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王荣欣 随着两极世界格局的瓦解，多极世界，或者说世界的多极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了。在多极化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如何共舞？欧洲和中国都面临这个挑战。 一直以来，欧盟是多极化世界的最大得益者，多极主义也因此深深植入欧洲领导人的基因――这首先是由于欧盟自己就是一个多极主义的构造。因此，相对而言，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诸如俄国、美国、印度，都时常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利益情况在单边、双边或多边的外交行为之中作出选择，而欧盟不行。这一点是我们在探寻中国和欧盟的关系之时首先应该注意的。 那么，欧洲应该明确的是未来的世界格局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未来的国际体系将是一个长期持续多极的世界。首先，美国的实力已经相对弱化。关于美国的议题，以后会越来越集中在美国要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不会是美国如何维持一个单极世界。同时，如果美国关心其他国际力量的行为，那么它也会越来越关心如何去建立一个更强的国际制度体系来约束这些力量。更重要的是，民主国家并没有兴趣去建立一个联盟来对抗中国和俄罗斯。显然，许多欧洲人和美国人都认为保持与这两个大国的接触将比和他们对抗更为有利，同时，西方的商业利益也要求一个更为开放的、友善的国际关系，需要繁荣的新兴市场。另一个民主国家印度，对于对抗也没有什么兴趣，它希望的是能在一个包括中俄在内的战略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 中俄有没有建立一个威权主义轴心的可能呢？他们的政府之间现在确实有着良好的关系，而且也有着同样的对颜色革命的忧虑，这些革命已经在他们的许多周边邻居中发生了。但是，中俄并不是天生的盟友，他们的政治精英之间缺乏足够的互信。莫斯科很清楚，如果它谋求中俄之间的紧密关系，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中国将会在这样的联盟中占据领导地位。而且，中国对俄国东部和中亚国家的影响力，也是俄国人害怕的。 实际上，由于中美两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潜在的战略竞争关系，21世纪最为重要的地缘战略关系可能还是中美关系。但是，中欧关系同样非常重要。如果中国和欧洲可以建立更友好的、更互信的战略伙伴关系，那么可以给这个多极世界带来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如果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淡，那么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集团对立的景象，也许会重演。 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府，都希望中国在未来的全球治理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同样，中国领导人也希望出现一个更为强大的欧洲。多极化的世界体系，对双方都有好处，双方也都饶有兴趣。因此，现在我们非常有必要重新审视当前的中欧关系，以及未来的发展。 中欧关系的审视：非战略伙伴关系 长期以来，中国和欧盟有诸多方面的合作，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双方在政治关系上的对话，涉及到人权、科学、移民、货币政策等诸多领域。双方关系的框架，是由1985年签署的“贸易与合作协议”设定的。自2007年起，双方开始斟酌要签订一份新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以取代1985年的协议；目前，这份新协议还在谈判之中。自1998年以来，每年都会举行中欧高峰会议，从2005年起，每年也都要举行副外交部长级别的“战略对话”。2008年4月，欧洲委员会和中国政府在北京又准备建立一项新的“高级别机制”，以讨论经济和贸易的新问题。 但是，所有这些协议和接触，都没有让双方发展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虽然双方自2003年起，就已经致力于发展这种关系了。2004年5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布鲁塞尔的一次演讲）解释了他所理解的战略伙伴关系： 所谓“战略”，是指双方的合作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不受一时一事的干扰。所谓“伙伴”，是指双方的合作是平等、互利、共赢的，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求大同存小异，努力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中国同欧盟致力于发展这样一种新型关系，不仅符合中欧双方的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我们同意温家宝总理对“伙伴关系”的定义，“战略性”确实应关注长期问题，而非紧盯着短期问题。