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博弈论看汇率的全球治理困境--注释版

从博弈论看汇率的全球治理困境 徐长春

【期刊】: 《国际贸易》 2010 11

【作者单位】: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关键词】: 国际博弈 博弈论 美元汇率 博弈主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纳什均衡 国际金融危机 博弈规则 国际金融体系 帕累托最优

【分类号】:F831.52

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乱象引起许多学者的担忧。著名国际政治专家基辛格博士认为, 世界已从相互需要转到了适者生存, 国际合作正让位于大国政治。似乎20世纪30 年代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又悬在了人类头上。全球经济治理面临大考。

一、当前汇率国际博弈的过程

当前的汇率国际博弈困境起于美国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货币政策。今年8月底, 出于对美国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忧, 美联储开始讨论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的可能性, 以提升美国经济。市场马上对此做出反应, 美元迅速进入持续贬值通道, 六个星期内美元已对一篮子货币贬值7%; 世界其他货币汇率则相继进入上升通道, 汇率国际博弈启动。

各国立足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启动了汇率应对措施。首先, 韩国持续干预汇市。自2008 年雷曼兄弟倒闭以来, 韩元兑美元汇率下跌了112%,兑日元汇率下跌了23% 。其次, 日本首先启动汇率干预。由于套利美元回流日本, 美元对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5年新低。仅2010年9月份, 日本央行就向市场抛售了价值250 亿美元的日元, 干预汇市, 压低日元汇率。再次, 澳大利亚延续了低汇率政策。美元对澳元跌至1983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造成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攀升。最后, 为反击热钱的冲击, 一些新兴经济体开始对国际资本流动做出反应, 阻击热钱流入。巴西把资本流入税由2% 提高到8%; 泰国对政府和国有公司债券的资本利得和利息支付开征15% 的预扣税施;印度也随之提高了金融交易税。

2010年10月22—23日, 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峰会在韩国召开, 汇率博弈进入了新阶段。在这次会议上, 美国以财长来信的方式要求为各国经常账户顺差

或赤字设定量化目标, 作为解决全球失衡手段之一, 建议G20 成员在2015年前, 将上述经常账户盈余或赤字的占比降至不超过各自GDP 的4%的水平。但是, 这个建议遭到日本、韩国等出口大国的反对。与会大多数G20 国家也认为盖特纳方案不具可行性。但是, 与会各国承诺, 根据市场决定汇率的机制尽量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 以防重演20世纪30年代“以邻为壑”的悲剧。至此, 汇率国际博弈告一段落。

二、汇率国际博弈的格局

从博弈论角度看, 当前汇率国际博弈偏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本质上是非合作博弈。

首先, 从博弈主体看, 可以分为两类。从汇率国际博弈的发动来看, 这两类主体主要指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和非发行国。前者主要指美国,后者主要是除美国之外的国家, 包括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其次, 从博弈对策选择上看, 是被动与主动的关系。国际货币发行国美国采取美元贬值对策参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汇率国际博弈。这种对策主要基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 力求本国利益最大化。一是削减财政赤字, 恢复经济增长对私人需求依赖的需要。二是扩大实体经济国际市场份额的需要。国际金融危机后, 美国提出了“出口倍增计划”, 谋求国际市场份额的增加。三是应对因经济前景黯淡而导致的美元回流机制受损和流动性陷阱而导致通缩的需要。四是为下一轮经济繁荣周期中剪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成果“羊毛”的需要。美国开发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力求超发美元, 通过低成本印钞机向全球金融市场“撒钱”, 消除财政赤字, 以图利用下一轮世界经济繁荣抬升美元购买力, 剪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羊毛”。在今年10月23日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峰会上, 德国经济部长布吕德勒就曾尖锐地批评美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 认为其“持续不断地加印钞票是一种间接的操纵货币汇率行为”。非发行国则根据本国国情不同采取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所预料的不同对策: 国力弱的国家, 如相对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只能让汇率被动升值, 削弱外部竞争力;国力强的国家, 如韩国和日本则干预汇市, 蓄积不想要的美元, 既影响国内货币稳定, 也有损外部竞争力;新兴经济体国家多采取税收或管制手段, 限制资本流入.

