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作为其南方文学的代表力作，一直吸引着研究者的注意力，其塑造了一个饱受南方传统习俗禁锢和父权制度压迫的典型南方受害女性形象。本文拟从文本结构入手，剖析人物形象，并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探究女主人公爱米丽人性扭曲、心理畸变的悲剧根源，进一步阐明女主人公爱米丽没落的贵族身份和其悲剧性结局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作为一个偶像她必须接受旧南方道德规范的制约；同时父权制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使女性丧失自己的主体性，令女主人公在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下呈现出扭曲了的可悲生存状况。 关键词： 威廉·福克纳 女性主义 父权制度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美国南方文学的代表作家威廉·福克纳在其创作的“约克纳帕托法世系”中，以其独特视角塑造了一系列人性扭曲、心理畸变堕落的受害女性形象。在世人眼中，福氏作品散发着强烈的“另类”意味。“福克纳笔下的南方女人，她们偶尔温婉，余下的大多数是木刻般狰狞……脾气执拗……令男人不寒而栗”[1]。本文从他最著名的短篇小说《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入手，分析文中所刻画的女性形象，并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探寻女主人公从天使到魔鬼、淑女到凶手的蜕变根源。 一 文中女主人公爱米丽的第一次出场就颇耐人寻味，令人印象深刻：“一个小模小样、腰圆体胖的女人，穿了一身黑服，一条细细的金表链拖到腰部，落到腰带里去了，一根乌木拐杖支撑着她的身体，拐杖头的镶金已经失去光泽。她的身架矮小，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在别的女人身上显得是丰满的东西，而她却给人以肥大的感觉。她看上去像长久泡在死水中的一具尸体，肿胀发白。”[2]P338爱米丽一身黑衣，肥胖臃肿，拄着一根年代悠久的古董拐杖，全无人们心目中贵族小姐的半点高贵与优雅气质，相反一派死气沉沉的阴郁景象。令人费解的是爱米丽看上去竟然像一具发胀的死尸，该比拟看似充满了刻薄讥讽之意实则暗示了爱米丽的悲剧人生，她活着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尽管她的肉体还活着，但她的心早已死去。与她相依为命的父亲已经去世，而她深爱的恋人也已经背叛抛弃了她，她孤独地活着，封闭在自我的世界里，时间的推移和时光的流逝似乎已与她无关，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位对时间或者对一切已经麻木的女性为什么还念念不忘地佩戴着怀表？诚然，怀表是贵族身份的一种象征，但是怀表的一端被一条细长的链子拴住，一直拖到腰部，这表明了爱米丽潜意识里似乎想要掌控住时间，阻止时间的流逝，挽留曾经拥有的东西和逃避随之而来的世事变迁。在她眼里，改变就意味着失去，如果她想牢牢抓住她所拥有的一切，那么她只能或者必须阻止时间的流逝。她抵触一切的变化，比如文中所描写的她的一些怪诞行为：她不愿接受父亲已经去世的事实，“衣着和平日一样，脸上没有一丝哀愁。她告诉她们，她的父亲并未死”[2]P340，一连三天都是如此，她拒绝给父亲的遗体下葬；她拒绝在她门口钉上门牌号和附设邮箱；更极端的是她毒死了恋人，把尸体藏匿在楼上的房间里，与尸体同榻共枕将近四十年。就在这间如同墓穴一般的屋子里，一切都布置得像新房一样，四十年的光阴仿佛在这里停滞、瞬间凝固。对爱米丽来说，与一具骷髅呆在一起，不仅不可怕反而心安，因为她再也不用担心恋人的背叛与逃离，他已经与她永远地厮守在一起，他是属于她的，谁也夺不走，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但是时间是不会停留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壁炉前已经失去金色光泽的画架上面放着爱米丽父亲的炭笔画像”；“拐杖头的镶金已经失去光泽”[2]P338；“败了色的玫瑰色窗帘，玫瑰色的灯罩，梳妆台，一排精细的水晶制品和白银做底的男人盥洗用具，但白银已毫无光泽，连刻制的姓名字母图案都已无法辨认了”[2]P345。时光如同隐在链子另一端的怀表一直在滴答作响地走着，年轻时“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爱米丽小姐已变成肥胖浮肿、惹人生厌的老妪肥婆。如同一朵从绽放到凋零的玫瑰花，爱米丽自欺欺人的行为方式注定以悲剧收场。 