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称8成落马省部级官员涉腐后仍获晋升
李丽
2012年10月19日07:29 来源：中国青年报 手机看新闻
本报记者 李丽 实习生 翁菁
“近十年来落马的72名省部级官员中，近八成官员腐败期间职务得到晋升。其腐败领域集中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而政治领域的腐败主要是买官卖官。”这是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涂谦的这个调查结论。
涂谦调查样本中的72名省部级腐败官员，来自人民网、新华网等媒体的报道，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年度工作报告》和各级纪检机关的公开资料。 根据涂谦的统计，目前，我国查处的省部级腐败官员大部分为副部级，所占比例近七成。其中，有31名官员被查处时的年龄在56岁至62岁之间，占到了总人数的43.1%；第二个比较密集的年龄段集中在49岁至55岁之间，共有19人。
涂谦对55个有明确的腐败时间跨度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其中，时间跨度为10年以上者21人，占38%；5至9年者25人，占45%；5年以下者9人，占16%；平均时间跨度为8.5年。 这就是说，腐败官员在第一次贪污或受贿等腐败行为后，要将近9年才东窗事发。 涂谦仔细梳理了这些官员在腐败时期内的职务变化。除辽宁省原副省长刘克田、湖南省高院原院长吴振汉、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少数人外，其余高官在腐败期内的职务均有变动，甚至有近80%的腐败官员职务得到了晋升。其中，何闽旭由浙江省劳动厅副厅长提拔为安徽省副省长。
“这些事例都意味着，腐败高官在此期间不仅能够‘自保安全’，而且还能经受组织考察、离任审计、财产申报等一系列外围挑战，到更高的领导岗位把持更大的权力。把持权力越大，其暴露的可能性越小，这是一个恶性发展趋势。”涂谦说。
涂谦的报告显示，高官腐败领域集中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且不少腐败高官同时渗透于两个领域，“复合型”腐败现象明显。
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官员中有31人涉及政治领域的腐败，主要表现是为他人职务升迁变动、人事录用和干预案件处理等提供便利。其中，涉及职务升迁变动即买官卖官19人、利用政治权力干预案件和打击报复举报人者10人、人事录用两人。政治领域的腐败主要集中于买官卖官。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买官卖官就是权力和金钱的交换，“你给官位，我给钱”。
一般来说，拥有任命干部权力的人要设定提拔的条件，比如要不要大学本科以上，要不要党校半年学习，“有了这些条件，这些人就去走后门、找资源，就实现了权力寻租。”李成言表示，官员升迁应由民主选举投票决定。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则认为，选拔干部时，民众必须参与对官员的考核，
给他们的道德行为打分。“官员生活在群众中，群众对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了如指掌，群众心中一杆秤。”
李成言表示，建立合法的财产申报制度是根本。目前，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都是由各单位的纪检部门负责操作的，“仅仅在党内，先由书记说了算，再交给常委讨论，再上报，再下发，再公布，就完全扭曲变样了”。
“必须要把这项制度纳入法律框架内，使之合法化，用法律的威慑力进行监督。”李成言说，通过法律程序实施财产申报，就不是党组织掌控的问题，而是带有法律强制性，是对社会大众公开的，比如纪检和检察院可以联署办公，完成对财产申报的确认。
李成言认为，提拔干部必须公示，“看看他够不够资格，有没有政绩，财产多少，有无违法违纪问题”。
“在任的领导干部也要公示，既然走法律程序，必须一视同仁，老的和新的办法不一样，就不符合法律了。”他说，保护个人隐私不是不公示的借口。
环球时报："大老虎"何以"边腐边升"?反腐败要从"小"
