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爱诗歌，因此在我敬佩的人中，就有了贺敬之和柯岩这对诗人伉俪。贺敬之气势磅礴的《放声歌唱》《雷锋之歌》，让我激动；柯岩充满童趣的《帽子的秘密》《小迷糊阿姨》，让我着迷。
认识柯岩，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年，柯岩想写一部有关班主任的电影剧本，大致有了构架之后，她希望教育部门找一个熟悉班主任工作的人，为她提供一些素材。北京市教委就想到了我。因为我当时在北京教科所德育室工作，经常接触中小学班主任，自然有一些比较熟悉的班主任朋友。
第一次见到柯岩，就被她的热情所打动。她快人快语，是一个说话很风趣的人，让我对她的生疏感马上就消失了。柯岩的丈夫贺敬之和柯岩的性格完全相反，是一个儒雅之人。他很少参与柯岩和我的谈话。就是接我的电话时，只是说“你等一下”，然后听到电话那边“冉乃彦的电话”。只有一次，闲谈中他轻轻地对我说：“她比我强。”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柯岩介绍完她写这个电影剧本的基本设想后，很诚恳地要求我，尽可能多地介绍情况和不客气地提出意见。在我介绍情况的过程中，她改变了原来只谈一次的想法。她对我说：“看来，你也是喜欢文学的人……我现在想这样做，和你商量：以后每星期你来我家一次，我把写好的一章给你看，请你提意见，补充素材。”
这样，每周交谈一次，我尽可能把我知道的班主任故事讲给她听。在最后完成的电影剧本中，有了许多北京班主任的影子。这个电影剧本，开始叫《仅次于上帝的人》，是因为在台词中，有一句是：班主任十分辛苦，睡得最晚，是“仅次于上帝的人”。电影拍好之后，没有想到，柯岩不满意，又重新调换角色，由李媛媛担任主演，重新拍，取名《红蜻蜓》。据我所知，这是当时中国唯一一部专门描写班主任的电影。
柯岩不爱为别人的书作序，曾拒绝过不少写序的邀请，然而对我们的一本书则是“主动请缨”，写下了题为《每个中学生都能成才吗？――读〈每个中学生都能成才〉》的序言。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时期，我和一些班主任朋友都认为教育好学困生，是学校和家庭感到困难的事情，于是，我们共同写了《每个中学生都能成才――为家长献计献策》这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就得到柯岩的关心和支持。正像她在序言中所说：“就说眼前这本小书吧，其实我不认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但自从听冉乃彦同志谈起这个写作计划，就举双手赞成，并热切地盼望它早日面世。”
她在序言中还说：“手捧着这叠厚厚的原稿，一页一页地读着，我的眼里噙着泪，心里暖暖的。我不是说这本书有什么了不起的学术价值，有多么高的艺术造诣。他们的作者绝非‘新星’，‘票房价值’也很难有轰动效应。但我感到了这本书实实在在的分量以及它的生命力。看到了这些老师们、心理研究者们火一样的热情，以及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他们却在低收入、低生活水准的条件下，心灵的视野始终涵盖着整个下一代。他们白天勤奋工作，夜里点灯熬油，节假日放弃休息，自觉自愿地聚集在一起，召开教育研究会、学生心理分析会、家庭教育讨论会，畅谈教育理想，抨击错误思潮，剖析一个个案例，从中寻找规律……终于，一篇篇文章问世了。”在序言里，她歌颂了所有努力工作的班主任。
和柯岩夫妇的诗歌一样，他们的生活环境也很“美”，但那是一种朴素美。屋子里到处是书，窗台、床上、椅子上，甚至地上都是书。家里引人注目的是墙上贺敬之写的条幅，字也是相当有水平。而那个沙发很特殊，在我坐下之前，柯岩急忙提醒我“要小心”！原来这个旧沙发，弹簧已经失效，人坐下去几乎陷到地面。
柯岩很想学会电脑，但是一直没有学会。为什么呢？柯岩悄悄告诉我：“年轻人也教过我，但是他们年轻、脑子快，没有耐性。我年纪大了，反应慢，常常记住这个忘了那个，只要有一个环节错了，‘小老师’就着急。我怕他们着急，就说我会了，以后自己慢慢练……”我说：“我可以教你啊！我哥哥70多岁了，我已经教会了他，现在输入文章、上网，都能够掌握。”柯岩说：“我看你倒像是有耐心的人，那你就慢慢教我吧。”过了些日子，她终于学会了输入文字。
