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底，时任第十二军军长的李德生，奉调到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三年间，他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和现代军事科学理论，总结了战争经验，有了很大收获。他感受最深的一点是，毛泽东最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一切着眼于发展，实事求是地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战略问题。李德生结业后，仍回十二军任军长。在他的精心培育下，20世纪60年代享誉全军全国的郭兴福教学法诞生了。这是李德生运用所学理论卓有成效地指导部队军事训练实践的产物，也是他在和平年代对我军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 工作组四个月 谁也没有离开训练分队 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军事训练是部队的中心工作，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基本途径。战时主要是通过打仗提高部队战斗力，平时主要是通过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和平时期的军事训练必须用战场需要这把刻刀来塑造。这一点，对长期担任军事主官的李德生来说，思想上是明确而坚定的。 在1958年错误地开展“反教条主义”以后，军委撤销了训练总监部，成立了军事训练与学术研究委员会，由叶剑英任主任。叶剑英上任后，针对当时一些干部由于“反教条主义”而影响到抓训练束手束脚、思想顾虑较多的情况，强调指出，训练一定要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并对这一方针作了精辟完整的表述：一是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二是以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为依据；三是以总结我军经验为主，有选择地吸收苏联及其他国家的经验；四是认真研究敌人；五是从国家和军队的现实情况出发，照顾到今后可能的发展。 通过学习，李德生认为，叶剑英提出的“以我为主”的五条方针，归结到一点，就是立足我军实际，研究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1961年初，李德生主持召开十二军军事工作会议，部署全年训练任务。他在会上说：“现在军委训练方针、原则，要求都非常明确，但训练方法不改革，就难以落实。我们的任务是过河，没有桥和船就过不去，解决好训练方法问题，就像解决过河的桥和船。”李德生认为，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必须深入到实践中去，到群众中去。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新方法，发现新典型，解决好桥和船的问题。李德生要求九个步兵团的团长，每人都要亲自抓一个班的试点，摸经验，探路子。 军事工作会议一结束，李德生在和军政委史景班商量后，便亲自带着军师团联合工作组，到军的训练先行连第三十四师一○○团二连蹲点。一○○团是具有光荣传统的红军团队，二连更有辉煌的历史，先后参加了挺进大别山、渡江作战等上百次战斗，连队八次荣立战功，涌现出120多名战斗英雄和模范，其中有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共和国英雄”称号的伍先华。李德生决心在这样的连队，与指战员一起，以战术训练为突破口，共同探索和总结新的训练方法，培养先进典型，推动全盘，抓出军事训练的新成效。这时的郭兴福是该连的一名副连长，尚未显露头角，李德生并不认识他。应当说，吸引李德生来到这个连队的，是团队和连队的历史荣誉而不是郭兴福。 来到连队的第二天，李德生便对二连进行了一次检验性的、带战术背景的、事先不打招呼的实弹射击考核，还集中了全师连以上干部到现场参观。结果，这个训练先行连队，成绩并不理想，实弹射击只打了个及格，其他方面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为此，李德生找主管训练的副连长郭兴福进行了长谈，启发他牢牢记住：训练是为了打仗，不是为了摆花架子；一定要从实战出发，严格要求，严格训练；要使每一个战士都成为“有理想，有觉悟，生龙活虎，机智灵活，本领高强的勇士”。李德生也表扬了在这次考核急行军中，战士们吃苦精神是很好的。尽管郭兴福对这次“突然袭击”式的考核有些想法，但经过李德生的耐心教育，还是能够正确对待的。郭兴福也认为目前的训练状况亟须改进，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想法。 李德生从多方面了解和接触中得知：郭兴福是山东省邹平县人，1930年出生在一个贫农家里，生活艰难，12岁时就被国民党抓壮丁当了勤务兵，后随起义部队参加了解放军，先后参加过淮海、渡江、漳厦战役。194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调步兵学校学习深造四年。毕业后分配到三十四师教导营任排长四年，积累了丰富的分队战术技术训练经验。从上述经历看，李德生认为，郭兴福有条件担负试点分队的教学任务，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教练员。 