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四个字说来容易，但在那个年代，在温州这样一个地方，不仅需要勇气，更要有不顾自己政治前途的奉献精神”
6月的温州平和淡定，绰约的瓯江从它脚下缓缓流淌。
与其它城市不同的是，此次采访需前往杭州进行。1985年12月，地市合并后的第一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完成使命回到杭州，从此再也没有离开“三秋桂子”之地。
这天早晨，杭州天朗气清。浙江省高级法院南向的一间办公室，袁芳烈端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用依旧浓重的山东口音饱含深情地向记者讲述温州故事。
快刀斩乱麻
1981年8月，浙江省委常委、主管农业的年轻副省长多了一个新的职务――温州地市合并领导小组组长。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形势很好，全省形势也很好，但温州依旧被动，经济发展缓慢，社会治安形势严峻，主要原因是党委、政府形不成拳头”，过往的激情岁月让年近耄耋的袁芳烈很快兴奋起来，他说，“省委要求我担任市委第一书记，工作一年，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彻底解决温州的领导班子问题、组织问题，当时远还没有提到发展经济”。
然而，袁芳烈在温州一干就是四年多。
偏居浙江省东南一隅的温州自古便因群山阻隔、瓯水横截而“行路难不输蜀道”，加之“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自然生存环境，始终是个极易被人“遗忘”的地方。进入1950年代后，这里又因地处海防前哨而鲜有国家投入，资料显示，解放后28年间，国家在这里的投入仅为6．7亿（同比宁波为83亿）。城市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以至“姑娘、小嫂挑着粪桶满街跑”。文革期间，这里更是成为重灾区，武斗不断，炮火连天。到1980年代初，温州的发展依如其名般“温吞吞”。对此，老百姓自编顺口溜聊以自嘲道：50年代是前线（海防前哨），60年代是火线（文革武斗），70年代是短线（经济建设），80年代才奔上起跑线。
到温州不久，袁芳烈发现总是有些市民在晚上提着瓶瓶罐罐排队，他上前询问，市民没有好气地用温州话对他说：等死（温州话“水”发“死”音）。后来他了解到，全温州市区每天只能供应4万吨自来水，甚至一大片居民区只有一个水龙头。而当时更多的市民家里烧水做饭则都要凭国家给的几斤煤票买煤在家做煤球，他们戏称这为倒霉（煤）。
“白天倒霉（煤），晚上等死（水），这一面说明市民生活得不方便，另一方面也说明市民就业困难无所事事，情绪上对社会和政府不满”，袁芳烈表情庄重道，“当时温州社会治安乱到什么程度？白天女工不敢上班，因为大街上流氓团伙成群结队，更为恐怖的是一个上午竟然有两个派出所被炸掉，以至于一些公安干警连制服都不敢穿了”。
市区如此，所辖各县情况更为复杂：平阳讨饭（1979年前，这个全部人口160万的县有30万人在外讨饭），文成人贩（贩卖人口现象严重），洞头贷款（有人概括说，洞头县是“8个书记，8万人口，800万贷款”），永嘉单干（该县在1950年代便开始包产到户）……
沉闷压抑的气氛笼罩在人们心头，急需一场风暴荡涤。
“按照省委的意图和温州的实际情况，地市合并势在必行，但在如合并何时并的问题上，大家意见不一，多数人认为情况复杂要慢慢来。合并消息一出，上下议论纷纷，一批干部开始不稳定了，于是我果断提出，要快刀斩乱麻，宜粗不宜细”。
接下来，袁芳烈采取一竿子到底的办法――召开温州地委、市委下至县委常委以上的领导干部大会。会上，袁芳烈传达省委精神，讲地市合并的意义，并号召与会干部服从上级决定，顾全大局，会议进展顺利。但当涉及到将来新温州市市委常委谁来当的问题时，台下议论声又渐次高了起来。
“我当时就表态：我刚到这里，谁也不认识，也不和谁沾亲带故，但我相信群众，我把标准说了，希望参会的同志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民主推荐能够胜任的领导干部”。
袁芳烈的一番“真情表白”让会场又恢复了平静。随后，一场无记名投票在公正有序的气氛中顺利完成。不久，袁芳烈将选举结果报请省委批复。从抵达温州之日算起，整个地市合并过程仅用了20多天时间，干净利落得让省委组织部的同志感到十分惊讶。
“领导核心一形成各项工作马上转入正轨，基层地市合并工作随之推进，社会治安治理也很快见到成效，但让我最为急切的是要尽快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袁芳烈说，“全市经济基础这么差，而温州也不可能向省里伸手要钱，如何办？我想到了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那就是当遇到问题解决不了时就赶紧离开办公室，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果然，这一圈走下来，满载而归，找到了办法，看到了温州的希望”。
一头牛的启发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履新温州的最初阶段袁芳烈的真实想法是在国有企业上面作一番文章，然而大型国有企业一个也没有，市属1000人以上的中型国有企业只有冶炼、矾矿等7个，500至1000人的企业也不过20个，其中1/3企业彻底垮掉的窘迫现实让他颇感为难。在为这些企业跑贷款、讨项目，动足脑筋算尽机关也枉然后，袁芳烈开始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一次，他途径瑞安县麻布镇看到路边一大群膘肥体壮的水牛，每只头上还挂了大红花。感到好奇的袁芳烈上前询问，原来是乡亲们在搞评比，看谁养的多养得好。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这些牛大多为户养（私人）少量为公有私养(承包)。一位老乡还笑盈盈地向他算了一笔帐：养一头水牛一年耕地能得500元，母牛生一头小牛犊能卖500元，母牛挤的牛奶还能卖500元，这比一个“三五牌(即30年工龄，50元月工资)”干部的收入强多了！
现实就这样直白地撞击着袁芳烈的内心世界，他说：“我曾经担任过主管农业的副省长，也去过浙江不少地方，知道作为生产资料的耕牛的重要性。可其它地方属于集体所有的牛往往是有人使唤没人照料，大多瘦弱病残，而这里的情况恰恰相反。我当时就在思考，把牛能喂养得这么好，这到底是不是资本主义呢？”
如果说一头牛给袁芳烈带来了某种启示的话，那么，之后的另一次所见所闻则彻底改变了他的判断和抉择。
一天，袁芳烈来到瑞安县塘下镇，顺手推开路边一个农户的门，在昏暗的灯光下，一位主人兼工人的老太太正在照看五台土织机织松紧带，同时还带着一个小孙子。袁芳烈饶有兴趣地问她一年能赚多少？老太太得意地伸出手指比划道：6000！他又问，办这样一个家庭工厂设备投资要多少。她又伸出手说：才500！袁芳烈异常高兴地说，好啊！你比我这个当副省长的还挣得多啊，但我不眼红，你们勤劳致富，收入越多越好！
调查归来，那五台土织机的声响始终回荡在袁芳烈的脑海里。他算了一笔帐：如果有100个这样的老太太，年利润就有60万，1000个就有600万，而当时温州全市纯利达到60万的国营企业不超过3家。
“麻布镇养牛户和塘下镇纺织户让我彻底改变了一直以来认为温州人觉悟低的偏见，同时，我为之冥思苦想的如何解决百姓吃饭就业问题也找到了答案，我想这个‘资本主义’还是可以研究的嘛”，袁芳烈笑道。
