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纸币革命
2014-09-18 16:19:37 归档在 我的博文 | 浏览 2400 次 | 评论 0 条
钱穆先生曾说：“中国在唐代以前可称为古代社会，自宋代起至现在可说是近代社会。”关于宋朝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很多历史学家都有所共识，宋代的商业信贷、冶金煤矿、制造工业以及对外贸易均相当发达，商业化和城市化也达到较高的水平，拥有财产权的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渐成气候。作为一个一千多年前的帝国，宋朝仍然保持着很多古代社会的特点，但也已经发展出一些现代社会的雏形，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宋朝中国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历史的“颠峰”，恰恰不是其古代性，而是因为其现代性。纸币——或者说钞票，就是宋朝最伟大的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这与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的发明相比，也毫不逊色。作为造纸和印刷的发源地，纸币诞生于中国也属顺理成章。
铁钱
古代社会一直以金属为货币，主要是金、银和铜。金和银属于贵金属，因存量少而价值较高；中国自秦汉之后以铜钱为主要货币。货币总量与经济总量成正比，当经济发展较快时，必然需要较大的货币量。因为金属铜的生产量极为有限，唐朝就已经显示出货币供给的紧张状态。进入宋代之后，工商业取得长足发展，商品经济逐渐取代农业经济，成为宋朝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同时，宋朝取消了实物税，税收直接以货币结算，这就使货币需求飞快增长。
宋太祖时，每年铸钱7万贯，到了太宗时为80万贯，真宗时为183万贯，仁宗为300万贯，到神宗后，每年铸铜钱达到600余万贯，耗铜1万余吨，可谓巅峰。类似现代造币厂的铸钱监也由初期的7监（铜钱监4监、铁钱监3监）发展到神宗时26监（铜钱监17监，铁钱监9监）。即使如此，“钱荒”的问题依然没有太大的缓解。“钱荒”的背后还有一些其它因素，一是大量铜钱被民间化为铜器；二是大量货币的外流。作为经济大国，宋朝的货币扮演着国际货币的角色，“一国所铸，四朝共用”，不仅周边的辽、金、西夏和朝鲜等国在使用宋钱，随着国际贸易发展，很多宋钱还流人日本和东南亚，甚至远及印度、阿拉伯和非洲。
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朝占领后蜀，将当地的大量铜钱作为“上供”运往宋都开封，同时“增铸铁钱易民铜钱”，将铁钱作为蜀地的主货币，“令民输租及榷利，每铁钱十纳铜钱一”，虽然也有商人运铜钱入蜀，但杯水车薪，铁钱早已泛滥成灾。铁钱价值只有铜钱的十分之一，因此相同价值的铁钱是铜钱重量的10多倍。每千铁钱的重量，大钱25斤，中钱13斤。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重约500斤，要用车才载得动。对于大额交易来说，所需货币更加庞大。四川本来就多山，人们出行不易，如此沉重的货币带来极大的交割困难。不得已的情况下，人们将铁钱统一存放起来，以铁钱的存放凭证来进行交割，“市肆以契券指垛交易”。这种交割方式在唐朝时期就已经出现过。唐玄宗时，一些商人无法随身携带大量铜钱，从而发明了“飞钱”；即先将一笔铜钱交给官府，由官府出具凭证，然后用此凭证可在异地官府提取这笔铜钱。这凭证即称“飞钱”，类似现代汇票。
交子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成都十六家富商订立契约，联合创立了世界首家发行纸币的私人金融机构“交子铺”，开始发行信用纸币“交子”。一开始，“交子”仍只是一种类似于“飞钱”的民间汇兑凭证，或者“不记名可流通支票”，而非真正的货币。据史载，“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