二 爱米丽的所作所为不合常理，荒谬怪诞，表面上看亲情和爱情的丧失是导致她心理扭曲变态的直接原因，实质上是男权制社会下传统文化和道德对女性的压制和禁锢所致。 爱米丽“怀着一个青年姑娘所怀有的那种正常愿望”——“只是想被爱和爱人并得到一个丈夫和家庭”[3]。但是在南方这个男权社会里，父亲是一家之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地位，所以爱米丽的父亲可以堵在门口拿着马鞭阻挡她女儿的追求者，镇上人心中有这样一幅画：“长久以来，我们把这家人一直看做一幅画中的人物：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爱米丽立在身后，她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背对着爱米丽，手执一根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2]P340父亲蛮横、专制、霸道，以自己的喜好和标准左右女儿的婚姻，为了维护家族正统的贵族地位，全然不顾女儿的真实幸福。处于弱势地位的爱米丽，只能屈从，生生剥夺了爱和被爱的权利。父亲去世后，爱米丽开始了人生中唯一的一次恋爱，与一位北方佬荷默交往。爱米丽是一位南方贵族小姐，而荷默只是一个粗俗的普通劳动者，阶级出身的差异使他们的恋情在南方等级制度分明的社会中遭到强烈反对和非议。在人们眼里，爱米丽“始终是一个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2]P337一位出身高贵的淑女应该牢记“贵人举止”。他们无法接受爱米丽和荷默众目睽睽之下一起驾车出游，把它看做是“全镇的耻辱”，“青年的坏榜样”[2]P337，有伤风化。代表传统势力的小镇居民们千方百计地拆散他们：先是请来牧师对她说教，又写信请来她的保守的堂姐妹对她进行干涉。长久以来，贵族小姐爱米丽已经被他们神化为小镇上的偶像，传统的化身，堪称旧南方淑女的典范，深受众人敬仰。作为全镇的道德楷模和榜样，爱米丽的言行举止容不得有半点瑕疵，包括她的爱情和婚姻都应当是众人眼中门当户对才子佳人般的完美结合，否则就是玷污淑女形象，违背传统习俗，蔑视和践踏传统道德，是败坏门第、道德的沦丧。 “由于爱米丽是作为一尊神化的偶像存在，无人考虑她作为一个女性已经一无所有，肉体和精神的正常需求迫使她要拼命抓住一切能够抓住的东西”[4]。顶着层层压力，爱米丽全身心地投入与荷默的这段感情。为了让他留在自己身边，爱米丽做了很多的努力：她去订购了一套银制男用盥洗用具，每件上面都刻有H.B.（HomerBarron的缩写），后来又去买来了全套男人服装，包括睡衣在内。然而荷默却是“无意于成家之人”，工程结束后他就要走了，他不会为了爱米丽放弃原来的生活。爱米丽的希望破灭了。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爱米丽把爱情看做是神圣的情感，容不得有半点亵渎。初涉爱河的她对爱情充满幻想和憧憬，然而却被“游戏人生”的荷默无情伤害和玩弄。面对恋人的背叛，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洗刷被弃的耻辱，绝望之余她用砒霜毒死了荷默，让他永远和自己呆在一起。爱米丽渴望爱和被爱，但是“作为女人她追求幸福和爱的权利一而再、再三遭到剥夺和侵犯，她对情感和婚姻的渴望一再被扼杀……”[5]爱米丽对世界的美好幻想已经破灭，陷入阴暗、扭曲的心灵深渊。 三 传统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制，其原型可追溯至《圣经》：上帝造人先用泥土造出了男人的始祖亚当，然后从亚当身上抽出一根肋骨，造就了女人的始祖夏娃。从基督教的源头，可以看出女性是男性从属的这种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女权主义理论家西蒙·德·波伏瓦曾在《第二性》一书中指出：“女性并不是天生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如果说在青春期以前，有时甚至从婴儿早期，在我们看来她的性征就已经决定，那不是因为有什么神秘的本能在直接注定她是被动的、爱撒娇的、富于母性的，而是因为他人对这个孩子的影响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要素。于是她从小就受到灌输，要完成女性的使命。”[6]在当时的南方社会，端庄、谦恭、隐忍、温顺、贞洁等女性品德受到极力推崇，人们鼓吹“淑女风范”，其本质是宣扬女性是男性的附属，男性占统治地位：男性可以朝三暮四，为所欲为；而女性却要恪守妇道，从一而终。这种父权制的本质使女性的思想和精神受到严重压抑和摧残，更是导致矜持单纯的爱米丽蜕变为可怕凶手的罪魁祸首。在父权制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总是把传统的女性与“好品德”紧密相连：她们多半是逆来顺受的女子，往往都能默默地忍受屈辱和欺凌，被动地等待命运的转机。