当天晚上，李德生与工作组研究决定，在二连进行从单兵、小组到班战术的训练改革试验。同时，确定郭兴福和另外两名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干部担任教练。他们的分工是军作训处参谋宋文皋教班战术，师作训科参谋吴亚东教单兵战术，郭兴福负责教战斗小组科目。任务明确后，李德生命令将一连和另一个团的七连专门抽出来，集中时间、精力，全力参与训练改革，先后达四个月之久。在此期间，工作组谁也没有离开训练分队半步。军里一些要军长拍板的事情，都是送到连队请李德生批办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演练，训练改革项目有了一些眉目。1961年5月，李德生决定把军里所有参加过战斗的营以上军事主官找来，要求他们用“实战需要”这把尺子衡量实验分队的作业，对教学进行论证鉴定。在浙江金华的尖峰山下，几个改革项目进入最后定型。现场作业表演，十分逼真。检验结束后，大家公认，三个科目各有所长，都对打破训练中的形式化、公式化、走过场，走出了新路子。郭兴福的得分最高，他的小组战术作业最好，教得细，讲得活，内容丰富，切合实战。 这些军事主官的评价，使工作组很受鼓舞。根据大家提出的100多条改进意见，经过工作组研究，李德生作出三条决定：一是把改革的课题集中在单兵进攻的“敌火下运动”和“冲击”两个训练课题上来；二是试点分队的教练员由郭兴福一人担任，并注意吸取其他教练员的优点；三是把练思想、练作风与练战术、练技术结合起来。 李德生拍板说， 就叫“郭兴福教学法” 为了总结出真正管用的训练经验，李德生决定将抗美援朝战争中以舍身爆破英雄伍先华命名的二连三班作为试点班，派一名副排长去当班长，全班人员不作调整，由郭兴福担任教练员。正是从这里，郭兴福迈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步，郭兴福教学法也应运而生了。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郭兴福和这个班进步都很大。郭兴福已经改变原来简单粗暴的作风，学会将政治工作渗透到训练中去。能针对每个战士的思想状况、身体条件、接受能力、性格特点，因人施教，在教学上也摸索出了一套较成型的办法。在郭兴福的带领下，这个班的战士个个生龙活虎，朝气蓬勃，技术有长进，战术很灵活。 李德生看到郭兴福和试点分队有了成效，十分高兴，但还是不大放心。他先后两次组织全师的干部进行集体观摩会诊，提出改进意见；并派军作训处参谋带他们到十二军另外两个师巡回表演，进一步收集意见，不断对教学方法加以充实和改进。 李德生在郭兴福身上是倾注了智慧和心血的。他经常到训练现场作指导，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不断把自己几十年来的实战经验和带兵经验传授给郭兴福和试点分队，并帮助他们解决训练中的难题。在战争年代，李德生七次负伤。这些伤有个共同特点，都是面对敌人枪口的前驱伤。李德生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和他那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通过现场的传帮带，感染着郭兴福和每一个干部战士，强大的精神力量结出了丰硕的训练果实。 通过实践，李德生对郭兴福教学法进行了思考和总结。他认为，郭兴福教学法的独到之处，就是始终把握住“一切从实战出发”这个首要前提。在这个前提下，郭兴福学习和创造了许多方法。在李德生的指导和帮助下，后来被总结为“军事和政治、理论和实际、行动和思想、战术和技术、演练和讲解、言教和身教都结合得很好”的基层练兵法――郭兴福教学法诞生了。
1961年8月的一天，总参军训部《军训通讯》杂志副总编郝云虹等同志路过十二军，在得知军里正在抓典型之后就留了下来。第二天，在李德生的陪同下，他们观看了郭兴福所教班的战术训练表演。那天，气温高达37摄氏度，郭兴福和战士们在作业场上浑身被汗水湿透，但始终情绪饱满，操演认真，要求严格；训练中还开展群众性的政治工作；研究问题时，热烈争论，畅所欲言，一派活跃气氛，再现了我军战争年代开展军事民主、互教互学的优良传统。郝云虹看过后，连声称好，戏言比在北京看梅兰芳的《贵妃醉酒》还过瘾，并提出：“你们生了孩子，我给起个名，看看是否合适，就叫郭兴福教学法吧！这样好记，与别人的也有区别，或许能叫响。”以个人的名字命名一种事物，这在批判个人主义、倡导集体主义精神的年代，是不提倡的，弄不好还会挨批判。对此大家都感到拿不准，最后还是李德生拍板说，就叫“郭兴福教学法”吧！ 参观现场表演时，郝云虹当场向李德生建议，这样极富创造性的官兵互教教学法，应当向全军推广。他改变了原定去福建的行程，留下帮助总结郭兴福的教学经验。在李德生的支持下，由郝云虹牵头组成了包括郭兴福本人参加的编写组。编写组以一种创新的《野外作业实施笔记》的形式，将作业进程和郭兴福同战士们的对话，如实记录下来。这样可以收到干部战士读其文如临其境之效。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郭兴福教学法》，就是以此为蓝本的。当年10月2日，总参《军训通讯》出了一期增刊，刊载了这篇介绍郭兴福教学法的《野外作业实施笔记》，并发表了《既严又活》的评论员文章，予以赞扬。《军训通讯》原发行到团，这期增刊扩大到全军连以上单位。这是最先向全军介绍郭兴福教学法的材料。与此同时，总参军训部还专门编写了一期反映郭兴福教学法的《军训简报》，上报叶剑英、罗瑞卿、肖华等军委领导。 毛泽东说：“不仅是继承， 而且有发展。” 