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即将迎来分享型经济的大爆炸
导读: 克莱·舍基(Clay Shirky)今年8月从纽约搬到了上海，开始在由美国纽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创办的上海纽约大学任教。舍基关注网络科技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是坚定的“分享主义”倡导者，著有《未来是湿的》《认知盈余》。9月2日，他在2014年腾讯智慧峰会上谈自己对分享经济的新思考，他分享的案例有QQ、淘宝，很接地气。演讲结束后，舍基接受了《商业周刊/中文版》记者的采访。
我的演讲是关于社交媒体和移动媒体之间是如何互动的。 与其谈那些抽象的东西，我想以一个上周在中国发生的故事开始，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阐释了社交媒体和移动媒体的力量。22岁的李先生和23岁的王先生是同事，有一天李告诉王他会撬锁。后来，他们去到一家停车场，撬开一辆车，在后备箱找到一个钱包，他们将钱包里的现金取出后就跑了。当他们把偷来的钱一数，居然有12000多元。他们很开心，李把钱在床上铺开，自己侧身躺在旁边，让王帮忙拍照。之后的故事就是，他把照片发到QQ上炫耀。警方通过这张照片，将这两个人抓捕了。个人分享的欲望如此强烈战胜了再正常不过的自我保护本能。
不只是王、李，口袋里有手机的人都有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欲望，这是一股不可思议的强大的冲动。这是例子是个人层面的，社交媒体也能更大规模地运作。这里有个例子。美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DARPA）想研究人们如何互相协作。2009年DARPA曾拿出4万美元奖金，奖励第一个发现在美国各地放飞的9个红气球的民间团队。几十个团队开始寻找红气球，有个团队说我知道怎么做，这就是MIT团队，他们在网上上发布消息，说愿意把部分奖金分给那些看到红气球的人，或者能以中间人身份找到红气球的人。人们通过邮件、FB、Twitter等各种渠道知道了这件事，很快，就找到了所有的红气球。想象一下，如果在传统电视上打广告做这件事，会太贵、太慢；在报纸等传统媒体渠道上也是一样。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能以很低的价钱够得到10倍多的人。MIT团队是唯一用了社交媒体的团队，DARPA给出的时间是30天，MIT团队只用了9小时，是预期时间的1/80。当社交媒体在很多人中发挥作用时，能创造出单个个人不能完成的任务。社交媒体改变世界，不只是让事情变得简单，而是让从前不能解决的事情得到解决。不只是解决，而且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解决，而解决问题的核心就是通过手机等移动设备。
这些移动设备极大地改变了我们使用互联网的方式，不只是
因为手机上有了相机，有了GPS。二十年前，我开始上网，那时我必须坐在一张椅子通过一个特别的机器才可以上网。但是现在线上、线下的界限正逐渐模糊，我们可以24小时在线。
我们的手机看上去简单了，但是它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了。第一点，手机使得一对多、多对多的沟通成为可能。第二点，使人们的商业行为和需求都发生了改变。传统互联网时期，我们决定给用户什么信息，他们就听什么信息。但这些都过去了，现在，我们不管是做饮料还是做高科技产品，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如今在线上的人不仅是消费者，也是决策者、参与者，可以和商家互动。我们本身也是手机用户，这让我们能够重新考虑自己的业务，重新站在大众的角度审视自己，思考大众在做购买决策的时候会想到什么，他们的行为是怎样的。互联网技术不会去改变酷炫新潮的东西，只改变那些无聊的东西。看看淘宝和天猫，现在有超过100万个中国商户在上面开店谋生。当然这也得益于手机的普及，有了手机，他们能更方便地逛网店。
其实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巴西、印度、肯尼亚，手机移动的革命都比欧美来得迅猛。虽然这些国家起步晚，但他们有后发优势，不用经历发达国家经历的一些阶段。
我们需要关注新的变化，来反思我们原先的假定。我觉得大家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谈到网络时，我们过多地关注设备。正如腾讯刘胜义讲的，讲信息技术时，不要谈技术，要谈信息。
回顾互联网发展的早期，在20世纪70年代，互联网覆盖的范围特别小，我们基本上在一张纸上就可以画完它的内部结构；当时，电脑机身有一间房那么大。当时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这真的能行吗？第二个问题是，人类到底想在网上做什么？当时所有的科学家都说，世界上最棒的就是电脑，只要有电脑，有网络，人们就可以在远程地在计算机上工作。那时，大家想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时间分享data，就有了FTP来实现data的传输。可是人们真的喜欢在网上或者说在电脑上花很多时间下载这么多data吗？