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百万。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但后来“富民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交子因此遭到官方的禁止。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转运使薛田率先提出由官方发行交子的建议。天圣元年（1023年），薛田任益州知州后，“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请官为置（交子）务，禁民私造。”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发行纸币的官办机构——“益州交子务”就此诞生。
与之前的私人交子不同，官方发行的交子为固定面额，“自一贯至十贯文”，“逐道交子上书出钱数”，同时需“备本钱”，类似准备金制度。这种“铁本位”的交子的发行数额是与相应的铁钱储备为前提的，“据合同字号给付人户，取便行使”。交子上还印有发行日期。
自宝元二年（1039年）起，交子的面额定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因其面额过大，导致小额交易仍然离不开沉重的铁钱。熙宁元年（1068年），交子的面额改为一贯和五百文（半贯），发行比例为六比四。
为了保证纸币的耐用，印制交子的纸全部都使用楮树（构树）皮制造，因此交子也被叫做“楮币”或“楮券”。为了防止过分磨损，也为了防止假币，交子实行分期制，每两年或三年为一界，回收旧交子，发行新交子。每界发行额限定为125万多贯。熙宁五年（107
2）起，将交子的使用期延至4年，发行仍为两年一界，这使实际流通货币增加了一倍。至此，交子与铁钱储备逐渐失去了关联，成为纯粹的信用货币。当货币总量超出社会正常需求之后，交子必然会出现贬值。
宋朝使用铁钱的地区基本都使用了交子，比如山西和陕西。绍圣元年（1094年），成都府路一界增印15万贯，流通货币达到140多万贯。元符元年（1098年），又增印48万贯，每界达到188万贯。宋徽宗时，因陕西用兵，自崇宁元年（1102年）至大观元年（1107年）数年间共增印2400多万缗，四川交子大量行用于陕西地区。崇宁三年（1104年），特别设置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务”，以推行交子于京西地区。
钱引
与铸造金属货币相比，印制纸币成本要低得多，因此也很容易失控。经过将近一个世纪，交子的使用和发行已经变得混乱不堪，任意超发加印引起通货膨胀，交子贬值到只有面值的十分之一，甚至面值一千钱的只值十几钱。“籴本以楮，盐本以楮，百官之俸以楮，军士支犒以楮，州县支吾，无一而非楮。„„是宜物价翔腾，楮价损折，民生憔悴，战士常有不饱之忧，州县小民无以养廉为叹，皆楮之弊也。”（马端临《文献通考》）
大观元年（1107），改四川交子为“钱引”，交子务也变称“钱引务”。大观三年（1109年），即从第四十四界起，发行量恢复到当初的125万多贯，之前发行的钱引到期全部作废，并以500万贯钱作为成都钱引务的“本钱”。同时，将钱引的流通地区限于四川、陕西、山西。经过整顿后，到宣和年间，钱引的货币市场基本稳定。
南渡之后，南宋只剩下半壁江山，但四川和陕西仍属大宋，钱引仍然在此属于主流货币。100年如同一个轮回，钱引又重新走回到交子的老路上。在纸币的第二个100年末，钱引也沦落到贬值至面值1/10的地步。特别是将到期钱引任意延期，这最容易导致通胀。嘉
定元年（1208年），通过收兑第九十和九十一界钱引，共2500多万贯，钱引的货币秩序再次恢复如故。淳祐九年（1249年），每界钱引的使用年限改为10年，这大大增强了纸质货币的稳定性。
虽然纸币的发行仅限于个别地区，但宋朝中央政府始终掌握着纸币的发行权，地方政府必须将纸币的发行方案报经朝廷批准，方可实施。宝祐四年（1256年），南宋朝廷将新型纸币命名为“会子”，以取代之前的“钱引”。咸淳五年（1269年），会子印制完毕，面值总额为500万贯。
南宋初期的绍兴年间，纸币逐步扩大到浙西和江淮地区，因为没有“本钱”（准备金），遂改称“关子”和“公据”。绍兴二十九年（1160年），作为军费发行的这批纸币，在淮西、湖广称“关子”，各80万贯，有效期3年；淮东称“公据”，为40万贯，有效期2年。票面自10贯至100贯分为五种。当时，最为临时首都的杭州（临安）也出现大量私人发行的纸币“便钱会子”。户部侍郎兼临安知府钱端礼“夺其利归于官”，由临安府统一印造“会子”，“与铜钱并行”。后来，在户部专门设立“会子务”，作为官方的纸币发行机构。
会子
