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供给侧改革：基本没有新意的无奈之举
中国2015年的经济不景气是有目共睹的，而且这种经济下滑趋势仍在延续，何日到底，没有人心里有答案。
问题到底出在哪？其实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两个字，需求。
新老经济交接的转型期经济，如同池塘的一个巨大漏斗，需求则如同湖水，在一夜之间消失。我们所谓的供给侧改革，说白了，是在需求不振的背景下，为平衡供需的巨大缺口，主动压缩供给（淘汰落后产能）的无奈之举，并无任何新意，与美国里根、英国撒切尔夫人的大规模减税和紧缩政府开支、通过把钱留给最有创造力的任何企业，刺激市场增加新供给、自由竞争，创造出新需求，使经济达到自动复兴和发展，完全两码事。
这就是供给学派的供给自身能创造需求的真实含义：市场不是没有需求，而是你供给的产品无法满足需求。总不能为了解决煤炭过剩，让大家住进了城里还烧煤取暖？中国有13亿人，焉能没有需求？苹果手机产生前，社会对智能手机的需求是零。今天呢？
最关键的是，中国大多数经济资源掌握在宁死也不跨界，舒舒服服躺在自己一亩三分垄断地头上数钞票的众多国企手中，基因决定了他们永远不会像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那样，做成功了太阳能，接着去做特斯拉电动车，做成了电动车，又接着去做能够回收的火箭……
所以，关键问题，还是需求：在市场力量形成新的供给，创造出自身的新需求前，我们貌似只有华山一条路：通过旧有渠道投放和形成需求。当然，渠道不变，方式可以变。
二、财政几乎是目前唯一可以发力的需求创造渠道
既然重新回到了凯恩斯的需求经济学范畴，我们唯有继续遵循他的国民经济学公式，GDP等于消费、投资、净出口、政府购买的总和。我们分头简单解剖。
先看净出口。环球经济入冬，我国的净出口可预见时间内无需做指望。由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不景气，需求萎缩，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净出口开始缩水。虽然在2011年后开始好转，但是状况一直不及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见下图）：
再看消费。中国一直在尝试向消费拉动转型，但是，下图可以看出，真正有代表意义的居民消费（不含非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变化不大，可以说是一直不愠不火，甚至一度出现占比缩小的迹象。向消费拉动转型不是一时半会能完成的，这涉及到居民收入的增加、消费观念的进步、产业结构的转型等等。扩大消费其实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目前依然不能指望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在净出口不景气、消费不愠不火的时期，中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始终是投资（见下表）：
从该表格可以看出，投资在我国GDP中所占比例一直比较大。在消费不愠不火，净出口萎缩的时期，我们还是需要靠投资来支撑经济。其中，政府投资是最大的一块。在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中国已事实性进入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回旋余地是有限的，更加扩张的财政政策几乎是看得见的唯一选项。
需要考虑的，只是方式，以及力度。
三、税收：对民企大规模减税，对国企大规模增税
无论是需求学派，还是供给学派，税收都是财政政策发力的最最有效工具。
中国的税负指数在全球都是最高的国家之一。这里，我借用格隆博士的文章《减税：中国经济和股市的逃生之门》中的部分数据：中国财税收入在过去20年里增长了30多倍，年均增长率19.5%，远高于GDP的增速。本世纪前十年里，除了2009税收同比增长9.8%外，其余年份税收总收入同比增长基本都2倍于同年GDP增速，而中国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也已经稳稳超过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美国（见下图）。
按大口径指标，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的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宏观税负比重为35.33%。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数据则显示，2014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税负率达44%（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税负总水平，通常以一定时期（一般为一年）的税收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表示。在中国有大中小三种统计口径，通常部门公布的数据采用小口径，计算方式是单纯的税收收入除以GDP；如果按照大口径统计，还包括了各种费在内的所有收入。）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低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较宜为13%左右，中上收入国家应该是23%左右，高收入国家是30%左右——目前美国是30%，北欧瑞典、挪威等高福利国家达到40%左右。
从经济学理论角度说，“税”的本质是一种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手段，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用一部分人的钱养活另一部分人，因此无论于经济效率，还是于社会福利而言，税永远不是优先选项，而是最后选项，是人们确实认为某些服务市场无法提供的情况下，才可以采取税这种方式有提供。高税率往往意味着极大增强干预市场的动力与能力，意味着开支的膨胀，特权利益的固化；创业成本的增加，创新动力的消退；就业机会的减少，民间消费不振等一系列问题。