1970年代末的时候，汤姆林森发明了电子邮件，可以从一个地方发邮件给另一个人，那时大家经常发邮件，但很多人没有听过也没有见过FTP，即使它被公认为是最伟大的发明。所以说，我们经常犯这样的错误，就是过高地估计了技术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技术的依赖，而忽略了通过技术我们真正要连接的是设备后面的人。
现在，我们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大家都有手机，我们与其他人沟通的意愿更强烈了，所以我们注意到很多人喜欢把自拍照发到QQ，愿意到网站上写书评。这是亚马逊网站，这本《哈利波特》的书有9108条书评。你看这一条，“这本书很激动人心，我读了很多遍，每次读我都很享受。”这就是一条书评，发布时间是上周。《哈利波特》是上个世纪写的，最近还有人在写书评，也许你现在去看还会有今天的书评。其实没人会看到这些书评，如果他们不去这个买书页面。这说明人们有很强的社会表达的欲望，希望与其他人连接。亚马逊懂得人们不只买书，也喜欢分享对书的看法。亚马逊深知不能把商业和社交、社会生活，还有个人的生活环境决然开来，亚马逊给用户创造这种分享的环境，也增加用户对产品的忠诚度。
你也许常听说美国的分享经济。分享经济在美国语境里，可以说是提供租房服务的RBB和提供租车服务的Uber。更大范围的分享经济，就是一个消费者乐意分享的经济。因为有了移动社交媒体，人们有更大的自由去分享资源。我们还叫这个是移动电话，但这么叫更像是巧合，因为通话功能我们其实已经用得很少了。
这里有5个简短的例子，可以让人们非常好地理解分享的力量以及人们相互连接能够做的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第一个例子。有个节日叫“脱裤子日”，这是由in prant推出的活动。全球好几个城市，找一天，人们聚在一起，坐上地铁，脱掉外面的裤子。这些人穿着内裤表现淡定，让那些穿戴整齐的人开始怀疑，hey，我错过什么了吗？如果你创造了可供分享的情景，人们说Oh这看上去很有趣，他们会和其他人一起参与，然后在这样的日子做一些疯狂的事情。
有人深刻理解互联网如何改变了线上、线下的生活。第二个例子，在伦敦街道有人在玩一种游戏，同一时间，另外一群人则在线上玩这个游戏，在虚拟的3D版伦敦和在真实的伦敦玩游戏的人同步了。如果只有线上或线下，都不可能赢得这个游戏，一定要线上线下合作才能成功。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团队，他们认为单纯的线上或者单纯的线下都已经死了，然后通过技术实现线上线下游戏的糅合。
我们再看一下2012年在美国很火的宣传视频KONY 2012，这是一个叫“隐形儿童”的团队做的。视频戏剧性地展现上帝抵抗军（LRA）在中部非洲的邪恶行径。我不想谈视频的内容，只想分析在社交媒体上它是怎么传播的。我的一个朋友
是数据科学家，他做了信息传播路径图。你们看看传播这个视频的一些城市，好多都是没听过的美国小城市。“隐形儿童”意识到，不需要通过传统媒体就可以把信息传达到上亿人。
最近有一个例子是冰桶挑战，有人对其进行批评，说这个对身体并没有好处，但从信息传播角度冰桶挑战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告诉你两个事实。第一，为ALS筹集资金的机构2013年全年募集到的资金是6400万美元，上周四一天他们就集资了1000万美元，这彻底改变了他们原来的募资方式；第二个是，随着冰桶挑战的升级，它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活动，而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活动。
最后，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知道屏幕上这款游戏，这是1990年代的一款黑白二维游戏——pokemno。游戏允许成千上万的人同时登陆，一旦登陆，就可以玩左左右右。看上去无聊，但上周我们看到上百万人都参与了这个游戏，而且有成千上万的人同时观看这个游戏，这是非常疯狂的情况。pokemno的拥有者Twitch开始意识到pokemno有很多用户。Twitch才刚被亚马逊收购了，收购的价钱也只不到100万美元。Twitch的例子告诉我们，如果想传播到更广的人群，需要放弃一个想法：有很大一群受众的思考和行动方式完全一致。
Twitch创造出了一个三角型的模型，当你给一个人参与机会的时候，大概有100个人会说对此感兴趣，想要尝试一下，大概会有10倍以上的人会说我想对此作出反馈、评论，大概100倍的人会围观。所以，如果你设计的产品是为了参与而不是消费，那你需要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战略。每个不同的人群都会有不同的体验，要针对不同的人群来设计，而不仅仅只为消费者。很少一部分人驾驭pokemno，一大群人玩pokemno，更大一群人观看pokemno。每群人都有在享受这个游戏，但每个人的需求都不同。