抓起
周少来
2014年06月16日09:44 来源：人民网-环球时报 手机看新闻
打印网摘纠错商城分享推荐 字号原标题：周少来：反腐败要从“小”抓起 近期，中央反腐力度持续加大，一批“大老虎”落网，大快人心。可以预见，习总书记所说“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还将继续。反腐只是“一阵风”的疑虑已不攻自破。
我们同时也在反思，官员腐败源于何处？源于何时？贪腐“大佬”何以“边腐边升”。“小恶”之所以成为 “大恶”，衍生之链之所以延伸，全在于 “小恶”之芽没有被拦截并斩断。
“小腐不查，大腐难查”，是中式腐败的普遍特征。小腐败常常被忽视或容忍，带病提拔、边升边腐成为一种现象。“零容忍没有成为制度性约束”，“苍蝇”早晚练成“大老虎”，待到“大老虎”被抓被查，涉案复杂，贪腐巨大，政治影响恶劣。“大老虎”涉案人员及行贿受贿盘根错节，政治成本和反腐败成本剧增，成为反腐败困境之一。
“一把手”成为腐败多发的“重灾区”，原因何在？根源在于其位高权重，失于监督。身边人知情知底，但处于下位，无法监督，更有人还想结成“恩庇关系”，一路攀附升迁，更加不敢监督。有权监督的上位机构，鞭长莫及，不知情，不知底，难以构成日常化的全程监督。腐败网络式的“窝案”、“大案”由此坐大生成。等到一朝事发，“拔出萝卜带出泥”，“大老虎”之庇护下的“小老虎”、“小苍蝇”成串成伙，反腐败难度加大，反腐败链条延伸，成为反腐败的困境之二。
没有全程监控式的反腐，法治化反腐水平难以提升。十八大后，公共舆论与广大民众越来越多地参与有效反腐，然而民主反腐的氛围还有待形成。国家、舆论与民众反腐败的制度合力需要整合。这是反腐败的困境之三。
如何走出反腐败的困境，提升反腐败的法治化、民主化水平，这是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的制度保证和根本。让国家的反腐败机构权力更大，让舆论跟踪监督，让广大人民负起责来，从制度上保证反腐败从“小”抓起，反腐败从“腐芽”根除，形成国家、舆论与民众共同反腐败的强大合力。用法治化制度安排，构筑反腐败网络，是全过程监督权力，“从小反腐”的基础。▲(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
统计称8成落马省部级官员涉腐后仍获晋升
李丽
2012年10月19日07:29 来源：中国青年报 手机看新闻
本报记者 李丽 实习生 翁菁
“近十年来落马的72名省部级官员中，近八成官员腐败期间职务得到晋升。其腐败领域集中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而政治领域的腐败主要是买官卖官。”这是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涂谦的这个调查结论。
涂谦调查样本中的72名省部级腐败官员，来自人民网、新华网等媒体的报道，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年度工作报告》和各级纪检机关的公开资料。 根据涂谦的统计，目前，我国查处的省部级腐败官员大部分为副部级，所占比例近七成。其中，有31名官员被查处时的年龄在56岁至62岁之间，占到了总人数的43.1%；第二个比较密集的年龄段集中在49岁至55岁之间，共有19人。
涂谦对55个有明确的腐败时间跨度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其中，时间跨度为10年以上者21人，占38%；5至9年者25人，占45%；5年以下者9人，占16%；平均时间跨度为8.5年。 这就是说，腐败官员在第一次贪污或受贿等腐败行为后，要将近9年才东窗事发。 涂谦仔细梳理了这些官员在腐败时期内的职务变化。除辽宁省原副省长刘克田、湖南省高院原院长吴振汉、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少数人外，其余高官在腐败期内的职务均有变动，甚至有近80%的腐败官员职务得到了晋升。其中，何闽旭由浙江省劳动厅副厅长提拔为安徽省副省长。
“这些事例都意味着，腐败高官在此期间不仅能够‘自保安全’，而且还能经受组织考察、离任审计、财产申报等一系列外围挑战，到更高的领导岗位把持更大的权力。把持权力越大，其暴露的可能性越小，这是一个恶性发展趋势。”涂谦说。
