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我今天就学习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谈一点体会。《建议》的内容十分丰富，现实针对性很强。其精神实质就是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是全面而艰巨的，完成这个任务要求我们贯彻两个基本的原则，一是“以人为本”的原则，二是维护社会公平原则。维护社会公平的问题，应该说我们提出来还是比较早的。维护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就包含着维护社会公平。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们党明确提出来一个方针，叫“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第一次分配要注重效率，第二次分配要注重公平。这次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在这里，我就“更加关注社会公平”这个问题跟大家进行一些探讨。应该说，这个问题的理论层次很高，现实问题也很复杂，我个人的研究也有限，只是把我的想法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公平问题不仅是党和政府更加关注的问题，也是老百姓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甚至可以说是不公平的现象，这就出现了公平的呼声。在这一点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是想到一块儿的。公平问题涉及到各个领域、方方面面，比如社会领域中的教育公平问题最为突出，一些人认为，现在最大的不和谐体现在教育不公平上。比如说教育经费问题，一般国家平均教育经费占国家GDP的 3.5％，发达国家占5.5％以上，而我们国家经济是在高速增长，而我们的教育经费的增长多少年来都难以提高。现在好不容易增加到GDP的3.41％，怎么也达不到世界的平均水平。就是这占GDP3.41％的教育经费，在农村和城市的分布也是不平衡的，在农村是23％，在城市是77％。我们知道，我国的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0％－70％，就是8－9亿人口在农村，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和各方面条件相当薄弱，基本是农村自己在办教育，自己在建学校，自己在给教师发工资。而城市基本是政府拿钱盖校舍，城市老师的工资也是国家发的。农村教育经费那么少，而农村那么多人口需要受教育，这种反差是非常大的，也就是城乡教育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是我们的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教育改革也是令人不满意的，许多人认为10年教育改革基本上是失败，我觉得这个看法太极端，但这反映了人们的一些认识。比如在入学的问题上，上什么样的学，读什么专业，拿什么样的学历、学位等问题上都存在公平问题。现在一些有钱的人、有权力的人的子女可能很容易上名牌大学、读热门专业，而且容易拿到一个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而一些工农子弟上不起学的情况却比较多，比较普遍。所以，教育公平的呼声很高。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解决城乡、不同阶层之间的教育公平问题，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实现民族振兴的要求。

医疗卫生方面的公平问题也很突出。我国的医疗事业应该说一直是有发展的。在毛主席的那个年代，农村有赤脚医生，印度人特别推崇这个，因为印度和我国国情相似，都是大国，而且都是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我去印度，他们的专家、学者特别热情，他们想跟中国学者一起探讨共同面

临的问题，他们非常羡慕和佩服中国，说中国解决了那么多农村人的医疗卫生问题。我们问：你们认为我们是怎么解决的？他们说你们农村有赤脚医生。我们知道，赤脚医生基本上是毛主席那个年代的，改革开放以后赤脚医生慢慢没有了，农村人口一直存在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很多人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有资料说现在中国的农民基本上是“小病拖，中病挨，大病才往医院抬”，实际上许多人大病也未必往医院抬。有资料表明，现在城市人有

到30％应该住院而没有住，这个比例在农村就更大，可能达60－70％。我们也知道，农村很多人生了大病，他们根本不敢住医院的，一些人得了癌症基本是在家等死。这是从现象上来说，从医疗卫生的公共资源享受的情况来看，城乡之间是不平等的。我国的医疗卫生费用中政府投入占17％，这个比例远远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这17％的政府投入中，城市占80％，农村是20％。我们可想而知，农村那么多人口，那么样的医疗卫生设施，这样少的经费，而农村人的收入又很少，农民显然是看不起病的。还有资料表明，我国现在1％的病人花了31％的医疗费，10％的病人花了75％的医疗费。我们可以想想，那么多农村人口缺医少药,而10％的人却可以享受75％的医疗卫生资源，这能让人感到公平吗？我国卫生服务筹资公平度在世界上也是比较低的。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191个国家的卫生服务状况进行的全面评价，我国位居第188位，倒数第四，甚至落后于一些最贫困的国家。我国近十年医疗卫生方面的改革也是老百姓普遍不满意的。就是说卫生的公平问题也浮现出来了，成为大家关注的重要问题。

以上说的是社会领域里的教育、医疗方面的公平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公平问题，比如政治领域的公平问题、经济领域的公平问题，也会逐步凸显出来。我这里不讲其他的方面，着重想探讨一下经济领域的收入分配公平问题。

现在老百姓关注的公平问题很多，但最关注的还是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

比，农村跟农村比，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公平的。改革开放后我们实行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这是小平提出来的一个大政策，是一个战略思想。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各阶层的收入差距在逐步拉大，而且越拉越大。这个差距表现在哪些方面？

从总体方面看，应该说贫富的差距比较大，而且有拉大的趋势，是差距拉大最快的一个国家。国际上用基尼系数表示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的程度，基尼系数在0.3以下表明这个国家大体上是平均的，在0.3－0.4之间表明这个国家贫富差距比较合理，而0.4是一个国际的警戒线，就是说这个国家贫富差距是比较大的，到0.5说明这个国家出现了两极分化。现在我们国家到了什么程度呢？有人认为我们国家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8。有人用平价购买力计算，认为我国基尼系数超过了0.5。世界上一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达到这个数字，只有非洲撒哈拉地区、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些国家才达到了这个数字，有的甚至比我们还高一点。我们知道，这样的地区和国家都是比较贫穷落后和社会问题比较多的国家。当然，任何系数拿到我们国家来用，都要参考我国的国情。我打个比方，印度的基尼系数接近0.4，应该是在合理的区间，但是我们看到印度的社会景象，表明他们的贫富差距远远超过了中国。比如说孟买，孟买在印度的地位相当于上海在中国的地位，它的税收占了印度的60%以上，孟买有1500万人口，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贫民窟里，贫民窟确实是一贫如洗什么都没有，那些懒懒散散的、又黄又瘦的人，要么躺在贫民窟，要么躺在贫民窟外面的公路旁。与贫民窟相对应的是非常壮丽的高楼大厦。上流社会的人在精神面貌和气质各方面都非常好，在车站、机场和高级宾馆，你绝对看不到一个穷人。就是这样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界限非常分明的社会，它的系数却在0.4以下，你能够相信吗？另外，基尼系数在不同类型的国家肯定是有差异的。比如你这个国家人口比较少，地域也比较小，而且比较发达，基尼系数肯定小；如果你这个国家幅员辽阔，各个地区差异很大，再加上你的人口又多，这么一加起来这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肯定要大，像世界上一些大国，比如说巴西、美国、中国这样一些幅员辽阔的国家相对来说基尼系数要高一些。因此，不能仅仅根据基尼系数来判断贫富分化的程度。关于我国贫富分化的程度，形象一点来讲，就是呈洋葱型结构，洋葱的尖尖是富人群体。洋葱尖尖的下面是一个大肚子，代表中低收入群体。这说明我们国家总体上贫富差距比较大。现在中国有不少亿万富翁、千万富翁、百万富翁，同时并存的是8－9亿农民和2－3千万城市贫困人口。有资料说，300万个百万富翁拥有的财产相当于所有农村两年的纯收入。还有一个材料说，在我国城镇居民目前拥有的金融资产中，20％的富有的居民占去66％；而200％低收入居民只占1.3％，两者相差50－60倍。这说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悬殊问题确实出现了，而且这个差距正呈现逐渐拉大的趋势。

从城乡来看，一般认为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超过了三比一，就是说，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的三倍以上。但这只是表面的收入差距，我们知道，城市一些群体的工资之外收入是相当多的。说国外有一种情况，给的钱包是秘密的，是不清楚的，但是每一个人的财产多少是清楚的，而我们国家，每个人的工资条都是公开的，但是工资条之外的差距是很大的。如果把工资之外的收入和福利待遇放进去，把农民收入里面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扣出去，那么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达到了六倍以上，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值得我们深思和关注。

东部地区的收入较高，生活条件、生活水平、生活质量都好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比中部地区可能还要差一些。东部地区收入最高的是上海市。到2004年底，上海市城镇居民家庭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683元，而最低的宁夏城镇居民家庭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7218元，相差

2.31倍。2004年上海农民家庭全年人均纯收入已经达到7066元，跟最低的贵州省农民家庭全年人均纯收入1722元相差4.10倍。从东西部公务员收入差距来讲，东部地区公务员的年收入比西部地区同级别的公务员也相