军队各级领导直至军委总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广，使郭兴福教学法一经诞生，就对全军的军事训练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和深远的影响。1962年４月，《解放军报》以《郭兴福把战士教“活”了》为题，报道了郭兴福的教学经验。1962年至1963年，南京军区先后多次召开现场会，推广郭兴福教学法。1963年10月，南京军区在镇江连续两次组织战术技术现场汇报会，检验部队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效果。1963年底，总参谋部在镇江张高山召开了有各大军区、军事院校领导干部参加的郭兴福教学方法现场表演会，进一步扩大了郭兴福教学法在全军的影响。 在此期间，郭兴福带领三班在南京军区范围作了150多场巡回汇报表演，并先后应邀到广州、武汉、沈阳军区作了数十场表演，参观见学的干部数以万计，普遍给予赞扬。这个班还为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国家的军事代表团作过教学表演，同样受到好评。 为了表彰郭兴福和三班作出的贡献，1962年十二军授予郭兴福“优秀教练员”称号，1964年南京军区分别给予郭兴福和三班记个人和集体一等功。 时任中央军委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的叶剑英，从《军训简报》上看到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报道，引起很大的兴趣。他派身边的工作人员组成工作组到南京军区进行考察。1963年12月24日，他又亲自到镇江参加总参召开的现场会，观看了郭兴福以及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以后所涌现出的优秀教练员和先进分队的八个课目表演，并与郭兴福、郭兴福式的教练员，以及主管训练的干部进行座谈，深入调查研究。他了解到郭兴福教学法产生的过程后表示，这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是领导培养、群众支持和他个人努力的结果。这充分说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 叶剑英对李德生等第十二军领导干部亲自抓典型培养，并在部队中大力推广的做法十分满意。他对郭兴福教学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将其归纳为五个特点：第一，善于在教学中抓思想，充分调动战士练兵的积极性，并能够发扬教学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实行官兵互教，评教评学；第二，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第三，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情况诱导，正误对比的方法，逐步加深认识，掌握要领；第四，把言教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使战士百听不厌，百练不倦；第五，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循循善诱，耐心说服。叶剑英认为，这些方法，不仅适合于各部队，而且适合于学校；不仅适合于步兵，而且适合于各军种、兵种。全军都“认真按郭兴福教学法来训练部队，我们部队的战斗力就会大大的提高”。 1963年12月27日，叶剑英向军委上送了《关于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报告》。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收到后，立即向毛泽东主席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副主席作了汇报。毛泽东仔细看了这份报告，对郭兴福的教学方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看到文中“把兵练得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时，毛泽东在下面画了一条杠，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当看到报告中“郭兴福教学法继承了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一句时又指示：“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毛泽东还对罗瑞卿说：叶帅找到了一个好方法。贺龙也完全赞同叶剑英的报告。 1964年１月３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指示，对郭兴福教学法作了很高的评价。指示说：“郭兴福教学法不单是一个军事训练问题，还包括政治工作问题，还包括作风问题，也还包括群众路线问题”，号召“全军应当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群众运动”。１月下旬，总参谋长罗瑞卿代表军委在南京军区主持召开了全军训练会议，观看了郭兴福教学法汇报表演。罗瑞卿把郭兴福教学法概括为“红、活、硬、细、实”五个字，并为郭兴福所在连队题词：“思想作风力争做到好上加好，战术技术务必讲究精益求精。”会议就进一步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作了部署。 