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卷第3期2011年5月长沙大学学报
JOURNALOFCHANGSHAUNIVERSITYVol．25No．3May．2011
作为一部古代风俗简史
张京华
（湖南科技学院濂溪研究所，湖南永州425100）
———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五条
摘《日知录》“周末风俗”、“秦纪会稽山要：顾炎武抄本卷十七或刻本卷十三主题论风化、士习，卷首
”、“两汉风俗”、“正始”、“宋世风俗”刻石五条蝉联相接，历论五个时期的风俗、风化，实际上可以视为一部古代风俗简史。
《日知录》；“周末风俗”关键词：顾炎武五条；风俗史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81（2011）03－0069－03
《毛诗序》：“《风》，卫宏说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上以风化下，又说下以风刺上……是以一国之事，系之。
”一人之本，谓之风。
《中说·王道》：“下从上曰化。”《慧琳音义》阮逸注注引《珠丛》：“教成于上而易俗于下谓之化。”《大戴礼记王聘珍》：“化，。”《增韵》：“凡以道业解诂谓教成于上而易俗于下也”诲人谓之敎。躬行于上，风动于下，谓之化。段玉裁《说文》：“教行于上，”解字注则化成于下。
《刘子·风俗》：“风者，刘昼说气也；俗者，习也。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以成性，谓之俗焉。风有薄厚，俗有淳浇，明王之化，当移风使之雅，易俗使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为之风焉；民习而行，亦为之”俗焉。
今人论风俗史，多与民俗、民间文学相关。但顾炎武本。所论实为士大夫之辈，可称之为“社会中层”卷并不论民，
士大夫层面则上与治道相关，对下则承担移风易俗之责任。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熙宁初苏轼上书说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顾炎武称之为从未有过的“深切”和“根本之。言”
：“读《易》司马光曾论当世学者未识卦爻，已谓《十翼》《礼》非孔子之言。读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诗》》、《召南》，读未尽《周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三传》”未知十二公，已谓可束之高阁。而其标题则《论风俗劄子》。为
实际上，自周秦以来，士大夫杰出者皆知以转移风俗为己任，以顺遂世情为可耻，而为官之人亦皆以淳美风俗为首要之政绩。
由此而言，前五条所述的风俗简史，实际上正是一部文”、“教化”化史或教化史的简史（汉字中“文化二义最为接近）。
本卷前五条排列比对，明显可以看出：周末（战国），世乱，顾氏因为风俗甚恶；秦代，世治，顾氏因为风教可取；两
一
《日知录》顾炎武抄本卷十七、刻本卷十三，论风化、士，“周末风俗”、“秦纪会稽山刻石”、习。本卷前五条的标题
“两汉风俗”、“正始”、“宋世风俗”，蝉联相接（抄本、刻本均同，初刻本仅有秦、汉二条），实际上构成了一部风俗史的简史或纲要。
《与人书九》：“教化者，在中，顾炎武曾说过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目击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又说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不可阙焉。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馀。可见他对风俗、教化的极端重视。此必由其日见时弊，不与同流，积数十年，故能有言如此。
“风俗”，“南北风化之失”本卷标题，周末、两汉、宋世称“风化”。细加分辨，“风俗”，“风化”则言是自下言之是自上。“俗”，言之，二者含义不同解为“欲”而性善者少，性恶者《覈性赋》“人最为劣”），“俗”多（本卷所引谓故是一存在层。“风化”面，也是一本能层面，不可掩盖，亦无可称述谓教化，诱导民俗，使归于人文，故至于教化，乃得以称之为文化、文明。我国传统自本至末，只是将本能培养成为人文，故一言以蔽之可称之为教化的学问。