差许多倍。

从行业来看，高收入行业和低收入行业之间的差距明显。我们知道，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由于有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1978年，我国工资最高行业是最低行业的1.38倍，2004年我国职工平均工资最高行业是最低行业的5倍左右。高收入行业有哪些呢？前几年有一个顺口溜，“银行加证保，两电加一草，石油和石化，扫地拿的也不少”，就是说银行、证券、保险、电信、电力、烟草、石油、石化，他们拿的不少，大致是离钱最近的单位拿的钱越多。以前我不讲这个顺口溜，因为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是今年有了根据了，今年国家起草了一个个税法草案，国家税务局公布了一些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群体。高收入行业除了前面讲的之外，还包括体育俱乐部、航空、铁路等。当然，几乎每个行业都不认同这个。这些高收入行业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系统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就是同一个部门不同的人也是有差别的，甚至这种差别是非常明显的。

从部门来看，不同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比较大。有人把部门分成“油水”部门和“清水”部门，“油水”部门的收入要高于“清水”部门。有人说，北京市财政局、税务局职工的工资收入与其他部门的工资收入差距是每年1万多元，不知道这种说法有没有根据。北京市在实行阳光工资之前不同部门公务员的工资相差两三倍。现在实行阳光工资以后，有些“油水”部门和经济较发达的区县是不满意的。像海淀、朝阳经济做得很大，实力很强，同样一个级别的乡镇长，跟平谷、密云那些经济欠发达的地方拿的工资一样，这是搞平均主义。

以上是从几个方面说明我国社会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那么收入差距拉大的后果是什么？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它的后果。

从经济方面看，这种收入差距拉大无疑是影响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的发展一般是由三块来拉动的。第一块是投资拉动，这块我们已经做得非常大了，去年我们的投资率达到了最高点，即44.5%，才换得了GDP的高增长率。也就是说，投资需求占我们经济发展的比例很高，高于发达国家很多，我们的产出多是因为投得多。第二块是进出口拉动。我们现在吸引外资应该说是很多了，有资料显示，我们已经吸引了5千多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财富论坛》500强企业中有400多强都在中国有直接投资，这个投资好不好啊，投资当然好，拉动了经济增长，也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沿海地区的很多地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加速发展起来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资本从来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为什么投资中国，因为在中国比在其他国家能够获利更多。有资料说，外商投入30％的资本，可能会获得50％以上的股份，用这个股份可以获得70％以上的利润，他拿了大头儿。我们已经成了“世界工厂”，是世界第一大生产国，说这个好不好啊？好啊！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我国环保总局的一位副局长就讲：所谓的“世界工厂”，就是用我们的资源为发达国家生产低级工业品，用我们的身体承受环境污染

的后果，而我们所获得的是微薄的加工利润。比如说美国和瑞士合作的罗技公司开发了一种鼠标，全部在中国苏州生产。这个鼠标卖40美元，这40美元中我们获利是多少呢？只有3美元。用了我们的厂房、劳动力、水电等，消耗的是我们的资源，污染着我们的环境，我们才获得了3美元。剩下那么多美元到哪儿去了？技术开发商和经销商们拿走了。还有一个例子，英国人发明的一种割草机，全部在中国生产，卖150英镑，我们获得了多少利润呢？不到 10美元。所以，外资投进来和贴牌生产、加工贸易都是有利有弊的。通过投资和进出口这两大块，我们获得了高速经济增长，我们的人民生活改善了，国力提高了，国际形象也提升了，但是，我们付出了太高的资源、环境代价，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所以，我们要寄希望于内需的拉动，实现内需拉动要求扩大消费。我们光靠高收入群体来拉动消费可能吗？不可能。我们的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是接近饱和的，他们即使有消费需求也是更高层次的需求，不一定是在国内消费，更有可能是在 呢？就是要靠中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拉动。占人口80％以上的这个群体不是不想消费，他们缺彩电、冰箱、衣服、被子，但是却消费不起。为什么买不起？因为他们收入太低了。他们收入太低，国内消费市场就很难拉动起来。有个经济学家举过一个例子，说如果我们的农民每人每年新增三套衣服，那么，我们的纺织厂不仅不会萎缩，而且还会忙不过来。农村是个大市场，如果农民的收入增长了，对我们国家内需的拉动应该是很大的。如果我国大多数人没能力消费，将严重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社会后果看，这种收入差距拉大趋势不利于形成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我们提出的目标就是要让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党反反复复强调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然后促进所有的人共同富裕，这是一个大政策。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要让先富起来的遥遥领先，让贫穷的人继续贫穷。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个前提，就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富起来，而不是说通过各种不法的手段富起来，甚至通过贪污、受贿富起来。在实行这个大政策的过程中，我们要采取法律的、政策的、制度的各种手段进行调控。到一定时候要把共同富裕的问题作为中心课题提到突出地位加以解决。到什么时候才合适呢？小平同志指出，共同富裕也不能提得太早，提得太早又走向平均主义了，这样大家干多干少都一个样，没有活力，这是影响效率的。小平同志说，可以设想到上个世纪末，也就是2000年的时候，我们达到小康水平，就要突出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党的十六大就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形成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这就是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它是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阶层结构，就是说，上面最富的人占少部分，绝大部分人都成为中等收入者阶层，这一大部分人富裕对于经济的拉动会起到好的作用。同时这些人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水平，除了吃饱穿暖，还有文化方面的需求。现在有些人开始旅游、健身，这也是一种需求。这些人心态比较平衡，对社会、对党和政府的认同度是比较高的，无论从经济、政治稳定来说，他们都是比较有利的因素。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让贫穷的人越来越少，让富裕的人越来越多。现在离这个要求还有很大距离，绝大部分人还是在低收入的水平，更要命的是这

些人的收入还在递减，这样下去我们的理想社会阶层结构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从政治后果看，这种收入差距拉大趋势可能导致政治动荡。中国有个传统叫“不患寡，而患不均”，那么，现在这个时代我认为不仅仅是“患寡”，也“患不均”，更“患不公”。过去发生的朝代更替，好多都是农民起义造成的。问题的根源是土地问题。先是土地集中，土地集中导致贫富分化，然后就出现了会道门等组织，然后揭竿而起就把王朝推翻了，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周期率。农民起义的旗帜上就写着“均贫富、等贵贱”。现在我们的社会也有些潜藏的危险。目前我们党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还是相当强的，否则的话社会也可能会出现风波。现在我们社会如果有一点导火线就可能会出现问题。有时候我跟北京的出租司机聊天，他们认为这个社会不公平的问题很多，而且讲得义愤填膺、骂骂咧咧的。这表明人民群众中有不少怨气。改革开放27年来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人民群众普遍得到了实惠，可是，人民群众又有多少是满意的？很多人“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刚有肉吃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可是，吃着吃着，就看到你吃的比我吃的好得太多了，于是，就放下筷子骂了。如果你吃得好凭你的劳动、本事，那么我认同；如果是用不法的手段捞取好处，人民群众就非常不满意。你凭什么过得好，你比我付出的劳动多吗？你比我有本事吗？不是的，实际上有些人是在体制转型中运用不法手段一夜暴富的。这种社会心理很危险。2003年重庆万州一个在集贸市场工作的合同工，在重庆游玩，和一位农民发生冲突时说“我是公务员”，一句话就如点了一个火星，农民就跟这个“公务员”干起来了，然后警察要把农民带到派出所，农民对警察不信任了，这样就逐渐围上来几万人，然后警察就强行突围，农民还在那闹事，警察打催泪弹，农民流泪了，但是没有离开，擦了眼泪继续在那里闹。群众对当地政府机关不满和不信任到了什么程度，从这个事件是不是可见一斑？收入问题是人们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收入分配上出了问题，就会引起人们心里的不平，这个不平可能成为社会危险的火种。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收入差距拉大呢？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应该说是方方面面的，我们可以来梳理一下。

首先，收入差距拉大可以说是改革造成的效应。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就是要拉开收入的分配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激发社会的活力。这是我们改革的指向。这种思路是没有错的。但是，这种改革到什么程度、应当用什么手段来控制，在改革过程中因为各方面的情况都非常复杂，有些情况可能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因而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地控制。

第二，收入差距拉大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效应。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嫌贫爱富，会产生马太效应，即哪个地方资源越好它就会在哪配置。这就有可能造成有些地方和一些人越来越富，而另一些人越来越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与这个制度相适应的的分配制度。我们实行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

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到了90年代以后，我们又加上了一句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这样的分配制度会