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分别发表消息和社论，号召全国各行各业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活动。全国各地报刊以大量篇幅报道了郭兴福教学法及地方开展学习的情况。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郭兴福教学法》纪录片，部队文艺单位创作和编演了大量文艺作品，积极配合宣传学习活动。 在中央军委的关怀下，全军大练兵、大比武运动进入了空前未有的高潮，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成果之多，都是空前的。各军兵种涌现出了许多自己的“郭兴福”，官兵的军事、政治素质得到了显著提高。毛泽东得知部队训练情况后，对贺龙笑着说：“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1964年6月15日、16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连续两天观看了北京军区、济南军区的军事汇报表演。在观看中，毛泽东十分高兴，“好”字赞不绝口，还亲自端起神枪手使用的步枪进行瞄准。 据统计，1964年，全军参加军区以上规模比武的将近４万人，获奖单位1212个，获奖个人2257名；评出集体一等“尖子”289个，个人一等“尖子”545名。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当年访华时，应邀观看了一些军事训练项目的表演。后来，他深有感触地说：“战争的禁律之一，就是不能在中国大陆上同中国人作战，因为这将遇到亿万军民组成的战争史上纵横最大的、无法突破的防线。”由此可见，由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而产生的大比武，显示了人民解放军强大的震慑力。 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郭兴福教学法 正当全军群众性练兵热潮红红火火开展之际，林彪向全军发出了“进一步突出政治”的五项指示，作为1965年全军工作的方针。他指责：“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得太多，军政比例有些失调”，说什么“要给政治思想工作让路”，“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等等。显然，这些话的矛头首先是指向罗瑞卿的。“反对突出政治”的大帽子扣在了罗瑞卿的头上，郭兴福教学法从此也被打入了冷宫。 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具有时代意义的郭兴福教学法被扼杀，而且郭兴福本人也遭受残酷迫害，长期关押，处境悲惨。李德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郭兴福给予了关注和帮助。 “文化大革命”初期，李德生对批斗郭兴福的行径进行了严厉谴责。1967年２月28日，他在南京军区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愤怒指出：“郭兴福的那套教学方法贯彻了少而精、二百米硬功夫，贯穿了毛泽东思想，是群众路线的教学方法。他摸爬滚打，吃大苦，耐大劳，在练兵中表现是突出的。现在一些人逼郭兴福游了几次街，走还不行，还要逼他爬着游，太不像话了！” 郭兴福一度曾被宣判死刑。消息传出后，李德生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领导干部一起努力，才争取到将郭兴福改判为20年徒刑。后来在沈阳军区司令员任上的李德生还专门给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写信，要求重新审理郭兴福的所谓“案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军委正式发出文件，为郭兴福彻底平反，恢复军籍、党籍，并任命他为南京步校战术教研室副主任。1978年3月，十二军党委作出《关于发扬1964年大练兵的革命精神，大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立即掀起教育训练新高潮的决定》，并召开了5000人大会，为郭兴福教学法平反。 1991年4月，为纪念郭兴福教学法创立30周年，南京军区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四会教练员汇报大会”，探讨新时期继承和发展郭兴福教学法的经验，提出在新时期发扬我军优良传统、掀起新的练兵高潮的措施。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总参谋长迟浩田出席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当年陈毅在参观郭兴福教学法比武表演后说：“这样好的群众路线大练兵成就，在我军训练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军事教育史上也是破天荒的。”这充分表明，郭兴福教学法是人民解放军训练史上的奇葩异彩，它的光芒是不可磨灭的。在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的今天，郭兴福教学法的精神实质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责任编辑 李树泉）