“有色眼镜”一摘，眼前豁然清朗。袁芳烈很快发现一种他完全陌生的地下经济已然是生机勃勃于温州城乡。数万计的地下工场和家庭作坊，以灵活的生产经营和内部分配机制运作，通过10万多个“农民供销员”与市场紧密联系。这些供销员的身份多是弹棉郎、修鞋匠、小裁缝和剃头匠，在行走天下时，随身带着家庭手工业产品四处推销。而在十分偏远的金乡等乡镇，已经出现了较成规模的专业化家庭作坊群和最初级的工业品集贸市场，特别是拥有上万个家庭纺织户的宜山镇，当时产值已达8000多万元，人均收入为300元，远远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这些生动具体的事实让我看到了温州的出路和希望所在，我强烈地意识到温州要全面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就必须坚定不移地从地方实际出发，尊重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放手发动群众”，袁芳烈声调略高道，“于是我提出要允许农民积极致富，大力发展家庭工业，凡是对老百姓发展生产有利的我们都支持”。
“两户”大会
当“黑工厂”、“家庭工业”和“不务正业”者支撑了温州经济天空成为既定事实，当“吃饭”问题压倒僵化的意识形态，万紫千红的发展局面似乎就该自然而然地出现。
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和全国其它城市一样，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鼓舞和1982年鼓励包产到户政策推动下，温州出现了少量的专业户和重点户，市里对个别典型也进行了及时扶持和宣传。然而，长期以来“左”的一套造成的影响却仍未驱散，因发财致富遭到打击、批斗，甚至坐牢的先例让人们普遍心有余悸。想富不敢富，富了又怕冒富的思想依然羁绊着人们走向富裕的腿脚。
“当时我粗略统计了一下，所有专业化和重点户加在一起也只占到全市农户的1～2%，可见典型虽有但仍然是少之又少”，谈到此处，袁芳烈身板略微前倾道，“怎样打消群众疑虑让这些典型的现身说法引路，尽快使少量成功经验变成普遍行动，当时我就想是否可以开一个专业户和重点户的表彰大会”。
“两户”表彰会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市委常委的普遍赞同，可当大会通知下发后却遭到了受邀代表们的普遍冷遇。一些代表说，市里这次又不知道耍什么新花招，今年上半年刚刚在柳市抓了“八大王”，这回是不是又要搞“鸿门宴”把我们一网打尽。有些干部则怕受牵连，甚至不敢把通知往代表家里送。
这种暂时的被动局面并没有影响到已经铁了心要开“两户”大会的袁芳烈，他亲自给各个县委书记打电话，说明这个会的目的是交流经验，绝不是抓反面典型，要求各级干部亲自上门做说服工作。就在同时，热烈欢迎“两户”代表的大幅标语赫然出现在街头巷尾。
1982年的冬天至今在许多温州人的记忆里显得格外温暖明媚。
12月16日，“两户”大会胜利召开。面对到会的1200余名代表，心潮澎湃的袁芳烈结合十二大精神和温州实际做了报告。其中特别突出邓小平和胡耀邦的讲话精神，肯定了多种形式承包责任制的重要意义，一再表明绝对不会走回头路。同时，明确指出与会代表是温州当前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先进代表。最后他还宣布了市委市政府“五个允许，五个支持”的决定。
当受表彰的35名代表披红戴花走上主席台，与市里四大班子领导坐在一起时，整个会场气氛达到了高潮。台上，以往唯恐露富的代表们纷纷介绍自己的致富经验。台下，听者如醉如痴报以热烈的掌声。事后的政府文件说：“这次会议是温州市场经济发展的契机”，“全市从此兴起了一场发展农村经济的空前热潮”。
“现身说法，典型引路”很快见了成效。在瑞安县塘下镇，一个挂靠在学校拥有一百多名工人的五七文具厂，在“两户”会议后一下子有半数工人回家自己办了工厂。
随后的发展是：1978年，温州乡办工业企业总共只有2000多个，总产值仅为1.2亿元。到1986年，全市家庭工业企业就达到14.65万户，从业人员33.86万人，实现产值17.7亿元。挂户经营别开生面地拉开了农村工业化的帷幕，形成了柳市五金电器、宜山再生纺织、桥头纽扣等十大小商品产销基地和专业市场。
温州从此声闻九皋。
平反“八大王”
或许是温州人在历次运动中受挫太多神经过于敏感，尽管“两户”大会开得非常成功，尽管全民创业的热情铺天盖地，然而，在那些已经初具经营规模冒尖户们的心中却还有一个疙瘩没有解开。
1982年冬，就在“两户”大会热气腾腾召开之际，一位名叫刘大元的温州人却在颠沛流离，惶惶不可终日中度过了5个月的“逃亡”生活。他和另外七位柳市工商业大户主的跌宕命运正是那个人们心中没有解开的疙瘩。所例外的是，刘大元是他们当中惟一一个躲过牢狱之灾的幸运者。
一年前，作为温州低压电器发端地的乐清县柳市镇已经拥有了300多家企业，产值高达2200万元。在主力产业带动下，整个柳市镇工商业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致。镇上最热闹的前后市街，“螺丝大王”刘大元、“五金大王”胡金林、“目录大王”叶建华、“矿灯大王”程步清、“翻砂大王”吴师廉、“胶木大王”陈银松、“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旧货大王”王迈仟的店铺相邻互望，人们钦佩地将他们尊称为“八大王”。此时，1990年代后才声名鹊起的南存辉辍学不久，在叶建华的店门前练摊修鞋。
转年一过，风向突变。
198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浙江抓温州，温州抓乐清，乐清抓柳市，柳市一些“冒尖户”成为重点中的重点，昔日被人们羡慕不已的“八大王”一下子变成“狠狠打击”的对象。八个人中除刘大元一人侥幸逃脱外，其他七个先后被抓获判刑，刑期最长的七年。“八大王”事件给柳市刚刚燃起的商品经济星星之火泼了一瓢冷水，更为严重的是工商业主从此在他们与政策制定执行者间筑起了一堵冰冷的高墙。以至于到“两户”大会召开后，还有不少干部群众认为“共产党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也有的说“小富可以，大富不行，最终还是要共产的”。
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袁芳烈立即前往柳市进行实地调查。当听到区委（当时柳市建制为乡镇级的区）书记吴良志汇报到“八大王”一抓柳市当年工商业产值猛降57%时，他痛心不已地说，我这个市委书记费那么大的劲，连休息日也没有，一年下来全市工业总产值才增长百分之三点几。看来“八大王”事件的影响不消除，温州就不会有大发展。
回到市里的当天，袁芳烈找到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孙沧，向他讲了在柳市了解到的情况，建议他复查。
“我当时讲，我们共产党人干事就要光明磊落，犯了错就要改，改了老百姓还是会原谅我们的，不要回避，”为了进一步打消孙沧的顾虑，袁芳烈表示，“我是市委书记，出了事我承担，不会叫你院长去担。”
转机终于出现。1984年初，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肯定了供销员的地位作用，这对温州10万多供销员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新年礼物。同年6月，浙江省打击经济领域办公室公布了《关于乐清县柳市区所谓“八大王”案件的处理情况》，称“有关部门对胡金林等人的案子进行了重新审理，有的作了纠正”。
“抓的时候声势很大，但放的时候悄无声息，我感到这样处理仍然不利于消除‘八大王’事件的负面影响”，袁芳烈说，“于是我们在后来一次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的全市乡镇书记以上电话会议上郑重宣告给‘八大王’平反，影响很大”。
重新获得认可的“八大王”被英雄般请回家，《温州日报》、《浙江日报》、《中国农民报》、《人民日报》等媒体对他们的报道不断升级，纷纷给他们贴上时髦的标签：“信息专业户”、“农村经营能人”、“乡土精英”……