分配中“生产要素”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土地。土地是不是生产要素？什么时候经济学都认为它是生产要素，但是我们国家的分配里面就是没有土地这个生产要素，这样导致了什么？土地不是要素，农民能从土地上获得收益吗？实际上，很多土地是政府征地，开发商来盖楼，这样农民获得的只是比较微薄的补偿，而且还不一定保障。这就产生了大量的问题，农民为什么富不起来呀，他靠种那么点粮食能富吗？肯定富不起来，那他唯一的资源就是土地，但是土地又不是生产要素。我们把“三农”问题作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什么是“重中之重”，农民八九亿人，这么大量的人口处于那样的生产、生活条件中，我们全国能实现小康吗？我们说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但是农民怎么小康啊？我们说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现代化本来的含义就是化“农”，就是让农业的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占的比例越来越少，让农村、农业的劳动力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发达国家是什么水平？像英国、美国的农业劳动力占国家劳动力的比重是2％，德国是3％，我们占多少，现在最新的资料是47％。前两年说一半人都在搞农业，那么一块土地，那么多人在那耕作能有指望吗，而且土地还在不断的减少。1996年到2004年我们土地减少了一亿多亩，从19.51亿亩减少到18.37亿亩，前几年我们清理开发区，6千多个各类开发区占3.6万平方公里，这是什么概念？全国600多个城市加起来的总和也没有占到这么大面积，其中浪费了大量的土地！农民失地后不仅没有生活的保障，也没有社会保障，在中国来说土地不仅仅是他们生存之本，也是他们社会保障的一部分。他们除了土地，没有别的生活来源了。由于广大的农民没有任何生产要素，只有劳动力，但劳动力又不值钱，他们到城里打工收入是微薄的。我们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是不断提高的，应该说发展成果是看得见的，但不管经济怎么发展，农民工始终是拿那么点钱，而且在一些地区农民工常常讨不到工资。农民工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脏的活，有的私营企业让这些工人一个月内工作500多个小时，我怎么也算不过来，一天工作10小时就是300个小时，那是很辛苦的，要是还加200个小时，那一天干了多长时间的活儿啊！有人形容他们“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关键是劳累了一年之后他们也要拿着点钱回去孝敬爹娘、妻子儿女啊，可是有些老板确实太不人道了，他们故意拖欠农民工工资，让农民工没有钱回家过年，所以就导致了农民工的极端情绪，他们对社会不满，他们直接的报复对象就是私营企业主。总之，收入差距拉大与发展市场经济有一定的关系，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不规范的，有经济学家讲，“我们需要的是好的市场经济”，弦外之音就是说我们目前的市场经济是不好的。市场经济天生就有弱点，就有毛病，而我国旧的体制没有完全打破，新的体制现在没有健全，这样直接受害的可能就是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现在很多人认识到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工人、农民不是改革成果的主要享受者，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往往获利较多。这就是说，发展市场经济，由市场资源配置的规则肯是对一些群体不利。

第三个原因，就是政府的调控不到位或者是错位。为什么说不到位呢？不到位应该说表现在很多方面，但主要是对高收入获利的途径、手段、用处调控不到位。有些高收入的获取明显是不合法的，但是没有得到及时、有力地打击和控制。说它错位是什么呢？就是说对中低收入者收税是管得比较严的，税收比较高。现在我们政府能控制的收入就是公务员、教师等吃国家饭的公职人员，一看工资条就知道该怎么收税，是控制得比较好的。个税起征点原来是800元，现在定为1600元，有的人还是认为不合理，如果这样调控有可能还要拉大收入差距。而很多私营企业不在政府控制之下，偷逃税的现象非常严重。有的是暴利行业，像房地产业，对它的征税是不到位的。媒体里面讲房地产是暴富行业，连房地产商也毫不避讳地说他们是暴富行业，是因为他们的品牌。媒体评论说，我们中国的房地产有什么品牌，他们这么说就是想把暴富合理化。社会也不认同，说开发商是占我们的土地，卖出的商品房那么高的价格，很多工薪层得花很长时间积攒很多钱才能买一套房子。就是说我们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市场调控的手段都有赖于进一步完善。

第四个原因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特殊效应。说发展到一定时期是什么意思？一般认为人均GDP在1千美元到3千美元之间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坎，在这个坎上，如果调控得好，各方面就发展得比较好，如果搞得不好，可能会导致经济的滑坡和社会的不稳定。美国一个经济学家叫库兹涅茨，提出了一个倒U曲线原理。他说经济发展到这个“坎”的时候，一般是收入差距比较大的时候，这是一个规律。他统计了18个国家得出了这个结论。另外一个经济学家不信，他考察了65个国家，最后认同了这个规律。就是说经济发展到1千美元以后，收入差距普遍拉大。我们国家现在还在倒U的左侧，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还没有到倒U的顶点，收入差距还没有拉到最大的程度。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才能迈过顶点，转到右边，从那个时候开始收入差距才逐步缩小。很多国家并没有遵循这个规律，如新加坡没有遵循这个规律，人家刚开始起飞的时候基尼系数就比较低，发展到人均2万多美元的时候，人家还是在保持在0.4以下。我们这个国家人口太多了，发展太不平衡了，也可能适合这个规律。还要说明的是，收入差距拉大与国情是有关系的。我们考察了很多国家，一般大国肯定基尼系数相对高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基尼系数高一些，人口众多的国家可能基尼系数高一些，这些因素我们国家占全了，基尼系数不高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定要看到收入差距拉大的客观必然性，这意味着收入差距拉大不是单靠政府调控就可以马上解决的。

不管什么原因导致收入差距拉大，解决这个问题、实现收入分配公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这个问题。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大政策时，就极为重视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他曾经指出，“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他在退休以后的几年对这一问题更加关注，比如他在1993年就曾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

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发展。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也就是到20世纪末就应当考虑这一问题。他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2000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水平。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和政府越来越强调收入分配公平问题。合理调节收入差距，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也就是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对策有那些呢？

合理调节收入差距，首先必须坚持公平正义原则。公平是指合情合理合法、不偏不倚的规则和标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主要包括四项基本原则。第一个就是保证基本权利的原则。就是社会上的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应该得到基本的保障，并且保障全体人民在权利义务上的平等。第二个是机会平等原则。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人，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强者还是弱者，不管在哪个地域工作，不管哪个民族，应当享有平等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比如报考公务员，你让不让农民考，这就是一个公平问题，因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传统的观念一般认为农民肯定考不上因而不必包括农民，如果坚持公平原则，允许报考的人员中肯定要包括农民，就是保证他参加公平竞争的机会，在考试过程通过公平的机制，一视同仁的对他进行考评，如果最后他落选了，那是他的能力、水平问题。解决收入分配公平问题，主要是提供公平的机制、公平的规则、公平的环境、公平的条件和公平发展的机会。第三个就是按贡献分配的原则。一个社会要有活力，就必须承认人们的贡献，而且应当让他们从这种贡献中受益，这样的社会才应该说是公平的。不要让有的人不劳而获，让有的人老是无私奉献，这样的社会长期下去肯定是没有活力。第四个原则就是调剂原则。就是说前面几个原则有保障了以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肯定要有一部分弱势群体，社会要通过二次、三次分配对收入进行调剂，让弱势群体有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和条

题。

合理调节收入差距的基本思路是“提低”、“扩中”、“调高”。要继续鼓励有能力的人走勤劳致富、合法致富的路子，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阶层结构。合理调节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对策应当是多方面的。第一个是要千方百计的扩大就业。要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是社会和谐的基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就业和再就业已经成为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影响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因此，中央提出要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位置，千方百计地扩大再就业。我们知道，不就业哪来收入啊。“十五”期间我们好不容易解决了一亿多劳动力就业。“十一•五”期间，我们面临的就业压力太大了，城市失业人群