正如小说中的爱米丽任由父亲粗暴无礼地对待自己的追求者，对自己的爱情向往横加干涉而从来没有进行过反抗。直到父亲去世以后，她才剪了头发尝试追求自己渴望的爱情。然而，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无法挣脱父权制的束缚，与男性建立平等的两性关系，在两性关系上她们注定要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北方佬荷默跨越了世俗偏见，似乎在以平等的姿态对待爱米丽，而其实他也是父权社会的代表。他与爱米丽小姐交往，成双入对地频频出游。镇上的人们一开始以为“她要嫁给他了”，后来又说“她还得说服他呢”，直至后来慨叹：“可怜的爱米丽。”[2]P342荷默无心成家，却与爱米丽公开交往，对他来说，这段经历只不过是逢场作戏，枯燥生活的点缀而已。但是对爱米丽来说，这段感情寄托了她的所有美好的愿望和未来。实际上，爱米丽无法抗拒爱情和婚姻的诱惑，她打算和荷默结婚，一心想继承传统女性的角色，在两性关系中她已处于被征服的被动地位，并且最终难逃被弃的命运。荷默的行为则代表父权制对女性的种种压制和摧残。在这种不对等的两性关系中，男性永远掌握主动权，一如既往地压迫着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爱米丽很难成为成熟、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因为一开始她已被父亲控制在父权社会架构内，缺乏成为独立女性的成长环境。所以父亲去世后，爱米丽想寻求的是一个可以代替父亲继续让她依附的男性，她需要的仍是一种从属感。可以说父亲的去世并没有给处于父权制的堡垒之中的爱米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从心理上说，爱米丽始终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渗透到灵魂深处的“大家闺秀”观念使她必须清心寡欲，遵循南方贵族社会特有的道德标准和传统的妇道观，以维护自己高贵的血统。另一方面，她渴望浪漫的爱情。一开始就沉浸在浪漫的幻想中难以自拔。理性的驱使和爱情的冲动使爱米丽备受煎熬。同时由于身份地位的悬殊，她和荷默的交往引起全镇人们的关注、不满和干涉；舆论的压力和爱情的背叛则使她由爱生恨走向极端。在父权制的生存环境中，爱米丽一开始或许还能保留一些天真和浪漫，随后则因经历过多的挫折和打击而变得扭曲、残忍和无情。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爱米丽的追爱过程。福克纳笔下的爱米丽是一个对爱情执拗的凄厉的南方女人。她迫切需要爱，拼劲全力去爱、去恨即使错信了爱情和男人，即便是以一生为代价。福克纳借助于对爱米丽这样一个心理执拗，具有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的女性人物的刻画，展示了南方女性的悲剧命运。“爱米丽象征代表了南方妇女的状况：没有本体，没有独立的身份，没有自己的声音”[7]。而她从天使到“魔鬼”的转变过程是一个女人被男权社会毁灭的过程，她的命运体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无助。小说的意义不在于简单地描述了一个跟女性有关的“哥特式”的恐怖故事，而是在于通过女主人公的个人悲剧，揭露了南方传统观念和父权制度对女性的压迫和摧残；在更深层次上引发了人们对父权制社会秩序下女性如何树立自主意识，成为自身命运主宰的思考。 参考文献： [1]武月明.被命运的洪流裹挟而去[J].外国文学研究，2009（5）. [2]高中甫，任洁生.20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美国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336-345. [3]苗群鹰.黑屋中的玫瑰——试析爱米丽的悲剧成因和主题意义[J].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1）. [4]李杨.可悲的“替罪羊”——评《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中的艾米莉[J].山东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2）. [5]杨淑丽.《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女性主义之研究[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0（5）. [6]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7]肖伯翰.