带动效应随之显现。这年6月，柳市低压电器门市部猛增至1000多家，从事电器业人员超过5万余人，供销人员多达1万余人，这其中就包括在叶建华店门前练摊修鞋的南存辉。多年后，已身为正泰集团掌门人的南存辉不无感慨地说：正是“八大王”的平反扫除了我的顾虑，我才筹集5万块钱正式创办了柳市求精电器开关厂。
学南容易学北难
和“八大王”跌宕起伏的个人命运相仿，在经历了一个个激浪险滩后，1980年代中期，温州这艘汪洋中的小船终于看到了喷薄而出的红日，也就在此时，被认为是“民营经济天堂”的温州开始得到全国关注。一时间，中央领导、省市官员、体改谋士和经济学家纷纷到来。
袁芳烈说：“他们来到这里，一方面是对温州的做法给予了不同形式的支持和肯定，同时也为温州的继续发展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有些让我至今难忘”。
1984年3月，国务委员、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来到柳市。在对沿街摊铺逐一询问后高兴地拍着袁芳烈的肩膀说，老袁啊，你是怎么搞出来的，你们的经验很好，要好好地总结。袁芳烈说，我们现在水平还不高，有些原材料国家还不给供应，再就是我们管理还没有跟上。张劲夫把手一摊说，质量不好可以提高，谁说弄堂街道工业质量不好，人家瑞士的手表大部分就是小作坊手工生产出来的嘛！
10月，国务院总理在参观完柳市后十分高兴。他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消除包括城乡差别在内的三大差别，你这里就做得很好。如果没有过去的弯路，我们的农村会是个什么样子。即将离开温州时总理又说中央想搞农村改革试验区，温州可以考虑。两年后，浙江省委正式向中央送交了《关于建立温州试验区的报告》。
安徽省委书记黄璜是第一个到温州考察的省委书记。他参观后当场表态，我认为学南（指温州）容易学北（指苏南）难，我们安徽要学温州。袁芳烈笑着说，温州也不见得好学，搞不好就要付出政治代价的。带着四套班子前来考察的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则非让袁芳烈介绍一下，为什么温州有些政策比厦门特区的政策还活？
著名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是在1985年初春抵达温州，参观后他异常兴奋地说，我向往了一辈子的东西在温州一下子找到了，而且到处都是。他进而风趣地对袁芳烈说：看来我们俩个是要建立“地下”热线联系喽！考察中，杜润生还透露万里同志很想到温州看看，到了上海生病来不了了。袁芳烈听后立即派人将商品市场情况拍成录像带送到上海。万里看了说，录像不要带走了，我回北京后给小平看看。翌年4月，万里赴温州考察，充分肯定了温州所走的路子。
1986年春，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教授在考察柳市等十大专业市场后认为，温州的贡献在于启动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由此，“小商品，大市场”迅速成为被经济学界高频引述的热门词汇。此后，费孝通又多次考察温州。
与文气十足的“小商品，大市场”论相比，“光头论”则更显朴素智慧。1991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来到温州，他一路看一路问，最后他说：温州这件事怎么看不要急急忙忙下结论。你们不要先戴“帽子”，脱个光头，不是更凉快吗？“光头论”一经发表，当年夏天剃光头的温州人比往年增加了若干倍。
在那个对于“姓资还是姓社”激烈争论的年代，这些来自不同层面的不宜过度公开的支持、理解和肯定让温州人倍感温暖。但真正让温州现象公布天下的是一篇发表在头版头条的长篇报道。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刊发了题为《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文中指出“温州市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兴起，短短几年，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如今‘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已经为人们公认。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一经提出全国反响强烈，第一轮“温州热”随之兴起波澜。
据统计，从1983年至1986年，到温州累计参观人数超过60万。其中被称作“温州年”的1986年，仅副省级以上官员就达93人次。高潮中的高潮――1986年9～10月间，杭州和宁波连接温州的两条公路车流阻塞，弹丸之地的温州开始招架不住了。
1988年11月，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前往温州考察。同天抵达的全国仅地市级以上的参观团就有十几个。田纪云大吃一惊，当即给国务院打电话，要求制止这一现象的泛滥。几天后，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共和国第一个要求控制参观区域模式的文件――《关于各地立即停止到温州参观考察的紧急通知》。第一轮“温州热”暂时消退。
1992年初春，当邓小平南巡讲话将“姓资姓社”争论的阴霾一扫而空之际，第二轮“温州热”又不可阻挡地蓬勃兴起。1992年至1994年，参观“取经”者约50万人次。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明确宣告：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州热”再起，当年参观考察者就达近十万人次。
从“拾遗补缺”到“有益补充”，最后到“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和它的创造者们终于迎来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的“温州热”似乎成了判断国家对民营经济政策大势走向的“晴雨表”，温州这座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铁肩担道义的城市也在这时代的洗礼中日益成熟。
无为与有为
1990年代末期，在热烈追捧中一些经济学家力图将所谓“特征”的标签贴到温州模式上，其中一条就标定温州是“小政府、大市场”，政府的作用体现为“无为而治”。
“说温州政府是无为而治，这是贬低，至少是低估。我们把乌纱帽挂在裤腰带上顶风做事，这是最大的有为”，袁芳烈微微有些激动。
在最初的地市合并中，温州决策层大刀阔斧地“民主整顿吏治”，建立起稳定、精干的温州干部队伍，为接下来顺利推行温州模式提供了强力的政府保证。在家庭工业遭到打击低迷不振之际，温州决策层力主召开“两户”大会，为“八大王”平反，从而彻底扫清笼罩在温州人心头上的阴云。每一次谋势布局到果断推动，无不显示决策层的决心和魄力。
“你说这是有为还是无为？”袁芳烈反问道。
袁芳烈的继任者董朝才从1987年开始，力主决策温州市政府先后草拟了8个地方性行政法规。其中，有关“挂户经营”、“私人企业”和“股份合作”3个行政法规为中国首创，从制度的角度有力地保护了民间投资的合法性。到1988年，温州的民营企业注册户比一年前增加了3倍，“股份合作”这种企业形式在瑞安、乐清等地均达到50%以上的比例。这年9月18日，在他的再三力争下，中央终于批准设立“温州试验区”。自此，温州的“自费改革”得到中央首肯。
