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一、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和国际分工高度发展的产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科技革命推动的结果，它是与信息经济相适应的，其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经济全球化突出表现在：第一，国际贸易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国际交往中最活跃的一环。第二，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带来了资本国际化。第三，金融国际化。第四，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第五，全球贸易规则日趋统一和完善，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在其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二、以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不断加剧
冷战结束后，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大国实力较量的主战场转向经济领域。为了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都在进行调整、探索、完善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体制，从而增强综合国力。因此，围绕着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不断加剧，主要表现在：
1. 各国竞相调整科技战略和政策。2. 各国把经济安全确定为对外战略的重点。3. 积极调整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努力扩大世界市场份额。4. 争夺科技人才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
三、新科技革命产生深远影响，经济信息化加速发展
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一下，各国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化，追求数量和速度的增长方式将让位于追求质量和效益的增长方式。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相对减少，而对科学技术、信息和人的素质的依赖程度大大加强。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学技术所起的作用在70%左右。新科技革命还引发了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因技术水平高低不同，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高科技的知识和信息密集型产业，依次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新的国际分工格局。
四、各国经济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场大规模的市场化浪潮席卷全球，这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又是推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一方面，世界市场的人为分割被消除，全球统一市场得以出现；另一方面，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了市场经济概念，并以此为目标进行经济改革。然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部分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内的运行，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体制方面的条件。进一步完善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运行机制和效能，将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长期任务。
五、人口、粮食、能源、水资源、生态环境等一些全球性经济问题
所谓全球性经济问题是指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影响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主要是人口、食粮、能源、水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开始关注这些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到今天，这些问题不仅仍然存在，而且更趋严重。人口膨胀成为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资源短缺成为制约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环境恶化成为阻碍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应负起责任，共同努力解决这些关系到世界经济持续发展乃至人类社会生存的重大问题。
六、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的发展使得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范围更广，也更为复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不平
衡发展。2.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平衡。
七、世界各国经济调整经济结构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普遍进行了重大的经济改革与调整，不断调整经济结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 经济调节机制的调整与改革。2. 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3. 国有经济的地位、结构的调整与改革。4. 企业的现代化改造。5. 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
八、跨国公司的作用
近年来，跨国公司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对外投资速度大大加快；内部组织管理方式进一步调整；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一浪高过一浪的企业兼并浪潮。通过联合与兼并的扩展，跨国公司有效地扩大经营规模，降低成本，控制销售渠道，增加市场占有份额，使自己成为经济领域里名副其实的“航空母舰”。
当代世界政治发展趋势：
一、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它促进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繁荣、技术进步、信息沟通、人员流动，增加了政府透明度。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降低了战争的危险，提高了政治冲突的门槛。但是，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近年来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伴随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出现的是：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超高消耗、对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财富的集中及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资本与人力资源加速流通所带来的更为复杂的社会矛盾。金融动荡、粮食短缺、能源紧张、环境污染、气候变化、非法移民、跨境犯罪、恐怖活动、传染疾病、产品安全等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议题。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使非传统安全问题同以领土主权为核心的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对各国的社会稳定造成冲击，增加了国际政治中的冲突因素。例如，人们开始担心，能源、粮食、水资源的紧缺，将使一度趋于缓解的领土争夺死灰复燃。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冷战后世界上的武装冲突集中在社会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其中绝大多数为国内冲突，而国内冲突又经常引发国际冲突和地区动荡。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一旦危及实体经济，引发经济衰退，原有的冲突和动乱将会加剧。
二、全球范围的宗教势力和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正在复苏
冷战结束意味着两大意识形态对抗的终结。但是人类历史从来都充满着思想激荡。人们在全球化带来的复杂矛盾中，依靠和寻找着精神依托以及对群体的归属感。于是，在传统宗教的复苏中，一部分宗教势力复归到所谓“原教旨主义”，并得到部分群体的拥戴；而恰恰当这些群体是自认为处于弱势的民族时，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就相互纠缠在一起，产生一些国家内部民族分裂的倾向，并往往受到国际势力的干预。
三、权力中心、财富中心和发展驱动力正在发生转移
近年来，国际政治格局和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出现了深刻变化。冷战刚刚结束时，美国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得到稳固，欧洲联合势头加快，日本在亚洲经济中是领头羊。发达国家掌控着国际机制的制订和执行。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西方国家的整体实力出现了相对削弱的迹象。美国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以及其他一系列对外行为，损害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削弱了它的软实力。现在美
国经济又受到次贷危机的冲击，“硬实力”也受到伤害。欧盟和日本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人口的老龄化、数量增长缓慢甚至减少，都对经济造成了制约。目前，国际金融动荡对欧洲的打击甚于美国。就整体而言，发达国家信心下降，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和压力。
四、国际规则和秩序正在经历重大变革
