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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贫富差距悬殊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影响
□李延阁，逯其军（山东警察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后，社会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国家综合国力得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种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也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相对均衡的收入格局，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尤其是近几年这种差距达到了相当悬殊的地步，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探讨贫富差距悬殊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冲击和影响，对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贫富差距悬殊在当前的表现
不可否认，贫富差距悬殊在当前已达到相当的程度，它不再是一个偶然的、个别的现象，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
题，以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基尼系数来考察，也能证明这一点。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于1922年提出，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没有任何差异，实际生活中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介于0和1之间。基尼系数在0.4之下被认为比较合理，超过0.4就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进入“警戒线”。[1]
收稿日期：2008-04-23作者简介：李延阁（1962- ），男，山东郓城人，山东警察学院公共安全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公共安全； 逯其军（1971- ），男，山东巨野人，山东警察学院公共安全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公共安全。
工资增长。[2]
四是居民之间贫富差距悬殊。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所负责的课题组采用了一种新的预警系统来标识中国的收入差距情况。该预警系统从安全到失衡划分了“蓝灯”、“绿灯”、“黄灯”、“红灯”四个阶段和相应的警戒线。城镇居民之间已亮“黄灯”，2003年城镇居民内部总体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其评价指数为69分，突破“黄灯”警戒线，城镇居民最高组与最低组之间的收入之比从2002年的5.2:1扩大到2003年的5.4:1。农村居民之间接近“红灯”警戒线，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贫富悬殊的评价指数为64分，已接近60分的“红灯”警戒线，1992年贫困农民的收入上限与一般农民之比为1:2.45，2004年扩大到1:4.39，实际情况可能更严重。中国的收入分配中还存在隐性收入、特定制度下的非货币收入等不定因素，因此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实际形势可能比当前测算的结果还要严重。两相对比, 居民之间社会财富占有已明显呈两极分化的趋势。[5]
二、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源探究
当前贫富差距悬殊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不可否认，造成贫富差距悬殊的原因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有人的素质和才能差异所致，但更主要的还是社会因素，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在短短30年间，从收入相对均衡，发展为当前的贫富差距悬殊，快速赶超发达国家需一二百年才能走完的贫富差距的路途。
（一）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管理模式造成城乡贫富差距。长期以来，我们实行城乡的不同管理，重城市、轻农村，政策上向城市倾斜，农村投入严重不足，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共服务，还是劳动力就业，都存在着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甚至于人和人都分成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而享受不同的待遇，整个社会被分割为截然不同的二个单元。应当看到，这一政策的实行在建国后国家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国家得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建立了一批大的工业项目，初步形成了比较健全的工业体系，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也应看到，这种农业哺育工业的做法，也造成了严重的城乡对立。客观上讲，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在改革开放前，城乡收入和其他待遇方面虽有差别，但并没有形成贫富差距悬殊的现象，没有造成人们心理的失衡，也没有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其原因有二：一方面为当时的物质不发达的条件所限制，社会没有庞大的物质财富可供分配，只能满足于人民群众的基本温饱和工农业进一步发展的投入需要，城乡差别更多地体现为市民比农民享受的一些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这不足以造成贫富差距悬殊；另一方面，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被身份所束缚，农业、非农业户口界线很难逾越，都被固定于各自的生活范围内，人员流动基本无法实现，城乡形成内部相对均衡的两个社会，缺乏直观的比较，群众能看到的主要是自己周围的人的生活情况，大家彼此相差不大，和现今的城乡互动能够直接对比的情况自然不能同日而语，群众的心理也就相
年代末年, 中国人远远高于1999年10%人口10％2900元人民3倍。近年左右，而农文, 农民收入中
二是地域贫富差距悬殊。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 与中西部地区差距日益扩大。1995年东部人均GDP 是西部的2.41倍，而到1997年GDP 最高的上海达25750元, 是贵州省人均GDP 的11.63倍。从国民收入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看，进入90年代差距更大，如农民人均纯收入:1998年，东部省份多高于2500元，中部大多省份在1800～2000元，西部省份则集中在1200～1700元。从居民消费水平看：1998年, 东部大部分省份在3400元以上，中部省份集中在2100～2700元之间，西部省份则大多低于2000元。最高省份上海是最低省份贵州的6.09倍。