有1千多万，新增就业人数又是1千多万，加起来就是2千多万需要就业。还有农村，农村劳动力转移非常困难，过去转移到乡镇企业，现在乡镇企业也不景气了，发展的余地不大了。现在农村的劳动力还有5亿多人，比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4亿）还要多25％。一般认为，20亿亩耕地只能容纳一亿多劳动力。那就意味着农村5亿多劳动力中还有4亿富余劳动力要分期、分批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市。城市自己的就业问题就不好解决，农村人还要转移，这是非常大的压力。现在一般认为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办法就是发展小城镇，还有就是增强中心城市的吸纳能力。一些中心城市扩张很快，吸纳能力较强。像北京向郊区县的扩张，朝阳区的一些农民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居民，变成了城里人；像广州市南拓，这样就把番禺扩张进去了。可是，像北京、广州、上海这样具有强大扩张能力的大城市又有多少呢？这些大城市自身也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而，它们扩张和容纳劳动力有一定的难度。另一条途径是发展小城镇。这些年小城市也发展起来了，但是有很多问题，需要总结经教训。一些小城镇没有产业的支撑，没有市场的扩大，人为的造城市，造一些楼房，把一些农民搬进去，这样实际会劳民伤财，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我们知道城市是先有“市”才有城。这个市场是怎么形成的？这就要靠产业的发展，一个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其他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发展使市场扩大了，城市的规模慢慢就起来了，这是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有人说没有产业发展的城市叫空心城市，或者叫人造花园、人造盆景，问题非常多，浪费耕地太大了。如果现在继续要让小城镇更好地发展，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那就要解决产业和市场问题等制约因素。这些制约因素怎么解决呢？如果解决不了，小城镇不发展，那么多富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出去，那些人的收入怎么提高，生活水平怎么提高呢？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就业问题解决不了，许多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没办法提高的。就业岗位的增加是与经济增长的速度是正相关的。因此，要扩大就业，就要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前进中问题的根本的方法。同时，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像过去那样盲目铺摊子、上项目，而是要科学发展，“十一•五”期间要着力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改善创业和就业环境，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就业体制。

第二个途径是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改革发展的“减震器”，是社会公平的“调节器”和社会安定的“稳定器”、“安全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必须逐步完善。如果这两方面配合协调，就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持久的促进作用。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社会和谐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任何社会都有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既包括身体残疾人也包括在经济社会转轨变型过程中由于下岗等方面原因造成的生活困难群体。我在北京市残联讲课，据残联的领导说，中国有6千万残疾人，这个统计是比较宽松的，因为在西方国家只要哪个方面残疾了就把你视为残疾人，在我们国家只要你能保证基本的行动，就不把你视为残疾人，因此，我国的残疾人实际上是远远超过6千万的，他们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比较痛苦的。而且这6千万残疾人都有一个家庭，家庭成员至少有二三个。

有的残疾人家庭实际上都笼罩着阴影，他们不仅精神上有痛苦，而且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确实不如别人。这一部分弱势群体，必须要靠政府和社会给养起来，因为确实没有办法。还有一部分弱势群体，是暂时性的、结构性的弱势，比如有些人很有能耐，但是他们生不逢时，正碰到企业改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倒闭了，很多身强力壮又有劳动技能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下岗了。尽管政府想了很多办法解决他们的再就业问题，但实际上许多人下岗后由于各种原因是很难实现再就业的，有很多人甚至终身无法就业。对他们的社会保障目前还是比较低的。总体上看，目前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还太小。享受社会养老保险的只有

亿人，失业保险只能覆盖1.6亿人，纳入医疗保险体系的只有1.28000万人左右。城市接近一半的人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农村有80％以上的人没有保障。一些人虽然有社会保障，但是保金比较低。有人讲“政府出一点，单位出一点，个人出一点，三点加起来还是一点点”，保金太低实际上也是难以真正保障的。我们现在失业、医疗等方面的保障，普遍来说还比较弱，像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比较差，很多人看不起病，但是农村进入新型医疗保障体系的只有20％左右，多半是珠三角、长三角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民，中西部的农民很缺乏保障，这是我们加快建设和谐社会的重点问题。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很多方面，比如有低保、有失业保险、有医疗保险，还有救济、救助、优抚等等。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确定保障标准和方式，逐步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要认真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问题；要继续发展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等社会保障事业，完善优抚保障机制和社会救助体系，建立可靠、稳定的社会保障资金筹措机制，支持社会慈善、社会捐赠、群众互助等社会扶助活动；要重视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积极发展残疾人事业；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就为社会保险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指明了方向。我国政府也在逐步出台一系列措施，努力解决各阶层人民的社会保险问题。

第三个途径是要大力发展慈善事业。靠政府的第二次分配解决问题的力度是有限的。因为政府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是不想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没有那么多钱。因此，就要唤起整个社会的慈善爱心。我国慈善事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慈善事业发展了近百年，我国只有十余年。美国有非营利的慈善组织100多万个，我国公益性慈善机构只有100多家。截止2004年底，慈善机构所获得的捐助总额只有50亿元人民币，只占GDP的0.05％，应该说是相当少的。慈善事业在国外一般都是企业、富豪的捐款，许多实业家设立了慈善基金会，将私人财富以捐款方式回报社会。像美国的慈善基金占到国家GDP的

2.17％，底数那么多，再加上那么大的比重，应该是相当有保障的；英国等其他发达国家比它稍微低一点，如英国为0.88%，加拿大为0.77％。我国这么多人口的大国，现有的慈善基金就那么点，我们慈善事业救济到的人也是相当有限。那么我们国家慈善基金少是什么原因呢？有人发出了四声叹息。2005年发布的“中国内地慈善家排行榜”上，135位慈善家榜上有名，他们在2004年一年的捐献共计9.85亿元的善款。第一声叹息就是中国的大款捐款太少。他有一个比较，美国50个富豪在5年之内捐款是650亿美元，而我们国家135位大款捐献不到10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1

亿美元，占美国善款不到15%。这么多人捐这么点，相差太大，并且认为慈善行为的差距不只是经济实力问题；第二声叹息是财富榜上名列前茅的人不是慈善榜上名列前茅的人。“福布斯2004年中国富豪榜”上，名列前茅的富豪基本没有捐款，有一个黄先生捐款了，他在财富榜上是排66位，就是说前60多位都没有捐款。我们的富豪富起来之后没有像小平同志讲的那样，先富带动后富，他们的财富取之于社会，但是没有用之于社会；第三声叹息是我们国家的慈善家主要是房地产业的大鳄，说前面135位的慈善家中有41位主要从事房地产业和建筑行业，而排名最前10位的慈善家中有7位主要是经营房地产的。有人评出2004年十大暴利行业，房地产业位居榜首。房地产业是资金的富矿、富翁的集中营，而许多老百姓住不起房。实际上是对房地产行业有一些微词；第四声叹息是一些经济实力在国内靠前的地区没有在慈善榜上体现出来。这是我国富人捐献的情况。实

出来作为捐款的基金。我们社会13亿人，如果每个人献出一点爱的话，我们的慈善基金就会比较大。现在捐款不是自己有这个意识主动捐，基本都是都是单位组织的。所以要唤起全社会的爱心，从各个途径发展我们的慈善事业，首先要把慈善基金做大了，资助才有力度。

第四个途径就是要完善我们的各项制度、规则。法律是最大的规则，首先是各方面法律要完善，对于合法的收入我们要保护，对于不合法的收入要坚决打击。还要形成一个合理的分配制度。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资本、劳动、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目前按劳分配还没有真正体现好，一些人的高收入并不是付出更多劳动所得。按要素贡献分配也需要规范。有些要素的获得在起点上就不大公平，有的人借改革开放之机通过各种手段得到了很多积累，他们这个很大的积累在市场反复滚动，就获得更多的收益。而很多人没有这个积累，因而就没有收益。这样下去，财富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国家在各方面法规和政策都需要配套，如果不配套，越是按要素分配，得的越多的人做得越大，获得越多，那这个差距肯定是没办法缩小。还有税收体系要完善。发达国家的税收体系都是比较规范的，个人所得税、高额累进税、房产税、遗产税等税种非常齐全，而且对每一个税种的法律规定都非常细、非常严格。我们现在方方面面都有漏洞，首先法律没有健全，也不配套，该收的税有不少还没有收起来，因此，不能“限高”。 对于高收入要用税收的手段进行调节，例如现在呼声很高的就是征收遗产税。发达国家这方面的税都比较重，为什么很多人愿意扩大投资规模，很多人愿意捐献慈善事业，因为他们的税收很高，捐献可以享受一些免税政策。我们国家也开始实行捐献减免税的政策。总之，按劳分配也好，按要素贡献分配也好，都应该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则，而且这种规则之间应该配套，配套之后应该落实。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完善国有企事业单位收入分配规则和监管机制，建立规范的公务员工资制度和工资管理制度；要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分配制度等，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要依法保护个人经济权利和合法收入，多管齐下坚决取缔那些通过侵吞公有财产、偷税漏税、权钱交易、抢劫、盗窃、走

私、贩毒、卖淫等犯罪行为；等等。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还提出，要建立健全个人收入的信息体系。收税也好，捐献也好，都需要个人收入公开。现在很多人工资单是明的，但是工资外收入比工资单上要多得多，一些领导干部很多收入来源不明，这会带来许多问题。因此，建立健全个人收入的信息体系不仅是规范分配秩序的前提，也是避免贪污腐败的一个重要措施。

