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特别善良，困难时期，所有人家都陷入饥饿之中，吃饭时，妈妈总是默默地把饭分成几份，自己留最少的一份，尽量把有营养的和多的留给父亲和孩子们，特别是我。因为我那时马上就要考大学了，总觉着吃不饱。
记得父亲到香港开辟一片事业，家里为照顾父亲请了一个阿姨。每天早晨，为了让阿姨休息好，母亲会先起来把荷包蛋煎好。过年过节，要先给阿姨、司机、大夫包好红包。所以，我们是从爸爸身上学到正直、求实、诚信，在妈妈身上学到善良。联系到联想，我是主要创始人，但和大家共同分享联想的股份，我在其中只占2%左右的股份，我觉着这和妈妈对我的影响分不开。
妈妈公私分得清楚，记得我父亲1984年到香港创立了一家专利公司，直到现在这家公司也仍然是香港最大的一家专利公司。公司有一座大的住宅楼，员工大多数都住在楼里。可在那里，父母只住一套六七十平米很小很小的房子，有时我去看他们，晚上就只能住在仅能睡下我一个人的客厅里。
随着事业逐渐做大，爸爸有时因工作允许想带妈妈到国外去走走，妈妈却总要问清是不是经过对方允许、费用是不是公司出，如果公司出，妈妈绝不会去。这对于我很有触动。我在香港办公司时，她一度曾担心我爱钱财，后来看我对这方面根本不在意，看我和香港人都是公事公办，放心了。即使这样，她对我也总说我爸爸公私分明，表现出她内心的那种自豪感。她就是这样，对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刻意的教育，都是潜移默化地体现出来。
我上初中时，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妈妈在中国银行秘书室，我要大量地读课外书，妈妈就一本一本地为我借。妈妈在贸促会图书馆时，开始有意识地为我挑一些书。我除了看一些如《青春之歌》那样一类提倡看的书外，还看一些历史书，一些文学名著，如《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基督山恩仇记》等，像杰克・伦敦的，像大仲马的书，我都爱看。后来她管图书馆时，一拿回来就是30来本，基本是她拿什么我看什么。妈妈说：“就知道老大要看书，吃不上，就满足他看书吧。”
现在一般人愿意请我讲些事情，认为我讲演逻辑性强，也挺生动，那是受妈妈的影响。记得1952年前后，没有谁重视讲演，讲演那时叫讲话，但是我妈妈重视。她鼓励我在课堂上举手，让我觉得讲话没有什么可害臊的。也许是因为她在抗日战争时期看到了宣传鼓动的力量，因此她对我说：你应该有讲演的能力。
更有意思的是她平常是很好静的人，但1949年我们刚从上海搬到北京时，我大概5岁左右，所在贤宁小学要开一个庆祝会，竟然邀请她作为家长讲话，她还就答应了。开会时，看到妈妈走上主席台，把我吓一跳。后来想，那是要给我做样子。
我妈妈有一个特长是学各地方言，学得惟妙惟肖。学陕西人说话，学唐山人说话，听了就能学。我今天也喜欢学各地人说话，说个陕西话、湖北话，都受她的影响。有讲演能力，办公司就能把话讲好，让员工有士气，有利于带好自己的队伍。所以说，有讲话能力还是挺重要的。
但是，对后来的我和我的父亲，妈妈就不再鼓励我们讲话了，总是让我们悠着点儿。让我们和同事之间、和周围人处理好关系。她认为想要把事情做好，要先想别人是怎么想怎么做的，人家起什么作用，如果有出头露面的机会，就要先向后退，多让给别人。我和爸爸都是一样的脾气，都是愿意向前冲的性格，到后来妈妈就是向我们说这些话了。
我母亲和父亲这一辈子不管多艰难，真是恩爱了一辈子，少见这样夫妻恩爱的榜样。早年，刚一解放，爸爸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工作，中国银行要筹建总行，爸爸从上海被调到北京，妈妈带着全家跟着爸爸过来。