[3]
三是行业贫富差距悬殊。行业收入差距主要是垄断企业超出其他行业太高，还享有其他行业不能比拟的高福利待遇。比如电力、通信、金融、烟草等垄断企业，其工资和福利待遇之高有目共睹，当很多企业为无钱增加工资发愁时，部分垄断行业却为找不到名目发钱而愁，“单位不是没钱发，
[4]
而是愁于找不到名目。”从不同行业看, 职工平均工资,1978
年金融保险业是农、林、牧、渔业的1.30倍,1990年为1.36倍,2003年扩大到3.00倍。2003年农、林、牧、渔业的平均工资额, 不到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50%。直接物质生产部门职工的平均工资本就很低, 可这些部门特别是最基础的直接物质生产行业职工的工资增长又偏低, 而非直接物质生产部门职工的平均工资增长又大大高于直接物质生产行业职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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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平衡。但我们不能否认，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为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悬殊起着某种基础作用，这种作用在社会经济获得充分发展后日益显现，尤其是在城乡贫富差距中，这种管理体制是主要原因。
（二）社会转型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失误，使收入差距没有得到有效平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终结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重点转向发展社会经济，实行改革开放，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先富带动后富，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30多年来，社会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经济建设成就有目共睹。在这一过程中，党和政府发展经济的宏观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政府的主导，就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成就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我们也应看到，政府在发展经济、创造财富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在财富的分配和平衡方面并没有得到明显的体现，人们感受到的是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的缺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先富带动后富，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在实践中更多地是“效率优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兼顾公平和实现共同富裕，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在宏观调控政策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误，与政府在主导财富创造方面的红红火火相比，政府在主导财富的分配和平衡方面则显得冷冷清清，或者说至少不如在前者方面倾注全力。实事上，越是在转型时期，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越要主动作为，平衡各方利益。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是一个系统的浩大工程，不单是经济模式的转变，上层建筑亦会因之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原有计划经济模式的方针政策，理应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转型时期出现某种程度的慌乱、无序甚至动荡是必然的，愈是如此，愈能显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可惜的是在财富分配和平衡方面，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没有及时地加以调整，没有发挥宏观调控的有力作用，一些垄断企业的收入和一部分人各种非法收入未受到有效控制，助推了财富的畸型聚集，改革开放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没有惠及广大的人民群众，少数人成为最大得益者。
（三）社会腐败现象导致少数人非法聚敛了大量财富。在市场经济大潮的裹胁下，泥沙俱下，面对物质诱惑，部分官员丧失了党性原则，腐化堕落，利用职权大搞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中饱私囊，极短的时间内聚敛了大量财富。有的表现为直接鲸吞国有资产，利用权势和职务之便，在企业改制、资产重组、公司上市过程中，巧立名目，化公为私，直接将巨额资产据为已有，造成国有财富的大量流失，甚至在某些领域和行业公然贪污。近年来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将40余亿元人民币的巨额国家资金转移境外后潜逃美国，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主任高山携公款10亿多元人民币潜逃至加拿大……，这些贪污鲸吞国有资产的数额之大，让人触目惊心。有的表现为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腐败官员利用职权，在干部提拔、工作调动、房地产开发、土地批
租、工程介绍等诸多方面，索贿受贿，把手中的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聚敛了大量钱财，近年来被惩治的腐败官员中，都能看到他们在这方面的“出色”表现：成克杰伙同情妇聚敛了4000余万元人民币的不明财产，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收受贿赂人民币达841万之多……，国家的大量财富流入了腐败官员的腰包，造成了这部分人的畸形暴富。
（四）社会机会不均等使富者更富、穷者愈穷。社会腐败现象除了表现为直接贪污受贿聚敛不义之财外，更为严重的是制造社会机会的不均等。在社会生活中，人人理应享有平等的就业、工作的机会，亦即人的起点是公平的，但在现实中，我们会发现少数人剥夺了绝大多数人的机会而使自己处于社会上的有利位置，享有优先发展、优先致富的特权。这首先表现为直接经济利益的获取。一些官员的子女、亲属、朋友和与之利益相关的其他人员，利用该官员分管的业务，纷纷设立各种名目的公司，垄断该官员所在领域、行业的业务，将其他公司排除在外，掌管资产处置的，其子女、亲属就会开设拍卖公司；手握交通大权的，其子女、亲属则成立道路、桥梁工程队……，假公济私，以合法的外衣，获取超额的利润。其次表现为优势工作岗位的获得上。国内诸多高薪垄断行业，不仅明显超出其他行业的经济收入，与其实际贡献不相称，月收入超过万元的电力抄表工、交通收费员不时见诸报端就是明证，而且这些领域行业的工作岗位也非普通群众能轻易进入和获得，高薪的职位和岗位往往被那些内部或有关系的人员以先入为主的方式垄断起来，优先安排其子女和有关系的人员。诸如电力、通信、金融、烟草等行业，通常既是行业垄断，又是高薪就业岗位的垄断，相比之下，有的家庭人人高薪，有的家庭则个个失业，收入差距逐渐地越拉越大，“如果父辈在社会政治地位上存在的差距，竟然能够顺理成章地传递给后代，使年轻一代在从业竞争的起点上就不平等，我们的社会岂不是在做历史的倒退，还何言社会进步和社会公正？”[6]这种直接经济利益获取和高薪就业岗位获得的双重机会不均等，使得普通民众尚未开始就已输在“起跑线”上，如此一来，富者焉能不富？穷人焉能不穷？加之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不到位，贫富差距悬殊也就必然而至了。