中央不仅提出了更加关注社会公平的要求，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配套措施。随着这些措施的贯彻落实，我们的社会必定越来越公平。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我今天就学习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谈一点体会。《建议》的内容十分丰富，现实针对性很强。其精神实质就是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是全面而艰巨的，完成这个任务要求我们贯彻两个基本的原则，一是“以人为本”的原则，二是维护社会公平原则。维护社会公平的问题，应该说我们提出来还是比较早的。维护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就包含着维护社会公平。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们党明确提出来一个方针，叫“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第一次分配要注重效率，第二次分配要注重公平。这次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在这里，我就“更加关注社会公平”这个问题跟大家进行一些探讨。应该说，这个问题的理论层次很高，现实问题也很复杂，我个人的研究也有限，只是把我的想法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公平问题不仅是党和政府更加关注的问题，也是老百姓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甚至可以说是不公平的现象，这就出现了公平的呼声。在这一点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是想到一块儿的。公平问题涉及到各个领域、方方面面，比如社会领域中的教育公平问题最为突出，一些人认为，现在最大的不和谐体现在教育不公平上。比如说教育经费问题，一般国家平均教育经费占国家GDP的 3.5％，发达国家占5.5％以上，而我们国家经济是在高速增长，而我们的教育经费的增长多少年来都难以提高。现在好不容易增加到GDP的3.41％，怎么也达不到世界的平均水平。就是这占GDP3.41％的教育经费，在农村和城市的分布也是不平衡的，在农村是23％，在城市是77％。我们知道，我国的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0％－70％，就是8－9亿人口在农村，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和各方面条件相当薄弱，基本是农村自己在办教育，自己在建学校，自己在给教师发工资。而城市基本是政府拿钱盖校舍，城市老师的工资也是国家发的。农村教育经费那么少，而农村那么多人口需要受教育，这种反差是非常大的，也就是城乡教育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是我们的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教育改革也是令人不满意的，许多人认为10年教育改革基本上是失败，我觉得这个看法太极端，但这反映了人们的一些认识。比如在入学的问题上，上什么样的学，读什么专业，拿什么样的学历、学位等问题上都存在公平问题。现在一些有钱的人、有权力的人的子女可能很容易上名牌大学、读热门专业，而且容易拿到一个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而一些工农子弟上不起学的情况却比较多，比较普遍。所以，教育公平的呼声很高。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解决城乡、不同阶层之间的教育公平问题，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实现民族振兴的要求。

医疗卫生方面的公平问题也很突出。我国的医疗事业应该说一直是有发展的。在毛主席的那个年代，农村有赤脚医生，印度人特别推崇这个，因为印度和我国国情相似，都是大国，而且都是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我去印度，他们的专家、学者特别热情，他们想跟中国学者一起探讨共同面

临的问题，他们非常羡慕和佩服中国，说中国解决了那么多农村人的医疗卫生问题。我们问：你们认为我们是怎么解决的？他们说你们农村有赤脚医生。我们知道，赤脚医生基本上是毛主席那个年代的，改革开放以后赤脚医生慢慢没有了，农村人口一直存在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很多人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有资料说现在中国的农民基本上是“小病拖，中病挨，大病才往医院抬”，实际上许多人大病也未必往医院抬。有资料表明，现在城市人有

到30％应该住院而没有住，这个比例在农村就更大，可能达60－70％。我们也知道，农村很多人生了大病，他们根本不敢住医院的，一些人得了癌症基本是在家等死。这是从现象上来说，从医疗卫生的公共资源享受的情况来看，城乡之间是不平等的。我国的医疗卫生费用中政府投入占17％，这个比例远远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这17％的政府投入中，城市占80％，农村是20％。我们可想而知，农村那么多人口，那么样的医疗卫生设施，这样少的经费，而农村人的收入又很少，农民显然是看不起病的。还有资料表明，我国现在1％的病人花了31％的医疗费，10％的病人花了75％的医疗费。我们可以想想，那么多农村人口缺医少药,而10％的人却可以享受75％的医疗卫生资源，这能让人感到公平吗？我国卫生服务筹资公平度在世界上也是比较低的。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191个国家的卫生服务状况进行的全面评价，我国位居第188位，倒数第四，甚至落后于一些最贫困的国家。我国近十年医疗卫生方面的改革也是老百姓普遍不满意的。就是说卫生的公平问题也浮现出来了，成为大家关注的重要问题。

以上说的是社会领域里的教育、医疗方面的公平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公平问题，比如政治领域的公平问题、经济领域的公平问题，也会逐步凸显出来。我这里不讲其他的方面，着重想探讨一下经济领域的收入分配公平问题。

现在老百姓关注的公平问题很多，但最关注的还是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

比，农村跟农村比，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公平的。改革开放后我们实行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这是小平提出来的一个大政策，是一个战略思想。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各阶层的收入差距在逐步拉大，而且越拉越大。这个差距表现在哪些方面？

从总体方面看，应该说贫富的差距比较大，而且有拉大的趋势，是差距拉大最快的一个国家。国际上用基尼系数表示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的程度，基尼系数在0.3以下表明这个国家大体上是平均的，在0.3－0.4之间表明这个国家贫富差距比较合理，而0.4是一个国际的警戒线，就是说这个国家贫富差距是比较大的，到0.5说明这个国家出现了两极分化。现在我们国家到了什么程度呢？有人认为我们国家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8。有人用平价购买力计算，认为我国基尼系数超过了0.5。世界上一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达到这个数字，只有非洲撒哈拉地区、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些国家才达到了这个数字，有的甚至比我们还高一点。我们知道，这样的地区和国家都是比较贫穷落后和社会问题比较多的国家。当然，任何系数拿到我们国家来用，都要参考我国的国情。我打个比方，印度的基尼系数接近0.4，应该是在合理的区间，但是我们看到印度的社会景象，表明他们的贫富差距远远超过了中国。比如说孟买，孟买在印度的地位相当于上海在中国的地位，它的税收占了印度的60%以上，孟买有1500万人口，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贫民窟里，贫民窟确实是一贫如洗什么都没有，那些懒懒散散的、又黄又瘦的人，要么躺在贫民窟，要么躺在贫民窟外面的公路旁。与贫民窟相对应的是非常壮丽的高楼大厦。上流社会的人在精神面貌和气质各方面都非常好，在车站、机场和高级宾馆，你绝对看不到一个穷人。就是这样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界限非常分明的社会，它的系数却在0.4以下，你能够相信吗？另外，基尼系数在不同类型的国家肯定是有差异的。比如你这个国家人口比较少，地域也比较小，而且比较发达，基尼系数肯定小；如果你这个国家幅员辽阔，各个地区差异很大，再加上你的人口又多，这么一加起来这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肯定要大，像世界上一些大国，比如说巴西、美国、中国这样一些幅员辽阔的国家相对来说基尼系数要高一些。因此，不能仅仅根据基尼系数来判断贫富分化的程度。关于我国贫富分化的程度，形象一点来讲，就是呈洋葱型结构，洋葱的尖尖是富人群体。洋葱尖尖的下面是一个大肚子，代表中低收入群体。这说明我们国家总体上贫富差距比较大。现在中国有不少亿万富翁、千万富翁、百万富翁，同时并存的是8－9亿农民和2－3千万城市贫困人口。有资料说，300万个百万富翁拥有的财产相当于所有农村两年的纯收入。还有一个材料说，在我国城镇居民目前拥有的金融资产中，20％的富有的居民占去66％；而200％低收入居民只占1.3％，两者相差50－60倍。这说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悬殊问题确实出现了，而且这个差距正呈现逐渐拉大的趋势。

从城乡来看，一般认为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超过了三比一，就是说，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的三倍以上。但这只是表面的收入差距，我们知道，城市一些群体的工资之外收入是相当多的。说国外有一种情况，给的钱包是秘密的，是不清楚的，但是每一个人的财产多少是清楚的，而我们国家，每个人的工资条都是公开的，但是工资条之外的差距是很大的。如果把工资之外的收入和福利待遇放进去，把农民收入里面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扣出去，那么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达到了六倍以上，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值得我们深思和关注。

东部地区的收入较高，生活条件、生活水平、生活质量都好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比中部地区可能还要差一些。东部地区收入最高的是上海市。到2004年底，上海市城镇居民家庭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683元，而最低的宁夏城镇居民家庭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7218元，相差

2.31倍。2004年上海农民家庭全年人均纯收入已经达到7066元，跟最低的贵州省农民家庭全年人均纯收入1722元相差4.10倍。从东西部公务员收入差距来讲，东部地区公务员的年收入比西部地区同级别的公务员也相

