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建元
外交学院学报 1995年02期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在中日政府联合声明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精神指导下，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个领域取得了全面迅速的发展。但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与中日友好的大好形势相比，虽属支流和处于次要地位，但因涉及到两国关系的一些原则问题，所以性质是严重的，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注意。在探讨当前中日关系及发展前景时，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是有必要的。
一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
中日邦交正常化20多年来，中日关系大致经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1）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开始到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个时期主要是围绕缔结各项实务协定两国政府间进行交涉，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1973年3月，中日两国政府互派大使，1974年相继缔结中日贸易协定、中日航空运输协定和中日海运协定。1974年11月开始谈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由于日本自民党内亲台湾派的反对和苏联政府的露骨干涉，加上中国国内处在转折的困难时期，致使缔约谈判没有进展。1976年底成立的福田内阁，顺应日本人民强烈要求早日缔结的民心，在经济界、政界的支持下，并取得了自民党内右派和美国的谅解之后，下决心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从法律上巩固了中日友好关系的政治基础，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
（2）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到1989年日本参与西方国家制裁中国。这个时期是中日关系飞跃发展的起步阶段。1978年8月12日，悬置达6年之久的中日和平条约终于在北京签订，经过两国各自立法机构的批准手续，10月23日在东京互换批准书。邓小平副总理访日出席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仪式。小平同志访日打开了中日两国政府间高层次往来的大门。从此以后，日本历届内阁首相（宇野宗佑首相除外）访华成为惯例，中国党政最高领导人也先后访问日本。中日之间还确立了两国政府成员会议制度，建立了外交事务当局定期协商；中日双方确认了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三原则，即“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后来经中曾根首相倡议，胡耀邦总书记同意，在三原则基础上加上“相互信赖”，变成四原则。双方还一致同意设立“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它作为政府的咨询机构，在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民间也建立了中日民间人士会议、中日友好交流会议等制度，两国间的政治对话从过去以民间为主转向官民并举，民间官方相辅相成，形成制度，连成网络。由于中日间友好省、市迅猛发展，现已建立起134对友好城市，使中日友好交流从中央一级扩大到地方政府。
中日经济关系也由过去单纯的贸易往来扩大到经济合作的领域。1979年12月大平首相访华，决定向中国政府提供开发援助——日元贷款。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接受外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具有重要意义。从那以后，到1994年3月止，我国已接受日本政府提供三批日元贷款，共计10700亿日元，约合107亿美元，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着重要作用。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使中日经济交流得到政治上的保障。日本经济界人士纷纷向政府提出建议，并得以通过日本输出银行和民间商业银行向中国提供贷款，使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出现了一股“热潮”。
在文化交流方面，中日两国政府于1979年签订了文化协定，使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一直作为主要渠道的民间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增加了官方渠道和友好道、市之间的文化交流。两国文化交流从此出现了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可喜局面。
（3）1989年到1992年秋天皇、皇后两陛下访华，使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新时期。
1989年，北京发生了“6·4”风波，西方国家掀起一股反华浪潮，日本也参加了西方国家制裁中国的行列。但同时，日本又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等场合，不断强调中日关系的特殊性，日本不应干涉中国内政，国际社会不要孤立中国等主张。海部首相率先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于1991年秋亲自访华，并恢复了举世瞩目的对华第三批日元贷款，从而突破了西方国家不与中国进行高层次往来和实行经济制裁的禁令。
1992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两国政府商定包括要人互访在内，进行隆重而热烈的纪念庆祝活动。继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访日之后，应杨尚昆主席的邀请，天皇、皇后两陛下访华，这是中日两千年友好交往历史上首次访问，其意义重大。中日关系从此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同时，日本政府决定天皇、皇后两陛下访华，标志着日本在外交上重视中国，把发展日中友好关系置于日美关系同等重要的地位。
