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商代青铜器的发展（1） 作者: 鼎元 来源: 鼎元公司 加入日期:2009-8-17 点击率:617
商是夏朝之后的一个王朝，它的建立结束了夏末的纷乱局面，国家的力量进一步加强。据《诗·商颂·殷武》记载：“昔有成沁，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大意是说成汤之时，包括西方的氐、羌在内的四方各族臣服于商。商朝从公元前1600—前1046年，历时500多年，自汤至末代纣共17代，31王，其中以盘庚迁殷为界而分为早商、晚商两个阶段。我国对于商代文化的探索是分两步展开的，1928年通过对安阳殷墟的发掘确立了晚商文化，而1950年以来对郑州二里冈商代文化遗址的发掘确立了早商文化，到目前已经基本建立了完整的商代文化序列，同时也出土了大量精美青铜，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对商代文化和历史等有了全新认识。
第一节商代青铜器概述
商代是中国青铜器的核心时期，是青铜时代波澜壮阔、光彩夺目的一页。商代早期的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因为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都邑的原因。这些青铜器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重要的墓葬或窖藏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以及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此外商代早期青铜器在河南北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大的发现。从出土的青铜器来看，无论在造型设计、花纹装饰，还是在铸造技术上较前代都有明显的进步。此时期的礼器种类增多，器物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并开始出现了铭文。
商代晚期是指盘庚迁都于殷之后的时期，即殷墟文化期。就青铜器的发展而言，在郑州二里冈文化与安阳殷墟文化之间，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这就完全有必要在商代早期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前，划出一个称为商代中期的阶段，时间大约相当于中丁至小乙时期。商代中晚期的青铜器在冶炼、铸造技艺和艺术表现上都已经达到了高度成熟的地步，能够充分地发挥青铜材料的特点，作品被赋予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到了商代晚期青铜制造业得到迅猛发展，为两周时期青铜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使中国的青铜文化达到高峰。商晚期青铜器纹饰最为发达，比之中期内容和种类丰富得多，以动物和神怪为主题的兽面纹得到了空前发展，成了古代装饰艺术的典范。商代的青铜器矗立于奴隶制时代文化的颠峰，它的创造经验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各个不同的艺术门类，而且直接为西周前期所继承。
第二节商代青铜器的分期〖1〗
一、早期（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河南郑州二里冈文化的青铜器是商代早期的代表，其后河北蒿城、江西吴城、湖北盘龙城、山东大辛庄、河南偃师等地也相继出土了同期青铜器。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相比，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不论在造型设计、花纹镂刻，或是工艺技术上都有了飞跃性的进步。
1造型特征
此时青铜礼器占主导地位，成为青铜时代最主要的象征。其通常是成套的，表现了当时礼制的发展和国家机器的加强。商代早期的青铜工艺已经相当成熟，铸造水平较高，但传世品较少。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来看，一般包括：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涉及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都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而成的一套酒器已被普遍使用。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商代晚期·火蛇纹鼎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已经相当厚重。此时期器物的体积也有所增大。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状，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与器腹之所以相通，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此时方鼎体形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继承了二里头文化式样，一律为扁体平底，流部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都有“十”字形大方孔，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商代早期壶提梁类分为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且不设提梁的。
