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向未来的教育理想

杨东平《中国面向未来的教育理想》

珠海文化大讲堂132讲

日期：2010年09月11日

时间：15：00—17：30

地点：珠海市图书馆一楼综合厅

主题：中国面向未来的教育理想

主持：黎棋

主讲：杨东平

主讲人简介：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曾任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总策划。研究方向为教育现代化理论，教育公平、教育公共政策等。著有《通才教育论》、《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化教育的20世纪》、《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等。

主持人黎棋：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们，我们周六下午的珠海文化大讲堂又见面了。我们今天说一个对于每一个关心中国未来的人都是可以说关系到大家切身发展的问题就是教育问题。今天我们的嘉宾曾经在去年写过一篇非常有轰动力甚至爆炸性、争议性的博文就是点评中国的奥数教育，当然不仅是奥林匹克数学，还有奥林匹克物理、、奥林匹克化学。我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小时候80年代初在全国的一所重点中学，在我们学物理的时候非常感兴趣，当时和现在还不一样。当时80年代中我和父母就因为改革开放来到珠海了。我当年参加奥物竞赛还是第一名，我手下的那些败将都是我很好的朋友后来代表中国参加在古巴举办的一次奥林匹克物理竞赛，四块金牌里面有三个是我当年的同学，当然这三个都曾经是我的手下败将。所以当时来到珠海之后非常的痛苦，当时珠海的教育是没有资格推荐奥林匹克数学和奥林匹克物理竞赛的，在8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对于拿的觉得真的像奥林匹克比赛一样神圣的东西，但是看了今天演讲嘉宾的这篇文章我才如梦初醒，教育本质究竟是什么？是不是给我们的孩子脑袋中灌输一堆像垃圾食品一样的垃圾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教育如何面向未来，如果面向我们的国民我们的下一代，这是值得我们大家深思的问题。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珠海文化大讲堂请到了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还有我们熟悉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副会长，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的理事长，北京理工大学博导杨东平教授，让我们大家用热烈掌声欢迎杨东平教授。

主持人黎棋：杨教授为了今天的赴约一波三折，本来昨天就应该到了，结果因为北京的严重交通堵塞没赶上飞机，今天早上才风尘仆仆的来到珠海。恳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远道而来的杨教授，今天杨教

授给我们带来的题目叫做《中国面向未来的教育理想》，这个题目非常的吸引人，我们接下来把时间教给杨教授，有请！

杨东平：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来到珠海的文化大讲堂，就我们中国未来教育发展问题和大家做一个交流。大家知道不久以前，我们国家刚刚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次全国教育大会，颁布和通过了一个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规划纲要。在这个纲要公布以前，在今年6月份中央也公布了另外一个纲要叫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我本人也是这两个规划纲要的参与者。

我们面向未来教育改革的蓝图、目标、方向都已经奠定，这个规划就是2010—2020年中国的教育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一个新的起点。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中国的教育正处在一场大变革的前夜，有些人挑战我，前半夜还是后半夜？的确是一个问题，如果按我们在北京的情况看的话，好像还是慢慢长夜，但如果看我们很多超越了北京甚至把目光放远一点，很多地方很多基层正在出现的教育改革和变化，新教育的曙光的确已经依稀可见。

这样的提问背后还是一个真问题，也就是说面对当前比较严峻的教育现实，很多人内心有疑虑的，即便国家通过的规划纲要，召开了教育大会，做了很多的工作部署，有很多的工程很多的计划，大家心里有一个疑问，教育能改变吗？有戏吗？不光是学生和家长，我们的很多教育工作者内心也有这个顾虑。

有一个记者小孩三岁了，他问我你觉得我这个孩子以后有没有希望？也就是说能不能享受稍微好一点的教育，我说可能有希望，他不太相信，现在已经开始为进入应试教育的轨道，三岁已经开始做准备的，怎么买房怎么上幼儿园，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

我个人对于一场建设性的实质性的改革还是抱有希望的。尽管有人认为我是对于教育批判比较偏激的人，可是我对于教育改革的态度比很多人更为乐观。因为我比较多的参与到一些体制外的教育活动，或是对于教育改革的动力机制有一些认识。我为什么说教育是可以改变的？其中一个最大的背景像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大势所趋。

为什么说中国的教育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新的历史时刻？也是这个道理。不完全是说我们的觉悟提高了，我们的认识上升了，是整个教育发展的内外环境、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这是一个最大的最现实的动力，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学龄人口开始大幅度的减少，大、中、小学都开始面临严重的生源危机。从统计数字来看，2000年到2009

年小学生的在校数下降了四分之一，学校数下降了40%。高校的同志从每年的高考可以最直接的感受到这些信息，高考的大数三年下降了100万，08年是最高点全国的考生1050多万，以后每年下降30万左右。像山东这样的人口大省，前几年大概都是80万左右的应届毕业生，现在预测到2015年左右只有40万。北京前几年差不多每年高中毕业生18万，今年是8万。所以这是一个供求关系的改变是非常深刻的，迫使学校必须重新规划自己来定位自己。不是供不应求，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当然，首当其冲的还是民办高校，近几年每年都有一批民办高校倒闭，因为招不到学生了，每年都有一些优秀的民办高校倒闭。中国的民办高校都是靠数量和规模取胜的，达不到万人规模就不行了，这样的时代也过去了。如果你不能尽快的形成优势和特色，因为不可能再招这么多学生了。

对于很多城市的中小学也有问题，最近这几年农民工子女的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当然跟各级政府的努力有关。但是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压力，就是如果你不招农民工子女的话，我们的公办学校很多就要关闭，教师就要下岗，这些真实的压力必须面对的。

这些外在的压力，这些压力不仅是人口的减少，包括高考人口的减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近年来媒体非常关注的一个现象，就是第三次留学高峰，小留学生越来越多。中国的留学热潮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初是一次，国门刚刚打开，大家都向西方学习。《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就是那个时候的事。第二次是89年以后，第二次大规模的出国。第三次就是最近几年。这个原因很深刻很复杂，但是对于青少年而言就是一个很直接的原因，逃避应试教育，用脚投票，不跟你玩了。所以这两年每年的高考季节还在宣传高考状元等等，但是在我看来高考状元含金量每况愈下。第一，几乎绝大多数的高考状元都是加分状元，不是裸考的成绩。第二，很多优秀的都直接到国外了，很多到美国上大学，竞争的层次已经降低很多了。而且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的大中城市里面优秀高中开始举办国际班，参加美国SAT考试等等，这个趋势势不可当。

这对于我们提出的挑战就是我们的教育如果不改，我们最优秀的人才都走了。所以这些大背景是我们教育改革，人民群众对于教育强烈的不满，有可能成为、转化为促进教育变革的一个实际的动力。供求关系的极大改善，国家对于教育的投资与日俱增，现在很多地方尤其是所谓985高校主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花钱，怎么在年底以前把这些钱花出去，太多了。

总而言之，整

体而言中国教育已经渡过了此前很长时期的极度短缺极度紧张的状态，进入了一相对宽松的阶段，无论在供求关系还是经费上面都是如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可能都有条件上追求一种更为理想的教育，所以教育变革势在必行。所以为什么我对于教育变革是抱有信心的，就是形势逼人强。为什么当年中国要改革开放，你的经济要破产了，必须走这条路，现在你的教育也到了这个地步，不改不行了。

还有一个问题，教育向何处去？

尽管中央的文件、纲要、规划做了很好的部署，做了很好的规定。但是这个问题我认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也就是说我们要确立一个面向未来的新的改革的共识。如果我们在现场做一个调查，您认为理想的教育是什么？好的教育是什么？我相信答案会非常不一致，就是教育向何处去？很多的家长、教师、学生或是政府干部比较容易倾向于所谓好的教育就是上北大、清华、人大附中、重点学校，这就是好的教育。如果这就是好的教育，那我们的教育改革确实没有希望了，也不用改革了，北大、清华、人大附中现在就在那里。所以，奠定一个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理想，形成关于改革的教育共识也是一个真问题。否则的话，我们像此前多年说的工作一样，往往还是在原地踏步，就是重复一些大家都熟悉的事情。

