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康之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98年07期
20世纪即将划上了一个句号，回顾20世纪思想界，法兰克福学派曾是声势最大的思想流派之一。当然，进入90年代，随着苏东的解体，法兰克福学派逐渐消声匿迹，但是，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却是颇有特色的，他们的“否定整体论”实际上是法兰克福学派全部理论的哲学基础。9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建设已经取代了革命的呼声，所以，法兰克福学派已经进入了思想史上的行列，我们现在研究法兰克福学派也像研究康德、黑格尔一样，是对一些已经成为历史的思想家的思想考察。但是，法兰克福学派毕竟又与康德、黑格尔不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对象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人们在将来的某个时期会不会再回过头来思考资本主义的结局呢？如果有这么一天，那么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会不会给人以新启发呢？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认为，研究法兰克福学派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一、资本主义社会：否定的整体
马克思认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马克思以其毕生的精力解剖这个整体，以求揭示这个整体彻底变革的必然性。法兰克福学派也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个整体。但与马克思不同，它不求对这个整体作认真的分析研究，而是从个人的角度去认识这个整体的非人性和对个人的压抑。因而，法兰克福学派不象马克思那样，极力去把握整体运动的自然历史过程，而是呼吁一种来自外部的否定。对于社会批判理论来说，否定，是它的信条、目的，也是它的行动纲领。它认为，这种否定是由于现实的境况所决定的和历史发展赋予法兰克福学派的使命。因为现存社会已经达到与自身倾向对立的顶峰，如果对它的否定还不出现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因为惰性而窒息死亡。
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尔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是这样形成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特别是在城市，个人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自发性地组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体。起初，这种整体的统一性并未达到其辩护性规则所要求的那种平衡状态。但在其后的发展中，这个整体被越来越紧密地编织了起来，成为强制的整体。一切个体都出于害怕毁灭的惩罚而被拖进了统一体之中，被同化进法律之中，甚至这种同化是违背他们自身的个人利益的。同时普遍性的观念也就被确定为真理，尽管是“虚假的真理”，但却是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强力。其结果是社会的统一性成了一切个人的“先验规定性”。一切个人只有依靠社会的统一性才能生存下来。
然而，正是社会统一性的延续，使个人接近了自己的厄运。也就是说，个体堕入总体性的魔法之中，一条无形而且无尽头的锁链把个体串连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个体遭受着整体的否定，在整体的总体性凸现出来的地方，个体性则荡然无存。
在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中，社会的整体化被视为晚期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他认为，随着现代平常技术的发展，出现了科学、技术、生产和管理的一体化，同时，地域性的社会体系被打破，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整体。如果说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促成的与晚期资本主义相伴随的世界整体还只是这一社会的外部特征的话，那么就这一社会的内部结构而言，它的整体性则表现为是“有组织的”和“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在资本集中的过程中，出现了商品、资本和劳动的统一市场；而一旦市场运行出现了职能性的缺陷时，国家又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力对市场进行干预；尤为突出的是工业、科学、技术结合成一个系统，以致于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这种有组织的和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表明整个社会利益被以整体的形式强化了，从而对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强制性。
在探讨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的篇章中，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以系统一体化取代了以往社会的社会一体化。也就是说交换关系和意识形态的“隐性”强制性统治取代了“显性”的政治统治，因而社会整体更具有总体性。这种总体性为晚期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提供了根据，赋予了社会结构以服务于统治的效能和保证社会稳定。尽管社会的利益矛盾并未得到解决，剩余社会产品的分配是不均等的，但结构的力量把分配的不均等固定在一切社会成员都必须自觉遵守的规范系统中，使人们认可这种不均等是合法的，即便个人对这种不均等抱有愤懑，也会屈从于法令的威胁和迁就自己的软弱无力。
