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不懈探索环境保护新路
记者：人类发展史既是一部文明进步史，也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人类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探索历程。
周生贤：人类起源于自然，生存于自然，发展于自然。人类出现以后，生物与环境、人与自然就紧密联系在一起。环境问题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从全球视野看，人类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主要经历了沉痛的代价、宝贵的觉醒、奋起的飞跃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沉痛的代价。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传统工业化在创造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大范围破坏生态环境，大量排放各种污染物，人类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从20世纪到30年代开始，英、美、日等国家相继发生了八大公害事件。
第二阶段，宝贵的觉醒。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引发了人类对传统工业化道路弊端的反思，唤醒了人类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在环境觉醒历史进程中，出现过著名的三本书。第一本书是《寂静的春天》，其代表性语言是，“不解决环境问题，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第二本书是《增长的极限》，其代表性语言是，“没有环境保护的繁荣是推迟执行的灾难”。第三本书是《只是一个地球》，其代表性语言是，“不进行环境保护，人类将从摇篮直接到坟墓”。
第三阶段，奋起的飞跃。经历了沉痛的代价和宝贵的觉醒之后，人类对环境与发展问题不断进行深刻反思。以四次世界性环境与发展会议为标志，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四次历史性飞跃。
第一次飞跃是 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世界各国开始共同研究解决环境问题。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确立了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共同看法和原则。
第二次飞跃是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第一次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进行认识，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由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倡导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成为国际环境与发展合作的基本原则。
第三次飞跃是 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会议提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必须同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相协调。
第四次飞跃是 201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会议发起可持续发展目标讨论进程，提出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正式通过《我们憧憬的未来》这一成果文件。
记者：在世界环境保护历程中，正确处理环境与经济的关系方面有哪些
典型案例？
周生贤：环境与经济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脱离环境保护搞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离开经济发展抓环境保护是“缘木求鱼”。正确的经济政策就是正确的环境政策，正确的环境政策也是正确的经济政策。
纵观世界环境保护历史，发达国家经济与环境关系的调整和转变，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绝路逢生型。以德国为代表。二战后，德国经济发展优先，环境质量急剧恶化。从 20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国家战略从经济发展优先逐步调整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通过实施一系列环境法律，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严重的环境污染得到治理。到20世纪90年代，德国的环境质量得到很大改善，河流变清了，空气污染减轻了。
二是奋起直追型。以日本为代表。二战后随着工业发展，日本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日本一开始寄希望于在不妨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保护环境，结果没有摆脱公害事件爆发的厄运。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中日本就有四件。从1970年开始，日本确立环境优先原则，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环境法律和标准，经过几十年努力，基本解决了工业污染问题。
三是跨越发展型。以新加坡为代表。新加坡在工业化初期就开始实行城市功能分区，将工业区与居住区分离，避免市区环境污染。经过加快建设完善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保持了清洁和优美的环境，成为举世闻名的“花园式城市”。
记者：发达国家环境保护有哪些经验教训？
周生贤：发达国家环境保护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和汲取。主要教训是：发达国家曾走过了“先污染后治理、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我国不能重蹈覆辙，必须努力避免，积极探索环境保护新路。基本经验在于：一是建立以高违法成本为理念的环境法律体系，环境责任终身追究，严格执法。二是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从经济发展中找出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三是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强化环境经济政策激励，推动环境成本内部化。四是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形成全社会推进环境保护的强大合力。
记者：伴随着国际环发事业的发展，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哪些主要成效？
周生贤：我国环境保护工作起步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与国际环发事业基本同步。1972年我国派代表团参加了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8月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 32字环保工作方针。1983年，把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1992年，把实施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进入新世纪，我国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努力构建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要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近年来，尤其是“十一五”以来，我国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重要变化。一是强力推进污染减排。“十一五”污染减排任务超额完成，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由2005年的52%提高到2012年的85%，燃煤电厂脱硫机组比例由14%提高到 90%。