实证研究显示，当前中国税收每上升1%，会导致中国GDP下降0.045%。中国税收对私人部门资源配置扭曲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损失，已超过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为经济发展提供基本保障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提高。
这确定说明，中国的税率明显已经处于拉弗曲线的右侧，减税是必须的。1980年1月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采取了拉弗等人的政策建议，对税率进行了果断改革，采取了大幅度的减税措施。至1989年里根离任时，联邦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水平已由70%下降到28%，公司所得税由48%下降到24%——这些减税措施使美国拥有现今主要的大型经济体中最有效率的经济体系，并使在六七十年代表现并不抢眼的美国经济此后开始了快速的增长。而此后拖垮苏联的星球大战计划、90年代后美国经济向高科技的转型无不与里根时期打下的坚实基础有关。
当然，中国不可依葫芦画葫芦。美国是没有国企的，他的减税，是直接把钱留给了花钱效用最大的私人部门，而这些没有政府后台老板的私人部门，天生就会拿着多出的每一分钱，去创造市场真正需要的供给。
所以，方法很简单，我们依葫芦画瓢，大规模减税，政策只针对民企。这样的结果，理论上是经济能恢复活力，政府税基扩大，总税收并不会减少。
但如果总税收真减少了呢，岂不会政府赤字凸升？里根总统的办法是大力压缩政府支出与社会福利支出。我们无需这么做，因为我们的社会福利本就是麻雀一只，肉不多。我们有现成的好办法：对国企，尤其央企，反其道而行之，不减税，反增税。这个群体在政府支持、信贷支持、资源占有等诸多方面都享受了远超民企的待遇，税率高过民企，本就天经地义。
不要担心他们会抱怨，或者会日子难过。以央企庞大的胸膛，挤一挤，总会是有的。真不爽，可以辞职去民企啊！我就没见过几个抱怨官不好当，去辞职下海的。
这样，中国经济转型的阵痛期大概率会大幅度缩短。
四、举债：政府债务，尤其中央政府举债应该更大胆些
政府债务是政府的一项非经常性财政收入。政府举债往往是为了筹集建设资金、平衡财政收支、偿还旧债、筹措军费等。政府的举债会极大影响政府的投资，从而影响经济。所以，在国家仍然需要投资拉动时期，做更多举债是有意义的。
下面我们来简单看看国家是否还有足够的举债空间。
根据中国社科院版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数据，中国2014年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57.80%。笔者选取了美国、欧盟、日本、印度、“欧猪”五国等多个经济体与中国进行对比。根据最新数据，计算了所选取的经济体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并进行横向对比。见下表：
政府债务占GDP比率对比
横向对比，我们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远低于欧盟、日本、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甚至低于经济状况不及我们的印度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
很明显，中国政府对举债是持相当保守的态度，60%的红线一直没有突破。从公开的中央政府数据看，中央政府还是有较大的举债空间的。
地方政府债务一直是个黑箱，没有公开的官方数据，我们无法给出地方政府举债的空间。但至少，增加地方政府发债，并积极主动推进地方政府的债务置换，至少从相对上，地方政府的举债空间，理论上也是存在的。
五、赤字率：果断突破3%的红线
赤字是财政年度内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差额。赤字财政政策往往也是在经济运行低谷期使用的一项短期政策。在短期内，经济若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社会资源并未充分利用时，扩大赤字可扩大总需求，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刺激经济。赤字能有效动员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增长。
先看一下中国历年GDP与赤字率。根据统计局数据，如下表：
2005年至2014年中国赤字率
由上表可以看出，中国近十年来赤字率从未突破3%这个26年前欧盟初创时设立的所谓“红线”——而多数欧盟国家自己都突破了。
根据公开信息显示，中国2014年的赤字率为1.78%，2015年预定的目标为2.3%。再与发达国家进行横向比较，欧盟财政赤字占GDP比率3.3%。美国该指标在2014年为3.7%。（见下图）：
2014年各主要经济体赤字率
由上图可以看出，中国的赤字率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都是是偏低的，完全有扩张的空间。
再来分析一下我国赤字率的走势，见下图：
GDP增速与赤字率（2005年至2014年）
由上图，我们不仅可以看出近十年来中国的赤字财政政策比较保守（从未突破3%），也能看出我们在经济危机时期扩大赤字率，能有效稳定短期内的GDP增速。
至于有人担心国际评级机构降低中国的评级，引发类似欧债危机的财政风险，则实际是个循环论证：你经济下去了，评价会下得更快。
六、简单聊聊扩张空间与或有风险
综上，我们应该已经有结论了：当前中国财政政策较保守，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时期，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但中国目前具体还有多少财政政策扩张空间，应结合举债空间和赤字率提高空间来综合考虑。就像负债过多的人不宜多花钱一样。两者是互相制约的。现在我们来简单看看中国目前还有多少财政政策扩张空间，以及扩张的或有风险。
