和场面不亚于奥林匹亚运动盛会，在盛大的节日庆典中，戏剧、音乐、体育运动都大显身手，竞相生辉。在宗教节日和日常生活中，希腊人保持对传统神祗的崇拜，向奥林匹亚诸神祈祷，向他们起誓。
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人无论在语言，习俗，宗教等方面都还保留希腊文化特色，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希腊人已很难完全坚守自身的文化传统，埃及的文化因素渐渐渗入其中。
二、埃及文化对希腊人的影响
（一）、相互通婚，形成希 ——埃家庭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之后，大量移民涌向埃及，这股移民浪潮一直延续到公元前三世纪末。［２］这时社会呈现一种稳定状态，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血统融合，大规模希腊人和埃及人通婚，一般情况是希腊男子娶埃及女子为妻，形成希 ——埃家庭。这种家庭越来越常见，我们可以通过纸草文献中出现的名字加以证实，一个家庭中经常出现希腊名字和埃及名字共存的现象，而且两种名字出现的频率几乎一样。［３］即使是在受希腊文化影响最深的亚历山大里亚，
著名的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在公元前三世纪后期到访时的印象是：源自希腊人的那部分人口已变成混合的种族，不再是真正的希腊人，不再拥有希腊公民美德。［４］事实上，名称上的变化是埃及文化渗入到希腊文化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标志。公元前三世纪时，名字是显示民族的标记，而从公元前二世纪以后，这一标志不再有效。［５］
此外，在婚姻生活中还有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古埃及的宫廷传统 ——兄妹婚，为托勒密王室所仿效，如托勒密二世娶他的姐姐阿西诺为妻，克娄奥帕特拉与他的同父异母弟弟结为夫妻。在公元前一世纪，这种习俗竟也被在埃及的希腊人所追随，并广为流传，以至于罗马人到来之时，不得不下强令禁止。［６］
（二）、部分希腊人学习埃及语
公元前三世纪以来，文化融合的速度加快，一方面由于广泛的相互通婚，产生希 ——埃家庭，另一方面也由于一个世纪的不断的生活接触。语言上的交流开始便利起来，埃及人学习希腊语，当然希腊人也学习埃及语，公元前二世纪一位希腊母亲写信给她的儿子：“我很高兴你学会埃及语，从现在开始，你可去诊所教学徒，一直到老都有谋生的手段。”［７］这位希腊人学习埃及语可能是出于某种功利的需要，但还有许多希腊人完全习惯埃及，学习埃及的语言，积极参与埃及的事务。［ ８］甚至连声名显赫的克娄奥帕特拉女王也热衷于学习埃及语，成为第一个会说埃及语的托勒密国王。［９］
至于希 ——埃家庭的后代，本身就接受两种文化的熏陶，即使父母希望子女保持希腊传统，说希腊语，但其所在家庭的性质以及他们与周围埃及人的交际往来决定他们不可能长久地保持纯正的希腊传统，他们即使说希腊语，也充满了语法和单词的讹误，并且其中还夹杂着埃及语，是一种希 ——埃语混合的语言。［１０］
（三）、希腊统治者吸纳埃及法老的统治思想，实行严密的中央集权统治
托勒密诸王的统治思想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法老时期的旧制，实行绝对君主制，并适当地披上希腊城邦制的外衣。专制集权是根本，
自治民主是装饰。
在入主埃及之前，马其顿人就有一定的集权传统。国家是以国王为首，国王是所有国土的主人，战时为最高统帅，又是法官。但国王的权力受到战士会议的制约，要经过战士会议的选举批准，涉及到叛逆罪的案件要由战士会议审判，王对各部落的约束力比较松散，各部落仍有自己的王室。[11]马其顿王朝虽具有专制君主的统治形式，但只能算是专制政体的初级阶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运行上都无法与埃及几千年的专制传统所形成的完备体系相提并论。因此，从客观现实的角度讲，托勒密诸王要想得心应手地驱动这架庞大的国家机器，就只有利用现有的体系并加以完善，编织更为严密、系统的集权大网，置全体臣民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从主观角度讲，马其顿王朝旧有的统治传统也让统治者顺理成章地接纳埃及的统治思想。
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统治较法老时期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国王仿效法老，确立他至尊无上的地位。朕即国家。整个埃及都是国王的地产，他不仅有权支配埃及所有的土地，还有足够的权威征调国内的劳动力，只要在他认为需要的时候。国王是政府机构的首脑，所有的重要官员都由国王任命，并直接对国王负责。托勒密时期大量的王室法令给人的印象是：君主的决定和政策，他的官员必须执行，即使是显而易见的琐碎的事情。[12 ]虽然国家的高级官员享有高官厚禄，但这完全取决于国王或上司，他们的人身及财产都冒有一定的风险，因为他们只是国王的管家和奴仆，如果被证实不忠诚或没有效率，那么今天的半神可能失宠囚禁，明天就被处决，并且积累多年的财富也被收归国有。国王还是军队的统帅。王朝的早期，国王主要是雇佣希腊、马其顿以及小亚细亚沿岸的移民，组成雇佣军。作为服兵役的报酬，国王在埃及授予士兵一块土地，如果经营有方，再加上战时国王分发的战利品，军队的官员和士兵很容易发家致富。因此，在雇佣兵眼中，国王是他们唯一感激和效忠的对象。军队则成了国王的军队，对国家没有任何义务，那
也不是埃及的军队，而是这个或那个托勒密王的军队。国王也是法官，国王的法令具有法律效力。虽然托勒密时期的埃及奉行的是希腊式和埃及式的两种法律系统，但所有臣民的法律纠纷都可直接上达国王，由国王作出审判。文献中就记载一个普通百姓因女儿没有履行赡养义务而向国王申诉。[13]这样的小事通常不必劳烦国王大驾，举此一例只是证明这种程序的可行性和国王对司法的干预作用。此外，托勒密诸王为取得统治埃及的合法地位，神化王权，推行国王崇拜。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详细分析。
托勒密诸王集经济、行政、军事、司法各种大权于一身，至尊无上，为所欲为，再也没有什么人和任何机构可以左右国王的意志。 其次，托勒密王朝沿袭法老王朝的经济管理模式，整个经济系统运作中都体现了高度的专制主义。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自然牢牢地攥在国家手中。姑且不论大块土地的精细经营，就是农民的家庭经济也受到国家的指令管制。农民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制定耕作计划，他们必须接受国家每年的指令，规定作物的耕种面积和使用什么样的种子。就算是象阿波罗尼乌斯（APPLONIUS，托勒密二世的财政大臣）这样的显贵也诚惶诚恐地遵从国王的指示。阿波罗尼乌斯写信给他的管理人芝诺：“王指示我们必须耕种两次，因此，收获一完，你就立即灌溉土地吧，或者用手工方法，或者用抽水机帮忙，但无论如何不要让水留在田里六日以上，灌田之后，你就播下三个月期的小麦种。”[14]另外，农民无权处置他们的庄稼，收成由国家检测员估算，由书吏登记，到王室打谷场打谷。收获的谷物在交纳各种赋税之后，剩余的产品，农民也无完全支配权，国家有权以相当低廉的价格购买一定数量的谷物。国家根本不允许农民把农产品用于特殊目的。如农民要用庄稼收获后种植的饲料喂养牲畜也要交纳高额的赋税。即使是饲养家畜也要交税才被许可，家畜的数目要由村庄书吏严格登记，以备征税和征调之用。国家对农民的监控无所不至，就算是养几只鸽子也要按所占空间或鸽粪的面积征税。[15]