同时，我们认为，战略伙伴关系还应该增加两点新内容：一，它不应该只谈经济，还应该涉及高端政治和安全问题；二，它应该优先考虑那些数量少，但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不必试图涵盖中欧关系的所有方面。 从这些方面来看，目前，欧盟与中国的关系还远不是战略性的。 第一，双方往往只关注短期问题，比如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比如说欧盟是否应该增加从中国进口的胸罩数量等问题。 第二，双方的关系目前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但是，长期的经济关系显然将会影响战略关系。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已经让世界充满戒心：中国到每个大陆寻求原材料，提高军费致力于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同时中国的崛起也对全球气候造成了威胁。经济争端有可能损害政治关系，也有可能对政治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就此看来，欧盟和中国只有在通盘考虑双方在全球安全上的共同利益和潜在分歧后，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战略性伙伴。 第三，双方的关系没有重点。欧盟委员会已经和中国签署并展开了27份独立的部门协议和对话，主题涵盖气候变化、区域政策、海洋运输、旅游、太空科学、欧盟研发项目、国际热核实验堆（ITER）、核聚变反应堆、高等教育合作、社会保障改革和产品标准的趋同等等许多议题。 当然，上述这些协议和对话所涉及的议题也产生了影响。比如，中国在关于汽车排放的问题上，已经采用了欧盟标准；再如，17所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与欧盟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始讨论预算、人员交流和新课程等等主题。第三个例子是关于社会保障的改革，在这方面，中国劳动部与欧盟建立了合作关系。目前，中国旧有的以员工为基础的福利体系已经崩溃，中国政府不得不向欧洲国家寻求灵感――瑞典的平等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引起了特别的关注。此外，欧盟还通过财政支持了一些在中国的项目，比如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北京的中欧法学院。 除了欧盟主持的与中国的对话和其他项目，欧盟的一些成员国，在教育、医疗、环保、媒体改革和减少贫困等领域，也展开了各自的项目。当然，美国也支持类似的项目。但比起美国来，欧洲国家在境外对中国人进行培训这方面做得更多。2008年，大约有17万名中国学生在欧洲留学，美国却只有6.7万名。欧洲国家在参谋学院训练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官员，并为中国的干部、律师、法官和监狱官员都设计了有针对性的训练课程，而美国提供的这种培训则少得多。【1】 但是，尽管这些项目和对话对双方都很有价值，双方还是没有发展成战略伙伴关系。作为多极世界的提倡者，许多中国领导人相信，如果欧洲扮演一个更有影响的战略角色，中国将从中获益（当然这并不阻止中国人――像美国人或俄罗斯人一样――利用欧洲的分歧来谋求自己的利益）。很多欧洲领导人同样乐于谈论与中国形成战略伙伴关系的愿望，但是这种关系要求欧洲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内部要学习一个声音说话和一致采取行动，目前欧洲还很难做到这一点。 中欧之间越来越紧张的经济关系 中国迅速从一个新兴市场成长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中国经济每年以大约10%的速度增长，每7年就会翻一番。经济学家们一直在争论中国经济实际总量的大小，但已经没有人怀疑中国位居美国和欧洲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了。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崛起确实给欧洲许多国家带来了好处。在20年内，欧洲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已经取得了让人叹为观止的增长。自2002年开始中欧之间的贸易量年增长20%，到了2007年已经突破了3000亿欧元。目前，欧洲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了，而中国也成为欧洲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