在交换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规范比传统的政治规范更能为人们所接受，因为它不再使社会不公正表现为人为地造成的，而使人们把社会不公正看成是一种自然的力量，个人在社会不公正面前只能叹止于自身，对他自身之外的任何事物的抱怨即使在他自己看来也似乎是没有道德的。更何况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统治已经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政治领域转向技术领域、生活领域。他们所关心的是按劳付酬和缩短工作日，至于社会不公正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内在化，成为这个社会的一部分，而且是肯定的部分。特别是在国家福利政策诱使下，工人阶级身上的一切原有的革命因素不仅荡然无存，反而在它身上出现了惰性的、保守的、反革命的因素。
总之，哈贝马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堵塞了通向未来的道路，用普遍的务实精神排挤和取代了人们的创造精神，让人们关注现实的琐屑生活而失去理想。社会发展是通向未来的，现实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一般说来应从未来的眼光着手。然而，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在意识形态面前表现出的奴性，社会系统的技术合理性统治，阉割了这个社会的未来。社会的整体停滞在现存的状态中不仅扼杀了自身中的一切非同一性因素，扼杀了作为个体的人，而且割断了与未来的联系，成了一个僵化的、毫无前途的整体社会。
弗洛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证明了阿多尔诺所说的个人对社会整体的依赖。弗洛姆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对自身存在的态度主要表现为“逃避自由”，个人把自己交给了整个商品世界，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这架大机器上的齿轮，人们往往误以为自己的行为是出于自我利益的动机，而实际上他却完全服务于一个不属于他自己的目标，而这个目标恰恰使他属于那个不属于他的整体。当人属于不属于他的整体时，他失去了自由，但却不是被迫失去自由，而是自愿地失去自由，即通过自己的双手把自己的自由奉献给商品世界，随着这种奉献越来越大，他也就越来越失去自我，陷入无能为力的孤独之中，他的个性自由发展受到压抑，他的潜能的自由发挥遭到阻遏。
不过，人们逃避自由只是在表面上看来是自愿的，而实际上完全是被迫的。因为，在社会整体的压力下，个人是分散的、孤立的。消极的自由给他带来的是寂寞，当他期冀消除孤独时，是通过放弃自己的自由去适应社会整体的。而当他抛弃自由时，他也失去了个人的尊严，从而失去了自我。尽管如此，个人并未在放弃自由和失去自我中获得安全感，相反，他被套进了强制性的枷锁之中，至多，他也只能在抛弃自由的时候才暂时获得自我欺骗的安全感。
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著作中，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是一本最为集中地阐述总体社会中人的单面性的著作。马尔库塞认为，人类业已进入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把人们带入舒适、平稳、合理、民主的生存状态。同时，发达工业社会又是一个“压制性的总体”，人们所获得的舒适、平稳、合理、民主是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而形成的技术秩序把机械化的操作贯彻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压抑甚至扼杀人的个性。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极权主义社会，因为社会组织方式和生产、分配体系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它迫使人们的劳动时间、自由时间以及整个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服从于经济和政治的扩张要求。这种极权主义通过既得利益来操纵人们的需求，从而“排除了一个反对整体的有效的反对派的出现”。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扼杀了人们的真实需求，并用一类虚假需求取而代之。它麻痹了人们不幸的感觉，使人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所恨的东西，以此得到幸福感。因而，人的需求和幸福感也都是外在于人的，是一种受外在力量支配的、被强制的需求和幸福感。当然，营养、衣着、住房等需求的现代化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社会传媒的广告刺激，把这些需求强加于人时，人便失去了自我，成了需求的奴隶。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受着需求这个压制性的总体的压迫。而且，这种压迫完全剥夺了人们在压迫和自由之间进行选择的自主权。这个社会是一个封闭的和僵化的整体，是一个完全静态的生活体系，它显示了一种在工业文明早期阶段所不知晓的内在统一和凝聚力。因而，它失去了通向未来的向度，仅仅强化了整体对个体的压迫和强制的向度，使一切个体失去完整的自我，成为片面的与社会直接同一的单面人。
这种个人、甚至任何集团都失去了抗争能力的社会，只能表明社会整体作为一个强制性的总体，已经从外部控制转向人的内在的方面。结果，人的心灵的“内在”向度被削弱了，个人同他所处的整个社会直接地同一起来，同强加于他的生活相同一，他服从于生活的现实，否定性思维则成了与他无缘的东西，因而，社会整体也就不再包含有任何否定的力量了。
因此，法兰克福学派把资本主义社会称作“否定的整体”。其理由就是：(1)这个整体是针对个人存在的绝对否定，它把个人消融在整体中而使个人除了在肉体存在意义上是个人之外不再成其为个人；(2)这个不具有内在否定性的、失去未来的整体是一个绝对统一的、绝对肯定的整体，这种绝对肯定本身就意味着失去了存在的现实性，所以它面临的命运就是绝对的否定。
二、“大拒绝”：否定整体的行动
面对一个绝对肯定的整体，如何实现对它的否定呢？显然，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眼中，这种否定是不可能来自整体的内部的，而应来自于外部。那么这种来自于外部的否定将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马尔库塞的回答是“大拒绝”。
马尔库塞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维护社会整体而对一切个体的形式采取了否定。这种否定是一种纯粹的否定形式。然而，整体在何种程度上否定了个体、否定了它的内在可能性，它也将在同等程度上面对着被否定的命运。这种否定是彻底结束一切统治的运动，是面对着现存制度的根本否定，是一场全面拒绝的伟大事变。