后来的刘锡荣在温州最困难的时候提出“不等不靠不伸手要”，力主立项并建成了全国第一个以地方集资为主的飞机场，为此他宣布市委市政府三年不建干部宿舍、不买车。在人民路改造拆迁过程中，头一天开拆迁户动员大会，第二天首批动迁600户就全都配合顺利实施。由此可见，温州的政府不仅敢于作表率，在群众中也相当具有号召力。
至于在与香港合资兴建金温铁路，向全市发起“第二次创业”号召，召开质量立市万人大会，提出“海上温州”战略，推行无外（资）不快经济结构调整思路等等中，人们总能在温州人浩浩荡荡的市场经济大军中看到那面始终迎风招展的“帅”旗。
“相对于计划经济来说，我们是‘无为’的，如果‘有为’的话民营经济就不会有今天了。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我们绝对是‘有为’的”，袁芳烈将身体靠向椅背，神情淡定，“只不过温州的政府始终很好地把握了与市场之间的界限，这个界限简而概之就是不与民争利，依靠和发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温州人经济
2003年末，上海《新民周刊》以“温州滞足待破茧”为题对温州的前途发出了疑问。文章说，改革开放以来主要经济指标一直在全省名列前茅的温州，在2002年末掉到了全省第七。进入2003年情况更为糟糕，7、8月份接连排名倒数第一。作者直问：温州怎么啦？
无独有偶。于同期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一位教授则干脆预言：现在的“温州模式”将在25至30年后消失。
袁芳烈摆摆手说：“毕竟温州在改革开放初期抢占了市场经济的先机，如今全国市场经济越来越普及完善，温州经济增速相对放缓也就不足为怪。但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新趋势，那就是遍布全国甚至海外的温州人和他们的企业。虽然他们创造的财富不能统计到温州的GDP中，但从全局看，这种‘温州人经济’对温州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和积极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据悉，目前活跃在全国商界的温州人多达160万，更有40万左右创业在海外。而在首届世界温州人大会上，参会的1500名代表就来自60个国家和国内118个城市。这些生活在外乡但依旧牵挂家乡的温州人都有寄钱回家的传统，仅2004年春节前10天内，从外地汇回温州的资金就逾300亿元。有人测算，温州人的民间资本远远超过3000亿元。
比创造和积累财富更重要的是流向全国各地的160万温州人，这不是160万个民工，而是160万个老板。他们不仅不去与人争夺饭碗，而且还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他们的行为不只是简单的产品输出、资金输出，而是老板的输出，模式的输出。如今这些散落在全国各个城市的“温州村”、“温州城”和“温州街”，也已经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这些城市的气质和性格。
“比如说绍兴、义乌以及福建晋江和山东临沂，这些城市商品市场的创办温州人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袁芳烈的手掌在胸前挥动着，“把生意撒向全国各地世界各地，这就是‘温州模式’的最大贡献，正是在这种不断的流动中‘温州模式’的内涵得以丰富和完善。现在如此，将来也是，这样的模式怎么会消失呢？”。
改革要有奉献精神
1985年12月，袁芳烈离开了这座他曾经试图改变但最终反被改变的城市，平调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主政温州4年多，温州家底翻了一番。到1984和1985年，全市面上经济实际增长率在20%以上，政府财政收入也同时翻了一番多。袁芳烈没有从上级获得一句公开的评价，但温州人却在心中为他种下了一株常青树。
“总结温州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我认为集中起来有三点：一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二是坚持群众路线，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保护群众；三是要敢于实事求是”，袁芳烈坦言道，“实事求四个字说来容易，但在那个年代，在温州这样一个地方，不仅需要勇气，更要有不顾自己政治前途的奉献精神！”。
历史长卷回翻到1958年。这年，浙江省最年轻的明星县委书记李云河从他人生的云端坠落，原因是他在永嘉县推行包产到户，这在那个“一大二公”的火红年代无疑是大逆之举。之后，他在打铁、翻砂的艰苦劳作中耗过了20多个年华。1998年7月，在纪念永嘉农村包产到户42周年会场上，杜润生畅言道，1956年的那次行动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值得肯定的，永嘉县是我们中国包产到户的先驱者。
鲜花与掌声总是比先驱者的脚步慢半拍，这年66岁的李云河因病辞世。
“李云和绝对是个敢于实事求是的人，他的人生遭遇对我来说不是没有警示，但在风口浪尖追求四平八稳绝不是我的风格，因为我没有忘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此时的袁芳烈目光坚毅，“现在有的城市为谁是中国民营经济始创地而争得面红耳赤，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很简单，当年温州所承担的巨大政治风险和压力是任何城市没有过也不敢尝试的”。
从一开始，温州模式就以一个“坏小子”的形象出现，有点“臭不可闻”，因此在整个1980年代及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一段时间，与百无禁忌的近乎狂放的温州经济不同，温州的官员们始终站在政治悬崖的边缘。而且颇有意味的是，在那个十分独特的时期，每一位被调来温州的干部，都是怀抱着一种彻底改造这块“资本主义温床”的强烈的“政治使命”，而每一位到最后都不约而同地成为温州模式的维护者和坚持者。
多年后，曾经不善辩论自顾“埋头拉车”的董朝才坦言道：上任的第一天我是用一种极不信任的眼光打量私营企业的。1986年6月，当他在四级干部会上花了很长时间宣读他的文章《试论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必然性和国营经济的地位》时，正在远处观察他一举一动的袁芳烈拊掌而笑：“温州除此之外，无路可走。老董绕了几个弯子，终于上道了”。
然而，特定时期内的温州似乎依然需要在“大冷”与“大热”间反复淬炼。1989年和1991年间，就在第一次“温州热”余温尚存之际，中南海派员三下温州。其中，二次下温州的起因是因为有人检举温州“赌博到处有，妓女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党员信菩萨”，一时间“恐温症”泛滥尘嚣，“温州＝资本主义，支持温州＝支持资本主义”似乎成了一个无形的“定律”。
好在清者自清。温州的官员秉持着一届又一届传承下来的坚定作风，顶着疾风骤雨向着既定的方向前进，再前进。
如今，三十春秋荏苒，曾经在温州披荆斩棘的官员们以及的他们的超然举动依然为人们所深记。这其中，袁芳烈被广泛地公认为是温州改革开放局面的奠基人和开时代风气的领跑者。
对此，袁芳烈笑而对之：“一个人在某个历史阶段扮演什么角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付出的努力是否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收获。对我而言，能让温州的老百姓普遍富裕起来，这就足够了”。