但是，随着贸易往来的越来越频繁，欧洲商人也在与中国的贸易竞争中越来越受挫，保护主义的情绪在欧洲产业工人中越来越激烈。在2007年，欧洲对华贸易的单边赤字已经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在许多方面，欧洲人已经对中国感到越来越紧张。下面，我们将探索引起这种紧张感的各方面的原因。 1.全球化带来的冲突。 最近以来，在西欧人的心中，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态度，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含混。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给欧洲带来了5000万的廉价劳工，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加入整个世界市场，这既给欧洲企业带来了出口商品和获取低廉劳动力的机会，同样也导致了全球竞争的激烈化。早前在欧盟东扩过程中出现的东西欧对立的情况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再度出现了。过去，当德国、奥地利、法国人因为大量进口廉价产品、工作机会减少以及外来劳工的移民问题而焦虑不已的时候，总是把矛头指向东欧。在美国人担忧所谓中国价格问题之时，欧洲人谈论的则是波兰劳工的低工资竞争――现在，中国取代了当年波兰和捷克的位置。 这一切，一方面让欧洲的消费者越来越多地享受到大量来自中国的廉价消费品，欧洲的企业也在享受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市场的商机；而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就是欧洲对华贸易逆差的大幅度增加。 越来越多的欧洲人看到“中国制造”常常带有一种复杂的感情。2007年，关于“中国制造”的丑闻也产生了恶劣影响。这包括有毒的宠物食品，有污染物的牙膏以及有毒的玩具。由于欧洲的消费者越来越警觉，欧盟委员会也给北京发出了一系列警告。根据欧盟消费事务委员会的负责官员MeglenaKuneva提供的材料，2007年该委员会一共收到了大约1600件不安全产品的通告，其中半数涉及到中国。中国当局宣称中国输入欧洲的产品只有不到1%被鉴定为有潜在危害的，但是该委员会指出，由于欧盟每天从中国进口的产品近5亿欧元，所以1%也是不可接受的。 2 . 不平等的竞争 由于双边贸易的逆差在不断增加，欧盟官员不停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进口的中国产品越来越多，而卖给中国的产品还不及卖给瑞士的多？他们的答案无论有所遮掩还是直截了当，都是在说：中国并没有公平竞争。 虽然中国根据WTO的协议，自2001年后，不断地开放市场，并且消除了一些贸易壁垒。但是，中国经济开放的速度自2006年以来已经明显降低了，并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明显收缩。许多无形的贸易壁垒也导致外国的出口者和投资者越来越难和中国做生意，这包括各种各样的准入证、在法律上对产品安全的要求、对国外企业的歧视性措施等等。尤其严重的是大量的盗版商品，对知识产权构成严重侵害。据美国贸易首席代表的报告称，在中国市场上大约有85％～93%的有版权商品是盗版的。在2007年，在汉诺威的一次车展上，中国企业所展示的样品模型看起来和宝马与梅塞德斯公司的产品模型一模一样。中国官员宣称他们一直在谋求解决这些事情，但是欧洲已经越来越没有耐心了。这导致了中欧之间不断出现贸易摩擦。也许正是由于中国商业环境的恶化，导致了欧洲在中国的投资2006年、2007年持续下滑。 3. 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把中国经济发展视为一种威胁。 直到最近，欧洲才只有有限的经济学家、商业人士以及官员，认真思考过中欧之间的贸易往来。现在，中欧之间的关系已经迅速转向了政治议程，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视中国为一种威胁而非是一个机会。与此同时，那些呼唤中欧之间保持更为开放关系的声音，显得越来越微弱了。 值的注意的是，除了直接与中国大型制造业有竞争关系的工业企业――意大利的纺织品、德国的灯泡或者捷克的日用电器以外，一向赞成自由贸易的英国人，也对中国经济崛起会给英国带来好处这一点，越来越没有信心。中国已经是英国第五大进口国了，但是英国对中国的出口总额也不过相当于丹麦和迪拜的水平。 欧洲和中国政府的组织方式带来的沟通困难 欧洲和中国政府的组织方式也很难让双方发展成战略伙伴关系。欧盟是很少从战略高度考虑对外政策的组织。欧洲委员会负责欧盟的贸易政策，以及与中国的总体经济关系。2006年，27位委员中有19位有他们各自访问中国的理由，但没有一位委员可以对这种关系全权负责，各位委员和他们的部属经常无法协调行程，也无法共享信息。2008年，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为了保证一个更好的协调方式，4月份他带领9位委员来到北京。 欧盟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Council of Ministers）（负责欧洲对外关系的政治组织）之间缺乏协调，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与中国商谈“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的委员会官员认识到，如果欧盟没有解除武器禁运，中国人是不可能签订这个协议的，但武器禁运的权责归属于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索拉纳下属的部长理事会。显然，这两组官员很少联系。“如果只设一名欧盟‘外交部长’，取代现在索拉纳和贝尼塔・费雷罗-瓦尔德纳（负责外部关系的委员）的工作，这将有利于欧盟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一名委员会高级官员说。 中国抱怨机构复杂的欧盟很难应付――但是，这种感觉其实是双方面的。在某些方面，中国政府甚至比布鲁塞尔的行政系统更难以让人了解。在欧盟――尽管存在复杂的政治运转机制――一位敏锐的观察者还是可以找出谁对某项决策负责，中国的政府体系则更不透明。