差许多倍。

从行业来看，高收入行业和低收入行业之间的差距明显。我们知道，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由于有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1978年，我国工资最高行业是最低行业的1.38倍，2004年我国职工平均工资最高行业是最低行业的5倍左右。高收入行业有哪些呢？前几年有一个顺口溜，“银行加证保，两电加一草，石油和石化，扫地拿的也不少”，就是说银行、证券、保险、电信、电力、烟草、石油、石化，他们拿的不少，大致是离钱最近的单位拿的钱越多。以前我不讲这个顺口溜，因为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是今年有了根据了，今年国家起草了一个个税法草案，国家税务局公布了一些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群体。高收入行业除了前面讲的之外，还包括体育俱乐部、航空、铁路等。当然，几乎每个行业都不认同这个。这些高收入行业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系统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就是同一个部门不同的人也是有差别的，甚至这种差别是非常明显的。

从部门来看，不同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比较大。有人把部门分成“油水”部门和“清水”部门，“油水”部门的收入要高于“清水”部门。有人说，北京市财政局、税务局职工的工资收入与其他部门的工资收入差距是每年1万多元，不知道这种说法有没有根据。北京市在实行阳光工资之前不同部门公务员的工资相差两三倍。现在实行阳光工资以后，有些“油水”部门和经济较发达的区县是不满意的。像海淀、朝阳经济做得很大，实力很强，同样一个级别的乡镇长，跟平谷、密云那些经济欠发达的地方拿的工资一样，这是搞平均主义。

以上是从几个方面说明我国社会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那么收入差距拉大的后果是什么？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它的后果。

从经济方面看，这种收入差距拉大无疑是影响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的发展一般是由三块来拉动的。第一块是投资拉动，这块我们已经做得非常大了，去年我们的投资率达到了最高点，即44.5%，才换得了GDP的高增长率。也就是说，投资需求占我们经济发展的比例很高，高于发达国家很多，我们的产出多是因为投得多。第二块是进出口拉动。我们现在吸引外资应该说是很多了，有资料显示，我们已经吸引了5千多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财富论坛》500强企业中有400多强都在中国有直接投资，这个投资好不好啊，投资当然好，拉动了经济增长，也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沿海地区的很多地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加速发展起来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资本从来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为什么投资中国，因为在中国比在其他国家能够获利更多。有资料说，外商投入30％的资本，可能会获得50％以上的股份，用这个股份可以获得70％以上的利润，他拿了大头儿。我们已经成了“世界工厂”，是世界第一大生产国，说这个好不好啊？好啊！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我国环保总局的一位副局长就讲：所谓的“世界工厂”，就是用我们的资源为发达国家生产低级工业品，用我们的身体承受环境污染

的后果，而我们所获得的是微薄的加工利润。比如说美国和瑞士合作的罗技公司开发了一种鼠标，全部在中国苏州生产。这个鼠标卖40美元，这40美元中我们获利是多少呢？只有3美元。用了我们的厂房、劳动力、水电等，消耗的是我们的资源，污染着我们的环境，我们才获得了3美元。剩下那么多美元到哪儿去了？技术开发商和经销商们拿走了。还有一个例子，英国人发明的一种割草机，全部在中国生产，卖150英镑，我们获得了多少利润呢？不到 10美元。所以，外资投进来和贴牌生产、加工贸易都是有利有弊的。通过投资和进出口这两大块，我们获得了高速经济增长，我们的人民生活改善了，国力提高了，国际形象也提升了，但是，我们付出了太高的资源、环境代价，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所以，我们要寄希望于内需的拉动，实现内需拉动要求扩大消费。我们光靠高收入群体来拉动消费可能吗？不可能。我们的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是接近饱和的，他们即使有消费需求也是更高层次的需求，不一定是在国内消费，更有可能是在 呢？就是要靠中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拉动。占人口80％以上的这个群体不是不想消费，他们缺彩电、冰箱、衣服、被子，但是却消费不起。为什么买不起？因为他们收入太低了。他们收入太低，国内消费市场就很难拉动起来。有个经济学家举过一个例子，说如果我们的农民每人每年新增三套衣服，那么，我们的纺织厂不仅不会萎缩，而且还会忙不过来。农村是个大市场，如果农民的收入增长了，对我们国家内需的拉动应该是很大的。如果我国大多数人没能力消费，将严重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社会后果看，这种收入差距拉大趋势不利于形成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我们提出的目标就是要让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党反反复复强调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然后促进所有的人共同富裕，这是一个大政策。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要让先富起来的遥遥领先，让贫穷的人继续贫穷。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个前提，就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富起来，而不是说通过各种不法的手段富起来，甚至通过贪污、受贿富起来。在实行这个大政策的过程中，我们要采取法律的、政策的、制度的各种手段进行调控。到一定时候要把共同富裕的问题作为中心课题提到突出地位加以解决。到什么时候才合适呢？小平同志指出，共同富裕也不能提得太早，提得太早又走向平均主义了，这样大家干多干少都一个样，没有活力，这是影响效率的。小平同志说，可以设想到上个世纪末，也就是2000年的时候，我们达到小康水平，就要突出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党的十六大就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形成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这就是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它是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阶层结构，就是说，上面最富的人占少部分，绝大部分人都成为中等收入者阶层，这一大部分人富裕对于经济的拉动会起到好的作用。同时这些人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水平，除了吃饱穿暖，还有文化方面的需求。现在有些人开始旅游、健身，这也是一种需求。这些人心态比较平衡，对社会、对党和政府的认同度是比较高的，无论从经济、政治稳定来说，他们都是比较有利的因素。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让贫穷的人越来越少，让富裕的人越来越多。现在离这个要求还有很大距离，绝大部分人还是在低收入的水平，更要命的是这

些人的收入还在递减，这样下去我们的理想社会阶层结构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从政治后果看，这种收入差距拉大趋势可能导致政治动荡。中国有个传统叫“不患寡，而患不均”，那么，现在这个时代我认为不仅仅是“患寡”，也“患不均”，更“患不公”。过去发生的朝代更替，好多都是农民起义造成的。问题的根源是土地问题。先是土地集中，土地集中导致贫富分化，然后就出现了会道门等组织，然后揭竿而起就把王朝推翻了，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周期率。农民起义的旗帜上就写着“均贫富、等贵贱”。现在我们的社会也有些潜藏的危险。目前我们党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还是相当强的，否则的话社会也可能会出现风波。现在我们社会如果有一点导火线就可能会出现问题。有时候我跟北京的出租司机聊天，他们认为这个社会不公平的问题很多，而且讲得义愤填膺、骂骂咧咧的。这表明人民群众中有不少怨气。改革开放27年来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人民群众普遍得到了实惠，可是，人民群众又有多少是满意的？很多人“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刚有肉吃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可是，吃着吃着，就看到你吃的比我吃的好得太多了，于是，就放下筷子骂了。如果你吃得好凭你的劳动、本事，那么我认同；如果是用不法的手段捞取好处，人民群众就非常不满意。你凭什么过得好，你比我付出的劳动多吗？你比我有本事吗？不是的，实际上有些人是在体制转型中运用不法手段一夜暴富的。这种社会心理很危险。2003年重庆万州一个在集贸市场工作的合同工，在重庆游玩，和一位农民发生冲突时说“我是公务员”，一句话就如点了一个火星，农民就跟这个“公务员”干起来了，然后警察要把农民带到派出所，农民对警察不信任了，这样就逐渐围上来几万人，然后警察就强行突围，农民还在那闹事，警察打催泪弹，农民流泪了，但是没有离开，擦了眼泪继续在那里闹。群众对当地政府机关不满和不信任到了什么程度，从这个事件是不是可见一斑？收入问题是人们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收入分配上出了问题，就会引起人们心里的不平，这个不平可能成为社会危险的火种。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收入差距拉大呢？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应该说是方方面面的，我们可以来梳理一下。

首先，收入差距拉大可以说是改革造成的效应。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就是要拉开收入的分配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激发社会的活力。这是我们改革的指向。这种思路是没有错的。但是，这种改革到什么程度、应当用什么手段来控制，在改革过程中因为各方面的情况都非常复杂，有些情况可能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因而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地控制。

第二，收入差距拉大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效应。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嫌贫爱富，会产生马太效应，即哪个地方资源越好它就会在哪配置。这就有可能造成有些地方和一些人越来越富，而另一些人越来越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与这个制度相适应的的分配制度。我们实行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

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到了90年代以后，我们又加上了一句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这样的分配制度会