关于什么是好的教育的问题，抽象的答案是很容易的，但真的形成一个明确的价值方向并不是那么容易。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30年前中国刚刚对外开放的时候，中国和美国都对对方有充分的好奇，互相派教育代表团考察对方的教育。美国的代表团到中国学校一看，不得了了，书生朗朗、严格训练、纪律严明、意气风发、如饥似渴，断言30年之后中国的教育肯定超过美国。中国的教育代表团到美国一看，美国的学生自由散漫、吊儿郎当、上课讲话做小动作、无组织无纪律、没有作业，断言中国的教育30年之后一定超过美国。观点高度一致。现在30年已经过去了，奇迹并没有发生，美国仍然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科技、教育大国，中国的学生仍然在应试教育的苦海中挣扎，越陷越深。

这个故事说明了30年前教育改革开始的时候，我们错失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在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在经济领域完成了一场拨乱反正，就是向何处去的问题。到底回到50年代的计划经济，还是开辟一条新路，在邓小平为首的党内改革派的坚持下，又过了十几年到十五大的时候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出了一条新路。教育领域恰恰相反。当时的教育领域也有这场争论，是否需要解放思想拨乱

反正，如何看待文革前17年的教育，是不是回到五十年代的教育是一理想境界。但是这场讨论是半途而废，被主管教育的领导同志压制了，他们的项目当中回到五十年代是熟门熟路，重新颁布高教60条小学30条等等，按照五十年代重建教育，中国新时期的教育重新回到了五十年代，这个后果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今天我们所说的教育所有的弊病，在五十年代，在文革前17年当中已经存在了，都不是新问题。像学生负担过重、智育至上等等等等，只不过我们没有接受教训，没有开辟一条新路。所以我们今天就面临这么一个重大的历史责任，向何处去的问题，要树立一个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理想。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关于当前的教育形势。

第二个问题，如果用一个比较理论化的名字叫做“为人本主义正名”。80年代的时候有一位改革者，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做《为人道主义辩护》，这个事情教育界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从80年代开始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的启蒙，这个任务并没有完成还要继续。我们今天说为人本主义正名就是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已经提出好几年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国家也布置了大规模的学习运动，可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对于以人为本这个东西，视为一种惯常的工作口号，比如说什么三个代表四个坚持，过两年就过去了。但是我个人认为以人为本是非常具有深意的，真的是一个历史的转变，来之不易，非常难得。

因为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整个中国的社会发展观，从五十年代到现在，大概三个阶段。

一个阶段是文革前，以政治本位的阶级斗争为纲，政治凌驾于一切之上，凌驾与经济工作、科技工作之上。把政治斗争、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放在第一位。这个阶段在座的大家很多人都是没有经历过那个岁月，可能有些淡忘了。可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同志都知道那时候所谓高度政治化的教育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在1958年提出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活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是当时的基本方针。这个口号到了文革当中变本加厉，到1975年中央宣传的教育改革的先进典型朝阳农学院提出的口号就是要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发社论，要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今天听来觉得非常荒唐，那时候公检法干什么呢？当时已经被砸乱了。当时对于教育夸张到这种程度。

在文革结束以后，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被否定了，我们教育为政治服务改换了一个提法，教

育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这是党的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教育纲领也做了一个转变。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肯定比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但今天看来这个进步还是有局限性的，教育仍然处于一种从属性的地位，为经济服务而已。你还没有获得自己的主体性，而且把教育的功能主要定位于一种功利主义的教育，就是开发人力资源，培养专门人才，但是教育的功能远远不止这个。80年代我们拨乱反正纠正了文革的路线，但是对于教育的认识还是有偏颇的。

今天我们提出来的教育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可以说是真的正本清源了，回到社会发展的正路上了。社会发展要以人为本，教育直接以树人、育人为目标的活动，当然更要以人为本。但是我们知道，直到今天为止示范院校的全国通用教材，人本主义仍然是一个被批判否定的资本主义教育思潮，以人为本不就是人本主义吗？所以我说在我们教育界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任务仍然艰巨，我们还是不敢，在很多场合不敢理直气壮的谈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在很多场合还是和资产阶级划等号的。中央已经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但是在教育领域怎么贯彻这个东西，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很大的距离。

如果我们从教育文化的演变，从教育史的角度来看教育价值观的变化，这个轨迹也是很清楚的。在中世纪以前，教育基本上是宗教本位的，神本位的，宗教至上、神权中心的教育。文艺复兴以后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教育学的基础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有人称之为是知识本位、学科中心的教育。所以19世纪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1776-1841)奠定的这套学校教育学，就是工业革命的时候奠定的，他的教育学原理就是认为学校教育核心是知识体系（科学知识）。学校教育就是把这些科学体系分门别类、由浅入深，根据大工业的概念，用班级和学校集体授课的方式传递给学生。在工业革命之前教育是一种自发的、小规模的、不正规的活动，把大生产的规律运用到教育过程，用集体授课的方式传授知识体系。用知识本位代替了宗教本位，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但是在教育现代化的坐标上，这个进步仍然是一个阶段。

到了20世纪初以后，由美国的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所发动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席卷全球，包括中国当时也在这个过程之中，把工业革命时代的知识本位的教育颠覆了。杜威的教育观我们经常称之为儿童中心，就是人本位，以儿童的需要为本。杜威的教育观就是认为要彻底的改变1十九世纪形成的教育观，在

太阳系的中心不再是知识体系，而是学生。一个好的教育应该是围绕儿童成长实际需要组织教学，而不是把知识分门别类、由浅入深把灌输知识作为核心。所以大家可以理解，这个人本位就是儿童中心和学科中心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杜威批判了传统教育，二十世纪初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在西方就是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分野，在此之前是学科中心、教材中心、教师中心，教师垄断课堂，用教材进行标准化统一化的知识教育。到了杜威的时代改变了，以学生为本，以儿童为中心，围绕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组织教学。

对于青少年成长而言，长需要显然不仅仅是学习，不仅仅是智力。

在1918年美国一个中等教育改革委员会，确定了新的学校教育的方针，教育七项基本原则，可以看出新的教育价值的区别。七项基本原则是：1、健康；2、公民的权利和义务；3、有价值的利用闲暇时间；4、有效的家庭成员；5、基本学习过程的掌握；6、合乎道德的品质；7、职业训练。这个表述当中智力教育占了七分之一，毫无疑问现在大家都清楚，健康是最重要的，没有健康什么什么都谈不上。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积极的利用闲暇时间、有效的家庭成员等等，我们可以看看，这是1918年美国中等教育改革的七项原则。跟我们今天的智力教育中心，考试至上、分数至上的教育的确是不可同日而语。

经过二十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洗礼，这种教育价值观在全球的大多数地方改变了学校的面貌。

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各国的教育，基本上都是二十世纪以后的学校，都是体现这种价值的，人本位的，儿童中心的，兼顾儿童青少年成长各种需要的。而不仅仅是死读书、考试至上、分数之上的教育。包括在日本，我们中国的很多教育工作者有一个习惯的思维，儒教文化圈大陆、台湾、韩国、日本都很难改应试教育。但是真的到日本考察一下人家的学校，跟我们中国完全不一样，差距也是十万八千里。中国有一个高中学交流计划，派一批学生到日本高二学习三个月，日本也派学生到中国高中学习三个月。我参与这个项目的评估，中国高中生谈感受，说日本普通高中的高二半天上课，上午上课，下午都是社团活动，比如说骑道、柔道、剑道、跆拳道等等。高二的学校不分男女生都要上一门家政课。刚才讲以人为本的教育，就是要培养未来的社会公民，未来社会的职业者，培养未来的妻子和丈夫，培养未来的家庭成员，都是中学教育的目标。这几个高中学生在日本家政课的课堂上一人为自己做了一件小棉袄，感触非常深。