国际政治最原始的规则，是所谓“丛林规则”，即弱肉强食，无法无天。但是，涂炭生灵、两败俱伤的战争教训，以及国家间经济上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催生了国际法、国际关系准则，以及逐步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机制和规范。然而无数事实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组织和现存的全球合作机制，远远地落后于全球化的进程，出现了严重的“国际机制赤字”。例如，联合国改革的呼声很高但进展缓慢；多哈回合谈判失败证明世界贸易体制亟需修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力应付日益扩大的国际金融动荡；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全球合作机制远未建立；国际人道主义干预的原则和规则争议很大；国际社会缺乏处理民族分离主义倾向的共识；各种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扩大，其行为需要纳入规范的轨道；八国峰会近年来邀请了五个发展中国家加入其中，但尚未形成有长远设想的、更具代表性的大国协调机制，应付日益紧迫的全球挑战。
战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全球发展地平线》报告预计，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投资中的比重将从2000年的20%上升到2030年的60%。过去20年，发展中国家普遍经历了高速增长。2000年之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了全球平均增长速度的两倍，其国内生产总值（GDP ）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每年上升大约一个百分点。目前，发展中国家GDP 已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0%，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水平衡量，这一比例已达到50％左右。2008年爆发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尽管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冲击，但发展中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和经济复苏的力度，显然超过了人们的预期，虽然目前经济增速仍低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但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这与发达国家在危机之后的一蹶不振，形成了鲜明对照。
大多数国际机构和分析人士对发展中国家在未来20年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例如，一些预测显示，中国的GDP 将在2020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印度在2040年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计，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消费比重在2030年将占世界消费总量的50%以上；根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总额将是发达国家的1.5倍，其中，中国投资将占全球投资总量的30%。美国情报委员会在最新一期全球趋势报告中也预计，中国和印度的综合实力，包括经济总量、对外贸易和投资、能源、军事、科技创新等11项综合指标，到2030年将仅次于美国，分别排在全球第二、三位。
当然，也有一些分析人士对此持相对谨慎的观点。例如，不少经济学家关注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在过去50年里，100多个处于中等收入的国家中，只有11个国家迈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余则停滞在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有的甚至退化为低收入国家。按照收入水平来衡量，中国、印度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在未来10—20年将会相继达到中等收入与高收入的分界线。如果以过去50年的统计规律作为依据，目前发展中国家将只有极少数可以跨入发达国家行列。 经济的崛起，一方面明显地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上的话语
权和决策权，孕育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大的上升空间；另一方面，更高级别的挑战如“中等收入陷阱”等亦随之而来。发展中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它们能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依靠自主技术创新的发展模式，依靠人力资本的提高和良好创新制度的建立。此外，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比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崛起时更为严重的环境和资源约束，无法重复高收入国家的发展道路，必须寻求新的可持续发展途径。
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一、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和国际分工高度发展的产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科技革命推动的结果，它是与信息经济相适应的，其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经济全球化突出表现在：第一，国际贸易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国际交往中最活跃的一环。第二，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带来了资本国际化。第三，金融国际化。第四，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第五，全球贸易规则日趋统一和完善，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在其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二、以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不断加剧
冷战结束后，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大国实力较量的主战场转向经济领域。为了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都在进行调整、探索、完善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体制，从而增强综合国力。因此，围绕着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不断加剧，主要表现在：
1. 各国竞相调整科技战略和政策。2. 各国把经济安全确定为对外战略的重点。3. 积极调整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努力扩大世界市场份额。4. 争夺科技人才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
三、新科技革命产生深远影响，经济信息化加速发展
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一下，各国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化，追求数量和速度的增长方式将让位于追求质量和效益的增长方式。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相对减少，而对科学技术、信息和人的素质的依赖程度大大加强。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学技术所起的作用在70%左右。新科技革命还引发了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因技术水平高低不同，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高科技的知识和信息密集型产业，依次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新的国际分工格局。
四、各国经济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场大规模的市场化浪潮席卷全球，这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又是推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一方面，世界市场的人为分割被消除，全球统一市场得以出现；另一方面，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了市场经济概念，并以此为目标进行经济改革。然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部分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内的运行，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体制方面的条件。进一步完善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运行机制和效能，将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长期任务。
五、人口、粮食、能源、水资源、生态环境等一些全球性经济问题
所谓全球性经济问题是指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影响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主要是人口、食粮、能源、水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开始关注这些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到今天，这些问题不仅仍然存在，而且更趋严重。人口膨胀成为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资源短缺成为制约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环境恶化成为阻碍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应负起责任，共同努力解决这些关系到世界经济持续发展乃至人类社会生存的重大问题。