“实事求是四个字说来容易，但在那个年代，在温州这样一个地方，不仅需要勇气，更要有不顾自己政治前途的奉献精神”
6月的温州平和淡定，绰约的瓯江从它脚下缓缓流淌。
与其它城市不同的是，此次采访需前往杭州进行。1985年12月，地市合并后的第一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完成使命回到杭州，从此再也没有离开“三秋桂子”之地。
这天早晨，杭州天朗气清。浙江省高级法院南向的一间办公室，袁芳烈端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用依旧浓重的山东口音饱含深情地向记者讲述温州故事。
快刀斩乱麻
1981年8月，浙江省委常委、主管农业的年轻副省长多了一个新的职务――温州地市合并领导小组组长。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形势很好，全省形势也很好，但温州依旧被动，经济发展缓慢，社会治安形势严峻，主要原因是党委、政府形不成拳头”，过往的激情岁月让年近耄耋的袁芳烈很快兴奋起来，他说，“省委要求我担任市委第一书记，工作一年，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彻底解决温州的领导班子问题、组织问题，当时远还没有提到发展经济”。
然而，袁芳烈在温州一干就是四年多。
偏居浙江省东南一隅的温州自古便因群山阻隔、瓯水横截而“行路难不输蜀道”，加之“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自然生存环境，始终是个极易被人“遗忘”的地方。进入1950年代后，这里又因地处海防前哨而鲜有国家投入，资料显示，解放后28年间，国家在这里的投入仅为6．7亿（同比宁波为83亿）。城市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以至“姑娘、小嫂挑着粪桶满街跑”。文革期间，这里更是成为重灾区，武斗不断，炮火连天。到1980年代初，温州的发展依如其名般“温吞吞”。对此，老百姓自编顺口溜聊以自嘲道：50年代是前线（海防前哨），60年代是火线（文革武斗），70年代是短线（经济建设），80年代才奔上起跑线。
到温州不久，袁芳烈发现总是有些市民在晚上提着瓶瓶罐罐排队，他上前询问，市民没有好气地用温州话对他说：等死（温州话“水”发“死”音）。后来他了解到，全温州市区每天只能供应4万吨自来水，甚至一大片居民区只有一个水龙头。而当时更多的市民家里烧水做饭则都要凭国家给的几斤煤票买煤在家做煤球，他们戏称这为倒霉（煤）。
“白天倒霉（煤），晚上等死（水），这一面说明市民生活得不方便，另一方面也说明市民就业困难无所事事，情绪上对社会和政府不满”，袁芳烈表情庄重道，“当时温州社会治安乱到什么程度？白天女工不敢上班，因为大街上流氓团伙成群结队，更为恐怖的是一个上午竟然有两个派出所被炸掉，以至于一些公安干警连制服都不敢穿了”。
市区如此，所辖各县情况更为复杂：平阳讨饭（1979年前，这个全部人口160万的县有30万人在外讨饭），文成人贩（贩卖人口现象严重），洞头贷款（有人概括说，洞头县是“8个书记，8万人口，800万贷款”），永嘉单干（该县在1950年代便开始包产到户）……
沉闷压抑的气氛笼罩在人们心头，急需一场风暴荡涤。
“按照省委的意图和温州的实际情况，地市合并势在必行，但在如合并何时并的问题上，大家意见不一，多数人认为情况复杂要慢慢来。合并消息一出，上下议论纷纷，一批干部开始不稳定了，于是我果断提出，要快刀斩乱麻，宜粗不宜细”。
接下来，袁芳烈采取一竿子到底的办法――召开温州地委、市委下至县委常委以上的领导干部大会。会上，袁芳烈传达省委精神，讲地市合并的意义，并号召与会干部服从上级决定，顾全大局，会议进展顺利。但当涉及到将来新温州市市委常委谁来当的问题时，台下议论声又渐次高了起来。
“我当时就表态：我刚到这里，谁也不认识，也不和谁沾亲带故，但我相信群众，我把标准说了，希望参会的同志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民主推荐能够胜任的领导干部”。
袁芳烈的一番“真情表白”让会场又恢复了平静。随后，一场无记名投票在公正有序的气氛中顺利完成。不久，袁芳烈将选举结果报请省委批复。从抵达温州之日算起，整个地市合并过程仅用了20多天时间，干净利落得让省委组织部的同志感到十分惊讶。
“领导核心一形成各项工作马上转入正轨，基层地市合并工作随之推进，社会治安治理也很快见到成效，但让我最为急切的是要尽快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袁芳烈说，“全市经济基础这么差，而温州也不可能向省里伸手要钱，如何办？我想到了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那就是当遇到问题解决不了时就赶紧离开办公室，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果然，这一圈走下来，满载而归，找到了办法，看到了温州的希望”。
一头牛的启发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履新温州的最初阶段袁芳烈的真实想法是在国有企业上面作一番文章，然而大型国有企业一个也没有，市属1000人以上的中型国有企业只有冶炼、矾矿等7个，500至1000人的企业也不过20个，其中1/3企业彻底垮掉的窘迫现实让他颇感为难。在为这些企业跑贷款、讨项目，动足脑筋算尽机关也枉然后，袁芳烈开始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一次，他途径瑞安县麻布镇看到路边一大群膘肥体壮的水牛，每只头上还挂了大红花。感到好奇的袁芳烈上前询问，原来是乡亲们在搞评比，看谁养的多养得好。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这些牛大多为户养（私人）少量为公有私养(承包)。一位老乡还笑盈盈地向他算了一笔帐：养一头水牛一年耕地能得500元，母牛生一头小牛犊能卖500元，母牛挤的牛奶还能卖500元，这比一个“三五牌(即30年工龄，50元月工资)”干部的收入强多了！
现实就这样直白地撞击着袁芳烈的内心世界，他说：“我曾经担任过主管农业的副省长，也去过浙江不少地方，知道作为生产资料的耕牛的重要性。可其它地方属于集体所有的牛往往是有人使唤没人照料，大多瘦弱病残，而这里的情况恰恰相反。我当时就在思考，把牛能喂养得这么好，这到底是不是资本主义呢？”
如果说一头牛给袁芳烈带来了某种启示的话，那么，之后的另一次所见所闻则彻底改变了他的判断和抉择。
一天，袁芳烈来到瑞安县塘下镇，顺手推开路边一个农户的门，在昏暗的灯光下，一位主人兼工人的老太太正在照看五台土织机织松紧带，同时还带着一个小孙子。袁芳烈饶有兴趣地问她一年能赚多少？老太太得意地伸出手指比划道：6000！他又问，办这样一个家庭工厂设备投资要多少。她又伸出手说：才500！袁芳烈异常高兴地说，好啊！你比我这个当副省长的还挣得多啊，但我不眼红，你们勤劳致富，收入越多越好！
调查归来，那五台土织机的声响始终回荡在袁芳烈的脑海里。他算了一笔帐：如果有100个这样的老太太，年利润就有60万，1000个就有600万，而当时温州全市纯利达到60万的国营企业不超过3家。
“麻布镇养牛户和塘下镇纺织户让我彻底改变了一直以来认为温州人觉悟低的偏见，同时，我为之冥思苦想的如何解决百姓吃饭就业问题也找到了答案，我想这个‘资本主义’还是可以研究的嘛”，袁芳烈笑道。