我国古代学术的中心是经学，经学为官学，故可称为国家学术，而风俗则是民间状况。古人重经学，而未尝不论风俗。
《诗经》，《诗经》即以而论的目的在于改变风俗。古人“风俗”，，”。“俗”，所说有有“风化”有“风教字解为“欲”“欲”“心”，字又从写作“慾”大抵指人类一种向恶的性情。《释名·释言语》：“俗，。”《说文》：“欲，欲也，俗人所欲也贪”《诗经》“教化”欲也。而的目的，就是通过的过程来改变人“移易风俗”。的恶欲，称之为
《礼记·乐记》：“乐也者，如说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
收稿日期：2011－04－06
作者简介：张京华（1962－），男，北京人，湖南科技学院濂溪研究所所长，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化史。
世治，顾氏因为风俗甚美；正始（魏晋），世乱，顾氏因为汉，
风俗甚恶；两宋，世治，顾氏以为风俗甚美。大抵凡在治世，则风俗率多可观；凡在乱世，则风俗往往浇漓。此又与今人所见，往往相反。
清末民初以来，学者构建现代学科体系，撰写文化史、思“先秦诸子”，，想史，往往推崇称颂“百家争鸣”而忽略战国天下大乱的事实。后见秦汉结束诸子，故又往往贬抑两汉，认为经学缺乏思辨、缺乏本体论，而面对秦汉之强盛，则惟称“集权专制”。下至魏晋又乱，之为则称道玄学富于创新；下又再贬抑其经学不能发展，唐人只有佛教，没有至唐代又治，
哲学。大凡治道上之正面，现代学者皆以为思想史之反面；治道上之反面，现代学者皆以为思想史之正面。这种局面的产生，大概与清末民初学者自身所处的乱局相关，换言之，大约只是清末民初学者自身的镜像。
西洋学者论历史哲学，有人认为，是个人为自身谋求利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而那些提倡道德的人们，益的动机，
，并没有起到作用。顾炎武斥责战国人的“功名势利”称道“正谊明道”，大体上也是一种为公与为私（宋儒称为汉人的
“天理”“人欲”）的“二分法”。在我国传统中，与几乎所有学者都将历史的演变判断为节节退化（其中亦有深意，另当别论），同时历朝历代都有提倡道德的人们，提撕风俗，收拾将道德重新提升起来。看起来，应当不是个人私欲推人心，
动了文明的发展，而是每一次的历史延续，都由上一次的道德提升获得能量而加以释放。道德一次次提升，私欲一次次释放。三代四代之治释放而为战国之争、诸子之鸣，两汉之故历史有时治释放而为魏晋之玄学清谈。道德有时而尽，而止。
。赵氏此条实际是承接亭林而来，亭林间为天地一大变局”
说到战国，赵氏转过来就考察了秦汉。亭林是站在春秋上说话，赵氏书成于乾隆六十年，正所谓康乾盛世，故转到秦汉一面说话（当然赵氏重在秦汉，未必等于即此否认春秋三代）。
《〈日知录〉：“但对这个转变，赵俪生先生导读》说不同”“不同的解释”的史学分期观点，则给予不同的解释。所说可说从赵翼已经开始。
三
“秦纪会稽山刻石”一条，论秦代风俗。秦政当日声威并赫，但史籍上所保留下来的有关记载却极其稀少，故顾炎武所论也只是借助六篇石刻，惟论此一事（参见《日知录》“泰山立石”“秦代风俗”，条）。但他所论实际为准确说是秦“秦代风化”。政下的
秦政是结束战国乱世而回归正题。治道有体有用，秦政“体”，“用”“百家争上无误上有失。如民国学者推崇诸子是
，“用”“体”即便在上有得，而在上已有大误。鸣”
“男秦始皇刻石只是说男女，只是说絜诚、不淫泆，所谓，女修其业”只好说该是乡三老一辈人所掌管，但三乐其畴，
代四代王道恰在于此。
《论衡》：“秦始皇东南游，王充称升会稽山，李斯刻石，纪颂帝德。至琅琊亦然。秦无道之国，刻石文世，观读之者”，见尧舜之美。是他已经看出秦始皇刻石中的“文化渊源”是根柢三代四代。
。而但王充认为秦始皇是溢美，故其篇名题为“须颂”《吴越春秋》顾炎武对照所载东南土俗，看出秦始皇是真有，“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所指
《集释》：“先生颇取秦法，黄汝成评论说其言政事急于”稍杂申韩之学。这是他不明追踪三代王政之旨，综核名实，
只从孟、荀、申、韩上立论，故而误会亭林。
二
“周末风俗”，本卷第一条是比较战国而言，故所见为春秋至战国间的转变。指出春秋各国尊礼重信、宗周王、严祭论宗姓氏族、宴会赋诗、有赴告策书六个方面，至祀重聘享、
。“俗”“欲”，“周末风俗”战国或无或否解为犹言战国人的欲望。