当时北京风沙漫天，条件很恶劣，但妈妈从来没有埋怨。后来，因领导人之间的问题，爸爸卷入一个案子，被无辜地发落到黑龙江安达一个小城市去当行长；“文革”期间，我父亲又受冲击，说他是阶级异己分子，被打入牛棚，送到干校，由于他不肯承认所谓罪行，被押送回老家一个干校。我有一次出差路过，看见干校到处是写批我爸爸的大字报，对此妈妈却无动于衷。她柔中有刚，始终陪着爸爸，并且把她的首饰全都卖了，坚决支持爸爸。
妈妈的坚强给父亲力量，也让家人对父亲充满信任。很多年后，我父亲成为中国专利代理方面的创始人，在业界很有名气，但是对妈妈始终很敬重。爸爸说妈妈是外圆内方的人，无论遇什么事心态都很平和。
对爸爸和我们这些孩子们，妈妈非常慈爱。在我出现思想问题时，都是爸爸和我谈话，妈妈陪着爸爸。高中毕业时，我被挑选当飞行员，成为全校唯一的入选者。可到了要批准的时候，因为舅舅是“右派”被拿下。灾难从天而降，高考又误了，我因此特别沮丧。但是，妈妈和爸爸对我说：“无论你将来做多么了不起的事，还是做多么平凡的事，只要是一个正直的人，就是我的好儿子。”一席话让我从此坚强起来。
70年代，家里孩子中属我经济条件不好，妈妈问我：“要不要补贴？”我说不要，想自己克服。于是妈妈让我们回家里吃饭。那时我带着儿子回去，他们现在想起还在笑，父子俩就像从前线下来的，把桌上的饭菜能扫荡一空。
我和我爸爸性格相同，属于那种天上有块云彩要下雨，没云彩也要下雨的性格。我妈妈反而总是按着我们俩，怕我们有哪一点不周到影响事情成功。她在后面总是很稳重、很安详，让父亲把事情做好。她总是让我们谋定而后动，谋不定不动。但如果真做了，就不后悔。这对我们很有启发。每当我们有一点成功，她不会有什么褒奖，只是在后面微笑。到后来联想的路走顺了，在家里她从不谈我；当然了，如果电视台采访我，我也不告诉她。
2008年，爸爸和妈妈都走了。我和弟弟妹妹在妈妈的住所用一个房间作纪念室，摆满了妈妈曾用过的东西、父母及家人在各时期的照片，每每在房间里驻足，看着妈妈慈爱的目光，我便会感到妈妈还在身边，对于她的孩子们，还在给予，给得很多很多。
摘自《中国妇女报》2010.11.29
妈妈特别善良，困难时期，所有人家都陷入饥饿之中，吃饭时，妈妈总是默默地把饭分成几份，自己留最少的一份，尽量把有营养的和多的留给父亲和孩子们，特别是我。因为我那时马上就要考大学了，总觉着吃不饱。
记得父亲到香港开辟一片事业，家里为照顾父亲请了一个阿姨。每天早晨，为了让阿姨休息好，母亲会先起来把荷包蛋煎好。过年过节，要先给阿姨、司机、大夫包好红包。所以，我们是从爸爸身上学到正直、求实、诚信，在妈妈身上学到善良。联系到联想，我是主要创始人，但和大家共同分享联想的股份，我在其中只占2%左右的股份，我觉着这和妈妈对我的影响分不开。
妈妈公私分得清楚，记得我父亲1984年到香港创立了一家专利公司，直到现在这家公司也仍然是香港最大的一家专利公司。公司有一座大的住宅楼，员工大多数都住在楼里。可在那里，父母只住一套六七十平米很小很小的房子，有时我去看他们，晚上就只能住在仅能睡下我一个人的客厅里。
随着事业逐渐做大，爸爸有时因工作允许想带妈妈到国外去走走，妈妈却总要问清是不是经过对方允许、费用是不是公司出，如果公司出，妈妈绝不会去。这对于我很有触动。我在香港办公司时，她一度曾担心我爱钱财，后来看我对这方面根本不在意，看我和香港人都是公事公办，放心了。即使这样，她对我也总说我爸爸公私分明，表现出她内心的那种自豪感。她就是这样，对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刻意的教育，都是潜移默化地体现出来。
我上初中时，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妈妈在中国银行秘书室，我要大量地读课外书，妈妈就一本一本地为我借。妈妈在贸促会图书馆时，开始有意识地为我挑一些书。我除了看一些如《青春之歌》那样一类提倡看的书外，还看一些历史书，一些文学名著，如《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基督山恩仇记》等，像杰克・伦敦的，像大仲马的书，我都爱看。后来她管图书馆时，一拿回来就是30来本，基本是她拿什么我看什么。妈妈说：“就知道老大要看书，吃不上，就满足他看书吧。”
