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理解，民主不过是一种解决分歧尤其是政治分歧的工具；而国人习称的德先生，含义应非如此狭义，应该是对西方政治文明的一个统称，除了多数民主的原则之外，尚包括权力的分立制衡、法治、各级自治等诸多内容；同样的，在我的理解，科学不过是一种由学术团体依据某种理论体系所进行的研究活动，其突出的标志是依据实验等方式建立起理论与经验的互动关系；而国人习称的赛先生，也应该是广义地对西方理性传统的一个统称，除了狭义的科学之外，尚包括理性的价值、对真理的服膺等诸多内容，别忘了，高举德赛二先生大旗的五四时代，其旗手之一的胡适先生，从事的可不是狭义的科学，而是哲学，就是一个明证。
也因此，自五四以降，民主与科学的含义在中国就远远不是狭义的，比如民主，就混杂有开明的义项，常有人说某领导具有民主作风云云，此外，所谓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是善纳众意的意思，而与多数原则关系不大。而在科学，也混杂有正确的义项，说某东西不科学，往往就是不正确的同义词。今日所谓科学发展观，倒不如直接叫做（官方倡导的）正确发展观，更为恰当，科学于此，不过幌子而已。
于是，在我以下关于二者的讨论中，我将民主与科学严格限定在我所认为的狭义理解范围内，而有以下看法：
首先，民主与科学都是理性发展的产物，它们之间之所以看上去若有相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同源关系。
事实上，尽管在古希腊时期就有城邦直接民主，也有非欧氏几何这样的东西，但我们所说的现代民主与现代科学，其发育和成熟却基本同步；前者的大致轨迹为：君主专制国家对神权的克服，在现实（而非神学）政治领域内平等理念的崛起与普及，自由（法治）民主（多数）的结合。。。。。。而后者的大致轨迹为：神学体系的式微，大学、城市等自治团体的勃兴，用新的方法认识世界的欲望空前高涨。。。。。。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试图在属于人的领域排除先定（启示）的权威，而由人这一主体来为世界立法，换言之，民主与科学都是理性高涨的产物，而发挥作用的领域不同。（当然，这里不妨附加一句，西方人本主义的兴起既是对神本主义的反叛，但同时也是对其体系普遍性的继承，在宪政民主的领域里，继承了普遍的不可剥夺的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人的假定；而在客观知识领域，则继承了对世界拥有规律（上帝不掷色子）的信念。在这一点上，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区别非常明显，即我们从来都是人本主义的，但同时也从来都是特殊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想学习西方文明的关键在于对特殊主义的克服，但这未必需要引进神本主义，这是我一直不赞同部分归依基督教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的原因，尽管我理解他们的出发点）。
其次，科学需要理性，民主尤其需要理性。
科学与民主同为理性发展的产物，其稳定运行离不开理性的作用。科学需要理性大概不需要过多强调，民主的情形则需要略加引申。表面上看，以选举权力行使者为主要内容的民主制度，只需要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之上，即人们只需要根据其常识判断该由谁来行使权力，这并不需要什么专业知识，而这也正是普选制度的立论基础。但是，必须认识到，现代民主制度的发生场所并非小国寡民的封闭社会，而是广土众民的开放复杂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体之间，阶层之间，地域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在这样的条件下，无论是试图选举出最高的权力行使者，还是选举出来的统治者如何运用权力稳定并发展社会，就必须建立在抽象的表达方式之下（如人生而平等之类），因此，意识形态与大众传播就成为连接选举
者与被选举者（同时也是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必然选择，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中观察到，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始终伴随着意识形态和大众传播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政治也是观念作主的政治，需要相当高超的理性能力。
其三，科学与民主存在着重大的区别。
