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叶斌
近些年来，任蒙的文化散文以其杰出的艺术成就和广泛的社会影响而引起文学批评界的密切关注和高度评价。人们把他誉为精神家园的守望者、散文领域的开拓者、文学高地的殉道者、文化布道的领军者，对任蒙创作成就的类似定位，在我看来都不会与其创作实绩相差太远，至少任蒙是正在逼近那个令人仰望的高度的。我以为，他的作品所散发出的艺术感召力和感染力，正不断显示出他在审美性和思想性、文化性和启蒙性的结合方面所做的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和贡献。根据越来越多地来自理论界和读者层面的评说与首肯，可以断定任蒙已经跻身于中国散文创作的“旗手”行列之中，并且以散文大家的丰硕成果和文化风度赢得读者的称赞和效法。他的作品接连获得全国性散文大奖(如“首届全国孙犁散文奖唯一大奖”和“第四届全国冰心散文奖”)，并且得到很高的评价，从一个重要侧面证实了社会对任蒙散文艺术成就的认同。
这里，笔者对任蒙散文只能作一次粗略的扫描，主要从文本的思想性、诗意性和在场感的三个方面的特色进行一次大致的解读和审美猜想。
一、强烈的批判精神与深刻的哲性思辨
任蒙散文凸现的理性审视与哲学思辨，使读者在接受文化信息的过程中获取一种思想冲击波的震撼和启迪。审美主体的文化理念、文化内蕴和文化情趣，一般在文本语言的描述和情感的宣泄中自然地流露或暗示出来，并且成为散文具有审美价值和思想底蕴的重要评判标准，是文章的核心或灵魂。现代散文园地里许多被誉为“美文”的散文，在文采上的确能够吸引读者的眼球，但在思想性上却未免显得苍白和肤浅，不能唤起读者的思索，不能给人以豁然开朗的思想启迪，其审美意义自然也就要大打折扣。而任蒙在他的散文创作实践中，越来越注重以其鲜明的人文关怀、文化担当和批判意识，注入作品的思想重量，努力为当代文学史在思想高地上增添亮色。
在对客观事物和人文景观的审视中萌生出独到的主体审美意识，再于具象和想象的联想中形成丰满的理性思考的成果，这也许是任蒙作为一位思想者的文学审美发现与实践的过程。如在《草堂朝圣》中，作者简略地对武侯祠和杜甫草堂作了某种历史对应，但对草堂的遥想却充满着敬仰之情，它“把你的心灵留在那里，让你一步步地走进它。一旦你真的能够走进它，走进伟大的诗人，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匍匐下去，那丰厚的文化内蕴和永不熄灭的力量令你的心灵颤抖不已”。同时，作者将杜甫与李白、白居易等唐代诗歌巨星进行比较，然后故设一个疑问：“在中国古代巨星闪烁的诗歌天空，为何唯有杜甫身后拥有这等规模、这等影响的纪念性建筑，享尽如此哀荣？”他以这个设问引导读者思索，大家就会被他领入一个思辨课题，即如何认识杜甫作品的文学意义与历史意义。接下来，作者在考察了“一个政治上的失败者和艺术上的成功者”的历史必然之后，终于为诗圣杜甫写下了一段足可作为其永久“墓志铭”的文字：“他以自己的全部生命，自塑了一个集知识分子的可贵良知与儒家文化精神于一体的大师形象，成为几千年间不可多得的精神象征。草堂，就是这样一座精神的圣殿！”这种理性思考几乎贯穿全文，任蒙从更深的层面为我们诠释了杜甫诗歌价值以外的精神遗产、杜甫身后的人文精神传承与现实意义等等。这肯定不是一种通常意义的游记，任蒙将学术性的考察、文学性的描述和思想性的申论有机地融合到一起，是一种大文化、大手笔、大意境的书写，因而给予读者的启示当然是深层次、多角度的。
将人文关怀融入对客观事物和历史真相的追寻中，将批判意识融入对既有定论和世俗偏见的质疑中，将哲学思辨运用于对美学对象的诘问中，是任蒙散文的思想力量和文化内蕴形成的主因。比如，尽人皆知的长城，在任蒙看来不过是一个民族的统治者垒筑的一道围墙，正如故宫是一个显示帝王安稳舒适显赫生活的院落一样。作为一道风景和一笔遗产、一座丰碑和一种象征，曾经有人以此嘲笑先人，嘲笑自己的民族。对此，作者严正地反驳：“无论怎样，长城不是一个民族的笑柄。相反，可笑的恰是把一段漫长而悲壮的历史当做笑柄的‘高论’”。在任蒙的文化散文中，他对许多千年无语的古遗址作出过类似的思辨与“正名”。其实，到了现代社会，长城的实际效用和军事价值（除了文物价值、旅游价值和史学研究价值以外）已经基本消弭，更多的是一种意义符号罢了。正是这样，处于创作状态下的任蒙，其思绪在历史的纵深处来回驰骋，在有形的“围墙”和无形的“围墙”中反复突围。
任蒙在近十多年里致力于文化散文创作，先后创作了一批历史题材的作品，对于李自成、白居易、李白、苏轼、黄庭坚、秦始皇和王昭君等诸多历史人物作出了自己的文化评判，当然不是固守既有的学术评价，而是必有自己的思考，能够从新的角度提出某种质疑、追问与反诘，其新论也就在破中而立了。 因此，一些能够表现优秀散文家智慧的“格言警句”，也在他散文的字里行间随手可以拈来。有些句子读来，确能让人感受到某种阅读的温暖与满足，感受到哲性的睿智与思想的光芒，确能让人生发出仰望之情。