2花纹与装饰
一般胎质较薄、纹饰简单质朴，大多是宽线和细线组成的变形兽面纹，展现了二里冈时期青铜文化特点。此外这个时期纹饰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
（如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他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底。
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糙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在这时出现。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的主体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作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兽面纹上、下常有圆圈纹作边框，方鼎左、右、下方有乳钉纹。
3铭文特征
铭文已有萌芽。郑州白家庄出土的一件铜罍，肩部饰有三个龟形图案，有学者认为是族徽文字。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鬲上，有“亘”字，可认为是这一时期铜器上比较罕见的铭文之一。
二、中期（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考古学上所观察到的商朝早期与晚期文化分布中心分别在郑州、安阳两地。但商朝中期考古文化的中心则较为分散，反映了当时政治的不稳定。“正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史记·殷本纪》）
1造型特征
商中期青铜器除了生产工具和兵器外，容器的种类比早期有所增加，主要有鼎、鬲、斝、爵、觚、尊、盉、壶、瓿、卣、罍、盘、簋、豆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前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鼓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已出现的宽肩的大口尊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出现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高度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为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十”字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一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立，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商代早期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
2花纹与装饰
此时出现用云雷纹衬底的复层纹饰，其设计和雕刻之复杂精细，是早期作品所无法比拟的。浮雕兽面纹也开始出现，但一般都比较圆浑，不似商晚期那般硬朗锐利。有的器体上开始用扉棱装饰，显得凝重雄伟。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细而密集。一般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经较为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了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往往双目突出。如果不是浮雕的话，无论是头像还是躯体都没有明显的区分。
3铭文特征
商代中期的铭文没有太大的发展，也是处于萌芽阶段，一般器物也没有铭文，但是在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不过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三、晚期（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
河南殷墟遗址、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是商代晚期的代表。从各地出土的青铜器来推商代晚期·兽面纹四足鬲断，青铜器冶铸业虽然是以王都为中心，但在各地奴隶主贵族统治下的都邑，也都设有大大小小不同的作坊。殷商后期是我国古代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此时手工业中的青铜铸造业有了更大的发展，从二里头文化上层青铜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殷墟青铜器，不仅品类较全、形式多样，而且在造型设计和铸造工艺等方面都有较大的突破和创新，达到了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高峰。
