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对此的通常解释是，宁武子这个人，当国家政治开明的时候，他就发挥聪明才智，为国效力；当国家政治黑暗的时候，他便装傻犯糊涂。宁武子的聪明别人是可以做的，可他那种“愚”（装糊涂）却是一般人无法企及的。若单从字面上讲，这种解释是通的，也符合国人“难得糊涂”的处世哲学。可是，历史上真实的宁武子是这样的吗？翻阅《左传》，我发现问题并非如此。 宁武子是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名俞，武是他的谥号。他生长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卫懿公好鹤误国，北狄攻占了卫国的朝歌城，宁武子及其家人随逃难的人群一路东奔。后来卫文公在齐桓公的帮助下复国，宁武子遂开始出仕，并得到卫文公重用。其后，宁武子经历卫文公和卫成公两朝，成为春秋时期有名的贤大夫。 卫文公是开明国君，任贤使能，与民共甘苦，穿粗布衣服，戴粗帛帽子。经济上，他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工商和手工业。文化上，他重视教化，奖励求学，向臣下传授为官之道。经过20多年的治理，卫国国力逐渐强大。作为卫文公执政团队中的一员，宁武子在其中发挥出了他的聪明才智，这是说得通的。 可有意思的是，在卫文公这个明君当政期间，《左传》中并无宁武子如何展现聪明智慧的记载。反倒是在卫成公这个不太靠谱的国君当政期间，《左传》中记载了宁武子的作为。而这些作为，显然不是普通人所理解的装傻以自保的“愚”，而是另一种“愚”——敢于担当，“知其不可而为之”。 卫成公即位时恰是晋楚争霸之际。公元前634年，楚国出兵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救。晋文公向卫国借道救宋，卫国大夫元咺认为应借道予晋，以联合晋国抵制楚国，但卫成公没有采纳元咺的建议。于是，晋国只好改道救宋。后来，晋楚之间爆发了著名的城濮之战，大战之前，晋国想与卫国结盟，卫成公又没答应，反而让自己的军队加入了楚国军事集团。 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爆发，晋国打败了楚国，卫成公从卫国“出奔”，让元咺辅佐卫成公的弟弟叔武处理政事。鉴于卫成公无礼于晋，晋文公一怒攻取卫国，并与宋国共分其地。 在卫成公“出奔”期间，宁武子一直在他身边。后来，晋国让卫成公“复国”。此时卫国已形成了两派政治势力，一派是跟着卫成公“出奔”的，一派是留在卫国听命于元咺的，整个国家有分裂的危险。这个时候，宁武子出场了。他“与卫人盟于宛濮”，说：“天祸卫国，君臣不协，以及此忧也。今天诱其衷，使皆降心以相从也。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扞牧圉？不协之故，用昭乞盟于尔神以诱天衷。自今以往，既盟之后，行者无保其力，居者无惧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纠是殛。”意思是说，老天要降灾祸给卫国，使卫国君臣之间不和睦，致使卫国面临今天的为难境地。现在老天诱发我们内心的良知，让我们都放弃成见，互相和睦。如果没有留在国内的人，谁保卫社稷？如果没有跟着国君一块儿出走的人，谁替国君放养牛马、照顾起居？自这次会盟之后，跟随国君一块儿出行的人不要认为自己有功劳，留在国内的人也不要害怕被国君追究罪责。如果有人破坏了这个盟约，上天就会惩罚他。 经过宁武子的“政治斡旋”，卫成公得以回卫国继续做国君。但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在“出奔”期间，有人向卫成公进谗，说元咺要改立叔武为君。当时，元咺的儿子元角正跟着卫成公，卫成公就杀了元角。这也就与元咺结下了恩怨。 当上霸主之后，晋文公在温地主持诸侯会盟，讨论如何惩罚卫成公，卫成公冤杀元角之事亦被提交“盟会”之上裁决。晋文公建议周天子（周襄王）杀了卫成公，但周襄王不同意。晋文公又使阴招，让医生“鸩杀”卫成公。这个时候，宁武子又出场了。他贿赂医生，让他在下药的时候少放了许多剂量，结果，卫成公“不得死”，保住了一条命。最后，鲁僖公又替卫成公求情，送给晋文公和周襄王各十双宝玉，使晋人释放了卫成公。 