“以今论古”比较的方法也可以视为的方法。盖亭林如果生逢治道之隆盛，可能不会注意及此；而当他生逢百罹，处于末世乱世，自然就会使人增多识见，比较到上古明王，而看〈日知录〉出这一重变局。如赵俪生先生的《导读》所称道：“这六点顾氏看的准、列举的好，所以不少当代的通史讲到战国秦汉社会大转变时，都引用这一段。但对这个转变，不”同的史学分期观点，则给予不同的解释。以今论古，世变焉廋哉？
，、此条题名，单称则为“周末”文中并称，则为“春秋”“七国”。今学者一般称为“战国”。“战国”一语，有掩盖周天子存在的嫌疑。当时周室已异常虚弱，然而历史特别是文化史往往并不以实际的强弱定是非的。
“周末”，“文武之道尽矣”，“亦《春此条题名叹惋而自称。明显可以看出顾炎武的本旨所在，秋》之意也”是会归三代。
《廿二史劄记》“汉初布衣将相之较顾炎武稍晚，赵翼在：“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局”条中说道，“盖秦汉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所以汉初布衣将相
四
“两汉风俗”一条，实际上只论东汉，称道“三代以下风。因为西汉是治道好，无尚于东京者”东汉治道稍俗之美，
弱，但在士大夫层面上却好。
《后汉书·儒林传》，文中所引范晔本论经学，故皮锡瑞《经学历史》：“顾炎武以范氏为知言。然则，则称国家尊经”非直肃清风化，抑可搘拄衰微。经学与风化之关系，重学，
由此可见一斑。
东汉光武帝推崇经术，表彰节义，故士大夫多能讲论名“名节”，节。所谓按其字面意思是有所不取、有所不为，似（《晋书》：“辞父事君，载宋矩曰当立乎只是清修耐寂寞而已
）。实际上当家国危亡之际，当守名节”率功义。功义不立，能忠君赴难，不惜一死。
稍后赵翼《廿二史劄记》有“东汉尚名节”一条，说道：“东汉尚名节：自战国豫让、聂政、荆轲、侯嬴之徒，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能为人所不敢为，世竞慕之。其后贯高、田叔、朱家、郭解辈，徇人刻己，然诺不欺，以立名节。驯至东汉，其风益盛。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明显是承接亭林而来。
但此条中，又兼论了汉魏之际的风俗转变：自蔡邕推崇，“而转移天下之风气”，“赏功能”，“一人文章一变。自曹操
，，“风俗又为之一变”，一变。自正始习老庄变之而有馀”一变。
六
“宋世风俗”一条，表彰宋代风俗醇厚，士大夫“以名节”，“及宋之亡，。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忠节相望”
《赠蒋秉南近人追述传统，亦往往表彰宋代。如陈寅恪：“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五代史记》，《义序》云晚撰作》、《冯道》儿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新五代史·冯道传》所说欧阳修所引“四维”一节，已“廉耻”。《冯道传》：“予于五代，条又说得全节之士见本卷
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学古自名，而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多矣，然使忠义之节，独出于武夫战卒，岂于儒者果无其人哉？”
义儿、冯道，其事本皆出于非正，欧阳修感激于此，以致诱导士习大变，下开风俗，上开治道，遂成为一代典范。如欧阳修、顾炎武、陈寅恪诸人，皆身处其境，以感而发，所见略同，诸人宗旨所寄托，当有殊途同归之致。
（两宋以后，《日知录》“书传会选”、“四书五经卷二十有：“愚尝谓自宋之二条，文末亭林论当世士风之变有云大全”
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经术人材，于斯为盛。自八股行而古，《大全》学弃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大约可以作为以上五条的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接续。
五
“正始”一条，以年号为题。因为此条是批评魏晋士大夫的清谈、放达，致使西晋南迁，五胡乱华，这一时期的应有之义当是夷夏之防。此则亭林自知忌讳，故隐约不言了，所以只题年号。
“有亡国，，《韩非子》：“桀以有亡天下”古无此语。如说。”《韩诗外传》：“纣杀王子比干而亡天下。”《论说醉亡天下