1造型特征
商代晚期从武丁后期至帝辛接近二百年的时期内，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殷墟时期前段
殷墟时期前段以小屯238号墓、殷墟5号墓、小屯村北18号墓所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其他地区的以山西石楼二郎坡、桃花庄、后蓝家沟和湖南宁乡黄材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
新出的器形有方彝，高颈宽口椭扁体壶，敞口束颈椭扁扇体觯、觥等。方彝见于小屯
春秋战国之交·鸟尊
238号墓。殷墟5号墓出土有“偶方彝”，偶方彝的外形似二方彝合体，内为一长方形槽。高颈宽口椭扁体壶见于殷墟5号墓，口宽而椭扁、颈较高、腹部膨大，颈两侧有贯耳，下有圈足，有的有盖，石楼桃花庄扁壶则有龙形提梁。此类扁壶风行于商代晚期的前段，到晚期后段就迅速消失。一种敞口束颈椭扁体觯见于殷墟5号墓，有的无盖，颈部收缩都不是很小，有宽狭不同的做法；器多小型，也有
作中型的。另一种敞口束颈圆体似杯的觯，大约也在此时出现。上述两种觯在传世品中很多。觥有作鸟兽形和圈足的两类，全见于殷墟5号墓。鸟兽合体造型的觥，前足与后足不相同，如妇好觥前为虎后为枭的合体，司母辛觥前为怪兽后为怪鸟的合体。美国佛利尔美术博物馆有一前为虎头后为鸭形而平啄的兽禽合体觥。春秋战国·鸭型尊
新出的还有鸟兽形尊，如妇好鸟尊、湖南湘潭猪尊、醴陵象尊，都是前所未有的新形式。也有的设计成半容器半动物的式样，如双羊尊，中间是尊形，两侧为羊头，形状特殊。
值得注意的是，方器在这时大为发展。殷墟5号墓出土的有方爵、方斝、方尊、方罍、方壶、方缶等等，而传世器中还有方觚、方觯，几乎主要的酒器都有方形。从整体上来看，虽然方器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是富有特征的器物。
中期的器类在本期内也有或多或少的变化，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式样。食器中鼎的变化较大，除了通常的式样外，新出现的形式有自器腰以上收缩、口唇外翻的鼎，这主要是中小型鼎；还有一种是容器部分很浅的柱足或扁足鼎。袋腹似鬲的柱足鼎，俗称分裆鼎，是此时期流行的新式样，前段的特点是袋腹较深。晚期前段的方鼎都是槽形的长方状鼎，柱足粗而偏短，也有扁足方鼎。柱足和扁足方鼎在殷墟5号墓中都有典型的式样。 甗在商早期黄陂盘龙城墓中发现有一例，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晚期前段有较多的发现，均作甑鬲连铸形，甑体都大且深。口部的做法有两种：一种自口至腹都为直壁，口沿处有宽阔且加厚了的边条，如小屯188号墓出土的就有此种直壁甗；另一种口部侈大，殷墟5号墓有这类甗。前者大约主要流行于前段，后者成为固定的沿用式样。妇好三联甗分左、中、右置于一箱形的釜上，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其他地方没有发现。 鬲这类器物不是特别流行，传世的有殷墟出土鬲，多为深袋足；安徽阜南月牙河出土的
鬲，器颈处直而收缩，翻唇，亦深袋足。商代晚期·卧虎立耳扁足鼎
簋在早期的黄陂盘龙城墓中曾出土过一例，为圈足双耳。晚期前段出现了无耳簋，这种簋形体比例较宽，圈足直而往往有小方孔，口微敛而翻唇。殷墟5号墓及武官村大墓都出土有无耳簋，后者比前者上口翻唇的曲度还要大。无耳簋是在晚期前段较为盛行的式样，此时没有发现双耳簋。
爵、觚、斝仍是组合的酒器。扁体爵已大为减少，圆体爵盛行。觚的造型为颈部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斝类器变化不太明显，比较突出的是斝鋬上开始有了较多的兽头装饰，三足有明显增高的趋势，同时出现了圆体和椭方体不分段的斝，前者如殷墟武官北地1号墓圆体斝，后者如小屯238号墓的椭方体斝。殷墟早期出现过的袋足斝，在晚期的前段又重新萌起。此时期内还出现了角，但很少，殷墟5号墓出土爵近50器，却未见有一角。
大型的酒器大口有肩尊和饔(瓿)的形体也有所变化。大口有肩尊，原来比例偏低的体型在这时有显著的增高趋势，有的圈足特别高，圆体的如殷墟5号墓出土的有司柬母尊，方体的如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但这种尊也只是流行于晚期前段，以后就逐渐减少。饔(瓿)这种器形可分为两类：短颈和无颈合口，后者主要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并且有的有盖。山西石楼后蓝家沟的百乳雷纹瓿、殷墟5号墓的妇好瓿及湖南宁乡出土的兽面纹瓿，都是极为典型的式样。但是饔(瓿)这种器类如同大口有肩尊一般，在商晚期后段基本上不再铸造了。袋足斜流半封口的盉仍有所发现，安阳侯家庄大墓出土的铸铭左、中、右三盉都是袋足方形盉，是一种形体较为庄重的祭器，但是袋足盉这类酒器也是愈来愈少了。
水器类盂是新出现的器形，如小屯西北冈墓出土附耳盂，上有铭云：“寑小室盂”，器壁侈斜，是为盥洗用器。殷墟5号墓有盂直口翻唇，有附耳，并有对称的两系。
（2）殷墟时期后段
这一时期由于青铜器上的铭文有所发展，根据内容记载可确定一批标准器或非标准器。这些器有十五祀小臣俞尊、戌嗣子鼎、小子茜卣等，都属于帝乙、帝辛时期。 体似觚形的无肩尊和椭扁体卣是此时期新出现的典型器物。安阳大司空村51号墓的卣成组合出土；殷墟西区43号墓属于第四期，时代最晚，也出土有两觚形尊；小屯圆葬坑中有卣随葬。前段的宽肩大口尊和后段的觚形尊，前段的高颈宽口椭扁壶和后段的