欧盟的决策者经常弄不清楚中国方面谁是拍板人。中国的政治架构是高度集中的，这意味着越敏感的议题，所涉及的政府部门的级别就越高，这就有可能耽搁了该议题的实施。例如，2007年夏天，中国政府不同意为每年的欧盟－中国高峰会确定日期（以往每年在秋天举行）。最后，在会前两个月，日期才确定下来，而欧盟的其他与会者一般都希望更早定好日期。 就所有协议和草案的基本情况而言，根据欧盟官员的说法，中国人是很难打交道的。例如，谁将代表中国出席会议？会议怎样安排？直至会期接近，中方才会回答此类问题。欧盟官员认为中方是用这类程序问题来消磨对方的精力。 欧盟代表有时发现很难确定他们应该和谁会谈。代表们可能与和他们地位相当的中国部长会谈，但却会发现此人对正在讨论的问题可能并不掌握全权。在某个部之外，还有很多的机构和委员会，还有党的机关――后者对中国政治运作产生着很大影响。例如，2006年11月，彼得•曼德尔森访问北京，此时欧盟准备就进口汽车部件的关税过高问题，向WTO提起一项针对中国的诉讼。曼德尔森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避免正式的诉讼。但北京没有人认真参与。曼德尔森的主要对话对象是商务部，但它并不管理汽车工业，而管理汽车工业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似乎对达成妥协不感兴趣。于是，欧盟在WTO提起诉讼。 中欧未来关系的可能性 正如我们所认为的，欧盟－中国关系目前远非战略性的。虽然双方也在讨论全球范围内的紧要问题，但他们的对话缺乏有效的组织支持，没有确立哪些问题需要优先考虑，也没有集中于长期利益。 但我还是认为，双方的关系有可能变得更具战略高度，原因有三： 第一，欧盟在外交政策领域逐渐变得更加协调一致。《里斯本条约》如果通过，将为欧盟提供新的外交政策机构，改组的“高级代表”将是欧盟的唯一发言人，取代当前的三个角色――理事会的哈维尔•索拉纳、委员会的贝尼塔•费雷罗•瓦尔德纳和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外交部长。高级代表将由新的欧洲对外行动服务处（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提供支持。欧洲委员会的新主席在外交政策上也将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这些机构需要时间才能把自己变得更有效率。但从长期来看，只要欧洲各国政府有一个共同立场，欧盟就能更有效率地代表这一立场。尤其在事关经济和政治的重要问题方面，欧盟应该能够做得更好。 第二，中国也在考虑将与欧盟的关系建设得更具有战略高度。中国领导人相信，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既是在描述21世纪的现实，也是需要去争取的。如果存在更多的“极”，美国将更难以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把欧盟当成有希望出现的一极。许多欧洲国家不愿在关键的战略性问题上反对美国，中国领导人对此表示遗憾。但从长期看，他们认为欧盟最终很可能成为一个更自信和独立的参与者。中国领导人认为中欧在战略领域的对话，将帮助欧洲自身形成对世界的独立看法。 第三，中国正在进入欧洲政治家最高级别的议事日程。奥运会、西藏动荡和四川地震让更多欧洲人对中国产生兴趣。此前，很多人从未考虑到中国已经意识到自身增长的经济实力所带来的机遇和问题。中国将是一系列战略挑战（这些挑战对欧洲人也重要）的关键因素，这已是一个不争的现实。这些战略问题包括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尤其伊朗的核问题、非洲问题（包括达尔富尔的局势）、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全球治理机构的改革。在这四个方面，欧盟和中国确实有着严重分歧，但我们认为，这些方面应该是形成欧盟和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 当前，欧洲已经开始承担更多的全球责任，欧洲希望中国也同样如此。欧盟对推动中国走向多边主义非常感兴趣。因为让中国相信多边主义的利益，比说服美国的可能性大得多，美国更倾向于单边行动，并且不理会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欧盟说服中国的最好方式是展示――通过在共同面临的挑战领域进行实际合作――在规则与组织下达到想实现的目标。所以为了建立一个更稳固和持久的关系，我们建议欧盟和中国应该把他们的战略对话集中在有着严重分歧的三个领域：气候变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非洲问题。在这三个领域的对话，以及保持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的共同利益，欧盟和中国极有希望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如果他们通过多边的渠道，或者一起合作制定新的国际规则。这样一种方式将增加在多极化形势下出现多极世界的可能性，只有这样，中欧之间才能真正形成一种战略伙伴关系。■ （作者单位：欧洲改革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Refrom） 【1】David Shambaugh《美国、欧洲和中国关系的大图景：过去、现在和未来》，Shambaugh和Gudrun Wacker（编）即将出版的《对中国的跨大西洋政策：深化伙伴关系》，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2008