——“历史把一个巨大悲剧的结局安排在这里，让李自成命断于一帮乡勇的手中，这是他的不幸，但对这座大山来说，却是莫大的哀荣。”（《悲壮的九宫山》）作者竟从大山的自然角度，对“荒谬的封建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荒谬”发出了一种人们不曾想到过的深切慨叹。
——“漫长的时间使腐朽化作了神奇，而我们通过神奇更透彻地看到了腐朽。”（《放映马王堆》）这是作者以其历史哲学的深邃目光，对长沙马王堆汉墓文物意义作出的一种辩证评价。
——“斜塔反次为主，并且成了一座城市的标志，是因为它的病态。它倾斜欲坠的姿势拖延得越久，便愈能创造奇迹，便愈能使人惊叹。”（《手撑斜塔》）从这种视角来反思人文景观美学价值的作品，我们能够读到多少呢？
——“事实上，在匈汉和睦中起根本作用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公主外嫁。联姻只是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宣告结盟或归附和体现友好。能否实现友好，关键还在于双方政治和外交方略是否正确。”（《历史深处的昭君背影》）作者所以能够对历史人物的历史功绩作出这种评判，所需要的当然不只是一种冷静与客观。
——“战胜者为了文明，而采取了极不文明的手段。战争疯狂地摧毁文明，但它却以疯狂的方式保存了这份文明。”（《走进卢浮宫》）这是作者对人类文明成果悖论的一种反证。
——“每一个王朝在它们建立的那天，就预示了它们的覆灭。……绿林，成了封建历史无法走完的里程标记，成了封建统治无法摆脱的怪圈轮回的一种最可怕、最醒目的转折符号。”（《绿林之光》）这是作者对漫长封建时代“绿林现象”周而复始的历史规律的一种总结式的解析。
——“在君权世袭的极端专制社会体系里，所谓兼济天下，不过是虚幻的社会理想和孤独的良知表白。”（《伊河岸边的那条小径》）这是作者对具有双重人格白居易的一种悲喜剧命运的深刻揭示。
——“茫茫大漠上崛起这么一个王国，如果从具体的历史背景看，它是宋代王室重文抑武、军事上软弱导致的恶果；但如果将其置于整个封建体制的背景下，它不过是封建武装割据现象的一次寻常表现。”（《遥望远去的神秘王朝》）这是作者对西夏王国兴亡历史的一种感叹，也是作者历史观中所具的开阔视野的又一次展现。
——“那一刻，我越打量，越觉得泰山像个被层层缠裹的病夫。泰山伤痕累累地带给今天的许多古董、故事和历史痕迹，由于浸透过漫长的时光，使人们无法否认它们的文化价值。但是，无论是从自然审美的视角，还是从文化演变的视角看，泰山在其几十个世纪的所谓荣耀历史中堆积起来的不过是一处深蕴着悲剧意义的荒诞文化。”（《辨识泰山》）这是作者打破泰山头上的神圣光圈，从深刻的历史批判角度对其作出的文化解读。
——“它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革命，也是一次最让人遗憾的革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导师遗言明白如话，却包含了他宏大的政治理想，让我们足足读了几十年还似懂非懂.”(《江城的辛亥秋夜》)这是作者在他为纪念辛亥百年而创作的长篇散文中，对那场伟大革命所进行的一次理性回望。
通过以上列举的实例不难看出，任蒙散文中理性思辨的张力，主要源于作者深刻的人文反思和强烈的批判意识。而批判意识的确立，不是出于对历史文化的漠视和反感，恰恰需要的是作者对丰厚的历史文化保持一种敬畏与虔诚，需要作者对历史文化具备不解的情结。正如任蒙所说：“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散文，不是为了文化普及，而是通过文学手段去引导读者对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保持敬畏之心，去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去辨识和抵制历史文化中种种反文明、反民主的消极意识，是在更深的层面上去唤起一种文化觉醒。因此，文化散文是以文学形式做的一种文化提炼、文化筛选的工作。”
二、丰富的表现手法与深厚的诗质内涵
散文诗意的营造，使读者在诗情画意般的文字海洋中遨游，能够享受到一种审美快感。
诗意眼光，也就是一种人文的视野，一种参照的角度，一种坐标的选择。任蒙早年以诗人的身份享誉文坛，且在诗歌理论方面颇有建树。因此，他的散文作品不乏以诗意眼光表现出的文化情趣与艺术韵味，写景的篇章自不待说，即使是他的历史散文，也时时在文字的空灵与飘逸中展示出一种老庄寓言的古风神韵。