在20世纪，能在公众中表达意见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而且当时的沟通都是单向的。那时，在公众场合发表建议的人，往往自我感觉非常好，因为很多人都在听他单向的表达意见。电视媒体以为美国举办超级橄榄球比赛时，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看电视直播，然后电视人可以很激动地说，我们赚取了他们所有的注意力。但实际上人们看橄榄球时不是这样子的。内容不再为王，对话为王，电视内容只是谈资而已。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情况是，每个人口袋里都有一个设备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而他们的需求主要是与彼此对话，搞清楚如何应对这种状况是一个新的挑战。
++++++++++
Q&A环节：
问：分享经济在很多国家被炒得很热，成功的案例也不少。在中国，很多人对分享型经济不了解，甚至有些排斥，您觉得分享经济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
舍基：分享型经济要成功有3个不可或缺的因素。首先，我们要能够提供非常优质的服务或者产品，这是分享的基本，是物质上的要求。第二，分享的人和对方必须要有比较高的认知水平。第三，我们必须相互之间有高度的信任。
中国完全具备分享型经济不可或缺的因素，关键点在于中国企业要向社会传递出一条信息：这个商业机会有比较高的可信度。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中国人期望有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同时，中国人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非常活跃。除此之外，中国城市人口密度非常高，在美国只有4个城市的人口超过200万，而中国这样的城市有大约40个。我相信明年，我们在中国将会见证一场分享型经济的爆炸时代。已经非常火热的汽车租赁业务，在我看来其实就是这次分享型经济大爆炸的序曲、开端。
如果要说中国和欧美国家在分享经济上的不同情况，一个是我们的法律体制和法律框架不尽相同。而且，和欧美国家相
比，中国不是落后，只是起步慢了，一旦起步它的发展速度会非常快。因为中国具备所有发展分享型经济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会更快地适应分享型经济的所有的这些需求。我觉得现在在淘宝和天猫上的买家俱乐部或者团购式的购买行为，都是分享型经济的很好例子。
人类历史上，后来者居上的情况常有。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前发生的一些革命，比方说手机革命，美国的手机普及率和手机渗透率一直在逐渐增长，但移动支付没有诞生于美国纽约，它是在内罗毕诞生的。非洲肯尼亚这些国家非常需要移动支付，中国也是如此。我从一个老外的角度看中国，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形态非常适合发展分享经济。所以我的观点是中国并没有落后，它只是起步较晚，肯定会后来者居上。
问：移动互联网是很大的红利，但是分享也有一些过剩，很多人陷入了社交疲倦。有些人整天埋头看手机，在中国就是刷微信，人与人之间的真正交流沟通反而少了，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舍基：这个现象不仅在中国存在，在美国也一样。当我们有比较便利的工具，比如微信、微博，我们一开始会在上面花太多时间，甚至有一种沉溺的感觉。但是现在在美国情况已
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人们开始对每天或者每周上网的时间有总体的控制。我们有个概念叫“网络安心日”，比如规定一周当中有一天不接触网络。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如果一个人一天拿着手机的时间比他抱孩子的时间还要长，这对他自己和他的家人来讲就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在欧洲，比如德国，我也看到社会行为上的转变。
总体的一个现象是，当新的工具或者新的社交媒体的形式出现时，人们蜂拥而上，不断地使用它。但是到了一定的程度，他们会发现这些新的工具给我们带来限制或者一些障碍，就会像碰壁一样又回来。目前我们在社交媒体使用和人与人之间亲密接触之间找平衡点，最终会找到一个平衡。
问：现在人人都在分享，大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东西很多都关乎自己的生活，感觉没有价值，怎样引导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呢？