马尔库塞认为，“大拒绝”的革命模式，在基础、战略和目标上都与苏联十月革命的模式有着根本的区别。他说，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模式是一种旨在解放生产力的模式，其结果并不能实现彻底的革命，因为机器对人的奴役仍将继续，追求消费社会的穷奢极欲，社会整体对个人的压制等等依然存在。作为总体革命的大拒绝则不同，它所要求建立的社会制度将更加合理地组织生产和分配，并赋予人与人的关系以全新的形式。
由于传统革命的动因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不存在了。特别是无产阶级由于被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所同化，阶级对抗被纳入到了技术合理性的控制之中，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化管理不仅能够及时地发现根源于物质基础的对抗，而且能够及时地通过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消除这些对抗。因此，新的革命应当从精神的匮乏中找到其动因，那就是人的本质遭受的异化和爱欲遭受的压抑。新的革命将充分地表现出人对现存的“压抑社会”的厌恶，是人争取作为人的存在而反对现存社会的斗争。
苏联十月革命采取的是暴力革命的途径。在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中，还存在着采取另一种革命方式的动议，社会民主党甚至列宁也曾设想过运用非暴力的手段，即通过“和平演进”的方式实现社会革命。马尔库塞认为这两种传统的革命模式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都不再适用。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合理性统治下，和平演进必将遭到窒息，同样，暴力革命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大拒绝”则超越两种革命方式，它是一种在总体上反对现存制度的斗争，它不仅在政权领域、经济领域，而且在文化领域和人的心理本能结构方面实行总体性的革命。也就是说，被统治的社会一切成员在生产和生活领域的一切方面直接地抗议和拒绝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统治的一切形式，或者说拒绝服从任何形式的统治，行政管理、经济管理、文化管理和心理的强制等所有这些把技术合理性运用来奴役人的领域，都是需要加以拒绝的对象。当然，这种拒绝不会成为短时间内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事变，所以，“大拒绝”应被社会成员普遍执行，而且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直至资本主义社会技术不合理性完全暴露出来，并成为一个历史的陈迹为止。
马尔库塞声称，“大拒绝”的设计，无视传统革命理论关于革命形势和革命客观条件的考虑，对于“大拒绝”来说，根本不需要什么客观形势，主体的觉醒就是一切。由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已经完全丧失，在人自身已经不可能萌发出否定的意志和力量。所以，人如果能够重新成为主体即成为觉醒的主体的话，必须完全依赖于社会批判理论的努力，只有社会批判理论才能唤醒人。因为，社会批判理论自从产生那一天起，就充分地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它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的，所以只有它具有完全消醒的意识，能够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真正的批判。这样看来，“大拒绝”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它既不需要对革命形势作客观的分析，也不需要考虑革命的主观条件，只要社会批判理论保持了批判精神，实现了所谓真正的批判，就能够唤醒民众，从而实现一场彻底的废除统治、废除整体的革命。实际上，以“大拒绝”面目出现的“总体革命”，完全是一种不具有客观总体性的主观革命。这种革命永远是一种空想。
所以，作为总体革命的“大拒绝”是基于人道主义基础上的乌托邦设计。它要求废除资本主义社会，但这是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出现以来的一切批判现存制度的思想家们的本能要求。它要求废除整体和彻底告别任何形式的统治，这又使我们想起无政府主义。所以，法兰克福学派虽然是以激烈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形式出现的，但它的思想却完全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因为它从个体的人出发，把抽象的人道主义作为其思想的出发点。尽管法兰克福学派试图把自己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但它决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思想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一把双刃剑，它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同时也诅咒无产阶级丧失革命性。其实，它并不理解，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政治文化的认同问题。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特别是在中国，存在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而任何一次农民起义都只打倒皇帝却不废除皇帝，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民对封建政治文化的认同。认同某种政治文化，就必然会认同这种统治方式。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工人阶级要求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开辟一种全新的社会，巴黎公社就是一个明证。但是，在20世纪，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已经完全走向成熟，并被整个社会所接纳，这时，工人要求参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生活而不是拒绝这种生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法兰克福学派却要求来一场“大拒绝”，岂不是幻想。
作者介绍：张康之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系