分配中“生产要素”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土地。土地是不是生产要素？什么时候经济学都认为它是生产要素，但是我们国家的分配里面就是没有土地这个生产要素，这样导致了什么？土地不是要素，农民能从土地上获得收益吗？实际上，很多土地是政府征地，开发商来盖楼，这样农民获得的只是比较微薄的补偿，而且还不一定保障。这就产生了大量的问题，农民为什么富不起来呀，他靠种那么点粮食能富吗？肯定富不起来，那他唯一的资源就是土地，但是土地又不是生产要素。我们把“三农”问题作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什么是“重中之重”，农民八九亿人，这么大量的人口处于那样的生产、生活条件中，我们全国能实现小康吗？我们说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但是农民怎么小康啊？我们说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现代化本来的含义就是化“农”，就是让农业的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占的比例越来越少，让农村、农业的劳动力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发达国家是什么水平？像英国、美国的农业劳动力占国家劳动力的比重是2％，德国是3％，我们占多少，现在最新的资料是47％。前两年说一半人都在搞农业，那么一块土地，那么多人在那耕作能有指望吗，而且土地还在不断的减少。1996年到2004年我们土地减少了一亿多亩，从19.51亿亩减少到18.37亿亩，前几年我们清理开发区，6千多个各类开发区占3.6万平方公里，这是什么概念？全国600多个城市加起来的总和也没有占到这么大面积，其中浪费了大量的土地！农民失地后不仅没有生活的保障，也没有社会保障，在中国来说土地不仅仅是他们生存之本，也是他们社会保障的一部分。他们除了土地，没有别的生活来源了。由于广大的农民没有任何生产要素，只有劳动力，但劳动力又不值钱，他们到城里打工收入是微薄的。我们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是不断提高的，应该说发展成果是看得见的，但不管经济怎么发展，农民工始终是拿那么点钱，而且在一些地区农民工常常讨不到工资。农民工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脏的活，有的私营企业让这些工人一个月内工作500多个小时，我怎么也算不过来，一天工作10小时就是300个小时，那是很辛苦的，要是还加200个小时，那一天干了多长时间的活儿啊！有人形容他们“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关键是劳累了一年之后他们也要拿着点钱回去孝敬爹娘、妻子儿女啊，可是有些老板确实太不人道了，他们故意拖欠农民工工资，让农民工没有钱回家过年，所以就导致了农民工的极端情绪，他们对社会不满，他们直接的报复对象就是私营企业主。总之，收入差距拉大与发展市场经济有一定的关系，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不规范的，有经济学家讲，“我们需要的是好的市场经济”，弦外之音就是说我们目前的市场经济是不好的。市场经济天生就有弱点，就有毛病，而我国旧的体制没有完全打破，新的体制现在没有健全，这样直接受害的可能就是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现在很多人认识到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工人、农民不是改革成果的主要享受者，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往往获利较多。这就是说，发展市场经济，由市场资源配置的规则肯是对一些群体不利。

第三个原因，就是政府的调控不到位或者是错位。为什么说不到位呢？不到位应该说表现在很多方面，但主要是对高收入获利的途径、手段、用处调控不到位。有些高收入的获取明显是不合法的，但是没有得到及时、有力地打击和控制。说它错位是什么呢？就是说对中低收入者收税是管得比较严的，税收比较高。现在我们政府能控制的收入就是公务员、教师等吃国家饭的公职人员，一看工资条就知道该怎么收税，是控制得比较好的。个税起征点原来是800元，现在定为1600元，有的人还是认为不合理，如果这样调控有可能还要拉大收入差距。而很多私营企业不在政府控制之下，偷逃税的现象非常严重。有的是暴利行业，像房地产业，对它的征税是不到位的。媒体里面讲房地产是暴富行业，连房地产商也毫不避讳地说他们是暴富行业，是因为他们的品牌。媒体评论说，我们中国的房地产有什么品牌，他们这么说就是想把暴富合理化。社会也不认同，说开发商是占我们的土地，卖出的商品房那么高的价格，很多工薪层得花很长时间积攒很多钱才能买一套房子。就是说我们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市场调控的手段都有赖于进一步完善。

第四个原因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特殊效应。说发展到一定时期是什么意思？一般认为人均GDP在1千美元到3千美元之间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坎，在这个坎上，如果调控得好，各方面就发展得比较好，如果搞得不好，可能会导致经济的滑坡和社会的不稳定。美国一个经济学家叫库兹涅茨，提出了一个倒U曲线原理。他说经济发展到这个“坎”的时候，一般是收入差距比较大的时候，这是一个规律。他统计了18个国家得出了这个结论。另外一个经济学家不信，他考察了65个国家，最后认同了这个规律。就是说经济发展到1千美元以后，收入差距普遍拉大。我们国家现在还在倒U的左侧，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还没有到倒U的顶点，收入差距还没有拉到最大的程度。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才能迈过顶点，转到右边，从那个时候开始收入差距才逐步缩小。很多国家并没有遵循这个规律，如新加坡没有遵循这个规律，人家刚开始起飞的时候基尼系数就比较低，发展到人均2万多美元的时候，人家还是在保持在0.4以下。我们这个国家人口太多了，发展太不平衡了，也可能适合这个规律。还要说明的是，收入差距拉大与国情是有关系的。我们考察了很多国家，一般大国肯定基尼系数相对高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基尼系数高一些，人口众多的国家可能基尼系数高一些，这些因素我们国家占全了，基尼系数不高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定要看到收入差距拉大的客观必然性，这意味着收入差距拉大不是单靠政府调控就可以马上解决的。

不管什么原因导致收入差距拉大，解决这个问题、实现收入分配公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这个问题。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大政策时，就极为重视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他曾经指出，“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他在退休以后的几年对这一问题更加关注，比如他在1993年就曾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

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发展。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也就是到20世纪末就应当考虑这一问题。他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2000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水平。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和政府越来越强调收入分配公平问题。合理调节收入差距，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也就是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对策有那些呢？

合理调节收入差距，首先必须坚持公平正义原则。公平是指合情合理合法、不偏不倚的规则和标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主要包括四项基本原则。第一个就是保证基本权利的原则。就是社会上的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应该得到基本的保障，并且保障全体人民在权利义务上的平等。第二个是机会平等原则。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人，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强者还是弱者，不管在哪个地域工作，不管哪个民族，应当享有平等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比如报考公务员，你让不让农民考，这就是一个公平问题，因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传统的观念一般认为农民肯定考不上因而不必包括农民，如果坚持公平原则，允许报考的人员中肯定要包括农民，就是保证他参加公平竞争的机会，在考试过程通过公平的机制，一视同仁的对他进行考评，如果最后他落选了，那是他的能力、水平问题。解决收入分配公平问题，主要是提供公平的机制、公平的规则、公平的环境、公平的条件和公平发展的机会。第三个就是按贡献分配的原则。一个社会要有活力，就必须承认人们的贡献，而且应当让他们从这种贡献中受益，这样的社会才应该说是公平的。不要让有的人不劳而获，让有的人老是无私奉献，这样的社会长期下去肯定是没有活力。第四个原则就是调剂原则。就是说前面几个原则有保障了以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肯定要有一部分弱势群体，社会要通过二次、三次分配对收入进行调剂，让弱势群体有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和条

题。

合理调节收入差距的基本思路是“提低”、“扩中”、“调高”。要继续鼓励有能力的人走勤劳致富、合法致富的路子，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阶层结构。合理调节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对策应当是多方面的。第一个是要千方百计的扩大就业。要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是社会和谐的基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就业和再就业已经成为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影响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因此，中央提出要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位置，千方百计地扩大再就业。我们知道，不就业哪来收入啊。“十五”期间我们好不容易解决了一亿多劳动力就业。“十一•五”期间，我们面临的就业压力太大了，城市失业人群

