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报道了一个关干“安乐死”的案件：重庆开县有位长期瘫痪在床又不想拖累家人的曾婆婆，年近八旬只求一死了之；隔壁七十六岁的宋某深表同情，经她多次请求，助其购买了毒药；曾婆婆服毒后抢救无效身亡；宋某被控故意杀人罪，一审被开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宋某表示不上诉。
“安乐死”是否道德、应否合法化，是一个有关生命伦理和家庭伦理而困扰世人的大问题。虽说古今中外都存在，其发生的背景和处理模式却大不相同。2004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多项提名的影片《深海长眠》，就是专门探讨“安乐死”的。影片根据西班牙人雷蒙?桑佩德罗的真实故事改编，雷蒙为了争取结束自己生命的庄严权利而斗争了三十年。片中的轮船机械师雷蒙意外损伤了颈部，导致高位截瘫，长期卧病在床，生活完全依靠家人照顾，他坚持认为最爱他的人应该帮助他结束生命，而单身母亲罗萨出于对他的挚爱，违心地帮助他服下毒药。显然，编导不认为罗萨有罪。
而存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时代，许多民族有过听任甚至逼迫老人死亡的习俗。日本影片《?山节考》讲的就是明治维新前，日本山村遗弃年满七十岁老人的野蛮风俗。正因为生存资源贫乏，老有所养不易，孟子才在他的仁政理想国中特别提到老人赡养问题。
考诸当下的中国，既有《深海长眠》中提出的纯粹的精神生活和生命自主权的问题，也有类似《?山节考》那种生存艰难而不得不然的问题。因此我们讨论“安乐死”，绝不能忽视中国当下的背景。
据我所知，现在年高罹病的老人中，有两种相反的现象同时存在：一种是不得不活，为别人痛苦地或无知觉地活着；一种是不得不死，家人已受严重拖累或害怕家人被拖累。 关于前一利-情况，比如，巴金老人在逝世前几年尚清醒时曾多次对记者表示，自己靠那么多管子维持的生命，已毫无意义，希望能早日拔管让他解脱。这种愿望其实很好理解，了无牛趣，就会觉得花钱维持自己的生命于人于己都是荒谬的。做子女的自然也有不同的心思。如果老人治病用的是国家的“无限额支票”，甚至护工也是公家请的，老人多活一天就多一天人脉，对子女只是有益无损。还有的，如我在一封小学生来信中读到的，他舅舅和舅妈都下岗了，就靠他姥爷每月两三千元的退休金过日予呢，生怕病恹恹的姥爷死去。这样的老人就得为了别人硬撑着。
后一种不得不死的情况更多。我的大姐、大姐夫都七十多岁了，还在风里雨里种田；我的二姐、二姐夫六十多岁了，还要种十多亩棉田和稻田。小病都挺着，我不敢想象他们若有大病怎么办，若卧病在床又会是什么后果。我只知道，有个“三农”学者做过一项调查，现在很多农村老人一旦生病，就会喝农药自杀，以致成了见怪不怪的习俗。我老家村里就是这样，我八十四岁的老母亲也说她天天打针“活得不愿了”，让我们给她农药算了。而再庆青年为给母亲筹医药费而在广州劫持女人质的事，是大家早已知道的例子。我们关注富士康的青年自杀，可曾想过有更大比例的老人自杀?