后来，卫成公收买卫国的两个大夫发动政变，杀死了元咺和元咺改立的国君公子瑕。经过几次折腾，卫国元气大伤，随后又遭到狄人围攻，只好迁都于帝丘。此时卫成公梦见卫国的始君卫康叔说：“夏后相夺走了我的祭品。”卫成公就下令祭祀夏后相。在当时，祭祀是国家大事，怎能说改就改呢？于是宁武子力谏，说：“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夏后相不是我们卫国的祖先，跟我们没关系，我们怎么可以改祭呢？经宁武子力劝，卫成公才放弃“改祭”这个荒唐的想法。 从贿赂医生以保下卫成公的性命，到劝阻卫成公改祭的荒唐之举，宁武子在这段“邦无道”时期的作为，显然不是在故意装傻犯糊涂，而是每每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国担当。对于宁武子的智与愚，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有比较到位的解释，说：“宁武子，卫大夫，名俞。按春秋传，武子仕卫，当文公、成公之时。文公有道，而武子无事可见，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无道，至于失国，而武子周旋其间，尽心竭力，不避艰险。凡其所处，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济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在乱世之中有勇气担当，这对大部分人来说是冒风险的“傻事”，是“不聪明”的做法，是“愚”。但孔子赞赏这种“愚”，认为这种“愚”恰恰是很多人做不到的。 孔子本人其实也有一股“愚”劲的。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他奔走呼号，游说各国诸侯实现“仁政”。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在很多人看来不也是很“愚”的吗？但是，孔子也正是凭着这股子“愚”劲成了“万世师表”。
孔子曾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对此的通常解释是，宁武子这个人，当国家政治开明的时候，他就发挥聪明才智，为国效力；当国家政治黑暗的时候，他便装傻犯糊涂。宁武子的聪明别人是可以做的，可他那种“愚”（装糊涂）却是一般人无法企及的。若单从字面上讲，这种解释是通的，也符合国人“难得糊涂”的处世哲学。可是，历史上真实的宁武子是这样的吗？翻阅《左传》，我发现问题并非如此。 宁武子是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名俞，武是他的谥号。他生长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卫懿公好鹤误国，北狄攻占了卫国的朝歌城，宁武子及其家人随逃难的人群一路东奔。后来卫文公在齐桓公的帮助下复国，宁武子遂开始出仕，并得到卫文公重用。其后，宁武子经历卫文公和卫成公两朝，成为春秋时期有名的贤大夫。 卫文公是开明国君，任贤使能，与民共甘苦，穿粗布衣服，戴粗帛帽子。经济上，他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工商和手工业。文化上，他重视教化，奖励求学，向臣下传授为官之道。经过20多年的治理，卫国国力逐渐强大。作为卫文公执政团队中的一员，宁武子在其中发挥出了他的聪明才智，这是说得通的。 可有意思的是，在卫文公这个明君当政期间，《左传》中并无宁武子如何展现聪明智慧的记载。反倒是在卫成公这个不太靠谱的国君当政期间，《左传》中记载了宁武子的作为。而这些作为，显然不是普通人所理解的装傻以自保的“愚”，而是另一种“愚”——敢于担当，“知其不可而为之”。 卫成公即位时恰是晋楚争霸之际。公元前634年，楚国出兵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救。晋文公向卫国借道救宋，卫国大夫元咺认为应借道予晋，以联合晋国抵制楚国，但卫成公没有采纳元咺的建议。于是，晋国只好改道救宋。后来，晋楚之间爆发了著名的城濮之战，大战之前，晋国想与卫国结盟，卫成公又没答应，反而让自己的军队加入了楚国军事集团。 