这就是完全不同的教育品质、教育目标、教育价值，这种差别的确是非常巨大的。

还有人跟我说，他的小孩子在日本上中小学，说日本的中小学不鼓励任何形式的竞争。他说对于儿童而言，需要学习的就是团结和合作，竞争这是成人社会的事情，长大以后慢慢去学习，不需要在儿童的时候引入竞争的概念。当然也没有三好学生，也没有班干部，什么都没有，一视同仁。甚至体育比赛都不设个人项目，避免造成有些人是体育明星、长跑冠军等等，他们就把学生分成红队蓝队两个队。我大吃一惊，我真是没有想到我们的近邻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的实现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经常说中国的学生缺乏团队精神、合作能力等等，从小学开始都是单打独斗争取个人出人头地，把其他的所有学生当成自己的竞争对手，这样下来进入社会怎么成为一个好的社会公民。等你到了职场或是研究生再来改变他谈何容易。

以人为本这个价值观在教育领域，在教育哲学的轨迹上非常清晰可见，从宗教本位到知识体系本位到人本位。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又回到一个原点，回到一个非常健康的起点上，这是非常难得的。当然要把这个价值观变成一个普遍的现实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但是这个方向、价值观已经奠定了，我们需要贯彻和落实。

对于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其实国内的理论界还是有不同的看法。刚才为什么说要为人本主义正名，有人说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以民为本就是毛主席说的为人民服务，我们党早就提出了。从而阉割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革命性的内涵，转化成一句早已有之的空话套话。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央不提以民为本，这一字之差内涵决然不同，人民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是一个很难操作和把握的概念，而且在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上基本上和敌人的概念相对立的。所以我们过去在商店里经常发生这种争论，每个商店都贴着“为人民服务”，售货员的态度非常的恶劣，顾客说你为人民服务态度还这样，售货员义正词严的说我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服务。这就是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的区别，以人为本是建立在宪法基础之上，宪法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包括受教育，所以以人为本必须得落实到每一个人的实际权利上面，不是用一个抽象的概念概括的，所以以人为本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的提法，以民为本是一个传统的没有针对性的提法。

所以，为人本主义正名，在理论界是有不同的争论的。

这是第二个问题，为人本主义正名。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核心命题

，就是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观。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已经奠定了，在我们的教育领域，以人为本究竟有哪些体现？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一个理论没有内部的构建，就是一句口号是不可操作难以落实的，必须把它具体化变成一系列可以操作、可以判断、可以评价的工作性的方针，才可能逐渐的在现实中来贯彻。所以，构建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观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想关于这个问题，有这么几个基本的概念。

第一个就是以人为本就是以学生为本。这好像是一句废话，实际上有很强的针对性。也就是说以人为本的第一个概念，或是说以教育为本，以树人育人的概念，回到教育的基本宗旨基本价值，就是以人为出发点的。它的针对物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看到普遍的现实不是以育人和树人为本，是以政绩为本，以形象为本，以规模速度为本，以数字为本，以升学率为本等等等等，总而言之以教育之外的东西为本，是一种反教育的行为。所以第一步就是一个拨乱反正，你教育到底是干什么的？就是为学生服务的。就是树人育人，要恢复这个基本宗旨基本价值，这一点规划纲要里面也谈了很多，但是往往成为大家觉得是习以为常的话，有时候不会特别的重视，但是第一要义就是恢复教育树人育人的基本宗旨，而不是以教育之外的一些东西为本。这些年来，大家最为追求的就是我们称之为“教育GDP”的那些东西，教育外在的规模、速度、升学率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成为一个地方教育评价的主要指标。当我们主要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把学生忽略了，学生就消失了，追求这些外在的东西。所以第一句话叫以学生为本。

第二句话叫做以每一个学生为本。抽象的讲以学生为本很容易，但是做到以人为本，就是以每一个人为本，以每一个学生为本，这就非常难了，要花工夫了。在规划纲要里面用很大的篇幅谈这个问题，除了讲到“要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把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主动、生动活泼的发展，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同时提出：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这里面每个学生、每一所学校，这种字句的强调并不是偶然的，并不是随意的。当然有一部分是一种政治态度的表达，像“不让一个孩子失学”，这是很难做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意愿，

但是前面强调的办好每一所学校，让每一个孩子得到成长，这是一种新的教育价值观，就是面向每一个学生的教育。这个问题前些年有很多学校提出这样的目标，叫做“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习一切”，这个口号比较漂亮，但是离现实还比较远。现在是我们要把这样的理想转变为现实的时候，所以“为了每一个学生”。

第三个句话。这个问题还没有完，为了每一个学生的什么？为了他们的升学？他们的学业成就？这当然是重要的，但不完全，纲要里面说了“为了每个学生的成才成长”，我们比较习惯用的一句话就是“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终生幸福”，教育是一个奠基性的事情，不仅仅是在学习期间、学校期间得到发展，还要为他的一生的成长奠定一个基础。也就是说一个好的教育应该增进人的幸福感，而且能享用终生。

这个问题在今天越来越尖锐，这个问题就是说有媒体做了这样子的标题，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这仅仅是一方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受教育越多是不是越快乐越幸福？这个问题每个人都可以扪心自问。当我们的城市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宅男、剩女”的时候，就在拷问教育，受过优秀的教育、名牌学校学历、很好的经济地位，但是个人生活是残缺的不完满的，自我满意度很低。如果做一个不恰当的比较，我们会发现，中职的毕业生满意度反而很高，很少有剩女，早早的结婚生子很顺溜。这是不是教育学要追求的目标呢，就是说教育应该使生活更好美好更加圆满，而不是相反。

这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讲的道理，在一种好的教育当中，把培养一个有效的家庭成员，培养未来的丈夫和妻子也是纳入自己的教育视野的，不是一个与教育无关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把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解析成三句话，为学生的教育，为每一个学生的教育，为每一个学生健康成长和终生幸福的教育。

这种为每一个学生健康成长和终生幸福的教育的贯彻实现，需要对现实的教育做很多改正，还是要进行很多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工作的。我想突出的讲其中的几点。

第一点就是从精英主义转向大众主义。所谓为了每一个学生，就是指大众主义的价值，与此相反，就是为了少数学生为了少数人的教育。我们今天已经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的阶段，去年我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4.3%，也就是说在18—21岁的青年当中24.3%在大学，将近四分之一，到2020年将近40%。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大众教育的阶段，但是我们的学校教育目标仍然是小众化的仍然是精英主义的

。刚才我们说的一些最优秀的学校，教育的关注仍然是前5%的学生甚至前1%的学生，在一个县中学关注的就是能够升学的大部分学生。在这种精英主义的价值观当中，大多数的学生成为一个自生自灭，看你的造化，不在教师的强烈关注之下。所以我经常说我们北京，我讲都是北京的，我今天中午跟珠海教育局的两位同志交流过，珠海的情况非常特殊，人口规模比较小，经济又非常发达，很都问题更容易解决得好一些。不像北京一些问题非常强烈和突出，成为人民群众严重不满意的问题领域。

所以我说我们在北京的话，很多家长花很多钱把小孩送进所谓的重点学校，但是只要你不在所谓的重点实验班，仍然是自生自灭，花这种钱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说你就在家门口上个普通小学平平安安身体健康就足够了。如果你连北京市一所普通的公立学校都不满意的话，，我们全国的老百姓怎么办呢？我家附近的中关村三小3000多学生，学生下课不准离开教室，不准笑、不准叫、不准跳，上午放风15分钟下楼做广播体操，下午放风15分钟，这还是好的教育吗？这是我们的教育理想吗？小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严重的厌学，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当然学校有他的苦衷，学生太多。一个小学根本不应该达到三、五千人的规模，而且高收费。这所小学2008年校长、副校长、书记、会计等五朵金花集体入狱，涉案金额1.2亿，才开办了五、六年，这是重点学校的面貌，所以这不能成为我们的理想，这离理想差太远了。