（4）1992年天皇、皇后访华至21世纪。
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日本舆论普遍反映，在新时期中日关系仅靠“友好”发展双边关系已有局限性，应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与稳定而彼此协调合作。新时期的中日关系，将从迄今的双边关系扩大到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两国关系的基础则将从以往的经济合作为主导转向加强政治对话、实现政治对话与经济合作并重。中国方面对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给予高度重视，认为两国应不断增进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
二
当前中日之间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
前面已经提到，由于中日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迥异，中日邦交正常化20多年来，中日关系虽然取得令人欣慰的发展，但矛盾和摩擦却不断发生，今后同样会产生新的矛盾和问题。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2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在80年代出现了大家熟知的诸如篡改历史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钓鱼岛问题、光华寮问题、东海大陆架问题等。其中的多数问题实质上是日本如何正确对待过去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日本与台湾的关系问题。这些老问题仍然是今后中日友好关系发展的一种制约因素。
进入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多极化趋势明显，局部地区的矛盾和冲突更加突出。为适应这种新形势，日本对外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日关系当然也不例外。从这几年的情况看，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出现了以下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首先，日本政府发表的政府开发援助四原则其运用可能会影响中日关系。其中明确提出对外援助要与推行西方民主化、市场经济以及保障基本人权等挂钩；还强调被援助国不得将援助于增强军事的目的。而据《每日新闻》报道，日本外务省内部竟有人提出，从最近中国的对外动向看，“日本对华提供的日元贷款将助长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必须采取慎重的对策。”此外，还提出今后作为积极提供贷款的重点项目应是环境方面防止大气和水质污染，酸雨防止对策；在城市方面建设和充实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设施，如电气通信和煤气等。因此，第四批日元贷款，日本政府改变了过去一揽子提供的方式，改为分期分批分阶段提供的方式，恐怕不无原因。
第二，在南沙群岛问题上，日本新闻媒介渲染所谓中国威胁邻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日本前外相柿泽弘治在1992年《中央公论》12月号上撰文称：“南沙群岛海域是我国油轮通往中东的海上运输生命线，对于我国来说，南沙群岛问题是决不能忽视的问题。中国如何解决南沙群岛的纠纷问题，这对于预测中国在海洋权益（主要是石油资源开发）上的态度及如何对待尖阁群岛问题是重要的。”日本政府目前虽然不打算介入南沙问题，但却对此十分关心。
第三，关于台湾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台关系处于民间性地区关系。日本政府作出规定：课级以上官员不准与台湾方面往来。但1991年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部长会议在汉城召开，中国、台湾、香港作为成员同时加入该组织。会议期间，日本通产大臣渡部恒三同台湾经济部长肖万长举行了“19年来第一次日台部长级会谈”。从此以后，日本官方与台湾恢复了公开接触的渠道。近年来，日本政界、财界有影响的人物纷纷访台，日本政府也于1991年5月重新作出决定：（1）外务省亚洲局可以向“交流协会”派遣干部；（2）允许副部长级以下国家公务员以私人身份在经贸方面同台湾接触。日本众议员中山正晖甚至说：“既然日本提倡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那我们为何不帮助台湾加入联合国呢？”
目前台湾当局则把日本作为突破口，争取（1）实现日本内阁大臣访台；（2）设法使日本新闻机构常驻台北。美国最近调整了对台湾的政策，之后不久日本政府公然批准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出席广岛亚运会，明显违背中日联合声明精神。与此同时，日台贸易额1972年仅为14亿美元，1992年已达280亿美元，增长了近20倍，超过了日中之间228亿美元的贸易额。难怪日本新闻媒介不无感慨地说：“在断交20年以后，日本和台湾经济关系的发展似乎让人感觉不出政治关系的断绝。”
有的学者甚至有这样的论调，说什么今后的时代，不是把政治和军事作为指标，而是把经济和社会的成熟作为指标，因此，说中国仅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现已成为必须考虑台湾、香港等因素正迅速渗透到中国社会这一现实的时代。甚至认为如何把这“三个中国”很好地纳入到亚洲的国际社会秩序中去，特别是对日本来说，这是重要的外交课题。
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于1992年4月访台时，在会见李登辉、郝柏村时曾强调：现在“议论国与国交往好坏的时代已经结束。拿环境问题来说，仅一个国家是没有能力拯救地球的。为了人类能够生存下去，有实力的国家进行合作才是至关重要的。谈论大陆与岛屿的关系会怎么样，这已经过时了。”
第四，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原子弹灾害的国家，自70年代以来宣布实行“无核三原则”，反对一切国家进行核试验。日本对中国的核试验常有微词。
