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看中国企业ODI动因
作者：王佳芥
来源：《商业时代》2013年第07期
内容摘要：入世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呈现出强劲增长态势，中国成为现实资本输出大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资本强国，是中国对外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选择。中国ODI输出模式不同于发达国家模式，而且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很不同。由于ODI动因揭示跨国公司特性和行为，本文对中国企业ODI动因的特色分析，就具有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商品输出 资本输出 对外直接投资（ODI） 动因
问题的提出
入世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s，以下简称ODI）呈现强劲增长态势，中国实现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角色转变，中国已成为现实资本输出大国。2010年中国ODI流量为688.1亿美元，列全球第５位。按目前年均递增率，ODI流量2013年可达1000亿美元，存量达5000亿美元。
“十二五”计划目标为2015年ODI与FDI比例达到100%。因此中国谋求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从资本集聚战略到资本辐射战略、贸易大国走向资本强国，实现由积极争取贸易优势向培育更高层次的资本竞争优势转变，是中国对外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选择。由于ODI动因揭示跨国公司特性和行为，本文对中国ODI动因的特色分析，就具有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邓宁（1993）提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四大动因：寻求自然资源、寻求市场、寻求效率、寻求战略资产。中国企业ODI动机是什么呢？虽然理论界一些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ODI动因应该有特殊性（如Mathews，2002），但主流观点（Buckley et al.，2007；
UNCTAD，2006）却认为发展中国家的ＯＤＩ动因特殊性应该基于传统理论框架。但是中国ＯDI模式不同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模式。首先，根据ODI的经典通论OIL理论，中国跨国企业在高新技术和管理技术、人才上并不具备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还未到“走出去”的时候，但是现实正好相反。第二，从投资主体看，完全以国有企业为主导。以非金融类ODI计算，2010年中央所属企业实现的ODI 流量和存量分别占中国全部ODI流量和存量的70.5%和77.1%。2011年国有企业投资占据总额的72%。2012年1季度国有企业占交易总额的98%，为历史最高值。第三，从投资行业看，中国ODI中服务业比重高达76%。第四，从投资地区看，中国FDI分布格局与贸易格局正好相反。中国三大贸易伙伴是欧盟、美国和日本，占据三分之一的份额；而ODI主要集中在亚洲。
分析中国ODI的最新趋势，让人产生几个疑问：第一，中国ODI模式是否脱离OLI理论？第二，中国FDI分布格局为何与贸易格局正好相反？ODI存量结构是否表明存在“比较优势悖论”，即ODI并不集中在中国企业具备竞争优势的产业领域，如制造业？第三，中国ODI主要由国有企业主导，中国政府在中国ODI的模式中扮演什么角色？由于ODI动因揭示跨国公司特性和行为，本文通过对中国ODI动因的特殊性进行分析，来寻找我国ＯＤＩ的特殊模式。
资源寻求动因的ODI模式
ODI资源寻求动因能很好解释中国公司在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与地区，如非洲、东亚和中亚的投资。但是ODI资源寻求动因却不能解释在发达国家的ODI动因。现实是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投资也大多出自获得自然资源。矿产、能源等资源性企业都牵涉到国家利益与国际安全，一旦中国企业开展收购，很快与其他政治、非政治因素挂钩，导致ODI投资障碍重重。为什么中国企业还前赴后继地开展在发达国家的资源性ODI呢？在获取资源这个传统因素之外，中国经济的特点和政府主导模式对资源获取型ODI有何影响呢？
第一，中国世界工厂的独特地位决定全球资源获取的必要性。2011年中国GDP达到7.3万亿美元，排世界第二位。中国出口贸易2009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制造业产值2010年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占全球20%。伴随着国内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虽然国内资源丰富，但在一些重要战略资源和能源，依旧具有高度的进口依赖性，这使得对大量进口的能源和资源的国际市场价格很少有话语权，常处于被动局面。因此为保障获得稳定的能源、资源，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以增强对战略能源和资源的生产控制和价格决定权，成为中国能源和资源企业的必然选择。
第二，过剩资本是资源寻求型ODI的推动力量。中国的国际收支自1990年以来（除1993年外）一直是经常和资本项目双顺差，长达２０年的双顺差是全球唯一特例。截至2012年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3万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占全球三成，连续六年居世界第一。在国内储蓄出现相对过剩条件下，国际直接投资便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有效战略选择。由于经济与矿业相辅相成，资源和能源项目的资本密集型特点，决定它是中国大量外汇储备的极佳出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将资源采掘业外移列上产业转移的战略议程。中国政府持有外汇储备资产主要是国债等债务性资产，实现从“债权投资”向“股权投资”的转变，是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目的。