舍基：其实我们并不能引导人们都分享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在一个日趋自由的环境中，你不可能要求所生产出来的东西一定与所消费的东西高度匹配，这个道理被历史多次证明。比如说，一个市场上的信息过剩，信息的平均质量肯定会下降，信息总量必然会上升。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以前我们只有一些正规单位或者机构，甚至是国家的一些机构才可以开展出版业务，但是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发微信、微博。在信息量增加的情况下，你不可能要求每一条信息的质量仍然非常高，我们可以说以前一本书的质量比现在一本书的质量高得多。我们不可能同时要求一个大规模的参与程度和一个非常高的质量，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个信息过滤的过程，当我们分享后，可能别人对我们的信息做一个过滤，再接受我们的分享。
问：前两天皮尤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个报告，指出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分享会压制一些比较小众的观点。当一个人发现自己的观点和主流观点不一致时会变得不乐意分享。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舍基：这是个新研究，我也刚看。我们把它称作“过滤泡沫”。之前有人以过滤泡沫写了一本书，他所描述的现象就是人们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把自己局限在和他们观点一致的小团体当中。之前我也看到这本书，但当时我觉得这个现象不是特别常见，就没太拿它当回事。皮尤研究中心的那个报告确实也给我带来一丝忧虑。这种现象有点像自我审查，我们每
个人都好像是一个审查机构，会把那些有利于我们的信息或者我们愿意接受的信息剩下，而把和我们的观点相左或者不属于所谓主流观点的信息舍弃。
在美国有这样一个玩笑，晚餐的时候不要和你的家人讨论政治或者宗教信仰方面的问题，因为你自然不希望吃晚餐时和他们就这些问题打起来。这个玩笑和我们刚才讲到的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会选择自己比较愿意接受的或者有利于自己的主流观点一模一样。皮尤研究中心出的报告中，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沉默的螺旋理论——当我们的观点和其他观点共同存在时，我们会更多地愿意相信属于我们这一派的观点。就这个理论，我了解到现在有两个策略来解决，第一个策略是创造出一些空间可以持反对意见。第二是我们在匿名社区表达不同观点。这个报告的观点让我担忧，因为社交媒体成了一个压抑部分人表达欲的平台。
问：社交媒体是否会带来一些道德风险？
舍基：这一点是必然的。随着我们的自由度越来越高，随着我们使用的社交媒体越来越多样化，道德风险肯定会增加，道德水平肯定会相应降低。我们应当防御或者警惕的最大道德风险，是可能人们会利用社交媒体和网络来攻击对方。有
一个发生在美国的很糟糕的例子，一位女士在网络上发布了一些网游中的性爱视频，结果引来了很多骚扰，很多她并不希望看到的骚扰，以至于她不得不搬家。所以，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怎样保护那些在网络上发布类似信息的人，因为我们要保护他们必要的人身权利。保护他们不被骚扰、攻击的途径有很多，可以是法律途径或者社会宣传途径，但肯定要通过多种途径，多管齐下，一种途径往往是不够的。
问：现在有很多社交工具，Facebook、Twitter、Secret、Snapchat、微信……，您觉得下一个会流行的社交应用会是什么样子？有没有关注一些社交媒体上的亚文化？
舍基：我认为未来发展比较快的会是一些协作式和问答式的应用软件和网站。我用美国的例子回答你，美国有些网站，比如有个网站现在叫horoscopes，前身是雅虎问答。这些网站和软件的目的或者主要功能是在网上解答网友提出的比较具体的、专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最终答案对于提问者和其他人都有非常高的价值。
再看GitHub。Git是一个关于计算机编程的网站，这个网站衍生出一个问答的次网站叫Github，它主要是给所有程序员提供一个相互协作和相互交流问题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
程序员可以对他们平时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进行非常深度的交流。我觉得这种平台不仅仅对于电脑程序员有用，对律师也很有用，因为他们可以共同讨论某一个案件。这些软件或者这些社交媒体的发展，最终会影响一些行业，比如促进计算机业或者律师诉讼业的发展。
