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记叙文的要素，也是所有叙事文学作品的要素。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叙述焦仲卿、刘兰芝婚姻悲剧进程，对其时间进程有具体叙述；对于悲剧的潜在成因――焦、刘婚后“相见常日稀”也有相应的提示。这是我们准确把握人物形象、深入分析作品的重要依据。然而，以往论者只是对故事发生时间、诗歌产生时间有深入探讨，对于悲剧的时间进程及其他时间要素，则缺乏应有的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一项缺憾。这项缺憾已影响到对诗歌思想艺术、特别是社会意义的认识。比如，说到诗中代表封建恶势力的人物形象，以往论者都只是提到焦母和刘兄，对于庐江太守则未置一辞。其实，这位太守对于男女主人公迅速走向悲剧结局的作用，并不亚于焦母和刘兄。
本文拟从悲剧的时间进程人手，探讨一下焦、刘婚后“相见常日稀”的原因，从而揭示太守在这一悲剧进程中的恶劣作用。
一、悲剧从开场到结局，时间不出一个月
从叙事艺术的角度看，《孔雀东南飞》全诗像一出剧情紧张、纲目紧凑、结构严谨、动人心魄的多幕剧。现在，就让我们顺着诗歌叙事的脉络，来理一理整个悲剧的时间进程吧――
悲剧的开场：刘兰芝向焦仲卿诉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的苦衷，以及与焦母的矛盾，并自请“遣归”。焦仲卿向阿母求情无效，被迫在第二天把兰芝送回娘家。虽然这里没有具体交代年、月、日，但是以后的时间进程，却叙写得十分明确。
刘兰芝“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求婚，被兰芝和刘母婉言谢绝。
“媒人去数日”，太守府的辅佐官郡丞和主簿又登门求婚。在求婚者的官位和权势进一步升级的情况下，刘兄动心了。在刘兄粗暴的干涉下，兰芝被迫应允。
专断而又急着做公爹的“府君”(太守)，马上择定了成婚的日期：“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
到了“三十日”，刘兰芝就在“牛马嘶”鸣声中，被迎娶到了太守家。为了反抗封建家长们的专横和压迫，为了忠于她与焦仲卿的爱情，刘兰芝在这“吉日”的当晚“举身赴清池”。用她年轻的生命，向这个不合理的婚姻家庭制度做出了她所能够做到的最强烈的抗争。
关于她殉情的时辰，诗中也有极为明确的描写：“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古代计时，一昼夜分十二时辰。“黄昏”后与“人定”初，相当于现在的晚上9点到10点之间。
“府吏闻此事”，也随即殉情自缢了。他自缢的时间，诗中没有具体叙写，按情理推算，当在兰芝殉情的第二天。
从上述悲剧的时间进程，可以清楚地算出：“十余日”加“数日”，约有二十天左右吧。这就已经是当月的“二十七”了，再过三天，就是“良吉三十日”。在这对恩爱夫妻被拆散二十多天之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刘兰芝就要被迫与太守的儿子成婚了。以封建礼教作后盾的专制家长们，没有给这一对深深相爱的青年夫妇留下任何回旋的余地。
二、汉代五日一休沐，为何“相见常日稀”
当焦仲卿被母亲逼迫遣归兰芝时，他曾真诚地许诺：“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临别又说：“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但是，当“县令遣媒来”的时候，不见焦仲卿动静；太守家又来提亲的时候，还是不见焦仲卿有何行动。直到急着给儿子娶妻的太守定下“吉日”，一切准备停当只待迎娶的时候，焦仲卿这才得知情况有变，仓促骑马赶来与兰芝相会，订立了“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的盟约。如此看来，在这二十多天里，焦仲卿确实连一次休假时间也没有，所以才没来得及兑现诺言。那么，汉代的官吏休假制度，究竟是多长时间一次呢?