好几次，有关柯岩作品的研讨会，她都指名让我参加，可能是需要有一个从教师、学生角度的发言。在一次大型柯岩作品研讨会上，我结合柯岩专门为孩子们写的《和“巨人”对话》做了一个发言：
教师有一句非常自豪的话――“我们与未来同行”。谁能够代表未来？只有孩子代表未来。教师终生和孩子们在一起，所以教师是与未来同行。
在与未来同行的队伍里，孩子们和教师们还有一个朋友，那就是柯岩。在柯岩的作品中，写孩子的、写教育的占了很大部分。《帽子的秘密》《小迷糊阿姨》《寻找回来的世界》《红蜻蜓》《周总理，你在哪里？》……在各种版本的课本中，常常能够看到柯岩的作品。在几十年前柯岩写的剧本《飞向星星世界》，为什么能够让孩子们如痴如狂，就是因为她的心和孩子相通，一直是孩子们的朋友。
最近，年逾古稀、大病初愈的柯岩，在一年里热情地为孩子连续写了50封回信，这就是《和“巨人”对话》（收在《柯岩文集》第六卷）。
所有关心人类命运的优秀作家，必然关心孩子。那是因为关心人类的命运，必然关心未来；关心未来，必然关心孩子。
怎样才是真正关心孩子？应该怎样培养孩子？在当代也是一个大问题。
教育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培养孩子，也可以摧残孩子。
我认为，当代的教育者要起两个作用――主导作用和外因作用。
首先，教育者必须在教育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代表国家和人民负责任地担当起教育任务。其次，面对被教育者，教育者的主导作用又只是起外因作用、起第二位作用。颠倒了这个地位，不承认学生的主体地位，把学生当作可以随意被雕刻的木头，肯定不能培养出社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和世界的主人。
以《和“巨人”对话》为例，可以看出每一篇回信，柯岩同志都机智地体现了这两种作用。
一方面，《和“巨人”对话》首先表现出作家的责任感，她不像有些人无原则地讨好青少年；过去我们把柯岩的作品叫作“放心作品”，是有原因的，这就在于她的责任心。这种责任心，不是口头上的，而是落实在每一篇文章，甚至每一句话上面的。
另一方面，真正的教育应该是尊重孩子、相信孩子、激发孩子，要依靠孩子的内因而使他们得以主动发展。
在《是鸟儿不让我学习》中，柯岩面对一个“功课全都不及格”，不想上学，只想去和鸟儿过的三年级孩子，面对一封错字连篇的信，她没有简单地责备他，而是首先抓住了他的优点――爱鸟，去调动孩子的内因。柯岩根据这个孩子的心理，先问他：“你爱鸟，可是你真正了解它们吗？”从而达到激发他努力学习的目的；继而批评孩子“还把不愿学习的责任推给朋友”，说“是鸟儿不让我学习，换了我是鸟儿，我也不敢和你交朋友啦”，完全是以一种知己的、平等的口吻在谈话。最后，柯岩表示“衷心地希望你不要白白浪费了你极好的天赋，将来成为一个鸟类学家”，又巧妙地回到了去激励孩子内因这个正确的做法上。
近几年，在我脑海中总忘不了这样一句警言：一个民族如果物质不强大，一打就倒；如果精神不强大，不打自倒。尤其是“精神不强大，不打自倒”这一点，应该使我们有危机意识和“如履薄冰”的心境。
当前人文精神的缺失，已经在各个领域表现出来，“信念遭到嘲讽，理想受到冷落，情操蜕化为欲望，责任与金钱捆绑在一起。所有这些已经严重影响到个体和社会发展”。从整体上看，当前人生意义教育表现出的环境氛围上的不良，实践引导上的肤浅和理论探索上的贫乏，说明人文精神的弘扬和人生意义教育任重道远。
那么，教育者应该怎么办？有学者说“教育者应该负起责任，不但服务社会，也要引导社会”。作家和教师都是教育者，都应该负起引导社会的责任。文学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它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感染、震撼人的内心世界。让我们作家、教师和一切教育者联合起来，为“民族精神的强大”奉献我们的全部力量。
借此机会，我要向孩子们的朋友、教师们的朋友柯岩同志学习，学习她服务社会、引导社会的精神。
同时，我们还希望柯岩同志经常不断地和孩子、教师联系，继续为我们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我们盼望着！
（责 编 再 澜）