农民法律上是自由的，但实际上被束缚在土地之上，未经政府的特殊许可不得随意离开土地。他们不仅要交纳名目繁多的捐税，还要服国家征发的徭役，即使是他们的挽畜也随时被国家征用，包括修建水渠、修整公路、开矿、建筑和打猎等。强制性的义务劳动是托勒密王朝对埃及传统的继承，理论上，所有臣民都必须履行这项义务，但特权阶层和富有者可用金钱代赎。总之，农业生产的所有环节都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的需求。
农业生产如此，社会生产的其它部门也牢牢掌控在国家的手中。酿酒、榨油、纺织、盐业、纸草等重要部门都由国家进行不同程度的垄断经营。产品由国家指定工厂生产，工人在生产期间不得擅自离开工厂，产品由国家规定的统一价格出售。为保证利润收入国家采取关税壁垒政策。如:橄榄油在得洛斯(DELOS)只需21德拉克马(DRACHMA)，而在亚历山大里亚则需52德拉克马。[16]埃及加工的产品抬高价格出售，政府净赚利润高达40 ——300%之多。[17]
除了对农业，工业部门的垄断管理之外，政府还征收名目繁多的赋税把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国家手中。征收的税目有:饲养牲畜税、放牧税、果园税、人头税(士兵、僧侣、政府官员除外)、盐税、法律文献税、遗产税、租金税、出售税、渔税、从乡间到城镇的货物过路费、或经尼罗河的过河税、此外还有特别税、维修舰队和灯塔、为每个新国王购买黄金王冠。[18 ]为保证税收的准确到位，政府养有一大批书吏， 负责人口和财产登记，辅以包税商的监督。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由国家这只有形无形的手控制，无论百姓和官员都不可能逃脱国家的经济干预。凭借如此完备高效的经济管理系统，托勒密诸王成为地中海世界最富有的国王。
无论托勒密诸王的个人专制还是国家的计划经济无不带有埃及传统的痕迹。有的是直接因袭照搬，如征调义务劳动力管理灌溉网络;使用书吏进行严格的土地登记;两年一次的牲畜普查等。有的加以完善，如引进包税商对税收的监督； 还采取官员职责担保金的抵押措施，即，如官员或包税商完不成国家下达的任务则没收其财产。
政府设置专门的机构处理没收的财产。显见，希腊人对国家机制的完善也都遵循加强中央集权这一主旨，专制集权成为统治者的指导思想。
托勒密诸王一方面实行专制集权，另一方面也把希腊城市打扮成自治政府的模样，前提是不触及国王的权威。
在埃及主要有三个自治城市:瑙克拉底斯、亚历山大里亚和托勒密斯。这三个城市是希腊人最为集中的场所。以亚历山大里亚为例，该城设有城市议会，社团所选举的地方行政官，负责行使国王所允许范围内的城市自治权，如监督市民的投票，向市民大会提交有限的商务计划，管理当地人的税收、娱乐、节日、公共设施等。城市的自治权是有限的，它没有独立的外交权，经济决策也受到国家的绝对干预。尽管希腊市民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城市的自治，不敢越雷池一步，即便如此，亚历山大里亚大约在公元前二世纪中期失去了它的城市议会。[19 ]无疑是触犯了法老的权威或某种利益，显然城市的自治只有在服从国王统摄的前提下才能保存。
统观托勒密埃及的统治模式，可以确定的是，托勒密统治系统的内核不是希腊的而是埃及的，希腊人在埃及的任务是把埃及思想清晰地格式化，采用埃及的实践，满足托勒密国家的目的，同样重要的任务是使埃及人的体系为国家新的希腊人所接受，于是，加上自治城市的虚饰。
(四)、希腊人放弃对奥林匹亚诸神的崇拜，转而信奉埃及诸神
可以这样说，在宗教领域里，最突出地显示了埃及文化的影响力。
希腊人对埃及宗教显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无论是王朝的统治者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还是普通希腊人渴求心灵上的慰藉，从上到下的希腊人都如饥似渴地吸纳埃及的宗教。公元前三世纪末以后，奥林匹亚诸神在希腊人生活中的地位渐趋衰微，代之而起的是埃及宗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王朝统治者推行国王崇拜。王权神授的思想一直贯穿法
老王朝的始终，埃及法老以“拉神之子”或“阿蒙-——拉之子”自居。埃及人也早已习惯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全知全能的君主和神灵为他们提供精神上的支持。希腊人洞悉埃及人的这一心态，为了巩固在埃及的统治，他们仿效法老的作法，神化王权。这种作法肇始于亚历山大大帝，他打扮成埃及的解放者，曾亲历西瓦绿洲的阿蒙神庙，埃及祭司宣布他为“拉的儿子” ，“阿蒙的宠儿”。[20]亚历山大大帝的这种作法无非是想取得埃及人精神上的认同，取得统治埃及的合法地位。
托勒密诸王沿袭他的作法，推行对现世国王的崇拜。托勒密二世菲拉得尔福在亚历山大里亚举行盛大的庆典，纪念他的父亲托勒密一世索特尔和母亲柏利尼丝(BERENICE)，追认他们在死后成为帝国的神祗。托勒密二世自封他和他的妻子，也是他的姐姐——阿西诺(ASINO) 为“兄妹神” 。托勒密二世和他的妻子以全新的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在塔尼斯的一块石碑上刻画着二人的形象:两人相视而立， 托勒密二世戴着古埃及法老所饰戴的象征上下埃及统一的红白双冠，右手持法老的权杖;阿西诺头戴红冠，上有伊西丝女神的象征装饰，以及哈托女神的牛角环绕的太阳光盘(象征古埃及太阳神阿蒙 ——拉)她右手持纸草形状的权杖。夫妻二人俨然古埃及法老再世。[21]类似于这样的托勒密王和王后的图象遍布于寺庙墙壁和坟墓壁画之中，也刻印于货币背面。托勒密诸王都以神自居，接受埃及臣民的崇拜，他们在名字中都加上一个相当动人的称号，如:索特尔(SETER)意即“救主”；欧厄格提(EUERGETES)，意即“为善者” ；厄庇法涅斯(EPIPHANIES)，意即“灿烂”；菲拉墨托尔，(PHILOMETOR)，意即“爱母亲”；菲拉得尔福(PHILADELPHOS)，意即“爱姊妹”如是等等。[22]神化王权的意向昭然若揭。
为拉近与法老的距离，托勒密五世厄庇法涅斯在公元前197年秋天，来到埃及旧首都孟斐斯举行加冕仪式。由埃及祭司承办，完全采用古埃及法老加冕的仪式，著名的罗塞达石碑即记述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23]
托勒密诸王为获得埃及祭司的支持和忠诚，不仅给予他们特权，而且耗费大笔经费修葺和整建了法老时期的寺庙，埃及现存的寺庙遗迹有相当一部分是托勒密时期留下的，如：卡那克的阿蒙神庙，埃杜夫的荷鲁斯神庙，菲勒的伊西丝神庙等。[24]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文献中多次提到在埃及的许多希腊神庙，但在历次的考古发掘中却并没有发现一处希腊神庙，相反，在法尤姆地区发掘的所有寺庙不是埃及的就是埃及化的非希腊神。[25]
托勒密诸王千方百计向埃及法老的身份贴近，其目的无非是想笼住头上的光环，获得所有臣民的服从和崇拜。那么，功效如何呢?单就希腊人而言，他们的苦心没有白费，希腊臣民可以说是欣然接受。
这在当时的文献中有所反映，托勒密二世统治的第三十四年，一个官员记述他处理尼罗河沉船事件的全过程，最后有这样一段话:“我以托勒密国王和阿西诺——兄妹神和他们的父亲——救主神起誓：我以上所言，句句是实。”[26]由此可见国王崇拜对希腊人现实生活的影响。
受希腊传统文化教养的希腊公民起初并不一定习惯有这样一位至高无上的专制君主和神灵主宰他们的命运，但公元前四至三世纪初城邦衰落，社会动荡混乱，亚历山大大帝继承者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刀戈相见，在局势归于平静之后，希腊人愈发觉得奥林匹亚诸神不能拯救他们个人，也无法给予他们永世不朽的希望，更无什么灵性可言。相反，托勒密国王带给他们安定富足，在他们看来，国王的权威和灵性是贴近生活的，更具现实的功效性。如：本土的神不能解决他们的饥谨，而国王却可轻而易举地做到，更何况国王还从各方面授予希腊人特权，极大地满足他们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从现实的利益出发，他们自然不排斥国王的统治，也不会因为成为国王的臣民而沮丧。那一时期流行于地中海世界的一首歌谣或许可以解释国王崇拜在希腊人中间得到一定程度认同的原因：“其他的神或者不在，或者远在天边，他们不是听不到你的声音，就是根本