任蒙散文的诗意营造大概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对客观事物对象的感性认识和情感展露，抓住其典型意象或画面的特征进行描摹、联想、想象和渲染，以写意或写实的手法表达一种臧否评价。如在《泸定桥遐思》一文中，通过对早晨的宁静、稀疏的游人、弥漫的雨雾、清凉的空气、静卧的铁索桥、湍急的河水等意象的素描，将今天的深山峡谷原生态的静美和壮观与往日的红军勇士抢占铁索桥的激战和惊险形成对比，使读者在视觉和心理上产生一种怀念与震撼的效应。又如对长江三峡的描述，以少年之旅的探索和艰难、壮年之路的沉稳和庄严来比喻三峡气势的变化，讴歌一种奋斗的执著和征服的威力：“撞击。咬噬。那浪舌不是柔软的，每撞击一次，都伴有一次坚硬的舔磨。层层坚岩无不被浪舌舔穿。”作者笔下这种浪涛的神力何尝不是一种人格的礼赞？
二是以通感、移情、象征、借代、拟人、映衬、比喻和夸张等丰富的表现手法，对审美对象进行诗意形象的描绘、诗质内涵的提炼和诗学境界的开拓。比如，同样是写白云，它在川藏高原上是“像鱼群闲游在大洋的海沟里，又像鹤群在巨大的天笼中来回漫游。白云飘累了，就一动不动地紧贴在山体上，把群山装扮成一块块黑白相间、晶莹剔透的碧玉”；而在滇西高原上是“白云在蓝蓝的天幕上悠然自在地游移变幻，做着各种图案的游戏……它游戏够了，便扯出一片片飞絮，很随意地晾在天上，晾在远远的山峰上，把天空衬托得更蓝”；而庐山的云海生活，使作者“领略了另一个人间的静谧、飘渺、幽空和柔润”。同一种景物的描写和感受，完全依凭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转换而表达出不同的感知与情愫，是多种修辞手法运用的结果，更是作者心灵的透明和敏锐眼光的捕捉使然。
三是以主动参与和角色融汇的主体意识、以心灵与自然的对语方式、以独到的观察视角和内心体悟，为文本的诗意美感留下耐人寻味的画外音。行走在滇西高原，任蒙对那里的河流也作了细致的观察。在《永恒的石头》中，他写道：“我轻轻地走进河边，拾起一片青石，十分虔诚地敲击了两下，终于听见了那久远的声音：地未老，天未荒。接着又加重敲击了一下，那声音更加悠远而凝重：石头永恒！”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与情感交流，在细节安排上的独具匠心，难道不是一种人文情趣和美学意蕴的张扬吗？
还有，在《清晨，叩谢天一阁》一文中，文章结尾处有一段意味深长的神来之笔：作者告别之际，看见院落出口的屋檐下有一组身着长袍马褂的清末绅士和西装革履的洋人围坐于麻将桌旁的铜雕，因为三缺一，于是就“饶有兴致为几位冰冷的古人凑了个‘角’，拍了最后一张留影”。这幅画面看似一个闲笔，实际上是作者精心预设的一个阅读“陷阱”。其良苦用意和内化诗意是需要我们慢慢咀嚼消化的——面对范氏家族给中华民族留下的文化财富、文化传奇和文化坚守，我们后人应该怎么取舍呢？
四是在文字的流畅中显示机智，在平实中蕴藏灵动，在对传统的继承中力求创新。如《昏黄午后的明祖陵》、《残阳古兵寨》、《千山夕照的旅程》、《灯山平谷》和《走进春天》、《夏天的清香》、《北欧的秋色》、《冰雪俄罗斯》等篇章，同是游记散文，作者却在题材的选择、结构的布局和意象的取舍方面各具匠心，让自己的足迹和心灵在清晨、午后、傍晚和夜色的不同地域的时光中穿行，在春夏秋冬的季节里发现自然的瑰宝。从他对标题的精心设计，就可看出作者在内心突破自我和常规的写作情致，就可看出作者的匠心独运。
在平凡或世俗中发现而描述诗意美的表相，与认识并揭示诗意美的内在意蕴，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只是在写作表达上的侧重点不同而已。散文的诗意表达，并非要刻意寻求一种文采上的彰显和妖娆，或者致力于语言躯壳的打造和装饰。任蒙散文的诗美内涵，是“将文本内的那种文采的脉动溶进并转化成了一种文本内质的独到寻求”（何炳阳论任蒙散文），是一种人格定位、审美标示以及人文胸襟的集中展示，是一种诗意想象的飘逸、诗性气质的内敛和诗化风格的展露的综合体现。这种诗意的感染和感动，应该是洞箫曲的悠扬，是月光下的浪漫，是踏青时的惬意，是炎热时的清凉，是偶然发现的惊喜；应该是一种文气的交融与文心的和弦。它需要人文精神的长期浸润与创作实践的反复修炼才可能达到这一高度。
三、鲜明的在场意识与成功的现实蓝本
作家在表达生命体验和审美判断时所展示的亲临其境的在场感，不但增强了作者与读者的情感传递和发现交流，而且使阅读者能够从中获得一种近距离对接的亲切感。