中国即将迎来分享型经济的大爆炸
导读: 克莱·舍基(Clay Shirky)今年8月从纽约搬到了上海，开始在由美国纽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创办的上海纽约大学任教。舍基关注网络科技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是坚定的“分享主义”倡导者，著有《未来是湿的》《认知盈余》。9月2日，他在2014年腾讯智慧峰会上谈自己对分享经济的新思考，他分享的案例有QQ、淘宝，很接地气。演讲结束后，舍基接受了《商业周刊/中文版》记者的采访。
我的演讲是关于社交媒体和移动媒体之间是如何互动的。 与其谈那些抽象的东西，我想以一个上周在中国发生的故事开始，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阐释了社交媒体和移动媒体的力量。22岁的李先生和23岁的王先生是同事，有一天李告诉王他会撬锁。后来，他们去到一家停车场，撬开一辆车，在后备箱找到一个钱包，他们将钱包里的现金取出后就跑了。当他们把偷来的钱一数，居然有12000多元。他们很开心，李把钱在床上铺开，自己侧身躺在旁边，让王帮忙拍照。之后的故事就是，他把照片发到QQ上炫耀。警方通过这张照片，将这两个人抓捕了。个人分享的欲望如此强烈战胜了再正常不过的自我保护本能。
不只是王、李，口袋里有手机的人都有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欲望，这是一股不可思议的强大的冲动。这是例子是个人层面的，社交媒体也能更大规模地运作。这里有个例子。美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DARPA）想研究人们如何互相协作。2009年DARPA曾拿出4万美元奖金，奖励第一个发现在美国各地放飞的9个红气球的民间团队。几十个团队开始寻找红气球，有个团队说我知道怎么做，这就是MIT团队，他们在网上上发布消息，说愿意把部分奖金分给那些看到红气球的人，或者能以中间人身份找到红气球的人。人们通过邮件、FB、Twitter等各种渠道知道了这件事，很快，就找到了所有的红气球。想象一下，如果在传统电视上打广告做这件事，会太贵、太慢；在报纸等传统媒体渠道上也是一样。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能以很低的价钱够得到10倍多的人。MIT团队是唯一用了社交媒体的团队，DARPA给出的时间是30天，MIT团队只用了9小时，是预期时间的1/80。当社交媒体在很多人中发挥作用时，能创造出单个个人不能完成的任务。社交媒体改变世界，不只是让事情变得简单，而是让从前不能解决的事情得到解决。不只是解决，而且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解决，而解决问题的核心就是通过手机等移动设备。
这些移动设备极大地改变了我们使用互联网的方式，不只是
因为手机上有了相机，有了GPS。二十年前，我开始上网，那时我必须坐在一张椅子通过一个特别的机器才可以上网。但是现在线上、线下的界限正逐渐模糊，我们可以24小时在线。
我们的手机看上去简单了，但是它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了。第一点，手机使得一对多、多对多的沟通成为可能。第二点，使人们的商业行为和需求都发生了改变。传统互联网时期，我们决定给用户什么信息，他们就听什么信息。但这些都过去了，现在，我们不管是做饮料还是做高科技产品，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如今在线上的人不仅是消费者，也是决策者、参与者，可以和商家互动。我们本身也是手机用户，这让我们能够重新考虑自己的业务，重新站在大众的角度审视自己，思考大众在做购买决策的时候会想到什么，他们的行为是怎样的。互联网技术不会去改变酷炫新潮的东西，只改变那些无聊的东西。看看淘宝和天猫，现在有超过100万个中国商户在上面开店谋生。当然这也得益于手机的普及，有了手机，他们能更方便地逛网店。
其实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巴西、印度、肯尼亚，手机移动的革命都比欧美来得迅猛。虽然这些国家起步晚，但他们有后发优势，不用经历发达国家经历的一些阶段。
我们需要关注新的变化，来反思我们原先的假定。我觉得大家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谈到网络时，我们过多地关注设备。正如腾讯刘胜义讲的，讲信息技术时，不要谈技术，要谈信息。
回顾互联网发展的早期，在20世纪70年代，互联网覆盖的范围特别小，我们基本上在一张纸上就可以画完它的内部结构；当时，电脑机身有一间房那么大。当时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这真的能行吗？第二个问题是，人类到底想在网上做什么？当时所有的科学家都说，世界上最棒的就是电脑，只要有电脑，有网络，人们就可以在远程地在计算机上工作。那时，大家想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时间分享data，就有了FTP来实现data的传输。可是人们真的喜欢在网上或者说在电脑上花很多时间下载这么多data吗？