这些新问题和老问题纠缠在一起，有可能诱发中日间产生新的矛盾和政治摩擦。
中日间出现这些新、旧矛盾和摩擦的原因何在，我想主要有：（1）日本经济经过50年代的恢复，60年代的高速度增长，70年代的稳定发展，实现了自明治维新以来追赶欧美发达国家的夙愿，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大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逐渐提高，日本对外政策思想亦随之发生变化，大国意识滋长，在右翼势力中出现一股“新国家主义”思潮，日本统治阶段中有一部分至今尚未对过去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作认真的反省，有的甚至为侵略战争张目翻案。显然这与中日友好是水火不相容的。（2）日本奉行的政治大国外交，隐藏着成为世界一极主导亚洲的意图。日本积极倡导的由日、美、欧三极主导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是以西方的价值观为基础的，强调按经济实力重新分配世界的权力。日本在一些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往往站在西方一边，而不考虑广大亚洲国家利益与愿望。（3）日本的对华经济援助，从长远看，含有促进受援国按西方模式发展的用意。（4）日本在经济上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其另一方面的考虑，就是不希望看到中国过于强大，而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因此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规模不大，技术转让偏于保守。同时，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外交的重点放在亚太地区，亚太地区的重点是东南亚，东盟则是日本外交重点的重点。其目标是构筑与欧共体、美加自由贸易区相抗衡的“日元经济圈”。日本垄断资本担心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南华人经济圈”，与“日元圈”相对抗。
三
新时期中日关系的特点
当前旧的世界秩序已经打破，而新的路局尚未形成，这期间的特点是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增强，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处于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持续增长的新时期。日本政府为适应这种形势提出了“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申明要立足于亚太，为国际社会多做贡献，继续走和平发展之路。中国亦将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日双方各自的变革，决定了中日关系新时期的特点。新时期的中日关系在已往20多年交流的基础上，将对经济合作向更加广度和更加深度的发展为重点，同时在亚太地区具有世界政治经济中重要地位的背景下，加强政治对话的份量，进一步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
新时期中日关系将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中国在日本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有进一步的加强或加重。
迄今为止，日美关系一直是日本外交的基轴，这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也不会改变。但随着美国在西方世界领导地位的削弱，采取多边磋商的形式将是必然趋势。日本外交当局积极鼓吹日本“三角外交”，就是多边磋商的一种形式。而中“三角外交”中，中国是日本的重要伙伴。日本前外相大来佐武郎、柿泽弘治都主张日本在新时期推行“三角外交”势在必行。柿泽在那篇文章中称“我认为，形成多重良好的三角关系对于谋求亚太地区的政治稳定来说是必要的。这些三角关系包括太平洋两岸的日、美、中，北亚的日、中、俄，东南亚的日、中、东盟，西南亚的日、中、印。就这一意义而言，中国对于今后日本说是非常重要的伙伴。”
（二）中日两国经济贸易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日经济合作将会有更进一步发展。
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日本是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两国虽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但各具优势：中国地域辽阔、资源比较丰富，人口众多，市场巨大，经过几十年建设已经建立起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近十几年改革开放，投资环境大为改善，可以吸引和消化大量外资。日本有先进的技术、雄厚的资金和某些科学的管理方法，信息灵通，交通运输发达，但资源缺乏。近年来日元大幅度升值，国际上同美欧国家的经济摩擦日趋尖锐激烈，需要实施“黑字回流”计划，向海外扩大投资市场。今后日本将继续进行对华经济援助的同时，还会增加和扩大对华直接投资的数量和领域。日本政府根据大来佐武郎的调查报告，日本对华援助的重点从地区看将放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内陆部分，从行业看将放在增产粮食和给日本造成酸雨的环境对策上。
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在新时期将会有明显增加。这是因为经过80年代初期第一次投资热潮和90年代初期第二次投资热潮，日本企业已经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经营方法，投资情况将会改观。同时，中日投资保护协定的签订，和我国经济立法方面的不断完善，投资环境更加完善，会吸引众多外国企业其中包括日本企业前来投资。以日元升值为背景，日本经济进一步向内需主导型转换，不少产业要向海外转移，近邻中国是他们较为理想的场所。同时，西德、韩国等对华投资的迅速增加，对日本也是个刺激。日本伊藤忠商事驻中国总代表藤野文晤说：“2030年时，中国将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如果认为什么时候到中国投资都可以，那就大错特错了。”这话道出了日本大、中型企业家普遍的心理状态。