三、贫富差距悬殊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冲击与影响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心理的民族来讲，短时间形成的贫富差距悬殊对人们心理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这种悬殊又和人的素质能力无多大关系，更导致社会心理严重失衡，这种心理失衡在动摇社会公共安全根基的同时，又直接危及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质疑社会管理的正当性。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其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来源于是否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出发点和终极目的。只要广大人民群众认为政府是为他们谋利益的，是代表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说话的，就会和政府站在一起，政府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就因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而无可置疑，进行社会管理和面对各种困难就有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和充足的底气，社会公共安全就会处于良好的状态。应当
也不站革命也不会但从普由此成的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和认识分歧却是毫无疑问的，这种混乱和分歧将扰乱社会发展思想的统一，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对社会公共安全带来切实的冲击和影响。
（三）造成社会阶层的分化对立。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土地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经济政策的开展和推行，消灭了资产阶级，形成了以工农联盟为绝对主体阶层的社会，收入差距不大。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实行，收入差距拉大，以贫富差距为主要标志的社会分层也不断加剧，《联合早报》刊文：有的课题组将当前的中国社会分为十个阶层，有的学者将其分为四个阶层，还有的将社会群体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7]但不论何种划分，都足以说明先前的工农联盟一体独大的模式不复存在了，以弱势群体与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差距、有权势的人和无权势的人之间的差距造成的贫富差距悬殊导致当前社会阶层的分化，则是毫无疑问的了。这种因贫富悬殊造成的社会分化不会带来社会的安定，从历史的经验看，不论是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治理理论，还是王小波、李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钟相、杨幺的“等贵贱，均贫富”以及太平天国的“均田免粮”的反抗实践，都说明贫富差距悬殊所带来的只能是社会的对立，更何况富人的暴富在群众眼中来路不正。其实这不难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财富的不同必然导致思想观念的差异，富人和穷人所思所想总免不了南辕北辙，当大多数人为生计奔忙的时候，哪能想到富人高尔夫球场的建设计划？当富人住在豪宅大院、别墅花园，哪能想到大多数百姓为凑一小套房的房款而苦苦奔波？可社会上偏偏又是为强者效劳的理论无数，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不为弱势群体代言，附和富人却趋之若鹜，他们与暴富阶层的话语“合谋”，又直接导致弱势群体在整个社会上的声音缺位，这不能不勾起社会弱势群体对历史上诸多“为富不仁”的痛苦记忆，从而聚集对富人和社会的怨气。住房被土地开发商夷为平地的北京市民吴天利在记者面前的一番话颇能说明问题：“这就像无家可归的你到处骑着自行车找房，抢走你住宅的人却开着奥迪从你身边经过，你会是什么滋味？”[8]这种贫富差距悬殊而致的阶层对立，犹如一颗尚未引爆的定时炸弹，将对社会公共安全带来莫大的冲击。
（四）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大量涌现。群体性事件有诸多大同小异的叫法，有的叫做群体性公共突发事件，有的称之为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还有的命名为群体性治安事件，诸如此类，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讨论的兴盛以及背后的群体性事件之多。综合考察近几年的这类事件，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人员：城市的下岗职工，农村的失地农民，企业中发不出工资的工人……，看不到攫取到巨额社会财富的富人的身影！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事件的参与人员如此一律呢？我们知道，现代社会不同阶层的博弈和纷争最终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利益的分配上，特殊利益集团和权势阶层往往利用社会的优势地位，表现为对社会弱势群体权益的侵犯，而后者又缺乏前
农民失地，以社会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悬殊。面对财富日益快速地向少数人畸形聚集这一严重社会问题，使不少人对改革开放的道路产生了怀疑，报刊上探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得失的文章多了起来，社会上出现了对发展方向的认识分歧。应当说贫富差距悬殊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但并不是改革开放造成的。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长足发展，不论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还是国家的综合国力，都有了显著提升，国内生活总值跃居世界前列，整个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这些成绩是不容否认的，不承认这一点，就称不上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党和政府带领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的过程。