综上所述, 我们不难看出, 当前的汇率国际博弈格局由中美之间的博弈已

经演化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和世界各非发行国的博弈;博弈的实质是美国借助美元储备货币地位, 要求迅速增加国际市场份额 博弈的工具是汇率。

三、博弈论及其启示

博弈是一种利益有牵连的博弈方之间的决策协同现象, 实际上是各博弈主体在一定规则框架下谋取自己得益的行动, 本质就是联合创造博弈结果, 并分享成果的集体行动。研究博弈现象, 是为了把握其规律, 利用其规律为部分人或全部人谋福利。

(一) 博弈规则与博弈结果

参与博弈是为了联合生产博弈成果并进一步分享成果。为了更多地生产成果并多分享成果, 我们就要弄清楚博弈成果的产出及分配机制。

博弈的结果就是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各个博弈主体选择的一种最优策略组合构成的“纳什均衡”。然而, “纳什均衡”是指所有决策主体最优策略的组合, 而非每个博弈主体得益最大和所有决策主体总得益最大的策略组合。“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 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 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所以,“纳什均衡”往往代表的是, 在每个博弈主体得益最大化的策略组合无法实现的情况下, 所选择的一种“次优”或“次佳”策略组合。即对每个决策主体来说, “纳什均衡”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组合。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悖论阻碍了“纳什均衡”帕累托最优化。这同时也说明, “纳什均衡”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动态、可改变的, 在不同博弈条件、博弈环境及博弈规则下, “纳什均衡”完全存在与“帕累托最优”重合的可能, 即博弈结果是每个博弈主体最优策略的集合, 同时在这个最优策略组合下每个决策主体得益最大、所有决策主体的总得益也最大。因此, 如何通过调整各国博弈对策选择到“纳什均衡”帕累托最优成为问题的关键。

博弈规则是“纳什均衡”帕累托最优化的根本条件。在整体层面, 博弈规则为每个博弈参与者新增加了行为约束条件, 通过诱导博弈个体牟利本性规范着博弈各方在该博弈格局下的行为方式。而行为方式的定格就意味着博弈展开的方式以及由此引起的博弈可能实现的成果大小, 即决定了集体行动成果的生产方式和效率大小;反过来, 也就决定了每个博弈者实际能够实现收益的最高限额。所以,

博弈的最终结果决定于博弈规则约束下的个体共同创造成果的最终大小, 而这个成果的大小又由博弈规则决定的整体行为方式决定, 即由博弈规则决定的生产函数决定。

所以, 博弈成果的大小取决于博弈规则。从个体层面上看, 每个参与博弈的个体都有利益最大化的动力。但是, 由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悖论, 博弈成果往往偏离帕累托最优, 使得个体的努力适得其反。博弈规则的制定旨在限制个体理性的冲动, 使得博弈总得益最大化, 也使个体得益更大化, 规避适得其反的结果, 把“纳什均衡”拉到帕累托最优上来。

( 二) 从博弈论看当前的汇率

国际博弈

应用博弈论的研究成果对当前的汇率国际博弈进行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

首先, 当前基于各国理性的汇率, 国际博弈无法实现各国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反而可能导致世界经济二次衰退, 导致多败俱伤的结果。有人说, 美联储可以不受限制地“创造”美元, 美国必赢这场汇率博弈。其实,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则未必。这个逻辑成立的前提是世界其他国家坐以待毙。在美国大肆“撒钱”的条件下, 如果其他国家只是按照经济学常规应对自己面临的问题, 结论才能成立。但是, 在国家利益面临威胁时, 各国所采用的除常规手段外, 还有非常规手段。

首先, 在美元大幅贬值情况下, 没有哪个国家敢把美元作为储备和结算的手段而甘冒财产损失的风险。更何况, 当今的国际结算中还可用其他替代货币, 贸易国间也可以通过协议用两国货币完成当事国间的贸易结算。其次, 在美联储大规模印钞的情况下, 各经济体不会允许用废纸就换走自己的财富, 而会选择抛弃美元的方法保护自己的利益, 切断通货膨胀传导机制。所以,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美元贬值政策是以牺牲其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为代价的。真到那个时候, 其他国际储备货币崛起, 美元就不仅是“美国人的美元”, 而且也成了“美国人的问题”。

