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瀛洲
孔老夫子说，“不知生，焉知死？”这句话，曾被看作是儒家在死后是否有灵魂这个问题上的不可知论态度的概括。但我觉得，也可以把“知死”理解为了解死亡，知道一个人终究会死。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却想说，“不知死，焉知生？”生与死，一阳一阴，乃是事物的两面。我们怎么能只知道、只重视其中的一面，而忽视、忘记它的另一面呢？不知死，怎会珍惜所有的生命？不知死，怎会珍惜在世的亲人、友人和跟他们相处的时间？不知死，又怎能珍惜自己的时间和余生？是的，其实从我们一出生，倒计时就开始了，剩下的就都是“余生”了。
现在的上海人，亲人去世后往往葬得很远，就我所知，好像在苏州的比较多，也有在松江等地的。在我所去过的大、小城市里，也没有看到过墓地，一般都是在郊区或离市区比较远的地方。似乎中国当代的城市居民，必须远离死亡。不能让近在眼前的坟地提醒他们，世间还有死亡这样东西。
中国当代大城市居民的死者，被安葬在远处。在中国的城市里，平时眼睛望出去，看不到死亡存在的迹象。城市生活似乎永远由嘈杂躁动的生命所组成；城市人口，似乎永远年轻。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提醒我们：生命总有一个终结，而我们，不能总是生活在现时现刻……这，我觉得，也许跟当前城市人心情的浮躁，不无联系。
但是，国外的有些城市，却不是这样的。
1998年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住在离校园不远的花园街。从花园街往哈佛走，到马萨诸塞大道的拐角处，就有一块浓荫覆盖的老墓地。在马萨诸塞大道的对面，就是哈佛的老校园；而再往南走一两百米，就是商店林立的哈佛广场，也是坎布里奇的市中心。
这块墓地的历史，大约从1635年就开始了，里面不仅埋着坎布里奇早期的定居者，还有哈佛的几位早期的校长和学生。当时我心里就觉得奇怪，老美怎么会在离市中心这么近的地方，留这么一块墓地呢？
美国的历史比中国的要短得多。但是，在这些市中心宁静的墓地徜徉，却让我感到沧桑的历史感，这比我站在很多中国大城市的熙熙攘攘的市中心所感到的历史感，要强烈得多。
每年如尽义务般地匆匆去墓地走一遭，然后又匆匆走回来，整个过程中内心毫无变化，只是在回来后感到如释重负，终于完成了一件事情。我觉得，以这样的心态去上坟，还不如不去的好。
祖父是在82年去世的。十六岁的我，曾随祖母去苏州东山安葬骨灰。那时离文革结束还不久，记忆中那是个硗确的山头，很少有树木。我们在祖父的坟头栽下了两棵柏树苗，大概只有一米高的样子。当时心里还曾暗暗担心这树苗是否能够成活。
后来便很少去。有一次曾在东山玩，住在离坟地很近的地方，结果也没有去——倒不是因为不怀念死者，而是那时有一种物质主义的想法，那就是，去了对死者又能有何种益处呢？
年轻时不在意上坟等这类事情。这很自然，因为从出生起到三十岁，人的身体基本是在走上坡路；即便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死，也很少会真正去想这件事情。到了三十岁以后，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是如果生过一两次大病，或至亲中有人离世，那么就会更深切地体会到死的现实性了。
祖父去世后，祖母又活了26年，在2008年以99岁高龄去世。
为了安排祖母骨灰的入葬，我又往东山跑了好几回。这时看到祖父坟地上的柏树已长到有两三人高，树干也已长到人的小腿粗细，才真正体会到“墓木已拱”这句成语的意思。
东山确实是个好地方。现在坟地边的山坡上，栽的都是橘树、枇杷树、杨梅树和银杏树，跟我以前的记忆完全不同。站在山坡上往西望去，就是一望无际的太湖。怪不得祖母会喜欢这里的风土，把坟地选在这里。
那是深秋的一天。上山那条小路两边都是银杏树，树叶变成了一片橙黄色。路边民居粉白的墙上的爬山虎已经落叶，只有它的藤蔓在墙上留下自然而美丽的线条。在深秋灿烂的阳光的照耀下，四周是一片的金色世界。这时，我忽然感觉到，死，也可以是宁静的，美丽的。我对自己说，要常常回到这个地方，为了祖父母，也为了自己灵魂的宁静。我也这么做了。去年秋天，我又来到东山。山上的橘树枝头，都挂着一颗颗橙色的果子。去坟地的路上路过一座小寺庙，门口栽着两丛金色的菊花，随意而烂漫地开着，明黄色的墙壁在阳光下让人分外感到温暖。那里是村民做佛事的地方，门外的空地上还有村民在晒干菜。
不是扫墓的旺季，所以墓地几乎没有人。在祖父、祖母的坟前鞠了躬，我不忍马上就走，就在墓地边的石阶上坐了一会儿。四周一片静谧。想到祖父母劬劳一生，最终安息于这片宁静、美丽的土地，我心中不免充满甜蜜的哀伤。
去坟地对死者有没有益处我不知道，但对生者有益处是肯定的。