与早期由地方官府发行的的“交子”和“钱引”不同，“会子”由中央政府发行，取代的是传统主币铜钱，纸币因此而登堂入室成为主币，这无疑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革命。乾道四年（1168年），专设印钞厂“会子局”。这些铜钱本位制的纸币也称“铜钱会子”或“官会”，全部用不易磨损的铜版印制，票面分为三种：一贯、二贯、三贯，后又增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并加“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纸币用纸为徽州以楮树皮特制的“会子纸”。
作为全国性的主币， 会子的发行数额要大得多，同时取消了“界”的限制，自绍兴三十一年（1162年）到乾道二年（1166年），按面值总共印制了2800多万贯，发行1560万贯。由于地方州县不能以会子缴纳税款，便有商人以低价回收会子，然后到临安兑换铜钱，引发挤兑风潮。宋孝宗诏令“尽出内藏及南库银以易会子”，很快就平息了风波，会子得以正常流通。乾道五年（1169年），会子改为三年一界，每界限定1000万贯，因为同时有两界会子并行使用，实际流通量达到2000万贯。虽然每界发行量都略有增加，但因为有充足的发行准备金，即使遇到会子贬值挤兑，南宋政府也可以及时“秤提”，通过以金属货币回收会子来维持会子的正常币值。总体而言，会子作为官方主流货币，在发行和管理上仍保持了谨慎和节制。
“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纸币的价值完全建立在政府的信用之上，这使其本身极其脆弱。“楮未至于滞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以给之；楮未至于轻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未至于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在之数。”政府的负责任态度树立起“会子”的良好信誉，因而“民间尤以会子为便，却重于见钱也”。
到了光宗和宁宗时期（1189~1224年），会子的发行量过大，导致会子开始贬值。面值一千的会子只能兑换750文铜钱。第七界的发行量为2300多万贯，这已经比第一界翻了一番还多，到第十三界时，发行量更是达到4700多万贯，会子开始大幅贬值。到绍定五年（1232年），两界会子同时流通，已经将近2.3亿贯，比会子初期的10倍还要多。一时物价飞涨，军民皆困。
景定五年（1264年），南宋政府决定以“关子”取代严重贬值的“会子”。关子“每百作七十七文足，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三”；限期一月内更换所有第十八界会子，第十七界会子全部停止使用。这种朝三暮四的应急举措不仅于事无补，反而进一步加重了货币秩序的紊乱，“关子行，物价顿踊”。时人谓“楮币蚀其心腹，大敌剥其四肢”，大宋遂亡。
结语
宋朝虽亡，但由其创立的纸币制度却得到后来者的传承和继续，“天下大计仰给于纸”。元朝和明朝前期基本都以纸币为主要货币。哥伦布之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纸币才暂时退出法定货币行列。纸币的最大缺陷是过量导致的通胀，而白银的最大缺陷却是不足导致的紧缩。元朝因通胀而亡，明朝因紧缩而亡，清朝因白银大量流失而与英国发生战争。明清两代末期，都试图发行纸币来挽救货币困局，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他们或许忘了，纸币唯一的价值来自信誉，所谓“符信一加，化土芥为金玉。”
“竟持纸币挂庙陬，微风飘扬如喜收。”宋朝纸币，无论交子、钱引还是会子关子，乃至伪造的假币，几乎都没有留存到现代的。但曾发现过与南宋同一时期的金国纸币刻板，其面额为一百贯，规格为19×10厘米，有连续编号，同时还注有“伪造者处斩”及“检举者奖励三百贯”等字样。
值得一提的是，纸币还引发了印刷术的极大进步和革新，特别是金属活字的发明。因为纸币要求的印刷精度远超普通印刷品，同时又需要大批量印刷，传统的木板印刷被更先进的铜板印刷取代。为了防止假币和监控印刷量，所有纸币都被统一编号；也就是说，每张纸币都是唯一的。编号方式按照千字文次序，依次使用；两字相组合，便有1250×1250个互不重复的编码。千字文编码嵌入铜印版上的凹槽中，每印一次更换一字。此外，纸币所采用的套色印刷开彩色印刷之先河。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套色印刷显得极其复杂而高度精密。