阅读任蒙的历史散文，也能给人一种强烈的“在场感”，这种“在场意识”已经形成了他的个性化表达风格，也是他的散文艺术能够俘获读者心灵的一个重要环节。这种表现方式以“穿越”的感觉将我们引入古老的历史现场，为我们再现典型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让读者从中受到震撼。他对历史的审视和叙述，至少不完全是站在今天的时空隔岸观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把自己的视觉、听觉、触觉和感觉融入对历史对象的观察、描绘、审视、阐释、解读和思辨之中，为揭示其真相和真理的本义与意蕴发出独到的直言。
前几年，散文界有人提出一种名为“在场主义”的写作主张。如果说这种提法真能成为一个创作主张的话，那么早在这种主张问世之前，任蒙已经将这种创作思路融入他的创作实践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初，他创作的历史散文《围墙》和《放映马王堆》等篇可以证实。并且他曾经多次宣称，写文化散文，作者必须将自己置于某个古代遗址或历史现场去展开描述。他认为，从故纸堆里拎一两个典故，再加上一点自己的感言，这样的文字不具备散文的构成要素，称它们为“文史札记”可能更恰当。
“在场散文”视“在场”为显现的存在，或存在意义的显现；主张“面向事物本身”，强调经验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性。认为散文写作“在场”的唯一路径是介入，介入就是“去蔽”、“揭示”和“展现”。“在场散文”所主张的介入包括：对作家主体的介入，对当下现实的介入，对人类个体生存处境的介入。认为只有通过对以上三个方面的介入，才能去除那些自称为真理的谎言、去除那些制度化语言、意识形态用语、公众意见对作家心灵的遮蔽、对人类个体生存处境的遮蔽、对当下现实的“真实”与“真相”的遮蔽，使散文之笔直接进入事物内部，与世界的原初经验接触，并通过本真语言呈现出来。在此意义上可以确认：“在场”就是去蔽，就是敞亮，就是本真。
看来，任蒙的散文已经为这种创作理论或主张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现实蓝本。
展现生命体验的在场意识，一直是被读者和批评家看好的散文创作的“秘诀”之一。笔者以为，任蒙散文的烛照光芒和魅力所在，是他对客观表现对象的深度开掘，是以亲近的姿态、楔入的笔力、触摸的方式、再现的手段和穿行的气势游走于字里行间，是一种历史厚重感和现实真实感的交融。
众所周知，再现是与表现相对应的一种行为或动作。表现是对原汁原味的情景或人事的复制与克隆。再现是一种还原的艺术，是一种原本意识的复苏，是一种主观感受与客观事物之间产生的共鸣和融合的产物，也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放大或缩小的语言技术。再现的媒介运用及其成功概率取决于作者的知识、见解、情商、智慧和想象力。许多散文家深谙此道，以小说的笔调和超凡的才情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生动形象逼真感人的历史画面，如余秋雨、周涛、余光中、张承志等人。任蒙的文化散文同样如此，并且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前者。比如，他写王昭君出塞时的心情和告别的场面，对长沙马王堆汉墓女主人生前奢侈生活画面的“放映”，描写一千八百年前赤壁战场的萧杀与悲壮，以及汪伦与李白千年送别的小调和潭水、二百五十多年前乔家大院的老祖黯然离家走西口的凄凉、古罗马角斗场废墟上的杀人场景、百年前武昌首义暴动前夜意外事件的回放与复活，等等。从内容上看，这类散文的描述客体都是历史人事、山水游记和古老文化，其中包含着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现代与传统的碰撞、山水与人文的对接。任蒙在写作中，注重以凝视的姿态挖掘深厚的文化沉淀，怀着文化寻根的责任去追问史实的真相、倾注悲悯的情怀去解读过去漫长时代的社会人生。任蒙对史实的开掘和再现，有的是对切实经历的还原，有的是间接想象的创造，其历史的真实感也就借助于这些典型“画面”的显现，生动而立体地鲜活于我们的面前。
任蒙的散文创作实践告诉我们，那些再现的场景和人物是建立在合理想象这个基础上的历史真实，是以历史资料为依托进行的细节刻画，是与文章主题相吻合的再创造。历史现场感的营造和渲染，对于增强作品的文学性和可读性是大有裨益的，对于满足现代人的好奇心和新鲜感是有很大作用的，当然它也可以给读者带来阅读愉悦。这种“在场感”，也是一种美学意义的营造，是需要艺术功力的。