威廉·福克纳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摘 要： 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作为其南方文学的代表力作，一直吸引着研究者的注意力，其塑造了一个饱受南方传统习俗禁锢和父权制度压迫的典型南方受害女性形象。本文拟从文本结构入手，剖析人物形象，并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探究女主人公爱米丽人性扭曲、心理畸变的悲剧根源，进一步阐明女主人公爱米丽没落的贵族身份和其悲剧性结局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作为一个偶像她必须接受旧南方道德规范的制约；同时父权制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使女性丧失自己的主体性，令女主人公在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下呈现出扭曲了的可悲生存状况。 关键词： 威廉·福克纳 女性主义 父权制度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美国南方文学的代表作家威廉·福克纳在其创作的“约克纳帕托法世系”中，以其独特视角塑造了一系列人性扭曲、心理畸变堕落的受害女性形象。在世人眼中，福氏作品散发着强烈的“另类”意味。“福克纳笔下的南方女人，她们偶尔温婉，余下的大多数是木刻般狰狞……脾气执拗……令男人不寒而栗”[1]。本文从他最著名的短篇小说《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入手，分析文中所刻画的女性形象，并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探寻女主人公从天使到魔鬼、淑女到凶手的蜕变根源。 一 文中女主人公爱米丽的第一次出场就颇耐人寻味，令人印象深刻：“一个小模小样、腰圆体胖的女人，穿了一身黑服，一条细细的金表链拖到腰部，落到腰带里去了，一根乌木拐杖支撑着她的身体，拐杖头的镶金已经失去光泽。她的身架矮小，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在别的女人身上显得是丰满的东西，而她却给人以肥大的感觉。她看上去像长久泡在死水中的一具尸体，肿胀发白。”[2]P338爱米丽一身黑衣，肥胖臃肿，拄着一根年代悠久的古董拐杖，全无人们心目中贵族小姐的半点高贵与优雅气质，相反一派死气沉沉的阴郁景象。令人费解的是爱米丽看上去竟然像一具发胀的死尸，该比拟看似充满了刻薄讥讽之意实则暗示了爱米丽的悲剧人生，她活着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尽管她的肉体还活着，但她的心早已死去。与她相依为命的父亲已经去世，而她深爱的恋人也已经背叛抛弃了她，她孤独地活着，封闭在自我的世界里，时间的推移和时光的流逝似乎已与她无关，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位对时间或者对一切已经麻木的女性为什么还念念不忘地佩戴着怀表？诚然，怀表是贵族身份的一种象征，但是怀表的一端被一条细长的链子拴住，一直拖到腰部，这表明了爱米丽潜意识里似乎想要掌控住时间，阻止时间的流逝，挽留曾经拥有的东西和逃避随之而来的世事变迁。在她眼里，改变就意味着失去，如果她想牢牢抓住她所拥有的一切，那么她只能或者必须阻止时间的流逝。她抵触一切的变化，比如文中所描写的她的一些怪诞行为：她不愿接受父亲已经去世的事实，“衣着和平日一样，脸上没有一丝哀愁。她告诉她们，她的父亲并未死”[2]P340，一连三天都是如此，她拒绝给父亲的遗体下葬；她拒绝在她门口钉上门牌号和附设邮箱；更极端的是她毒死了恋人，把尸体藏匿在楼上的房间里，与尸体同榻共枕将近四十年。就在这间如同墓穴一般的屋子里，一切都布置得像新房一样，四十年的光阴仿佛在这里停滞、瞬间凝固。对爱米丽来说，与一具骷髅呆在一起，不仅不可怕反而心安，因为她再也不用担心恋人的背叛与逃离，他已经与她永远地厮守在一起，他是属于她的，谁也夺不走，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但是时间是不会停留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壁炉前已经失去金色光泽的画架上面放着爱米丽父亲的炭笔画像”；“拐杖头的镶金已经失去光泽”[2]P338；“败了色的玫瑰色窗帘，玫瑰色的灯罩，梳妆台，一排精细的水晶制品和白银做底的男人盥洗用具，但白银已毫无光泽，连刻制的姓名字母图案都已无法辨认了”[2]P345。时光如同隐在链子另一端的怀表一直在滴答作响地走着，年轻时“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爱米丽小姐已变成肥胖浮肿、惹人生厌的老妪肥婆。如同一朵从绽放到凋零的玫瑰花，爱米丽自欺欺人的行为方式注定以悲剧收场。 