我们先回忆一下发生过债务危机的国家危机爆发前夕的状况。2009年，希腊爆发债务危机，在2010年开始向“欧猪”五国（二线发达国家）扩散。笔者专门对“欧猪”五国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与赤字率进行了观察。其中，西班牙在2011年拉响债务危机警报，当时其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69.20%，而危机爆发的前一年该指标为60.10%；同期赤字率分别为5.07%、3.48%。这是“欧猪”五国中的最低水平。
爱尔兰成为在2013年成为“欧猪”五国中首个脱困的国家，其脱困时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19%，仍远高于60.1%；赤字率为5.55%，依然远高于3.2%。
再看看美国、法国等发生过债务困难，但却未发生严重危机的经济体的状况。美国2011年发生了一次闹剧式的债务危机，当时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25%，该指标2010年时为119.37%；同期赤字率分别为8.45%和8.75%。法国在2009年和2010年、2011年也发生过类似债务危机的问题，但状况并不像“欧猪”五国那样严重。法国2011年、2010年、2009年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分别为85.2%、81.7%、79%，而危机发生的前一年该指标为68.10%；同期赤字率分别为5.1%、6.8%、7.2%、3.2%。
各国危机前夕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最低为60.1%、赤字为3.2%。这意味着，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在60.1%及以下，同时赤字率维持在3.2%及以下大概率不会爆发债务危机。
再与发展中经济体相比较，印度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69%，远高于60.1%；赤字率为6.9%，远高于3.2%。马来西亚的赤字率为4.39%，远高于3.2%，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52.67%。都未发生债务危机。
实证分析，我们可以确定，如果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控制在60.1%以下，同时赤字率控制在3.2%以下，是不会发生债务危机的。中国2014年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仅为57.8%，如果提升至60.1%，则依然有2.3个百分点可以扩张。2014年的赤字率为1.78%，如果提升至3.2%，则有1.42个百分点提升空间。
这是中国财政政策最保守的扩张空间。
中国实行的是公有制，政府实际是公有资产的代持人，是最大的经济体。我们不能在火烧眉毛的时候，还不急不躁，按部就班，是财政撸起袖子上的时候了！
来源：港股那点事（ID：hkstocks）
一、中国供给侧改革：基本没有新意的无奈之举
中国2015年的经济不景气是有目共睹的，而且这种经济下滑趋势仍在延续，何日到底，没有人心里有答案。
问题到底出在哪？其实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两个字，需求。
新老经济交接的转型期经济，如同池塘的一个巨大漏斗，需求则如同湖水，在一夜之间消失。我们所谓的供给侧改革，说白了，是在需求不振的背景下，为平衡供需的巨大缺口，主动压缩供给（淘汰落后产能）的无奈之举，并无任何新意，与美国里根、英国撒切尔夫人的大规模减税和紧缩政府开支、通过把钱留给最有创造力的任何企业，刺激市场增加新供给、自由竞争，创造出新需求，使经济达到自动复兴和发展，完全两码事。
这就是供给学派的供给自身能创造需求的真实含义：市场不是没有需求，而是你供给的产品无法满足需求。总不能为了解决煤炭过剩，让大家住进了城里还烧煤取暖？中国有13亿人，焉能没有需求？苹果手机产生前，社会对智能手机的需求是零。今天呢？
最关键的是，中国大多数经济资源掌握在宁死也不跨界，舒舒服服躺在自己一亩三分垄断地头上数钞票的众多国企手中，基因决定了他们永远不会像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那样，做成功了太阳能，接着去做特斯拉电动车，做成了电动车，又接着去做能够回收的火箭……
所以，关键问题，还是需求：在市场力量形成新的供给，创造出自身的新需求前，我们貌似只有华山一条路：通过旧有渠道投放和形成需求。当然，渠道不变，方式可以变。
二、财政几乎是目前唯一可以发力的需求创造渠道
既然重新回到了凯恩斯的需求经济学范畴，我们唯有继续遵循他的国民经济学公式，GDP等于消费、投资、净出口、政府购买的总和。我们分头简单解剖。
先看净出口。环球经济入冬，我国的净出口可预见时间内无需做指望。由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不景气，需求萎缩，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净出口开始缩水。虽然在2011年后开始好转，但是状况一直不及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见下图）：
再看消费。中国一直在尝试向消费拉动转型，但是，下图可以看出，真正有代表意义的居民消费（不含非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变化不大，可以说是一直不愠不火，甚至一度出现占比缩小的迹象。向消费拉动转型不是一时半会能完成的，这涉及到居民收入的增加、消费观念的进步、产业结构的转型等等。扩大消费其实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目前依然不能指望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在净出口不景气、消费不愠不火的时期，中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始终是投资（见下表）：