宋代的纸币革命
2014-09-18 16:19:37 归档在 我的博文 | 浏览 2400 次 | 评论 0 条
钱穆先生曾说：“中国在唐代以前可称为古代社会，自宋代起至现在可说是近代社会。”关于宋朝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很多历史学家都有所共识，宋代的商业信贷、冶金煤矿、制造工业以及对外贸易均相当发达，商业化和城市化也达到较高的水平，拥有财产权的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渐成气候。作为一个一千多年前的帝国，宋朝仍然保持着很多古代社会的特点，但也已经发展出一些现代社会的雏形，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宋朝中国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历史的“颠峰”，恰恰不是其古代性，而是因为其现代性。纸币——或者说钞票，就是宋朝最伟大的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这与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的发明相比，也毫不逊色。作为造纸和印刷的发源地，纸币诞生于中国也属顺理成章。
铁钱
古代社会一直以金属为货币，主要是金、银和铜。金和银属于贵金属，因存量少而价值较高；中国自秦汉之后以铜钱为主要货币。货币总量与经济总量成正比，当经济发展较快时，必然需要较大的货币量。因为金属铜的生产量极为有限，唐朝就已经显示出货币供给的紧张状态。进入宋代之后，工商业取得长足发展，商品经济逐渐取代农业经济，成为宋朝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同时，宋朝取消了实物税，税收直接以货币结算，这就使货币需求飞快增长。
宋太祖时，每年铸钱7万贯，到了太宗时为80万贯，真宗时为183万贯，仁宗为300万贯，到神宗后，每年铸铜钱达到600余万贯，耗铜1万余吨，可谓巅峰。类似现代造币厂的铸钱监也由初期的7监（铜钱监4监、铁钱监3监）发展到神宗时26监（铜钱监17监，铁钱监9监）。即使如此，“钱荒”的问题依然没有太大的缓解。“钱荒”的背后还有一些其它因素，一是大量铜钱被民间化为铜器；二是大量货币的外流。作为经济大国，宋朝的货币扮演着国际货币的角色，“一国所铸，四朝共用”，不仅周边的辽、金、西夏和朝鲜等国在使用宋钱，随着国际贸易发展，很多宋钱还流人日本和东南亚，甚至远及印度、阿拉伯和非洲。
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朝占领后蜀，将当地的大量铜钱作为“上供”运往宋都开封，同时“增铸铁钱易民铜钱”，将铁钱作为蜀地的主货币，“令民输租及榷利，每铁钱十纳铜钱一”，虽然也有商人运铜钱入蜀，但杯水车薪，铁钱早已泛滥成灾。铁钱价值只有铜钱的十分之一，因此相同价值的铁钱是铜钱重量的10多倍。每千铁钱的重量，大钱25斤，中钱13斤。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重约500斤，要用车才载得动。对于大额交易来说，所需货币更加庞大。四川本来就多山，人们出行不易，如此沉重的货币带来极大的交割困难。不得已的情况下，人们将铁钱统一存放起来，以铁钱的存放凭证来进行交割，“市肆以契券指垛交易”。这种交割方式在唐朝时期就已经出现过。唐玄宗时，一些商人无法随身携带大量铜钱，从而发明了“飞钱”；即先将一笔铜钱交给官府，由官府出具凭证，然后用此凭证可在异地官府提取这笔铜钱。这凭证即称“飞钱”，类似现代汇票。
交子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成都十六家富商订立契约，联合创立了世界首家发行纸币的私人金融机构“交子铺”，开始发行信用纸币“交子”。一开始，“交子”仍只是一种类似于“飞钱”的民间汇兑凭证，或者“不记名可流通支票”，而非真正的货币。据史载，“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