提梁壶卣似乎表现出了一种兴衰的交替。
双耳簋在这个时期很流行，但容器部分还是与以前的神似，形体基本上为敛口翻唇形和敞口似碗形两种，双耳在口沿处下方，且有垂珥。有一种粗大双耳发达近口部或高于口部，并有长垂珥的簋，出土更晚，无耳敞口簋仍继续使用。这一时期簋的圈足有增高的趋势，有的圈足下缘做出一道宽阔的边条以增加其高度。圈足上开孔的现象已基本消失。
2花纹与装饰
商代晚期·风纹牺觥
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最为发达，样式和种类也比中期的丰富得多，在艺术装饰方面呈现出高峰，与青铜礼器的高度发展一致。
此时，器物纹饰丰富多彩、繁缛富丽，以兽面纹和夔纹为主，还有鸟纹、象纹、蚕纹、蝉纹等。兽面纹饰只是纹样结构规格化的形式，所表现的物象很多。此时的装饰特点是集群式，以多种物象或作主纹或作为附饰布满器身，甚至视线所不及的器物底部也有装饰，有的一件器物上有多达十几种动物纹。商代晚期前段兽面纹中间的鼻准线，有的不接触下阑底线，兽吻常连成整体而中间不隔开；后段的兽面纹往往由于兽鼻尖通到下阑底线而被分割为两部分。
就表现手法而言，商代中期纹饰的形体基本上还有象征性，除了炯炯有神的双目外，其余部分即使是较精细的图像，也是主干底纹不分、轮廓不清。商代晚期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还带有写实感，纹饰主干和底纹明显地区分开来。底纹通常是繁密的细雷纹，与主纹构成了强烈的对比。
纹饰的主体采用浮雕的现象很普通，同时采用平雕和圆雕相结合的手法，层次更加细腻丰富。有的浮雕表现出几个层次，而且一个层次做成一面高的坡形，这种层叠式的浮雕被称为“三层花”。
3铭文特征
这一时期的铭文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示人体、动物、植物、器物的字，在字形上有较浓的象形意味。以人体形象的文字为例，头部常作粗圆点，腿
部呈下跪形状，这是一种美化手段，是郑重的表示；绝大多数笔画浑厚、首尾出锋，转折处多有波折。字形的大小不统一，铭文布局也不齐整，竖画虽然基本上成列，但横画却不成排。
这些铭文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家族形态、家族制度与宗教观念等重要问题。虽然对此已经有很多人做过研究，但其中一些深刻的内涵仍是人们无法确知的，在今后的金文研究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殷代青铜器中也有少数有较长的铭文，但时间已到了殷代晚期。这些较长的铭文内容多涉及商朝晚期的重要事情、王室祭祀活动、王室与贵族关系等，其中铭文中一些字词的含义，以及所反映的一些当时制度的状况，迄今仍是研究的薄弱之处。
[青铜器]商代青铜器的发展（1） 作者: 鼎元 来源: 鼎元公司 加入日期:2009-8-17 点击率:617
商是夏朝之后的一个王朝，它的建立结束了夏末的纷乱局面，国家的力量进一步加强。据《诗·商颂·殷武》记载：“昔有成沁，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大意是说成汤之时，包括西方的氐、羌在内的四方各族臣服于商。商朝从公元前1600—前1046年，历时500多年，自汤至末代纣共17代，31王，其中以盘庚迁殷为界而分为早商、晚商两个阶段。我国对于商代文化的探索是分两步展开的，1928年通过对安阳殷墟的发掘确立了晚商文化，而1950年以来对郑州二里冈商代文化遗址的发掘确立了早商文化，到目前已经基本建立了完整的商代文化序列，同时也出土了大量精美青铜，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对商代文化和历史等有了全新认识。
第一节商代青铜器概述
商代是中国青铜器的核心时期，是青铜时代波澜壮阔、光彩夺目的一页。商代早期的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因为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都邑的原因。这些青铜器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重要的墓葬或窖藏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以及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此外商代早期青铜器在河南北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大的发现。从出土的青铜器来看，无论在造型设计、花纹装饰，还是在铸造技术上较前代都有明显的进步。此时期的礼器种类增多，器物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并开始出现了铭文。
商代晚期是指盘庚迁都于殷之后的时期，即殷墟文化期。就青铜器的发展而言，在郑州二里冈文化与安阳殷墟文化之间，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这就完全有必要在商代早期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前，划出一个称为商代中期的阶段，时间大约相当于中丁至小乙时期。商代中晚期的青铜器在冶炼、铸造技艺和艺术表现上都已经达到了高度成熟的地步，能够充分地发挥青铜材料的特点，作品被赋予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到了商代晚期青铜制造业得到迅猛发展，为两周时期青铜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使中国的青铜文化达到高峰。商晚期青铜器纹饰最为发达，比之中期内容和种类丰富得多，以动物和神怪为主题的兽面纹得到了空前发展，成了古代装饰艺术的典范。商代的青铜器矗立于奴隶制时代文化的颠峰，它的创造经验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各个不同的艺术门类，而且直接为西周前期所继承。