在贸易方面，中日邦正常化时，年进出口总额为11亿美元，1993年中日贸易额达到378亿美元，比1972年增加了34倍。据大藏省公布今年1至6月中日贸易额为206亿美元，比去年上半年增加了24.7%。据日本贸易振兴会预测今年中日贸易额将超过400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这种趋势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也不会改变。
（三）联合国外交是日本外交的支柱之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在建立国际新秩序过程中，日本的联合国外交将进一步加强。其目标是旨在取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置。通过日本近几年来的工作，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得到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也表示赞同。目前日本最关心的是中国将采取什么态度，至关重要。因为中国是现在5个常任理事国成员，是亚洲地区的唯一代表，日本要成为常任理事国，必须要得到中国的支持，因此日本要不断加强和增进“日中间的信赖关系”。
（四）对过去侵略战争的认识和责任问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仍然是影响和干扰新时期中日友好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在这个问题上，除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和现任首相村山富市明确表示日本过去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应深刻反省以外，历届首相的态度都比较暧昧。从1986年日本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公开发表歪曲历史的讲话以来，1988年日本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又公开发表否定日本侵略，中伤中国领导人的言论，以后又有松野幸泰（国土厅长官）、中西启介（防卫厅长官）、永野茂门（法务大臣）、樱井新（环境厅长官）等日本内阁成员发表否定侵略和歪曲史实的言论。与此相关连，1985年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公职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引起日本国内舆论和亚洲各国人民的不满和义愤。1986年中曾根未去正式参拜，以后日本首相虽不去靖国神社参拜了，但仍有不少内阁成员前去参拜。这说明在日本因为有一股右翼势力，连内阁成员也受其影响，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高度警惕和重视。日方表示要在开战50周年的明年（1995年）用适当方式表示忏悔和谢罪，以了结此事。中国人民、亚太地区各国人民和世界各国都对此给予关注。
展望21世纪的中日关系，前景是美好的，友好与合作、对话与协调仍是中日关系的主旋律，但矛盾与摩擦会不断发生，发展道路是不平坦的，需要有足够的认识和作出不断的努力。
作者：陆建元
外交学院学报 1995年02期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在中日政府联合声明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精神指导下，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个领域取得了全面迅速的发展。但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与中日友好的大好形势相比，虽属支流和处于次要地位，但因涉及到两国关系的一些原则问题，所以性质是严重的，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注意。在探讨当前中日关系及发展前景时，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是有必要的。
一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
中日邦交正常化20多年来，中日关系大致经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1）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开始到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个时期主要是围绕缔结各项实务协定两国政府间进行交涉，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1973年3月，中日两国政府互派大使，1974年相继缔结中日贸易协定、中日航空运输协定和中日海运协定。1974年11月开始谈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由于日本自民党内亲台湾派的反对和苏联政府的露骨干涉，加上中国国内处在转折的困难时期，致使缔约谈判没有进展。1976年底成立的福田内阁，顺应日本人民强烈要求早日缔结的民心，在经济界、政界的支持下，并取得了自民党内右派和美国的谅解之后，下决心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从法律上巩固了中日友好关系的政治基础，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
（2）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到1989年日本参与西方国家制裁中国。这个时期是中日关系飞跃发展的起步阶段。1978年8月12日，悬置达6年之久的中日和平条约终于在北京签订，经过两国各自立法机构的批准手续，10月23日在东京互换批准书。邓小平副总理访日出席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仪式。小平同志访日打开了中日两国政府间高层次往来的大门。从此以后，日本历届内阁首相（宇野宗佑首相除外）访华成为惯例，中国党政最高领导人也先后访问日本。中日之间还确立了两国政府成员会议制度，建立了外交事务当局定期协商；中日双方确认了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三原则，即“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后来经中曾根首相倡议，胡耀邦总书记同意，在三原则基础上加上“相互信赖”，变成四原则。双方还一致同意设立“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它作为政府的咨询机构，在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民间也建立了中日民间人士会议、中日友好交流会议等制度，两国间的政治对话从过去以民间为主转向官民并举，民间官方相辅相成，形成制度，连成网络。由于中日间友好省、市迅猛发展，现已建立起134对友好城市，使中日友好交流从中央一级扩大到地方政府。