查阅史籍可知：汉代官吏正常情况下五日一休。如《汉书》卷四六《万石君传》记载：万石君石奋年老时，其子石建和石庆“每五日洗沐归谒亲”，即是说每隔五日休假时都到父亲面前探视。再如《汉书》卷五十《郑当时传》记其在“孝景时，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驿马长安诸郊，请谢宾客，夜以继日”。这项制度在乐府诗中也有明确反映，如《乐府诗集》卷二十八《鸡鸣》诗曰：“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五日一时来，观者满路傍。”再如《乐府诗集》卷二十八《日出东南隅行》：“兄弟五日时来归，高车竞道生光辉。”又如《乐府诗集》卷三十四《相逢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但是，这项制度在各级官府执行的程度，与其主官的品行关系极大。如《汉书》卷六六《杨恽传》记载：“郎官故事，令郎出钱市财用，给文书，乃得出，名曰‘山郎’。移病尽一日，辄偿一沐，或至岁余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戏，或行钱得善部。货赂流行，传相仿效。恽为中郎将，罢山郎，移长度大司农，以给财用。其疾病休谒洗沐，皆以法令从事。”即使在天子宫中，贫穷的郎官，在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出任中郎将前后，所享受的休假制度也大不相同。再如《汉书》卷八三《薛宣传》记其为太守时，逢到节假，属吏贼曹掾张扶不肯休息，仍坐曹办事。薛宣劝他休息：“盖礼贵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由来久。曹虽有公职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从众，归对妻子。”
由上可知，从中央到各级地方官府，下级官吏遇到宽厚仁慈清正的主官，不用行贿讨好，也能享受正常休假；若遇到冷酷自私贪婪的主官，情况就会很糟糕。杨恽作为中央官，与其前任中郎将对于郎官休假的态度，一正一反，形成鲜明的对比；薛宣任地方太守的行为，与焦仲卿的顶头上司庐江太守的行为，也是一正一反，形成鲜明对照。
从诗中叙述可知：庐江太守对府中小吏漠不关心，以致焦仲卿长年累月不得正常休假，对焦、刘婚后“相见常日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又委派郡丞、主簿到刘家提亲，对焦可谓冷酷；令郎婚事让部下大操大办，俨然成为府中最大的公事，可谓之自私；在家也十分专断，对儿子婚事根本不顾当事人的意愿，一口定下最近的“吉日”，导致焦、刘以死抗争而迅速向悲剧结局。太守自家喜事变丧事、“吉日”变丧日，其尴尬倒霉实属自讨。诗的最后说：“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所提醒以之为戒的，也绝不仅仅是焦、刘两家。
(作者：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邮编100872)
时间是记叙文的要素，也是所有叙事文学作品的要素。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叙述焦仲卿、刘兰芝婚姻悲剧进程，对其时间进程有具体叙述；对于悲剧的潜在成因――焦、刘婚后“相见常日稀”也有相应的提示。这是我们准确把握人物形象、深入分析作品的重要依据。然而，以往论者只是对故事发生时间、诗歌产生时间有深入探讨，对于悲剧的时间进程及其他时间要素，则缺乏应有的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一项缺憾。这项缺憾已影响到对诗歌思想艺术、特别是社会意义的认识。比如，说到诗中代表封建恶势力的人物形象，以往论者都只是提到焦母和刘兄，对于庐江太守则未置一辞。其实，这位太守对于男女主人公迅速走向悲剧结局的作用，并不亚于焦母和刘兄。
本文拟从悲剧的时间进程人手，探讨一下焦、刘婚后“相见常日稀”的原因，从而揭示太守在这一悲剧进程中的恶劣作用。
一、悲剧从开场到结局，时间不出一个月
从叙事艺术的角度看，《孔雀东南飞》全诗像一出剧情紧张、纲目紧凑、结构严谨、动人心魄的多幕剧。现在，就让我们顺着诗歌叙事的脉络，来理一理整个悲剧的时间进程吧――
悲剧的开场：刘兰芝向焦仲卿诉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的苦衷，以及与焦母的矛盾，并自请“遣归”。焦仲卿向阿母求情无效，被迫在第二天把兰芝送回娘家。虽然这里没有具体交代年、月、日，但是以后的时间进程，却叙写得十分明确。
刘兰芝“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求婚，被兰芝和刘母婉言谢绝。
“媒人去数日”，太守府的辅佐官郡丞和主簿又登门求婚。在求婚者的官位和权势进一步升级的情况下，刘兄动心了。在刘兄粗暴的干涉下，兰芝被迫应允。
专断而又急着做公爹的“府君”(太守)，马上择定了成婚的日期：“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
