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名字的由来
章士钊年轻时曾在日本留学。在日本，他重要收获之一是“发明”了孙中山这个名字。
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就不能不提孙中山。其实，孙中山的家谱上没有孙中山这个名字。清廷档案中没有孙中山这个名字，民国政府档案中也没有孙中山这个名字，中国国民党党史中也没有孙中山这个名字。孙中山留下的所有著作中也没有出现过孙中山这个名字。孙中山本人从来没有用过孙中山这个名字。孙中山这个词是章士钊一时疏忽翻译错误造成的。
孙中山在德明族谱上的名字叫孙帝，乃亲人为其请求“北帝”神，护佑之意。孙中山上学后的名叫孙文，字载之。载之由名“文”而来，取“文以载道”之义。孙中山信天主教，教号叫日新，取自《大学》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语。孙中山常年流亡国外，孙中山的英文名字是Sun Yat-sen（孙日新），西方人称孙中山为孙逸仙，英文Sun Yat-sen译为汉语就是“孙逸仙”。孙中山行医时用的名字是孙逸仙。
“孙中山”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1903年出版的章士钊翻译的《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中。
这本书出版前，孙文在东南亚及美洲等地筹募革命经费，并于广州湾一带策划革命活动，震动了清廷，也就上了清政府的“黑名单”。清廷在公文中，皆在其名字“文”上做文章，加上三点水部首，贬称其为“孙汶”。“汶汶”一词，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注解此文的人，或说“汶汶，犹昏暗不明也”，或说“蒙垢尘也”，或说“玷污也”。可见，“汶”是一个贬义词，是清政府的官吏们有意侮辱、打击、谩骂孙文这位革命领袖所使用的。因此，在那个时候一般老百姓的心里，“孙汶”是广州湾一带的江洋大盗。如此，孙文的思想怎么能得到宣传，孙文的形象怎么能得到树立?
孙中山1897年曾流亡日本，为逃避清廷通缉，化名中山樵。中山是日本的姓氏，明治天皇的母亲姓中山。孙中山钦佩明治天皇推动明治维新之举措，便为其取日本姓为“中山”，加上自取之名“樵”。孙中山在日本的朋友为了掩护孙，称孙文为中山先生。
1903年，章士钊在日本王佩叔家做客，偶然在其书房的信袋中发现了“中山樵”写给王的信函，其字迹苍劲雄浑，别具风范，于是询问王，王佩叔以实相告：“中山樵”即“孙文”。
此时，恰好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在日本出版。其中有一段记载孙文的文章。章士钊将这书有关孙文的段落翻译为中文，书名为《大革命家孙逸仙》。书名不叫《大革命家孙文》是因为清政府把“孙汶”视为“国贼”、“海盗”通令缉拿。书中注明：“孙文即中山樵先生”。章士钊一疏忽，译成“孙文即孙中山先生”。《大革命家孙逸仙》再版，更名《大革命家孙中山》，从此，有了孙中山这个新词。
这事有章士钊的《疏黄帝魂》为证：“时先生(孙中山)名在刊章，旅行不便，因易姓名为‘中山樵’，‘中山’姓，‘樵’名„„顾吾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
也就是说，孙文因为被清廷通缉（刊章），在为革命奔波中大不方便了，也就为自己取了“中山樵”的日本化名。章士钊“贸贸然”地将“中山樵”拆开，用“中山”二字与孙的本姓合一，编出个“孙中山”的名字。
《大革命家孙中山》一书出版在辛亥革命的8年之前，中国人知道“孙文”、“孙逸仙”的甚少。 《大革命家孙中山》出版以后，“孙中山”的革命事迹逐渐在大江南北流传，“孙中山”的大名也家喻户晓。但孙文本人还不知道《大革命家孙中山》说的就是他自己。
后来章士钊在著文或演讲时，对孙文也直呼为孙中山，人们渐渐也习惯了此称呼，孙文本人也默认了。但是，孙文本人从来没有用过孙中山这个名字，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文件中也没有用过孙中山这个名字。国民党总理叫孙文，不叫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叫孙文，不叫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大元帅叫孙文，也不叫孙中山。从来没有人当着孙中山的面称其为孙中山.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禁止使用孙文这一称呼，规定必须称“总理”、“国父”。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逝世，当时于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阔丈余，高四、五尺），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
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任国民党主席。国民党通过决议：今后国民党不再设总理，总理的称谓永远留给孙文。之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文件中不再提孙文，直接称“总理”。
抗日战争中期的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于同年4月1日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此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文件中直接称国父，不再用总理这个称呼。
南京的汪精卫伪政权也作出了一系列规定。规定有关“公牍、教科书籍、报纸、刊物及一切文字称述总理或孙先生时，均应改称国父”。
所以，旧中国无论是南京汪伪政府还是重庆政府出版的历史教科书都称“国父”而不称孙文，当然，更不可能称孙中山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执政，称孙中山为国父或者总理显然不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在正式的场合或文书上提及孙中山时，通常使用的称号是“革命的先行者”，从未称孙中山为
历史总是由人来写，谁写历史总要加上作者的意见。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历史教科书由章士钊来审定，大陆出版的历史教科书改“国父”、“总理”为孙中山，是章士钊的主意，用的是章士钊给孙文起的名字。
现在，在台北、香港和澳门，都有“国父纪念馆”，而不称孙中山纪念馆。如要提及，可称中山纪念馆。
北京碧云寺停放总理遗体的地方原来叫“总理纪念堂”，共产党执政后改名为中山纪念堂，而不能叫孙中山纪念堂。北京为总理举行国祭的中央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而不能叫孙中山公园。南京埋葬总理遗体的地方叫中山陵，而不能叫孙中山陵。因为历史上没有孙中山这个名字。