当然, 作为博弈的另一方, 世界非储备货币发行国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近期内, 世界非储备货币发行国将会采用常规措施应对汇率国际博弈;比如, 采用

汇率升值、增加流入资本交易成本、在国际结算和储备中规避美元等办法; 长期内, 将会转向非常规手段应对汇率国际博弈; 比如, 与贸易对象国达成货币交换协议, 避免拥有美元资产, 避免用美元结算。当世界非货币发行国这样做的时候, 也就极大地增加了交易成本, 降低了国民福利水平。随着双方矛盾的尖锐化, 国际金融体系就会陷入混乱, 治理国际金融危机的成果也就付之东流, 世界经济重新陷入衰退。

所以,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 当前的汇率国际博弈如果继续按照个体理性的逻辑发展下去必将是个两败俱伤的结局。

其次, 汇率国际博弈可能的最佳结果是实现世界经济复苏。汇率国际博弈的最好结果就是避免世界经济再次进入衰退。只有避免了二次衰退, 世界各国才能重回正常发展轨道。国际金融危机中, 为挽救本国经济, 各国推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联合救市, 成功地扑灭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大火, 世界经济有了重新走上复苏的迹象。许多人把此归功于宏观调控技术的发展和国际联合干预。但是, 金融危机后, 为了刺激本国经济复苏, 消化危急中产生的财政赤字, 各国重新走上了各自为战的道路。结果是, 汇率战硝烟四起, 陷入了汇率国际博弈困境, 使来之不易的复苏前景又面临巨大威胁。世界经济因汇率战而陷入衰退, 不是没有先例。20 世纪30 年代的国际大萧条就是一例。有鉴于此, 汇率国际博弈最好的可能结果是实现世界经济复苏。世界经济顺利复苏是世界各国的根本利益所在, 各国要把基于个体理性的汇率博弈转变为基于集体理性的博弈, 把世界经济复苏的蛋糕做大, 才能从后续的建设中分享到汇率博弈的最大红利。

四、汇率国际博弈的出路

根据博弈论的研究成果, 实现世界经济复苏的出路就在于设定诱导个体理性向集体理性转化的汇率博弈规则。就国际金融体系来讲, 集体理性要求汇率保持稳定, 以利于世界经济复苏。当前最主要的就是, 维护和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 使国际汇率体系向相对稳定方向发展。

(一) 汇率国际博弈中汇率定值之“锚”规则的演化过程

其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已经设定了稳定汇率的汇率国际博弈规则, 但这个规则的约束力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变得越来越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立的促进国际货币合作的一个常设机构。该

组织主要功能就是:为国际货币问题的磋商和协作提供方法;稳定国际汇率, 在成员国之间保持有秩序的汇价安排, 避免竞争性汇价贬值;协助成员国建立经常性交易的多边支付制度, 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在有适当保证的条件下, 向成员国临时提供普通资金, 使其有信心利用此机会纠正国际收支的失调, 不采取危害本国或国际繁荣的措施;最终通过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平衡发展, 促进和保持成员国的就业、生产资源的发展、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在这个汇率国际博弈规则的约束下, 国际金融体系还是相对平稳运行了60 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的这些功能也就是国际金融体系运行规则, 也是汇率国际博弈的框架。在近60年的运行中, 汇率国际博弈其他规则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唯独发生变化的就是汇率“锚”规则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制定了双挂钩的汇率定值规则, 即黄金与美元挂钩, 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黄金成为各国货币汇率的定值之“锚”。这时的国际金融领域, 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由“特里芬悖论”导致的美元危机。

1971年8月, 尼克松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 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窗口, “双挂钩”机制解体, 实行浮动汇率。纸币币值摆脱了黄金的限制, 国际社会彻底进入信用货币时代。这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意味着特里芬悖论失去效力; 意味着国际汇率定值之“锚”出现软化趋势, 由固定汇率制实际过渡到了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浮动汇率制。