要适应我们的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全民教育的现实需要，改变以少数学生为本的价值观，改变精英主义的教育理念，这也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需求。刚才有记者问我，你认为全世界什么地方的教育最好？这是有标准答案的，是芬兰。芬兰创造了全世界教育的奇迹，在连续几年的学生学业测试当中，学生的阅读、数学、科学、创造力等等都是居世界首位的，超过了过去曾经数学、科学比较好的地区，包括台湾、香港、韩国。全世界的教育家都到芬兰取经，他们看到的东西各不相同。我个人比较看中的一点就是芬兰的教育以每一个学生为本，注重体现在是以后进学生为本，好学生你不用管他，他自己已经可以学好了，教育的全部价值在于帮助有问题的学生转化提高他。芬兰的教育官员对于台湾的访问者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化，他说芬兰没有办法跟中国相比，说我们的人口很少，所以每一个儿童都是很宝贵的，他们教育的目标不让一个儿童成为落后学生，如果他们学校教育的关注在后进学生身上，大家可以知道，整体的平均水平非常之高，好学生

本身就很好了，坏学生你在花很多的努力帮他提高，这就是芬兰的秘诀，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秘诀，这就是以每一个学生为本，需要非常具体的体现。

第二个价值就是关于培养目标的问题，叫做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培养目标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论的，改革开放以来80、90年代都争论过，这次围绕规划纲要的制定，关于教育规划的方针是不是要升级换代更新为2.0版，这也有非常的激烈。我们现在的培养目标基本上五十年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形成的，八十年代的说法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接班人的说法是64年反对苏修论战时候毛主席提出来的，反对和平演变，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建设者是八十年代提出来的教育方针，为经济建设服务。一个是为经济建设服务，一个为政治建设服务，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基本上反映了上一个时代的教育文化的一种延续。

我个人认为是需要更新，已经不符合我们今天的实际需要。这个问题教育理论界一直有争论，每一次修改立法的时候都会提出来讨论。譬如说建设者和接班人到底是一波人还是两波人，建设者能否接班？接班人要不要建设？这个提法的科学性还是有问题的，尤其是接班人还是一个政治性的提法，现在我们已经是全民教育了，不分阶级、宗教信仰、家庭出身，都要接受教育。一个家庭是佛教家庭、基督教家庭还算不算接班人？接谁的班？这个学生高中出国到美国了，还算不算接班人？还是我们的教育失败了？这样的概念已经无法解释当前的现实，是一个陈旧的概念。

我们提出一个新的培养目标，就是培养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这是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基本表达。我们这次通过的规划纲要里面，在总纲部分重复的还是传统的表达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但是在育人为本的论述当中，讲到“要加强公民意识、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划时代的革命性的突破，就是把培养合格公民纳入一个国家的教育目标。我想这是一个折衷的产物，在中国要改变一些基本的方针是非常困难的，但还是在下面的论述当中增加了培养公民的内容。

如果我们中小学非常明确的以培养未来社会的合格公民为目标，很多问题迎刃而解了，围绕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的要求改善我们的学校教育，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智育教育，绝对不仅仅是考试。我们的学校教育在这方面的差别非常之大。

大家知道近年来中国高考状元，很多人也申请美国的名牌大学，媒体上经常传来美国大学拒绝中国高考状元的消息，主要原因

就是这些高考状元基本上没有社会表现的社会实践、社会服务的经历，更不用说优秀的创造性的社会服务的经历。对于国外的名牌大学，最看中的就是这些东西。因为是为培养未来社会的领袖人才、社会栋梁的，最本质的要求就是有社会责任感，社会参与能力，服务社会的公益心等等，如果你不具备这些能力，就是一个考试机器，人家干嘛培养你？来我这里申请的考试都不差，分数都很高，区别就是一些人是优秀的社会活动家，未来的社会领袖，一些人就是书呆子。

今天北京的理科高考状元人大附中的学生李泰伯被美国的11所名牌大学拒绝，成为一个教育新闻。他有非常充分的社会活动的表现和经历，有金光闪闪的头衔，但是美国的11所高校毫无例外全部拒绝。有一个留学中介机构对于美国高校的评价准则非常熟悉，说比较要看出来这个学生比较发自内心的建设这件事，而不是为了达到某些目标打造一些金光闪闪的头衔，就是我们教育的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为了达到目标采取功利主义的做法是国外的高校非常不认可的，非常反感的。当然中国的几所高校的自主招生素质评价也是这样的问题，你没有表现不性，但是你让人家一眼看出来做出来的业绩，好像也有问题。教育

像深圳市南山区，多年来一直在开展公民教育，所以我想说公民教育应该提到我们教育议事日程上来，是一个真问题。这个公民教育它的意义在于不仅是面对学生，对于家长和成人社会也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经过这种公民教育，很难出现我们期望当中的公民社会。

今天中午的时候我们大家讨论到一个问题，应试教育谁之过？究竟是学校和老师的责任还是家长的责任？现在出现了双方互相推诿的现象，学校说我们想实行素质教育我们要减负，但是家长的观念没有转变一定要增加负担严格训练。很多家长也说我们家长怎么会不心疼孩子呢？我们怎么愿意忍受这种非人的教育呢？但我们知道这两种事实共存的，很多家长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很多家长对子女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高目标，非清华北大不上。我们珠海市教育局的一个女同胞，她妈妈给她取的名字叫李京，就是一定要上北京大学，开个玩笑呵。一个小孩子给家长报喜考试考了98分，家长一个耳光为什么不考100分？家长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背后有个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出人头地、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等等，这与我们现代公民社会完全不相符的陈旧的传统的价值观，封建时代的，这是传统的官本位的价值观，这些人的价值观比贾宝玉还落后很多，贾宝玉最讨厌这些东西了，读书做官谋求功名。

陶

行知的教育观念就是现代教育培养的目标，不追求像封建社会一样做人上人，做人中人，这就是公民社会人人平等，做一个普通人。如果我们家长的理念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应试教育的气氛还可能稍微的缓和一些。所以培养社会合格的公民就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重要方面。

第三个重要概念就是个性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教育方针重大的争论。我们教育方针的表达就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发展是最高理想，这是无可质疑的，天然正确的。但是为什么这么一个教育理想在60年的教育现实当中往往被架空了，为什么应试教育愈演愈烈，我们的全面发展教育仅仅成了一句口号。这个问题也不是今天提出的，五十年代陆定一做中宣部长的时候说全面发展有偏颇，应该加一句是“全面发展、因材施教”。全面发展过于强调统一的平均发展，转化成学校教育的具体要求叫做就是“门门五分”全优，叫做全面发展，变成了一种平均发展、平庸发展，是以否定、牺牲个人的个性为代价的。这是在五十年代非常的明显。

我们经常说五十年代学校的教育质量怎么高，我本人也是上海最著名的上海中学的毕业生，回头看，当然包括北京十中、八中平均水平都不错，但是究竟培养出来几个出类拔萃的创造性人才或是大师级的人才？谈不上，因为就是这种平均主义的教育当中，大家追求全面发展门门五分，这个概念是非常深刻的。

如果我们再看看全世界各国的教育方针，几乎都是把个性发展作为最重要的教育目标。今天我们已经可以非常明确的提出这个问题，教育的发展或是教育真正的功能就是帮助每一个人的自我发现，进而自我实现，而不是说按照某一种统一的标准，培养成为一个统一标准的标准件。我们五十年代的教育恰恰就是这种按照一种统一规格，大批量的培养一些学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限度的依赖人的个体活力、主动性、创造力，所以与此相适应的教育也应该把个性发展放在重要地位的教育。

我们今天看到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一个学生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了，仍然茫然无措，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喜欢干什么？我们大家回去以后不妨问问自己的孩子，我的小孩也是如此，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义正词严的理由是考试，没有时间考虑这些问题，我说给你一个星期的时候，不给你做作业，不给你任何考试，你最想做什么？想了半天想不出来，个人的兴趣是爱好已经丧失了。很多人为什么考研究生，就是因为不知道大学毕业之后干什么，研究生