作者：张康之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98年07期
20世纪即将划上了一个句号，回顾20世纪思想界，法兰克福学派曾是声势最大的思想流派之一。当然，进入90年代，随着苏东的解体，法兰克福学派逐渐消声匿迹，但是，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却是颇有特色的，他们的“否定整体论”实际上是法兰克福学派全部理论的哲学基础。9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建设已经取代了革命的呼声，所以，法兰克福学派已经进入了思想史上的行列，我们现在研究法兰克福学派也像研究康德、黑格尔一样，是对一些已经成为历史的思想家的思想考察。但是，法兰克福学派毕竟又与康德、黑格尔不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对象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人们在将来的某个时期会不会再回过头来思考资本主义的结局呢？如果有这么一天，那么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会不会给人以新启发呢？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认为，研究法兰克福学派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一、资本主义社会：否定的整体
马克思认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马克思以其毕生的精力解剖这个整体，以求揭示这个整体彻底变革的必然性。法兰克福学派也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个整体。但与马克思不同，它不求对这个整体作认真的分析研究，而是从个人的角度去认识这个整体的非人性和对个人的压抑。因而，法兰克福学派不象马克思那样，极力去把握整体运动的自然历史过程，而是呼吁一种来自外部的否定。对于社会批判理论来说，否定，是它的信条、目的，也是它的行动纲领。它认为，这种否定是由于现实的境况所决定的和历史发展赋予法兰克福学派的使命。因为现存社会已经达到与自身倾向对立的顶峰，如果对它的否定还不出现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因为惰性而窒息死亡。
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尔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是这样形成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特别是在城市，个人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自发性地组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体。起初，这种整体的统一性并未达到其辩护性规则所要求的那种平衡状态。但在其后的发展中，这个整体被越来越紧密地编织了起来，成为强制的整体。一切个体都出于害怕毁灭的惩罚而被拖进了统一体之中，被同化进法律之中，甚至这种同化是违背他们自身的个人利益的。同时普遍性的观念也就被确定为真理，尽管是“虚假的真理”，但却是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强力。其结果是社会的统一性成了一切个人的“先验规定性”。一切个人只有依靠社会的统一性才能生存下来。
然而，正是社会统一性的延续，使个人接近了自己的厄运。也就是说，个体堕入总体性的魔法之中，一条无形而且无尽头的锁链把个体串连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个体遭受着整体的否定，在整体的总体性凸现出来的地方，个体性则荡然无存。
在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中，社会的整体化被视为晚期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他认为，随着现代平常技术的发展，出现了科学、技术、生产和管理的一体化，同时，地域性的社会体系被打破，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整体。如果说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促成的与晚期资本主义相伴随的世界整体还只是这一社会的外部特征的话，那么就这一社会的内部结构而言，它的整体性则表现为是“有组织的”和“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在资本集中的过程中，出现了商品、资本和劳动的统一市场；而一旦市场运行出现了职能性的缺陷时，国家又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力对市场进行干预；尤为突出的是工业、科学、技术结合成一个系统，以致于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这种有组织的和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表明整个社会利益被以整体的形式强化了，从而对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强制性。
在探讨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的篇章中，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以系统一体化取代了以往社会的社会一体化。也就是说交换关系和意识形态的“隐性”强制性统治取代了“显性”的政治统治，因而社会整体更具有总体性。这种总体性为晚期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提供了根据，赋予了社会结构以服务于统治的效能和保证社会稳定。尽管社会的利益矛盾并未得到解决，剩余社会产品的分配是不均等的，但结构的力量把分配的不均等固定在一切社会成员都必须自觉遵守的规范系统中，使人们认可这种不均等是合法的，即便个人对这种不均等抱有愤懑，也会屈从于法令的威胁和迁就自己的软弱无力。