第三，中国特色产业升级道路决定ODI特色模式。根据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的观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早期以自然资源开采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演变为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横向一体化生产活动。由于中国目前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资源开发是我国ODI的重点，资源开发业长期在我国ODI中占较大比重，符合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的观点。另外，这种规律也符合国际产业升级规律，即从资源开发型-制造业-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发展演变过程。作为后发型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ODI起步条件大不同于先行国家，这决定ODI产业升级效应路径模式的“中国特色”。相比发达国家ODI，中国现阶段
ODI重要特征是国内并不具备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先决优势，而是试图取道ＯＤＩ，通过国际生产体系的建立来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即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将是大规模ODI的结果，而不是前提。
市场寻求型动因的ODI模式
市场寻求型ODI以保护现有市场及在新市场上排挤竞争者或潜在竞争者为战略目标。梅新育（2011）认为：中国企业对发达东道国和发展中东道国来说，这个微观动机是不同的，对发达东道国来说，我们比较重视的是市场和技术优势，发展中东道国比较看中成本优势。 从实际看，中国市场寻求型动因ODI有以下三个特殊性：第一，寻求发达国家市场和技术的动因并没有被彰显；第二，开拓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具有国内市场规模小的特点；第三，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比重却相对偏低。
本文从几个方面来解释这个特殊性：
首先，中国ＯDI往往遭遇发达国家投资保护主义和准入限制。出于保护战略性产业的目的，发达国家政府对中国投资者的行业准入限制高。目前大量国家新出台的法律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使中国ＯＤＩ遇到阻碍。如美国1975年成立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CFIUS），欧盟最近也有意效仿美国。澳大利亚2010年2月通过新立法，收紧对国外投资的管理。
其次，发展中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过低，无法形成区位优势。中国在发展中东道国制造业企业都是传统劳动密集型，资本存量小是必然结果。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过低，最基础的区位优势都无法形成，不能吸引中国资本流入。
最后，存量结构“比较优势悖论”的区划和统计解释我国ODI存量前两位是商务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出现“比较优势悖论”的结果与我国行政区划和统计口径密切相关。由于对商务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的ODI投资主要集中在香港，大陆对香港这两个行业的投资统计口径纳入对外投资中。另外这个数据并没有反映中国ODI流向海外投资机构之后，再通过这些机构向资源或制造业等领域进行投资，因为资金离开中国时被登记为对服务业的投资。
效率寻求动因缺乏
效率寻求型，以实现地区或全球生产合理化，赢得加工专业化优势，提升核心竞争力地位为战略目标。效率寻求型属于纵向ODI，一般通过对以资源、市场为导向的直接投资进行重新整合以及再造来谋求效率的提高。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一般是从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全球产业分工的地位优化来收获效率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主要是通过对不同区域的不同要素禀赋、机构安排、经济体系等进行整和来收获效率。
但是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这个需求不强烈，特别是中国本身国内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持有这种观点的如Peter J. Buckley等（2008）。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显
示，ODI动因中，前三种动因对中国的跨国企业均有较大作用，唯有效率寻求型影响很小，这是中国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ODI动因上的很大区别。另外，因为全球重组和建立在大量海外机构、业务和功能的基础上，而中国跨国公司跨国化程度比较低，客观上缺乏全球重组和整和的微观基础，这也导致中国FDI流出业绩指数低。
战略资产寻求动因的兴起
当今经济全球化已经大大降低传统模式ODI动因理论的时效性，如新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推动力量来自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化。而上述三个方面都可以归因于企业特定资产：管理、技术、品牌信誉和商标等无形资产。战略资产寻求ODI主要是以获取研发力量和技术、国际品牌和终端渠道、接轨全球资本市场等而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邓宁（1998）认为全球FDI动因的最大变化就是战略资产寻求动因的迅速增长。Deng（2007）则断言中国跨国公司投资于发达国家最主要的动因是寻求战略资源和能力。Buckley et al.
