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画匠最独特的风景当然是米家父子。米芾就不用多说了，装疯卖傻的功夫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已经成了性格的一部分，而他的儿子米友仁也很了不起。
米友仁(1074—1153)，字元晖，小名寅哥、鳌儿，北宋书画家米芾的长子。早年以书画知名，北宋宣和四年(1122)应选入掌书学。米友仁工书法，其山水画脱尽古人窠臼，发展了米芾技法，世称米家山水。南渡后备受高宗优遇，官至兵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这里特别提示一下，兵部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副部长，而米友仁却以书画名闻天下，一文一武，两者相差何止千里，但竟然在米友仁身上得到了统一，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点。
《远岫晴云图》
南宋 米友仁
纸本 墨笔
纵24.7cm,横28.6cm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远岫晴云图》画的是烟雨迷蒙时的风景，远山模糊不清，近树萧疏迷离，一条溪流潺潺自远处绕到赏者面前，笔法成熟而挥洒自如，湿润的笔墨，恰恰彰显了“米氏山水”的特色。即使远山有勾皴、带染，无点，但仍是不求细节上的相似。有款“元晖戏作”四个字，上方另有横纸又自题“绍兴甲寅元夕前一日，自新昌泛舟来赴朝参，居临安七宝山戏作小卷，付与廪收口”。绍兴甲寅为1134年，米友仁时年48岁。
笔墨所以能温润，于技术层面上，当然是水分增多，墨点的形式肥美，排序有序而变化;于精神层面来说，当然是笔墨的状态显得更随意而丰富，含蓄而不张扬，更倾向于艺术情绪的宣泄而不是谨严的艺术规则，世间常理的遵守，更不是道德礼教的宣传。所以，称之为墨戏。更在意的是绘画艺术本身的艺术性，也就是它的游戏性。不过，技术显然是服务于精神的，所以，米氏山水就“自然”而言，它确实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云山墨戏图》局部
（传）南宋 米友仁
纸本 墨笔
纵21.4cm,横95.8cm
故宫博物馆藏
我们常说中国绘画，尤其是山水画与道家思想最接近，因为它描绘的就是自然风景，体会的也是山林之乐。“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郭熙这个判断应该是正确的，所以，隐逸思想成为中国山水画主流，不是偶然现象。要知道作为一个官场繁忙的文人，有补充能量、休息精神的娱乐方式，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何况，即使圣人，也有休闲以暇，春服畅游之时，作为官员，也不应过度苛求。所以，郭熙继续说：“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筳，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之本意也。”这正是中国绘画的文化意义的内涵，有真正体现了孔子所说的“游于艺”的思想。
《早春图》
北宋 郭熙
绢本 设色
纵158.3cm，横108.1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然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道家表面虽章隐逸，而隐逸之终极目的，亦俱是劝诫世人之拳拳之心也。所以，说诸葛亮之所以能鞠躬尽瘁，跟他最初“不求闻达于诸侯，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修养有很大的关系。读史读到刘禅之昏庸，使人往往不免感慨武侯不能取而代子，以免亡国之恨。皆因世人皆知武侯之代汉易如反掌，缘何他却选择了最终无奈命丧五丈原?孔子说，无欲则刚。武侯之难得，就在于他的不作为吧!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米氏山水开始的“墨戏”之说，从文化上看是具有明晰的历史脉络的。不过，我还是不太赞同他们的这个观点，因为他们有足够的修养，可以在阐释绘画的文化内涵之外，于绘画技法上也有创新，这当然很难得，可是捷径只能适合聪明人走，对于大众来说，还是阳关大道比较好。
《远岫晴云图》局部
以此图为例，我们看不出它与宋代流行的画风有什么相似之处，勾勒形的线被省略了，代替的是墨润；清晰的对比被模糊了，层次中的分割也变得若有若无，完全颠覆了绘画风格严谨细腻的做派，采取的是天然自如，洒脱自诩的笔法和块状温润墨色构成的画面，很有点西方艺术中讲究明暗和块状结构的意思。这种艺术创新是绘画艺术具有魅力之所在，不断的艺术创新，丰富了艺术语言的构成，也使人们可以通过各种角度来欣赏中国画，唯其如此，才能使其精神绵延不绝。
另外，我们必须认识到米氏父子的文化底蕴是十分深厚的，也就是说，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理解是坚实的，而正是如此，他们的创新才可以通过历史的长河，而巍然自如，并且为后人所不断地继承和发展。如果纯粹是为了墨戏，而忽略了文化内涵的影响，那么就成了现代水墨画家们的墨戏。作为一种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形式，已经不足取，更别说是为了世俗的名利而故弄玄虚了。