1957年底，时任第十二军军长的李德生，奉调到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三年间，他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和现代军事科学理论，总结了战争经验，有了很大收获。他感受最深的一点是，毛泽东最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一切着眼于发展，实事求是地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战略问题。李德生结业后，仍回十二军任军长。在他的精心培育下，20世纪60年代享誉全军全国的郭兴福教学法诞生了。这是李德生运用所学理论卓有成效地指导部队军事训练实践的产物，也是他在和平年代对我军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 工作组四个月 谁也没有离开训练分队 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军事训练是部队的中心工作，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基本途径。战时主要是通过打仗提高部队战斗力，平时主要是通过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和平时期的军事训练必须用战场需要这把刻刀来塑造。这一点，对长期担任军事主官的李德生来说，思想上是明确而坚定的。 在1958年错误地开展“反教条主义”以后，军委撤销了训练总监部，成立了军事训练与学术研究委员会，由叶剑英任主任。叶剑英上任后，针对当时一些干部由于“反教条主义”而影响到抓训练束手束脚、思想顾虑较多的情况，强调指出，训练一定要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并对这一方针作了精辟完整的表述：一是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二是以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为依据；三是以总结我军经验为主，有选择地吸收苏联及其他国家的经验；四是认真研究敌人；五是从国家和军队的现实情况出发，照顾到今后可能的发展。 通过学习，李德生认为，叶剑英提出的“以我为主”的五条方针，归结到一点，就是立足我军实际，研究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1961年初，李德生主持召开十二军军事工作会议，部署全年训练任务。他在会上说：“现在军委训练方针、原则，要求都非常明确，但训练方法不改革，就难以落实。我们的任务是过河，没有桥和船就过不去，解决好训练方法问题，就像解决过河的桥和船。”李德生认为，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必须深入到实践中去，到群众中去。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新方法，发现新典型，解决好桥和船的问题。李德生要求九个步兵团的团长，每人都要亲自抓一个班的试点，摸经验，探路子。 军事工作会议一结束，李德生在和军政委史景班商量后，便亲自带着军师团联合工作组，到军的训练先行连第三十四师一○○团二连蹲点。一○○团是具有光荣传统的红军团队，二连更有辉煌的历史，先后参加了挺进大别山、渡江作战等上百次战斗，连队八次荣立战功，涌现出120多名战斗英雄和模范，其中有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共和国英雄”称号的伍先华。李德生决心在这样的连队，与指战员一起，以战术训练为突破口，共同探索和总结新的训练方法，培养先进典型，推动全盘，抓出军事训练的新成效。这时的郭兴福是该连的一名副连长，尚未显露头角，李德生并不认识他。应当说，吸引李德生来到这个连队的，是团队和连队的历史荣誉而不是郭兴福。 来到连队的第二天，李德生便对二连进行了一次检验性的、带战术背景的、事先不打招呼的实弹射击考核，还集中了全师连以上干部到现场参观。结果，这个训练先行连队，成绩并不理想，实弹射击只打了个及格，其他方面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为此，李德生找主管训练的副连长郭兴福进行了长谈，启发他牢牢记住：训练是为了打仗，不是为了摆花架子；一定要从实战出发，严格要求，严格训练；要使每一个战士都成为“有理想，有觉悟，生龙活虎，机智灵活，本领高强的勇士”。李德生也表扬了在这次考核急行军中，战士们吃苦精神是很好的。尽管郭兴福对这次“突然袭击”式的考核有些想法，但经过李德生的耐心教育，还是能够正确对待的。郭兴福也认为目前的训练状况亟须改进，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想法。 李德生从多方面了解和接触中得知：郭兴福是山东省邹平县人，1930年出生在一个贫农家里，生活艰难，12岁时就被国民党抓壮丁当了勤务兵，后随起义部队参加了解放军，先后参加过淮海、渡江、漳厦战役。194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调步兵学校学习深造四年。毕业后分配到三十四师教导营任排长四年，积累了丰富的分队战术技术训练经验。从上述经历看，李德生认为，郭兴福有条件担负试点分队的教学任务，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教练员。 当天晚上，李德生与工作组研究决定，在二连进行从单兵、小组到班战术的训练改革试验。