1970年代末的时候，汤姆林森发明了电子邮件，可以从一个地方发邮件给另一个人，那时大家经常发邮件，但很多人没有听过也没有见过FTP，即使它被公认为是最伟大的发明。所以说，我们经常犯这样的错误，就是过高地估计了技术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技术的依赖，而忽略了通过技术我们真正要连接的是设备后面的人。
现在，我们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大家都有手机，我们与其他人沟通的意愿更强烈了，所以我们注意到很多人喜欢把自拍照发到QQ，愿意到网站上写书评。这是亚马逊网站，这本《哈利波特》的书有9108条书评。你看这一条，“这本书很激动人心，我读了很多遍，每次读我都很享受。”这就是一条书评，发布时间是上周。《哈利波特》是上个世纪写的，最近还有人在写书评，也许你现在去看还会有今天的书评。其实没人会看到这些书评，如果他们不去这个买书页面。这说明人们有很强的社会表达的欲望，希望与其他人连接。亚马逊懂得人们不只买书，也喜欢分享对书的看法。亚马逊深知不能把商业和社交、社会生活，还有个人的生活环境决然开来，亚马逊给用户创造这种分享的环境，也增加用户对产品的忠诚度。
你也许常听说美国的分享经济。分享经济在美国语境里，可以说是提供租房服务的RBB和提供租车服务的Uber。更大范围的分享经济，就是一个消费者乐意分享的经济。因为有了移动社交媒体，人们有更大的自由去分享资源。我们还叫这个是移动电话，但这么叫更像是巧合，因为通话功能我们其实已经用得很少了。
这里有5个简短的例子，可以让人们非常好地理解分享的力量以及人们相互连接能够做的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第一个例子。有个节日叫“脱裤子日”，这是由in prant推出的活动。全球好几个城市，找一天，人们聚在一起，坐上地铁，脱掉外面的裤子。这些人穿着内裤表现淡定，让那些穿戴整齐的人开始怀疑，hey，我错过什么了吗？如果你创造了可供分享的情景，人们说Oh这看上去很有趣，他们会和其他人一起参与，然后在这样的日子做一些疯狂的事情。
有人深刻理解互联网如何改变了线上、线下的生活。第二个例子，在伦敦街道有人在玩一种游戏，同一时间，另外一群人则在线上玩这个游戏，在虚拟的3D版伦敦和在真实的伦敦玩游戏的人同步了。如果只有线上或线下，都不可能赢得这个游戏，一定要线上线下合作才能成功。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团队，他们认为单纯的线上或者单纯的线下都已经死了，然后通过技术实现线上线下游戏的糅合。
我们再看一下2012年在美国很火的宣传视频KONY 2012，这是一个叫“隐形儿童”的团队做的。视频戏剧性地展现上帝抵抗军（LRA）在中部非洲的邪恶行径。我不想谈视频的内容，只想分析在社交媒体上它是怎么传播的。我的一个朋友
是数据科学家，他做了信息传播路径图。你们看看传播这个视频的一些城市，好多都是没听过的美国小城市。“隐形儿童”意识到，不需要通过传统媒体就可以把信息传达到上亿人。
最近有一个例子是冰桶挑战，有人对其进行批评，说这个对身体并没有好处，但从信息传播角度冰桶挑战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告诉你两个事实。第一，为ALS筹集资金的机构2013年全年募集到的资金是6400万美元，上周四一天他们就集资了1000万美元，这彻底改变了他们原来的募资方式；第二个是，随着冰桶挑战的升级，它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活动，而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活动。
最后，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知道屏幕上这款游戏，这是1990年代的一款黑白二维游戏——pokemno。游戏允许成千上万的人同时登陆，一旦登陆，就可以玩左左右右。看上去无聊，但上周我们看到上百万人都参与了这个游戏，而且有成千上万的人同时观看这个游戏，这是非常疯狂的情况。pokemno的拥有者Twitch开始意识到pokemno有很多用户。Twitch才刚被亚马逊收购了，收购的价钱也只不到100万美元。Twitch的例子告诉我们，如果想传播到更广的人群，需要放弃一个想法：有很大一群受众的思考和行动方式完全一致。
Twitch创造出了一个三角型的模型，当你给一个人参与机会的时候，大概有100个人会说对此感兴趣，想要尝试一下，大概会有10倍以上的人会说我想对此作出反馈、评论，大概100倍的人会围观。所以，如果你设计的产品是为了参与而不是消费，那你需要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战略。每个不同的人群都会有不同的体验，要针对不同的人群来设计，而不仅仅只为消费者。很少一部分人驾驭pokemno，一大群人玩pokemno，更大一群人观看pokemno。每群人都有在享受这个游戏，但每个人的需求都不同。