我喜爱诗歌，因此在我敬佩的人中，就有了贺敬之和柯岩这对诗人伉俪。贺敬之气势磅礴的《放声歌唱》《雷锋之歌》，让我激动；柯岩充满童趣的《帽子的秘密》《小迷糊阿姨》，让我着迷。
认识柯岩，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年，柯岩想写一部有关班主任的电影剧本，大致有了构架之后，她希望教育部门找一个熟悉班主任工作的人，为她提供一些素材。北京市教委就想到了我。因为我当时在北京教科所德育室工作，经常接触中小学班主任，自然有一些比较熟悉的班主任朋友。
第一次见到柯岩，就被她的热情所打动。她快人快语，是一个说话很风趣的人，让我对她的生疏感马上就消失了。柯岩的丈夫贺敬之和柯岩的性格完全相反，是一个儒雅之人。他很少参与柯岩和我的谈话。就是接我的电话时，只是说“你等一下”，然后听到电话那边“冉乃彦的电话”。只有一次，闲谈中他轻轻地对我说：“她比我强。”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柯岩介绍完她写这个电影剧本的基本设想后，很诚恳地要求我，尽可能多地介绍情况和不客气地提出意见。在我介绍情况的过程中，她改变了原来只谈一次的想法。她对我说：“看来，你也是喜欢文学的人……我现在想这样做，和你商量：以后每星期你来我家一次，我把写好的一章给你看，请你提意见，补充素材。”
这样，每周交谈一次，我尽可能把我知道的班主任故事讲给她听。在最后完成的电影剧本中，有了许多北京班主任的影子。这个电影剧本，开始叫《仅次于上帝的人》，是因为在台词中，有一句是：班主任十分辛苦，睡得最晚，是“仅次于上帝的人”。电影拍好之后，没有想到，柯岩不满意，又重新调换角色，由李媛媛担任主演，重新拍，取名《红蜻蜓》。据我所知，这是当时中国唯一一部专门描写班主任的电影。
柯岩不爱为别人的书作序，曾拒绝过不少写序的邀请，然而对我们的一本书则是“主动请缨”，写下了题为《每个中学生都能成才吗？――读〈每个中学生都能成才〉》的序言。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时期，我和一些班主任朋友都认为教育好学困生，是学校和家庭感到困难的事情，于是，我们共同写了《每个中学生都能成才――为家长献计献策》这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就得到柯岩的关心和支持。正像她在序言中所说：“就说眼前这本小书吧，其实我不认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但自从听冉乃彦同志谈起这个写作计划，就举双手赞成，并热切地盼望它早日面世。”
她在序言中还说：“手捧着这叠厚厚的原稿，一页一页地读着，我的眼里噙着泪，心里暖暖的。我不是说这本书有什么了不起的学术价值，有多么高的艺术造诣。他们的作者绝非‘新星’，‘票房价值’也很难有轰动效应。但我感到了这本书实实在在的分量以及它的生命力。看到了这些老师们、心理研究者们火一样的热情，以及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他们却在低收入、低生活水准的条件下，心灵的视野始终涵盖着整个下一代。他们白天勤奋工作，夜里点灯熬油，节假日放弃休息，自觉自愿地聚集在一起，召开教育研究会、学生心理分析会、家庭教育讨论会，畅谈教育理想，抨击错误思潮，剖析一个个案例，从中寻找规律……终于，一篇篇文章问世了。”在序言里，她歌颂了所有努力工作的班主任。
和柯岩夫妇的诗歌一样，他们的生活环境也很“美”，但那是一种朴素美。屋子里到处是书，窗台、床上、椅子上，甚至地上都是书。家里引人注目的是墙上贺敬之写的条幅，字也是相当有水平。而那个沙发很特殊，在我坐下之前，柯岩急忙提醒我“要小心”！原来这个旧沙发，弹簧已经失效，人坐下去几乎陷到地面。
柯岩很想学会电脑，但是一直没有学会。为什么呢？柯岩悄悄告诉我：“年轻人也教过我，但是他们年轻、脑子快，没有耐性。我年纪大了，反应慢，常常记住这个忘了那个，只要有一个环节错了，‘小老师’就着急。我怕他们着急，就说我会了，以后自己慢慢练……”我说：“我可以教你啊！我哥哥70多岁了，我已经教会了他，现在输入文章、上网，都能够掌握。”柯岩说：“我看你倒像是有耐心的人，那你就慢慢教我吧。”过了些日子，她终于学会了输入文字。