同时，确定郭兴福和另外两名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干部担任教练。他们的分工是军作训处参谋宋文皋教班战术，师作训科参谋吴亚东教单兵战术，郭兴福负责教战斗小组科目。任务明确后，李德生命令将一连和另一个团的七连专门抽出来，集中时间、精力，全力参与训练改革，先后达四个月之久。在此期间，工作组谁也没有离开训练分队半步。军里一些要军长拍板的事情，都是送到连队请李德生批办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演练，训练改革项目有了一些眉目。1961年5月，李德生决定把军里所有参加过战斗的营以上军事主官找来，要求他们用“实战需要”这把尺子衡量实验分队的作业，对教学进行论证鉴定。在浙江金华的尖峰山下，几个改革项目进入最后定型。现场作业表演，十分逼真。检验结束后，大家公认，三个科目各有所长，都对打破训练中的形式化、公式化、走过场，走出了新路子。郭兴福的得分最高，他的小组战术作业最好，教得细，讲得活，内容丰富，切合实战。 这些军事主官的评价，使工作组很受鼓舞。根据大家提出的100多条改进意见，经过工作组研究，李德生作出三条决定：一是把改革的课题集中在单兵进攻的“敌火下运动”和“冲击”两个训练课题上来；二是试点分队的教练员由郭兴福一人担任，并注意吸取其他教练员的优点；三是把练思想、练作风与练战术、练技术结合起来。 李德生拍板说， 就叫“郭兴福教学法” 为了总结出真正管用的训练经验，李德生决定将抗美援朝战争中以舍身爆破英雄伍先华命名的二连三班作为试点班，派一名副排长去当班长，全班人员不作调整，由郭兴福担任教练员。正是从这里，郭兴福迈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步，郭兴福教学法也应运而生了。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郭兴福和这个班进步都很大。郭兴福已经改变原来简单粗暴的作风，学会将政治工作渗透到训练中去。能针对每个战士的思想状况、身体条件、接受能力、性格特点，因人施教，在教学上也摸索出了一套较成型的办法。在郭兴福的带领下，这个班的战士个个生龙活虎，朝气蓬勃，技术有长进，战术很灵活。 李德生看到郭兴福和试点分队有了成效，十分高兴，但还是不大放心。他先后两次组织全师的干部进行集体观摩会诊，提出改进意见；并派军作训处参谋带他们到十二军另外两个师巡回表演，进一步收集意见，不断对教学方法加以充实和改进。 李德生在郭兴福身上是倾注了智慧和心血的。他经常到训练现场作指导，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不断把自己几十年来的实战经验和带兵经验传授给郭兴福和试点分队，并帮助他们解决训练中的难题。在战争年代，李德生七次负伤。这些伤有个共同特点，都是面对敌人枪口的前驱伤。李德生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和他那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通过现场的传帮带，感染着郭兴福和每一个干部战士，强大的精神力量结出了丰硕的训练果实。 通过实践，李德生对郭兴福教学法进行了思考和总结。他认为，郭兴福教学法的独到之处，就是始终把握住“一切从实战出发”这个首要前提。在这个前提下，郭兴福学习和创造了许多方法。在李德生的指导和帮助下，后来被总结为“军事和政治、理论和实际、行动和思想、战术和技术、演练和讲解、言教和身教都结合得很好”的基层练兵法――郭兴福教学法诞生了。
1961年8月的一天，总参军训部《军训通讯》杂志副总编郝云虹等同志路过十二军，在得知军里正在抓典型之后就留了下来。第二天，在李德生的陪同下，他们观看了郭兴福所教班的战术训练表演。那天，气温高达37摄氏度，郭兴福和战士们在作业场上浑身被汗水湿透，但始终情绪饱满，操演认真，要求严格；训练中还开展群众性的政治工作；研究问题时，热烈争论，畅所欲言，一派活跃气氛，再现了我军战争年代开展军事民主、互教互学的优良传统。郝云虹看过后，连声称好，戏言比在北京看梅兰芳的《贵妃醉酒》还过瘾，并提出：“你们生了孩子，我给起个名，看看是否合适，就叫郭兴福教学法吧！这样好记，与别人的也有区别，或许能叫响。”以个人的名字命名一种事物，这在批判个人主义、倡导集体主义精神的年代，是不提倡的，弄不好还会挨批判。对此大家都感到拿不准，最后还是李德生拍板说，就叫“郭兴福教学法”吧！ 参观现场表演时，郝云虹当场向李德生建议，这样极富创造性的官兵互教教学法，应当向全军推广。他改变了原定去福建的行程，留下帮助总结郭兴福的教学经验。在李德生的支持下，由郝云虹牵头组成了包括郭兴福本人参加的编写组。编写组以一种创新的《野外作业实施笔记》的形式，将作业进程和郭兴福同战士们的对话，如实记录下来。这样可以收到干部战士读其文如临其境之效。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郭兴福教学法》，就是以此为蓝本的。当年10月2日，总参《军训通讯》出了一期增刊，刊载了这篇介绍郭兴福教学法的《野外作业实施笔记》，并发表了《既严又活》的评论员文章，予以赞扬。《军训通讯》原发行到团，这期增刊扩大到全军连以上单位。这是最先向全军介绍郭兴福教学法的材料。与此同时，总参军训部还专门编写了一期反映郭兴福教学法的《军训简报》，上报叶剑英、罗瑞卿、肖华等军委领导。 毛泽东说：“不仅是继承， 而且有发展。” 军队各级领导直至军委总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广，使郭兴福教学法一经诞生，就对全军的军事训练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和深远的影响。