六、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的发展使得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范围更广，也更为复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不平
衡发展。2.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平衡。
七、世界各国经济调整经济结构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普遍进行了重大的经济改革与调整，不断调整经济结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 经济调节机制的调整与改革。2. 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3. 国有经济的地位、结构的调整与改革。4. 企业的现代化改造。5. 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
八、跨国公司的作用
近年来，跨国公司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对外投资速度大大加快；内部组织管理方式进一步调整；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一浪高过一浪的企业兼并浪潮。通过联合与兼并的扩展，跨国公司有效地扩大经营规模，降低成本，控制销售渠道，增加市场占有份额，使自己成为经济领域里名副其实的“航空母舰”。
当代世界政治发展趋势：
一、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它促进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繁荣、技术进步、信息沟通、人员流动，增加了政府透明度。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降低了战争的危险，提高了政治冲突的门槛。但是，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近年来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伴随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出现的是：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超高消耗、对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财富的集中及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资本与人力资源加速流通所带来的更为复杂的社会矛盾。金融动荡、粮食短缺、能源紧张、环境污染、气候变化、非法移民、跨境犯罪、恐怖活动、传染疾病、产品安全等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议题。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使非传统安全问题同以领土主权为核心的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对各国的社会稳定造成冲击，增加了国际政治中的冲突因素。例如，人们开始担心，能源、粮食、水资源的紧缺，将使一度趋于缓解的领土争夺死灰复燃。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冷战后世界上的武装冲突集中在社会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其中绝大多数为国内冲突，而国内冲突又经常引发国际冲突和地区动荡。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一旦危及实体经济，引发经济衰退，原有的冲突和动乱将会加剧。
二、全球范围的宗教势力和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正在复苏
冷战结束意味着两大意识形态对抗的终结。但是人类历史从来都充满着思想激荡。人们在全球化带来的复杂矛盾中，依靠和寻找着精神依托以及对群体的归属感。于是，在传统宗教的复苏中，一部分宗教势力复归到所谓“原教旨主义”，并得到部分群体的拥戴；而恰恰当这些群体是自认为处于弱势的民族时，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就相互纠缠在一起，产生一些国家内部民族分裂的倾向，并往往受到国际势力的干预。
三、权力中心、财富中心和发展驱动力正在发生转移
近年来，国际政治格局和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出现了深刻变化。冷战刚刚结束时，美国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得到稳固，欧洲联合势头加快，日本在亚洲经济中是领头羊。发达国家掌控着国际机制的制订和执行。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西方国家的整体实力出现了相对削弱的迹象。美国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以及其他一系列对外行为，损害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削弱了它的软实力。现在美
国经济又受到次贷危机的冲击，“硬实力”也受到伤害。欧盟和日本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人口的老龄化、数量增长缓慢甚至减少，都对经济造成了制约。目前，国际金融动荡对欧洲的打击甚于美国。就整体而言，发达国家信心下降，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和压力。
四、国际规则和秩序正在经历重大变革
国际政治最原始的规则，是所谓“丛林规则”，即弱肉强食，无法无天。但是，涂炭生灵、两败俱伤的战争教训，以及国家间经济上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催生了国际法、国际关系准则，以及逐步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机制和规范。然而无数事实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组织和现存的全球合作机制，远远地落后于全球化的进程，出现了严重的“国际机制赤字”。例如，联合国改革的呼声很高但进展缓慢；多哈回合谈判失败证明世界贸易体制亟需修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力应付日益扩大的国际金融动荡；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全球合作机制远未建立；国际人道主义干预的原则和规则争议很大；国际社会缺乏处理民族分离主义倾向的共识；各种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扩大，其行为需要纳入规范的轨道；八国峰会近年来邀请了五个发展中国家加入其中，但尚未形成有长远设想的、更具代表性的大国协调机制，应付日益紧迫的全球挑战。
战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全球发展地平线》报告预计，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投资中的比重将从2000年的20%上升到2030年的60%。过去20年，发展中国家普遍经历了高速增长。2000年之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了全球平均增长速度的两倍，其国内生产总值（GDP ）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每年上升大约一个百分点。目前，发展中国家GDP 已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0%，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水平衡量，这一比例已达到50％左右。2008年爆发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尽管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冲击，但发展中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和经济复苏的力度，显然超过了人们的预期，虽然目前经济增速仍低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但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这与发达国家在危机之后的一蹶不振，形成了鲜明对照。
大多数国际机构和分析人士对发展中国家在未来20年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例如，一些预测显示，中国的GDP 将在2020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印度在2040年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计，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消费比重在2030年将占世界消费总量的50%以上；根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总额将是发达国家的1.5倍，其中，中国投资将占全球投资总量的30%。美国情报委员会在最新一期全球趋势报告中也预计，中国和印度的综合实力，包括经济总量、对外贸易和投资、能源、军事、科技创新等11项综合指标，到2030年将仅次于美国，分别排在全球第二、三位。
当然，也有一些分析人士对此持相对谨慎的观点。例如，不少经济学家关注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在过去50年里，100多个处于中等收入的国家中，只有11个国家迈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余则停滞在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有的甚至退化为低收入国家。按照收入水平来衡量，中国、印度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在未来10—20年将会相继达到中等收入与高收入的分界线。如果以过去50年的统计规律作为依据，目前发展中国家将只有极少数可以跨入发达国家行列。 经济的崛起，一方面明显地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上的话语
权和决策权，孕育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大的上升空间；另一方面，更高级别的挑战如“中等收入陷阱”等亦随之而来。发展中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它们能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依靠自主技术创新的发展模式，依靠人力资本的提高和良好创新制度的建立。此外，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比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崛起时更为严重的环境和资源约束，无法重复高收入国家的发展道路，必须寻求新的可持续发展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