“孙中山”名字的由来
章士钊年轻时曾在日本留学。在日本，他重要收获之一是“发明”了孙中山这个名字。
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就不能不提孙中山。其实，孙中山的家谱上没有孙中山这个名字。清廷档案中没有孙中山这个名字，民国政府档案中也没有孙中山这个名字，中国国民党党史中也没有孙中山这个名字。孙中山留下的所有著作中也没有出现过孙中山这个名字。孙中山本人从来没有用过孙中山这个名字。孙中山这个词是章士钊一时疏忽翻译错误造成的。
孙中山在德明族谱上的名字叫孙帝，乃亲人为其请求“北帝”神，护佑之意。孙中山上学后的名叫孙文，字载之。载之由名“文”而来，取“文以载道”之义。孙中山信天主教，教号叫日新，取自《大学》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语。孙中山常年流亡国外，孙中山的英文名字是Sun Yat-sen（孙日新），西方人称孙中山为孙逸仙，英文Sun Yat-sen译为汉语就是“孙逸仙”。孙中山行医时用的名字是孙逸仙。
“孙中山”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1903年出版的章士钊翻译的《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中。
这本书出版前，孙文在东南亚及美洲等地筹募革命经费，并于广州湾一带策划革命活动，震动了清廷，也就上了清政府的“黑名单”。清廷在公文中，皆在其名字“文”上做文章，加上三点水部首，贬称其为“孙汶”。“汶汶”一词，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注解此文的人，或说“汶汶，犹昏暗不明也”，或说“蒙垢尘也”，或说“玷污也”。可见，“汶”是一个贬义词，是清政府的官吏们有意侮辱、打击、谩骂孙文这位革命领袖所使用的。因此，在那个时候一般老百姓的心里，“孙汶”是广州湾一带的江洋大盗。如此，孙文的思想怎么能得到宣传，孙文的形象怎么能得到树立?
孙中山1897年曾流亡日本，为逃避清廷通缉，化名中山樵。中山是日本的姓氏，明治天皇的母亲姓中山。孙中山钦佩明治天皇推动明治维新之举措，便为其取日本姓为“中山”，加上自取之名“樵”。孙中山在日本的朋友为了掩护孙，称孙文为中山先生。
1903年，章士钊在日本王佩叔家做客，偶然在其书房的信袋中发现了“中山樵”写给王的信函，其字迹苍劲雄浑，别具风范，于是询问王，王佩叔以实相告：“中山樵”即“孙文”。
此时，恰好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在日本出版。其中有一段记载孙文的文章。章士钊将这书有关孙文的段落翻译为中文，书名为《大革命家孙逸仙》。书名不叫《大革命家孙文》是因为清政府把“孙汶”视为“国贼”、“海盗”通令缉拿。书中注明：“孙文即中山樵先生”。章士钊一疏忽，译成“孙文即孙中山先生”。《大革命家孙逸仙》再版，更名《大革命家孙中山》，从此，有了孙中山这个新词。
这事有章士钊的《疏黄帝魂》为证：“时先生(孙中山)名在刊章，旅行不便，因易姓名为‘中山樵’，‘中山’姓，‘樵’名„„顾吾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
也就是说，孙文因为被清廷通缉（刊章），在为革命奔波中大不方便了，也就为自己取了“中山樵”的日本化名。章士钊“贸贸然”地将“中山樵”拆开，用“中山”二字与孙的本姓合一，编出个“孙中山”的名字。
《大革命家孙中山》一书出版在辛亥革命的8年之前，中国人知道“孙文”、“孙逸仙”的甚少。 《大革命家孙中山》出版以后，“孙中山”的革命事迹逐渐在大江南北流传，“孙中山”的大名也家喻户晓。但孙文本人还不知道《大革命家孙中山》说的就是他自己。
后来章士钊在著文或演讲时，对孙文也直呼为孙中山，人们渐渐也习惯了此称呼，孙文本人也默认了。但是，孙文本人从来没有用过孙中山这个名字，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文件中也没有用过孙中山这个名字。国民党总理叫孙文，不叫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叫孙文，不叫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大元帅叫孙文，也不叫孙中山。从来没有人当着孙中山的面称其为孙中山.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禁止使用孙文这一称呼，规定必须称“总理”、“国父”。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逝世，当时于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阔丈余，高四、五尺），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
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任国民党主席。国民党通过决议：今后国民党不再设总理，总理的称谓永远留给孙文。之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文件中不再提孙文，直接称“总理”。
抗日战争中期的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于同年4月1日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此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文件中直接称国父，不再用总理这个称呼。
南京的汪精卫伪政权也作出了一系列规定。规定有关“公牍、教科书籍、报纸、刊物及一切文字称述总理或孙先生时，均应改称国父”。
所以，旧中国无论是南京汪伪政府还是重庆政府出版的历史教科书都称“国父”而不称孙文，当然，更不可能称孙中山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执政，称孙中山为国父或者总理显然不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在正式的场合或文书上提及孙中山时，通常使用的称号是“革命的先行者”，从未称孙中山为
历史总是由人来写，谁写历史总要加上作者的意见。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历史教科书由章士钊来审定，大陆出版的历史教科书改“国父”、“总理”为孙中山，是章士钊的主意，用的是章士钊给孙文起的名字。
现在，在台北、香港和澳门，都有“国父纪念馆”，而不称孙中山纪念馆。如要提及，可称中山纪念馆。
北京碧云寺停放总理遗体的地方原来叫“总理纪念堂”，共产党执政后改名为中山纪念堂，而不能叫孙中山纪念堂。北京为总理举行国祭的中央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而不能叫孙中山公园。南京埋葬总理遗体的地方叫中山陵，而不能叫孙中山陵。因为历史上没有孙中山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