心不在焉;但你就在身边，我们看得见你，不是刻在木头上或石头上，
而是实实在在的。”[27]既然有一些希腊文化底蕴的人都认同国王崇
拜，那么后来土生土长的希腊人自然心悦诚服地敬奉他们的国王。
其次，萨拉匹斯神崇拜的盛行。萨拉匹斯神被看成是希腊人和
埃及人文化融合的典型代表，我们通过分析该神的构成、神性、影
响等几个方面来揭示埃及宗教思想对希腊文化的侵入。
1、神的构成。 萨拉匹斯是一个合成神，埃及的阿比斯神牛(APIS
BULL)在死后以某种方式与埃及的丰产神和冥神奥西里斯(OSIRIS )
的神性结合起来。 萨拉匹斯(SARAPIS)又作奥萨拉匹斯
(OSARAPIS)，这个词就是由两个神的名字合成而来。伊西丝和荷鲁
斯或哈波克拉特斯（HARPOCRATES）。[28]分别是奥西里斯的妻子
和儿子，这三位神在埃及众神祗中地位显赫，奥西里斯和伊西丝执
掌死后审判，大多数情况下是成对出现的。
托勒密一世试图对萨拉匹斯神加以改造，缔造连接希腊臣民和
埃及臣民的纽带，他把埃及传统神与希腊神结合起来而成为新的三
位一体神。 萨拉匹斯是圣父，伊西丝是圣母，荷鲁斯或哈波克拉特
斯是圣子。希腊人习惯把埃及的神与希腊的神等同起来，在他们眼
中， 萨拉匹斯等同于宙斯，伊西丝等同于哈得斯，荷鲁斯等同于阿
丝克拉匹斯(ASCLEPIUS )。[29 ] 在埃及人看来， 萨拉匹斯就是他
们早已信奉的奥西拉匹斯，与希腊的神祗没有丝毫的的关联，结果
很有趣的是，希腊人和埃及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信奉萨拉匹斯神。
2、 萨拉匹斯神的神性。对希腊人来说， 萨拉匹斯与希腊的医
神阿丝克拉匹斯联系起来，自然成为人们的健康卫士。人们虔诚地
向他祈求健康和平安，“我为你和你的孩子的健康，每天都在神圣的
萨拉匹斯神面前祈祷。”[30]类似于这样的祈求的言辞遍布于托勒密
时期的文献中。还有许多人笃信萨拉匹斯神的神效，为了治病而到
神庙中住上一夜，在梦中，萨拉匹斯神为病人治病。由此而衍生的
释梦的行当在埃及特别盛行。一些记录下来的治愈的病例都是让人
惊诧不已的离奇故事，[31]埃及传统医学中掺杂的巫术成分，也被
希腊人津津乐道。
萨拉匹斯神还是希腊海员的保护神。一位年轻人写信给他的父
亲:“我衷心的感谢圣明的萨拉匹斯神，因为在海上的大风暴中，是
他救了我。”他把幸免于难的功劳归于萨拉匹斯神。海员对萨拉匹斯
神的崇拜扩大了这一神的传播范围，远达爱琴海诸岛和西部地中海
地区。
萨拉匹斯神成为希腊人的拯救神。这也是他受希腊人和地中海
世界其他民族青睐的最主要的原因。 萨拉匹斯崇拜中包含“来世得
救”的思想，这源于古埃及人对冥神奥西里斯的崇拜。奥西里斯是
远古埃及的国王，死后复生，成为冥府的国王，主持死者灵魂审判。
在古埃及人描绘的审判大厅里，奥西里斯高居王座，其后并立着伊
西丝和涅芙提丝姐妹。大厅中间摆放着巨大的天平，一端放上死者
的心，另一端放着代表公正，真理，秩序的玛阿特(MAAT)。审判的
结果有三种:恶重于善者会被怪兽吃掉，永世不得为人;善重于恶者
将由荷鲁斯引到奥西里斯面前为众神接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从
此进入极乐世界;两者相等者则需要戴上避邪物为奥西里斯服务。
[33]
伊西丝是萨拉匹斯神的配偶，通常作为他的一个合成因素，她
的神性也部分与萨拉匹斯神相吻合，她也具有掌管地下世界的权力。
在伊西丝的庆典中，有声望的人首先用水净身，然后走进“地下世
界”——黑暗的地方，类似于奥西里斯死后和复活这一期间所接受
的某种审判，最后他从黑暗中走出，发出耀眼的光芒，身批圣洁的
长袍，手持火炬，向人群展示，他已为神。他的灵魂因此摆脱命运
和死神的控制。[34]
3、 萨拉匹斯神渗入到希腊人的生活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萨拉匹斯神的神性越来越向奥西里斯神倾斜。
希腊人渴望得救，升入极乐世界的思想在诸多文献中可窥一斑。孟
斐斯的萨拉匹斯神庙中最有名的隐士托勒密(马其顿人)，在祈求中
提到他的父亲时说:“我父亲去神那里了。”[35]可见，即使是普通人
也抱有死后成仙的的愿望。另外，在托勒密时期，埃及新王国出现
的为应对死后审判的《亡灵书》大量涌现于希腊人的墓室之中。[36]
这从另一侧面证实，埃及死后审判思想对希腊人影响之深。希腊人
也渴望摆脱现实的苦难，命运的羁绊，追求来世的幸福。 另外，我们还有充分的资料证实萨拉匹斯的神性以何种程度渗
入到人们的思想、言辞、行为中。神出现在人们普遍使用的名字当
中，如PETOSIRIS(奥西里斯的礼物)，ISIDORUS(伊西丝的礼物)，
THEDORUS(神的礼物)，伊西丝、荷鲁斯都直接用作个人的名字，
尤其在希——埃家庭中更为常见。[37]
随着时间的流逝，萨拉皮斯神作为拯救神的这一角色越发显示
出经久不衰的魅力。到公元前一世纪，如果有哪个普遍性的宗教的
话，那就是萨拉匹斯神，每个人都把他和伊西丝当作救主，他们的
崇拜传播得很远，伊西丝传入到巴比仑尼亚的乌鲁克，而萨拉匹斯
则远达印度。[38]
再者，有的希腊移民全然接受埃及的神祗的功效。希腊人去哈
特舍普苏特神庙获取预言;把名字刻在阿蒙神庙的纪念物上祈求永
久的平安;有的虔诚地向奥西里斯求救。在公元前98年和95年，接
受希腊传统教育的希腊年轻人，向法尤姆地区的鳄鱼神献祭。[39]
贝斯也是希腊人信奉的地地道道的埃及神，他的雕像状貌怪异，后
来人们给他配了同样丑陋可笑的妻子，叫做贝萨或贝塞特。[40]
(五)、埃及艺术风格为希腊人所借鉴
在艺术领域，埃及对希腊的影响虽不如宗教那么显著和深刻，
但也不象大多数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微乎其微。在寺庙建筑，雕
刻绘画，镶嵌细工等几个方面，希腊人都受埃及艺术风格的影响。
托勒密时期新建或重建的寺庙，无论其整体建筑结构还是局部
的装饰都以埃及的艺术风格为主，在埃杜夫重建的荷鲁斯神庙的庄
重威严的塔门，在亚历山大里亚新建的萨拉匹斯神庙的笔直宽阔的
斯芬克斯大道，无不尽现法老时期的建筑传统。塔门的墙壁上用埃
及传统的艺术手法刻画着荷鲁斯战胜他的叔父塞特的场景。[41]还
有托勒密诸王的雕像，装扮成法老模样出现在寺庙的墙壁上，公共纪念物上，并伴有象形文字的解释。如托勒密二世菲拉得尔福和他的妻子阿西诺的雕像，[42］及托勒密八世的加冕仪式，[43]埃及的艺术风格一目了然。
在绘画方面， 公元前四世纪和三世纪希腊人的绘画一直遵循希腊模式，但从公元前二世纪起，埃及风格和希腊风格的绘画同时并存。希腊人把尼罗河刻画成一个有胡须的男子，或采取坐的姿势，或倚着河马，鳄鱼或狮神人面像，这些都是埃及的象征。王室显贵的图象也画成这种样式。［44］亚历山大里亚上层希腊人的墓室中的壁画展现的是埃及墓葬艺术的传统主题:木乃伊灵棺置于中间位置，两位送葬的妇女与两位女神伊西斯和捏芙提斯联系起来，在棺架的上方是带着翅膀的太阳圆盘。[45]除此之外，墓室中的许多小雕像，头是希腊样式，但姿势和服饰都准确无误是埃及风格。当然墓室中也显现较强的希腊风格，整个墓室给人的感觉是希腊和埃及因素的混合物。
埃及的镶嵌细工(即用细小的，不同颜色的方形石块聚集在一起，组成图案或图画。)被希腊艺术家所采纳，并流传开去。在公元前三世纪希腊人已擅长制作镶嵌画，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展现的是亚历山大大帝和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在千军万马中厮杀的场面。[46]这件作品以及许多精品虽不是出自埃及的希腊人之手，但由此却无可辩驳的证实了埃及艺术对希腊艺术的影响力。