1962年４月，《解放军报》以《郭兴福把战士教“活”了》为题，报道了郭兴福的教学经验。1962年至1963年，南京军区先后多次召开现场会，推广郭兴福教学法。1963年10月，南京军区在镇江连续两次组织战术技术现场汇报会，检验部队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效果。1963年底，总参谋部在镇江张高山召开了有各大军区、军事院校领导干部参加的郭兴福教学方法现场表演会，进一步扩大了郭兴福教学法在全军的影响。 在此期间，郭兴福带领三班在南京军区范围作了150多场巡回汇报表演，并先后应邀到广州、武汉、沈阳军区作了数十场表演，参观见学的干部数以万计，普遍给予赞扬。这个班还为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国家的军事代表团作过教学表演，同样受到好评。 为了表彰郭兴福和三班作出的贡献，1962年十二军授予郭兴福“优秀教练员”称号，1964年南京军区分别给予郭兴福和三班记个人和集体一等功。 时任中央军委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的叶剑英，从《军训简报》上看到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报道，引起很大的兴趣。他派身边的工作人员组成工作组到南京军区进行考察。1963年12月24日，他又亲自到镇江参加总参召开的现场会，观看了郭兴福以及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以后所涌现出的优秀教练员和先进分队的八个课目表演，并与郭兴福、郭兴福式的教练员，以及主管训练的干部进行座谈，深入调查研究。他了解到郭兴福教学法产生的过程后表示，这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是领导培养、群众支持和他个人努力的结果。这充分说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 叶剑英对李德生等第十二军领导干部亲自抓典型培养，并在部队中大力推广的做法十分满意。他对郭兴福教学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将其归纳为五个特点：第一，善于在教学中抓思想，充分调动战士练兵的积极性，并能够发扬教学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实行官兵互教，评教评学；第二，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第三，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情况诱导，正误对比的方法，逐步加深认识，掌握要领；第四，把言教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使战士百听不厌，百练不倦；第五，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循循善诱，耐心说服。叶剑英认为，这些方法，不仅适合于各部队，而且适合于学校；不仅适合于步兵，而且适合于各军种、兵种。全军都“认真按郭兴福教学法来训练部队，我们部队的战斗力就会大大的提高”。 1963年12月27日，叶剑英向军委上送了《关于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报告》。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收到后，立即向毛泽东主席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副主席作了汇报。毛泽东仔细看了这份报告，对郭兴福的教学方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看到文中“把兵练得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时，毛泽东在下面画了一条杠，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当看到报告中“郭兴福教学法继承了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一句时又指示：“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毛泽东还对罗瑞卿说：叶帅找到了一个好方法。贺龙也完全赞同叶剑英的报告。 1964年１月３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指示，对郭兴福教学法作了很高的评价。指示说：“郭兴福教学法不单是一个军事训练问题，还包括政治工作问题，还包括作风问题，也还包括群众路线问题”，号召“全军应当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群众运动”。１月下旬，总参谋长罗瑞卿代表军委在南京军区主持召开了全军训练会议，观看了郭兴福教学法汇报表演。罗瑞卿把郭兴福教学法概括为“红、活、硬、细、实”五个字，并为郭兴福所在连队题词：“思想作风力争做到好上加好，战术技术务必讲究精益求精。”会议就进一步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作了部署。 