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晚清重臣张之洞有功于辛亥革命?

本文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08月19日第08版,作者:李国涛,原题:张之洞有功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就找几本关于这次革命的书看。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也算一位能干的封疆大吏,学习洋务,开矿、办学、筑路,样样有规模,居全国之首。而且为官不贪,这在清末简直难见。我最近读《张之洞年谱长编》(吴剑杰编著),见到这样一件事。不知为什么,1898年,朝廷要他进京。据雷颐《历史:何以至此》书中所说,是光绪皇帝要他去主持中枢。因为他为当时新、旧两派所容。张之洞奏报云:“……臣即于是日(闰三月十七日)交卸,由鄂乘轮起程,赴诣阙廷,跪聆圣训。”张之洞是文章高手,这奏章真是华美无比,此处不说。那时候从武汉到北京,要先到上海,再乘船北上。张之洞刚到上海,闰三月二十五日,圣旨又到了,说是湖北沙市有“焚烧洋房之案,恐湘、鄂匪徒勾结滋事。长江一带呼吸相连……着张之洞即日折回本任,俟办理此案完竣,地方一律安静,再行来京。”这样张之洞就立刻折回武汉。其实就是一泡尿的事儿,一位大员的调动停了。于是他即刻回任。我写过一则小文题为《“小便”激起“大变”》,说的就是这事。如无此事,那戊戌变法的结局都很难说。

张之洞生于1837年,卒于1909年,也就是宣统元年。在1907年他奉调到北京学部工作。两年之后,即1911年,才发生辛亥革命。那么,张氏如何有功于辛亥革命?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也算趣闻一则吧。原来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发生时,准备并不充分。一伙士兵饮酒被抓,与下级军官发生冲突,引起哗变。那时,搞革命要钱。革命党人要用钱来雇人(包括社会下层的会帮)打仗。钱从何来?当晚的那一批起义士兵,一打开府库,发现里面竟然有存银一百二十多万两。还有其他处存有的银两、铜钱,富得很。武器有张之洞购置的大量德国造步枪万余支,日本造的万余支,大可一用。这样,武昌起义才有了声势。我想,张之洞虽然在四年前已离湖广总督任,这时此地的几百万两银钱,大约也是那时候积蓄下来的。这是在西太后的支持下搞洋务挣得的钱和枪呀。这场革命,有了这钱和枪,才轰轰烈烈展开了。所以我想到张之洞这位清末大员,是有功于辛亥革命的。

清末官场流传一则评价:袁世凯屠民,岑春煊屠官,张之洞屠财。我在《张之洞传》一书里看到此说,好像是民间传闻,没有更准确的出处。那意思是说,袁世凯滥杀平民,岑春煊猛劾贪官,而张之洞花钱如水。这最后一位是位好官。我读《张之洞年谱长编》,发现张之洞其实是屠财而不图财。他曾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都是在经济发达地区;而其时也正是中国向世界学习,兴办洋务的时候。那种风气大开,人心思变的情况,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他那二三十年,在广州,在武汉,在南京,每天处理的要务就是修铁路、办铁厂煤矿、造枪炮子弹、办官钱局、办造币局、办工厂、办学校、造轮船、修码头、办海军学校和陆军学校以及学洋务的学校等等。这就要向各方大员联系,以至向中国驻外使节(如当时的钦差大臣)联系商量,借钱,聘人,请洋教员、洋教官,研究合资问题、分配问题,贷款还款及利息问题。为此就要向朝廷报告请示,向各省各部官员商量恳请。我看这部《年谱长编》里大量记载的就是这样的各种公文信件。如果总起来讲,这就像是今天我们说的经济建设问题,其实主要是工业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问题。这当然要花钱,而且要花许多钱。也许张之洞一介书生,在花钱时花过不应花的钱,或者是冤狂钱。那也许可以说是一定会有的吧。大把大把地花钱,在当年闭塞的中国,谁见过,谁又懂得呢?所以说他“屠财”,也就是糟塌钱,浪费钱的意思。如果责之过严,那是不公平的。张之洞当时所掌握的财权极大,如果想贪污,想受贿,那真能大大发财。而且,以他的声势和实权,包括兵权,谁敢管,谁又管得了?朝廷也得有所顾忌呢。在此还可以说,慈禧太后实际上支持了他,不然的话,他也不敢那么干。