之后出国，因为还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所以继续学习始终保持学习状态。

所以今天看到衡量教育成功，我个人的一个见解，可能有两个比较外在的标志。第一个就是小孩在某一个阶段开始以书籍为伍，养成了阅读的爱好，教育已经成功了一半了，你不用特别担心他，他已经有学习的动机和兴趣了。第二个更重要，如果一个学生在中学的时候形成了自己的兴趣方向，非常明确自己喜欢什么，这时候教育成功了一大半了，这样的家长就不用太为他操心了。现在一些青少年就是这样，青少年的时代已经奠定了一个兴趣的方向，很多人小时候非常的喜欢电脑，成为一个小工程师，帮别人安装软件杀病毒之类的，乐在其中，自己不断的学习，不断订阅杂志等等，进入了一个自我发展的过程，他的前途也是清晰可见的。比如说有人特别爱好历史，小小年纪看了很多典籍乐此不疲，像今年复旦拒绝的国学小天才，这样的人的人生路向和兴趣轨迹已经形成了。大学的时候形成也可以，最怕的就是所有的教育都接受完了，仍然不知道想干什么能干什么，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不重视个性发展甚至否定个性发展的一种代价。

过去否定个性发展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国家分配工作，服从安排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国家也不管分配，这就需要个人有最大的自主性，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生存发展的位置。可惜我们的教育仍然是按照培养统一规格标准件的模式，在社会上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所以为什么全面发展的概念是需要修正的。

有人说，马克思提出的你也敢修正啊？我们也有一个解释，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是人的发展最高理想，以人的充分自由、全面发展的最高理想，作为我们中小学阶段现实教育的工作方针，这两者之间存在巨大落实，现在走偏为平均发展平庸发展，这是难以避免的，所以理论创新还是需要的，并不是说马克思说过的话就不能质疑了。

这次的规划纲要里面也提出这样的问题，前面是全面发展，后面还是提出了要重视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已经把“个性发展”四个字放在纲要里面去了，中国的进步必须是渐进式的，非常缓慢的，甚至是不易察觉的，如果大家都察觉了，这个纲要就通不过了，甚至很多人还没察觉这个纲要就通过了，历史又往前走了一小步。

为每一个学生的教育，或是人本主义的教育，往往具体的实现是一个具体问题，需要在实践当中探索。比较明确的像小班、小校，就是有利于每一个学生成长的制度设计，当然因材施教也是一种，高考制度的多样化、分层次也是一种，这可以有很多不

同的路径来实现，并不是一句空话。现在在国外的很多中学，在高中阶段实行学分制，这是一种多样化的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组织课程的一种选择，就是鼓励个性发展的一种教学设计。这种理念都是可以有具体的制度支撑的，并不是我们想的不可操作的，并不是说中国这么多人，都要个性发展怎么办，不是这样的，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操作性的途径。至少有一条就是大幅度的降低现在课程教学的难度和统一性的要求。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还给孩子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个性发展的目标也就很大程度实现了。有一个研究员跟我说，他的小孩在美国上中小学，美国的学校规定的非常严格，小学生下午一点半家长必须把学生接走，初中生好像是两点，不是为了校园安全什么的。为什么这么严格，美国有一个教育理念，学校只能为学生提供这些统一的共同的东西，而孩子个性化的发展是需要家庭、家长提供的，所以学校教育得给家庭教育让出空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在鼓励学生个性发展的理念下提出的这样一种制度安排，这是非常的发人深省的。

第四，以人为本的教育必然是人文主义的。这个针对性就是现在我们新中国的教育，从建国以来始终是一种重理轻文的教育，把科技教育、工程教育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五十年代的无论院系调整还是中小学改革，都是以否定和削弱文科为基本目标的。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当时联合国对100个国家的统计，中国的在校大学生文科的比例是8%左右，全世界的最低的国家19%左右，我们比全世界最低还低10%。我们长时期的不重视文科，重理轻文。阶级斗争的时代说文科危险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文科危险要被打成右派。还有一个文科无用论，鄙视文科，觉得文科不是真正的学问。所以中国所有的重点学校特别是中小学无不是以理科优秀为标榜的。中国的这么一个文明古国对于文化传统教育轻视和忽视，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我们今天的现实就是这是功利主义的教育成为教育的基础，英语、数学、计算机等等都是技能性工具性的教育，学生的考证基本上大多数都是靠这些东西，为升学加分，为求职做准备。整个教育系统当中，弥漫着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的教育价值，从而把更为重要的关于人格养成，道德教化、文明传承、对历史的态度、对自然的了解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弃不顾。英语、数学、计算机是重中之重。

刚才我们讲到对于一个好的教育而言，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的成长而言，尤其是在人的幼年、童年、青少年，恰恰是那些人格养成、道德教化、文明传

袭、良好习惯包括学习动机、兴趣、好奇心、想象力等等都是最重要的，一些技艺早两年晚两年学都可以，长大以后很容易学会的。对于一个少年儿童最重要的要学习什么？我非常同意刚才说的日本人的话，团结、合作、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与人相处，这都是儿童最重要学习的东西，奠定了他以后发展的方向，而不是什么直接的工具性的技术技艺。

所以在中国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当中，以人为本的教育，还需要大幅度的改变我们现在的这种技术主义、工具主义的教育内容，充实人文性或是叫恢复人文性。中国本来古代的教育“礼、乐、诗、书”等等都有悠久的传统，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了，很多社会教育的学生写汉字越来越困难，因为用计算机。有人说中国小学生的毛笔字已经没有办法和日本相比了，日本的书法课很严格的，不知道中国的小学现在书法课怎么样了？

所以我们经常批评从五四到文革造就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虚无主义、隔断历史等等，我们今天的教育是不是仍然在这么一个轨道上。我们有多少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传袭，我们经过教育的中小学生、大学生有多少对于传统文化教育文化的情感，谈不上，对于美国的认识可能比对中国的认识多得多。号称孔子的故乡，孔子不过是教课书当中的一个考试知识点而已。所谓孔孟之道、大学、论语都没有真正的进入到课堂，跟世界上其他的华人区完全不同。有人到过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区，比较边缘的经常受人排挤的，他们保持民族传统文化之浓郁，令大陆去的汗颜。上一次一个北京教育学博士到那边，他自己跟我说的，在澳洲国立大学当教授，后来到马来西亚去，他是北航毕业的。他们当地华人很高兴，问他怎么写对联什么的，他什么都不会，后来发现他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远远低于那些华人社会的居民，后来他们背后说北京来了一个“野人”，未经教化的，这就是我们教育的现实。

这些都是真问题，怎么培养一个现代社会的中国人，这个问题在半个世纪以前，著名的儿童教育家陈鹤琴有一个很好的说法，她说现代教育的目标是做人、做现代人，做现代中国人，把教育目标的传统和现代关系的说得很透彻，我们现在大量的培养美国人。

我们今天特别强调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公民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国际理解教育、生命教育，从而才能恢复教育树人育人的宗旨，教育的宗旨必须跟教育内容相衔接的，光说以人为本育人为本，内容都是私立话那不是南辕北辙吗？

同样，这种教育必须是能力本位的，而不是学历主义的，这个问题现在中国越来越突出。

现在在中组部提出的人才中长期规划里面提出一个新的原则“以用为本”，这是李援朝特别强调提出的以用为本，纠正我们普遍的崇尚虚名、学历，不以实用为本的倾向，弄虚作假浮躁之风愈演愈烈。李援朝说了一个事，接待了一个代表团里面一个人是华人，一问果然是大陆去了，现在在对方国家的外交部当高级官员。李援朝问他你以前是国内什么学校的，他心里想一定是清华北大之类，谁知道对方说什么江西科技学院之类的，反正是没有听说过的，一本二本都没有搞清。李援朝非常的感慨，什么叫以用为本能力为本，但可以在人家的外交部当高级官员。所以在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当中这些理念都是需要改变的。

第五就是要从应试教育走向生活教育。以人为本的教育必然是生活本位的，刚才讲到传统的学科中心的教育是知识本位的，作为一个儿童中心的教育是生活本位的。用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就是生活教育，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他把杜威的理论引进中国变成中国现代教育理论，就是要改变读书和生活相隔离、理论和实践相隔离、学校和社会相隔离、教育和生活相隔离的状态，拆除学校和社会、教育和生活之间的藩篱，把教育和生活打成一片。陶行知话说就是“来自生活的教育、依据生活而教育，为改善生活而教育”，教育要改善生活，使人向前向上的生活。