第二节商代青铜器的分期〖1〗
一、早期（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河南郑州二里冈文化的青铜器是商代早期的代表，其后河北蒿城、江西吴城、湖北盘龙城、山东大辛庄、河南偃师等地也相继出土了同期青铜器。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相比，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不论在造型设计、花纹镂刻，或是工艺技术上都有了飞跃性的进步。
1造型特征
此时青铜礼器占主导地位，成为青铜时代最主要的象征。其通常是成套的，表现了当时礼制的发展和国家机器的加强。商代早期的青铜工艺已经相当成熟，铸造水平较高，但传世品较少。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来看，一般包括：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涉及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都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而成的一套酒器已被普遍使用。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商代晚期·火蛇纹鼎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已经相当厚重。此时期器物的体积也有所增大。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状，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与器腹之所以相通，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此时方鼎体形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继承了二里头文化式样，一律为扁体平底，流部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都有“十”字形大方孔，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商代早期壶提梁类分为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且不设提梁的。
2花纹与装饰
一般胎质较薄、纹饰简单质朴，大多是宽线和细线组成的变形兽面纹，展现了二里冈时期青铜文化特点。此外这个时期纹饰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
（如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他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底。
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糙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在这时出现。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的主体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作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兽面纹上、下常有圆圈纹作边框，方鼎左、右、下方有乳钉纹。
3铭文特征
铭文已有萌芽。郑州白家庄出土的一件铜罍，肩部饰有三个龟形图案，有学者认为是族徽文字。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鬲上，有“亘”字，可认为是这一时期铜器上比较罕见的铭文之一。
二、中期（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考古学上所观察到的商朝早期与晚期文化分布中心分别在郑州、安阳两地。但商朝中期考古文化的中心则较为分散，反映了当时政治的不稳定。“正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史记·殷本纪》）
1造型特征