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分别发表消息和社论，号召全国各行各业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活动。全国各地报刊以大量篇幅报道了郭兴福教学法及地方开展学习的情况。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郭兴福教学法》纪录片，部队文艺单位创作和编演了大量文艺作品，积极配合宣传学习活动。 在中央军委的关怀下，全军大练兵、大比武运动进入了空前未有的高潮，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成果之多，都是空前的。各军兵种涌现出了许多自己的“郭兴福”，官兵的军事、政治素质得到了显著提高。毛泽东得知部队训练情况后，对贺龙笑着说：“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1964年6月15日、16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连续两天观看了北京军区、济南军区的军事汇报表演。在观看中，毛泽东十分高兴，“好”字赞不绝口，还亲自端起神枪手使用的步枪进行瞄准。 据统计，1964年，全军参加军区以上规模比武的将近４万人，获奖单位1212个，获奖个人2257名；评出集体一等“尖子”289个，个人一等“尖子”545名。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当年访华时，应邀观看了一些军事训练项目的表演。后来，他深有感触地说：“战争的禁律之一，就是不能在中国大陆上同中国人作战，因为这将遇到亿万军民组成的战争史上纵横最大的、无法突破的防线。”由此可见，由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而产生的大比武，显示了人民解放军强大的震慑力。 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郭兴福教学法 正当全军群众性练兵热潮红红火火开展之际，林彪向全军发出了“进一步突出政治”的五项指示，作为1965年全军工作的方针。他指责：“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得太多，军政比例有些失调”，说什么“要给政治思想工作让路”，“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等等。显然，这些话的矛头首先是指向罗瑞卿的。“反对突出政治”的大帽子扣在了罗瑞卿的头上，郭兴福教学法从此也被打入了冷宫。 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具有时代意义的郭兴福教学法被扼杀，而且郭兴福本人也遭受残酷迫害，长期关押，处境悲惨。李德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郭兴福给予了关注和帮助。 “文化大革命”初期，李德生对批斗郭兴福的行径进行了严厉谴责。1967年２月28日，他在南京军区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愤怒指出：“郭兴福的那套教学方法贯彻了少而精、二百米硬功夫，贯穿了毛泽东思想，是群众路线的教学方法。他摸爬滚打，吃大苦，耐大劳，在练兵中表现是突出的。现在一些人逼郭兴福游了几次街，走还不行，还要逼他爬着游，太不像话了！” 郭兴福一度曾被宣判死刑。消息传出后，李德生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领导干部一起努力，才争取到将郭兴福改判为20年徒刑。后来在沈阳军区司令员任上的李德生还专门给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写信，要求重新审理郭兴福的所谓“案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军委正式发出文件，为郭兴福彻底平反，恢复军籍、党籍，并任命他为南京步校战术教研室副主任。1978年3月，十二军党委作出《关于发扬1964年大练兵的革命精神，大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立即掀起教育训练新高潮的决定》，并召开了5000人大会，为郭兴福教学法平反。 1991年4月，为纪念郭兴福教学法创立30周年，南京军区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四会教练员汇报大会”，探讨新时期继承和发展郭兴福教学法的经验，提出在新时期发扬我军优良传统、掀起新的练兵高潮的措施。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总参谋长迟浩田出席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当年陈毅在参观郭兴福教学法比武表演后说：“这样好的群众路线大练兵成就，在我军训练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军事教育史上也是破天荒的。”这充分表明，郭兴福教学法是人民解放军训练史上的奇葩异彩，它的光芒是不可磨灭的。在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的今天，郭兴福教学法的精神实质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责任编辑 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