希腊人到达埃及一百多年后，他们既无法改变埃及人根深蒂固的传统，也无力保有自身的文化传统。他们生活在埃及文化的包围之中，慢慢适应埃及旧有的社会结构，接受专制君主的统治，信奉埃及的神灵。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沿着这个方向，越走越远。
三、希腊文化对埃及文化的影响
文化的流动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埃及文化对希腊文化进行
潜移默化的渗透，希腊文化也对埃及文化发生自然而然的影响。而且，希腊文化作为征服者文化，在文化交流的初期稍显主动，颇见功效，但在后期明显后劲不足，因此，对埃及文化的影响也仅停留在表面。
（一）、埃及人学习希腊语，但掌握的程度参差不齐
托勒密王朝时期，希腊语替代世俗体埃及语成为官方语言。在王朝初期，上层官员的任命都来自于说希腊语的上层精英，埃及人最多担任乡村一级的义务多于特权的下层官职。对埃及人来说，要想跻身上层社会，加入到统治集团中去，就必须学好希腊语，因此，上层埃及人努力学习希腊语，还入体育馆接受希腊式的教育，仿效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有些人十分成功，能用希腊语流利的交谈和书写，他们逐渐得到希腊统治阶级的认可，到王朝中后期，政府机构中的埃及人多了起来，许多埃及人成为政府要员，拥有不菲的资产，甚至那些并不富有的埃及人，也占据政府中下层官职［４７］埃及人在走入希腊上层社会的同时，也把他们的文化背景带入到希腊人中间去。
诚然，有人掌握希腊语，但在埃及占多大比例呢？所有的资料显示，他们只是人口的少部分。具体的数字统计无法做到，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加以估算。 公元前二世纪，在奥克昔恩彻斯（ＯＸＹＲＨＹＮＣＨＵＳ）——中埃及较大的城镇——四千多份“谷物销售”申请表中，有三分之二的申请人不懂希腊语。［４８］如果这个申请表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大城市中男性公民的读写率（ＬＩＴＥＲＡＴＥ ＲＡＴＥ ）的话，那么，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整个埃及的比例会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因为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向来少于男子，古埃及社会也是如此；另外，环境闭塞、观念保守的乡村，懂希腊语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懂希腊语的埃及人的水平也参差不齐，有的可流利的读写，借以升迁；有的只能算是“半文盲”水平，他们称自己为“慢写者”（ＳＬＯＷ ＷＲＩＴＥＲＳ），他们只能在文件的末尾签上自己的名字，可能至多能粗略的读懂希腊文，超出这个能力就相当困难；大多数埃及人应当称为
希腊语的文盲，对希腊语一窍不通。他们也有其特殊的方式解决生活中的难题，有职业书吏为他们书写文件、合同。在官方文件中经常出现这样的话语：“某某代我书写，因为我不懂如何书写。”［４９］这人不会书写的显然是希腊语。
希腊语虽有一定的市场，却根本无法排挤掉埃及语的普遍使用。官方的正式用语虽为希腊语，但绝大部分官方文献都是希腊语和埃及语并存，如世俗体埃及语的赋税收据或合同都附上希腊语的签条，反过来也是一样。希腊语在官方文献中尚未占据绝对优势，更不用说深入推广到普通埃及百姓中间去，与他们的母语相抗衡。埃及人学希腊语为功利的目的所驱使，并无兴趣探讨语言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
（二）、埃及人的文化抉择：游移于希腊和埃及文化间的双重人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以后就开始了两种文化融合的历程，两个民族朝夕相对，两种文化交叉碰撞。埃及人对外来文化好奇探究，同时又对传统文化依恋回护，于是，在冲突的文化环境中产生了看似矛盾，但又合理的文化双重人。这又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埃及人上层，他们受希腊人特权地位的利诱，又加上对征服者文化的好奇，便积极了解希腊文化，想借此栖身到上层社会中去，但同时，他们又是埃及传统文化的继承人，根深蒂固的文化特性挥之不去。最终，他们选择一种调和的方式 ——文化的双重人，既是埃及的，又是希腊的，两种文化集于一身，在不同的文化场合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如，许多埃及人官员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希腊的，一个是埃及的。在官场中使用希腊名字，在家庭和寺庙中就使用埃及名字。［５０］在埃杜夫的一个埃及人的墓志铭用两种语言写成，这个人也有两个名字，兼具两种身份，既是军队的高级军官，又是当地神祗的祭司［５１］。我们虽没有确切的证据显示他们家庭的生活场景，但只要他们娶埃及妇女为妻，在家中就必定说埃及语，基本上按传统的习俗生活。这些人扮演两种角色：在希腊人中间遵循他们的习惯，在家庭和宗教生活中又回复到旧有的传统中去。
对他们而言，学习希腊语就象我们学习英语，只作为谋生的一种手段，不会因此而遗失固有的文化特色，变为西方人。埃及人也是如此。
另外一种文化上的双重人，是希——埃家庭的后代。他们是希埃两种文化融合的产物，在两个文化世界之间穿梭往来，游刃有余。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公元前二世纪末，位于中埃及的名叫狄奥尼西乌斯（ＤＩＯＮＹＳＩＵＳ）的希——埃家庭。家庭中的成员都有希腊语和埃及语的名字，狄奥尼西乌斯的埃及名字是普来尼司（ＰＬＥＮＩＳ），他懂希腊语也懂埃及语。希腊人的特征方便他进入希腊人的世界，参加军队，与希腊人签定租赁合同和信贷合同，与希腊人的经济纠纷也求助于希腊人的法律系统。（埃及奉行两种法律系统，分别管理希腊人和埃及人的事务）与此同时，他身上的埃及人的文化素养使他有能力胜任家乡赫莫波力特（ＨＥＲＭＯＰＯＬＩＴＥ）诺姆的地方神祗——朱鹭神的祭司。［５２］
那么，文化双重人最终的文化归属指向何方？
希——埃家庭普遍出现的时间是公元前三世纪末叶，一方面由于希腊妇女数量有限，另一方面也由于希腊人在某种程度上对埃及文化的认同。两个民族相互通婚只是民间自发，并非政府有意鼓励。希腊统治者对这种婚姻虽未严令制止，也没表现出支持的态度。在亚历山大里亚， 希——埃这种婚姻一直也没有得到法律上的认可。因为这种婚姻的后果是希腊人的血统不再纯正，希腊文化也杂糅进埃及的文化特色，希腊人的文化传统遭受冲击，最终民族文化迷失在异域文化之中。
事实也正是如此。希腊文化最初在家庭中显现出优势地位，但渐渐地，希腊的文化特性减少，埃及的特色显露。 希 ——埃家庭的第一代子女可以说希腊语，接受希腊式的教育，但他们的埃及母亲有意无意对子女产生影响，他们因此也获得埃及文化的行为规范，他们不可避免接受的是两种文化。但在以后的几代，他们身上的希腊文化特性将大打折扣，埃及的文化气质要远远超出他们的父亲。
这并非作者的主观臆断，这与希腊人的人口数和分布情况有关。虽然有大批的海外移民移居埃及，但从人口比例来看，希腊人依旧是少数民族，埃及人和希腊人的比例是８：１，埃及人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５３］另外，希腊人并不是住在自己自足的与埃及人完全隔绝的独立区域，他们散居在当地人中间。［５４］居住的分散就不能积聚较大的力量与埃及文化抗衡，他们处于埃及人的包围之中，难以保持原有民族的文化特色。对于希 ——埃家庭的后代来说，通晓埃及语更扫清了与埃及人交往的障碍，来自家庭的那点希腊文化涵养根本就抵挡不住大的社会文化氛围的熏染。加之政府对希腊文化的扶持力日渐减弱，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地位渐趋一致，他们无力也无须坚守传统的阵地，希腊文化特色渐渐从他们身上蜕去。