改革开放创造了大量财富，才使这种财富分配有了可能，虽然贫富差距悬殊是财富分配不公产生的问题，但是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显然是不同的两个范畴，二者不是一种因果关系，我们不能说财富分配不均衡就是创造财富的不对，由贫富差距悬殊推导不出改革开放的错误，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收入差距是必然的，由此导致收入一定程度拉大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预测转型时期所出现的所有问题而事前加以解决，关键是问题出现后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和处理，简单地将贫富差距悬殊现象的出现归咎于改革开放，乍看起来貌似有理，实际上弄错了因果关系，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重申将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倒退没有出路，是无比正确的。但贫富差距悬殊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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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社会上的话语霸权，很少发出自己群体的声音，北京的下岗工人任义面对贴在自家小房上的拆迁告示说：“我们指望有良心的人能为老百姓说句公道话，而不是总帮着开发商。”[8]所以只能采取规模聚集的方式来抗议和表达不满，争取自己的权益，群体性事件因此而起。富人作为特殊利益集团，其权益受弱势群体侵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群体性事件中出现不了富人的身影也就可以理解了。客观地讲，认为群体性事件都是由贫富差距悬殊引起的，那是走上了极端，但如果说绝大多数这类事件都和财富的畸形聚集脱不了干系，应该符合事实。城市房地产开发商对被拆民房的补偿，农村征地对征地款的分配，不是常常引发这类事件吗？“穷庙富方丈”的报道也时常见诸报端，我们看到下岗失业或拿不到工资的工人因此静坐请愿也就不足为奇了，由此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时常成为城镇社会生活的一“景”，上访请愿的群众或静坐或游行在党政机关门口，抑或出现在繁华的街道上，甚至发生阻断交通、毁坏公共设施的过激行为，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现实的危害。
（五）引发违法犯罪案件。非依靠诚实劳动和个人素质能力合法得到的巨额财富，在普通百姓来看是一种社会的不公，这种原因造成的贫富差距悬殊中的畸形富有并不能“富”得让群众服气，巨富在普通群众眼中往往意味着做了坏事，是剥夺了别人发展和致富的机会得来的，或者是靠垄断地位获得的，和人的能力无关，当然也就不代表致富的人有多大的才能，所以，富人阶层招来的通常不是羡慕，而是嫉恨。近几年关于仇富的话题被一再地提起和讨论，经济学家吴敬琏还为此专门撰文提醒人们警惕“仇腐”被导向“仇富”与“仇智”，其实都真实地反应了广大群众对社会上一些人畸形暴富的不满，在这种背景下，既得利益阶层也担心自已聚敛的财富安全，迫切希望得到有效的保护，2007年《物权法》草案历经七次审议仍带着很大争议获得通过就很能说明问题，特殊利益集团希望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能给予同等的保护，从而使自己的财富获得法律上的确认；而普通群众则担心少数人非法攫取的巨额财富会从此变得合法，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这些财富能够还给人民，而不是得到保护，草案开创了审议的次数之最，可以说这是贫富阶层的一次博弈。
贫富阶层截然不同的情绪在一定条件下必定导致冲突，引发诸多违法犯罪的行为。当那些富人拥有名车豪宅、一掷千金、穷奢极欲时，那些下岗失业、生活无着、无钱治病的城市弱势群体能心态平衡吗？“如果发展到让有真才实学的人感到寒心、感到无助和无望，这实在是一种很危险的社会心理暗示。”[6]那些为生计离开家乡，怀着美好梦想来到城市的青年男女，发现反差是如此之大，自己不论如何辛勤劳作都不能获取的财富，在有些人那里毫不费力就能轻易得到，心中的失望和愤懑也是不难想象的，愤愤不平之余就会拷问：素质不见得比我高的人如此富有，为何就该我受穷？当他们感觉社会公平通道被堵死而自己愿望无法实现时，激进者就会舍弃正途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于是一些女性诈
[9]
骗、卖淫，男性盗窃、抢劫，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尤为可怕的是他们并没有那种通常与违法犯罪相伴随的沉重负疚感，而是感觉从富人那里弄些财富是反抗社会的不公。这种自感正义之举，在山西特大杀人案的胡文海身上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当他发现村里的煤矿三个卖了二个，500万资金不知去向后带头开始了举报，多次反映未果并遭到村干部的报复后，枪杀村干部9户14人，酿成震惊社会的血案，[10]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博得绝大多数村民的同情，他在法庭上站得笔直，法官问他杀人是否后悔，他说：“咋不后悔，后悔该杀的没杀净。”让人沉思的是这种杀人有理的底气从何而来？他们没有多少高深的理论去寻找行为的依据，但在他们朴素的意识里，能切实感到富人财富来路的非法。当然，完全将违法犯罪归咎于贫富差距悬殊显然是以偏概全，但相当一部分违法犯罪，尤其是侵财犯罪是因贫富差距悬殊所引起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贫富差距悬殊造成的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冲击与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觉，要保持社会经济又好又快的持续发展，维护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解决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党和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并着手加以解决，党的十六大后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支家惠农政策不断加强，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有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民主建设的推进，贫富差距会回归合理的范围内，解决了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整个社会心理将逐渐趋于平和，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冲击和影响将大大降低，社会公共安全就会得到较好的维护。参考文献：
[1] 陈东领.从收入差距探析贫富悬殊[J].集团经济研究，2006
（7）：43－45.
[2] 姚会元，操玲姣.“贫富差距悬殊”不是和谐社会[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6（1）：28－33.
[3] 张航.对我国贫富悬殊的思考及对策[J].台声·新视角，2006（1）：283－284.
[4] 杨松.质疑央企盛筵[J].瞭望·新闻周刊，2007（50）.
[5] 贫富差距悬殊：2010年后可能引发社会不稳[EB/OL].中国宏观
经济信息网，2005-08-25.
[6] 孟令梅，肖立辉，宸心.关注官员子女从业问题[N].中国改革
报，2007-12-11.
[7] 联合早报.十七大能否缩小贫富差距？[N ].参考消息，
2007-10-09.
[8] 美报文章.在中国，令人不安的鸿沟在拉大[N].参考消息，
2007-07-17.