1978 年, 牙买加体系正式确立, 国际汇率的定值之“锚”由黄金过渡到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货币。各国汇率定值更加随意。这时的国际金融领域, 所有的金融危机就变成了由美元贬值导致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

( 二) 解决当前汇率国际博弈困境的出路

当前, 国际社会解决汇率国际博弈困境的出路就在于找到那个相对稳定的汇率定值之“锚”。也就是说, 当前国际社会要制定一个信用货币时代约束汇率国际博弈的定值之“锚”规则, 既解决因经济规模扩大而导致的货币规模扩大问题, 也解决币值稳定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分两步走, 同时需要具备一个基本条件。

第一步, 近期美元必须停止过度贬值的政策, 继续发挥国际货币汇率定值

“锚”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为了实现布雷顿森林协议而设立的国际组织, 而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黄金——美元本位为基础的, 也就是说, 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是以黄金为各国货币汇率定值基础的, 美元充当了准定值之“锚”的角色。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体制的解体, 国际金融领域陷入混乱。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 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为牙买加体系, 各国货币由钉住美元转为钉住一揽子货币, 并可以保持一定幅度的浮动。今天, 一揽子货币的主要币种——美元汇率出现大幅波动又带动国际货币体系进入震荡期。可见, 国际货币体系失去了汇率定值之“锚”, 必然秩序大乱。当前, 这个震荡期正与世界经济复苏的关键期重合, 可能葬送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所以, 作为应急措施, 美元必须停止大幅贬值, 建立相对稳定的汇率体系, 维持相对稳定顾全世界经济复苏的大局。

第二步, 长远来看,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 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 建立由超主权货币组成的国际汇率定值之“锚”, 既解决因经济规模扩大而导致的货币规模扩大问题, 也解决币值稳定问题。作为反思应对金融危机的成果, 早在2009 年3 月底,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在英文版《中国日报》上刊登了《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署名文章, 提出用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替代主权信用货币, 呼吁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货币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 充分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 SDR) 的作用。在信用货币时代, 汇率国际博弈规则中的定值之“锚”规则的缺失始终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阿喀琉斯之踵, 一旦国际货币汇率定值的“锚”晃动, 必然会引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震荡, 轻则汇率战, 重则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周小川行长不是从博弈论视角思考国际汇率定值问题, 但其建议却符合了博弈论的要义, 瞄准了汇率国际博弈规则。所以, 长远来看, 国际社会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 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担建立国际汇率定值之“锚”的任务, 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 并承担维护国际超主权货币币值稳定和规模控制的功能, 为世界各国货币钉住超主权货币, 实现汇率稳定提供保障。这样, 就强化了汇率国际博弈规则中最薄弱的一环, 变汇率国际博弈软约束为硬约束, 使汇率国际博弈向合作性博弈转化, 造福人类整体。

一个基本条件就是, 应对汇率国际博弈困境要改变冷战思维。在汇率稳定的前下, 通过实施新时期的“马歇尔计划”把发达国家的技术资金和经验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结合起来, 就能实现互利双赢。美元充当国际汇率准“锚”。

表面上看起来是付出了代价, 但是通过转换思维方式就可以解决美国发展的瓶颈。美国现在的政策是在低端产业领域与国际产业链下游国家抢市场。美国把自己的高技术工人赶到制鞋厂去抢发展中国家的制鞋市场, 肯定处于劣势。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发挥自己的优势, 违反了优势互补原则, 通过美元汇率贬值提升美国低端产业的竞争力也改变不了这种被动局面。美国的优势在于其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在于巨大的人口带来的消费市场、城镇化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和工业化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在其中发挥中介组织作用, 把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 实现现代版的“马歇尔计划”,促成互利双赢, 解决各自发展瓶颈, 在维护汇率稳定的前提下, 促使世界各国都取得发展, 解决面临的问题。美国要改变冷战思维, 往产业链的高端发展, 解除技术禁运, 打开自己的高技术市场。

这三者的结合, 先稳定, 后发展, 再系统调整, 描绘出彻底解决信用货币时代汇率国际博弈困境的路线图, 为保证汇率博弈总收益和各国收益的最大化, 达到“纳什均衡”的帕累托最优化, 提供了基础。