在交换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规范比传统的政治规范更能为人们所接受，因为它不再使社会不公正表现为人为地造成的，而使人们把社会不公正看成是一种自然的力量，个人在社会不公正面前只能叹止于自身，对他自身之外的任何事物的抱怨即使在他自己看来也似乎是没有道德的。更何况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统治已经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政治领域转向技术领域、生活领域。他们所关心的是按劳付酬和缩短工作日，至于社会不公正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内在化，成为这个社会的一部分，而且是肯定的部分。特别是在国家福利政策诱使下，工人阶级身上的一切原有的革命因素不仅荡然无存，反而在它身上出现了惰性的、保守的、反革命的因素。
总之，哈贝马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堵塞了通向未来的道路，用普遍的务实精神排挤和取代了人们的创造精神，让人们关注现实的琐屑生活而失去理想。社会发展是通向未来的，现实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一般说来应从未来的眼光着手。然而，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在意识形态面前表现出的奴性，社会系统的技术合理性统治，阉割了这个社会的未来。社会的整体停滞在现存的状态中不仅扼杀了自身中的一切非同一性因素，扼杀了作为个体的人，而且割断了与未来的联系，成了一个僵化的、毫无前途的整体社会。
弗洛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证明了阿多尔诺所说的个人对社会整体的依赖。弗洛姆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对自身存在的态度主要表现为“逃避自由”，个人把自己交给了整个商品世界，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这架大机器上的齿轮，人们往往误以为自己的行为是出于自我利益的动机，而实际上他却完全服务于一个不属于他自己的目标，而这个目标恰恰使他属于那个不属于他的整体。当人属于不属于他的整体时，他失去了自由，但却不是被迫失去自由，而是自愿地失去自由，即通过自己的双手把自己的自由奉献给商品世界，随着这种奉献越来越大，他也就越来越失去自我，陷入无能为力的孤独之中，他的个性自由发展受到压抑，他的潜能的自由发挥遭到阻遏。
不过，人们逃避自由只是在表面上看来是自愿的，而实际上完全是被迫的。因为，在社会整体的压力下，个人是分散的、孤立的。消极的自由给他带来的是寂寞，当他期冀消除孤独时，是通过放弃自己的自由去适应社会整体的。而当他抛弃自由时，他也失去了个人的尊严，从而失去了自我。尽管如此，个人并未在放弃自由和失去自我中获得安全感，相反，他被套进了强制性的枷锁之中，至多，他也只能在抛弃自由的时候才暂时获得自我欺骗的安全感。
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著作中，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是一本最为集中地阐述总体社会中人的单面性的著作。马尔库塞认为，人类业已进入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把人们带入舒适、平稳、合理、民主的生存状态。同时，发达工业社会又是一个“压制性的总体”，人们所获得的舒适、平稳、合理、民主是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而形成的技术秩序把机械化的操作贯彻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压抑甚至扼杀人的个性。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极权主义社会，因为社会组织方式和生产、分配体系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它迫使人们的劳动时间、自由时间以及整个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服从于经济和政治的扩张要求。这种极权主义通过既得利益来操纵人们的需求，从而“排除了一个反对整体的有效的反对派的出现”。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扼杀了人们的真实需求，并用一类虚假需求取而代之。它麻痹了人们不幸的感觉，使人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所恨的东西，以此得到幸福感。因而，人的需求和幸福感也都是外在于人的，是一种受外在力量支配的、被强制的需求和幸福感。当然，营养、衣着、住房等需求的现代化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社会传媒的广告刺激，把这些需求强加于人时，人便失去了自我，成了需求的奴隶。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受着需求这个压制性的总体的压迫。而且，这种压迫完全剥夺了人们在压迫和自由之间进行选择的自主权。这个社会是一个封闭的和僵化的整体，是一个完全静态的生活体系，它显示了一种在工业文明早期阶段所不知晓的内在统一和凝聚力。因而，它失去了通向未来的向度，仅仅强化了整体对个体的压迫和强制的向度，使一切个体失去完整的自我，成为片面的与社会直接同一的单面人。
这种个人、甚至任何集团都失去了抗争能力的社会，只能表明社会整体作为一个强制性的总体，已经从外部控制转向人的内在的方面。结果，人的心灵的“内在”向度被削弱了，个人同他所处的整个社会直接地同一起来，同强加于他的生活相同一，他服从于生活的现实，否定性思维则成了与他无缘的东西，因而，社会整体也就不再包含有任何否定的力量了。
因此，法兰克福学派把资本主义社会称作“否定的整体”。其理由就是：(1)这个整体是针对个人存在的绝对否定，它把个人消融在整体中而使个人除了在肉体存在意义上是个人之外不再成其为个人；(2)这个不具有内在否定性的、失去未来的整体是一个绝对统一的、绝对肯定的整体，这种绝对肯定本身就意味着失去了存在的现实性，所以它面临的命运就是绝对的否定。
二、“大拒绝”：否定整体的行动
面对一个绝对肯定的整体，如何实现对它的否定呢？显然，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眼中，这种否定是不可能来自整体的内部的，而应来自于外部。那么这种来自于外部的否定将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马尔库塞的回答是“大拒绝”。
马尔库塞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维护社会整体而对一切个体的形式采取了否定。这种否定是一种纯粹的否定形式。然而，整体在何种程度上否定了个体、否定了它的内在可能性，它也将在同等程度上面对着被否定的命运。这种否定是彻底结束一切统治的运动，是面对着现存制度的根本否定，是一场全面拒绝的伟大事变。