讨论“安乐死”问题，除了普天下皆同的生命权和伦理原则，不能忽略当下中国的特色和背景。这就是，医疗资源分配差距巨大，有人享有公费无限额开支特权，有人连最基本的医保也不能兑现；有人不仅可养老还可养少，有人至死方休。因外出打工、计划生育等因素使传统的家庭养老机制已不复存在，而国家与社会的养老机制则形成缓慢。我们要关注“不得不活”的问题，更应关注因经济困难和医疗条件缺乏而“不得不死”的问题。
曾婆婆是什么身份，是否是城鞋的有养老金的退休干部或工人而寄住在乡村二儿子家，报道没有说；是她的儿子媳妇起诉宋某，还是公诉，也不得而知。我只清楚，曾婆婆是摔跤而不是中风瘫痪，她请人买毒药且拒绝医生抢救，表明神志清醒。我很想弄清她不愿拖累子女的细致缘由。我觉得她与影片中雷蒙的想法肯定有所不同。
近日报道了一个关干“安乐死”的案件：重庆开县有位长期瘫痪在床又不想拖累家人的曾婆婆，年近八旬只求一死了之；隔壁七十六岁的宋某深表同情，经她多次请求，助其购买了毒药；曾婆婆服毒后抢救无效身亡；宋某被控故意杀人罪，一审被开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宋某表示不上诉。
“安乐死”是否道德、应否合法化，是一个有关生命伦理和家庭伦理而困扰世人的大问题。虽说古今中外都存在，其发生的背景和处理模式却大不相同。2004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多项提名的影片《深海长眠》，就是专门探讨“安乐死”的。影片根据西班牙人雷蒙?桑佩德罗的真实故事改编，雷蒙为了争取结束自己生命的庄严权利而斗争了三十年。片中的轮船机械师雷蒙意外损伤了颈部，导致高位截瘫，长期卧病在床，生活完全依靠家人照顾，他坚持认为最爱他的人应该帮助他结束生命，而单身母亲罗萨出于对他的挚爱，违心地帮助他服下毒药。显然，编导不认为罗萨有罪。
而存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时代，许多民族有过听任甚至逼迫老人死亡的习俗。日本影片《?山节考》讲的就是明治维新前，日本山村遗弃年满七十岁老人的野蛮风俗。正因为生存资源贫乏，老有所养不易，孟子才在他的仁政理想国中特别提到老人赡养问题。
考诸当下的中国，既有《深海长眠》中提出的纯粹的精神生活和生命自主权的问题，也有类似《?山节考》那种生存艰难而不得不然的问题。因此我们讨论“安乐死”，绝不能忽视中国当下的背景。
据我所知，现在年高罹病的老人中，有两种相反的现象同时存在：一种是不得不活，为别人痛苦地或无知觉地活着；一种是不得不死，家人已受严重拖累或害怕家人被拖累。 关于前一利-情况，比如，巴金老人在逝世前几年尚清醒时曾多次对记者表示，自己靠那么多管子维持的生命，已毫无意义，希望能早日拔管让他解脱。这种愿望其实很好理解，了无牛趣，就会觉得花钱维持自己的生命于人于己都是荒谬的。做子女的自然也有不同的心思。如果老人治病用的是国家的“无限额支票”，甚至护工也是公家请的，老人多活一天就多一天人脉，对子女只是有益无损。还有的，如我在一封小学生来信中读到的，他舅舅和舅妈都下岗了，就靠他姥爷每月两三千元的退休金过日予呢，生怕病恹恹的姥爷死去。这样的老人就得为了别人硬撑着。
后一种不得不死的情况更多。我的大姐、大姐夫都七十多岁了，还在风里雨里种田；我的二姐、二姐夫六十多岁了，还要种十多亩棉田和稻田。小病都挺着，我不敢想象他们若有大病怎么办，若卧病在床又会是什么后果。我只知道，有个“三农”学者做过一项调查，现在很多农村老人一旦生病，就会喝农药自杀，以致成了见怪不怪的习俗。我老家村里就是这样，我八十四岁的老母亲也说她天天打针“活得不愿了”，让我们给她农药算了。而再庆青年为给母亲筹医药费而在广州劫持女人质的事，是大家早已知道的例子。我们关注富士康的青年自杀，可曾想过有更大比例的老人自杀?
讨论“安乐死”问题，除了普天下皆同的生命权和伦理原则，不能忽略当下中国的特色和背景。这就是，医疗资源分配差距巨大，有人享有公费无限额开支特权，有人连最基本的医保也不能兑现；有人不仅可养老还可养少，有人至死方休。因外出打工、计划生育等因素使传统的家庭养老机制已不复存在，而国家与社会的养老机制则形成缓慢。我们要关注“不得不活”的问题，更应关注因经济困难和医疗条件缺乏而“不得不死”的问题。
曾婆婆是什么身份，是否是城鞋的有养老金的退休干部或工人而寄住在乡村二儿子家，报道没有说；是她的儿子媳妇起诉宋某，还是公诉，也不得而知。我只清楚，曾婆婆是摔跤而不是中风瘫痪，她请人买毒药且拒绝医生抢救，表明神志清醒。我很想弄清她不愿拖累子女的细致缘由。我觉得她与影片中雷蒙的想法肯定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