：“二世胡亥竟亡天下。”《二王后》：“周亡天说白居易诗衡》
”下传于隋，隋人失之唐得之。所说“亡天下”都是指的“亡，“国”“天下”国”二者均无区别。分辨与二者之不同，这是全书中最为激烈的一顾炎武的一大贡献（此语为《日知录》，《四库全书》抄本幸未删除）。句
，“视其主之颠危，，顾炎武批评魏晋士大夫若路人然”，“国亡于上，。他分已经很不对，然而更有甚者教沦于下”“国”“天下”辨与二者，引证的是孟子，但孟子斥责杨墨同乎禽兽，而杨墨却与五胡无干。由此可见，顾炎武此条所说的“亡教”、“亡天下”，。其含义乃是现代语汇中所说的“文化”如此则他所力抵的五胡，所针对的也并非种族血缘，而是文“反清复明”“有亡国，化的差异（譬如一语，如以亭林有亡天“驱下”为口号，明亦可用，清亦可用。故知清末孙中山倡言恢复中华”实有语病）。逐鞑虏，
种族与文化有时是捆绑在一起的，但未必不可分离。与顾炎武同时的王夫之，更着力于区分种族，如说“族类之不！”（《黄书后序》）萧公权《中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能自固，
：“其论种族，国政治思想史》评价说尤为透辟精警，直可前。”“船山所揭橥者，无古人不仅为二千年中最彻底之民族思。”“抛弃传统思想中想，亦为空前未有最积极之民族思想也以文化为标准之民族观，而注重种族之界限，尤为前人所罕。”“许衡之流遂得援‘用夏变夷’发之旨以屈膝于蒙古。船山乃就地理环境以解释种类之差别，而认文化上之差别生于种类上之差别……船山此言严正深刻，直可断绝文化汉奸之”门路。
但细加分辨，王夫之咬死不放的种族，实际上指的是地《读通鉴论》：“夷狄之与华夏，域。如说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地域与文化之难于融通，可能比种族血缘尤难。然此姑置不论。
“保天下者，“天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一语，后来被视为匹夫有责”的出处。但这句话的重点，应该不在兴下兴亡，
亡，也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并非一有危险，就站出来承担责，“天下兴也站出来。至清末民初任；甚至一见风吹草动，
亡，匹夫有责”作为口号衍生出来，成为大规模社会运动的情感生发剂，而此语的文化主题反被掩盖。按此条文意，顾炎武的态度可以理解为：亡国则无奈而也可以搁置，亡天下则无可退避故不得已；若只是亡国而非亡天下，则匹夫可以无责。因为文化本质上是生存方式，故“亡国（指朝代）”与匹夫无关，而生存方式的突变则与每个人都相关。
七
，“清议”此五条以下条极言“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名教”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条极言“虽非纯王之风，亦”，“廉耻”“朝廷有教化，可以救积洿之俗条极言则士人有廉”，“重厚”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条极言抑退“俚语“移风易俗之大要”。而“流品”、“耿介”、“乡原”辞曲”为各“同乎流俗，条，则论以合乎污世”为大戒。大抵与前五条相“俭约”、“大臣”、“除贪”、“贵廉”补充。以下各条，论士人。“禁锢奸臣子孙”、“家事”、“奴仆”、“阍为官，兼论士风”、“田宅”。“南北风化之人各条，论士人为官当自知约束”、“南北学者之病”“江南之士”、“河北之人”，失二条，言又“今日北方”、“今日南方”，。《明言当出于亭林所亲见亲感：“炎武生性兀傲，遗民录》云不谐于世，身本南人，好居北：‘性不能舟行食稻，’土。尝谓人曰而喜餐麦跨鞍。又谓：‘北方之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之人，羣居终日，言’。”“士大夫晚好行小慧。其评论切中南北学者之病不及义，
”、“士大夫家容僧尼”、“贫者事人”、“分居”、“父子年之学
”、“生日”、“纳女”，仍论士风士习，皆为官所当儆戒之异部
。“降臣”“禁锢奸臣子孙”、“召杀”事条与上文条条相近，儆。“本朝”“书前代官”戒之意，出语尤其严重与二条，既为史“臣子之辞，官书法，又关大臣风节。所说无可移易，而当时，上下亦不以为嫌者”大抵亦以君臣名分大义为归旨。顾炎，，武已入清，书中行文均称“本朝”称“先帝”故此二条又不啻为顾氏之自注。
（责任编校：简子）
第25卷第3期2011年5月长沙大学学报
JOURNALOFCHANGSHAUNIVERSITYVol．25No．3May．2011