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爆发，晋国打败了楚国，卫成公从卫国“出奔”，让元咺辅佐卫成公的弟弟叔武处理政事。鉴于卫成公无礼于晋，晋文公一怒攻取卫国，并与宋国共分其地。 在卫成公“出奔”期间，宁武子一直在他身边。后来，晋国让卫成公“复国”。此时卫国已形成了两派政治势力，一派是跟着卫成公“出奔”的，一派是留在卫国听命于元咺的，整个国家有分裂的危险。这个时候，宁武子出场了。他“与卫人盟于宛濮”，说：“天祸卫国，君臣不协，以及此忧也。今天诱其衷，使皆降心以相从也。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扞牧圉？不协之故，用昭乞盟于尔神以诱天衷。自今以往，既盟之后，行者无保其力，居者无惧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纠是殛。”意思是说，老天要降灾祸给卫国，使卫国君臣之间不和睦，致使卫国面临今天的为难境地。现在老天诱发我们内心的良知，让我们都放弃成见，互相和睦。如果没有留在国内的人，谁保卫社稷？如果没有跟着国君一块儿出走的人，谁替国君放养牛马、照顾起居？自这次会盟之后，跟随国君一块儿出行的人不要认为自己有功劳，留在国内的人也不要害怕被国君追究罪责。如果有人破坏了这个盟约，上天就会惩罚他。 经过宁武子的“政治斡旋”，卫成公得以回卫国继续做国君。但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在“出奔”期间，有人向卫成公进谗，说元咺要改立叔武为君。当时，元咺的儿子元角正跟着卫成公，卫成公就杀了元角。这也就与元咺结下了恩怨。 当上霸主之后，晋文公在温地主持诸侯会盟，讨论如何惩罚卫成公，卫成公冤杀元角之事亦被提交“盟会”之上裁决。晋文公建议周天子（周襄王）杀了卫成公，但周襄王不同意。晋文公又使阴招，让医生“鸩杀”卫成公。这个时候，宁武子又出场了。他贿赂医生，让他在下药的时候少放了许多剂量，结果，卫成公“不得死”，保住了一条命。最后，鲁僖公又替卫成公求情，送给晋文公和周襄王各十双宝玉，使晋人释放了卫成公。 后来，卫成公收买卫国的两个大夫发动政变，杀死了元咺和元咺改立的国君公子瑕。经过几次折腾，卫国元气大伤，随后又遭到狄人围攻，只好迁都于帝丘。此时卫成公梦见卫国的始君卫康叔说：“夏后相夺走了我的祭品。”卫成公就下令祭祀夏后相。在当时，祭祀是国家大事，怎能说改就改呢？于是宁武子力谏，说：“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夏后相不是我们卫国的祖先，跟我们没关系，我们怎么可以改祭呢？经宁武子力劝，卫成公才放弃“改祭”这个荒唐的想法。 从贿赂医生以保下卫成公的性命，到劝阻卫成公改祭的荒唐之举，宁武子在这段“邦无道”时期的作为，显然不是在故意装傻犯糊涂，而是每每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国担当。对于宁武子的智与愚，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有比较到位的解释，说：“宁武子，卫大夫，名俞。按春秋传，武子仕卫，当文公、成公之时。文公有道，而武子无事可见，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无道，至于失国，而武子周旋其间，尽心竭力，不避艰险。凡其所处，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济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在乱世之中有勇气担当，这对大部分人来说是冒风险的“傻事”，是“不聪明”的做法，是“愚”。但孔子赞赏这种“愚”，认为这种“愚”恰恰是很多人做不到的。 孔子本人其实也有一股“愚”劲的。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他奔走呼号，游说各国诸侯实现“仁政”。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在很多人看来不也是很“愚”的吗？但是，孔子也正是凭着这股子“愚”劲成了“万世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