从博弈论看汇率的全球治理困境 徐长春

【期刊】: 《国际贸易》 2010 11

【作者单位】: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关键词】: 国际博弈 博弈论 美元汇率 博弈主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纳什均衡 国际金融危机 博弈规则 国际金融体系 帕累托最优

【分类号】:F831.52

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乱象引起许多学者的担忧。著名国际政治专家基辛格博士认为, 世界已从相互需要转到了适者生存, 国际合作正让位于大国政治。似乎20世纪30 年代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又悬在了人类头上。全球经济治理面临大考。

一、当前汇率国际博弈的过程

当前的汇率国际博弈困境起于美国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货币政策。今年8月底, 出于对美国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忧, 美联储开始讨论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的可能性, 以提升美国经济。市场马上对此做出反应, 美元迅速进入持续贬值通道, 六个星期内美元已对一篮子货币贬值7%; 世界其他货币汇率则相继进入上升通道, 汇率国际博弈启动。

各国立足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启动了汇率应对措施。首先, 韩国持续干预汇市。自2008 年雷曼兄弟倒闭以来, 韩元兑美元汇率下跌了112%,兑日元汇率下跌了23% 。其次, 日本首先启动汇率干预。由于套利美元回流日本, 美元对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5年新低。仅2010年9月份, 日本央行就向市场抛售了价值250 亿美元的日元, 干预汇市, 压低日元汇率。再次, 澳大利亚延续了低汇率政策。美元对澳元跌至1983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造成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攀升。最后, 为反击热钱的冲击, 一些新兴经济体开始对国际资本流动做出反应, 阻击热钱流入。巴西把资本流入税由2% 提高到8%; 泰国对政府和国有公司债券的资本利得和利息支付开征15% 的预扣税施;印度也随之提高了金融交易税。

2010年10月22—23日, 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峰会在韩国召开, 汇率博弈进入了新阶段。在这次会议上, 美国以财长来信的方式要求为各国经常账户顺差

或赤字设定量化目标, 作为解决全球失衡手段之一, 建议G20 成员在2015年前, 将上述经常账户盈余或赤字的占比降至不超过各自GDP 的4%的水平。但是, 这个建议遭到日本、韩国等出口大国的反对。与会大多数G20 国家也认为盖特纳方案不具可行性。但是, 与会各国承诺, 根据市场决定汇率的机制尽量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 以防重演20世纪30年代“以邻为壑”的悲剧。至此, 汇率国际博弈告一段落。

二、汇率国际博弈的格局

从博弈论角度看, 当前汇率国际博弈偏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本质上是非合作博弈。

首先, 从博弈主体看, 可以分为两类。从汇率国际博弈的发动来看, 这两类主体主要指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和非发行国。前者主要指美国,后者主要是除美国之外的国家, 包括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其次, 从博弈对策选择上看, 是被动与主动的关系。国际货币发行国美国采取美元贬值对策参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汇率国际博弈。这种对策主要基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 力求本国利益最大化。一是削减财政赤字, 恢复经济增长对私人需求依赖的需要。二是扩大实体经济国际市场份额的需要。国际金融危机后, 美国提出了“出口倍增计划”, 谋求国际市场份额的增加。三是应对因经济前景黯淡而导致的美元回流机制受损和流动性陷阱而导致通缩的需要。四是为下一轮经济繁荣周期中剪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成果“羊毛”的需要。美国开发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力求超发美元, 通过低成本印钞机向全球金融市场“撒钱”, 消除财政赤字, 以图利用下一轮世界经济繁荣抬升美元购买力, 剪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羊毛”。在今年10月23日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峰会上, 德国经济部长布吕德勒就曾尖锐地批评美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 认为其“持续不断地加印钞票是一种间接的操纵货币汇率行为”。非发行国则根据本国国情不同采取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所预料的不同对策: 国力弱的国家, 如相对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只能让汇率被动升值, 削弱外部竞争力;国力强的国家, 如韩国和日本则干预汇市, 蓄积不想要的美元, 既影响国内货币稳定, 也有损外部竞争力;新兴经济体国家多采取税收或管制手段, 限制资本流入.