译者／王荣欣 随着两极世界格局的瓦解，多极世界，或者说世界的多极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了。在多极化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如何共舞？欧洲和中国都面临这个挑战。 一直以来，欧盟是多极化世界的最大得益者，多极主义也因此深深植入欧洲领导人的基因――这首先是由于欧盟自己就是一个多极主义的构造。因此，相对而言，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诸如俄国、美国、印度，都时常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利益情况在单边、双边或多边的外交行为之中作出选择，而欧盟不行。这一点是我们在探寻中国和欧盟的关系之时首先应该注意的。 那么，欧洲应该明确的是未来的世界格局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未来的国际体系将是一个长期持续多极的世界。首先，美国的实力已经相对弱化。关于美国的议题，以后会越来越集中在美国要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不会是美国如何维持一个单极世界。同时，如果美国关心其他国际力量的行为，那么它也会越来越关心如何去建立一个更强的国际制度体系来约束这些力量。更重要的是，民主国家并没有兴趣去建立一个联盟来对抗中国和俄罗斯。显然，许多欧洲人和美国人都认为保持与这两个大国的接触将比和他们对抗更为有利，同时，西方的商业利益也要求一个更为开放的、友善的国际关系，需要繁荣的新兴市场。另一个民主国家印度，对于对抗也没有什么兴趣，它希望的是能在一个包括中俄在内的战略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 中俄有没有建立一个威权主义轴心的可能呢？他们的政府之间现在确实有着良好的关系，而且也有着同样的对颜色革命的忧虑，这些革命已经在他们的许多周边邻居中发生了。但是，中俄并不是天生的盟友，他们的政治精英之间缺乏足够的互信。莫斯科很清楚，如果它谋求中俄之间的紧密关系，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中国将会在这样的联盟中占据领导地位。而且，中国对俄国东部和中亚国家的影响力，也是俄国人害怕的。 实际上，由于中美两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潜在的战略竞争关系，21世纪最为重要的地缘战略关系可能还是中美关系。但是，中欧关系同样非常重要。如果中国和欧洲可以建立更友好的、更互信的战略伙伴关系，那么可以给这个多极世界带来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如果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淡，那么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集团对立的景象，也许会重演。 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府，都希望中国在未来的全球治理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同样，中国领导人也希望出现一个更为强大的欧洲。多极化的世界体系，对双方都有好处，双方也都饶有兴趣。因此，现在我们非常有必要重新审视当前的中欧关系，以及未来的发展。 中欧关系的审视：非战略伙伴关系 长期以来，中国和欧盟有诸多方面的合作，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双方在政治关系上的对话，涉及到人权、科学、移民、货币政策等诸多领域。双方关系的框架，是由1985年签署的“贸易与合作协议”设定的。自2007年起，双方开始斟酌要签订一份新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以取代1985年的协议；目前，这份新协议还在谈判之中。自1998年以来，每年都会举行中欧高峰会议，从2005年起，每年也都要举行副外交部长级别的“战略对话”。2008年4月，欧洲委员会和中国政府在北京又准备建立一项新的“高级别机制”，以讨论经济和贸易的新问题。 但是，所有这些协议和接触，都没有让双方发展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虽然双方自2003年起，就已经致力于发展这种关系了。2004年5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布鲁塞尔的一次演讲）解释了他所理解的战略伙伴关系： 所谓“战略”，是指双方的合作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不受一时一事的干扰。所谓“伙伴”，是指双方的合作是平等、互利、共赢的，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求大同存小异，努力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中国同欧盟致力于发展这样一种新型关系，不仅符合中欧双方的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我们同意温家宝总理对“伙伴关系”的定义，“战略性”确实应关注长期问题，而非紧盯着短期问题。