商中期青铜器除了生产工具和兵器外，容器的种类比早期有所增加，主要有鼎、鬲、斝、爵、觚、尊、盉、壶、瓿、卣、罍、盘、簋、豆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前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鼓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已出现的宽肩的大口尊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出现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高度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为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十”字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一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立，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商代早期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
2花纹与装饰
此时出现用云雷纹衬底的复层纹饰，其设计和雕刻之复杂精细，是早期作品所无法比拟的。浮雕兽面纹也开始出现，但一般都比较圆浑，不似商晚期那般硬朗锐利。有的器体上开始用扉棱装饰，显得凝重雄伟。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细而密集。一般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经较为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了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往往双目突出。如果不是浮雕的话，无论是头像还是躯体都没有明显的区分。
3铭文特征
商代中期的铭文没有太大的发展，也是处于萌芽阶段，一般器物也没有铭文，但是在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不过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三、晚期（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
河南殷墟遗址、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是商代晚期的代表。从各地出土的青铜器来推商代晚期·兽面纹四足鬲断，青铜器冶铸业虽然是以王都为中心，但在各地奴隶主贵族统治下的都邑，也都设有大大小小不同的作坊。殷商后期是我国古代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此时手工业中的青铜铸造业有了更大的发展，从二里头文化上层青铜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殷墟青铜器，不仅品类较全、形式多样，而且在造型设计和铸造工艺等方面都有较大的突破和创新，达到了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高峰。
1造型特征
商代晚期从武丁后期至帝辛接近二百年的时期内，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殷墟时期前段
殷墟时期前段以小屯238号墓、殷墟5号墓、小屯村北18号墓所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其他地区的以山西石楼二郎坡、桃花庄、后蓝家沟和湖南宁乡黄材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
新出的器形有方彝，高颈宽口椭扁体壶，敞口束颈椭扁扇体觯、觥等。方彝见于小屯
春秋战国之交·鸟尊
238号墓。殷墟5号墓出土有“偶方彝”，偶方彝的外形似二方彝合体，内为一长方形槽。高颈宽口椭扁体壶见于殷墟5号墓，口宽而椭扁、颈较高、腹部膨大，颈两侧有贯耳，下有圈足，有的有盖，石楼桃花庄扁壶则有龙形提梁。此类扁壶风行于商代晚期的前段，到晚期后段就迅速消失。一种敞口束颈椭扁体觯见于殷墟5号墓，有的无盖，颈部收缩都不是很小，有宽狭不同的做法；器多小型，也有
作中型的。另一种敞口束颈圆体似杯的觯，大约也在此时出现。上述两种觯在传世品中很多。觥有作鸟兽形和圈足的两类，全见于殷墟5号墓。鸟兽合体造型的觥，前足与后足不相同，如妇好觥前为虎后为枭的合体，司母辛觥前为怪兽后为怪鸟的合体。美国佛利尔美术博物馆有一前为虎头后为鸭形而平啄的兽禽合体觥。春秋战国·鸭型尊
新出的还有鸟兽形尊，如妇好鸟尊、湖南湘潭猪尊、醴陵象尊，都是前所未有的新形式。也有的设计成半容器半动物的式样，如双羊尊，中间是尊形，两侧为羊头，形状特殊。
值得注意的是，方器在这时大为发展。殷墟5号墓出土的有方爵、方斝、方尊、方罍、方壶、方缶等等，而传世器中还有方觚、方觯，几乎主要的酒器都有方形。从整体上来看，虽然方器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是富有特征的器物。
中期的器类在本期内也有或多或少的变化，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式样。食器中鼎的变化较大，除了通常的式样外，新出现的形式有自器腰以上收缩、口唇外翻的鼎，这主要是中小型鼎；还有一种是容器部分很浅的柱足或扁足鼎。袋腹似鬲的柱足鼎，俗称分裆鼎，是此时期流行的新式样，前段的特点是袋腹较深。晚期前段的方鼎都是槽形的长方状鼎，柱足粗而偏短，也有扁足方鼎。柱足和扁足方鼎在殷墟5号墓中都有典型的式样。 甗在商早期黄陂盘龙城墓中发现有一例，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晚期前段有较多的发现，均作甑鬲连铸形，甑体都大且深。口部的做法有两种：一种自口至腹都为直壁，口沿处有宽阔且加厚了的边条，如小屯188号墓出土的就有此种直壁甗；另一种口部侈大，殷墟5号墓有这类甗。前者大约主要流行于前段，后者成为固定的沿用式样。妇好三联甗分左、中、右置于一箱形的釜上，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其他地方没有发现。 鬲这类器物不是特别流行，传世的有殷墟出土鬲，多为深袋足；安徽阜南月牙河出土的