二是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2008年以来，环境保护部拒批345个、总投资近1.2万多亿元的“两高一资”、产能过剩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项目。三是解决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发布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积极落实《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得到提高，重金属、化学品污染等环境问题有所缓解。四是深化污染防治。制定《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年）》《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深入推进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全国七大水系好于Ⅲ类水质比例由2005年的41%提高到2012年的64%；劣V类水质比例由27%下降到12.3%。建立健全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新机制，有效保障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期间的环境质量。五是加大农村环境保护力度。中央财政共安排农村环保专项资金 135亿元，实施“以奖促治、以奖代补”政策，支持2.6万个村庄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示范建设，5700多万农村人口受益。
记者：当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依然突出，环保工作面临哪些主要问题？
周生贤：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环境质量改善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不小差距，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一是污染减排任务艰巨。结构减排尚未取得实质进展，工程减排空间在不断缩小，实现主要污染物减排8%~10%的目标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二是环境污染依然严重。按照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评价，70%左右的城市达不到二级标准。2012年，十大流域中劣V类水质比例占10.2%，地下饮用水水源地水质10%不达标。三是环境风险不断增加。全国存在较大以上环境风险的企业仍有60%未进入工业园区，52%距离环境敏感目标较近。电子废弃物、工业固体废物、医疗废物和危险废物产生量持续增加。四是环境法制不完善、能力建设滞后。“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环保监管力量与日益繁重的环保任务不相匹配。五是国际环境压力日益加大。我国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放量居世界前列，发达国家要求我国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和义务。
记者：大家对大气污染问题十分关心，您能否介绍一下国家在PM2.5污染治理方面将采取哪些措施？
周生贤：大气污染防治是今后5年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6月，国务院部署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要求把调整优化结构、强化创新驱动和保护生态环境结合起来，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逐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主要措施包括六个方面：一是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压缩过剩产能。二是加快调整能源结构，控制煤炭消费总量。三是严格治理机动车污染，提升燃油品质。四是强化综合治理，实施多污染物协同控制。五是建立监测预警应急体系，妥善应对重污染天气。六
是强化责任考核，未完成年度任务的地区，由环保部门会同组织部门、监察机关约谈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同志，督促整改。
记者：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环保工作的总体思路和主要任务是什么？
周生贤：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做出了一系列新决策、新部署和新要求。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统领，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指向，在创造亮点、抓住重点、突破难点、应对热点上下功夫，勇担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者、推动者和实践者。
突破难点，就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继续探索环境保护新路，努力推进环境与经济协调融合。
抓住重点，就是解决影响科学发展和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在从严控制两高一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项目建设上发挥积极作用，优先解决大气、饮用水、土壤、重金属、化学品等环境问题。
创造亮点，就是狠抓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不放松，认真落实《国务院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和《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着力抓好火电厂、钢铁厂、水泥厂、造纸厂、城镇污水处理厂、畜禽养殖场和机动车减排措施落实，全力完成减排任务。
应对热点，就是进一步加强大气、水和农村污染防治，集中力量做好三项工作：以PM2.5防控为重点，深化大气污染防治；以饮用水安全保障为重点，强化重点流域和地下水污染防治；以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为重点，推进村镇环境连片整治和土壤污染治理。
记者：您刚才提到要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继续探索环境保护新路。可否请您再多作一些阐述？
周生贤：用生态文明的理念来看环保，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问题。因此，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必须从宏观战略层面切入，搞好顶层设计，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再生产全过程入手，制定和完善环境经济政策，绝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探索走出一条环境保护新路。
探索环境保护新路，核心在于正确处理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一部环境保护的历史就是一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动态变化和调整的历史。我们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坚持保护优先的方针，牢牢把握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要求，努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探索环境保护新路，关键在于充分发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综合作用。要利用好环境保护对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倒逼机制，把调整优化
结构、强化创新驱动和保护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实行从严从紧的环境政策，把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传导到经济转型上来，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产业升级和生态化，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坚持不懈探索环境保护新路