同时，我们认为，战略伙伴关系还应该增加两点新内容：一，它不应该只谈经济，还应该涉及高端政治和安全问题；二，它应该优先考虑那些数量少，但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不必试图涵盖中欧关系的所有方面。 从这些方面来看，目前，欧盟与中国的关系还远不是战略性的。 第一，双方往往只关注短期问题，比如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比如说欧盟是否应该增加从中国进口的胸罩数量等问题。 第二，双方的关系目前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但是，长期的经济关系显然将会影响战略关系。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已经让世界充满戒心：中国到每个大陆寻求原材料，提高军费致力于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同时中国的崛起也对全球气候造成了威胁。经济争端有可能损害政治关系，也有可能对政治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就此看来，欧盟和中国只有在通盘考虑双方在全球安全上的共同利益和潜在分歧后，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战略性伙伴。 第三，双方的关系没有重点。欧盟委员会已经和中国签署并展开了27份独立的部门协议和对话，主题涵盖气候变化、区域政策、海洋运输、旅游、太空科学、欧盟研发项目、国际热核实验堆（ITER）、核聚变反应堆、高等教育合作、社会保障改革和产品标准的趋同等等许多议题。 当然，上述这些协议和对话所涉及的议题也产生了影响。比如，中国在关于汽车排放的问题上，已经采用了欧盟标准；再如，17所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与欧盟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始讨论预算、人员交流和新课程等等主题。第三个例子是关于社会保障的改革，在这方面，中国劳动部与欧盟建立了合作关系。目前，中国旧有的以员工为基础的福利体系已经崩溃，中国政府不得不向欧洲国家寻求灵感――瑞典的平等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引起了特别的关注。此外，欧盟还通过财政支持了一些在中国的项目，比如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北京的中欧法学院。 除了欧盟主持的与中国的对话和其他项目，欧盟的一些成员国，在教育、医疗、环保、媒体改革和减少贫困等领域，也展开了各自的项目。当然，美国也支持类似的项目。但比起美国来，欧洲国家在境外对中国人进行培训这方面做得更多。2008年，大约有17万名中国学生在欧洲留学，美国却只有6.7万名。欧洲国家在参谋学院训练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官员，并为中国的干部、律师、法官和监狱官员都设计了有针对性的训练课程，而美国提供的这种培训则少得多。【1】 但是，尽管这些项目和对话对双方都很有价值，双方还是没有发展成战略伙伴关系。作为多极世界的提倡者，许多中国领导人相信，如果欧洲扮演一个更有影响的战略角色，中国将从中获益（当然这并不阻止中国人――像美国人或俄罗斯人一样――利用欧洲的分歧来谋求自己的利益）。很多欧洲领导人同样乐于谈论与中国形成战略伙伴关系的愿望，但是这种关系要求欧洲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内部要学习一个声音说话和一致采取行动，目前欧洲还很难做到这一点。 中欧之间越来越紧张的经济关系 中国迅速从一个新兴市场成长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中国经济每年以大约10%的速度增长，每7年就会翻一番。经济学家们一直在争论中国经济实际总量的大小，但已经没有人怀疑中国位居美国和欧洲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了。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崛起确实给欧洲许多国家带来了好处。在20年内，欧洲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已经取得了让人叹为观止的增长。自2002年开始中欧之间的贸易量年增长20%，到了2007年已经突破了3000亿欧元。目前，欧洲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了，而中国也成为欧洲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