（2008）以及Luo & Tung（2007）认为虽然中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存在劣势，但是作为战略资本，一些因素可以弥补资本劣势，如：高级技术、管理知识、品牌和物流网络等。
中国很多大型企业对于战略资产青睐有加，拥有这种动机的比例不断提高。中国跨国企业积极在海外寻求战略性资产：在发达国家建立研发中心追赶最新技术发展趋势、与国外行业巨头形成知识联盟、通过跨国界收购来获取核心技术和管理资产、收购海外成熟知名品牌和掌握终端、在各个金融中心建立融资投资目的的特殊目的机构（SPV）等。2012年1季度以非天然资源项目计，欧洲占我国ODI总额的83%，凸显欧洲作为关键战略投资目的地的地位，ODI为获得品牌、技术、高级制造等。但是寻求发达国家战略资产往往遭遇投资保护壁垒以及市场准入门槛。无论品牌还是核心技术ODI非常困难和代价高昂。
综上，本文认为中国ODI动因具有独特的模式，中国要实现资本输出大国转变，要实现ODI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必须基于自身行业特点、企业优势、国家扶持以及国际特点进行选择。而提高国际竞争力、培养中国的跨国公司，也离不开国家宏观政策和微观主体（企业）两个方面的建设。
参考文献：
1.Buckley，P. J.，Adam R. Cross， Hui Tan，Liu Xin，Hinrich Voss. Historic and Emergent Trends in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Man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2008，48（6）
2.Deng，Ping. Investing for strategic resources and its rationale：The case of outward FDI from Chinese companies. Business Horizons，2007（50）
3.赵伟，江东.ODI与中国产业升级：机理分析与尝试性实证[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
作者简介：
王佳芥，女，硕士，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商务。
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看中国企业ODI动因
作者：王佳芥
来源：《商业时代》2013年第07期
内容摘要：入世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呈现出强劲增长态势，中国成为现实资本输出大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资本强国，是中国对外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选择。中国ODI输出模式不同于发达国家模式，而且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很不同。由于ODI动因揭示跨国公司特性和行为，本文对中国企业ODI动因的特色分析，就具有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商品输出 资本输出 对外直接投资（ODI） 动因
问题的提出
入世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s，以下简称ODI）呈现强劲增长态势，中国实现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角色转变，中国已成为现实资本输出大国。2010年中国ODI流量为688.1亿美元，列全球第５位。按目前年均递增率，ODI流量2013年可达1000亿美元，存量达5000亿美元。
“十二五”计划目标为2015年ODI与FDI比例达到100%。因此中国谋求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从资本集聚战略到资本辐射战略、贸易大国走向资本强国，实现由积极争取贸易优势向培育更高层次的资本竞争优势转变，是中国对外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选择。由于ODI动因揭示跨国公司特性和行为，本文对中国ODI动因的特色分析，就具有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邓宁（1993）提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四大动因：寻求自然资源、寻求市场、寻求效率、寻求战略资产。中国企业ODI动机是什么呢？虽然理论界一些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ODI动因应该有特殊性（如Mathews，2002），但主流观点（Buckley et al.，2007；
UNCTAD，2006）却认为发展中国家的ＯＤＩ动因特殊性应该基于传统理论框架。但是中国ＯDI模式不同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模式。首先，根据ODI的经典通论OIL理论，中国跨国企业在高新技术和管理技术、人才上并不具备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还未到“走出去”的时候，但是现实正好相反。第二，从投资主体看，完全以国有企业为主导。以非金融类ODI计算，2010年中央所属企业实现的ODI 流量和存量分别占中国全部ODI流量和存量的70.5%和77.1%。2011年国有企业投资占据总额的72%。2012年1季度国有企业占交易总额的98%，为历史最高值。第三，从投资行业看，中国ODI中服务业比重高达76%。第四，从投资地区看，中国FDI分布格局与贸易格局正好相反。中国三大贸易伙伴是欧盟、美国和日本，占据三分之一的份额；而ODI主要集中在亚洲。