说张之洞“屠财”可以,但张之洞并不“图财”。也就是说,他不是往自己腰包里装,他不贪污。我参阅汪南垣《记张之洞》,有云:“其人好大喜功,不谨细行,又盛气凌人,故毁之者亦不乏。”这应是公正之论。我见《年谱长编》里有两次记他过生日的情况。一次是在1897年9月,都是皇太后赏给“御笔”的字画等等。没有见他的下属“送礼”。在那几天里,上海《申报》报道有他的下属来贺,“设席一百八十二席款之”。他的手下人去函辩驳,说并无此事。“寿辰之日是属员来辕祝嘏,不特未设一宴款待,且并未出见一客受贺,即署内文案委员亦未得见。所有礼物,一概未收,即寿帐寿联,亦全数璧还,依照汤文正故事,录其诗词文,还其屏联……”我是相信这通辩解的。末尾的细节很真。汤文正就是清初当过总督的大学者汤斌。那时候为人祝寿,送去寿联寿帐,是精致的小屏风,上写祝文,或大幅锦缎,上面缝上祝贺联语。这也都是较为贵重的东西。而退还的办法也巧妙,就是把寿联寿帐上的诗文抄下来留存,作为纪念,而把贵重之“载体”退还。《大清畿辅先哲传·张之洞传》上说,张死后,“家无一钱,惟图书数万卷”。当然,还有几百万字的著述。一代书生,一代大吏,在晚清的一潭烂泥里,能如此,实不易。我很佩服他在钱山钱海里却点滴不沾,最后,银钱和枪支,竟支援了武昌起义。

他早年在山西当巡抚时,曾提拔一位山西人张彪,后来成为武将,一直带到湖广总督任上。张彪就会贪。清朝倒台以后,张彪跑到天津,从此不问政事。但是,这位张彪却在天津盖起一个豪华的“张园”,与上海的张园媲美,溥仪逃到天津时,就住在那里。你说张彪贪了多少钱?这是他的主人张之洞所不屑为的。

本文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08月19日第08版,作者:李国涛,原题:张之洞有功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就找几本关于这次革命的书看。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也算一位能干的封疆大吏,学习洋务,开矿、办学、筑路,样样有规模,居全国之首。而且为官不贪,这在清末简直难见。我最近读《张之洞年谱长编》(吴剑杰编著),见到这样一件事。不知为什么,1898年,朝廷要他进京。据雷颐《历史:何以至此》书中所说,是光绪皇帝要他去主持中枢。因为他为当时新、旧两派所容。张之洞奏报云:“……臣即于是日(闰三月十七日)交卸,由鄂乘轮起程,赴诣阙廷,跪聆圣训。”张之洞是文章高手,这奏章真是华美无比,此处不说。那时候从武汉到北京,要先到上海,再乘船北上。张之洞刚到上海,闰三月二十五日,圣旨又到了,说是湖北沙市有“焚烧洋房之案,恐湘、鄂匪徒勾结滋事。长江一带呼吸相连……着张之洞即日折回本任,俟办理此案完竣,地方一律安静,再行来京。”这样张之洞就立刻折回武汉。其实就是一泡尿的事儿,一位大员的调动停了。于是他即刻回任。我写过一则小文题为《“小便”激起“大变”》,说的就是这事。如无此事,那戊戌变法的结局都很难说。

张之洞生于1837年,卒于1909年,也就是宣统元年。在1907年他奉调到北京学部工作。两年之后,即1911年,才发生辛亥革命。那么,张氏如何有功于辛亥革命?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也算趣闻一则吧。原来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发生时,准备并不充分。一伙士兵饮酒被抓,与下级军官发生冲突,引起哗变。那时,搞革命要钱。革命党人要用钱来雇人(包括社会下层的会帮)打仗。钱从何来?当晚的那一批起义士兵,一打开府库,发现里面竟然有存银一百二十多万两。还有其他处存有的银两、铜钱,富得很。武器有张之洞购置的大量德国造步枪万余支,日本造的万余支,大可一用。这样,武昌起义才有了声势。我想,张之洞虽然在四年前已离湖广总督任,这时此地的几百万两银钱,大约也是那时候积蓄下来的。这是在西太后的支持下搞洋务挣得的钱和枪呀。这场革命,有了这钱和枪,才轰轰烈烈展开了。所以我想到张之洞这位清末大员,是有功于辛亥革命的。