中日经济关系也由过去单纯的贸易往来扩大到经济合作的领域。1979年12月大平首相访华，决定向中国政府提供开发援助——日元贷款。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接受外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具有重要意义。从那以后，到1994年3月止，我国已接受日本政府提供三批日元贷款，共计10700亿日元，约合107亿美元，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着重要作用。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使中日经济交流得到政治上的保障。日本经济界人士纷纷向政府提出建议，并得以通过日本输出银行和民间商业银行向中国提供贷款，使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出现了一股“热潮”。
在文化交流方面，中日两国政府于1979年签订了文化协定，使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一直作为主要渠道的民间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增加了官方渠道和友好道、市之间的文化交流。两国文化交流从此出现了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可喜局面。
（3）1989年到1992年秋天皇、皇后两陛下访华，使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新时期。
1989年，北京发生了“6·4”风波，西方国家掀起一股反华浪潮，日本也参加了西方国家制裁中国的行列。但同时，日本又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等场合，不断强调中日关系的特殊性，日本不应干涉中国内政，国际社会不要孤立中国等主张。海部首相率先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于1991年秋亲自访华，并恢复了举世瞩目的对华第三批日元贷款，从而突破了西方国家不与中国进行高层次往来和实行经济制裁的禁令。
1992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两国政府商定包括要人互访在内，进行隆重而热烈的纪念庆祝活动。继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访日之后，应杨尚昆主席的邀请，天皇、皇后两陛下访华，这是中日两千年友好交往历史上首次访问，其意义重大。中日关系从此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同时，日本政府决定天皇、皇后两陛下访华，标志着日本在外交上重视中国，把发展日中友好关系置于日美关系同等重要的地位。
（4）1992年天皇、皇后访华至21世纪。
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日本舆论普遍反映，在新时期中日关系仅靠“友好”发展双边关系已有局限性，应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与稳定而彼此协调合作。新时期的中日关系，将从迄今的双边关系扩大到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两国关系的基础则将从以往的经济合作为主导转向加强政治对话、实现政治对话与经济合作并重。中国方面对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给予高度重视，认为两国应不断增进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
二
当前中日之间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
前面已经提到，由于中日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迥异，中日邦交正常化20多年来，中日关系虽然取得令人欣慰的发展，但矛盾和摩擦却不断发生，今后同样会产生新的矛盾和问题。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2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在80年代出现了大家熟知的诸如篡改历史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钓鱼岛问题、光华寮问题、东海大陆架问题等。其中的多数问题实质上是日本如何正确对待过去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日本与台湾的关系问题。这些老问题仍然是今后中日友好关系发展的一种制约因素。
进入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多极化趋势明显，局部地区的矛盾和冲突更加突出。为适应这种新形势，日本对外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日关系当然也不例外。从这几年的情况看，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出现了以下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首先，日本政府发表的政府开发援助四原则其运用可能会影响中日关系。其中明确提出对外援助要与推行西方民主化、市场经济以及保障基本人权等挂钩；还强调被援助国不得将援助于增强军事的目的。而据《每日新闻》报道，日本外务省内部竟有人提出，从最近中国的对外动向看，“日本对华提供的日元贷款将助长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必须采取慎重的对策。”此外，还提出今后作为积极提供贷款的重点项目应是环境方面防止大气和水质污染，酸雨防止对策；在城市方面建设和充实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设施，如电气通信和煤气等。因此，第四批日元贷款，日本政府改变了过去一揽子提供的方式，改为分期分批分阶段提供的方式，恐怕不无原因。