“有色眼镜”一摘，眼前豁然清朗。袁芳烈很快发现一种他完全陌生的地下经济已然是生机勃勃于温州城乡。数万计的地下工场和家庭作坊，以灵活的生产经营和内部分配机制运作，通过10万多个“农民供销员”与市场紧密联系。这些供销员的身份多是弹棉郎、修鞋匠、小裁缝和剃头匠，在行走天下时，随身带着家庭手工业产品四处推销。而在十分偏远的金乡等乡镇，已经出现了较成规模的专业化家庭作坊群和最初级的工业品集贸市场，特别是拥有上万个家庭纺织户的宜山镇，当时产值已达8000多万元，人均收入为300元，远远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这些生动具体的事实让我看到了温州的出路和希望所在，我强烈地意识到温州要全面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就必须坚定不移地从地方实际出发，尊重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放手发动群众”，袁芳烈声调略高道，“于是我提出要允许农民积极致富，大力发展家庭工业，凡是对老百姓发展生产有利的我们都支持”。
“两户”大会
当“黑工厂”、“家庭工业”和“不务正业”者支撑了温州经济天空成为既定事实，当“吃饭”问题压倒僵化的意识形态，万紫千红的发展局面似乎就该自然而然地出现。
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和全国其它城市一样，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鼓舞和1982年鼓励包产到户政策推动下，温州出现了少量的专业户和重点户，市里对个别典型也进行了及时扶持和宣传。然而，长期以来“左”的一套造成的影响却仍未驱散，因发财致富遭到打击、批斗，甚至坐牢的先例让人们普遍心有余悸。想富不敢富，富了又怕冒富的思想依然羁绊着人们走向富裕的腿脚。
“当时我粗略统计了一下，所有专业化和重点户加在一起也只占到全市农户的1～2%，可见典型虽有但仍然是少之又少”，谈到此处，袁芳烈身板略微前倾道，“怎样打消群众疑虑让这些典型的现身说法引路，尽快使少量成功经验变成普遍行动，当时我就想是否可以开一个专业户和重点户的表彰大会”。
“两户”表彰会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市委常委的普遍赞同，可当大会通知下发后却遭到了受邀代表们的普遍冷遇。一些代表说，市里这次又不知道耍什么新花招，今年上半年刚刚在柳市抓了“八大王”，这回是不是又要搞“鸿门宴”把我们一网打尽。有些干部则怕受牵连，甚至不敢把通知往代表家里送。
这种暂时的被动局面并没有影响到已经铁了心要开“两户”大会的袁芳烈，他亲自给各个县委书记打电话，说明这个会的目的是交流经验，绝不是抓反面典型，要求各级干部亲自上门做说服工作。就在同时，热烈欢迎“两户”代表的大幅标语赫然出现在街头巷尾。
1982年的冬天至今在许多温州人的记忆里显得格外温暖明媚。
12月16日，“两户”大会胜利召开。面对到会的1200余名代表，心潮澎湃的袁芳烈结合十二大精神和温州实际做了报告。其中特别突出邓小平和胡耀邦的讲话精神，肯定了多种形式承包责任制的重要意义，一再表明绝对不会走回头路。同时，明确指出与会代表是温州当前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先进代表。最后他还宣布了市委市政府“五个允许，五个支持”的决定。
当受表彰的35名代表披红戴花走上主席台，与市里四大班子领导坐在一起时，整个会场气氛达到了高潮。台上，以往唯恐露富的代表们纷纷介绍自己的致富经验。台下，听者如醉如痴报以热烈的掌声。事后的政府文件说：“这次会议是温州市场经济发展的契机”，“全市从此兴起了一场发展农村经济的空前热潮”。
“现身说法，典型引路”很快见了成效。在瑞安县塘下镇，一个挂靠在学校拥有一百多名工人的五七文具厂，在“两户”会议后一下子有半数工人回家自己办了工厂。
随后的发展是：1978年，温州乡办工业企业总共只有2000多个，总产值仅为1.2亿元。到1986年，全市家庭工业企业就达到14.65万户，从业人员33.86万人，实现产值17.7亿元。挂户经营别开生面地拉开了农村工业化的帷幕，形成了柳市五金电器、宜山再生纺织、桥头纽扣等十大小商品产销基地和专业市场。
温州从此声闻九皋。
平反“八大王”
或许是温州人在历次运动中受挫太多神经过于敏感，尽管“两户”大会开得非常成功，尽管全民创业的热情铺天盖地，然而，在那些已经初具经营规模冒尖户们的心中却还有一个疙瘩没有解开。
1982年冬，就在“两户”大会热气腾腾召开之际，一位名叫刘大元的温州人却在颠沛流离，惶惶不可终日中度过了5个月的“逃亡”生活。他和另外七位柳市工商业大户主的跌宕命运正是那个人们心中没有解开的疙瘩。所例外的是，刘大元是他们当中惟一一个躲过牢狱之灾的幸运者。
一年前，作为温州低压电器发端地的乐清县柳市镇已经拥有了300多家企业，产值高达2200万元。在主力产业带动下，整个柳市镇工商业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致。镇上最热闹的前后市街，“螺丝大王”刘大元、“五金大王”胡金林、“目录大王”叶建华、“矿灯大王”程步清、“翻砂大王”吴师廉、“胶木大王”陈银松、“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旧货大王”王迈仟的店铺相邻互望，人们钦佩地将他们尊称为“八大王”。此时，1990年代后才声名鹊起的南存辉辍学不久，在叶建华的店门前练摊修鞋。
转年一过，风向突变。
198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浙江抓温州，温州抓乐清，乐清抓柳市，柳市一些“冒尖户”成为重点中的重点，昔日被人们羡慕不已的“八大王”一下子变成“狠狠打击”的对象。八个人中除刘大元一人侥幸逃脱外，其他七个先后被抓获判刑，刑期最长的七年。“八大王”事件给柳市刚刚燃起的商品经济星星之火泼了一瓢冷水，更为严重的是工商业主从此在他们与政策制定执行者间筑起了一堵冰冷的高墙。以至于到“两户”大会召开后，还有不少干部群众认为“共产党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也有的说“小富可以，大富不行，最终还是要共产的”。
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袁芳烈立即前往柳市进行实地调查。当听到区委（当时柳市建制为乡镇级的区）书记吴良志汇报到“八大王”一抓柳市当年工商业产值猛降57%时，他痛心不已地说，我这个市委书记费那么大的劲，连休息日也没有，一年下来全市工业总产值才增长百分之三点几。看来“八大王”事件的影响不消除，温州就不会有大发展。
回到市里的当天，袁芳烈找到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孙沧，向他讲了在柳市了解到的情况，建议他复查。
“我当时讲，我们共产党人干事就要光明磊落，犯了错就要改，改了老百姓还是会原谅我们的，不要回避，”为了进一步打消孙沧的顾虑，袁芳烈表示，“我是市委书记，出了事我承担，不会叫你院长去担。”
转机终于出现。1984年初，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肯定了供销员的地位作用，这对温州10万多供销员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新年礼物。同年6月，浙江省打击经济领域办公室公布了《关于乐清县柳市区所谓“八大王”案件的处理情况》，称“有关部门对胡金林等人的案子进行了重新审理，有的作了纠正”。
“抓的时候声势很大，但放的时候悄无声息，我感到这样处理仍然不利于消除‘八大王’事件的负面影响”，袁芳烈说，“于是我们在后来一次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的全市乡镇书记以上电话会议上郑重宣告给‘八大王’平反，影响很大”。
重新获得认可的“八大王”被英雄般请回家，《温州日报》、《浙江日报》、《中国农民报》、《人民日报》等媒体对他们的报道不断升级，纷纷给他们贴上时髦的标签：“信息专业户”、“农村经营能人”、“乡土精英”……