二 爱米丽的所作所为不合常理，荒谬怪诞，表面上看亲情和爱情的丧失是导致她心理扭曲变态的直接原因，实质上是男权制社会下传统文化和道德对女性的压制和禁锢所致。 爱米丽“怀着一个青年姑娘所怀有的那种正常愿望”——“只是想被爱和爱人并得到一个丈夫和家庭”[3]。但是在南方这个男权社会里，父亲是一家之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地位，所以爱米丽的父亲可以堵在门口拿着马鞭阻挡她女儿的追求者，镇上人心中有这样一幅画：“长久以来，我们把这家人一直看做一幅画中的人物：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爱米丽立在身后，她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背对着爱米丽，手执一根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2]P340父亲蛮横、专制、霸道，以自己的喜好和标准左右女儿的婚姻，为了维护家族正统的贵族地位，全然不顾女儿的真实幸福。处于弱势地位的爱米丽，只能屈从，生生剥夺了爱和被爱的权利。父亲去世后，爱米丽开始了人生中唯一的一次恋爱，与一位北方佬荷默交往。爱米丽是一位南方贵族小姐，而荷默只是一个粗俗的普通劳动者，阶级出身的差异使他们的恋情在南方等级制度分明的社会中遭到强烈反对和非议。在人们眼里，爱米丽“始终是一个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2]P337一位出身高贵的淑女应该牢记“贵人举止”。他们无法接受爱米丽和荷默众目睽睽之下一起驾车出游，把它看做是“全镇的耻辱”，“青年的坏榜样”[2]P337，有伤风化。代表传统势力的小镇居民们千方百计地拆散他们：先是请来牧师对她说教，又写信请来她的保守的堂姐妹对她进行干涉。长久以来，贵族小姐爱米丽已经被他们神化为小镇上的偶像，传统的化身，堪称旧南方淑女的典范，深受众人敬仰。作为全镇的道德楷模和榜样，爱米丽的言行举止容不得有半点瑕疵，包括她的爱情和婚姻都应当是众人眼中门当户对才子佳人般的完美结合，否则就是玷污淑女形象，违背传统习俗，蔑视和践踏传统道德，是败坏门第、道德的沦丧。 “由于爱米丽是作为一尊神化的偶像存在，无人考虑她作为一个女性已经一无所有，肉体和精神的正常需求迫使她要拼命抓住一切能够抓住的东西”[4]。顶着层层压力，爱米丽全身心地投入与荷默的这段感情。为了让他留在自己身边，爱米丽做了很多的努力：她去订购了一套银制男用盥洗用具，每件上面都刻有H.B.（HomerBarron的缩写），后来又去买来了全套男人服装，包括睡衣在内。然而荷默却是“无意于成家之人”，工程结束后他就要走了，他不会为了爱米丽放弃原来的生活。爱米丽的希望破灭了。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爱米丽把爱情看做是神圣的情感，容不得有半点亵渎。初涉爱河的她对爱情充满幻想和憧憬，然而却被“游戏人生”的荷默无情伤害和玩弄。面对恋人的背叛，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洗刷被弃的耻辱，绝望之余她用砒霜毒死了荷默，让他永远和自己呆在一起。爱米丽渴望爱和被爱，但是“作为女人她追求幸福和爱的权利一而再、再三遭到剥夺和侵犯，她对情感和婚姻的渴望一再被扼杀……”[5]爱米丽对世界的美好幻想已经破灭，陷入阴暗、扭曲的心灵深渊。 三 传统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制，其原型可追溯至《圣经》：上帝造人先用泥土造出了男人的始祖亚当，然后从亚当身上抽出一根肋骨，造就了女人的始祖夏娃。从基督教的源头，可以看出女性是男性从属的这种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女权主义理论家西蒙·德·波伏瓦曾在《第二性》一书中指出：“女性并不是天生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如果说在青春期以前，有时甚至从婴儿早期，在我们看来她的性征就已经决定，那不是因为有什么神秘的本能在直接注定她是被动的、爱撒娇的、富于母性的，而是因为他人对这个孩子的影响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要素。于是她从小就受到灌输，要完成女性的使命。”[6]在当时的南方社会，端庄、谦恭、隐忍、温顺、贞洁等女性品德受到极力推崇，人们鼓吹“淑女风范”，其本质是宣扬女性是男性的附属，男性占统治地位：男性可以朝三暮四，为所欲为；而女性却要恪守妇道，从一而终。这种父权制的本质使女性的思想和精神受到严重压抑和摧残，更是导致矜持单纯的爱米丽蜕变为可怕凶手的罪魁祸首。在父权制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总是把传统的女性与“好品德”紧密相连：她们多半是逆来顺受的女子，往往都能默默地忍受屈辱和欺凌，被动地等待命运的转机。