(摘自《云舒浪卷：南宋时期的名画》 陈文璟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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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画匠最独特的风景当然是米家父子。米芾就不用多说了，装疯卖傻的功夫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已经成了性格的一部分，而他的儿子米友仁也很了不起。
米友仁(1074—1153)，字元晖，小名寅哥、鳌儿，北宋书画家米芾的长子。早年以书画知名，北宋宣和四年(1122)应选入掌书学。米友仁工书法，其山水画脱尽古人窠臼，发展了米芾技法，世称米家山水。南渡后备受高宗优遇，官至兵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这里特别提示一下，兵部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副部长，而米友仁却以书画名闻天下，一文一武，两者相差何止千里，但竟然在米友仁身上得到了统一，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点。
《远岫晴云图》
南宋 米友仁
纸本 墨笔
纵24.7cm,横28.6cm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远岫晴云图》画的是烟雨迷蒙时的风景，远山模糊不清，近树萧疏迷离，一条溪流潺潺自远处绕到赏者面前，笔法成熟而挥洒自如，湿润的笔墨，恰恰彰显了“米氏山水”的特色。即使远山有勾皴、带染，无点，但仍是不求细节上的相似。有款“元晖戏作”四个字，上方另有横纸又自题“绍兴甲寅元夕前一日，自新昌泛舟来赴朝参，居临安七宝山戏作小卷，付与廪收口”。绍兴甲寅为1134年，米友仁时年48岁。
笔墨所以能温润，于技术层面上，当然是水分增多，墨点的形式肥美，排序有序而变化;于精神层面来说，当然是笔墨的状态显得更随意而丰富，含蓄而不张扬，更倾向于艺术情绪的宣泄而不是谨严的艺术规则，世间常理的遵守，更不是道德礼教的宣传。所以，称之为墨戏。更在意的是绘画艺术本身的艺术性，也就是它的游戏性。不过，技术显然是服务于精神的，所以，米氏山水就“自然”而言，它确实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云山墨戏图》局部
（传）南宋 米友仁
纸本 墨笔
纵21.4cm,横95.8cm
故宫博物馆藏
我们常说中国绘画，尤其是山水画与道家思想最接近，因为它描绘的就是自然风景，体会的也是山林之乐。“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郭熙这个判断应该是正确的，所以，隐逸思想成为中国山水画主流，不是偶然现象。要知道作为一个官场繁忙的文人，有补充能量、休息精神的娱乐方式，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何况，即使圣人，也有休闲以暇，春服畅游之时，作为官员，也不应过度苛求。所以，郭熙继续说：“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筳，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之本意也。”这正是中国绘画的文化意义的内涵，有真正体现了孔子所说的“游于艺”的思想。
《早春图》
北宋 郭熙
绢本 设色
纵158.3cm，横108.1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然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道家表面虽章隐逸，而隐逸之终极目的，亦俱是劝诫世人之拳拳之心也。所以，说诸葛亮之所以能鞠躬尽瘁，跟他最初“不求闻达于诸侯，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修养有很大的关系。读史读到刘禅之昏庸，使人往往不免感慨武侯不能取而代子，以免亡国之恨。皆因世人皆知武侯之代汉易如反掌，缘何他却选择了最终无奈命丧五丈原?孔子说，无欲则刚。武侯之难得，就在于他的不作为吧!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米氏山水开始的“墨戏”之说，从文化上看是具有明晰的历史脉络的。不过，我还是不太赞同他们的这个观点，因为他们有足够的修养，可以在阐释绘画的文化内涵之外，于绘画技法上也有创新，这当然很难得，可是捷径只能适合聪明人走，对于大众来说，还是阳关大道比较好。
《远岫晴云图》局部
以此图为例，我们看不出它与宋代流行的画风有什么相似之处，勾勒形的线被省略了，代替的是墨润；清晰的对比被模糊了，层次中的分割也变得若有若无，完全颠覆了绘画风格严谨细腻的做派，采取的是天然自如，洒脱自诩的笔法和块状温润墨色构成的画面，很有点西方艺术中讲究明暗和块状结构的意思。这种艺术创新是绘画艺术具有魅力之所在，不断的艺术创新，丰富了艺术语言的构成，也使人们可以通过各种角度来欣赏中国画，唯其如此，才能使其精神绵延不绝。
另外，我们必须认识到米氏父子的文化底蕴是十分深厚的，也就是说，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理解是坚实的，而正是如此，他们的创新才可以通过历史的长河，而巍然自如，并且为后人所不断地继承和发展。如果纯粹是为了墨戏，而忽略了文化内涵的影响，那么就成了现代水墨画家们的墨戏。作为一种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形式，已经不足取，更别说是为了世俗的名利而故弄玄虚了。
(摘自《云舒浪卷：南宋时期的名画》 陈文璟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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