无论这两种文化双重人多大程度上受希腊文化的陶冶，当两种文化相冲突的时候，他们还是站在埃及一方，清晰地显示出他们的文化归属。
其一，货币之争。托勒密一世把金银的货币体系引入埃及，但埃及人习惯使用铜币，反对使用陌生的金属货币，国王对此作出让步。大约公元前２７０年，托勒密王把铜币纳入货币体系，金银铜通用。铜币的引入几乎排挤掉银币的流通。货币背后的头像，由以前亚历山大里亚大帝、托勒密、宙斯，变为埃及传统神祗——阿蒙神。［５５］
其二，历法之争。亚历山大入主埃及之后就存在马其顿历和埃及历法之争，双方各执一辞，相持不下，一直到托勒密王朝的后期，才以埃及历法的胜利而告终。［５６］
其三，固守埃及的宗教。上层埃及人可以仿效希腊的生活方式，却决不肯背弃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规范。他们始终虔诚的祈求阿蒙神的保佑，希望借用“死者书”的力量，通过奥西里斯神的审判，升入极乐世界。 希——埃家庭的后代，也选择埃及的神祗作为信仰的依托，也有许多人象狄奥尼西乌斯一样，有足够的威望担任地方神祗的祭司。
在文化融合大的背景下产生的文化双重人，在文化冲突中并不一定成为埃及文化的领导力量，但却没有站在希腊文化一方，抵制埃及文化，他们以各种方式信守着埃及的传统，这在宗教信仰上的表现尤为清晰。
（三）、文学，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
现存的文学作品残缺不全，使我们很难窥其全貌，单就现有的文学作品来看，在文学创作手法、表现形式、内容、体裁等方面，希腊对埃及的影响几乎是微乎其微，反过来也是如此。希腊文学和埃及文学就象两条平行线，沿着自己的轨道延伸，互不交叉。
在亚历山大里亚，希腊文学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托勒密君主大力支持文化事业，亚历山大里亚的大型博物馆、图书馆为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国王和达官显贵成为学者的保护人，为其提供全套服务，让他们专心致志进行文学创作。作家掀起了创作高潮，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的数量远远超出古典时期。数量虽巨，但精品不多。亚历山大里亚的卡利马乌斯（ＫＡＬＬＩＭＡＵＳ），阿波罗尼乌斯（ＡＰＯＬＬＯＮＩＵＳ），提奥克利托斯（ＴＨＥＯＣＲＩＴＵＳ）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但他们的水平也稍逊于古典大师。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缺乏震撼人心的主题，作家把大部分笔墨用于渲染陈腐的三位一体事务：美酒、佳人、良曲，较少涉及对生活的深层思考，或进行严肃的内心反省。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卑躬屈膝的奉迎最高执政者及其亲近。如提奥克利托斯，虽在牧歌创作方面卓有成就，但也摆脱不了对他的保护人托勒密王的谄媚、巴结，他在作品中夸大托勒密王的功绩，吹嘘他“降伏了几千个国家和成千累万的民族，领有人烟稠密的无数城市，足足有三百个，还有三千个，此外还有三万个，不，还要加上二倍三和三倍九。”那么一共就是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个城市。他在文中写到：“快乐罢，托勒密王，我将歌颂您，有如歌颂半神的英雄……”［５７］国王和显贵对学者的赏识和保护让他们有大量作品问世，但也因为他们的荫庇，让作家失去独立的人格，创作的灵性，使作品归于平庸，至多显现诗人的才智，却无法
揭示现实的人性。
托勒密埃及的希腊文学与古典时期存在着差距，但其总体发展趋向是希腊式的而非埃及式的。
希腊文学在亚历山大里亚红红火火，却并没有动摇埃及文学的根基。埃及人虽学习希腊语，但并没有在此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深入到文学领域，埃及的文学模式仍顽强地存在着。一大批用世俗体埃及语写成的作品问世。
这一时期，埃及文学主要分为三个流派。一是教谕文学，即通过一连串的道德箴言，宣扬各种处世哲学。作品的风格、内容形式几乎是埃及传统教谕文学的翻版。另一流派是最常见也最流行的浪漫传奇故事。讲述的是一些王公将相、公主妃嫔及神灵魔力的故事。这些作品寄托着埃及人对法老时代美好时光的深切怀念，渴望回到本民族统治者的怀抱。这些传奇故事不仅获得埃及人的喜爱，还赢得了一大批希腊读者的钟情。这些故事被译成希腊语或用希腊语加以改编，有些作品一直存留到罗马时期。［５８］
除此之外的最突出的一个流派是反映埃及民族主义情绪的预言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是在公元前１３０年至１１５年期间创作的《陶工的预言》（ ＯＲＡＣ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ＴＴＥＲ）这篇预言的希腊文本一直到公元二世纪至三世纪仍广为流传，“守护神将抛弃他们（希腊人）所建的城市（亚历山大里亚）转向孟斐斯。当埃及人看到外国人象枯叶一样纷纷从树上滑落的时候，我们的苦难就结束了。海边的城市将成为干涸的空地，任有渔夫的捕捉，因为守护神已去了孟斐斯。所以过路人说：‘这是一个人类所有种族居住的哺育万物的城市。’”
[59]《 陶工的预言》 表达的是埃及人对异族统治者的强烈愤恨，对亚历山大里亚城的诅咒，以及对孟斐斯复兴的热切期盼，其中也隐约透露出对救世主降临的祈盼。预言文学的盛行，极大地鼓舞了埃及人反抗希腊人统治的信心和斗志，成为埃及人的思想武器。
古埃及三千年的文化传统绵延厚重，外来民族的历次侵入都没
有撼动她的根基，公元前三世纪，希腊文化虽如大潮般涌动而来，却也无法吞噬这座坚实的文化堡垒。当希腊文化势竭力衰之时，埃及文化渐渐占了上风。
四、希腊文化的“埃及化”倾向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如何看待这一时期在埃及的希腊文化呢？著名的历史学家贝尔（ＢＥＬＬ）认为：“希腊主义的外在形式，希腊语、希腊的习俗、希腊宗教、希腊的社会生活、希腊的教育和艺术文学，所有这些都被传输到新的环境中，但希腊文化的灵魂，即思想自由、完整的人性、微妙的平衡、无所畏惧地面对残酷的现实，这是希腊人的荣光。这些却没有被输送到埃及，反而在这样的环境中枯萎了。”［６０］但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希腊文化把埃及文化“希腊化”了。
首先，“希腊化”这一概念颇具争议，较权威的意见是，“希腊化”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希腊和东方因素合成的一种新文化；二，希腊文化向东方文化扩张；三，古老的希腊文明正统体系的延续；四，同一种文明被新的条件的改变。［６１］
“希腊化”的概念是西方学者针对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整个地中海世界的文化状况而言的，除埃及以外还包括希腊本土的安提柯王国和小亚西亚的塞琉古王国以及周边小的邦国。或许从宏观的角度考察，文化的发展呈这样一种态势，但地中海周边如此广大的一个区域，各民族发展进程又不同步，历史文化传统也千差万别，加上希腊征服者对各自统治的王国采取不同的文化政策，其中的情形错综复杂，仅以“希腊化”这一笼统的概念就把文化发展的千差万别涵而概之，恐怕有失史学研究的严谨。具体的问题应具体分析，这一时期就埃及文化而言，用“希腊化”的概念加以定义就有失偏颇。