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实，非常可惜的是，这么一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现代主义教育启蒙，在中国的三十年代也是如火如荼的进行过，当时陶行知的这些生活教育理论、儿童中心等等，都是教育ABC一样，所有搞教育的人都挂在嘴上，都是非常的流行。但是五十年代对于杜威、陶行知的错误批判，这个过程中断了。到了今天很多人对于生活教育非常的陌生闻所未闻，对于陶行知也是若暗若明，好像是一个教育家，到底是干什么的，很多人说不清楚。二十世纪初广泛传播的一个教育理念被中断的，这一课也是要弥补的。

九十年代我们提出一个素质教育的目标，一个很强的针对性就是改变应试教育的现实，初衷无疑是很好的，但是为什么素质教育很难改变学校生活的现状，有人说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还是两张皮，不可能很好的融为一体。教育问题很多并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和社会环境有很多密切的联系，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不能融为一体，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素质教育理论本身有缺陷，素质教育本身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教育理论，是没有来源没有出处的，每个人的理解各不相同，没有构造，而且无法翻译成英语，无法流通的，是

一个不严格的概念。

所以1999年的国务院文件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的概念，总结为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两个概念。大家可以想想，如果把素质教育归纳为这两个能力的培养是不是也很简单？好像离一个好的教育所要完成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就是说素质教育这个理论本身有一定的缺陷，而且不是一个严格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论。所以在很多中小学日常的理解当中变成一种应试教育的补充或是应试教育的花絮，就是唱歌跳舞，做一些文艺表演。我们可以理解，生活教育不同之处，生活教育核心的概念就是要改变教育和生活脱离、舆论和实践脱离，读死书死读书的现状，把教育和生活、学校和社会溶为一体，这是一种顶层的教育哲学，可以统辖各类具体教育问题。

我们今天看到的另外一个现实就是，我们的学校的现实离这个目标可能还是在渐行渐远。尤其是在我们学校规范学习管理的要求下，加强校园安全的情况下，校园、学校越来越成为社会中的孤岛，跟社会的距离可能是越来越远了。这跟现代教育的理念是完全相反的。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的台湾，他们都有这么一个基本的理念，中国在个别的时候也有，譬如说在四川抗震的时候，非常明确学校要成为社区居民的避免所，因为学校有一片操场，抗震的时候，学校的居民都可以享用公共空间作为一个避难所。日本和台湾的这种学校理念也是如此，学校是国家的公共投资，由社区居民所共享的一个公共设施。所以学校的图书馆，什么大礼堂、报告厅、体育场，必须是对社区开放的，没有理由只是对学龄儿童开放的，也就是说学校和社区应该是高度一体化的，互相支持打成一片的。这个理念确实离我们的现实的确比较遥远。在成都的青阳区在双休日上午下午各开放几个小时，只要是本社区的居民都可以进去享受体育设施和图书等等。

所以来自生活的教育，依据生活而教育，打破生活和教育的隔离这是改变弊端的一个核心问题，达到这样的理想，从儿童成长的实际需要出发组织教学，儿童中心、学生本位教育，才可以改变现在说的死读书、读死书、考试之上、分数至上的状况，这种教育是中国一个古老的传统，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在80年代以后在中国被重新复活和强化，这种传统在20世纪大部分的时间被批判的，是五四新教育和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批判改造的主要对象，但是在80年代以后愈演愈烈如入无人之境。

所以我们强调要培养我们的文化传统，培养对于历史的感情，但是对于我们的教育传统还是要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应该要加以创造性的转化，能够成为

今天教育现代化事业的一个资源。

刚才讲到教育改革面临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一个特殊的机遇。而我们特区处在这么一个新的改革开放的机遇。不久前纪念特区30年的活动，为我们带来了改革开放新的信息，大家对于今后以特区为先导的新的改革开放具有很高的预期。这也是在座的各位特区人的新的使命，我们非常希望看到好的教育新的教育在我们的特区能够首先破冰能够实现，让我们共同努力，谢谢大家！

主持人黎棋：谢谢杨教授精彩的演讲。我刚才听您演讲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身边一个真实案例，我的外甥女这学期上珠海最好的一所初中了，被选上班长，这几天闷闷不乐，她学生成绩挺好的。一进校就考了一个摸底考试，一个年级18个班700多人，摸底考试不太理想。她父母出差不在，我太太去给她开家长会，班里面第3名全年级37名，旁边的一位学生的家长非常的羡慕，她的孩子考了300多名。我就想如果600多名的家长还敢来开家长会吗？最关键这个家长会700多个家长全部都要来，这还是珠海最好的初中，所有的家长都来。这样的考试到底有多大的作用。比如说芬兰是全世界阅读率最高的国家，人均年读七、八十本书，还不算报纸杂志，中国人平均年阅读率六本书亚洲倒数第一，日本年人均五十本，亚洲第一。教育的改革不能独善其身，不可能教育自己改了，整个社会就是这样，比如说珠海当作一个城市，跟北京上海比不能不算成绩好的，个头也不算大的，所以我们一次一次的好东西都给“班干部”拿走了，甭管上海多么的不堪重负。迪斯尼又跑上海去了，都是从咱珠海抢走的。北京甭管多么不堪重负，还是要搞奥运会，广州交通如此不堪，现在要强制的搞单双号还是搞亚运会。我想一个国家的发展也应该这样，如果当这个国家最落后最贫穷的地方都很发达的话，这个国家能不发达吗？不光是几个好同学几个好的尖子生才是这样的。

下面是一个互动的时间。

提问：感谢杨老师。您的《城市季风》我看过了。您的《教育通才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本书我没读到？

杨东平：通才教育论这本书主要讨论大学教育的。因为通才教育是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教育，在大学四年当中是以基础性的通用的知识，普通的知识为主。中国过去的目标是学习苏联模式是专才教育，大学毕业就是一个现实的工程师，现在大学进行一个通识教育的改革，是这个方向的。

提问：请问你从教育者的角度怎么看我们桌球神童丁俊晖的发展过程，他从8岁开始就没有读书发展到现在的状态，这是很典型的个性发展

，请您点评一下。

杨东平：这个问题很有讨论价值。第一，毫无疑问是个性发展的，第二个不应该成为大多数家长仿效的榜样，无论是丁俊晖或是朗朗，都是天才，天才是不可复制的。不要以为朗朗的爸爸把他打出来了，你把他打死也成不了朗朗，这要成为差距。朗朗也是一个意外和侥幸，都在差一点毁灭的边缘，在他的自传里面写过，千万不要迷信这种粗暴的教育。

主持人黎棋：朗朗曾经差一点就自杀了，而且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个朗朗就够了，不需要第二个朗朗，下一位提问。

提问：您好杨教授！49年以前国民政府的教育搞得如此之好，49年之后教育如此之糟，越走越远。我认为原因可能是49年之后的党化教育太严重了，从小学到大学，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49年以前的就是西南联大，应该人类史上目前最辉煌的30多年，从1911年到1949年30多年，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为什么每一次都要回避几十年前的问题呢？

杨东平：你的概念和“钱学森之问”这是一样的概念，为什么我们没有培养出优秀的人才，背后答案都很清楚，我们确实没有真正建立一个学术自由、学校独立、教育家办学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也在规划纲要里面提出来了，所以我们还要面向未来。

主持人黎棋：您说的西南联大，我突然想起前不久《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叫做《恐怖的大学》，形容中国的这些大学，《新闻周刊》的比喻说中国的大学都是一所所三流的公司，生产不合格的产品，都是按照三流公司的经营之道经营的，所以一些状元的家长让状元读名中学，费了很多的精力读世界上排名100多位的北大清华而已，中国的男足号称亚洲二流，目前排名已经上升到了世界70多位了，难道中国的大学连男足都不如吗？下面的提问又是一位男士，我们的母亲都不考虑教育的问题吗？

提问：杨教授您好。您研究的另外一个话题，教育的公平性，也是普通民众都很关心的问题，根据您的研究，这一块有什么想要告诉我们的？现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享用是严重不公平的。