到了“三十日”，刘兰芝就在“牛马嘶”鸣声中，被迎娶到了太守家。为了反抗封建家长们的专横和压迫，为了忠于她与焦仲卿的爱情，刘兰芝在这“吉日”的当晚“举身赴清池”。用她年轻的生命，向这个不合理的婚姻家庭制度做出了她所能够做到的最强烈的抗争。
关于她殉情的时辰，诗中也有极为明确的描写：“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古代计时，一昼夜分十二时辰。“黄昏”后与“人定”初，相当于现在的晚上9点到10点之间。
“府吏闻此事”，也随即殉情自缢了。他自缢的时间，诗中没有具体叙写，按情理推算，当在兰芝殉情的第二天。
从上述悲剧的时间进程，可以清楚地算出：“十余日”加“数日”，约有二十天左右吧。这就已经是当月的“二十七”了，再过三天，就是“良吉三十日”。在这对恩爱夫妻被拆散二十多天之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刘兰芝就要被迫与太守的儿子成婚了。以封建礼教作后盾的专制家长们，没有给这一对深深相爱的青年夫妇留下任何回旋的余地。
二、汉代五日一休沐，为何“相见常日稀”
当焦仲卿被母亲逼迫遣归兰芝时，他曾真诚地许诺：“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临别又说：“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但是，当“县令遣媒来”的时候，不见焦仲卿动静；太守家又来提亲的时候，还是不见焦仲卿有何行动。直到急着给儿子娶妻的太守定下“吉日”，一切准备停当只待迎娶的时候，焦仲卿这才得知情况有变，仓促骑马赶来与兰芝相会，订立了“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的盟约。如此看来，在这二十多天里，焦仲卿确实连一次休假时间也没有，所以才没来得及兑现诺言。那么，汉代的官吏休假制度，究竟是多长时间一次呢?
查阅史籍可知：汉代官吏正常情况下五日一休。如《汉书》卷四六《万石君传》记载：万石君石奋年老时，其子石建和石庆“每五日洗沐归谒亲”，即是说每隔五日休假时都到父亲面前探视。再如《汉书》卷五十《郑当时传》记其在“孝景时，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驿马长安诸郊，请谢宾客，夜以继日”。这项制度在乐府诗中也有明确反映，如《乐府诗集》卷二十八《鸡鸣》诗曰：“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五日一时来，观者满路傍。”再如《乐府诗集》卷二十八《日出东南隅行》：“兄弟五日时来归，高车竞道生光辉。”又如《乐府诗集》卷三十四《相逢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但是，这项制度在各级官府执行的程度，与其主官的品行关系极大。如《汉书》卷六六《杨恽传》记载：“郎官故事，令郎出钱市财用，给文书，乃得出，名曰‘山郎’。移病尽一日，辄偿一沐，或至岁余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戏，或行钱得善部。货赂流行，传相仿效。恽为中郎将，罢山郎，移长度大司农，以给财用。其疾病休谒洗沐，皆以法令从事。”即使在天子宫中，贫穷的郎官，在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出任中郎将前后，所享受的休假制度也大不相同。再如《汉书》卷八三《薛宣传》记其为太守时，逢到节假，属吏贼曹掾张扶不肯休息，仍坐曹办事。薛宣劝他休息：“盖礼贵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由来久。曹虽有公职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从众，归对妻子。”
由上可知，从中央到各级地方官府，下级官吏遇到宽厚仁慈清正的主官，不用行贿讨好，也能享受正常休假；若遇到冷酷自私贪婪的主官，情况就会很糟糕。杨恽作为中央官，与其前任中郎将对于郎官休假的态度，一正一反，形成鲜明的对比；薛宣任地方太守的行为，与焦仲卿的顶头上司庐江太守的行为，也是一正一反，形成鲜明对照。
从诗中叙述可知：庐江太守对府中小吏漠不关心，以致焦仲卿长年累月不得正常休假，对焦、刘婚后“相见常日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又委派郡丞、主簿到刘家提亲，对焦可谓冷酷；令郎婚事让部下大操大办，俨然成为府中最大的公事，可谓之自私；在家也十分专断，对儿子婚事根本不顾当事人的意愿，一口定下最近的“吉日”，导致焦、刘以死抗争而迅速向悲剧结局。太守自家喜事变丧事、“吉日”变丧日，其尴尬倒霉实属自讨。诗的最后说：“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所提醒以之为戒的，也绝不仅仅是焦、刘两家。
(作者：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邮编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