■谈瀛洲
孔老夫子说，“不知生，焉知死？”这句话，曾被看作是儒家在死后是否有灵魂这个问题上的不可知论态度的概括。但我觉得，也可以把“知死”理解为了解死亡，知道一个人终究会死。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却想说，“不知死，焉知生？”生与死，一阳一阴，乃是事物的两面。我们怎么能只知道、只重视其中的一面，而忽视、忘记它的另一面呢？不知死，怎会珍惜所有的生命？不知死，怎会珍惜在世的亲人、友人和跟他们相处的时间？不知死，又怎能珍惜自己的时间和余生？是的，其实从我们一出生，倒计时就开始了，剩下的就都是“余生”了。
现在的上海人，亲人去世后往往葬得很远，就我所知，好像在苏州的比较多，也有在松江等地的。在我所去过的大、小城市里，也没有看到过墓地，一般都是在郊区或离市区比较远的地方。似乎中国当代的城市居民，必须远离死亡。不能让近在眼前的坟地提醒他们，世间还有死亡这样东西。
中国当代大城市居民的死者，被安葬在远处。在中国的城市里，平时眼睛望出去，看不到死亡存在的迹象。城市生活似乎永远由嘈杂躁动的生命所组成；城市人口，似乎永远年轻。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提醒我们：生命总有一个终结，而我们，不能总是生活在现时现刻……这，我觉得，也许跟当前城市人心情的浮躁，不无联系。
但是，国外的有些城市，却不是这样的。
1998年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住在离校园不远的花园街。从花园街往哈佛走，到马萨诸塞大道的拐角处，就有一块浓荫覆盖的老墓地。在马萨诸塞大道的对面，就是哈佛的老校园；而再往南走一两百米，就是商店林立的哈佛广场，也是坎布里奇的市中心。
这块墓地的历史，大约从1635年就开始了，里面不仅埋着坎布里奇早期的定居者，还有哈佛的几位早期的校长和学生。当时我心里就觉得奇怪，老美怎么会在离市中心这么近的地方，留这么一块墓地呢？
美国的历史比中国的要短得多。但是，在这些市中心宁静的墓地徜徉，却让我感到沧桑的历史感，这比我站在很多中国大城市的熙熙攘攘的市中心所感到的历史感，要强烈得多。
每年如尽义务般地匆匆去墓地走一遭，然后又匆匆走回来，整个过程中内心毫无变化，只是在回来后感到如释重负，终于完成了一件事情。我觉得，以这样的心态去上坟，还不如不去的好。
祖父是在82年去世的。十六岁的我，曾随祖母去苏州东山安葬骨灰。那时离文革结束还不久，记忆中那是个硗确的山头，很少有树木。我们在祖父的坟头栽下了两棵柏树苗，大概只有一米高的样子。当时心里还曾暗暗担心这树苗是否能够成活。
后来便很少去。有一次曾在东山玩，住在离坟地很近的地方，结果也没有去——倒不是因为不怀念死者，而是那时有一种物质主义的想法，那就是，去了对死者又能有何种益处呢？
年轻时不在意上坟等这类事情。这很自然，因为从出生起到三十岁，人的身体基本是在走上坡路；即便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死，也很少会真正去想这件事情。到了三十岁以后，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是如果生过一两次大病，或至亲中有人离世，那么就会更深切地体会到死的现实性了。
祖父去世后，祖母又活了26年，在2008年以99岁高龄去世。
为了安排祖母骨灰的入葬，我又往东山跑了好几回。这时看到祖父坟地上的柏树已长到有两三人高，树干也已长到人的小腿粗细，才真正体会到“墓木已拱”这句成语的意思。
东山确实是个好地方。现在坟地边的山坡上，栽的都是橘树、枇杷树、杨梅树和银杏树，跟我以前的记忆完全不同。站在山坡上往西望去，就是一望无际的太湖。怪不得祖母会喜欢这里的风土，把坟地选在这里。
那是深秋的一天。上山那条小路两边都是银杏树，树叶变成了一片橙黄色。路边民居粉白的墙上的爬山虎已经落叶，只有它的藤蔓在墙上留下自然而美丽的线条。在深秋灿烂的阳光的照耀下，四周是一片的金色世界。这时，我忽然感觉到，死，也可以是宁静的，美丽的。我对自己说，要常常回到这个地方，为了祖父母，也为了自己灵魂的宁静。我也这么做了。去年秋天，我又来到东山。山上的橘树枝头，都挂着一颗颗橙色的果子。去坟地的路上路过一座小寺庙，门口栽着两丛金色的菊花，随意而烂漫地开着，明黄色的墙壁在阳光下让人分外感到温暖。那里是村民做佛事的地方，门外的空地上还有村民在晒干菜。
不是扫墓的旺季，所以墓地几乎没有人。在祖父、祖母的坟前鞠了躬，我不忍马上就走，就在墓地边的石阶上坐了一会儿。四周一片静谧。想到祖父母劬劳一生，最终安息于这片宁静、美丽的土地，我心中不免充满甜蜜的哀伤。
去坟地对死者有没有益处我不知道，但对生者有益处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