综上所述, 我们不难看出, 当前的汇率国际博弈格局由中美之间的博弈已

经演化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和世界各非发行国的博弈;博弈的实质是美国借助美元储备货币地位, 要求迅速增加国际市场份额 博弈的工具是汇率。

三、博弈论及其启示

博弈是一种利益有牵连的博弈方之间的决策协同现象, 实际上是各博弈主体在一定规则框架下谋取自己得益的行动, 本质就是联合创造博弈结果, 并分享成果的集体行动。研究博弈现象, 是为了把握其规律, 利用其规律为部分人或全部人谋福利。

(一) 博弈规则与博弈结果

参与博弈是为了联合生产博弈成果并进一步分享成果。为了更多地生产成果并多分享成果, 我们就要弄清楚博弈成果的产出及分配机制。

博弈的结果就是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各个博弈主体选择的一种最优策略组合构成的“纳什均衡”。然而, “纳什均衡”是指所有决策主体最优策略的组合, 而非每个博弈主体得益最大和所有决策主体总得益最大的策略组合。“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 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 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所以,“纳什均衡”往往代表的是, 在每个博弈主体得益最大化的策略组合无法实现的情况下, 所选择的一种“次优”或“次佳”策略组合。即对每个决策主体来说, “纳什均衡”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组合。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悖论阻碍了“纳什均衡”帕累托最优化。这同时也说明, “纳什均衡”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动态、可改变的, 在不同博弈条件、博弈环境及博弈规则下, “纳什均衡”完全存在与“帕累托最优”重合的可能, 即博弈结果是每个博弈主体最优策略的集合, 同时在这个最优策略组合下每个决策主体得益最大、所有决策主体的总得益也最大。因此, 如何通过调整各国博弈对策选择到“纳什均衡”帕累托最优成为问题的关键。

博弈规则是“纳什均衡”帕累托最优化的根本条件。在整体层面, 博弈规则为每个博弈参与者新增加了行为约束条件, 通过诱导博弈个体牟利本性规范着博弈各方在该博弈格局下的行为方式。而行为方式的定格就意味着博弈展开的方式以及由此引起的博弈可能实现的成果大小, 即决定了集体行动成果的生产方式和效率大小;反过来, 也就决定了每个博弈者实际能够实现收益的最高限额。所以,

博弈的最终结果决定于博弈规则约束下的个体共同创造成果的最终大小, 而这个成果的大小又由博弈规则决定的整体行为方式决定, 即由博弈规则决定的生产函数决定。

所以, 博弈成果的大小取决于博弈规则。从个体层面上看, 每个参与博弈的个体都有利益最大化的动力。但是, 由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悖论, 博弈成果往往偏离帕累托最优, 使得个体的努力适得其反。博弈规则的制定旨在限制个体理性的冲动, 使得博弈总得益最大化, 也使个体得益更大化, 规避适得其反的结果, 把“纳什均衡”拉到帕累托最优上来。

( 二) 从博弈论看当前的汇率

国际博弈

应用博弈论的研究成果对当前的汇率国际博弈进行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

首先, 当前基于各国理性的汇率, 国际博弈无法实现各国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反而可能导致世界经济二次衰退, 导致多败俱伤的结果。有人说, 美联储可以不受限制地“创造”美元, 美国必赢这场汇率博弈。其实,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则未必。这个逻辑成立的前提是世界其他国家坐以待毙。在美国大肆“撒钱”的条件下, 如果其他国家只是按照经济学常规应对自己面临的问题, 结论才能成立。但是, 在国家利益面临威胁时, 各国所采用的除常规手段外, 还有非常规手段。

首先, 在美元大幅贬值情况下, 没有哪个国家敢把美元作为储备和结算的手段而甘冒财产损失的风险。更何况, 当今的国际结算中还可用其他替代货币, 贸易国间也可以通过协议用两国货币完成当事国间的贸易结算。其次, 在美联储大规模印钞的情况下, 各经济体不会允许用废纸就换走自己的财富, 而会选择抛弃美元的方法保护自己的利益, 切断通货膨胀传导机制。所以,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美元贬值政策是以牺牲其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为代价的。真到那个时候, 其他国际储备货币崛起, 美元就不仅是“美国人的美元”, 而且也成了“美国人的问题”。