现在一般人愿意请我讲些事情，认为我讲演逻辑性强，也挺生动，那是受妈妈的影响。记得1952年前后，没有谁重视讲演，讲演那时叫讲话，但是我妈妈重视。她鼓励我在课堂上举手，让我觉得讲话没有什么可害臊的。也许是因为她在抗日战争时期看到了宣传鼓动的力量，因此她对我说：你应该有讲演的能力。
更有意思的是她平常是很好静的人，但1949年我们刚从上海搬到北京时，我大概5岁左右，所在贤宁小学要开一个庆祝会，竟然邀请她作为家长讲话，她还就答应了。开会时，看到妈妈走上主席台，把我吓一跳。后来想，那是要给我做样子。
我妈妈有一个特长是学各地方言，学得惟妙惟肖。学陕西人说话，学唐山人说话，听了就能学。我今天也喜欢学各地人说话，说个陕西话、湖北话，都受她的影响。有讲演能力，办公司就能把话讲好，让员工有士气，有利于带好自己的队伍。所以说，有讲话能力还是挺重要的。
但是，对后来的我和我的父亲，妈妈就不再鼓励我们讲话了，总是让我们悠着点儿。让我们和同事之间、和周围人处理好关系。她认为想要把事情做好，要先想别人是怎么想怎么做的，人家起什么作用，如果有出头露面的机会，就要先向后退，多让给别人。我和爸爸都是一样的脾气，都是愿意向前冲的性格，到后来妈妈就是向我们说这些话了。
我母亲和父亲这一辈子不管多艰难，真是恩爱了一辈子，少见这样夫妻恩爱的榜样。早年，刚一解放，爸爸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工作，中国银行要筹建总行，爸爸从上海被调到北京，妈妈带着全家跟着爸爸过来。
当时北京风沙漫天，条件很恶劣，但妈妈从来没有埋怨。后来，因领导人之间的问题，爸爸卷入一个案子，被无辜地发落到黑龙江安达一个小城市去当行长；“文革”期间，我父亲又受冲击，说他是阶级异己分子，被打入牛棚，送到干校，由于他不肯承认所谓罪行，被押送回老家一个干校。我有一次出差路过，看见干校到处是写批我爸爸的大字报，对此妈妈却无动于衷。她柔中有刚，始终陪着爸爸，并且把她的首饰全都卖了，坚决支持爸爸。
妈妈的坚强给父亲力量，也让家人对父亲充满信任。很多年后，我父亲成为中国专利代理方面的创始人，在业界很有名气，但是对妈妈始终很敬重。爸爸说妈妈是外圆内方的人，无论遇什么事心态都很平和。
对爸爸和我们这些孩子们，妈妈非常慈爱。在我出现思想问题时，都是爸爸和我谈话，妈妈陪着爸爸。高中毕业时，我被挑选当飞行员，成为全校唯一的入选者。可到了要批准的时候，因为舅舅是“右派”被拿下。灾难从天而降，高考又误了，我因此特别沮丧。但是，妈妈和爸爸对我说：“无论你将来做多么了不起的事，还是做多么平凡的事，只要是一个正直的人，就是我的好儿子。”一席话让我从此坚强起来。
70年代，家里孩子中属我经济条件不好，妈妈问我：“要不要补贴？”我说不要，想自己克服。于是妈妈让我们回家里吃饭。那时我带着儿子回去，他们现在想起还在笑，父子俩就像从前线下来的，把桌上的饭菜能扫荡一空。
我和我爸爸性格相同，属于那种天上有块云彩要下雨，没云彩也要下雨的性格。我妈妈反而总是按着我们俩，怕我们有哪一点不周到影响事情成功。她在后面总是很稳重、很安详，让父亲把事情做好。她总是让我们谋定而后动，谋不定不动。但如果真做了，就不后悔。这对我们很有启发。每当我们有一点成功，她不会有什么褒奖，只是在后面微笑。到后来联想的路走顺了，在家里她从不谈我；当然了，如果电视台采访我，我也不告诉她。
2008年，爸爸和妈妈都走了。我和弟弟妹妹在妈妈的住所用一个房间作纪念室，摆满了妈妈曾用过的东西、父母及家人在各时期的照片，每每在房间里驻足，看着妈妈慈爱的目光，我便会感到妈妈还在身边，对于她的孩子们，还在给予，给得很多很多。
摘自《中国妇女报》2010.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