记者：人类发展史既是一部文明进步史，也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人类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探索历程。
周生贤：人类起源于自然，生存于自然，发展于自然。人类出现以后，生物与环境、人与自然就紧密联系在一起。环境问题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从全球视野看，人类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主要经历了沉痛的代价、宝贵的觉醒、奋起的飞跃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沉痛的代价。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传统工业化在创造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大范围破坏生态环境，大量排放各种污染物，人类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从20世纪到30年代开始，英、美、日等国家相继发生了八大公害事件。
第二阶段，宝贵的觉醒。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引发了人类对传统工业化道路弊端的反思，唤醒了人类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在环境觉醒历史进程中，出现过著名的三本书。第一本书是《寂静的春天》，其代表性语言是，“不解决环境问题，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第二本书是《增长的极限》，其代表性语言是，“没有环境保护的繁荣是推迟执行的灾难”。第三本书是《只是一个地球》，其代表性语言是，“不进行环境保护，人类将从摇篮直接到坟墓”。
第三阶段，奋起的飞跃。经历了沉痛的代价和宝贵的觉醒之后，人类对环境与发展问题不断进行深刻反思。以四次世界性环境与发展会议为标志，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四次历史性飞跃。
第一次飞跃是 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世界各国开始共同研究解决环境问题。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确立了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共同看法和原则。
第二次飞跃是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第一次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进行认识，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由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倡导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成为国际环境与发展合作的基本原则。
第三次飞跃是 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会议提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必须同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相协调。
第四次飞跃是 201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会议发起可持续发展目标讨论进程，提出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正式通过《我们憧憬的未来》这一成果文件。
记者：在世界环境保护历程中，正确处理环境与经济的关系方面有哪些
典型案例？
周生贤：环境与经济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脱离环境保护搞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离开经济发展抓环境保护是“缘木求鱼”。正确的经济政策就是正确的环境政策，正确的环境政策也是正确的经济政策。
纵观世界环境保护历史，发达国家经济与环境关系的调整和转变，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绝路逢生型。以德国为代表。二战后，德国经济发展优先，环境质量急剧恶化。从 20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国家战略从经济发展优先逐步调整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通过实施一系列环境法律，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严重的环境污染得到治理。到20世纪90年代，德国的环境质量得到很大改善，河流变清了，空气污染减轻了。
二是奋起直追型。以日本为代表。二战后随着工业发展，日本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日本一开始寄希望于在不妨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保护环境，结果没有摆脱公害事件爆发的厄运。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中日本就有四件。从1970年开始，日本确立环境优先原则，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环境法律和标准，经过几十年努力，基本解决了工业污染问题。
三是跨越发展型。以新加坡为代表。新加坡在工业化初期就开始实行城市功能分区，将工业区与居住区分离，避免市区环境污染。经过加快建设完善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保持了清洁和优美的环境，成为举世闻名的“花园式城市”。
记者：发达国家环境保护有哪些经验教训？
周生贤：发达国家环境保护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和汲取。主要教训是：发达国家曾走过了“先污染后治理、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我国不能重蹈覆辙，必须努力避免，积极探索环境保护新路。基本经验在于：一是建立以高违法成本为理念的环境法律体系，环境责任终身追究，严格执法。二是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从经济发展中找出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三是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强化环境经济政策激励，推动环境成本内部化。四是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形成全社会推进环境保护的强大合力。
记者：伴随着国际环发事业的发展，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哪些主要成效？
周生贤：我国环境保护工作起步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与国际环发事业基本同步。1972年我国派代表团参加了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8月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 32字环保工作方针。1983年，把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1992年，把实施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进入新世纪，我国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努力构建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要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近年来，尤其是“十一五”以来，我国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重要变化。一是强力推进污染减排。“十一五”污染减排任务超额完成，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由2005年的52%提高到2012年的85%，燃煤电厂脱硫机组比例由14%提高到 90%。