[9] 吴敬琏.“仇腐”被导向“仇富”与“仇智”[N].经济导报，
2007-09-03.
[10] 石破，刘志明.仇恨引爆悲剧[J].南风窗，2002（208）.
责任编辑：白 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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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延阁，逯其军（山东警察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后，社会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国家综合国力得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种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也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相对均衡的收入格局，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尤其是近几年这种差距达到了相当悬殊的地步，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探讨贫富差距悬殊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冲击和影响，对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贫富差距悬殊在当前的表现
不可否认，贫富差距悬殊在当前已达到相当的程度，它不再是一个偶然的、个别的现象，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
题，以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基尼系数来考察，也能证明这一点。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于1922年提出，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没有任何差异，实际生活中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介于0和1之间。基尼系数在0.4之下被认为比较合理，超过0.4就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进入“警戒线”。[1]
收稿日期：2008-04-23作者简介：李延阁（1962- ），男，山东郓城人，山东警察学院公共安全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公共安全； 逯其军（1971- ），男，山东巨野人，山东警察学院公共安全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公共安全。
工资增长。[2]
四是居民之间贫富差距悬殊。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所负责的课题组采用了一种新的预警系统来标识中国的收入差距情况。该预警系统从安全到失衡划分了“蓝灯”、“绿灯”、“黄灯”、“红灯”四个阶段和相应的警戒线。城镇居民之间已亮“黄灯”，2003年城镇居民内部总体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其评价指数为69分，突破“黄灯”警戒线，城镇居民最高组与最低组之间的收入之比从2002年的5.2:1扩大到2003年的5.4:1。农村居民之间接近“红灯”警戒线，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贫富悬殊的评价指数为64分，已接近60分的“红灯”警戒线，1992年贫困农民的收入上限与一般农民之比为1:2.45，2004年扩大到1:4.39，实际情况可能更严重。中国的收入分配中还存在隐性收入、特定制度下的非货币收入等不定因素，因此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实际形势可能比当前测算的结果还要严重。两相对比, 居民之间社会财富占有已明显呈两极分化的趋势。[5]
二、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源探究
当前贫富差距悬殊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不可否认，造成贫富差距悬殊的原因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有人的素质和才能差异所致，但更主要的还是社会因素，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在短短30年间，从收入相对均衡，发展为当前的贫富差距悬殊，快速赶超发达国家需一二百年才能走完的贫富差距的路途。
（一）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管理模式造成城乡贫富差距。长期以来，我们实行城乡的不同管理，重城市、轻农村，政策上向城市倾斜，农村投入严重不足，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共服务，还是劳动力就业，都存在着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甚至于人和人都分成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而享受不同的待遇，整个社会被分割为截然不同的二个单元。应当看到，这一政策的实行在建国后国家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国家得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建立了一批大的工业项目，初步形成了比较健全的工业体系，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也应看到，这种农业哺育工业的做法，也造成了严重的城乡对立。客观上讲，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在改革开放前，城乡收入和其他待遇方面虽有差别，但并没有形成贫富差距悬殊的现象，没有造成人们心理的失衡，也没有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其原因有二：一方面为当时的物质不发达的条件所限制，社会没有庞大的物质财富可供分配，只能满足于人民群众的基本温饱和工农业进一步发展的投入需要，城乡差别更多地体现为市民比农民享受的一些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这不足以造成贫富差距悬殊；另一方面，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被身份所束缚，农业、非农业户口界线很难逾越，都被固定于各自的生活范围内，人员流动基本无法实现，城乡形成内部相对均衡的两个社会，缺乏直观的比较，群众能看到的主要是自己周围的人的生活情况，大家彼此相差不大，和现今的城乡互动能够直接对比的情况自然不能同日而语，群众的心理也就相
年代末年, 中国人远远高于1999年10%人口10％2900元人民3倍。近年左右，而农文, 农民收入中
二是地域贫富差距悬殊。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 与中西部地区差距日益扩大。1995年东部人均GDP 是西部的2.41倍，而到1997年GDP 最高的上海达25750元, 是贵州省人均GDP 的11.63倍。从国民收入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看，进入90年代差距更大，如农民人均纯收入:1998年，东部省份多高于2500元，中部大多省份在1800～2000元，西部省份则集中在1200～1700元。从居民消费水平看：1998年, 东部大部分省份在3400元以上，中部省份集中在2100～2700元之间，西部省份则大多低于2000元。最高省份上海是最低省份贵州的6.0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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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行业贫富差距悬殊。行业收入差距主要是垄断企业超出其他行业太高，还享有其他行业不能比拟的高福利待遇。比如电力、通信、金融、烟草等垄断企业，其工资和福利待遇之高有目共睹，当很多企业为无钱增加工资发愁时，部分垄断行业却为找不到名目发钱而愁，“单位不是没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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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愁于找不到名目。”从不同行业看, 职工平均工资,1978