当然, 作为博弈的另一方, 世界非储备货币发行国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近期内, 世界非储备货币发行国将会采用常规措施应对汇率国际博弈;比如, 采用

汇率升值、增加流入资本交易成本、在国际结算和储备中规避美元等办法; 长期内, 将会转向非常规手段应对汇率国际博弈; 比如, 与贸易对象国达成货币交换协议, 避免拥有美元资产, 避免用美元结算。当世界非货币发行国这样做的时候, 也就极大地增加了交易成本, 降低了国民福利水平。随着双方矛盾的尖锐化, 国际金融体系就会陷入混乱, 治理国际金融危机的成果也就付之东流, 世界经济重新陷入衰退。

所以,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 当前的汇率国际博弈如果继续按照个体理性的逻辑发展下去必将是个两败俱伤的结局。

其次, 汇率国际博弈可能的最佳结果是实现世界经济复苏。汇率国际博弈的最好结果就是避免世界经济再次进入衰退。只有避免了二次衰退, 世界各国才能重回正常发展轨道。国际金融危机中, 为挽救本国经济, 各国推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联合救市, 成功地扑灭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大火, 世界经济有了重新走上复苏的迹象。许多人把此归功于宏观调控技术的发展和国际联合干预。但是, 金融危机后, 为了刺激本国经济复苏, 消化危急中产生的财政赤字, 各国重新走上了各自为战的道路。结果是, 汇率战硝烟四起, 陷入了汇率国际博弈困境, 使来之不易的复苏前景又面临巨大威胁。世界经济因汇率战而陷入衰退, 不是没有先例。20 世纪30 年代的国际大萧条就是一例。有鉴于此, 汇率国际博弈最好的可能结果是实现世界经济复苏。世界经济顺利复苏是世界各国的根本利益所在, 各国要把基于个体理性的汇率博弈转变为基于集体理性的博弈, 把世界经济复苏的蛋糕做大, 才能从后续的建设中分享到汇率博弈的最大红利。

四、汇率国际博弈的出路

根据博弈论的研究成果, 实现世界经济复苏的出路就在于设定诱导个体理性向集体理性转化的汇率博弈规则。就国际金融体系来讲, 集体理性要求汇率保持稳定, 以利于世界经济复苏。当前最主要的就是, 维护和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 使国际汇率体系向相对稳定方向发展。

(一) 汇率国际博弈中汇率定值之“锚”规则的演化过程

其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已经设定了稳定汇率的汇率国际博弈规则, 但这个规则的约束力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变得越来越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立的促进国际货币合作的一个常设机构。该

组织主要功能就是:为国际货币问题的磋商和协作提供方法;稳定国际汇率, 在成员国之间保持有秩序的汇价安排, 避免竞争性汇价贬值;协助成员国建立经常性交易的多边支付制度, 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在有适当保证的条件下, 向成员国临时提供普通资金, 使其有信心利用此机会纠正国际收支的失调, 不采取危害本国或国际繁荣的措施;最终通过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平衡发展, 促进和保持成员国的就业、生产资源的发展、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在这个汇率国际博弈规则的约束下, 国际金融体系还是相对平稳运行了60 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的这些功能也就是国际金融体系运行规则, 也是汇率国际博弈的框架。在近60年的运行中, 汇率国际博弈其他规则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唯独发生变化的就是汇率“锚”规则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制定了双挂钩的汇率定值规则, 即黄金与美元挂钩, 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黄金成为各国货币汇率的定值之“锚”。这时的国际金融领域, 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由“特里芬悖论”导致的美元危机。

1971年8月, 尼克松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 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窗口, “双挂钩”机制解体, 实行浮动汇率。纸币币值摆脱了黄金的限制, 国际社会彻底进入信用货币时代。这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意味着特里芬悖论失去效力; 意味着国际汇率定值之“锚”出现软化趋势, 由固定汇率制实际过渡到了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浮动汇率制。