杨东平：教育公平也是我一个主要的研究领域，我还是国内比较早研究的。现在教育公平已经成为国家教育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这次规划纲要提出的教育分针里面促进教育公平提高质量，把公平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我们现在促进教育公平的问题仍然非常突出，我个人认为现在最突出的问题还是农村教育的贫困、薄弱还有流动人口的教育就是进程务工农民工子女教育，这个问题成为城乡免费义务教育以后，这是最突出最难的一个问题。

听说在珠海小学课堂里面可能外来农民工流动人口子弟也要占了一半左右。这个问题像北京、上海都非常的突出。但是我们还没有一套好的制度设计，我们整个的教育管理和经费制度都是建立在户籍人口，在人口不流动的前提下制定的，现在人口大规模的流动，我们的制度还无法适应现实。我现在做的一个课题叫做流动状态下公共产品的提供机制，包括医保、社保都有这个问题，过去的制度无法应对这些问题，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具体的制度变革要做。

主持人黎棋：其实教育公平同样是一个社会变迁必然面对的一个问题。可能我们随着社会不断的公平性的增加，可能教育最终也得到公平性的解决，需要时间需要耐心。下一个提问。

提问：杨教授您好。我早上和北理工珠海校区的一个教英语的老师交流，说现在教的学生过去连高中都考不上，现在来这里读大学，有什么意义？大量的扩招以后，大量的大学生充斥整个社会，过去连高中都考不上现在都在读大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东平：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教育公平理论问题。关于公平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一种叫做功能主义的定义，就是说为有能力的人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这是过去的精英教育都是这种理念上的。还有一种民粹主义的定义就是让更多的人接受更多的教育，西方国家、日本、还有台湾地区也是这样的。台湾去年的高考五门18分就可以上大学了，诉求就是要建更多的大学，你想上大学这是他的权利，你要满足他。我个人认为这两者都有偏颇，强调只为优秀的人提供高等教育，或是满足所有人的教育都有缺陷。还有一种理念就是适才适所，让每个人接受适当的教育，我们要可能较改变一次性教育学历教育的理念，如果可以构建一个多样化一个覆盖终生的教育制度，每个人可能在生命中的某一个阶段学习感兴趣的事情，不一定非得在高中毕业之后马上考取大学文凭。这是一种探讨，谢谢。

主持人黎棋：大学多了也不是坏事，前苏联时期也是每三个人受过高等教育。问题是我们现在的医学院也开平面设计专业，海洋渔业大学也开新闻理论专业，农业大学也开模特专业，中国三农问题真的要解决了，农民的生活非常丰富，要在田间地头看猫步了，这可能是一个问题。

杨东平：我们在教育大众化的时候，千万不可以降低精英教育的价值，一个国家总要有一批学科和学校是培养杰出人才的，以追求卓越为目标的，绝对不能降低。现在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现在我们很多的精英教育跟着一起注水，那就完蛋了。

提问：您杨老师。我

现在是一个孩子的家长，女儿读四年纪。一、二年级的时候老师总是要家长签名，不管什么语文、数学、通知之类的，我觉得我签名比胡主席都多。经常拿回来签名，开家长会的时候，语文、数学、英语每个老师上来说怎么教的，要家长买什么书配合，我很困惑。现在的问题是2020年的时候，可能我刚好孩子读大学，根据您参与的教育改革，2020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的教育可以达到一个什么状况？不然我很困惑，不然读一个大学还不知道何去何从，谢谢杨老师。

杨东平：按照我们的教育规划纲要，2020年的中国成为一个高等教育强国，人力资源大国。这个概念不太好评价的，当然我觉得对于你和大多数城市的家长，至少是可以有一个更加宽松的一个教育环境，或是说家长更应该建立一个平常心。像北京一样，今年高中生的录取率80%了，如果你不是非得要逼他考清华北大，完全可以过一点比较人性化的日子，考大学是没有很大问题的，如果你非得要清华北大，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小孩跳楼什么的都有。所以家长要有一颗平常心，我们的教育环境已经极大的宽松了供求关系极大的改善了，所以目标降低一点，小孩可以过得比较好。

纸条提问：第三波留学潮越来越低龄化了，您能否预测一下这些小留学生的前途？是否成才概率更高？

主持人黎棋：珠海这个地方有留学传统的地方，您应该知道容闳，几乎是中国留学最低龄的一批了，而且成才率非常高，几乎是百分之百成才。但是那是举国体制是我们无法复制，目前这种民间发起的成才率高吗？

杨东平：这个问题我非常有兴趣回答。经常有记者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家长盲目、不理性、跟风？不排除总有家长从众的，但是这个事实的背后透露出来一种整体的理性，家长在应试教育和国外先进的留学教育当中透露出来的一种选择，我们知道低龄留学有很多的风险，但是在中国接受应试教育风险更大，所以他们毅然决然的作出这样的选择逃离应试教育。这是很真实的，很多家长发自内心的，我们现在的留学生回来的非常少，从80年代到现在回来的不到30%，远远低于韩国、日本等等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回来的大概60%以上。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三年级、五年级、八年级的学生到中国肯定被淘汰被捏死。中国哪一个年级一个差生到美国同年级都是优等生。中国的一个三年级的学生到了美国上小学，老师测试一下你的数学已经足够了，五年级以前不用学数学了，多看点文学之类的。美国的儿童感觉学校是非常的快乐非常有趣的大致上没有什么厌学的问题，但是有什么枪支、暴力之

类的问题。总体而言，家长是在做一个理性的选择，就是逃离应试教育，迫使我们要改善我们现在的教育。

至于成才率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于低龄留学，国外的学校最看中的是什么因素呢？你在国外有没有一个监护人监管人，或是你的亲戚或是你的朋友，这是一个核心因素。如果你没有监护人监管人，就把他放走了，那是极大的不负责任，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西方很多学校的校长感到非常惊讶，中国家长的胆子怎么这么大，把一个小孩子扔在海外，这样的风险比较大。所以高中以后出去比较好。

主持人黎棋：咱们中国虽然没有校园暴力，但是咱有校门口暴力，学校门口很危险的，所以您说中关村三小我们感觉就像少年犯监狱似的。

杨东平：我再讲一个小故事，我有一个朋友送他女儿到国外上大学，16、17岁了，准备了两块手帕，准备在机场上演生离死别了，结果女儿冰冷冷的说了一句话，我终于可以告别17年地狱般的生活了，母亲非常的伤心，女儿对于我的教育怎么收获这样的一句话？这个现象，就是知道不久以前豆瓣网的“父母皆祸害”这帮小孩同样的心态，他们对于家庭教育深恶痛绝，我们家庭教育很大程度上被应试教育绑架了，成为学校应试教育的延长，持续了独特的功能，甚至不能保护学生为学生提供一个避风港。幸运的是，这个小孩在美国一个文理学院学了四年回来了，她母亲发现她焕然一新，重新成为一个健康的理性的有情有理的人，恢复了对母亲的感情，道德的教育，在美国接受的教育恢复了她的理性，从一个非常生硬不近情理的人变成了一个非常懂事有教养的孩子，她妈妈非常的欣慰。所以我们对于先进的教育还是要有一些敬畏之心。

我们看看香港高校就知道了，不久以前香港中文大学授予一个大学的宿舍管理员（80多岁的老太太）名誉博士学位，这也是一种教育。有人问我上北大清华还是香港的大学，我说毫无疑问，香港的任何一所大学（二流、三流）都比中国一流的大学更有价值，这样说有点伤人，但这不是学校和学校之间的竞争，这是两种教育制度之间的竞争，现代大学制度和传统陈旧教育制度的制度。我们讲的本科生教育，你清华北大再好，跟本科生没有什么关系，相反中国的越是一些大学对于本科教育越不重视，把学生发配到了荒凉的大学城。如果你在香港理工学院，校园很小，但是有一整套的以人为本的管理，这是制度性的差别。