清末官场流传一则评价:袁世凯屠民,岑春煊屠官,张之洞屠财。我在《张之洞传》一书里看到此说,好像是民间传闻,没有更准确的出处。那意思是说,袁世凯滥杀平民,岑春煊猛劾贪官,而张之洞花钱如水。这最后一位是位好官。我读《张之洞年谱长编》,发现张之洞其实是屠财而不图财。他曾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都是在经济发达地区;而其时也正是中国向世界学习,兴办洋务的时候。那种风气大开,人心思变的情况,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他那二三十年,在广州,在武汉,在南京,每天处理的要务就是修铁路、办铁厂煤矿、造枪炮子弹、办官钱局、办造币局、办工厂、办学校、造轮船、修码头、办海军学校和陆军学校以及学洋务的学校等等。这就要向各方大员联系,以至向中国驻外使节(如当时的钦差大臣)联系商量,借钱,聘人,请洋教员、洋教官,研究合资问题、分配问题,贷款还款及利息问题。为此就要向朝廷报告请示,向各省各部官员商量恳请。我看这部《年谱长编》里大量记载的就是这样的各种公文信件。如果总起来讲,这就像是今天我们说的经济建设问题,其实主要是工业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问题。这当然要花钱,而且要花许多钱。也许张之洞一介书生,在花钱时花过不应花的钱,或者是冤狂钱。那也许可以说是一定会有的吧。大把大把地花钱,在当年闭塞的中国,谁见过,谁又懂得呢?所以说他“屠财”,也就是糟塌钱,浪费钱的意思。如果责之过严,那是不公平的。张之洞当时所掌握的财权极大,如果想贪污,想受贿,那真能大大发财。而且,以他的声势和实权,包括兵权,谁敢管,谁又管得了?朝廷也得有所顾忌呢。在此还可以说,慈禧太后实际上支持了他,不然的话,他也不敢那么干。

说张之洞“屠财”可以,但张之洞并不“图财”。也就是说,他不是往自己腰包里装,他不贪污。我参阅汪南垣《记张之洞》,有云:“其人好大喜功,不谨细行,又盛气凌人,故毁之者亦不乏。”这应是公正之论。我见《年谱长编》里有两次记他过生日的情况。一次是在1897年9月,都是皇太后赏给“御笔”的字画等等。没有见他的下属“送礼”。在那几天里,上海《申报》报道有他的下属来贺,“设席一百八十二席款之”。他的手下人去函辩驳,说并无此事。“寿辰之日是属员来辕祝嘏,不特未设一宴款待,且并未出见一客受贺,即署内文案委员亦未得见。所有礼物,一概未收,即寿帐寿联,亦全数璧还,依照汤文正故事,录其诗词文,还其屏联……”我是相信这通辩解的。末尾的细节很真。汤文正就是清初当过总督的大学者汤斌。那时候为人祝寿,送去寿联寿帐,是精致的小屏风,上写祝文,或大幅锦缎,上面缝上祝贺联语。这也都是较为贵重的东西。而退还的办法也巧妙,就是把寿联寿帐上的诗文抄下来留存,作为纪念,而把贵重之“载体”退还。《大清畿辅先哲传·张之洞传》上说,张死后,“家无一钱,惟图书数万卷”。当然,还有几百万字的著述。一代书生,一代大吏,在晚清的一潭烂泥里,能如此,实不易。我很佩服他在钱山钱海里却点滴不沾,最后,银钱和枪支,竟支援了武昌起义。

他早年在山西当巡抚时,曾提拔一位山西人张彪,后来成为武将,一直带到湖广总督任上。张彪就会贪。清朝倒台以后,张彪跑到天津,从此不问政事。但是,这位张彪却在天津盖起一个豪华的“张园”,与上海的张园媲美,溥仪逃到天津时,就住在那里。你说张彪贪了多少钱?这是他的主人张之洞所不屑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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