作为一部古代风俗简史
张京华
（湖南科技学院濂溪研究所，湖南永州425100）
———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五条
摘《日知录》“周末风俗”、“秦纪会稽山要：顾炎武抄本卷十七或刻本卷十三主题论风化、士习，卷首
”、“两汉风俗”、“正始”、“宋世风俗”刻石五条蝉联相接，历论五个时期的风俗、风化，实际上可以视为一部古代风俗简史。
《日知录》；“周末风俗”关键词：顾炎武五条；风俗史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81（2011）03－0069－03
《毛诗序》：“《风》，卫宏说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上以风化下，又说下以风刺上……是以一国之事，系之。
”一人之本，谓之风。
《中说·王道》：“下从上曰化。”《慧琳音义》阮逸注注引《珠丛》：“教成于上而易俗于下谓之化。”《大戴礼记王聘珍》：“化，。”《增韵》：“凡以道业解诂谓教成于上而易俗于下也”诲人谓之敎。躬行于上，风动于下，谓之化。段玉裁《说文》：“教行于上，”解字注则化成于下。
《刘子·风俗》：“风者，刘昼说气也；俗者，习也。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以成性，谓之俗焉。风有薄厚，俗有淳浇，明王之化，当移风使之雅，易俗使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为之风焉；民习而行，亦为之”俗焉。
今人论风俗史，多与民俗、民间文学相关。但顾炎武本。所论实为士大夫之辈，可称之为“社会中层”卷并不论民，
士大夫层面则上与治道相关，对下则承担移风易俗之责任。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熙宁初苏轼上书说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顾炎武称之为从未有过的“深切”和“根本之。言”
：“读《易》司马光曾论当世学者未识卦爻，已谓《十翼》《礼》非孔子之言。读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诗》》、《召南》，读未尽《周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三传》”未知十二公，已谓可束之高阁。而其标题则《论风俗劄子》。为
实际上，自周秦以来，士大夫杰出者皆知以转移风俗为己任，以顺遂世情为可耻，而为官之人亦皆以淳美风俗为首要之政绩。
由此而言，前五条所述的风俗简史，实际上正是一部文”、“教化”化史或教化史的简史（汉字中“文化二义最为接近）。
本卷前五条排列比对，明显可以看出：周末（战国），世乱，顾氏因为风俗甚恶；秦代，世治，顾氏因为风教可取；两
一
《日知录》顾炎武抄本卷十七、刻本卷十三，论风化、士，“周末风俗”、“秦纪会稽山刻石”、习。本卷前五条的标题
“两汉风俗”、“正始”、“宋世风俗”，蝉联相接（抄本、刻本均同，初刻本仅有秦、汉二条），实际上构成了一部风俗史的简史或纲要。
《与人书九》：“教化者，在中，顾炎武曾说过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目击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又说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不可阙焉。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馀。可见他对风俗、教化的极端重视。此必由其日见时弊，不与同流，积数十年，故能有言如此。
“风俗”，“南北风化之失”本卷标题，周末、两汉、宋世称“风化”。细加分辨，“风俗”，“风化”则言是自下言之是自上。“俗”，言之，二者含义不同解为“欲”而性善者少，性恶者《覈性赋》“人最为劣”），“俗”多（本卷所引谓故是一存在层。“风化”面，也是一本能层面，不可掩盖，亦无可称述谓教化，诱导民俗，使归于人文，故至于教化，乃得以称之为文化、文明。我国传统自本至末，只是将本能培养成为人文，故一言以蔽之可称之为教化的学问。
我国古代学术的中心是经学，经学为官学，故可称为国家学术，而风俗则是民间状况。古人重经学，而未尝不论风俗。