我们抛开埃及文化的发展变化不谈，先理清希腊文化的发展脉
络。首先我们承认，托勒密埃及的希腊文化是一种融合的文化，希腊文化推行对埃及文化的扩张，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与此同时，文化的双向流动性使埃及文化不断渗入其中，希腊文化不断地作出调整。文化因素的沉淀，由量变到质变，埃及因素占据主导，就背离了古典希腊文明的正统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希腊文化呈现出“埃及化”的倾向。对于这一论断，我们回过头去看看前面列举的文化要素便可一目了然。
希腊人放弃了平等自由，甘为臣民。古典希腊文化的本质特征是自由的精神气质和平等的观念。在托勒密埃及，过去享有充分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希腊公民不得不受高度集权国家机器的严密监控；旧有城邦的公民变成了匍匐在君主脚下的臣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变成所有自由民都是君主臣民的平等。托勒密诸王的统治思想深受埃及法老的熏染，醉心于大权独揽，早把“主权在民” 、“轮番执政”的城邦传统尽抛脑后，只留下些许的自治城市作为一种点缀。希腊移民的情绪并不象我们想象中那样，为失去政治上的自由而悲观沮丧，相反，一种活泼乐观的情绪在他们中间蔓延。［６２］他们并不反对也不厌恶头上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君主，反而心悦诚服地匍匐在君主的脚下感恩戴德。在希腊人看来，托勒密诸王确实是“为善者”、“捐献者”，因为是他们使希腊人摆脱了城邦世界后期混乱不堪的局面；又是他们为希腊人在官僚机构中提供了成千上百的职位和发家致富的机会；还是他们为希腊的专家学者建造起设施便利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托勒密诸王还亲手缔造了亚历山大里亚这一地中海世界璀璨的明珠，为希腊人开辟了这样一个物产丰富的博大空间，作为奢华的社会生活的中心。希腊人不由自主地顶礼膜拜现世的国王，尊其为神灵。一部分希腊人安居在国王荫庇下的城市一角，满足于自治城市的徒有虚名，享受歌舞升平的生活，不再追究他们的自由与平等实际上是名不副实的，散居在乡间的希腊人安份守己地做国王的臣民，享受生活的安定富足。
希腊人由面对现实而转向注重来世，由相信和歌颂人的力量而
转向乞求神的保佑。希腊宗教和神话中的奥林匹亚神没有东方诸神头顶上永不消逝的灵光，他们几乎和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也会因犯错误而遭受惩罚，他们也有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的时候。希腊宗教中的神更具人性。希腊人的传统是重视现世，追求现实生活的享受和个人的情趣，他们当然也有冥府和乐土的观念，但极少谈及，也极少考虑来世问题，希腊人总把无限希望寄于现世人间。古典希腊文化传统以崇奉人本主义而著称，他们崇尚自由平等，积极地、理性地、乐观地面对人生、面对现实，相信和歌颂人的力量，重视人和人的自身价值，人的创造性的发挥，这不仅仅体现在政治生活上要求人的地位的平等，日常生活中人的尊严的维护，还体现在文学艺术领域，凸现人的意义，人的力量，人的伟大。智者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把人的地位抬高到极至，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托勒密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不再以凸现人的力量，人的伟大为主题，文学作品中充斥着对国王和宫廷的溢美之词，而缺乏经典名著所蕴涵的耸立于天地间的高远意境，文学创作似乎不再成为一种高雅的追求，只成为酬谢达官贵人的一种工具。建筑、雕像、绘画都讲求实用的功效，过多的体现宗教的目的，为升入极乐世界、灵魂不朽而服务。
来到埃及的希腊人已失去求知的欲望，无法神态悠然得欣赏文学艺术作品，希腊人真正关心的是物质生活，关心他们的经济和商务。在希腊人来往的所有信件中几乎都是关于家庭事务和物质利益的琐事，无人探讨文学艺术作品的玄妙，更无人抒发对人生的远大抱负。［６３］
希腊移民来到埃及后渐渐抛弃旧有的信仰，转而信奉埃及的神祗。他们不再相信依靠个人的努力可执掌自我的命运，因为个人的荣辱兴衰几乎都掌握在国家的股掌之间，个人的地位微不足道，一切都必须服从国家的需要。再加上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的每况愈下的国内外局势，此起彼伏的埃及农民暴动让希腊人困苦不堪，政府
官员的贪污腐化也让希腊人痛心疾首，他们面对混沌不堪的社会现实无能为力，只能每天乞求于救世的神，乞求神为他们去病消灾，保佑平安，乞求神为他们带来好运，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来世，认为只有进入极乐世界才会获得不朽的幸福。
希腊人宗教信仰上的这种转变深深打上了埃及宗教的烙印，这也是希腊文化受埃及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层面。文化包括诸多层面，如文学、科学、艺术、语言、宗教等等，但宗教无疑直捣文化的内核，最能体现一个民族文化的根本特征。如果一个民族的信仰体系都改弦易张了，那么，这个民族的文化还能说是旧有传统的延续吗？
来到埃及的希腊人失去了种族的纯洁性，也失去了文化的纯洁性；他们丧失了自由平等，由公民变成了臣民；他们抛弃了奥林匹亚诸神投身到埃及神祗的怀抱；他们减退了对学识的渴求，转向实用和功效，在他们眼中，人的地位微不足道，神的形象高高在上。这样的文化还能说是古典文化传统的延续吗？相反，埃及文化的影子一目了然。不用说，希腊人在与埃及人的长期接触中已渐渐融入其中，明显带有埃及化的倾向。“倾向”是指决定文化根本特征的文化要素如宗教信仰、价值取向等转向埃及文化，而其它辅助性要素如文学、艺术、科学等则保持一定的希腊传统，受埃及影响小一些。再有文化的融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托勒密时期这一过程并未完成，罗马人的到来打乱了这一进程。总之，通过以上的具体剖析，我们才能认识文化融合的复杂性和层次性。
既然希腊文化也向埃及文化倾斜，那么，埃及文化“希腊化”就无从谈起。虽然希腊文化对埃及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但较之埃及文化对希腊文化的渗透而言，只能说，前者是外在的、浅层的，后者是内外兼具的，由表及里、深入其中。埃及人接受希腊文化的外在表现是他们懂希腊语，穿希腊式的服装，到希腊剧场附庸风雅。埃及人说希腊语，用希腊语书写官方文件，却没有对希腊语的著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更不用说用希腊语从事文学创作。（唯一的一例是宫廷祭司曼涅托用希腊语写成《埃及史 》，但他的写作动机是受
托勒密二世的指令。［６４］）上层埃及人即使坐在剧院里观赏希腊的戏剧，却也很难获得情感上的共鸣，至于希 ——埃家庭的后裔，虽受两种文化的熏陶，游移于两种文化世界之间，但他们的文化归属还是指向埃及，他们在埃及人身上找到认同感。这些埃及人表面上深受希腊文化的渲染，但骨子里仍遵循旧有的传统，方便使用埃及的货币，上面刻有阿蒙神的形象，坚持沿用埃及的旧历，仍然笃信埃及的神祗。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所说的只是上层少数的埃及人和希 ——埃家庭的后裔，这些人的数量相对于土生土长的埃及人而言还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的埃及人居住于乡间，他们与希腊人接触少，而且思想保守而顽固，更淡泊名利的诱惑，他们自始至终地保持几千年沿袭下来的文化传统，固守他们的语言、习俗、信仰、生活方式等等。