第二，在南沙群岛问题上，日本新闻媒介渲染所谓中国威胁邻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日本前外相柿泽弘治在1992年《中央公论》12月号上撰文称：“南沙群岛海域是我国油轮通往中东的海上运输生命线，对于我国来说，南沙群岛问题是决不能忽视的问题。中国如何解决南沙群岛的纠纷问题，这对于预测中国在海洋权益（主要是石油资源开发）上的态度及如何对待尖阁群岛问题是重要的。”日本政府目前虽然不打算介入南沙问题，但却对此十分关心。
第三，关于台湾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台关系处于民间性地区关系。日本政府作出规定：课级以上官员不准与台湾方面往来。但1991年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部长会议在汉城召开，中国、台湾、香港作为成员同时加入该组织。会议期间，日本通产大臣渡部恒三同台湾经济部长肖万长举行了“19年来第一次日台部长级会谈”。从此以后，日本官方与台湾恢复了公开接触的渠道。近年来，日本政界、财界有影响的人物纷纷访台，日本政府也于1991年5月重新作出决定：（1）外务省亚洲局可以向“交流协会”派遣干部；（2）允许副部长级以下国家公务员以私人身份在经贸方面同台湾接触。日本众议员中山正晖甚至说：“既然日本提倡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那我们为何不帮助台湾加入联合国呢？”
目前台湾当局则把日本作为突破口，争取（1）实现日本内阁大臣访台；（2）设法使日本新闻机构常驻台北。美国最近调整了对台湾的政策，之后不久日本政府公然批准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出席广岛亚运会，明显违背中日联合声明精神。与此同时，日台贸易额1972年仅为14亿美元，1992年已达280亿美元，增长了近20倍，超过了日中之间228亿美元的贸易额。难怪日本新闻媒介不无感慨地说：“在断交20年以后，日本和台湾经济关系的发展似乎让人感觉不出政治关系的断绝。”
有的学者甚至有这样的论调，说什么今后的时代，不是把政治和军事作为指标，而是把经济和社会的成熟作为指标，因此，说中国仅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现已成为必须考虑台湾、香港等因素正迅速渗透到中国社会这一现实的时代。甚至认为如何把这“三个中国”很好地纳入到亚洲的国际社会秩序中去，特别是对日本来说，这是重要的外交课题。
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于1992年4月访台时，在会见李登辉、郝柏村时曾强调：现在“议论国与国交往好坏的时代已经结束。拿环境问题来说，仅一个国家是没有能力拯救地球的。为了人类能够生存下去，有实力的国家进行合作才是至关重要的。谈论大陆与岛屿的关系会怎么样，这已经过时了。”
第四，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原子弹灾害的国家，自70年代以来宣布实行“无核三原则”，反对一切国家进行核试验。日本对中国的核试验常有微词。
这些新问题和老问题纠缠在一起，有可能诱发中日间产生新的矛盾和政治摩擦。
中日间出现这些新、旧矛盾和摩擦的原因何在，我想主要有：（1）日本经济经过50年代的恢复，60年代的高速度增长，70年代的稳定发展，实现了自明治维新以来追赶欧美发达国家的夙愿，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大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逐渐提高，日本对外政策思想亦随之发生变化，大国意识滋长，在右翼势力中出现一股“新国家主义”思潮，日本统治阶段中有一部分至今尚未对过去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作认真的反省，有的甚至为侵略战争张目翻案。显然这与中日友好是水火不相容的。（2）日本奉行的政治大国外交，隐藏着成为世界一极主导亚洲的意图。日本积极倡导的由日、美、欧三极主导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是以西方的价值观为基础的，强调按经济实力重新分配世界的权力。日本在一些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往往站在西方一边，而不考虑广大亚洲国家利益与愿望。（3）日本的对华经济援助，从长远看，含有促进受援国按西方模式发展的用意。（4）日本在经济上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其另一方面的考虑，就是不希望看到中国过于强大，而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因此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规模不大，技术转让偏于保守。同时，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外交的重点放在亚太地区，亚太地区的重点是东南亚，东盟则是日本外交重点的重点。其目标是构筑与欧共体、美加自由贸易区相抗衡的“日元经济圈”。日本垄断资本担心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南华人经济圈”，与“日元圈”相对抗。
三
新时期中日关系的特点
当前旧的世界秩序已经打破，而新的路局尚未形成，这期间的特点是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增强，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处于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持续增长的新时期。日本政府为适应这种形势提出了“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申明要立足于亚太，为国际社会多做贡献，继续走和平发展之路。中国亦将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日双方各自的变革，决定了中日关系新时期的特点。新时期的中日关系在已往20多年交流的基础上，将对经济合作向更加广度和更加深度的发展为重点，同时在亚太地区具有世界政治经济中重要地位的背景下，加强政治对话的份量，进一步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