正如小说中的爱米丽任由父亲粗暴无礼地对待自己的追求者，对自己的爱情向往横加干涉而从来没有进行过反抗。直到父亲去世以后，她才剪了头发尝试追求自己渴望的爱情。然而，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无法挣脱父权制的束缚，与男性建立平等的两性关系，在两性关系上她们注定要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北方佬荷默跨越了世俗偏见，似乎在以平等的姿态对待爱米丽，而其实他也是父权社会的代表。他与爱米丽小姐交往，成双入对地频频出游。镇上的人们一开始以为“她要嫁给他了”，后来又说“她还得说服他呢”，直至后来慨叹：“可怜的爱米丽。”[2]P342荷默无心成家，却与爱米丽公开交往，对他来说，这段经历只不过是逢场作戏，枯燥生活的点缀而已。但是对爱米丽来说，这段感情寄托了她的所有美好的愿望和未来。实际上，爱米丽无法抗拒爱情和婚姻的诱惑，她打算和荷默结婚，一心想继承传统女性的角色，在两性关系中她已处于被征服的被动地位，并且最终难逃被弃的命运。荷默的行为则代表父权制对女性的种种压制和摧残。在这种不对等的两性关系中，男性永远掌握主动权，一如既往地压迫着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爱米丽很难成为成熟、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因为一开始她已被父亲控制在父权社会架构内，缺乏成为独立女性的成长环境。所以父亲去世后，爱米丽想寻求的是一个可以代替父亲继续让她依附的男性，她需要的仍是一种从属感。可以说父亲的去世并没有给处于父权制的堡垒之中的爱米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从心理上说，爱米丽始终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渗透到灵魂深处的“大家闺秀”观念使她必须清心寡欲，遵循南方贵族社会特有的道德标准和传统的妇道观，以维护自己高贵的血统。另一方面，她渴望浪漫的爱情。一开始就沉浸在浪漫的幻想中难以自拔。理性的驱使和爱情的冲动使爱米丽备受煎熬。同时由于身份地位的悬殊，她和荷默的交往引起全镇人们的关注、不满和干涉；舆论的压力和爱情的背叛则使她由爱生恨走向极端。在父权制的生存环境中，爱米丽一开始或许还能保留一些天真和浪漫，随后则因经历过多的挫折和打击而变得扭曲、残忍和无情。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爱米丽的追爱过程。福克纳笔下的爱米丽是一个对爱情执拗的凄厉的南方女人。她迫切需要爱，拼劲全力去爱、去恨即使错信了爱情和男人，即便是以一生为代价。福克纳借助于对爱米丽这样一个心理执拗，具有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的女性人物的刻画，展示了南方女性的悲剧命运。“爱米丽象征代表了南方妇女的状况：没有本体，没有独立的身份，没有自己的声音”[7]。而她从天使到“魔鬼”的转变过程是一个女人被男权社会毁灭的过程，她的命运体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无助。小说的意义不在于简单地描述了一个跟女性有关的“哥特式”的恐怖故事，而是在于通过女主人公的个人悲剧，揭露了南方传统观念和父权制度对女性的压迫和摧残；在更深层次上引发了人们对父权制社会秩序下女性如何树立自主意识，成为自身命运主宰的思考。 参考文献： [1]武月明.被命运的洪流裹挟而去[J].外国文学研究，2009（5）. [2]高中甫，任洁生.20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美国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336-345. [3]苗群鹰.黑屋中的玫瑰——试析爱米丽的悲剧成因和主题意义[J].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1）. [4]李杨.可悲的“替罪羊”——评《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中的艾米莉[J].山东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2）. [5]杨淑丽.《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女性主义之研究[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0（5）. [6]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7]肖伯翰.威廉·福克纳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