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百万。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但后来“富民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交子因此遭到官方的禁止。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转运使薛田率先提出由官方发行交子的建议。天圣元年（1023年），薛田任益州知州后，“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请官为置（交子）务，禁民私造。”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发行纸币的官办机构——“益州交子务”就此诞生。
与之前的私人交子不同，官方发行的交子为固定面额，“自一贯至十贯文”，“逐道交子上书出钱数”，同时需“备本钱”，类似准备金制度。这种“铁本位”的交子的发行数额是与相应的铁钱储备为前提的，“据合同字号给付人户，取便行使”。交子上还印有发行日期。
自宝元二年（1039年）起，交子的面额定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因其面额过大，导致小额交易仍然离不开沉重的铁钱。熙宁元年（1068年），交子的面额改为一贯和五百文（半贯），发行比例为六比四。
为了保证纸币的耐用，印制交子的纸全部都使用楮树（构树）皮制造，因此交子也被叫做“楮币”或“楮券”。为了防止过分磨损，也为了防止假币，交子实行分期制，每两年或三年为一界，回收旧交子，发行新交子。每界发行额限定为125万多贯。熙宁五年（107
2）起，将交子的使用期延至4年，发行仍为两年一界，这使实际流通货币增加了一倍。至此，交子与铁钱储备逐渐失去了关联，成为纯粹的信用货币。当货币总量超出社会正常需求之后，交子必然会出现贬值。
宋朝使用铁钱的地区基本都使用了交子，比如山西和陕西。绍圣元年（1094年），成都府路一界增印15万贯，流通货币达到140多万贯。元符元年（1098年），又增印48万贯，每界达到188万贯。宋徽宗时，因陕西用兵，自崇宁元年（1102年）至大观元年（1107年）数年间共增印2400多万缗，四川交子大量行用于陕西地区。崇宁三年（1104年），特别设置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务”，以推行交子于京西地区。
钱引
与铸造金属货币相比，印制纸币成本要低得多，因此也很容易失控。经过将近一个世纪，交子的使用和发行已经变得混乱不堪，任意超发加印引起通货膨胀，交子贬值到只有面值的十分之一，甚至面值一千钱的只值十几钱。“籴本以楮，盐本以楮，百官之俸以楮，军士支犒以楮，州县支吾，无一而非楮。„„是宜物价翔腾，楮价损折，民生憔悴，战士常有不饱之忧，州县小民无以养廉为叹，皆楮之弊也。”（马端临《文献通考》）
大观元年（1107），改四川交子为“钱引”，交子务也变称“钱引务”。大观三年（1109年），即从第四十四界起，发行量恢复到当初的125万多贯，之前发行的钱引到期全部作废，并以500万贯钱作为成都钱引务的“本钱”。同时，将钱引的流通地区限于四川、陕西、山西。经过整顿后，到宣和年间，钱引的货币市场基本稳定。
南渡之后，南宋只剩下半壁江山，但四川和陕西仍属大宋，钱引仍然在此属于主流货币。100年如同一个轮回，钱引又重新走回到交子的老路上。在纸币的第二个100年末，钱引也沦落到贬值至面值1/10的地步。特别是将到期钱引任意延期，这最容易导致通胀。嘉
定元年（1208年），通过收兑第九十和九十一界钱引，共2500多万贯，钱引的货币秩序再次恢复如故。淳祐九年（1249年），每界钱引的使用年限改为10年，这大大增强了纸质货币的稳定性。
虽然纸币的发行仅限于个别地区，但宋朝中央政府始终掌握着纸币的发行权，地方政府必须将纸币的发行方案报经朝廷批准，方可实施。宝祐四年（1256年），南宋朝廷将新型纸币命名为“会子”，以取代之前的“钱引”。咸淳五年（1269年），会子印制完毕，面值总额为500万贯。
南宋初期的绍兴年间，纸币逐步扩大到浙西和江淮地区，因为没有“本钱”（准备金），遂改称“关子”和“公据”。绍兴二十九年（1160年），作为军费发行的这批纸币，在淮西、湖广称“关子”，各80万贯，有效期3年；淮东称“公据”，为40万贯，有效期2年。票面自10贯至100贯分为五种。当时，最为临时首都的杭州（临安）也出现大量私人发行的纸币“便钱会子”。户部侍郎兼临安知府钱端礼“夺其利归于官”，由临安府统一印造“会子”，“与铜钱并行”。后来，在户部专门设立“会子务”，作为官方的纸币发行机构。
会子