在20世纪，能在公众中表达意见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而且当时的沟通都是单向的。那时，在公众场合发表建议的人，往往自我感觉非常好，因为很多人都在听他单向的表达意见。电视媒体以为美国举办超级橄榄球比赛时，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看电视直播，然后电视人可以很激动地说，我们赚取了他们所有的注意力。但实际上人们看橄榄球时不是这样子的。内容不再为王，对话为王，电视内容只是谈资而已。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情况是，每个人口袋里都有一个设备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而他们的需求主要是与彼此对话，搞清楚如何应对这种状况是一个新的挑战。
++++++++++
Q&A环节：
问：分享经济在很多国家被炒得很热，成功的案例也不少。在中国，很多人对分享型经济不了解，甚至有些排斥，您觉得分享经济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
舍基：分享型经济要成功有3个不可或缺的因素。首先，我们要能够提供非常优质的服务或者产品，这是分享的基本，是物质上的要求。第二，分享的人和对方必须要有比较高的认知水平。第三，我们必须相互之间有高度的信任。
中国完全具备分享型经济不可或缺的因素，关键点在于中国企业要向社会传递出一条信息：这个商业机会有比较高的可信度。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中国人期望有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同时，中国人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非常活跃。除此之外，中国城市人口密度非常高，在美国只有4个城市的人口超过200万，而中国这样的城市有大约40个。我相信明年，我们在中国将会见证一场分享型经济的爆炸时代。已经非常火热的汽车租赁业务，在我看来其实就是这次分享型经济大爆炸的序曲、开端。
如果要说中国和欧美国家在分享经济上的不同情况，一个是我们的法律体制和法律框架不尽相同。而且，和欧美国家相
比，中国不是落后，只是起步慢了，一旦起步它的发展速度会非常快。因为中国具备所有发展分享型经济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会更快地适应分享型经济的所有的这些需求。我觉得现在在淘宝和天猫上的买家俱乐部或者团购式的购买行为，都是分享型经济的很好例子。
人类历史上，后来者居上的情况常有。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前发生的一些革命，比方说手机革命，美国的手机普及率和手机渗透率一直在逐渐增长，但移动支付没有诞生于美国纽约，它是在内罗毕诞生的。非洲肯尼亚这些国家非常需要移动支付，中国也是如此。我从一个老外的角度看中国，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形态非常适合发展分享经济。所以我的观点是中国并没有落后，它只是起步较晚，肯定会后来者居上。
问：移动互联网是很大的红利，但是分享也有一些过剩，很多人陷入了社交疲倦。有些人整天埋头看手机，在中国就是刷微信，人与人之间的真正交流沟通反而少了，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舍基：这个现象不仅在中国存在，在美国也一样。当我们有比较便利的工具，比如微信、微博，我们一开始会在上面花太多时间，甚至有一种沉溺的感觉。但是现在在美国情况已
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人们开始对每天或者每周上网的时间有总体的控制。我们有个概念叫“网络安心日”，比如规定一周当中有一天不接触网络。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如果一个人一天拿着手机的时间比他抱孩子的时间还要长，这对他自己和他的家人来讲就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在欧洲，比如德国，我也看到社会行为上的转变。
总体的一个现象是，当新的工具或者新的社交媒体的形式出现时，人们蜂拥而上，不断地使用它。但是到了一定的程度，他们会发现这些新的工具给我们带来限制或者一些障碍，就会像碰壁一样又回来。目前我们在社交媒体使用和人与人之间亲密接触之间找平衡点，最终会找到一个平衡。
问：现在人人都在分享，大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东西很多都关乎自己的生活，感觉没有价值，怎样引导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呢？