带动效应随之显现。这年6月，柳市低压电器门市部猛增至1000多家，从事电器业人员超过5万余人，供销人员多达1万余人，这其中就包括在叶建华店门前练摊修鞋的南存辉。多年后，已身为正泰集团掌门人的南存辉不无感慨地说：正是“八大王”的平反扫除了我的顾虑，我才筹集5万块钱正式创办了柳市求精电器开关厂。
学南容易学北难
和“八大王”跌宕起伏的个人命运相仿，在经历了一个个激浪险滩后，1980年代中期，温州这艘汪洋中的小船终于看到了喷薄而出的红日，也就在此时，被认为是“民营经济天堂”的温州开始得到全国关注。一时间，中央领导、省市官员、体改谋士和经济学家纷纷到来。
袁芳烈说：“他们来到这里，一方面是对温州的做法给予了不同形式的支持和肯定，同时也为温州的继续发展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有些让我至今难忘”。
1984年3月，国务委员、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来到柳市。在对沿街摊铺逐一询问后高兴地拍着袁芳烈的肩膀说，老袁啊，你是怎么搞出来的，你们的经验很好，要好好地总结。袁芳烈说，我们现在水平还不高，有些原材料国家还不给供应，再就是我们管理还没有跟上。张劲夫把手一摊说，质量不好可以提高，谁说弄堂街道工业质量不好，人家瑞士的手表大部分就是小作坊手工生产出来的嘛！
10月，国务院总理在参观完柳市后十分高兴。他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消除包括城乡差别在内的三大差别，你这里就做得很好。如果没有过去的弯路，我们的农村会是个什么样子。即将离开温州时总理又说中央想搞农村改革试验区，温州可以考虑。两年后，浙江省委正式向中央送交了《关于建立温州试验区的报告》。
安徽省委书记黄璜是第一个到温州考察的省委书记。他参观后当场表态，我认为学南（指温州）容易学北（指苏南）难，我们安徽要学温州。袁芳烈笑着说，温州也不见得好学，搞不好就要付出政治代价的。带着四套班子前来考察的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则非让袁芳烈介绍一下，为什么温州有些政策比厦门特区的政策还活？
著名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是在1985年初春抵达温州，参观后他异常兴奋地说，我向往了一辈子的东西在温州一下子找到了，而且到处都是。他进而风趣地对袁芳烈说：看来我们俩个是要建立“地下”热线联系喽！考察中，杜润生还透露万里同志很想到温州看看，到了上海生病来不了了。袁芳烈听后立即派人将商品市场情况拍成录像带送到上海。万里看了说，录像不要带走了，我回北京后给小平看看。翌年4月，万里赴温州考察，充分肯定了温州所走的路子。
1986年春，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教授在考察柳市等十大专业市场后认为，温州的贡献在于启动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由此，“小商品，大市场”迅速成为被经济学界高频引述的热门词汇。此后，费孝通又多次考察温州。
与文气十足的“小商品，大市场”论相比，“光头论”则更显朴素智慧。1991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来到温州，他一路看一路问，最后他说：温州这件事怎么看不要急急忙忙下结论。你们不要先戴“帽子”，脱个光头，不是更凉快吗？“光头论”一经发表，当年夏天剃光头的温州人比往年增加了若干倍。
在那个对于“姓资还是姓社”激烈争论的年代，这些来自不同层面的不宜过度公开的支持、理解和肯定让温州人倍感温暖。但真正让温州现象公布天下的是一篇发表在头版头条的长篇报道。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刊发了题为《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文中指出“温州市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兴起，短短几年，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如今‘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已经为人们公认。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一经提出全国反响强烈，第一轮“温州热”随之兴起波澜。
据统计，从1983年至1986年，到温州累计参观人数超过60万。其中被称作“温州年”的1986年，仅副省级以上官员就达93人次。高潮中的高潮――1986年9～10月间，杭州和宁波连接温州的两条公路车流阻塞，弹丸之地的温州开始招架不住了。
1988年11月，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前往温州考察。同天抵达的全国仅地市级以上的参观团就有十几个。田纪云大吃一惊，当即给国务院打电话，要求制止这一现象的泛滥。几天后，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共和国第一个要求控制参观区域模式的文件――《关于各地立即停止到温州参观考察的紧急通知》。第一轮“温州热”暂时消退。
1992年初春，当邓小平南巡讲话将“姓资姓社”争论的阴霾一扫而空之际，第二轮“温州热”又不可阻挡地蓬勃兴起。1992年至1994年，参观“取经”者约50万人次。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明确宣告：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州热”再起，当年参观考察者就达近十万人次。
从“拾遗补缺”到“有益补充”，最后到“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和它的创造者们终于迎来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的“温州热”似乎成了判断国家对民营经济政策大势走向的“晴雨表”，温州这座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铁肩担道义的城市也在这时代的洗礼中日益成熟。
无为与有为
1990年代末期，在热烈追捧中一些经济学家力图将所谓“特征”的标签贴到温州模式上，其中一条就标定温州是“小政府、大市场”，政府的作用体现为“无为而治”。
“说温州政府是无为而治，这是贬低，至少是低估。我们把乌纱帽挂在裤腰带上顶风做事，这是最大的有为”，袁芳烈微微有些激动。
在最初的地市合并中，温州决策层大刀阔斧地“民主整顿吏治”，建立起稳定、精干的温州干部队伍，为接下来顺利推行温州模式提供了强力的政府保证。在家庭工业遭到打击低迷不振之际，温州决策层力主召开“两户”大会，为“八大王”平反，从而彻底扫清笼罩在温州人心头上的阴云。每一次谋势布局到果断推动，无不显示决策层的决心和魄力。
“你说这是有为还是无为？”袁芳烈反问道。
袁芳烈的继任者董朝才从1987年开始，力主决策温州市政府先后草拟了8个地方性行政法规。其中，有关“挂户经营”、“私人企业”和“股份合作”3个行政法规为中国首创，从制度的角度有力地保护了民间投资的合法性。到1988年，温州的民营企业注册户比一年前增加了3倍，“股份合作”这种企业形式在瑞安、乐清等地均达到50%以上的比例。这年9月18日，在他的再三力争下，中央终于批准设立“温州试验区”。自此，温州的“自费改革”得到中央首肯。
后来的刘锡荣在温州最困难的时候提出“不等不靠不伸手要”，力主立项并建成了全国第一个以地方集资为主的飞机场，为此他宣布市委市政府三年不建干部宿舍、不买车。在人民路改造拆迁过程中，头一天开拆迁户动员大会，第二天首批动迁600户就全都配合顺利实施。由此可见，温州的政府不仅敢于作表率，在群众中也相当具有号召力。