《诗经》，《诗经》即以而论的目的在于改变风俗。古人“风俗”，，”。“俗”，所说有有“风化”有“风教字解为“欲”“欲”“心”，字又从写作“慾”大抵指人类一种向恶的性情。《释名·释言语》：“俗，。”《说文》：“欲，欲也，俗人所欲也贪”《诗经》“教化”欲也。而的目的，就是通过的过程来改变人“移易风俗”。的恶欲，称之为
《礼记·乐记》：“乐也者，如说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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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1－04－06
作者简介：张京华（1962－），男，北京人，湖南科技学院濂溪研究所所长，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化史。
世治，顾氏因为风俗甚美；正始（魏晋），世乱，顾氏因为汉，
风俗甚恶；两宋，世治，顾氏以为风俗甚美。大抵凡在治世，则风俗率多可观；凡在乱世，则风俗往往浇漓。此又与今人所见，往往相反。
清末民初以来，学者构建现代学科体系，撰写文化史、思“先秦诸子”，，想史，往往推崇称颂“百家争鸣”而忽略战国天下大乱的事实。后见秦汉结束诸子，故又往往贬抑两汉，认为经学缺乏思辨、缺乏本体论，而面对秦汉之强盛，则惟称“集权专制”。下至魏晋又乱，之为则称道玄学富于创新；下又再贬抑其经学不能发展，唐人只有佛教，没有至唐代又治，
哲学。大凡治道上之正面，现代学者皆以为思想史之反面；治道上之反面，现代学者皆以为思想史之正面。这种局面的产生，大概与清末民初学者自身所处的乱局相关，换言之，大约只是清末民初学者自身的镜像。
西洋学者论历史哲学，有人认为，是个人为自身谋求利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而那些提倡道德的人们，益的动机，
，并没有起到作用。顾炎武斥责战国人的“功名势利”称道“正谊明道”，大体上也是一种为公与为私（宋儒称为汉人的
“天理”“人欲”）的“二分法”。在我国传统中，与几乎所有学者都将历史的演变判断为节节退化（其中亦有深意，另当别论），同时历朝历代都有提倡道德的人们，提撕风俗，收拾将道德重新提升起来。看起来，应当不是个人私欲推人心，
动了文明的发展，而是每一次的历史延续，都由上一次的道德提升获得能量而加以释放。道德一次次提升，私欲一次次释放。三代四代之治释放而为战国之争、诸子之鸣，两汉之故历史有时治释放而为魏晋之玄学清谈。道德有时而尽，而止。
。赵氏此条实际是承接亭林而来，亭林间为天地一大变局”
说到战国，赵氏转过来就考察了秦汉。亭林是站在春秋上说话，赵氏书成于乾隆六十年，正所谓康乾盛世，故转到秦汉一面说话（当然赵氏重在秦汉，未必等于即此否认春秋三代）。
《〈日知录〉：“但对这个转变，赵俪生先生导读》说不同”“不同的解释”的史学分期观点，则给予不同的解释。所说可说从赵翼已经开始。
三
“秦纪会稽山刻石”一条，论秦代风俗。秦政当日声威并赫，但史籍上所保留下来的有关记载却极其稀少，故顾炎武所论也只是借助六篇石刻，惟论此一事（参见《日知录》“泰山立石”“秦代风俗”，条）。但他所论实际为准确说是秦“秦代风化”。政下的
秦政是结束战国乱世而回归正题。治道有体有用，秦政“体”，“用”“百家争上无误上有失。如民国学者推崇诸子是
，“用”“体”即便在上有得，而在上已有大误。鸣”
“男秦始皇刻石只是说男女，只是说絜诚、不淫泆，所谓，女修其业”只好说该是乡三老一辈人所掌管，但三乐其畴，
代四代王道恰在于此。
《论衡》：“秦始皇东南游，王充称升会稽山，李斯刻石，纪颂帝德。至琅琊亦然。秦无道之国，刻石文世，观读之者”，见尧舜之美。是他已经看出秦始皇刻石中的“文化渊源”是根柢三代四代。
。而但王充认为秦始皇是溢美，故其篇名题为“须颂”《吴越春秋》顾炎武对照所载东南土俗，看出秦始皇是真有，“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所指
《集释》：“先生颇取秦法，黄汝成评论说其言政事急于”稍杂申韩之学。这是他不明追踪三代王政之旨，综核名实，
只从孟、荀、申、韩上立论，故而误会亭林。
二
“周末风俗”，本卷第一条是比较战国而言，故所见为春秋至战国间的转变。指出春秋各国尊礼重信、宗周王、严祭论宗姓氏族、宴会赋诗、有赴告策书六个方面，至祀重聘享、
。“俗”“欲”，“周末风俗”战国或无或否解为犹言战国人的欲望。