五、希腊文化呈现“埃及化”倾向的原因分析
希腊文化不落后于埃及，本身又是征服者文化，为何由主动变为被动，日益向埃及文化倾斜？这显然涉及文化融合理论问题，作者水平有限，只能试着从历史学的角度加以解释。
第一，一般说来，文化的优势原则和军事政治实力的强弱两个条件，联合起来确定文化融合的方向，这种方向并不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方向肯定，通常只是一种趋势。
首先从文化的优势原则考察，很难说两者孰优孰劣。埃及历史悠久，在数学、医学、天文、历法、建筑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希腊历经古典时期的繁荣，艺术、哲学、文学领域的成就在整个地中海世界独领风骚。如此两种文化相遇，势均力敌，在短时间内会不分胜负，融合的速度相当缓慢，必须经历几个回合之后才会初见端倪。
其次，军事政治实力的扶持作用。当两种文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情况下，军事政治实力的强弱，在文化融合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希腊文化来到埃及就象一种异域的植物移植到埃及的土壤上，需要精心的呵护，并辅以相应的特制的肥料加以滋补，如果劲道十足，它就会繁茂，保持它的独特个性，如果肥力不济，它就只有扎根于异域的土壤，吸收其中的养分才会存活。希腊统治者的军事政治实力就是希腊文化的特制肥料，即希腊统治者借助军事和政治上的优势，给予希腊人特权，采取保护政策维系传统文化的延续性，并试图把埃及人纳入到自身的文化体系中。前三位托勒密王统治时期，埃及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在地中海世界的势力首屈一指，希腊人的统治更是如日中天，这时，希腊文化的影响力显著。希腊人最初的成果斐然，吸引了一批埃及上层学习希腊语，仿效希腊人的生活方式，但这时文化融合的指向性是指向希腊的，融合的程度只停留在表面。因为，埃及人接受希腊文化是一种被迫的反应，缺乏主体自身渴望的内驱力，多为政治权势，物质利益的驱动，一旦这种外界的驱动力衰退，主体就不会有自觉保持文化融合连续性的要求。
从托勒密四世统治开始，埃及国内外形势急转直下，希腊统治者的扶持作用日益削弱。托勒密四世（２２２ ——２０５Ｂ．Ｃ．）被迫调整统治政策，对埃及人的态度由排斥到联合，并以此为对内政策的指导原则。政策的调整大大地提高了埃及人的地位：埃及青年可以应征入伍，获取和希腊士兵一样多的份地，还有机会荣升为高级军官；政府的官职更多的向埃及人开放，尤其在后期，许多埃及人担任高级官职；埃及的祭司成为一个特权的阶层，寺庙被授予庇护权，即触犯法律或弃地而逃的农民逃到寺院后，就免于法律的追究，这给后期大批抛荒的农民和罢工的工人提供了避难所，寺庙成为抵制希腊文化侵袭的最坚固的堡垒。托勒密四世以后的国王继续推行对埃及人的扶持政策，托勒密八世（１４５ ——１１６Ｂ．Ｃ．）因此而遭到希腊人的唾骂。［６５］
统治者的这种作法的动机一是想平息埃及人接二连三的暴动，让劳动力尽可能回到土地上去，恢复生产；二是想利用埃及人对抗其它两个大国的进攻，并遏制住意大利半岛的后起之秀 ——罗马的
咄咄逼人的态势。无论统治者出于何种动机，他们抬高埃及人地位的这一措施，在客观上阻碍了希腊文化向埃及的推进。政府对希腊文化的扶持力削弱，希腊人受埃及大的文化环境的潜移默化，文化属性渐渐向埃及靠拢。加上希腊人接受埃及文化绝少功利目的，通常因为自身的一种喜好，这种心态作用下的文化融合就会向纵深发展。
第二，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文化的差异冲突与民族感情交织在一起，阻碍希腊文化向埃及渗入。托勒密诸王以法老自居，但埃及人自始至终都没有从心底接受他们的统治，一直把他们当成可恶的外国人，发誓有朝一日把他们驱逐出境。诚然，托勒密诸王极大地推动了埃及经济发展，埃及繁荣起来，但他们的指导方针是：“最大化地积累财富，最小化地消费，使现有的秩序尽可能小地改变，冒尽可能小的险。”［６６］对于一个地产经营者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谨慎的政策，但一个国家从来不是一个地产，她是一个人类集合体，有服从集体的义务，也有个体的权利和要求。这种指导方针的最大受益者是国王自身，其次是希腊人，普通的埃及人没有多少好处，他们的生活在王朝的后期反而大为恶化。国家的财富集中在国王手中，却不用来为创造财富的人谋福利，他们改善土地，却不改善种田人的生活，他们即使无意压迫埃及人，但也无意帮助他们。普通百姓在贪污受贿，无法无天的官员的统治下陷于贫穷和漠然，他们失去劳动的热情，遁隐于山泽。
埃及人从一开始就从心理上抵制希腊人的统治，民族主义在埃及人中间滋生，并不断膨胀。因此，在王朝的后期，埃及人的地位虽然提高了，但对希腊人的仇恨却没有丝毫削减，反而与日俱增。来自孟斐斯的萨拉皮斯神庙的一个希腊人控诉：“他们（埃及人）一些人手持棍棒，冲进寺庙，掠夺财物，并企图置我于死地，只因为我是一个希腊人。”［６７］当然，这种民族间的对抗和冲突不应过份夸大，埃及人不是反对所有的希腊人，他们的矛头指向的是希腊统治阶级，但民族感情和文化冲突交织在一起，让人很难分辨清楚。民
族主义的仇恨使埃及人在心理上难以接受希腊文化，强烈的民族自尊往往导致狭隘的文化排外，他们极力弘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拒绝吸纳外来文化的一切，包括其中优秀的成果。在托勒密王朝后期，埃及文化的复兴更排挤掉希腊文化的市场，埃及人对希腊文化浅尝辄止。两种文化相交撞，不进则退，希腊文化无力侵入，埃及文化就乘虚而入，占据主导，领导时代的潮流。
结束语
综观全文，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后出现的托勒密王朝造就了古埃及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互相交流和融合的历史机会。希腊统治者一方面沿用埃及传统的社会结构，采取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另一方面，又试图保有希腊文化的传统特色，与整个社会相得益彰，如此不可调和的一对矛盾注定希腊文化的失败。在经历了三个世纪的摩擦碰撞后，希腊文化虽保留传统的形式，但实质向埃及文化倾斜。这其中，有的文化要素倒向埃及一方，有的则稍受影响，掺杂上东方的色彩，也有的沿着传统的轨道前行。各个文化要素受影响的程度不尽一致，决非毫无保留的倒向一方，也只有这样才符合文化融合的复杂性和层面性。我们在衡量融合文化的最终归属时，发现最能代表一个民族文化的根本特征的要素 ——信仰和价值取向已倒向埃及，所以我们说，希腊文化呈“埃及化”倾向。托勒密时期文化融合没有最后完成，罗马人的到来，打乱了这一进程。
引文注释：
［１］ Ａ．Ｋ．Ｂｏｗｍａｎ， Ｅｇｙｐ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ｈａｒａｏｈｓ ，Ｏｘｆｏｒｄ，
１９９０，ｐ．１２６．
［２］ 沈坚： 《关于希腊化时代的历史考察》，《史学集刊》， １９９２
年，第三期，第 ５９
页。