马尔库塞认为，“大拒绝”的革命模式，在基础、战略和目标上都与苏联十月革命的模式有着根本的区别。他说，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模式是一种旨在解放生产力的模式，其结果并不能实现彻底的革命，因为机器对人的奴役仍将继续，追求消费社会的穷奢极欲，社会整体对个人的压制等等依然存在。作为总体革命的大拒绝则不同，它所要求建立的社会制度将更加合理地组织生产和分配，并赋予人与人的关系以全新的形式。
由于传统革命的动因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不存在了。特别是无产阶级由于被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所同化，阶级对抗被纳入到了技术合理性的控制之中，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化管理不仅能够及时地发现根源于物质基础的对抗，而且能够及时地通过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消除这些对抗。因此，新的革命应当从精神的匮乏中找到其动因，那就是人的本质遭受的异化和爱欲遭受的压抑。新的革命将充分地表现出人对现存的“压抑社会”的厌恶，是人争取作为人的存在而反对现存社会的斗争。
苏联十月革命采取的是暴力革命的途径。在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中，还存在着采取另一种革命方式的动议，社会民主党甚至列宁也曾设想过运用非暴力的手段，即通过“和平演进”的方式实现社会革命。马尔库塞认为这两种传统的革命模式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都不再适用。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合理性统治下，和平演进必将遭到窒息，同样，暴力革命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大拒绝”则超越两种革命方式，它是一种在总体上反对现存制度的斗争，它不仅在政权领域、经济领域，而且在文化领域和人的心理本能结构方面实行总体性的革命。也就是说，被统治的社会一切成员在生产和生活领域的一切方面直接地抗议和拒绝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统治的一切形式，或者说拒绝服从任何形式的统治，行政管理、经济管理、文化管理和心理的强制等所有这些把技术合理性运用来奴役人的领域，都是需要加以拒绝的对象。当然，这种拒绝不会成为短时间内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事变，所以，“大拒绝”应被社会成员普遍执行，而且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直至资本主义社会技术不合理性完全暴露出来，并成为一个历史的陈迹为止。
马尔库塞声称，“大拒绝”的设计，无视传统革命理论关于革命形势和革命客观条件的考虑，对于“大拒绝”来说，根本不需要什么客观形势，主体的觉醒就是一切。由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已经完全丧失，在人自身已经不可能萌发出否定的意志和力量。所以，人如果能够重新成为主体即成为觉醒的主体的话，必须完全依赖于社会批判理论的努力，只有社会批判理论才能唤醒人。因为，社会批判理论自从产生那一天起，就充分地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它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的，所以只有它具有完全消醒的意识，能够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真正的批判。这样看来，“大拒绝”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它既不需要对革命形势作客观的分析，也不需要考虑革命的主观条件，只要社会批判理论保持了批判精神，实现了所谓真正的批判，就能够唤醒民众，从而实现一场彻底的废除统治、废除整体的革命。实际上，以“大拒绝”面目出现的“总体革命”，完全是一种不具有客观总体性的主观革命。这种革命永远是一种空想。
所以，作为总体革命的“大拒绝”是基于人道主义基础上的乌托邦设计。它要求废除资本主义社会，但这是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出现以来的一切批判现存制度的思想家们的本能要求。它要求废除整体和彻底告别任何形式的统治，这又使我们想起无政府主义。所以，法兰克福学派虽然是以激烈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形式出现的，但它的思想却完全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因为它从个体的人出发，把抽象的人道主义作为其思想的出发点。尽管法兰克福学派试图把自己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但它决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思想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一把双刃剑，它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同时也诅咒无产阶级丧失革命性。其实，它并不理解，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政治文化的认同问题。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特别是在中国，存在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而任何一次农民起义都只打倒皇帝却不废除皇帝，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民对封建政治文化的认同。认同某种政治文化，就必然会认同这种统治方式。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工人阶级要求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开辟一种全新的社会，巴黎公社就是一个明证。但是，在20世纪，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已经完全走向成熟，并被整个社会所接纳，这时，工人要求参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生活而不是拒绝这种生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法兰克福学派却要求来一场“大拒绝”，岂不是幻想。
作者介绍：张康之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