至于在与香港合资兴建金温铁路，向全市发起“第二次创业”号召，召开质量立市万人大会，提出“海上温州”战略，推行无外（资）不快经济结构调整思路等等中，人们总能在温州人浩浩荡荡的市场经济大军中看到那面始终迎风招展的“帅”旗。
“相对于计划经济来说，我们是‘无为’的，如果‘有为’的话民营经济就不会有今天了。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我们绝对是‘有为’的”，袁芳烈将身体靠向椅背，神情淡定，“只不过温州的政府始终很好地把握了与市场之间的界限，这个界限简而概之就是不与民争利，依靠和发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温州人经济
2003年末，上海《新民周刊》以“温州滞足待破茧”为题对温州的前途发出了疑问。文章说，改革开放以来主要经济指标一直在全省名列前茅的温州，在2002年末掉到了全省第七。进入2003年情况更为糟糕，7、8月份接连排名倒数第一。作者直问：温州怎么啦？
无独有偶。于同期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一位教授则干脆预言：现在的“温州模式”将在25至30年后消失。
袁芳烈摆摆手说：“毕竟温州在改革开放初期抢占了市场经济的先机，如今全国市场经济越来越普及完善，温州经济增速相对放缓也就不足为怪。但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新趋势，那就是遍布全国甚至海外的温州人和他们的企业。虽然他们创造的财富不能统计到温州的GDP中，但从全局看，这种‘温州人经济’对温州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和积极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据悉，目前活跃在全国商界的温州人多达160万，更有40万左右创业在海外。而在首届世界温州人大会上，参会的1500名代表就来自60个国家和国内118个城市。这些生活在外乡但依旧牵挂家乡的温州人都有寄钱回家的传统，仅2004年春节前10天内，从外地汇回温州的资金就逾300亿元。有人测算，温州人的民间资本远远超过3000亿元。
比创造和积累财富更重要的是流向全国各地的160万温州人，这不是160万个民工，而是160万个老板。他们不仅不去与人争夺饭碗，而且还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他们的行为不只是简单的产品输出、资金输出，而是老板的输出，模式的输出。如今这些散落在全国各个城市的“温州村”、“温州城”和“温州街”，也已经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这些城市的气质和性格。
“比如说绍兴、义乌以及福建晋江和山东临沂，这些城市商品市场的创办温州人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袁芳烈的手掌在胸前挥动着，“把生意撒向全国各地世界各地，这就是‘温州模式’的最大贡献，正是在这种不断的流动中‘温州模式’的内涵得以丰富和完善。现在如此，将来也是，这样的模式怎么会消失呢？”。
改革要有奉献精神
1985年12月，袁芳烈离开了这座他曾经试图改变但最终反被改变的城市，平调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主政温州4年多，温州家底翻了一番。到1984和1985年，全市面上经济实际增长率在20%以上，政府财政收入也同时翻了一番多。袁芳烈没有从上级获得一句公开的评价，但温州人却在心中为他种下了一株常青树。
“总结温州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我认为集中起来有三点：一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二是坚持群众路线，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保护群众；三是要敢于实事求是”，袁芳烈坦言道，“实事求四个字说来容易，但在那个年代，在温州这样一个地方，不仅需要勇气，更要有不顾自己政治前途的奉献精神！”。
历史长卷回翻到1958年。这年，浙江省最年轻的明星县委书记李云河从他人生的云端坠落，原因是他在永嘉县推行包产到户，这在那个“一大二公”的火红年代无疑是大逆之举。之后，他在打铁、翻砂的艰苦劳作中耗过了20多个年华。1998年7月，在纪念永嘉农村包产到户42周年会场上，杜润生畅言道，1956年的那次行动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值得肯定的，永嘉县是我们中国包产到户的先驱者。
鲜花与掌声总是比先驱者的脚步慢半拍，这年66岁的李云河因病辞世。
“李云和绝对是个敢于实事求是的人，他的人生遭遇对我来说不是没有警示，但在风口浪尖追求四平八稳绝不是我的风格，因为我没有忘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此时的袁芳烈目光坚毅，“现在有的城市为谁是中国民营经济始创地而争得面红耳赤，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很简单，当年温州所承担的巨大政治风险和压力是任何城市没有过也不敢尝试的”。
从一开始，温州模式就以一个“坏小子”的形象出现，有点“臭不可闻”，因此在整个1980年代及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一段时间，与百无禁忌的近乎狂放的温州经济不同，温州的官员们始终站在政治悬崖的边缘。而且颇有意味的是，在那个十分独特的时期，每一位被调来温州的干部，都是怀抱着一种彻底改造这块“资本主义温床”的强烈的“政治使命”，而每一位到最后都不约而同地成为温州模式的维护者和坚持者。
多年后，曾经不善辩论自顾“埋头拉车”的董朝才坦言道：上任的第一天我是用一种极不信任的眼光打量私营企业的。1986年6月，当他在四级干部会上花了很长时间宣读他的文章《试论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必然性和国营经济的地位》时，正在远处观察他一举一动的袁芳烈拊掌而笑：“温州除此之外，无路可走。老董绕了几个弯子，终于上道了”。
然而，特定时期内的温州似乎依然需要在“大冷”与“大热”间反复淬炼。1989年和1991年间，就在第一次“温州热”余温尚存之际，中南海派员三下温州。其中，二次下温州的起因是因为有人检举温州“赌博到处有，妓女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党员信菩萨”，一时间“恐温症”泛滥尘嚣，“温州＝资本主义，支持温州＝支持资本主义”似乎成了一个无形的“定律”。
好在清者自清。温州的官员秉持着一届又一届传承下来的坚定作风，顶着疾风骤雨向着既定的方向前进，再前进。
如今，三十春秋荏苒，曾经在温州披荆斩棘的官员们以及的他们的超然举动依然为人们所深记。这其中，袁芳烈被广泛地公认为是温州改革开放局面的奠基人和开时代风气的领跑者。
对此，袁芳烈笑而对之：“一个人在某个历史阶段扮演什么角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付出的努力是否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收获。对我而言，能让温州的老百姓普遍富裕起来，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