在我的理解，一个时代占据主流位置的科学理论，往往比其他理论有更强的解释力，按照波谱的看法，那些能解释更多现象，更简约的理论，将在竞争中胜出，这就意味着，批判与竞争推动着科学的进步。但是，不幸的是，严密的科学可以如此（其实，或许只有在数学或物理学等比较严格的科学理论才合乎这个条件，而其他学科也未必做的到），而人类其他理性领域却未必如此，在伦理、美学、政治等领域，尽管也存在着批判与竞争，但却很难找到经由批判而获得进步的明显轨迹，一些理论总会在新的形式包装下卷土重来，而不可能如过时的科学解释一样彻底消失，在我的理解，这既可能来自不可重复试验的特性，也可能来自难以客观化的内在视角，而更重要的，它来自价值假定的差异。
因此，在涉及价值的领域，一个理论之所以被选择，往往并不是完全因为它更合乎经验，而可能是因为它更切中人心，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仅仅是因为它有了更好的表达。前段日子，我经常与一些朋友论战，讨论自由经济的问题，在我看来，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以为可以通过事实的澄清而解决价值选择的问题，而这当然是徒劳的。
具体到民主问题上来，民主的最核心功能不过是选择权力的行使人，而如前所述，在高度复杂开放的巨型国邦中，选择必然依据抽象的意识形态与充分的大众传播，于是，那些经过锤炼包装的意识形态早已经免疫于事实的责难，左派固然可以诉诸于平等而要求经济权利，右派则应之以效率而要求资本自由，自由派可以要求女性的自主权利，而保守派则呼吁胎儿的生命权利。。。。。。。在这样多元意识形态的乱麻中，人类最杰出的认知能力——科学思考——却未必是合适的判断工具，因为这些意识形态的内核，是根植于人内心的价值选择，而非外在于人的客观事实。（当然，我也不否认，这些意识形态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对事实的选择而成立的，换句话说，它们早就通过裁剪事实而适应了事实，并将事实组合进了精心包装的话语当中）
在历史上，当意识形态用歪曲事实的谎言加以包装的时候，曾经被科学大大地打击，然而，当意识形态主要依据不同的价值选择而确立（其中自然也包含一定的事实剪裁）的时候，科学却未必有那么精准的打击能力，换句话说，辩论而非实验，口才而非操作。。。。。。这样的技术成为了争夺支持者的手段，在民主选举的战场上，围绕价值的驳难往往要甚于对事实的探求。
结论
民主与科学都离不开理性，但两者的关系却未必紧密。一个科学理性高度发达的人未必就会认同民主，因为民主的核心价值不过是人的平等（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多数原则），而人的平等显然并非可以求证的事实，而是一个价值假定；相反，一个不懂科学的人当然可以是民主的高度支持者，假如他认同人皆平等的观念的话。
在我的理解，民主不过是一种解决分歧尤其是政治分歧的工具；而国人习称的德先生，含义应非如此狭义，应该是对西方政治文明的一个统称，除了多数民主的原则之外，尚包括权力的分立制衡、法治、各级自治等诸多内容；同样的，在我的理解，科学不过是一种由学术团体依据某种理论体系所进行的研究活动，其突出的标志是依据实验等方式建立起理论与经验的互动关系；而国人习称的赛先生，也应该是广义地对西方理性传统的一个统称，除了狭义的科学之外，尚包括理性的价值、对真理的服膺等诸多内容，别忘了，高举德赛二先生大旗的五四时代，其旗手之一的胡适先生，从事的可不是狭义的科学，而是哲学，就是一个明证。
也因此，自五四以降，民主与科学的含义在中国就远远不是狭义的，比如民主，就混杂有开明的义项，常有人说某领导具有民主作风云云，此外，所谓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是善纳众意的意思，而与多数原则关系不大。而在科学，也混杂有正确的义项，说某东西不科学，往往就是不正确的同义词。今日所谓科学发展观，倒不如直接叫做（官方倡导的）正确发展观，更为恰当，科学于此，不过幌子而已。
于是，在我以下关于二者的讨论中，我将民主与科学严格限定在我所认为的狭义理解范围内，而有以下看法：
首先，民主与科学都是理性发展的产物，它们之间之所以看上去若有相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同源关系。
事实上，尽管在古希腊时期就有城邦直接民主，也有非欧氏几何这样的东西，但我们所说的现代民主与现代科学，其发育和成熟却基本同步；前者的大致轨迹为：君主专制国家对神权的克服，在现实（而非神学）政治领域内平等理念的崛起与普及，自由（法治）民主（多数）的结合。。。。。。而后者的大致轨迹为：神学体系的式微，大学、城市等自治团体的勃兴，用新的方法认识世界的欲望空前高涨。。。。。。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试图在属于人的领域排除先定（启示）的权威，而由人这一主体来为世界立法，换言之，民主与科学都是理性高涨的产物，而发挥作用的领域不同。（当然，这里不妨附加一句，西方人本主义的兴起既是对神本主义的反叛，但同时也是对其体系普遍性的继承，在宪政民主的领域里，继承了普遍的不可剥夺的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人的假定；而在客观知识领域，则继承了对世界拥有规律（上帝不掷色子）的信念。在这一点上，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区别非常明显，即我们从来都是人本主义的，但同时也从来都是特殊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想学习西方文明的关键在于对特殊主义的克服，但这未必需要引进神本主义，这是我一直不赞同部分归依基督教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的原因，尽管我理解他们的出发点）。