新时期中日关系将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中国在日本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有进一步的加强或加重。
迄今为止，日美关系一直是日本外交的基轴，这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也不会改变。但随着美国在西方世界领导地位的削弱，采取多边磋商的形式将是必然趋势。日本外交当局积极鼓吹日本“三角外交”，就是多边磋商的一种形式。而中“三角外交”中，中国是日本的重要伙伴。日本前外相大来佐武郎、柿泽弘治都主张日本在新时期推行“三角外交”势在必行。柿泽在那篇文章中称“我认为，形成多重良好的三角关系对于谋求亚太地区的政治稳定来说是必要的。这些三角关系包括太平洋两岸的日、美、中，北亚的日、中、俄，东南亚的日、中、东盟，西南亚的日、中、印。就这一意义而言，中国对于今后日本说是非常重要的伙伴。”
（二）中日两国经济贸易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日经济合作将会有更进一步发展。
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日本是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两国虽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但各具优势：中国地域辽阔、资源比较丰富，人口众多，市场巨大，经过几十年建设已经建立起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近十几年改革开放，投资环境大为改善，可以吸引和消化大量外资。日本有先进的技术、雄厚的资金和某些科学的管理方法，信息灵通，交通运输发达，但资源缺乏。近年来日元大幅度升值，国际上同美欧国家的经济摩擦日趋尖锐激烈，需要实施“黑字回流”计划，向海外扩大投资市场。今后日本将继续进行对华经济援助的同时，还会增加和扩大对华直接投资的数量和领域。日本政府根据大来佐武郎的调查报告，日本对华援助的重点从地区看将放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内陆部分，从行业看将放在增产粮食和给日本造成酸雨的环境对策上。
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在新时期将会有明显增加。这是因为经过80年代初期第一次投资热潮和90年代初期第二次投资热潮，日本企业已经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经营方法，投资情况将会改观。同时，中日投资保护协定的签订，和我国经济立法方面的不断完善，投资环境更加完善，会吸引众多外国企业其中包括日本企业前来投资。以日元升值为背景，日本经济进一步向内需主导型转换，不少产业要向海外转移，近邻中国是他们较为理想的场所。同时，西德、韩国等对华投资的迅速增加，对日本也是个刺激。日本伊藤忠商事驻中国总代表藤野文晤说：“2030年时，中国将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如果认为什么时候到中国投资都可以，那就大错特错了。”这话道出了日本大、中型企业家普遍的心理状态。
在贸易方面，中日邦正常化时，年进出口总额为11亿美元，1993年中日贸易额达到378亿美元，比1972年增加了34倍。据大藏省公布今年1至6月中日贸易额为206亿美元，比去年上半年增加了24.7%。据日本贸易振兴会预测今年中日贸易额将超过400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这种趋势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也不会改变。
（三）联合国外交是日本外交的支柱之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在建立国际新秩序过程中，日本的联合国外交将进一步加强。其目标是旨在取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置。通过日本近几年来的工作，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得到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也表示赞同。目前日本最关心的是中国将采取什么态度，至关重要。因为中国是现在5个常任理事国成员，是亚洲地区的唯一代表，日本要成为常任理事国，必须要得到中国的支持，因此日本要不断加强和增进“日中间的信赖关系”。
（四）对过去侵略战争的认识和责任问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仍然是影响和干扰新时期中日友好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在这个问题上，除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和现任首相村山富市明确表示日本过去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应深刻反省以外，历届首相的态度都比较暧昧。从1986年日本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公开发表歪曲历史的讲话以来，1988年日本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又公开发表否定日本侵略，中伤中国领导人的言论，以后又有松野幸泰（国土厅长官）、中西启介（防卫厅长官）、永野茂门（法务大臣）、樱井新（环境厅长官）等日本内阁成员发表否定侵略和歪曲史实的言论。与此相关连，1985年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公职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引起日本国内舆论和亚洲各国人民的不满和义愤。1986年中曾根未去正式参拜，以后日本首相虽不去靖国神社参拜了，但仍有不少内阁成员前去参拜。这说明在日本因为有一股右翼势力，连内阁成员也受其影响，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高度警惕和重视。日方表示要在开战50周年的明年（1995年）用适当方式表示忏悔和谢罪，以了结此事。中国人民、亚太地区各国人民和世界各国都对此给予关注。
展望21世纪的中日关系，前景是美好的，友好与合作、对话与协调仍是中日关系的主旋律，但矛盾与摩擦会不断发生，发展道路是不平坦的，需要有足够的认识和作出不断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