鬲，器颈处直而收缩，翻唇，亦深袋足。商代晚期·卧虎立耳扁足鼎
簋在早期的黄陂盘龙城墓中曾出土过一例，为圈足双耳。晚期前段出现了无耳簋，这种簋形体比例较宽，圈足直而往往有小方孔，口微敛而翻唇。殷墟5号墓及武官村大墓都出土有无耳簋，后者比前者上口翻唇的曲度还要大。无耳簋是在晚期前段较为盛行的式样，此时没有发现双耳簋。
爵、觚、斝仍是组合的酒器。扁体爵已大为减少，圆体爵盛行。觚的造型为颈部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斝类器变化不太明显，比较突出的是斝鋬上开始有了较多的兽头装饰，三足有明显增高的趋势，同时出现了圆体和椭方体不分段的斝，前者如殷墟武官北地1号墓圆体斝，后者如小屯238号墓的椭方体斝。殷墟早期出现过的袋足斝，在晚期的前段又重新萌起。此时期内还出现了角，但很少，殷墟5号墓出土爵近50器，却未见有一角。
大型的酒器大口有肩尊和饔(瓿)的形体也有所变化。大口有肩尊，原来比例偏低的体型在这时有显著的增高趋势，有的圈足特别高，圆体的如殷墟5号墓出土的有司柬母尊，方体的如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但这种尊也只是流行于晚期前段，以后就逐渐减少。饔(瓿)这种器形可分为两类：短颈和无颈合口，后者主要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并且有的有盖。山西石楼后蓝家沟的百乳雷纹瓿、殷墟5号墓的妇好瓿及湖南宁乡出土的兽面纹瓿，都是极为典型的式样。但是饔(瓿)这种器类如同大口有肩尊一般，在商晚期后段基本上不再铸造了。袋足斜流半封口的盉仍有所发现，安阳侯家庄大墓出土的铸铭左、中、右三盉都是袋足方形盉，是一种形体较为庄重的祭器，但是袋足盉这类酒器也是愈来愈少了。
水器类盂是新出现的器形，如小屯西北冈墓出土附耳盂，上有铭云：“寑小室盂”，器壁侈斜，是为盥洗用器。殷墟5号墓有盂直口翻唇，有附耳，并有对称的两系。
（2）殷墟时期后段
这一时期由于青铜器上的铭文有所发展，根据内容记载可确定一批标准器或非标准器。这些器有十五祀小臣俞尊、戌嗣子鼎、小子茜卣等，都属于帝乙、帝辛时期。 体似觚形的无肩尊和椭扁体卣是此时期新出现的典型器物。安阳大司空村51号墓的卣成组合出土；殷墟西区43号墓属于第四期，时代最晚，也出土有两觚形尊；小屯圆葬坑中有卣随葬。前段的宽肩大口尊和后段的觚形尊，前段的高颈宽口椭扁壶和后段的
提梁壶卣似乎表现出了一种兴衰的交替。
双耳簋在这个时期很流行，但容器部分还是与以前的神似，形体基本上为敛口翻唇形和敞口似碗形两种，双耳在口沿处下方，且有垂珥。有一种粗大双耳发达近口部或高于口部，并有长垂珥的簋，出土更晚，无耳敞口簋仍继续使用。这一时期簋的圈足有增高的趋势，有的圈足下缘做出一道宽阔的边条以增加其高度。圈足上开孔的现象已基本消失。
2花纹与装饰
商代晚期·风纹牺觥
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最为发达，样式和种类也比中期的丰富得多，在艺术装饰方面呈现出高峰，与青铜礼器的高度发展一致。
此时，器物纹饰丰富多彩、繁缛富丽，以兽面纹和夔纹为主，还有鸟纹、象纹、蚕纹、蝉纹等。兽面纹饰只是纹样结构规格化的形式，所表现的物象很多。此时的装饰特点是集群式，以多种物象或作主纹或作为附饰布满器身，甚至视线所不及的器物底部也有装饰，有的一件器物上有多达十几种动物纹。商代晚期前段兽面纹中间的鼻准线，有的不接触下阑底线，兽吻常连成整体而中间不隔开；后段的兽面纹往往由于兽鼻尖通到下阑底线而被分割为两部分。
就表现手法而言，商代中期纹饰的形体基本上还有象征性，除了炯炯有神的双目外，其余部分即使是较精细的图像，也是主干底纹不分、轮廓不清。商代晚期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还带有写实感，纹饰主干和底纹明显地区分开来。底纹通常是繁密的细雷纹，与主纹构成了强烈的对比。
纹饰的主体采用浮雕的现象很普通，同时采用平雕和圆雕相结合的手法，层次更加细腻丰富。有的浮雕表现出几个层次，而且一个层次做成一面高的坡形，这种层叠式的浮雕被称为“三层花”。
3铭文特征
这一时期的铭文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示人体、动物、植物、器物的字，在字形上有较浓的象形意味。以人体形象的文字为例，头部常作粗圆点，腿
部呈下跪形状，这是一种美化手段，是郑重的表示；绝大多数笔画浑厚、首尾出锋，转折处多有波折。字形的大小不统一，铭文布局也不齐整，竖画虽然基本上成列，但横画却不成排。
这些铭文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家族形态、家族制度与宗教观念等重要问题。虽然对此已经有很多人做过研究，但其中一些深刻的内涵仍是人们无法确知的，在今后的金文研究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殷代青铜器中也有少数有较长的铭文，但时间已到了殷代晚期。这些较长的铭文内容多涉及商朝晚期的重要事情、王室祭祀活动、王室与贵族关系等，其中铭文中一些字词的含义，以及所反映的一些当时制度的状况，迄今仍是研究的薄弱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