从该表格可以看出，投资在我国GDP中所占比例一直比较大。在消费不愠不火，净出口萎缩的时期，我们还是需要靠投资来支撑经济。其中，政府投资是最大的一块。在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中国已事实性进入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回旋余地是有限的，更加扩张的财政政策几乎是看得见的唯一选项。
需要考虑的，只是方式，以及力度。
三、税收：对民企大规模减税，对国企大规模增税
无论是需求学派，还是供给学派，税收都是财政政策发力的最最有效工具。
中国的税负指数在全球都是最高的国家之一。这里，我借用格隆博士的文章《减税：中国经济和股市的逃生之门》中的部分数据：中国财税收入在过去20年里增长了30多倍，年均增长率19.5%，远高于GDP的增速。本世纪前十年里，除了2009税收同比增长9.8%外，其余年份税收总收入同比增长基本都2倍于同年GDP增速，而中国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也已经稳稳超过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美国（见下图）。
按大口径指标，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的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宏观税负比重为35.33%。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数据则显示，2014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税负率达44%（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税负总水平，通常以一定时期（一般为一年）的税收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表示。在中国有大中小三种统计口径，通常部门公布的数据采用小口径，计算方式是单纯的税收收入除以GDP；如果按照大口径统计，还包括了各种费在内的所有收入。）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低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较宜为13%左右，中上收入国家应该是23%左右，高收入国家是30%左右——目前美国是30%，北欧瑞典、挪威等高福利国家达到40%左右。
从经济学理论角度说，“税”的本质是一种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手段，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用一部分人的钱养活另一部分人，因此无论于经济效率，还是于社会福利而言，税永远不是优先选项，而是最后选项，是人们确实认为某些服务市场无法提供的情况下，才可以采取税这种方式有提供。高税率往往意味着极大增强干预市场的动力与能力，意味着开支的膨胀，特权利益的固化；创业成本的增加，创新动力的消退；就业机会的减少，民间消费不振等一系列问题。
实证研究显示，当前中国税收每上升1%，会导致中国GDP下降0.045%。中国税收对私人部门资源配置扭曲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损失，已超过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为经济发展提供基本保障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提高。
这确定说明，中国的税率明显已经处于拉弗曲线的右侧，减税是必须的。1980年1月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采取了拉弗等人的政策建议，对税率进行了果断改革，采取了大幅度的减税措施。至1989年里根离任时，联邦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水平已由70%下降到28%，公司所得税由48%下降到24%——这些减税措施使美国拥有现今主要的大型经济体中最有效率的经济体系，并使在六七十年代表现并不抢眼的美国经济此后开始了快速的增长。而此后拖垮苏联的星球大战计划、90年代后美国经济向高科技的转型无不与里根时期打下的坚实基础有关。
当然，中国不可依葫芦画葫芦。美国是没有国企的，他的减税，是直接把钱留给了花钱效用最大的私人部门，而这些没有政府后台老板的私人部门，天生就会拿着多出的每一分钱，去创造市场真正需要的供给。
所以，方法很简单，我们依葫芦画瓢，大规模减税，政策只针对民企。这样的结果，理论上是经济能恢复活力，政府税基扩大，总税收并不会减少。
但如果总税收真减少了呢，岂不会政府赤字凸升？里根总统的办法是大力压缩政府支出与社会福利支出。我们无需这么做，因为我们的社会福利本就是麻雀一只，肉不多。我们有现成的好办法：对国企，尤其央企，反其道而行之，不减税，反增税。这个群体在政府支持、信贷支持、资源占有等诸多方面都享受了远超民企的待遇，税率高过民企，本就天经地义。
不要担心他们会抱怨，或者会日子难过。以央企庞大的胸膛，挤一挤，总会是有的。真不爽，可以辞职去民企啊！我就没见过几个抱怨官不好当，去辞职下海的。
这样，中国经济转型的阵痛期大概率会大幅度缩短。
四、举债：政府债务，尤其中央政府举债应该更大胆些
政府债务是政府的一项非经常性财政收入。政府举债往往是为了筹集建设资金、平衡财政收支、偿还旧债、筹措军费等。政府的举债会极大影响政府的投资，从而影响经济。所以，在国家仍然需要投资拉动时期，做更多举债是有意义的。
下面我们来简单看看国家是否还有足够的举债空间。
根据中国社科院版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数据，中国2014年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57.80%。笔者选取了美国、欧盟、日本、印度、“欧猪”五国等多个经济体与中国进行对比。根据最新数据，计算了所选取的经济体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并进行横向对比。见下表：
政府债务占GDP比率对比