与早期由地方官府发行的的“交子”和“钱引”不同，“会子”由中央政府发行，取代的是传统主币铜钱，纸币因此而登堂入室成为主币，这无疑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革命。乾道四年（1168年），专设印钞厂“会子局”。这些铜钱本位制的纸币也称“铜钱会子”或“官会”，全部用不易磨损的铜版印制，票面分为三种：一贯、二贯、三贯，后又增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并加“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纸币用纸为徽州以楮树皮特制的“会子纸”。
作为全国性的主币， 会子的发行数额要大得多，同时取消了“界”的限制，自绍兴三十一年（1162年）到乾道二年（1166年），按面值总共印制了2800多万贯，发行1560万贯。由于地方州县不能以会子缴纳税款，便有商人以低价回收会子，然后到临安兑换铜钱，引发挤兑风潮。宋孝宗诏令“尽出内藏及南库银以易会子”，很快就平息了风波，会子得以正常流通。乾道五年（1169年），会子改为三年一界，每界限定1000万贯，因为同时有两界会子并行使用，实际流通量达到2000万贯。虽然每界发行量都略有增加，但因为有充足的发行准备金，即使遇到会子贬值挤兑，南宋政府也可以及时“秤提”，通过以金属货币回收会子来维持会子的正常币值。总体而言，会子作为官方主流货币，在发行和管理上仍保持了谨慎和节制。
“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纸币的价值完全建立在政府的信用之上，这使其本身极其脆弱。“楮未至于滞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以给之；楮未至于轻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未至于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在之数。”政府的负责任态度树立起“会子”的良好信誉，因而“民间尤以会子为便，却重于见钱也”。
到了光宗和宁宗时期（1189~1224年），会子的发行量过大，导致会子开始贬值。面值一千的会子只能兑换750文铜钱。第七界的发行量为2300多万贯，这已经比第一界翻了一番还多，到第十三界时，发行量更是达到4700多万贯，会子开始大幅贬值。到绍定五年（1232年），两界会子同时流通，已经将近2.3亿贯，比会子初期的10倍还要多。一时物价飞涨，军民皆困。
景定五年（1264年），南宋政府决定以“关子”取代严重贬值的“会子”。关子“每百作七十七文足，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三”；限期一月内更换所有第十八界会子，第十七界会子全部停止使用。这种朝三暮四的应急举措不仅于事无补，反而进一步加重了货币秩序的紊乱，“关子行，物价顿踊”。时人谓“楮币蚀其心腹，大敌剥其四肢”，大宋遂亡。
结语
宋朝虽亡，但由其创立的纸币制度却得到后来者的传承和继续，“天下大计仰给于纸”。元朝和明朝前期基本都以纸币为主要货币。哥伦布之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纸币才暂时退出法定货币行列。纸币的最大缺陷是过量导致的通胀，而白银的最大缺陷却是不足导致的紧缩。元朝因通胀而亡，明朝因紧缩而亡，清朝因白银大量流失而与英国发生战争。明清两代末期，都试图发行纸币来挽救货币困局，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他们或许忘了，纸币唯一的价值来自信誉，所谓“符信一加，化土芥为金玉。”
“竟持纸币挂庙陬，微风飘扬如喜收。”宋朝纸币，无论交子、钱引还是会子关子，乃至伪造的假币，几乎都没有留存到现代的。但曾发现过与南宋同一时期的金国纸币刻板，其面额为一百贯，规格为19×10厘米，有连续编号，同时还注有“伪造者处斩”及“检举者奖励三百贯”等字样。
值得一提的是，纸币还引发了印刷术的极大进步和革新，特别是金属活字的发明。因为纸币要求的印刷精度远超普通印刷品，同时又需要大批量印刷，传统的木板印刷被更先进的铜板印刷取代。为了防止假币和监控印刷量，所有纸币都被统一编号；也就是说，每张纸币都是唯一的。编号方式按照千字文次序，依次使用；两字相组合，便有1250×1250个互不重复的编码。千字文编码嵌入铜印版上的凹槽中，每印一次更换一字。此外，纸币所采用的套色印刷开彩色印刷之先河。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套色印刷显得极其复杂而高度精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