书面提问：纲要提出高中办学模式要多样化，请问您对多样化的看法？

杨东平：这次规划纲要里面对于高中教育非常的重

视，提出了多样化的要求。高中教育是我们最严重的一个阶段，完全沦为高考补习班。在国外这是一个人的成长，奠定一个人的兴趣、志趣、奠定人格的发展的关键时期，初中还在青春期不太成熟，高中阶段开始分化走向一个成熟的人。但是我们非常的遗憾，我们就把高中阶段板成了一个高考补习班。现在关于高中教育多样化可能性的选择，无非就是很多地方进行的综合高中的尝试，把一些职业教育内容引入高中课程，这个改革也不是特别的理想。我们知道在美国就是综合高中，给一个人的可能性多样的发展选择，高中学分制。其实高中的学分制在中国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实行过。高中的改革为什么特别难，受制于高考制度，高考制度是僵化的很难改革的。所以如果高考能够做到非常多样化，能够扬长避短分层分类，我们的高中教育极有可能作出一种相应的不同设计。我们去年参与改革的时候，我们提出一个民间本改革方案，后来出来的概念差不多，就是分层次。研究性大学可能实行研究性大学的联考，高职高专就放开，不用考了，考三本的复习的时候没有必要跟清华北大的捆绑在一起的，这样就解脱了很多人。

还有要分类，现在是文理两课两轨，我们改成十轨八轨，比如说政法类、文史类、包括理工里面生物医学、化工、机械电子等等，可以设计出来多种考卷，有针对性的满足考生的需要，改变现在一张考卷考所有人。高考制度这些微调还是有可能的，并不是说（一改要）天下大乱，不能改的，我是不赞成这种这种说法的。

主持人黎棋：韩国现在不是一年两次高考吗？我们文革前也尝试过。

杨东平：我们提了一个重要的建议，就是降低英语的权重，现在英语是150，跟语数外一块儿，降低到100或是80。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将英语在统一考试中拿掉，跟美国录取一样，常设的英语等级考试，只要取得一个分数，一年可以考多少次。比如说清华大学英语要达到680分，理工大学小达到580分就可以了。不需要放在统考里面，逐渐的把英语一次性的考试化解。

主持人黎棋：去年刚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日本一对科学家的组合是完全不懂英语的，是完全不懂的，照样拿诺贝尔物理学奖，英语不是我们必须掌握的语言。

杨东平：英语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也曾经经过大规模的全民学习英语的阶段，甚至从西方国家引起成千上万的英语老师，想脱胎换骨成为英语国家，但是最终不成。当然这个没有详细的调查，后来日本人认识到全民英语代价很高，效率也很差。这个国家只是需要培养

一批几百个或是上千个各学科的翻译，可以在第一时间把各个学科最优秀的东西翻译成日文，大多数日本人就可以第一时间阅读，赶上世界潮流。如同英文大片加上字幕就可以看了，不需要一定要懂英文才可以看。

文字提问：如果您是一所高中的校长，您应该怎么办学校？

杨东平：现在高中的校长非常难以选择的，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应试教育和高考制度将高中变成了高考补习班，没有任何发挥的余地。但是有一些例子，高中的改革是不是真的无能为力了，建议大家到山西运城地区的新绛（音同）中学，一所省级示范性高中。他们是全国第一所在高中阶段进行全面课堂教学改革的学校，冒着很大的风险，因为担心影响升学率，跟山东的杜郎口中学一样的。以学生为本位的，学生自学为主的，老师只起一个指导的作用，指导学生学习为主，学生互帮互学，效果非常好，连续第四年高考生升学率大幅度的提高。他们校长讲的很清楚，以前我们的应试教育，其实所有的学生都是睡眠不足，打磕睡，怎么有什么效率呢？应试成绩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是一种新的教学，六个人一个小组，面对面讨论式自学式为主，就没有办法打磕睡了，每个人都要表演要参与，就把学生的主动性激发了，不用熬到12点，不用题海大战，学习的效率明显提高。这个课堂的改革非常有价值，我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教育领域正在发生的一些变革。在初中学校这样的范例更多，像山东的昌乐二中，像铜陵双语中学等等，实行这样的改革以后教学效率大幅度提高。学生晚上九点半熄灯，学生学习的很高兴很快乐，效率也很明显。

主持人黎气：不是所有的教育改革尝试都是以付出升学率降低的惨重代价，关键是你有没有智慧尝试。

纸条提问：这个提问是今天真正的主角，他自己是一位高一的学生，想问一下杨教授如何在成绩和个性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因为高考的缘故，他不知道如何取舍？

杨东平：如果没有其他选择，一个最现实的选择就是先考上大学再说。如果有其他的选择，我提一个不太现实建议就是转学，转到山东杜郎口中学去，现在这样的例子，很多学生无望的学生，走投无路的家长都到那里，成绩提升的很快，成果非常不错，可能既提高了成绩又免除了很多痛苦。

现场提问：杨老师您好。我感觉现在您谈的教育制度改革根本是政治制度改革，而且说的改革如果真的谈到改革的话，离得和远，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原有的框架下，都是在套用原有的制度，我们在座的现在这些人，到底要做的是教育改革还是要改良？

谢谢！

杨东平：在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实当中，如果能够达到改良的目标也已经很不容易了，就是一点一滴的改善。改革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要看到中国这么一个大致相同的社会政治环境当中，还是各个地方还是有各自不同的表现。比如说在安徽的铜陵市，在辽宁的盘锦市，义务教育就做得很好，已经没有择校了。比如说山西运城教育局长说在五年内普及新绛中学的经验。这么一个大背景下，要呼唤教育家的精神，呼唤教育家办学，只要一个地方有教育家，这个地方教育就不一样了。我所在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是一个民间组织，就是要发现基层自下而上的教育变革和教育创新。我们过两天16号要在广州开一次专题教育会，讨论广东省高等教育创新，广东省的三件事在全国做得非常好，南方科大去行政化的改革、深圳大学管理体制改革、珠海联合国际学院中外联合办学新模式，变化总在发生的，我们要总结它推广它。

现场提问：很高兴看到我们今天两位局长在这里，今天我们教育行政管理怎么有助于中学校长的自主办学，他们基础教育单位的改革创新的热情和冲动和做法怎么鼓励，在体制机制上面杨教授有没有什么办法？

杨东平：这次改革规划纲要当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政府和学校的关系，一个是学校的内部管理。第一个层面是决定性的，简单来讲就是政府向学校授权，从教育局办学转向教育家办学或是校长办学，没有校长这种学校办学的自主性，教育局办学的后果必然是千校一面、没有个性、单一雷同等等问题。90年代的时候我们对于中小学的办学体制改革是非常活跃的，当时是在教育产业化的背景下，主要是改革、创收、产权等等，现在在这个方向上，在经营创收上面的改革已经被叫停了，整顿转制学校，这并不意味着回到大一统政府办学模式上，这方面应该有新的思路，今天还是朝着促进扩大学校的自主权、自主性的角度。

这方面有一种很好的可以借鉴的改革的模式，就是西方国家在公办学校里面普遍推行的特许学校制度，也是为了解决行政化的公办学校没有特色、效率低下、缺乏活力的问题。就是允许一些教育家或是几个有想法的教师来承办一个学校，跟教育局定一个三年的合同，仍然是公办学校，全额拨款，但只是看结果，这是一个委托管理和契约管理，给他充分的授权和足额的拨款，但是管理体制上进行授权叫做特许学校，这种学校就是为了有理想有改革精神的改革家实现他的理想提供了一种机会。我是经常呼吁，如果我们每个地区拿一两所

中小学做一个特许学校的试点，就可以形成新的增长点，必须在做的过程中推进改革，要不然永远是知行脱离的坐而论道。

主持人黎棋：再次用掌声感谢杨教授。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芬兰人说他们的孩子都很金贵，实际上他不知道中国人多么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每一个孩子都是每一个家庭未来的希望，他们不是小白鼠，可以任由人做试验，去任意抹杀他们的个性、天性、自由的。所以我们希望改革来的更猛烈一些吧，好的经验普及的更快一些吧，因为教育是人生最大的投资。我们再次掌声感谢杨教授，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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