横向对比，我们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远低于欧盟、日本、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甚至低于经济状况不及我们的印度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
很明显，中国政府对举债是持相当保守的态度，60%的红线一直没有突破。从公开的中央政府数据看，中央政府还是有较大的举债空间的。
地方政府债务一直是个黑箱，没有公开的官方数据，我们无法给出地方政府举债的空间。但至少，增加地方政府发债，并积极主动推进地方政府的债务置换，至少从相对上，地方政府的举债空间，理论上也是存在的。
五、赤字率：果断突破3%的红线
赤字是财政年度内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差额。赤字财政政策往往也是在经济运行低谷期使用的一项短期政策。在短期内，经济若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社会资源并未充分利用时，扩大赤字可扩大总需求，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刺激经济。赤字能有效动员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增长。
先看一下中国历年GDP与赤字率。根据统计局数据，如下表：
2005年至2014年中国赤字率
由上表可以看出，中国近十年来赤字率从未突破3%这个26年前欧盟初创时设立的所谓“红线”——而多数欧盟国家自己都突破了。
根据公开信息显示，中国2014年的赤字率为1.78%，2015年预定的目标为2.3%。再与发达国家进行横向比较，欧盟财政赤字占GDP比率3.3%。美国该指标在2014年为3.7%。（见下图）：
2014年各主要经济体赤字率
由上图可以看出，中国的赤字率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都是是偏低的，完全有扩张的空间。
再来分析一下我国赤字率的走势，见下图：
GDP增速与赤字率（2005年至2014年）
由上图，我们不仅可以看出近十年来中国的赤字财政政策比较保守（从未突破3%），也能看出我们在经济危机时期扩大赤字率，能有效稳定短期内的GDP增速。
至于有人担心国际评级机构降低中国的评级，引发类似欧债危机的财政风险，则实际是个循环论证：你经济下去了，评价会下得更快。
六、简单聊聊扩张空间与或有风险
综上，我们应该已经有结论了：当前中国财政政策较保守，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时期，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但中国目前具体还有多少财政政策扩张空间，应结合举债空间和赤字率提高空间来综合考虑。就像负债过多的人不宜多花钱一样。两者是互相制约的。现在我们来简单看看中国目前还有多少财政政策扩张空间，以及扩张的或有风险。
我们先回忆一下发生过债务危机的国家危机爆发前夕的状况。2009年，希腊爆发债务危机，在2010年开始向“欧猪”五国（二线发达国家）扩散。笔者专门对“欧猪”五国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与赤字率进行了观察。其中，西班牙在2011年拉响债务危机警报，当时其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69.20%，而危机爆发的前一年该指标为60.10%；同期赤字率分别为5.07%、3.48%。这是“欧猪”五国中的最低水平。
爱尔兰成为在2013年成为“欧猪”五国中首个脱困的国家，其脱困时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19%，仍远高于60.1%；赤字率为5.55%，依然远高于3.2%。
再看看美国、法国等发生过债务困难，但却未发生严重危机的经济体的状况。美国2011年发生了一次闹剧式的债务危机，当时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25%，该指标2010年时为119.37%；同期赤字率分别为8.45%和8.75%。法国在2009年和2010年、2011年也发生过类似债务危机的问题，但状况并不像“欧猪”五国那样严重。法国2011年、2010年、2009年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分别为85.2%、81.7%、79%，而危机发生的前一年该指标为68.10%；同期赤字率分别为5.1%、6.8%、7.2%、3.2%。
各国危机前夕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最低为60.1%、赤字为3.2%。这意味着，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在60.1%及以下，同时赤字率维持在3.2%及以下大概率不会爆发债务危机。
再与发展中经济体相比较，印度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69%，远高于60.1%；赤字率为6.9%，远高于3.2%。马来西亚的赤字率为4.39%，远高于3.2%，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52.67%。都未发生债务危机。
实证分析，我们可以确定，如果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控制在60.1%以下，同时赤字率控制在3.2%以下，是不会发生债务危机的。中国2014年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仅为57.8%，如果提升至60.1%，则依然有2.3个百分点可以扩张。2014年的赤字率为1.78%，如果提升至3.2%，则有1.42个百分点提升空间。
这是中国财政政策最保守的扩张空间。
中国实行的是公有制，政府实际是公有资产的代持人，是最大的经济体。我们不能在火烧眉毛的时候，还不急不躁，按部就班，是财政撸起袖子上的时候了！
来源：港股那点事（ID：hksto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