年金融保险业是农、林、牧、渔业的1.30倍,1990年为1.36倍,2003年扩大到3.00倍。2003年农、林、牧、渔业的平均工资额, 不到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50%。直接物质生产部门职工的平均工资本就很低, 可这些部门特别是最基础的直接物质生产行业职工的工资增长又偏低, 而非直接物质生产部门职工的平均工资增长又大大高于直接物质生产行业职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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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平衡。但我们不能否认，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为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悬殊起着某种基础作用，这种作用在社会经济获得充分发展后日益显现，尤其是在城乡贫富差距中，这种管理体制是主要原因。
（二）社会转型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失误，使收入差距没有得到有效平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终结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重点转向发展社会经济，实行改革开放，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先富带动后富，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30多年来，社会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经济建设成就有目共睹。在这一过程中，党和政府发展经济的宏观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政府的主导，就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成就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我们也应看到，政府在发展经济、创造财富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在财富的分配和平衡方面并没有得到明显的体现，人们感受到的是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的缺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先富带动后富，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在实践中更多地是“效率优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兼顾公平和实现共同富裕，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在宏观调控政策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误，与政府在主导财富创造方面的红红火火相比，政府在主导财富的分配和平衡方面则显得冷冷清清，或者说至少不如在前者方面倾注全力。实事上，越是在转型时期，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越要主动作为，平衡各方利益。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是一个系统的浩大工程，不单是经济模式的转变，上层建筑亦会因之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原有计划经济模式的方针政策，理应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转型时期出现某种程度的慌乱、无序甚至动荡是必然的，愈是如此，愈能显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可惜的是在财富分配和平衡方面，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没有及时地加以调整，没有发挥宏观调控的有力作用，一些垄断企业的收入和一部分人各种非法收入未受到有效控制，助推了财富的畸型聚集，改革开放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没有惠及广大的人民群众，少数人成为最大得益者。
（三）社会腐败现象导致少数人非法聚敛了大量财富。在市场经济大潮的裹胁下，泥沙俱下，面对物质诱惑，部分官员丧失了党性原则，腐化堕落，利用职权大搞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中饱私囊，极短的时间内聚敛了大量财富。有的表现为直接鲸吞国有资产，利用权势和职务之便，在企业改制、资产重组、公司上市过程中，巧立名目，化公为私，直接将巨额资产据为已有，造成国有财富的大量流失，甚至在某些领域和行业公然贪污。近年来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将40余亿元人民币的巨额国家资金转移境外后潜逃美国，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主任高山携公款10亿多元人民币潜逃至加拿大……，这些贪污鲸吞国有资产的数额之大，让人触目惊心。有的表现为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腐败官员利用职权，在干部提拔、工作调动、房地产开发、土地批
租、工程介绍等诸多方面，索贿受贿，把手中的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聚敛了大量钱财，近年来被惩治的腐败官员中，都能看到他们在这方面的“出色”表现：成克杰伙同情妇聚敛了4000余万元人民币的不明财产，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收受贿赂人民币达841万之多……，国家的大量财富流入了腐败官员的腰包，造成了这部分人的畸形暴富。
（四）社会机会不均等使富者更富、穷者愈穷。社会腐败现象除了表现为直接贪污受贿聚敛不义之财外，更为严重的是制造社会机会的不均等。在社会生活中，人人理应享有平等的就业、工作的机会，亦即人的起点是公平的，但在现实中，我们会发现少数人剥夺了绝大多数人的机会而使自己处于社会上的有利位置，享有优先发展、优先致富的特权。这首先表现为直接经济利益的获取。一些官员的子女、亲属、朋友和与之利益相关的其他人员，利用该官员分管的业务，纷纷设立各种名目的公司，垄断该官员所在领域、行业的业务，将其他公司排除在外，掌管资产处置的，其子女、亲属就会开设拍卖公司；手握交通大权的，其子女、亲属则成立道路、桥梁工程队……，假公济私，以合法的外衣，获取超额的利润。其次表现为优势工作岗位的获得上。国内诸多高薪垄断行业，不仅明显超出其他行业的经济收入，与其实际贡献不相称，月收入超过万元的电力抄表工、交通收费员不时见诸报端就是明证，而且这些领域行业的工作岗位也非普通群众能轻易进入和获得，高薪的职位和岗位往往被那些内部或有关系的人员以先入为主的方式垄断起来，优先安排其子女和有关系的人员。诸如电力、通信、金融、烟草等行业，通常既是行业垄断，又是高薪就业岗位的垄断，相比之下，有的家庭人人高薪，有的家庭则个个失业，收入差距逐渐地越拉越大，“如果父辈在社会政治地位上存在的差距，竟然能够顺理成章地传递给后代，使年轻一代在从业竞争的起点上就不平等，我们的社会岂不是在做历史的倒退，还何言社会进步和社会公正？”[6]这种直接经济利益获取和高薪就业岗位获得的双重机会不均等，使得普通民众尚未开始就已输在“起跑线”上，如此一来，富者焉能不富？穷人焉能不穷？加之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不到位，贫富差距悬殊也就必然而至了。