黄叶斌
近些年来，任蒙的文化散文以其杰出的艺术成就和广泛的社会影响而引起文学批评界的密切关注和高度评价。人们把他誉为精神家园的守望者、散文领域的开拓者、文学高地的殉道者、文化布道的领军者，对任蒙创作成就的类似定位，在我看来都不会与其创作实绩相差太远，至少任蒙是正在逼近那个令人仰望的高度的。我以为，他的作品所散发出的艺术感召力和感染力，正不断显示出他在审美性和思想性、文化性和启蒙性的结合方面所做的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和贡献。根据越来越多地来自理论界和读者层面的评说与首肯，可以断定任蒙已经跻身于中国散文创作的“旗手”行列之中，并且以散文大家的丰硕成果和文化风度赢得读者的称赞和效法。他的作品接连获得全国性散文大奖(如“首届全国孙犁散文奖唯一大奖”和“第四届全国冰心散文奖”)，并且得到很高的评价，从一个重要侧面证实了社会对任蒙散文艺术成就的认同。
这里，笔者对任蒙散文只能作一次粗略的扫描，主要从文本的思想性、诗意性和在场感的三个方面的特色进行一次大致的解读和审美猜想。
一、强烈的批判精神与深刻的哲性思辨
任蒙散文凸现的理性审视与哲学思辨，使读者在接受文化信息的过程中获取一种思想冲击波的震撼和启迪。审美主体的文化理念、文化内蕴和文化情趣，一般在文本语言的描述和情感的宣泄中自然地流露或暗示出来，并且成为散文具有审美价值和思想底蕴的重要评判标准，是文章的核心或灵魂。现代散文园地里许多被誉为“美文”的散文，在文采上的确能够吸引读者的眼球，但在思想性上却未免显得苍白和肤浅，不能唤起读者的思索，不能给人以豁然开朗的思想启迪，其审美意义自然也就要大打折扣。而任蒙在他的散文创作实践中，越来越注重以其鲜明的人文关怀、文化担当和批判意识，注入作品的思想重量，努力为当代文学史在思想高地上增添亮色。
在对客观事物和人文景观的审视中萌生出独到的主体审美意识，再于具象和想象的联想中形成丰满的理性思考的成果，这也许是任蒙作为一位思想者的文学审美发现与实践的过程。如在《草堂朝圣》中，作者简略地对武侯祠和杜甫草堂作了某种历史对应，但对草堂的遥想却充满着敬仰之情，它“把你的心灵留在那里，让你一步步地走进它。一旦你真的能够走进它，走进伟大的诗人，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匍匐下去，那丰厚的文化内蕴和永不熄灭的力量令你的心灵颤抖不已”。同时，作者将杜甫与李白、白居易等唐代诗歌巨星进行比较，然后故设一个疑问：“在中国古代巨星闪烁的诗歌天空，为何唯有杜甫身后拥有这等规模、这等影响的纪念性建筑，享尽如此哀荣？”他以这个设问引导读者思索，大家就会被他领入一个思辨课题，即如何认识杜甫作品的文学意义与历史意义。接下来，作者在考察了“一个政治上的失败者和艺术上的成功者”的历史必然之后，终于为诗圣杜甫写下了一段足可作为其永久“墓志铭”的文字：“他以自己的全部生命，自塑了一个集知识分子的可贵良知与儒家文化精神于一体的大师形象，成为几千年间不可多得的精神象征。草堂，就是这样一座精神的圣殿！”这种理性思考几乎贯穿全文，任蒙从更深的层面为我们诠释了杜甫诗歌价值以外的精神遗产、杜甫身后的人文精神传承与现实意义等等。这肯定不是一种通常意义的游记，任蒙将学术性的考察、文学性的描述和思想性的申论有机地融合到一起，是一种大文化、大手笔、大意境的书写，因而给予读者的启示当然是深层次、多角度的。
将人文关怀融入对客观事物和历史真相的追寻中，将批判意识融入对既有定论和世俗偏见的质疑中，将哲学思辨运用于对美学对象的诘问中，是任蒙散文的思想力量和文化内蕴形成的主因。比如，尽人皆知的长城，在任蒙看来不过是一个民族的统治者垒筑的一道围墙，正如故宫是一个显示帝王安稳舒适显赫生活的院落一样。作为一道风景和一笔遗产、一座丰碑和一种象征，曾经有人以此嘲笑先人，嘲笑自己的民族。对此，作者严正地反驳：“无论怎样，长城不是一个民族的笑柄。相反，可笑的恰是把一段漫长而悲壮的历史当做笑柄的‘高论’”。在任蒙的文化散文中，他对许多千年无语的古遗址作出过类似的思辨与“正名”。其实，到了现代社会，长城的实际效用和军事价值（除了文物价值、旅游价值和史学研究价值以外）已经基本消弭，更多的是一种意义符号罢了。正是这样，处于创作状态下的任蒙，其思绪在历史的纵深处来回驰骋，在有形的“围墙”和无形的“围墙”中反复突围。
任蒙在近十多年里致力于文化散文创作，先后创作了一批历史题材的作品，对于李自成、白居易、李白、苏轼、黄庭坚、秦始皇和王昭君等诸多历史人物作出了自己的文化评判，当然不是固守既有的学术评价，而是必有自己的思考，能够从新的角度提出某种质疑、追问与反诘，其新论也就在破中而立了。 因此，一些能够表现优秀散文家智慧的“格言警句”，也在他散文的字里行间随手可以拈来。有些句子读来，确能让人感受到某种阅读的温暖与满足，感受到哲性的睿智与思想的光芒，确能让人生发出仰望之情。