其次，科学需要理性，民主尤其需要理性。
科学与民主同为理性发展的产物，其稳定运行离不开理性的作用。科学需要理性大概不需要过多强调，民主的情形则需要略加引申。表面上看，以选举权力行使者为主要内容的民主制度，只需要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之上，即人们只需要根据其常识判断该由谁来行使权力，这并不需要什么专业知识，而这也正是普选制度的立论基础。但是，必须认识到，现代民主制度的发生场所并非小国寡民的封闭社会，而是广土众民的开放复杂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体之间，阶层之间，地域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在这样的条件下，无论是试图选举出最高的权力行使者，还是选举出来的统治者如何运用权力稳定并发展社会，就必须建立在抽象的表达方式之下（如人生而平等之类），因此，意识形态与大众传播就成为连接选举
者与被选举者（同时也是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必然选择，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中观察到，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始终伴随着意识形态和大众传播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政治也是观念作主的政治，需要相当高超的理性能力。
其三，科学与民主存在着重大的区别。
在我的理解，一个时代占据主流位置的科学理论，往往比其他理论有更强的解释力，按照波谱的看法，那些能解释更多现象，更简约的理论，将在竞争中胜出，这就意味着，批判与竞争推动着科学的进步。但是，不幸的是，严密的科学可以如此（其实，或许只有在数学或物理学等比较严格的科学理论才合乎这个条件，而其他学科也未必做的到），而人类其他理性领域却未必如此，在伦理、美学、政治等领域，尽管也存在着批判与竞争，但却很难找到经由批判而获得进步的明显轨迹，一些理论总会在新的形式包装下卷土重来，而不可能如过时的科学解释一样彻底消失，在我的理解，这既可能来自不可重复试验的特性，也可能来自难以客观化的内在视角，而更重要的，它来自价值假定的差异。
因此，在涉及价值的领域，一个理论之所以被选择，往往并不是完全因为它更合乎经验，而可能是因为它更切中人心，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仅仅是因为它有了更好的表达。前段日子，我经常与一些朋友论战，讨论自由经济的问题，在我看来，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以为可以通过事实的澄清而解决价值选择的问题，而这当然是徒劳的。
具体到民主问题上来，民主的最核心功能不过是选择权力的行使人，而如前所述，在高度复杂开放的巨型国邦中，选择必然依据抽象的意识形态与充分的大众传播，于是，那些经过锤炼包装的意识形态早已经免疫于事实的责难，左派固然可以诉诸于平等而要求经济权利，右派则应之以效率而要求资本自由，自由派可以要求女性的自主权利，而保守派则呼吁胎儿的生命权利。。。。。。。在这样多元意识形态的乱麻中，人类最杰出的认知能力——科学思考——却未必是合适的判断工具，因为这些意识形态的内核，是根植于人内心的价值选择，而非外在于人的客观事实。（当然，我也不否认，这些意识形态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对事实的选择而成立的，换句话说，它们早就通过裁剪事实而适应了事实，并将事实组合进了精心包装的话语当中）
在历史上，当意识形态用歪曲事实的谎言加以包装的时候，曾经被科学大大地打击，然而，当意识形态主要依据不同的价值选择而确立（其中自然也包含一定的事实剪裁）的时候，科学却未必有那么精准的打击能力，换句话说，辩论而非实验，口才而非操作。。。。。。这样的技术成为了争夺支持者的手段，在民主选举的战场上，围绕价值的驳难往往要甚于对事实的探求。
结论
民主与科学都离不开理性，但两者的关系却未必紧密。一个科学理性高度发达的人未必就会认同民主，因为民主的核心价值不过是人的平等（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多数原则），而人的平等显然并非可以求证的事实，而是一个价值假定；相反，一个不懂科学的人当然可以是民主的高度支持者，假如他认同人皆平等的观念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