“以今论古”比较的方法也可以视为的方法。盖亭林如果生逢治道之隆盛，可能不会注意及此；而当他生逢百罹，处于末世乱世，自然就会使人增多识见，比较到上古明王，而看〈日知录〉出这一重变局。如赵俪生先生的《导读》所称道：“这六点顾氏看的准、列举的好，所以不少当代的通史讲到战国秦汉社会大转变时，都引用这一段。但对这个转变，不”同的史学分期观点，则给予不同的解释。以今论古，世变焉廋哉？
，、此条题名，单称则为“周末”文中并称，则为“春秋”“七国”。今学者一般称为“战国”。“战国”一语，有掩盖周天子存在的嫌疑。当时周室已异常虚弱，然而历史特别是文化史往往并不以实际的强弱定是非的。
“周末”，“文武之道尽矣”，“亦《春此条题名叹惋而自称。明显可以看出顾炎武的本旨所在，秋》之意也”是会归三代。
《廿二史劄记》“汉初布衣将相之较顾炎武稍晚，赵翼在：“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局”条中说道，“盖秦汉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所以汉初布衣将相
四
“两汉风俗”一条，实际上只论东汉，称道“三代以下风。因为西汉是治道好，无尚于东京者”东汉治道稍俗之美，
弱，但在士大夫层面上却好。
《后汉书·儒林传》，文中所引范晔本论经学，故皮锡瑞《经学历史》：“顾炎武以范氏为知言。然则，则称国家尊经”非直肃清风化，抑可搘拄衰微。经学与风化之关系，重学，
由此可见一斑。
东汉光武帝推崇经术，表彰节义，故士大夫多能讲论名“名节”，节。所谓按其字面意思是有所不取、有所不为，似（《晋书》：“辞父事君，载宋矩曰当立乎只是清修耐寂寞而已
）。实际上当家国危亡之际，当守名节”率功义。功义不立，能忠君赴难，不惜一死。
稍后赵翼《廿二史劄记》有“东汉尚名节”一条，说道：“东汉尚名节：自战国豫让、聂政、荆轲、侯嬴之徒，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能为人所不敢为，世竞慕之。其后贯高、田叔、朱家、郭解辈，徇人刻己，然诺不欺，以立名节。驯至东汉，其风益盛。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明显是承接亭林而来。
但此条中，又兼论了汉魏之际的风俗转变：自蔡邕推崇，“而转移天下之风气”，“赏功能”，“一人文章一变。自曹操
，，“风俗又为之一变”，一变。自正始习老庄变之而有馀”一变。
六
“宋世风俗”一条，表彰宋代风俗醇厚，士大夫“以名节”，“及宋之亡，。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忠节相望”
《赠蒋秉南近人追述传统，亦往往表彰宋代。如陈寅恪：“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五代史记》，《义序》云晚撰作》、《冯道》儿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新五代史·冯道传》所说欧阳修所引“四维”一节，已“廉耻”。《冯道传》：“予于五代，条又说得全节之士见本卷
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学古自名，而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多矣，然使忠义之节，独出于武夫战卒，岂于儒者果无其人哉？”
义儿、冯道，其事本皆出于非正，欧阳修感激于此，以致诱导士习大变，下开风俗，上开治道，遂成为一代典范。如欧阳修、顾炎武、陈寅恪诸人，皆身处其境，以感而发，所见略同，诸人宗旨所寄托，当有殊途同归之致。
（两宋以后，《日知录》“书传会选”、“四书五经卷二十有：“愚尝谓自宋之二条，文末亭林论当世士风之变有云大全”
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经术人材，于斯为盛。自八股行而古，《大全》学弃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大约可以作为以上五条的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接续。
五
“正始”一条，以年号为题。因为此条是批评魏晋士大夫的清谈、放达，致使西晋南迁，五胡乱华，这一时期的应有之义当是夷夏之防。此则亭林自知忌讳，故隐约不言了，所以只题年号。
“有亡国，，《韩非子》：“桀以有亡天下”古无此语。如说。”《韩诗外传》：“纣杀王子比干而亡天下。”《论说醉亡天下