三、贫富差距悬殊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冲击与影响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心理的民族来讲，短时间形成的贫富差距悬殊对人们心理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这种悬殊又和人的素质能力无多大关系，更导致社会心理严重失衡，这种心理失衡在动摇社会公共安全根基的同时，又直接危及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质疑社会管理的正当性。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其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来源于是否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出发点和终极目的。只要广大人民群众认为政府是为他们谋利益的，是代表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说话的，就会和政府站在一起，政府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就因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而无可置疑，进行社会管理和面对各种困难就有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和充足的底气，社会公共安全就会处于良好的状态。应当
也不站革命也不会但从普由此成的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和认识分歧却是毫无疑问的，这种混乱和分歧将扰乱社会发展思想的统一，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对社会公共安全带来切实的冲击和影响。
（三）造成社会阶层的分化对立。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土地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经济政策的开展和推行，消灭了资产阶级，形成了以工农联盟为绝对主体阶层的社会，收入差距不大。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实行，收入差距拉大，以贫富差距为主要标志的社会分层也不断加剧，《联合早报》刊文：有的课题组将当前的中国社会分为十个阶层，有的学者将其分为四个阶层，还有的将社会群体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7]但不论何种划分，都足以说明先前的工农联盟一体独大的模式不复存在了，以弱势群体与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差距、有权势的人和无权势的人之间的差距造成的贫富差距悬殊导致当前社会阶层的分化，则是毫无疑问的了。这种因贫富悬殊造成的社会分化不会带来社会的安定，从历史的经验看，不论是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治理理论，还是王小波、李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钟相、杨幺的“等贵贱，均贫富”以及太平天国的“均田免粮”的反抗实践，都说明贫富差距悬殊所带来的只能是社会的对立，更何况富人的暴富在群众眼中来路不正。其实这不难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财富的不同必然导致思想观念的差异，富人和穷人所思所想总免不了南辕北辙，当大多数人为生计奔忙的时候，哪能想到富人高尔夫球场的建设计划？当富人住在豪宅大院、别墅花园，哪能想到大多数百姓为凑一小套房的房款而苦苦奔波？可社会上偏偏又是为强者效劳的理论无数，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不为弱势群体代言，附和富人却趋之若鹜，他们与暴富阶层的话语“合谋”，又直接导致弱势群体在整个社会上的声音缺位，这不能不勾起社会弱势群体对历史上诸多“为富不仁”的痛苦记忆，从而聚集对富人和社会的怨气。住房被土地开发商夷为平地的北京市民吴天利在记者面前的一番话颇能说明问题：“这就像无家可归的你到处骑着自行车找房，抢走你住宅的人却开着奥迪从你身边经过，你会是什么滋味？”[8]这种贫富差距悬殊而致的阶层对立，犹如一颗尚未引爆的定时炸弹，将对社会公共安全带来莫大的冲击。
（四）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大量涌现。群体性事件有诸多大同小异的叫法，有的叫做群体性公共突发事件，有的称之为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还有的命名为群体性治安事件，诸如此类，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讨论的兴盛以及背后的群体性事件之多。综合考察近几年的这类事件，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人员：城市的下岗职工，农村的失地农民，企业中发不出工资的工人……，看不到攫取到巨额社会财富的富人的身影！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事件的参与人员如此一律呢？我们知道，现代社会不同阶层的博弈和纷争最终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利益的分配上，特殊利益集团和权势阶层往往利用社会的优势地位，表现为对社会弱势群体权益的侵犯，而后者又缺乏前
农民失地，以社会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悬殊。面对财富日益快速地向少数人畸形聚集这一严重社会问题，使不少人对改革开放的道路产生了怀疑，报刊上探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得失的文章多了起来，社会上出现了对发展方向的认识分歧。应当说贫富差距悬殊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但并不是改革开放造成的。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长足发展，不论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还是国家的综合国力，都有了显著提升，国内生活总值跃居世界前列，整个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这些成绩是不容否认的，不承认这一点，就称不上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党和政府带领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的过程。改革开放创造了大量财富，才使这种财富分配有了可能，虽然贫富差距悬殊是财富分配不公产生的问题，但是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显然是不同的两个范畴，二者不是一种因果关系，我们不能说财富分配不均衡就是创造财富的不对，由贫富差距悬殊推导不出改革开放的错误，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收入差距是必然的，由此导致收入一定程度拉大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预测转型时期所出现的所有问题而事前加以解决，关键是问题出现后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和处理，简单地将贫富差距悬殊现象的出现归咎于改革开放，乍看起来貌似有理，实际上弄错了因果关系，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重申将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倒退没有出路，是无比正确的。