——“历史把一个巨大悲剧的结局安排在这里，让李自成命断于一帮乡勇的手中，这是他的不幸，但对这座大山来说，却是莫大的哀荣。”（《悲壮的九宫山》）作者竟从大山的自然角度，对“荒谬的封建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荒谬”发出了一种人们不曾想到过的深切慨叹。
——“漫长的时间使腐朽化作了神奇，而我们通过神奇更透彻地看到了腐朽。”（《放映马王堆》）这是作者以其历史哲学的深邃目光，对长沙马王堆汉墓文物意义作出的一种辩证评价。
——“斜塔反次为主，并且成了一座城市的标志，是因为它的病态。它倾斜欲坠的姿势拖延得越久，便愈能创造奇迹，便愈能使人惊叹。”（《手撑斜塔》）从这种视角来反思人文景观美学价值的作品，我们能够读到多少呢？
——“事实上，在匈汉和睦中起根本作用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公主外嫁。联姻只是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宣告结盟或归附和体现友好。能否实现友好，关键还在于双方政治和外交方略是否正确。”（《历史深处的昭君背影》）作者所以能够对历史人物的历史功绩作出这种评判，所需要的当然不只是一种冷静与客观。
——“战胜者为了文明，而采取了极不文明的手段。战争疯狂地摧毁文明，但它却以疯狂的方式保存了这份文明。”（《走进卢浮宫》）这是作者对人类文明成果悖论的一种反证。
——“每一个王朝在它们建立的那天，就预示了它们的覆灭。……绿林，成了封建历史无法走完的里程标记，成了封建统治无法摆脱的怪圈轮回的一种最可怕、最醒目的转折符号。”（《绿林之光》）这是作者对漫长封建时代“绿林现象”周而复始的历史规律的一种总结式的解析。
——“在君权世袭的极端专制社会体系里，所谓兼济天下，不过是虚幻的社会理想和孤独的良知表白。”（《伊河岸边的那条小径》）这是作者对具有双重人格白居易的一种悲喜剧命运的深刻揭示。
——“茫茫大漠上崛起这么一个王国，如果从具体的历史背景看，它是宋代王室重文抑武、军事上软弱导致的恶果；但如果将其置于整个封建体制的背景下，它不过是封建武装割据现象的一次寻常表现。”（《遥望远去的神秘王朝》）这是作者对西夏王国兴亡历史的一种感叹，也是作者历史观中所具的开阔视野的又一次展现。
——“那一刻，我越打量，越觉得泰山像个被层层缠裹的病夫。泰山伤痕累累地带给今天的许多古董、故事和历史痕迹，由于浸透过漫长的时光，使人们无法否认它们的文化价值。但是，无论是从自然审美的视角，还是从文化演变的视角看，泰山在其几十个世纪的所谓荣耀历史中堆积起来的不过是一处深蕴着悲剧意义的荒诞文化。”（《辨识泰山》）这是作者打破泰山头上的神圣光圈，从深刻的历史批判角度对其作出的文化解读。
——“它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革命，也是一次最让人遗憾的革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导师遗言明白如话，却包含了他宏大的政治理想，让我们足足读了几十年还似懂非懂.”(《江城的辛亥秋夜》)这是作者在他为纪念辛亥百年而创作的长篇散文中，对那场伟大革命所进行的一次理性回望。
通过以上列举的实例不难看出，任蒙散文中理性思辨的张力，主要源于作者深刻的人文反思和强烈的批判意识。而批判意识的确立，不是出于对历史文化的漠视和反感，恰恰需要的是作者对丰厚的历史文化保持一种敬畏与虔诚，需要作者对历史文化具备不解的情结。正如任蒙所说：“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散文，不是为了文化普及，而是通过文学手段去引导读者对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保持敬畏之心，去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去辨识和抵制历史文化中种种反文明、反民主的消极意识，是在更深的层面上去唤起一种文化觉醒。因此，文化散文是以文学形式做的一种文化提炼、文化筛选的工作。”
二、丰富的表现手法与深厚的诗质内涵
散文诗意的营造，使读者在诗情画意般的文字海洋中遨游，能够享受到一种审美快感。
诗意眼光，也就是一种人文的视野，一种参照的角度，一种坐标的选择。任蒙早年以诗人的身份享誉文坛，且在诗歌理论方面颇有建树。因此，他的散文作品不乏以诗意眼光表现出的文化情趣与艺术韵味，写景的篇章自不待说，即使是他的历史散文，也时时在文字的空灵与飘逸中展示出一种老庄寓言的古风神韵。