有1千多万，新增就业人数又是1千多万，加起来就是2千多万需要就业。还有农村，农村劳动力转移非常困难，过去转移到乡镇企业，现在乡镇企业也不景气了，发展的余地不大了。现在农村的劳动力还有5亿多人，比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4亿）还要多25％。一般认为，20亿亩耕地只能容纳一亿多劳动力。那就意味着农村5亿多劳动力中还有4亿富余劳动力要分期、分批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市。城市自己的就业问题就不好解决，农村人还要转移，这是非常大的压力。现在一般认为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办法就是发展小城镇，还有就是增强中心城市的吸纳能力。一些中心城市扩张很快，吸纳能力较强。像北京向郊区县的扩张，朝阳区的一些农民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居民，变成了城里人；像广州市南拓，这样就把番禺扩张进去了。可是，像北京、广州、上海这样具有强大扩张能力的大城市又有多少呢？这些大城市自身也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而，它们扩张和容纳劳动力有一定的难度。另一条途径是发展小城镇。这些年小城市也发展起来了，但是有很多问题，需要总结经教训。一些小城镇没有产业的支撑，没有市场的扩大，人为的造城市，造一些楼房，把一些农民搬进去，这样实际会劳民伤财，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我们知道城市是先有“市”才有城。这个市场是怎么形成的？这就要靠产业的发展，一个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其他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发展使市场扩大了，城市的规模慢慢就起来了，这是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有人说没有产业发展的城市叫空心城市，或者叫人造花园、人造盆景，问题非常多，浪费耕地太大了。如果现在继续要让小城镇更好地发展，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那就要解决产业和市场问题等制约因素。这些制约因素怎么解决呢？如果解决不了，小城镇不发展，那么多富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出去，那些人的收入怎么提高，生活水平怎么提高呢？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就业问题解决不了，许多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没办法提高的。就业岗位的增加是与经济增长的速度是正相关的。因此，要扩大就业，就要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前进中问题的根本的方法。同时，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像过去那样盲目铺摊子、上项目，而是要科学发展，“十一•五”期间要着力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改善创业和就业环境，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就业体制。

第二个途径是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改革发展的“减震器”，是社会公平的“调节器”和社会安定的“稳定器”、“安全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必须逐步完善。如果这两方面配合协调，就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持久的促进作用。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社会和谐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任何社会都有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既包括身体残疾人也包括在经济社会转轨变型过程中由于下岗等方面原因造成的生活困难群体。我在北京市残联讲课，据残联的领导说，中国有6千万残疾人，这个统计是比较宽松的，因为在西方国家只要哪个方面残疾了就把你视为残疾人，在我们国家只要你能保证基本的行动，就不把你视为残疾人，因此，我国的残疾人实际上是远远超过6千万的，他们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比较痛苦的。而且这6千万残疾人都有一个家庭，家庭成员至少有二三个。

有的残疾人家庭实际上都笼罩着阴影，他们不仅精神上有痛苦，而且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确实不如别人。这一部分弱势群体，必须要靠政府和社会给养起来，因为确实没有办法。还有一部分弱势群体，是暂时性的、结构性的弱势，比如有些人很有能耐，但是他们生不逢时，正碰到企业改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倒闭了，很多身强力壮又有劳动技能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下岗了。尽管政府想了很多办法解决他们的再就业问题，但实际上许多人下岗后由于各种原因是很难实现再就业的，有很多人甚至终身无法就业。对他们的社会保障目前还是比较低的。总体上看，目前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还太小。享受社会养老保险的只有

亿人，失业保险只能覆盖1.6亿人，纳入医疗保险体系的只有1.28000万人左右。城市接近一半的人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农村有80％以上的人没有保障。一些人虽然有社会保障，但是保金比较低。有人讲“政府出一点，单位出一点，个人出一点，三点加起来还是一点点”，保金太低实际上也是难以真正保障的。我们现在失业、医疗等方面的保障，普遍来说还比较弱，像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比较差，很多人看不起病，但是农村进入新型医疗保障体系的只有20％左右，多半是珠三角、长三角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民，中西部的农民很缺乏保障，这是我们加快建设和谐社会的重点问题。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很多方面，比如有低保、有失业保险、有医疗保险，还有救济、救助、优抚等等。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确定保障标准和方式，逐步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要认真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问题；要继续发展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等社会保障事业，完善优抚保障机制和社会救助体系，建立可靠、稳定的社会保障资金筹措机制，支持社会慈善、社会捐赠、群众互助等社会扶助活动；要重视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积极发展残疾人事业；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就为社会保险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指明了方向。我国政府也在逐步出台一系列措施，努力解决各阶层人民的社会保险问题。

第三个途径是要大力发展慈善事业。靠政府的第二次分配解决问题的力度是有限的。因为政府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是不想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没有那么多钱。因此，就要唤起整个社会的慈善爱心。我国慈善事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慈善事业发展了近百年，我国只有十余年。美国有非营利的慈善组织100多万个，我国公益性慈善机构只有100多家。截止2004年底，慈善机构所获得的捐助总额只有50亿元人民币，只占GDP的0.05％，应该说是相当少的。慈善事业在国外一般都是企业、富豪的捐款，许多实业家设立了慈善基金会，将私人财富以捐款方式回报社会。像美国的慈善基金占到国家GDP的

2.17％，底数那么多，再加上那么大的比重，应该是相当有保障的；英国等其他发达国家比它稍微低一点，如英国为0.88%，加拿大为0.77％。我国这么多人口的大国，现有的慈善基金就那么点，我们慈善事业救济到的人也是相当有限。那么我们国家慈善基金少是什么原因呢？有人发出了四声叹息。2005年发布的“中国内地慈善家排行榜”上，135位慈善家榜上有名，他们在2004年一年的捐献共计9.85亿元的善款。第一声叹息就是中国的大款捐款太少。他有一个比较，美国50个富豪在5年之内捐款是650亿美元，而我们国家135位大款捐献不到10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1

亿美元，占美国善款不到15%。这么多人捐这么点，相差太大，并且认为慈善行为的差距不只是经济实力问题；第二声叹息是财富榜上名列前茅的人不是慈善榜上名列前茅的人。“福布斯2004年中国富豪榜”上，名列前茅的富豪基本没有捐款，有一个黄先生捐款了，他在财富榜上是排66位，就是说前60多位都没有捐款。我们的富豪富起来之后没有像小平同志讲的那样，先富带动后富，他们的财富取之于社会，但是没有用之于社会；第三声叹息是我们国家的慈善家主要是房地产业的大鳄，说前面135位的慈善家中有41位主要从事房地产业和建筑行业，而排名最前10位的慈善家中有7位主要是经营房地产的。有人评出2004年十大暴利行业，房地产业位居榜首。房地产业是资金的富矿、富翁的集中营，而许多老百姓住不起房。实际上是对房地产行业有一些微词；第四声叹息是一些经济实力在国内靠前的地区没有在慈善榜上体现出来。这是我国富人捐献的情况。实

出来作为捐款的基金。我们社会13亿人，如果每个人献出一点爱的话，我们的慈善基金就会比较大。现在捐款不是自己有这个意识主动捐，基本都是都是单位组织的。所以要唤起全社会的爱心，从各个途径发展我们的慈善事业，首先要把慈善基金做大了，资助才有力度。

第四个途径就是要完善我们的各项制度、规则。法律是最大的规则，首先是各方面法律要完善，对于合法的收入我们要保护，对于不合法的收入要坚决打击。还要形成一个合理的分配制度。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资本、劳动、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目前按劳分配还没有真正体现好，一些人的高收入并不是付出更多劳动所得。按要素贡献分配也需要规范。有些要素的获得在起点上就不大公平，有的人借改革开放之机通过各种手段得到了很多积累，他们这个很大的积累在市场反复滚动，就获得更多的收益。而很多人没有这个积累，因而就没有收益。这样下去，财富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国家在各方面法规和政策都需要配套，如果不配套，越是按要素分配，得的越多的人做得越大，获得越多，那这个差距肯定是没办法缩小。还有税收体系要完善。发达国家的税收体系都是比较规范的，个人所得税、高额累进税、房产税、遗产税等税种非常齐全，而且对每一个税种的法律规定都非常细、非常严格。我们现在方方面面都有漏洞，首先法律没有健全，也不配套，该收的税有不少还没有收起来，因此，不能“限高”。 对于高收入要用税收的手段进行调节，例如现在呼声很高的就是征收遗产税。发达国家这方面的税都比较重，为什么很多人愿意扩大投资规模，很多人愿意捐献慈善事业，因为他们的税收很高，捐献可以享受一些免税政策。我们国家也开始实行捐献减免税的政策。总之，按劳分配也好，按要素贡献分配也好，都应该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则，而且这种规则之间应该配套，配套之后应该落实。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完善国有企事业单位收入分配规则和监管机制，建立规范的公务员工资制度和工资管理制度；要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分配制度等，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要依法保护个人经济权利和合法收入，多管齐下坚决取缔那些通过侵吞公有财产、偷税漏税、权钱交易、抢劫、盗窃、走

私、贩毒、卖淫等犯罪行为；等等。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还提出，要建立健全个人收入的信息体系。收税也好，捐献也好，都需要个人收入公开。现在很多人工资单是明的，但是工资外收入比工资单上要多得多，一些领导干部很多收入来源不明，这会带来许多问题。因此，建立健全个人收入的信息体系不仅是规范分配秩序的前提，也是避免贪污腐败的一个重要措施。

中央不仅提出了更加关注社会公平的要求，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配套措施。随着这些措施的贯彻落实，我们的社会必定越来越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