二是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2008年以来，环境保护部拒批345个、总投资近1.2万多亿元的“两高一资”、产能过剩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项目。三是解决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发布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积极落实《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得到提高，重金属、化学品污染等环境问题有所缓解。四是深化污染防治。制定《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年）》《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深入推进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全国七大水系好于Ⅲ类水质比例由2005年的41%提高到2012年的64%；劣V类水质比例由27%下降到12.3%。建立健全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新机制，有效保障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期间的环境质量。五是加大农村环境保护力度。中央财政共安排农村环保专项资金 135亿元，实施“以奖促治、以奖代补”政策，支持2.6万个村庄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示范建设，5700多万农村人口受益。
记者：当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依然突出，环保工作面临哪些主要问题？
周生贤：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环境质量改善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不小差距，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一是污染减排任务艰巨。结构减排尚未取得实质进展，工程减排空间在不断缩小，实现主要污染物减排8%~10%的目标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二是环境污染依然严重。按照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评价，70%左右的城市达不到二级标准。2012年，十大流域中劣V类水质比例占10.2%，地下饮用水水源地水质10%不达标。三是环境风险不断增加。全国存在较大以上环境风险的企业仍有60%未进入工业园区，52%距离环境敏感目标较近。电子废弃物、工业固体废物、医疗废物和危险废物产生量持续增加。四是环境法制不完善、能力建设滞后。“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环保监管力量与日益繁重的环保任务不相匹配。五是国际环境压力日益加大。我国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放量居世界前列，发达国家要求我国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和义务。
记者：大家对大气污染问题十分关心，您能否介绍一下国家在PM2.5污染治理方面将采取哪些措施？
周生贤：大气污染防治是今后5年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6月，国务院部署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要求把调整优化结构、强化创新驱动和保护生态环境结合起来，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逐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主要措施包括六个方面：一是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压缩过剩产能。二是加快调整能源结构，控制煤炭消费总量。三是严格治理机动车污染，提升燃油品质。四是强化综合治理，实施多污染物协同控制。五是建立监测预警应急体系，妥善应对重污染天气。六
是强化责任考核，未完成年度任务的地区，由环保部门会同组织部门、监察机关约谈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同志，督促整改。
记者：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环保工作的总体思路和主要任务是什么？
周生贤：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做出了一系列新决策、新部署和新要求。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统领，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指向，在创造亮点、抓住重点、突破难点、应对热点上下功夫，勇担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者、推动者和实践者。
突破难点，就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继续探索环境保护新路，努力推进环境与经济协调融合。
抓住重点，就是解决影响科学发展和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在从严控制两高一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项目建设上发挥积极作用，优先解决大气、饮用水、土壤、重金属、化学品等环境问题。
创造亮点，就是狠抓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不放松，认真落实《国务院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和《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着力抓好火电厂、钢铁厂、水泥厂、造纸厂、城镇污水处理厂、畜禽养殖场和机动车减排措施落实，全力完成减排任务。
应对热点，就是进一步加强大气、水和农村污染防治，集中力量做好三项工作：以PM2.5防控为重点，深化大气污染防治；以饮用水安全保障为重点，强化重点流域和地下水污染防治；以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为重点，推进村镇环境连片整治和土壤污染治理。
记者：您刚才提到要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继续探索环境保护新路。可否请您再多作一些阐述？
周生贤：用生态文明的理念来看环保，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问题。因此，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必须从宏观战略层面切入，搞好顶层设计，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再生产全过程入手，制定和完善环境经济政策，绝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探索走出一条环境保护新路。
探索环境保护新路，核心在于正确处理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一部环境保护的历史就是一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动态变化和调整的历史。我们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坚持保护优先的方针，牢牢把握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要求，努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探索环境保护新路，关键在于充分发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综合作用。要利用好环境保护对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倒逼机制，把调整优化
结构、强化创新驱动和保护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实行从严从紧的环境政策，把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传导到经济转型上来，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产业升级和生态化，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