任蒙散文的诗意营造大概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对客观事物对象的感性认识和情感展露，抓住其典型意象或画面的特征进行描摹、联想、想象和渲染，以写意或写实的手法表达一种臧否评价。如在《泸定桥遐思》一文中，通过对早晨的宁静、稀疏的游人、弥漫的雨雾、清凉的空气、静卧的铁索桥、湍急的河水等意象的素描，将今天的深山峡谷原生态的静美和壮观与往日的红军勇士抢占铁索桥的激战和惊险形成对比，使读者在视觉和心理上产生一种怀念与震撼的效应。又如对长江三峡的描述，以少年之旅的探索和艰难、壮年之路的沉稳和庄严来比喻三峡气势的变化，讴歌一种奋斗的执著和征服的威力：“撞击。咬噬。那浪舌不是柔软的，每撞击一次，都伴有一次坚硬的舔磨。层层坚岩无不被浪舌舔穿。”作者笔下这种浪涛的神力何尝不是一种人格的礼赞？
二是以通感、移情、象征、借代、拟人、映衬、比喻和夸张等丰富的表现手法，对审美对象进行诗意形象的描绘、诗质内涵的提炼和诗学境界的开拓。比如，同样是写白云，它在川藏高原上是“像鱼群闲游在大洋的海沟里，又像鹤群在巨大的天笼中来回漫游。白云飘累了，就一动不动地紧贴在山体上，把群山装扮成一块块黑白相间、晶莹剔透的碧玉”；而在滇西高原上是“白云在蓝蓝的天幕上悠然自在地游移变幻，做着各种图案的游戏……它游戏够了，便扯出一片片飞絮，很随意地晾在天上，晾在远远的山峰上，把天空衬托得更蓝”；而庐山的云海生活，使作者“领略了另一个人间的静谧、飘渺、幽空和柔润”。同一种景物的描写和感受，完全依凭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转换而表达出不同的感知与情愫，是多种修辞手法运用的结果，更是作者心灵的透明和敏锐眼光的捕捉使然。
三是以主动参与和角色融汇的主体意识、以心灵与自然的对语方式、以独到的观察视角和内心体悟，为文本的诗意美感留下耐人寻味的画外音。行走在滇西高原，任蒙对那里的河流也作了细致的观察。在《永恒的石头》中，他写道：“我轻轻地走进河边，拾起一片青石，十分虔诚地敲击了两下，终于听见了那久远的声音：地未老，天未荒。接着又加重敲击了一下，那声音更加悠远而凝重：石头永恒！”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与情感交流，在细节安排上的独具匠心，难道不是一种人文情趣和美学意蕴的张扬吗？
还有，在《清晨，叩谢天一阁》一文中，文章结尾处有一段意味深长的神来之笔：作者告别之际，看见院落出口的屋檐下有一组身着长袍马褂的清末绅士和西装革履的洋人围坐于麻将桌旁的铜雕，因为三缺一，于是就“饶有兴致为几位冰冷的古人凑了个‘角’，拍了最后一张留影”。这幅画面看似一个闲笔，实际上是作者精心预设的一个阅读“陷阱”。其良苦用意和内化诗意是需要我们慢慢咀嚼消化的——面对范氏家族给中华民族留下的文化财富、文化传奇和文化坚守，我们后人应该怎么取舍呢？
四是在文字的流畅中显示机智，在平实中蕴藏灵动，在对传统的继承中力求创新。如《昏黄午后的明祖陵》、《残阳古兵寨》、《千山夕照的旅程》、《灯山平谷》和《走进春天》、《夏天的清香》、《北欧的秋色》、《冰雪俄罗斯》等篇章，同是游记散文，作者却在题材的选择、结构的布局和意象的取舍方面各具匠心，让自己的足迹和心灵在清晨、午后、傍晚和夜色的不同地域的时光中穿行，在春夏秋冬的季节里发现自然的瑰宝。从他对标题的精心设计，就可看出作者在内心突破自我和常规的写作情致，就可看出作者的匠心独运。
在平凡或世俗中发现而描述诗意美的表相，与认识并揭示诗意美的内在意蕴，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只是在写作表达上的侧重点不同而已。散文的诗意表达，并非要刻意寻求一种文采上的彰显和妖娆，或者致力于语言躯壳的打造和装饰。任蒙散文的诗美内涵，是“将文本内的那种文采的脉动溶进并转化成了一种文本内质的独到寻求”（何炳阳论任蒙散文），是一种人格定位、审美标示以及人文胸襟的集中展示，是一种诗意想象的飘逸、诗性气质的内敛和诗化风格的展露的综合体现。这种诗意的感染和感动，应该是洞箫曲的悠扬，是月光下的浪漫，是踏青时的惬意，是炎热时的清凉，是偶然发现的惊喜；应该是一种文气的交融与文心的和弦。它需要人文精神的长期浸润与创作实践的反复修炼才可能达到这一高度。
三、鲜明的在场意识与成功的现实蓝本
作家在表达生命体验和审美判断时所展示的亲临其境的在场感，不但增强了作者与读者的情感传递和发现交流，而且使阅读者能够从中获得一种近距离对接的亲切感。