1978 年, 牙买加体系正式确立, 国际汇率的定值之“锚”由黄金过渡到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货币。各国汇率定值更加随意。这时的国际金融领域, 所有的金融危机就变成了由美元贬值导致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

( 二) 解决当前汇率国际博弈困境的出路

当前, 国际社会解决汇率国际博弈困境的出路就在于找到那个相对稳定的汇率定值之“锚”。也就是说, 当前国际社会要制定一个信用货币时代约束汇率国际博弈的定值之“锚”规则, 既解决因经济规模扩大而导致的货币规模扩大问题, 也解决币值稳定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分两步走, 同时需要具备一个基本条件。

第一步, 近期美元必须停止过度贬值的政策, 继续发挥国际货币汇率定值

“锚”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为了实现布雷顿森林协议而设立的国际组织, 而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黄金——美元本位为基础的, 也就是说, 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是以黄金为各国货币汇率定值基础的, 美元充当了准定值之“锚”的角色。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体制的解体, 国际金融领域陷入混乱。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 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为牙买加体系, 各国货币由钉住美元转为钉住一揽子货币, 并可以保持一定幅度的浮动。今天, 一揽子货币的主要币种——美元汇率出现大幅波动又带动国际货币体系进入震荡期。可见, 国际货币体系失去了汇率定值之“锚”, 必然秩序大乱。当前, 这个震荡期正与世界经济复苏的关键期重合, 可能葬送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所以, 作为应急措施, 美元必须停止大幅贬值, 建立相对稳定的汇率体系, 维持相对稳定顾全世界经济复苏的大局。

第二步, 长远来看,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 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 建立由超主权货币组成的国际汇率定值之“锚”, 既解决因经济规模扩大而导致的货币规模扩大问题, 也解决币值稳定问题。作为反思应对金融危机的成果, 早在2009 年3 月底,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在英文版《中国日报》上刊登了《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署名文章, 提出用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替代主权信用货币, 呼吁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货币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 充分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 SDR) 的作用。在信用货币时代, 汇率国际博弈规则中的定值之“锚”规则的缺失始终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阿喀琉斯之踵, 一旦国际货币汇率定值的“锚”晃动, 必然会引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震荡, 轻则汇率战, 重则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周小川行长不是从博弈论视角思考国际汇率定值问题, 但其建议却符合了博弈论的要义, 瞄准了汇率国际博弈规则。所以, 长远来看, 国际社会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 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担建立国际汇率定值之“锚”的任务, 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 并承担维护国际超主权货币币值稳定和规模控制的功能, 为世界各国货币钉住超主权货币, 实现汇率稳定提供保障。这样, 就强化了汇率国际博弈规则中最薄弱的一环, 变汇率国际博弈软约束为硬约束, 使汇率国际博弈向合作性博弈转化, 造福人类整体。

一个基本条件就是, 应对汇率国际博弈困境要改变冷战思维。在汇率稳定的前下, 通过实施新时期的“马歇尔计划”把发达国家的技术资金和经验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结合起来, 就能实现互利双赢。美元充当国际汇率准“锚”。

表面上看起来是付出了代价, 但是通过转换思维方式就可以解决美国发展的瓶颈。美国现在的政策是在低端产业领域与国际产业链下游国家抢市场。美国把自己的高技术工人赶到制鞋厂去抢发展中国家的制鞋市场, 肯定处于劣势。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发挥自己的优势, 违反了优势互补原则, 通过美元汇率贬值提升美国低端产业的竞争力也改变不了这种被动局面。美国的优势在于其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在于巨大的人口带来的消费市场、城镇化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和工业化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在其中发挥中介组织作用, 把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 实现现代版的“马歇尔计划”,促成互利双赢, 解决各自发展瓶颈, 在维护汇率稳定的前提下, 促使世界各国都取得发展, 解决面临的问题。美国要改变冷战思维, 往产业链的高端发展, 解除技术禁运, 打开自己的高技术市场。

这三者的结合, 先稳定, 后发展, 再系统调整, 描绘出彻底解决信用货币时代汇率国际博弈困境的路线图, 为保证汇率博弈总收益和各国收益的最大化, 达到“纳什均衡”的帕累托最优化, 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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