舍基：其实我们并不能引导人们都分享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在一个日趋自由的环境中，你不可能要求所生产出来的东西一定与所消费的东西高度匹配，这个道理被历史多次证明。比如说，一个市场上的信息过剩，信息的平均质量肯定会下降，信息总量必然会上升。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以前我们只有一些正规单位或者机构，甚至是国家的一些机构才可以开展出版业务，但是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发微信、微博。在信息量增加的情况下，你不可能要求每一条信息的质量仍然非常高，我们可以说以前一本书的质量比现在一本书的质量高得多。我们不可能同时要求一个大规模的参与程度和一个非常高的质量，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个信息过滤的过程，当我们分享后，可能别人对我们的信息做一个过滤，再接受我们的分享。
问：前两天皮尤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个报告，指出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分享会压制一些比较小众的观点。当一个人发现自己的观点和主流观点不一致时会变得不乐意分享。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舍基：这是个新研究，我也刚看。我们把它称作“过滤泡沫”。之前有人以过滤泡沫写了一本书，他所描述的现象就是人们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把自己局限在和他们观点一致的小团体当中。之前我也看到这本书，但当时我觉得这个现象不是特别常见，就没太拿它当回事。皮尤研究中心的那个报告确实也给我带来一丝忧虑。这种现象有点像自我审查，我们每
个人都好像是一个审查机构，会把那些有利于我们的信息或者我们愿意接受的信息剩下，而把和我们的观点相左或者不属于所谓主流观点的信息舍弃。
在美国有这样一个玩笑，晚餐的时候不要和你的家人讨论政治或者宗教信仰方面的问题，因为你自然不希望吃晚餐时和他们就这些问题打起来。这个玩笑和我们刚才讲到的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会选择自己比较愿意接受的或者有利于自己的主流观点一模一样。皮尤研究中心出的报告中，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沉默的螺旋理论——当我们的观点和其他观点共同存在时，我们会更多地愿意相信属于我们这一派的观点。就这个理论，我了解到现在有两个策略来解决，第一个策略是创造出一些空间可以持反对意见。第二是我们在匿名社区表达不同观点。这个报告的观点让我担忧，因为社交媒体成了一个压抑部分人表达欲的平台。
问：社交媒体是否会带来一些道德风险？
舍基：这一点是必然的。随着我们的自由度越来越高，随着我们使用的社交媒体越来越多样化，道德风险肯定会增加，道德水平肯定会相应降低。我们应当防御或者警惕的最大道德风险，是可能人们会利用社交媒体和网络来攻击对方。有
一个发生在美国的很糟糕的例子，一位女士在网络上发布了一些网游中的性爱视频，结果引来了很多骚扰，很多她并不希望看到的骚扰，以至于她不得不搬家。所以，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怎样保护那些在网络上发布类似信息的人，因为我们要保护他们必要的人身权利。保护他们不被骚扰、攻击的途径有很多，可以是法律途径或者社会宣传途径，但肯定要通过多种途径，多管齐下，一种途径往往是不够的。
问：现在有很多社交工具，Facebook、Twitter、Secret、Snapchat、微信……，您觉得下一个会流行的社交应用会是什么样子？有没有关注一些社交媒体上的亚文化？
舍基：我认为未来发展比较快的会是一些协作式和问答式的应用软件和网站。我用美国的例子回答你，美国有些网站，比如有个网站现在叫horoscopes，前身是雅虎问答。这些网站和软件的目的或者主要功能是在网上解答网友提出的比较具体的、专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最终答案对于提问者和其他人都有非常高的价值。
再看GitHub。Git是一个关于计算机编程的网站，这个网站衍生出一个问答的次网站叫Github，它主要是给所有程序员提供一个相互协作和相互交流问题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
程序员可以对他们平时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进行非常深度的交流。我觉得这种平台不仅仅对于电脑程序员有用，对律师也很有用，因为他们可以共同讨论某一个案件。这些软件或者这些社交媒体的发展，最终会影响一些行业，比如促进计算机业或者律师诉讼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