阅读任蒙的历史散文，也能给人一种强烈的“在场感”，这种“在场意识”已经形成了他的个性化表达风格，也是他的散文艺术能够俘获读者心灵的一个重要环节。这种表现方式以“穿越”的感觉将我们引入古老的历史现场，为我们再现典型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让读者从中受到震撼。他对历史的审视和叙述，至少不完全是站在今天的时空隔岸观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把自己的视觉、听觉、触觉和感觉融入对历史对象的观察、描绘、审视、阐释、解读和思辨之中，为揭示其真相和真理的本义与意蕴发出独到的直言。
前几年，散文界有人提出一种名为“在场主义”的写作主张。如果说这种提法真能成为一个创作主张的话，那么早在这种主张问世之前，任蒙已经将这种创作思路融入他的创作实践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初，他创作的历史散文《围墙》和《放映马王堆》等篇可以证实。并且他曾经多次宣称，写文化散文，作者必须将自己置于某个古代遗址或历史现场去展开描述。他认为，从故纸堆里拎一两个典故，再加上一点自己的感言，这样的文字不具备散文的构成要素，称它们为“文史札记”可能更恰当。
“在场散文”视“在场”为显现的存在，或存在意义的显现；主张“面向事物本身”，强调经验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性。认为散文写作“在场”的唯一路径是介入，介入就是“去蔽”、“揭示”和“展现”。“在场散文”所主张的介入包括：对作家主体的介入，对当下现实的介入，对人类个体生存处境的介入。认为只有通过对以上三个方面的介入，才能去除那些自称为真理的谎言、去除那些制度化语言、意识形态用语、公众意见对作家心灵的遮蔽、对人类个体生存处境的遮蔽、对当下现实的“真实”与“真相”的遮蔽，使散文之笔直接进入事物内部，与世界的原初经验接触，并通过本真语言呈现出来。在此意义上可以确认：“在场”就是去蔽，就是敞亮，就是本真。
看来，任蒙的散文已经为这种创作理论或主张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现实蓝本。
展现生命体验的在场意识，一直是被读者和批评家看好的散文创作的“秘诀”之一。笔者以为，任蒙散文的烛照光芒和魅力所在，是他对客观表现对象的深度开掘，是以亲近的姿态、楔入的笔力、触摸的方式、再现的手段和穿行的气势游走于字里行间，是一种历史厚重感和现实真实感的交融。
众所周知，再现是与表现相对应的一种行为或动作。表现是对原汁原味的情景或人事的复制与克隆。再现是一种还原的艺术，是一种原本意识的复苏，是一种主观感受与客观事物之间产生的共鸣和融合的产物，也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放大或缩小的语言技术。再现的媒介运用及其成功概率取决于作者的知识、见解、情商、智慧和想象力。许多散文家深谙此道，以小说的笔调和超凡的才情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生动形象逼真感人的历史画面，如余秋雨、周涛、余光中、张承志等人。任蒙的文化散文同样如此，并且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前者。比如，他写王昭君出塞时的心情和告别的场面，对长沙马王堆汉墓女主人生前奢侈生活画面的“放映”，描写一千八百年前赤壁战场的萧杀与悲壮，以及汪伦与李白千年送别的小调和潭水、二百五十多年前乔家大院的老祖黯然离家走西口的凄凉、古罗马角斗场废墟上的杀人场景、百年前武昌首义暴动前夜意外事件的回放与复活，等等。从内容上看，这类散文的描述客体都是历史人事、山水游记和古老文化，其中包含着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现代与传统的碰撞、山水与人文的对接。任蒙在写作中，注重以凝视的姿态挖掘深厚的文化沉淀，怀着文化寻根的责任去追问史实的真相、倾注悲悯的情怀去解读过去漫长时代的社会人生。任蒙对史实的开掘和再现，有的是对切实经历的还原，有的是间接想象的创造，其历史的真实感也就借助于这些典型“画面”的显现，生动而立体地鲜活于我们的面前。
任蒙的散文创作实践告诉我们，那些再现的场景和人物是建立在合理想象这个基础上的历史真实，是以历史资料为依托进行的细节刻画，是与文章主题相吻合的再创造。历史现场感的营造和渲染，对于增强作品的文学性和可读性是大有裨益的，对于满足现代人的好奇心和新鲜感是有很大作用的，当然它也可以给读者带来阅读愉悦。这种“在场感”，也是一种美学意义的营造，是需要艺术功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