好几次，有关柯岩作品的研讨会，她都指名让我参加，可能是需要有一个从教师、学生角度的发言。在一次大型柯岩作品研讨会上，我结合柯岩专门为孩子们写的《和“巨人”对话》做了一个发言：
教师有一句非常自豪的话――“我们与未来同行”。谁能够代表未来？只有孩子代表未来。教师终生和孩子们在一起，所以教师是与未来同行。
在与未来同行的队伍里，孩子们和教师们还有一个朋友，那就是柯岩。在柯岩的作品中，写孩子的、写教育的占了很大部分。《帽子的秘密》《小迷糊阿姨》《寻找回来的世界》《红蜻蜓》《周总理，你在哪里？》……在各种版本的课本中，常常能够看到柯岩的作品。在几十年前柯岩写的剧本《飞向星星世界》，为什么能够让孩子们如痴如狂，就是因为她的心和孩子相通，一直是孩子们的朋友。
最近，年逾古稀、大病初愈的柯岩，在一年里热情地为孩子连续写了50封回信，这就是《和“巨人”对话》（收在《柯岩文集》第六卷）。
所有关心人类命运的优秀作家，必然关心孩子。那是因为关心人类的命运，必然关心未来；关心未来，必然关心孩子。
怎样才是真正关心孩子？应该怎样培养孩子？在当代也是一个大问题。
教育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培养孩子，也可以摧残孩子。
我认为，当代的教育者要起两个作用――主导作用和外因作用。
首先，教育者必须在教育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代表国家和人民负责任地担当起教育任务。其次，面对被教育者，教育者的主导作用又只是起外因作用、起第二位作用。颠倒了这个地位，不承认学生的主体地位，把学生当作可以随意被雕刻的木头，肯定不能培养出社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和世界的主人。
以《和“巨人”对话》为例，可以看出每一篇回信，柯岩同志都机智地体现了这两种作用。
一方面，《和“巨人”对话》首先表现出作家的责任感，她不像有些人无原则地讨好青少年；过去我们把柯岩的作品叫作“放心作品”，是有原因的，这就在于她的责任心。这种责任心，不是口头上的，而是落实在每一篇文章，甚至每一句话上面的。
另一方面，真正的教育应该是尊重孩子、相信孩子、激发孩子，要依靠孩子的内因而使他们得以主动发展。
在《是鸟儿不让我学习》中，柯岩面对一个“功课全都不及格”，不想上学，只想去和鸟儿过的三年级孩子，面对一封错字连篇的信，她没有简单地责备他，而是首先抓住了他的优点――爱鸟，去调动孩子的内因。柯岩根据这个孩子的心理，先问他：“你爱鸟，可是你真正了解它们吗？”从而达到激发他努力学习的目的；继而批评孩子“还把不愿学习的责任推给朋友”，说“是鸟儿不让我学习，换了我是鸟儿，我也不敢和你交朋友啦”，完全是以一种知己的、平等的口吻在谈话。最后，柯岩表示“衷心地希望你不要白白浪费了你极好的天赋，将来成为一个鸟类学家”，又巧妙地回到了去激励孩子内因这个正确的做法上。
近几年，在我脑海中总忘不了这样一句警言：一个民族如果物质不强大，一打就倒；如果精神不强大，不打自倒。尤其是“精神不强大，不打自倒”这一点，应该使我们有危机意识和“如履薄冰”的心境。
当前人文精神的缺失，已经在各个领域表现出来，“信念遭到嘲讽，理想受到冷落，情操蜕化为欲望，责任与金钱捆绑在一起。所有这些已经严重影响到个体和社会发展”。从整体上看，当前人生意义教育表现出的环境氛围上的不良，实践引导上的肤浅和理论探索上的贫乏，说明人文精神的弘扬和人生意义教育任重道远。
那么，教育者应该怎么办？有学者说“教育者应该负起责任，不但服务社会，也要引导社会”。作家和教师都是教育者，都应该负起引导社会的责任。文学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它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感染、震撼人的内心世界。让我们作家、教师和一切教育者联合起来，为“民族精神的强大”奉献我们的全部力量。
借此机会，我要向孩子们的朋友、教师们的朋友柯岩同志学习，学习她服务社会、引导社会的精神。
同时，我们还希望柯岩同志经常不断地和孩子、教师联系，继续为我们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我们盼望着！
（责 编 再 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