分析中国ODI的最新趋势，让人产生几个疑问：第一，中国ODI模式是否脱离OLI理论？第二，中国FDI分布格局为何与贸易格局正好相反？ODI存量结构是否表明存在“比较优势悖论”，即ODI并不集中在中国企业具备竞争优势的产业领域，如制造业？第三，中国ODI主要由国有企业主导，中国政府在中国ODI的模式中扮演什么角色？由于ODI动因揭示跨国公司特性和行为，本文通过对中国ODI动因的特殊性进行分析，来寻找我国ＯＤＩ的特殊模式。
资源寻求动因的ODI模式
ODI资源寻求动因能很好解释中国公司在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与地区，如非洲、东亚和中亚的投资。但是ODI资源寻求动因却不能解释在发达国家的ODI动因。现实是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投资也大多出自获得自然资源。矿产、能源等资源性企业都牵涉到国家利益与国际安全，一旦中国企业开展收购，很快与其他政治、非政治因素挂钩，导致ODI投资障碍重重。为什么中国企业还前赴后继地开展在发达国家的资源性ODI呢？在获取资源这个传统因素之外，中国经济的特点和政府主导模式对资源获取型ODI有何影响呢？
第一，中国世界工厂的独特地位决定全球资源获取的必要性。2011年中国GDP达到7.3万亿美元，排世界第二位。中国出口贸易2009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制造业产值2010年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占全球20%。伴随着国内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虽然国内资源丰富，但在一些重要战略资源和能源，依旧具有高度的进口依赖性，这使得对大量进口的能源和资源的国际市场价格很少有话语权，常处于被动局面。因此为保障获得稳定的能源、资源，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以增强对战略能源和资源的生产控制和价格决定权，成为中国能源和资源企业的必然选择。
第二，过剩资本是资源寻求型ODI的推动力量。中国的国际收支自1990年以来（除1993年外）一直是经常和资本项目双顺差，长达２０年的双顺差是全球唯一特例。截至2012年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3万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占全球三成，连续六年居世界第一。在国内储蓄出现相对过剩条件下，国际直接投资便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有效战略选择。由于经济与矿业相辅相成，资源和能源项目的资本密集型特点，决定它是中国大量外汇储备的极佳出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将资源采掘业外移列上产业转移的战略议程。中国政府持有外汇储备资产主要是国债等债务性资产，实现从“债权投资”向“股权投资”的转变，是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目的。
第三，中国特色产业升级道路决定ODI特色模式。根据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的观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早期以自然资源开采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演变为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横向一体化生产活动。由于中国目前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资源开发是我国ODI的重点，资源开发业长期在我国ODI中占较大比重，符合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的观点。另外，这种规律也符合国际产业升级规律，即从资源开发型-制造业-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发展演变过程。作为后发型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ODI起步条件大不同于先行国家，这决定ODI产业升级效应路径模式的“中国特色”。相比发达国家ODI，中国现阶段
ODI重要特征是国内并不具备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先决优势，而是试图取道ＯＤＩ，通过国际生产体系的建立来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即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将是大规模ODI的结果，而不是前提。
市场寻求型动因的ODI模式
市场寻求型ODI以保护现有市场及在新市场上排挤竞争者或潜在竞争者为战略目标。梅新育（2011）认为：中国企业对发达东道国和发展中东道国来说，这个微观动机是不同的，对发达东道国来说，我们比较重视的是市场和技术优势，发展中东道国比较看中成本优势。 从实际看，中国市场寻求型动因ODI有以下三个特殊性：第一，寻求发达国家市场和技术的动因并没有被彰显；第二，开拓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具有国内市场规模小的特点；第三，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比重却相对偏低。
本文从几个方面来解释这个特殊性：
首先，中国ＯDI往往遭遇发达国家投资保护主义和准入限制。出于保护战略性产业的目的，发达国家政府对中国投资者的行业准入限制高。目前大量国家新出台的法律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使中国ＯＤＩ遇到阻碍。如美国1975年成立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CFIUS），欧盟最近也有意效仿美国。澳大利亚2010年2月通过新立法，收紧对国外投资的管理。