：“二世胡亥竟亡天下。”《二王后》：“周亡天说白居易诗衡》
”下传于隋，隋人失之唐得之。所说“亡天下”都是指的“亡，“国”“天下”国”二者均无区别。分辨与二者之不同，这是全书中最为激烈的一顾炎武的一大贡献（此语为《日知录》，《四库全书》抄本幸未删除）。句
，“视其主之颠危，，顾炎武批评魏晋士大夫若路人然”，“国亡于上，。他分已经很不对，然而更有甚者教沦于下”“国”“天下”辨与二者，引证的是孟子，但孟子斥责杨墨同乎禽兽，而杨墨却与五胡无干。由此可见，顾炎武此条所说的“亡教”、“亡天下”，。其含义乃是现代语汇中所说的“文化”如此则他所力抵的五胡，所针对的也并非种族血缘，而是文“反清复明”“有亡国，化的差异（譬如一语，如以亭林有亡天“驱下”为口号，明亦可用，清亦可用。故知清末孙中山倡言恢复中华”实有语病）。逐鞑虏，
种族与文化有时是捆绑在一起的，但未必不可分离。与顾炎武同时的王夫之，更着力于区分种族，如说“族类之不！”（《黄书后序》）萧公权《中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能自固，
：“其论种族，国政治思想史》评价说尤为透辟精警，直可前。”“船山所揭橥者，无古人不仅为二千年中最彻底之民族思。”“抛弃传统思想中想，亦为空前未有最积极之民族思想也以文化为标准之民族观，而注重种族之界限，尤为前人所罕。”“许衡之流遂得援‘用夏变夷’发之旨以屈膝于蒙古。船山乃就地理环境以解释种类之差别，而认文化上之差别生于种类上之差别……船山此言严正深刻，直可断绝文化汉奸之”门路。
但细加分辨，王夫之咬死不放的种族，实际上指的是地《读通鉴论》：“夷狄之与华夏，域。如说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地域与文化之难于融通，可能比种族血缘尤难。然此姑置不论。
“保天下者，“天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一语，后来被视为匹夫有责”的出处。但这句话的重点，应该不在兴下兴亡，
亡，也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并非一有危险，就站出来承担责，“天下兴也站出来。至清末民初任；甚至一见风吹草动，
亡，匹夫有责”作为口号衍生出来，成为大规模社会运动的情感生发剂，而此语的文化主题反被掩盖。按此条文意，顾炎武的态度可以理解为：亡国则无奈而也可以搁置，亡天下则无可退避故不得已；若只是亡国而非亡天下，则匹夫可以无责。因为文化本质上是生存方式，故“亡国（指朝代）”与匹夫无关，而生存方式的突变则与每个人都相关。
七
，“清议”此五条以下条极言“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名教”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条极言“虽非纯王之风，亦”，“廉耻”“朝廷有教化，可以救积洿之俗条极言则士人有廉”，“重厚”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条极言抑退“俚语“移风易俗之大要”。而“流品”、“耿介”、“乡原”辞曲”为各“同乎流俗，条，则论以合乎污世”为大戒。大抵与前五条相“俭约”、“大臣”、“除贪”、“贵廉”补充。以下各条，论士人。“禁锢奸臣子孙”、“家事”、“奴仆”、“阍为官，兼论士风”、“田宅”。“南北风化之人各条，论士人为官当自知约束”、“南北学者之病”“江南之士”、“河北之人”，失二条，言又“今日北方”、“今日南方”，。《明言当出于亭林所亲见亲感：“炎武生性兀傲，遗民录》云不谐于世，身本南人，好居北：‘性不能舟行食稻，’土。尝谓人曰而喜餐麦跨鞍。又谓：‘北方之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之人，羣居终日，言’。”“士大夫晚好行小慧。其评论切中南北学者之病不及义，
”、“士大夫家容僧尼”、“贫者事人”、“分居”、“父子年之学
”、“生日”、“纳女”，仍论士风士习，皆为官所当儆戒之异部
。“降臣”“禁锢奸臣子孙”、“召杀”事条与上文条条相近，儆。“本朝”“书前代官”戒之意，出语尤其严重与二条，既为史“臣子之辞，官书法，又关大臣风节。所说无可移易，而当时，上下亦不以为嫌者”大抵亦以君臣名分大义为归旨。顾炎，，武已入清，书中行文均称“本朝”称“先帝”故此二条又不啻为顾氏之自注。
（责任编校：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