但是，随着贸易往来的越来越频繁，欧洲商人也在与中国的贸易竞争中越来越受挫，保护主义的情绪在欧洲产业工人中越来越激烈。在2007年，欧洲对华贸易的单边赤字已经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在许多方面，欧洲人已经对中国感到越来越紧张。下面，我们将探索引起这种紧张感的各方面的原因。 1.全球化带来的冲突。 最近以来，在西欧人的心中，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态度，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含混。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给欧洲带来了5000万的廉价劳工，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加入整个世界市场，这既给欧洲企业带来了出口商品和获取低廉劳动力的机会，同样也导致了全球竞争的激烈化。早前在欧盟东扩过程中出现的东西欧对立的情况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再度出现了。过去，当德国、奥地利、法国人因为大量进口廉价产品、工作机会减少以及外来劳工的移民问题而焦虑不已的时候，总是把矛头指向东欧。在美国人担忧所谓中国价格问题之时，欧洲人谈论的则是波兰劳工的低工资竞争――现在，中国取代了当年波兰和捷克的位置。 这一切，一方面让欧洲的消费者越来越多地享受到大量来自中国的廉价消费品，欧洲的企业也在享受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市场的商机；而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就是欧洲对华贸易逆差的大幅度增加。 越来越多的欧洲人看到“中国制造”常常带有一种复杂的感情。2007年，关于“中国制造”的丑闻也产生了恶劣影响。这包括有毒的宠物食品，有污染物的牙膏以及有毒的玩具。由于欧洲的消费者越来越警觉，欧盟委员会也给北京发出了一系列警告。根据欧盟消费事务委员会的负责官员MeglenaKuneva提供的材料，2007年该委员会一共收到了大约1600件不安全产品的通告，其中半数涉及到中国。中国当局宣称中国输入欧洲的产品只有不到1%被鉴定为有潜在危害的，但是该委员会指出，由于欧盟每天从中国进口的产品近5亿欧元，所以1%也是不可接受的。 2 . 不平等的竞争 由于双边贸易的逆差在不断增加，欧盟官员不停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进口的中国产品越来越多，而卖给中国的产品还不及卖给瑞士的多？他们的答案无论有所遮掩还是直截了当，都是在说：中国并没有公平竞争。 虽然中国根据WTO的协议，自2001年后，不断地开放市场，并且消除了一些贸易壁垒。但是，中国经济开放的速度自2006年以来已经明显降低了，并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明显收缩。许多无形的贸易壁垒也导致外国的出口者和投资者越来越难和中国做生意，这包括各种各样的准入证、在法律上对产品安全的要求、对国外企业的歧视性措施等等。尤其严重的是大量的盗版商品，对知识产权构成严重侵害。据美国贸易首席代表的报告称，在中国市场上大约有85％～93%的有版权商品是盗版的。在2007年，在汉诺威的一次车展上，中国企业所展示的样品模型看起来和宝马与梅塞德斯公司的产品模型一模一样。中国官员宣称他们一直在谋求解决这些事情，但是欧洲已经越来越没有耐心了。这导致了中欧之间不断出现贸易摩擦。也许正是由于中国商业环境的恶化，导致了欧洲在中国的投资2006年、2007年持续下滑。 3. 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把中国经济发展视为一种威胁。 直到最近，欧洲才只有有限的经济学家、商业人士以及官员，认真思考过中欧之间的贸易往来。现在，中欧之间的关系已经迅速转向了政治议程，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视中国为一种威胁而非是一个机会。与此同时，那些呼唤中欧之间保持更为开放关系的声音，显得越来越微弱了。 值的注意的是，除了直接与中国大型制造业有竞争关系的工业企业――意大利的纺织品、德国的灯泡或者捷克的日用电器以外，一向赞成自由贸易的英国人，也对中国经济崛起会给英国带来好处这一点，越来越没有信心。中国已经是英国第五大进口国了，但是英国对中国的出口总额也不过相当于丹麦和迪拜的水平。 欧洲和中国政府的组织方式带来的沟通困难 欧洲和中国政府的组织方式也很难让双方发展成战略伙伴关系。欧盟是很少从战略高度考虑对外政策的组织。欧洲委员会负责欧盟的贸易政策，以及与中国的总体经济关系。2006年，27位委员中有19位有他们各自访问中国的理由，但没有一位委员可以对这种关系全权负责，各位委员和他们的部属经常无法协调行程，也无法共享信息。2008年，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为了保证一个更好的协调方式，4月份他带领9位委员来到北京。 欧盟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Council of Ministers）（负责欧洲对外关系的政治组织）之间缺乏协调，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与中国商谈“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的委员会官员认识到，如果欧盟没有解除武器禁运，中国人是不可能签订这个协议的，但武器禁运的权责归属于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索拉纳下属的部长理事会。显然，这两组官员很少联系。“如果只设一名欧盟‘外交部长’，取代现在索拉纳和贝尼塔・费雷罗-瓦尔德纳（负责外部关系的委员）的工作，这将有利于欧盟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一名委员会高级官员说。 中国抱怨机构复杂的欧盟很难应付――但是，这种感觉其实是双方面的。在某些方面，中国政府甚至比布鲁塞尔的行政系统更难以让人了解。在欧盟――尽管存在复杂的政治运转机制――一位敏锐的观察者还是可以找出谁对某项决策负责，中国的政府体系则更不透明。