其次，发展中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过低，无法形成区位优势。中国在发展中东道国制造业企业都是传统劳动密集型，资本存量小是必然结果。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过低，最基础的区位优势都无法形成，不能吸引中国资本流入。
最后，存量结构“比较优势悖论”的区划和统计解释我国ODI存量前两位是商务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出现“比较优势悖论”的结果与我国行政区划和统计口径密切相关。由于对商务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的ODI投资主要集中在香港，大陆对香港这两个行业的投资统计口径纳入对外投资中。另外这个数据并没有反映中国ODI流向海外投资机构之后，再通过这些机构向资源或制造业等领域进行投资，因为资金离开中国时被登记为对服务业的投资。
效率寻求动因缺乏
效率寻求型，以实现地区或全球生产合理化，赢得加工专业化优势，提升核心竞争力地位为战略目标。效率寻求型属于纵向ODI，一般通过对以资源、市场为导向的直接投资进行重新整合以及再造来谋求效率的提高。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一般是从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全球产业分工的地位优化来收获效率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主要是通过对不同区域的不同要素禀赋、机构安排、经济体系等进行整和来收获效率。
但是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这个需求不强烈，特别是中国本身国内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持有这种观点的如Peter J. Buckley等（2008）。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显
示，ODI动因中，前三种动因对中国的跨国企业均有较大作用，唯有效率寻求型影响很小，这是中国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ODI动因上的很大区别。另外，因为全球重组和建立在大量海外机构、业务和功能的基础上，而中国跨国公司跨国化程度比较低，客观上缺乏全球重组和整和的微观基础，这也导致中国FDI流出业绩指数低。
战略资产寻求动因的兴起
当今经济全球化已经大大降低传统模式ODI动因理论的时效性，如新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推动力量来自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化。而上述三个方面都可以归因于企业特定资产：管理、技术、品牌信誉和商标等无形资产。战略资产寻求ODI主要是以获取研发力量和技术、国际品牌和终端渠道、接轨全球资本市场等而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邓宁（1998）认为全球FDI动因的最大变化就是战略资产寻求动因的迅速增长。Deng（2007）则断言中国跨国公司投资于发达国家最主要的动因是寻求战略资源和能力。Buckley et al.
（2008）以及Luo & Tung（2007）认为虽然中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存在劣势，但是作为战略资本，一些因素可以弥补资本劣势，如：高级技术、管理知识、品牌和物流网络等。
中国很多大型企业对于战略资产青睐有加，拥有这种动机的比例不断提高。中国跨国企业积极在海外寻求战略性资产：在发达国家建立研发中心追赶最新技术发展趋势、与国外行业巨头形成知识联盟、通过跨国界收购来获取核心技术和管理资产、收购海外成熟知名品牌和掌握终端、在各个金融中心建立融资投资目的的特殊目的机构（SPV）等。2012年1季度以非天然资源项目计，欧洲占我国ODI总额的83%，凸显欧洲作为关键战略投资目的地的地位，ODI为获得品牌、技术、高级制造等。但是寻求发达国家战略资产往往遭遇投资保护壁垒以及市场准入门槛。无论品牌还是核心技术ODI非常困难和代价高昂。
综上，本文认为中国ODI动因具有独特的模式，中国要实现资本输出大国转变，要实现ODI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必须基于自身行业特点、企业优势、国家扶持以及国际特点进行选择。而提高国际竞争力、培养中国的跨国公司，也离不开国家宏观政策和微观主体（企业）两个方面的建设。
参考文献：
1.Buckley，P. J.，Adam R. Cross， Hui Tan，Liu Xin，Hinrich Voss. Historic and Emergent Trends in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Man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2008，48（6）
2.Deng，Ping. Investing for strategic resources and its rationale：The case of outward FDI from Chinese companies. Business Horizons，2007（50）
3.赵伟，江东.ODI与中国产业升级：机理分析与尝试性实证[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
作者简介：
王佳芥，女，硕士，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商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