［３］ Ｍ．Ｒｏｓｔｏｖｔｚｅｆｅ，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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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Ｊ．Ｇｒａｆｔｏｎ Ｍｉｌｎｅ，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Ｕｎｄｅｒ Ｇｒｅｅｋ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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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同［２］，第５９页。
［６］ Ｗ．Ｗ．Ｔａｒｎ，Ｈｅｌｌｅｎｉｓｔｉｃ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３ｒｄ ｅｄ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５３，ｐ．２０７．
［７］ Ｂｏｗｍａｎ，１９９０，ｐ．１２４．
［８］ Ｒｏｓｔｏｖｔｚｅｆｅ ，ＳＥＨＨＷ，１９４１，ｐ．８８３．
［９］ Ｄ．Ｊ．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Ｍｅｍｐｈｉ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ｔｏｌｅｍｉｅ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１９８８，ｐ．１０８．
［１０］ Ｗｉｌｌ Ｄｕｒａｎｔ，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Ｇｒｅｅｃ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６６，ｐ．５９７． ［１１］杨巨平：《试析“希腊化”时期君主制的形成与特点》，《山西大学学报》， １９９１ 年， 第７２页。
［１２］Ｂｏｗｍａｎ，１９９０，ｐ．１５８．
［１３］Ｂｏｗｍａｎ，１９９０，ｐ．１５８．
［１４］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缪灵珠译），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版，第４３３页。
［１５］ Ｒｏｓｔｏｖｔｚｅｆｅ ，ＳＥＨＨＷ，１９４１，ｐ．２９５．
［１６］ Ｄｕｒａｎｔ ，１９６６，ｐ．５９１．
［１７］Ｗｉｋｋｉａｎ Ｇ．Ｓｉｎｎｇｅｎ，Ａｎｃｉ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３ｒｄ ｅｄｎ． ，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６７，ｐ．２９９．
［１８］ Ｄｕｒａｎｔ，１９６６，ｐ．５９１．
［１９］Ｂｏｗｍａｎ，１９９０，ｐ．２１１．
［２０］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中译本）， 第二卷，三联书店，１９６０年版，第２８８页。
［２１］Ｂｏｗｍａｎ，１９９０，ｐ．２３．
［２２］同［１４］，第４３８ ——３９页。
［２３］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８８，ｐ．１１８．
［２４］Ｂｏｗｍａｎ，１９９０，ｐ．１６８．
［２５］Ｒｏｓｔｏｖｔｚｅｆｅ ，Ｐｔｏｌｅｍａｉｃ Ｅｇｙｐｔ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ｂｂｒ．ＣＡＨ） ｖｏｌ．Ⅶ，１ｓｔ ｅｄ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５４，ｐ．１５０．
［２６］Ｐｅｔｅｒ Ｇｒｅｅｎ，Ｈｅｌｌｅｎｉｓｔ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１９８４，ｐ．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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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Ｇ．莫赫塔尔主编：《非洲通史》（中译本） 第二卷，中国对外翻译公司出版，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４２页。
［２９］Ｔａｒｎ，１９５３，ｐ．３５６．
［３０］Ｈ．Ｉ．Ｂｅｌｌ，Ｐｏｐｕｌａｒ Ｒｅｌｉｇｏｎ ｉｎ Ｇｒａｅｃｏ－－Ｒｏｍａｎ Ｅｇｙｐｔ，ＪＥＡ３４（１９４８），ｐ．９１．
［３１］Ｔａｒｎ，１９５３，ｐ．３０７．
［３２］Ｈ．Ｉ．Ｂｅｌｌ，ＪＥＡ３４，ｐ．９２．
［３３］周启迪：《古代埃及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４１页。
［３４］Ｔａｒｎ， １９５３，ｐ．３５９．
［３５］Ｈ．Ｉ．Ｂｅｌｌ，ＪＥＡ３４，ｐ．９２．
［３６］Ｂｏｗｍａｎ，１９９０，ｐ．１８７－－８８．
［３７］Ｂｏｗｍａｎ，１９９０，ｐ．１８８．
［３８］Ｔａｒｎ，１９９０，ｐ．３５５．
［３９］Ｈ．Ｉ．Ｂｅｌｌ，Ｅｇｙｐｔ Ｆｒｏｍ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Ｏｘｆｏｒｄ，１９４６，ｐ．３８．
［４０］ 同［２８］，第１５０页。
［４１］Ｂｏｗｍａｎ，１９９０，ｐ．１６４．
［４２］Ｐｅｔｅｒ Ｇｒｅｅｎ ，１９８４，ｐ．２９．
［４３］Ｂｏｗｍａｎ，１９９０，ｐ．２９．
［４４］ 同［２８］，第１５０页。
［４５］Ｂｏｗｍａｎ，１９９０，ｐ．２０２．
［４６］苏珊・伍德福特等著，《剑桥艺术史》（朱龙华等校译），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０，第１１２页。
［４７］Ｒｏｓｔｏｖｚｅｆｅ，ＳＥＨＨＷ，１９４１，ｐ．８８３．
［４８］Ｂｏｗｍａｎ， １９９０， ｐ．１５９．
［４９］Ｂｏｗｍａｎ， １９９０， ｐ．１５９．
［５０］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８８，ｐ．２３９．
［５１］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８８，ｐ．１１３．
［５２］Ｂｏｗｍａｎ，１９９０，ｐ．６１－－６２．
［５３］Ｓｉｎｎｇｅｎ，１９６７，ｐ．３０３．
［５４］Ｈ．Ｉ．Ｂｅｌｌ，１９４６，ｐ．４１．
［５５］Ｍｉｌｎｅ，ＪＥＡ１４（１９２８），ｐ．２２８．
［５６］同［２８］，第１４９页。
［５７］同［１４］，第５１０页。
［５８］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８８，ｐ．２６３．
［５９］Ｂｏｗｍａｎ，１９９０，ｐ．３１．
［６０］Ｈ．Ｉ．Ｂｅｌｌ，Ｈｅｌｌｅｎｉｃ Ｃ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Ｅｇｙｐｔ，ＪＥＡ８（１９２２），ｐ１４５－－４６． ［６１］Ｔａｒｎ，１９５３，ｐ．１．
［６２］Ｒｏｓｔｏｖｚｅｆｅ，ＳＥＨＨＷ，１９４１，ｐ．１０９５．
［６３］Ｒｏｓｔｏｖｚｅｆｅ，ＣＡＨ，ｐ．１５２．
［６４］Ｍ．Ｃａｒｙ，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 Ｗｏｒｌｄ Ｆｒｏｍ ３２３ ｔｏ １４６ Ｂ．Ｃ．，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５９，ｐ．３３４．
［６５］Ｔａｒｎ，１９５３，ｐ．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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