欧盟的决策者经常弄不清楚中国方面谁是拍板人。中国的政治架构是高度集中的，这意味着越敏感的议题，所涉及的政府部门的级别就越高，这就有可能耽搁了该议题的实施。例如，2007年夏天，中国政府不同意为每年的欧盟－中国高峰会确定日期（以往每年在秋天举行）。最后，在会前两个月，日期才确定下来，而欧盟的其他与会者一般都希望更早定好日期。 就所有协议和草案的基本情况而言，根据欧盟官员的说法，中国人是很难打交道的。例如，谁将代表中国出席会议？会议怎样安排？直至会期接近，中方才会回答此类问题。欧盟官员认为中方是用这类程序问题来消磨对方的精力。 欧盟代表有时发现很难确定他们应该和谁会谈。代表们可能与和他们地位相当的中国部长会谈，但却会发现此人对正在讨论的问题可能并不掌握全权。在某个部之外，还有很多的机构和委员会，还有党的机关――后者对中国政治运作产生着很大影响。例如，2006年11月，彼得•曼德尔森访问北京，此时欧盟准备就进口汽车部件的关税过高问题，向WTO提起一项针对中国的诉讼。曼德尔森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避免正式的诉讼。但北京没有人认真参与。曼德尔森的主要对话对象是商务部，但它并不管理汽车工业，而管理汽车工业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似乎对达成妥协不感兴趣。于是，欧盟在WTO提起诉讼。 中欧未来关系的可能性 正如我们所认为的，欧盟－中国关系目前远非战略性的。虽然双方也在讨论全球范围内的紧要问题，但他们的对话缺乏有效的组织支持，没有确立哪些问题需要优先考虑，也没有集中于长期利益。 但我还是认为，双方的关系有可能变得更具战略高度，原因有三： 第一，欧盟在外交政策领域逐渐变得更加协调一致。《里斯本条约》如果通过，将为欧盟提供新的外交政策机构，改组的“高级代表”将是欧盟的唯一发言人，取代当前的三个角色――理事会的哈维尔•索拉纳、委员会的贝尼塔•费雷罗•瓦尔德纳和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外交部长。高级代表将由新的欧洲对外行动服务处（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提供支持。欧洲委员会的新主席在外交政策上也将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这些机构需要时间才能把自己变得更有效率。但从长期来看，只要欧洲各国政府有一个共同立场，欧盟就能更有效率地代表这一立场。尤其在事关经济和政治的重要问题方面，欧盟应该能够做得更好。 第二，中国也在考虑将与欧盟的关系建设得更具有战略高度。中国领导人相信，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既是在描述21世纪的现实，也是需要去争取的。如果存在更多的“极”，美国将更难以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把欧盟当成有希望出现的一极。许多欧洲国家不愿在关键的战略性问题上反对美国，中国领导人对此表示遗憾。但从长期看，他们认为欧盟最终很可能成为一个更自信和独立的参与者。中国领导人认为中欧在战略领域的对话，将帮助欧洲自身形成对世界的独立看法。 第三，中国正在进入欧洲政治家最高级别的议事日程。奥运会、西藏动荡和四川地震让更多欧洲人对中国产生兴趣。此前，很多人从未考虑到中国已经意识到自身增长的经济实力所带来的机遇和问题。中国将是一系列战略挑战（这些挑战对欧洲人也重要）的关键因素，这已是一个不争的现实。这些战略问题包括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尤其伊朗的核问题、非洲问题（包括达尔富尔的局势）、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全球治理机构的改革。在这四个方面，欧盟和中国确实有着严重分歧，但我们认为，这些方面应该是形成欧盟和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 当前，欧洲已经开始承担更多的全球责任，欧洲希望中国也同样如此。欧盟对推动中国走向多边主义非常感兴趣。因为让中国相信多边主义的利益，比说服美国的可能性大得多，美国更倾向于单边行动，并且不理会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欧盟说服中国的最好方式是展示――通过在共同面临的挑战领域进行实际合作――在规则与组织下达到想实现的目标。所以为了建立一个更稳固和持久的关系，我们建议欧盟和中国应该把他们的战略对话集中在有着严重分歧的三个领域：气候变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非洲问题。在这三个领域的对话，以及保持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的共同利益，欧盟和中国极有希望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如果他们通过多边的渠道，或者一起合作制定新的国际规则。这样一种方式将增加在多极化形势下出现多极世界的可能性，只有这样，中欧之间才能真正形成一种战略伙伴关系。■ （作者单位：欧洲改革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Refrom） 【1】David Shambaugh《美国、欧洲和中国关系的大图景：过去、现在和未来》，Shambaugh和Gudrun Wacker（编）即将出版的《对中国的跨大西洋政策：深化伙伴关系》，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