但贫富差距悬殊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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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社会上的话语霸权，很少发出自己群体的声音，北京的下岗工人任义面对贴在自家小房上的拆迁告示说：“我们指望有良心的人能为老百姓说句公道话，而不是总帮着开发商。”[8]所以只能采取规模聚集的方式来抗议和表达不满，争取自己的权益，群体性事件因此而起。富人作为特殊利益集团，其权益受弱势群体侵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群体性事件中出现不了富人的身影也就可以理解了。客观地讲，认为群体性事件都是由贫富差距悬殊引起的，那是走上了极端，但如果说绝大多数这类事件都和财富的畸形聚集脱不了干系，应该符合事实。城市房地产开发商对被拆民房的补偿，农村征地对征地款的分配，不是常常引发这类事件吗？“穷庙富方丈”的报道也时常见诸报端，我们看到下岗失业或拿不到工资的工人因此静坐请愿也就不足为奇了，由此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时常成为城镇社会生活的一“景”，上访请愿的群众或静坐或游行在党政机关门口，抑或出现在繁华的街道上，甚至发生阻断交通、毁坏公共设施的过激行为，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现实的危害。
（五）引发违法犯罪案件。非依靠诚实劳动和个人素质能力合法得到的巨额财富，在普通百姓来看是一种社会的不公，这种原因造成的贫富差距悬殊中的畸形富有并不能“富”得让群众服气，巨富在普通群众眼中往往意味着做了坏事，是剥夺了别人发展和致富的机会得来的，或者是靠垄断地位获得的，和人的能力无关，当然也就不代表致富的人有多大的才能，所以，富人阶层招来的通常不是羡慕，而是嫉恨。近几年关于仇富的话题被一再地提起和讨论，经济学家吴敬琏还为此专门撰文提醒人们警惕“仇腐”被导向“仇富”与“仇智”，其实都真实地反应了广大群众对社会上一些人畸形暴富的不满，在这种背景下，既得利益阶层也担心自已聚敛的财富安全，迫切希望得到有效的保护，2007年《物权法》草案历经七次审议仍带着很大争议获得通过就很能说明问题，特殊利益集团希望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能给予同等的保护，从而使自己的财富获得法律上的确认；而普通群众则担心少数人非法攫取的巨额财富会从此变得合法，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这些财富能够还给人民，而不是得到保护，草案开创了审议的次数之最，可以说这是贫富阶层的一次博弈。
贫富阶层截然不同的情绪在一定条件下必定导致冲突，引发诸多违法犯罪的行为。当那些富人拥有名车豪宅、一掷千金、穷奢极欲时，那些下岗失业、生活无着、无钱治病的城市弱势群体能心态平衡吗？“如果发展到让有真才实学的人感到寒心、感到无助和无望，这实在是一种很危险的社会心理暗示。”[6]那些为生计离开家乡，怀着美好梦想来到城市的青年男女，发现反差是如此之大，自己不论如何辛勤劳作都不能获取的财富，在有些人那里毫不费力就能轻易得到，心中的失望和愤懑也是不难想象的，愤愤不平之余就会拷问：素质不见得比我高的人如此富有，为何就该我受穷？当他们感觉社会公平通道被堵死而自己愿望无法实现时，激进者就会舍弃正途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于是一些女性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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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卖淫，男性盗窃、抢劫，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尤为可怕的是他们并没有那种通常与违法犯罪相伴随的沉重负疚感，而是感觉从富人那里弄些财富是反抗社会的不公。这种自感正义之举，在山西特大杀人案的胡文海身上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当他发现村里的煤矿三个卖了二个，500万资金不知去向后带头开始了举报，多次反映未果并遭到村干部的报复后，枪杀村干部9户14人，酿成震惊社会的血案，[10]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博得绝大多数村民的同情，他在法庭上站得笔直，法官问他杀人是否后悔，他说：“咋不后悔，后悔该杀的没杀净。”让人沉思的是这种杀人有理的底气从何而来？他们没有多少高深的理论去寻找行为的依据，但在他们朴素的意识里，能切实感到富人财富来路的非法。当然，完全将违法犯罪归咎于贫富差距悬殊显然是以偏概全，但相当一部分违法犯罪，尤其是侵财犯罪是因贫富差距悬殊所引起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贫富差距悬殊造成的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冲击与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觉，要保持社会经济又好又快的持续发展，维护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解决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党和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并着手加以解决，党的十六大后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支家惠农政策不断加强，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有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民主建设的推进，贫富差距会回归合理的范围内，解决了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整个社会心理将逐渐趋于平和，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冲击和影响将大大降低，社会公共安全就会得到较好的维护。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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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姚会元，操玲姣.“贫富差距悬殊”不是和谐社会[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6（1）：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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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杨松.质疑央企盛筵[J].瞭望·新闻周刊，2007（50）.
[5] 贫富差距悬殊：2010年后可能引发社会不稳[EB/OL].中国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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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孟令梅，肖立辉，宸心.关注官员子女从业问题[N].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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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联合早报.十七大能否缩小贫富差距？[N ].参考消息，
2007-10-09.
[8] 美报文章.在中国，令人不安的鸿沟在拉大[N].参考消息，
2007-07-17.
[9] 吴敬琏.“仇腐”被导向“仇富”与“仇智”[N].经济导报，
2007-09-03.
[10] 石破，刘志明.仇恨引爆悲剧[J].南风窗，2002（208）.
责任编辑：白 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