涂谦的报告显示，高官腐败领域集中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且不少腐败高官同时渗透于两个领域，“复合型”腐败现象明显。
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官员中有31人涉及政治领域的腐败，主要表现是为他人职务升迁变动、人事录用和干预案件处理等提供便利。其中，涉及职务升迁变动即买官卖官19人、利用政治权力干预案件和打击报复举报人者10人、人事录用两人。政治领域的腐败主要集中于买官卖官。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买官卖官就是权力和金钱的交换，“你给官位，我给钱”。
一般来说，拥有任命干部权力的人要设定提拔的条件，比如要不要大学本科以上，要不要党校半年学习，“有了这些条件，这些人就去走后门、找资源，就实现了权力寻租。”李成言表示，官员升迁应由民主选举投票决定。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则认为，选拔干部时，民众必须参与对官员的考核，
给他们的道德行为打分。“官员生活在群众中，群众对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了如指掌，群众心中一杆秤。”
李成言表示，建立合法的财产申报制度是根本。目前，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都是由各单位的纪检部门负责操作的，“仅仅在党内，先由书记说了算，再交给常委讨论，再上报，再下发，再公布，就完全扭曲变样了”。
“必须要把这项制度纳入法律框架内，使之合法化，用法律的威慑力进行监督。”李成言说，通过法律程序实施财产申报，就不是党组织掌控的问题，而是带有法律强制性，是对社会大众公开的，比如纪检和检察院可以联署办公，完成对财产申报的确认。
李成言认为，提拔干部必须公示，“看看他够不够资格，有没有政绩，财产多少，有无违法违纪问题”。
“在任的领导干部也要公示，既然走法律程序，必须一视同仁，老的和新的办法不一样，就不符合法律了。”他说，保护个人隐私不是不公示的借口。
环球时报："大老虎"何以"边腐边升"?反腐败要从"小"
抓起
周少来
2014年06月16日09:44 来源：人民网-环球时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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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时也在反思，官员腐败源于何处？源于何时？贪腐“大佬”何以“边腐边升”。“小恶”之所以成为 “大恶”，衍生之链之所以延伸，全在于 “小恶”之芽没有被拦截并斩断。
“小腐不查，大腐难查”，是中式腐败的普遍特征。小腐败常常被忽视或容忍，带病提拔、边升边腐成为一种现象。“零容忍没有成为制度性约束”，“苍蝇”早晚练成“大老虎”，待到“大老虎”被抓被查，涉案复杂，贪腐巨大，政治影响恶劣。“大老虎”涉案人员及行贿受贿盘根错节，政治成本和反腐败成本剧增，成为反腐败困境之一。
“一把手”成为腐败多发的“重灾区”，原因何在？根源在于其位高权重，失于监督。身边人知情知底，但处于下位，无法监督，更有人还想结成“恩庇关系”，一路攀附升迁，更加不敢监督。有权监督的上位机构，鞭长莫及，不知情，不知底，难以构成日常化的全程监督。腐败网络式的“窝案”、“大案”由此坐大生成。等到一朝事发，“拔出萝卜带出泥”，“大老虎”之庇护下的“小老虎”、“小苍蝇”成串成伙，反腐败难度加大，反腐败链条延伸，成为反腐败的困境之二。
没有全程监控式的反腐，法治化反腐水平难以提升。十八大后，公共舆论与广大民众越来越多地参与有效反腐，然而民主反腐的氛围还有待形成。国家、舆论与民众反腐败的制度合力需要整合。这是反腐败的困境之三。
如何走出反腐败的困境，提升反腐败的法治化、民主化水平，这是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的制度保证和根本。让国家的反腐败机构权力更大，让舆论跟踪监督，让广大人民负起责来，从制度上保证反腐败从“小”抓起，反腐败从“腐芽”根除，形成国家、舆论与民众共同反腐败的强大合力。用法治化制度安排，构筑反腐败网络，是全过程监督权力，“从小反腐”的基础。▲(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