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三世”的一些总结和思考
“三世说”是中国古代的社会学说，它来源于春秋公羊学，并与“大一统”、“通三统”构成公羊传“微信大义”的三个命题。“张三世”简单来说就是指历史的发展阶段，其渊源及历史解读可追溯到孔老夫子写的《春秋》，“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而董仲舒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认为“《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到了东汉时期，何休明确提出了“三世”的概念认为孔子将春秋时期242年的社会治乱兴衰分为“衰乱”、“升平”、“太平”三世。到了清代龚自珍将三世改为“治世”、“衰世”、“乱世”，呼吁变革。19世纪末，康有为明确地把“公羊”的“三世”、《礼记·礼运》的“小康”、“大同”与近代进化论思想融合在一起，系统地提出了“三世”说历史进化论。可见总的来说，“三世说”阐述的社会历史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衰乱到太平、从野蛮到文明的不断发展、不断变革、不断进步的过程。
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及文化圣贤，其言论秉承了儒家既信而好古，又承认历史进化的观点。孔子一方面极力颂美古圣先贤，这实际上暗含着他不满时政，不满社会，希望当朝君王效法古代的隐衷。孔子的论述为后世儒生主张复古提供了理据。另一方面，孔子又有主张进化的倾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视上古为黄金时代的孔子却着眼点是恢复西周的“礼乐文明”。一再强调“吾从周”、“为东周”“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可见显著的历史化倾向。今不如昔观点的自我否定。孔子的齐－鲁－道论：“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也肯定了变易和发展的历史阶段论。信而好古，而又周监于二代，这种看似矛盾的历史态度对后来的儒生影响深远。复古并不是单纯的回到古代，而是保留了古代的优秀文化与体制，更好的面向未来。我们都熟悉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便是对理想的追求。大同社会是不容易实现的，但小康社会确实基于现实的完美抉择，立小康之治，追大同之远。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虽然路漫漫其修远兮，但前途是光明的。哲学上的发展论也讲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对未来要抱有信心。
西汉中期，基于孔子观点的“三世说”的发展与完善离不开董仲舒和司马迁的贡献与推进。董仲舒的历史哲学核心是历史循环进化论。他不仅肯定历史进化的合理性和客观性，认为历史发展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而且认为历史是已凝华了的东西，变迁是一种大势所趋与历史发展的自然循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楚庄王》中有关记载：《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 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 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可见他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应是由低级到高级不断改变中，有其延续，有其发展的率有旧章，顺时改
制的意识形态。虽然董仲舒的一些观点还模糊不清，给后人留下了困惑，但是“张三世”观点的提出，即大大推进了《公羊说》的论点，也为何休的新三世说提供了最有力的思想理论依据。
东汉时期，儒家巨子何休承前启后，系统性的提出了“衰乱世—升平世— 太平世”社会发展蓝图，将进化史观演绎得淋漓尽致。他的理论体系是依据《春秋》建立起来的：“此《春秋》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以矫枉拨乱为受命品道之端，正德之纪也”。“衰乱世”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与诸夏的矛盾，解决这一基本矛盾的原则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具体做法则是通过不同的书法，来辨明京师与诸侯，以褒奖前者、贬抑后者，体现尊京师大义；当历史进入升平世时，夷狄已可得殊，也就有了夷夏之辨问题。何休秉承了先儒夷夏之辨观，即以礼义而不以血缘、地域来分辨夷狄。在处理夷夏关系时，就应该奉行进诸夏、退夷狄的原则，也就是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当历史进入太平世时，何休认为，这一时期的夷狄通过升平世的不断进化，已经由野蛮而至文明，成为诸夏的一部分了。所谓太平世，已经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不但道德文明已经发展到了极致，而且政治、种族、文化也实现了空前的统一。虽然这种肯定历史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思想，无疑是使人鼓舞、催人奋进。但是，自春秋以来，衰乱世并没有结束，而是每况愈下，一代比一代衰落，这与何休提出的一代比一代更加进步与升华是背道而驰的，可见，升平世，太平世只是一种美好希冀与历史信仰，是一种虚构的大同社会。但是，何休当时生活的时期，正是东汉政权日趋腐朽，面临崩溃的前夜，在这样急需经世致用的背景下，何休提出“三世说”，是有现实针对性的，新三世说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与慰藉，激励了处在痛苦煎熬的人民焕发出生活与奋斗的信心和勇气鼓励人民朝着升平世乃至太平世的美好社会前进。所以从其本质来讲，何休的三世说还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清代经学家刘逢禄等人重新阐发公羊学“张三世”的微言大义，认为“春秋 起衰乱，以近升平，由升平以极太平”。龚自珍将“公羊”的“三世”与《礼记·礼运》联系起来，并认为人类整个历史“通古今可以为三世”并呼吁变革。
近代进化论思想的熏陶下，康有为将传统公羊说、大同社会、小康社会、西方进化论思想融合在一起，系统性着理性的提出了三世说的进化史观：变化是宇宙万物与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与进化的。社会历史进化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轨道，由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一世比一世文明进步，进而达到“太平大同”这一人类最美满极乐的世界；“三世”进化是和平的、循序渐进的，不能躐等，并且三世说来源于孔子的伟大思想。他希望发挥孔子之道的微言大义，改良资本主义制度，从而让全人类摆脱苦难。康有为的大同理想虽然具有明显的空想性，但是它无疑为世人批判地看待和改造
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理论借鉴。康有为的三世学说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论，也否定了历史循环论，在当时的社会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由于它强调社会历史的和平渐进，反对革命突变，又极力神化孔子，因而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后来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孙中山等人的批判。但他仍为中国历史观的创新发展竖起了一道里程碑。
纵观三世说的演变与时代完善发展，体现了先人纵观大局的宏观视角与战略思维。自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演变，可以用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来解释，事物的每次发展都建立在对当前状况的一次否定，然后再进行二次否定，又回到当前，但是经过两次否定，去除糟粕，留下优良的，所形成的事物是当前事物的升华。简单的来说就如图示。
生于乱世，人民必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王朝的更迭与变革是必然。而升平世大抵是一种探索的步伐与思维追寻着更好更稳定的世间状态，改革已经很完善，经济飞速发展，人类文明高度化，科技飞速前进，思维也是思辨与矛盾的。太平世就和大同社会一样，很难实现，只是一种虚幻的美好信仰与寄托。就我国现在的状况来说，我们是处在升平世，社会不断改革，不断升平。我理解的三世说其实是一种不断变革不断前进的理论，就拿计划生育为例，从两个为好－最少一个，最多两个－只准生一个－双独一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单独政策，其实是一种基于社会发展的现状不断调整不断变革来适应当前发展的需要。这是一种进步，至少我们知道审视自己的不足，知道调整政策来稳定发展。而我们一直追求的小康
社会也类似于升平社会，这道路是曲折的，但前景是光明的。自人类社会存在到现代的纵观迹象，以及自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横观迹象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系统性的不断审视不足，变革前进，并有伟大的信仰与追求支撑。三世说需要不断与时俱进，我们需要看清它的时代意义，经世致用，为我所用，继承开来！
附关于“葵丘之盟”的一些思考：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诸侯在葵秋会盟，想重修旧好。葵丘之盟是齐桓公霸业的高潮，也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他既意味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顶峰，也同时暗示着下坡路已经开始了。但是仅就这次会议而言，我认为还是很成功的。
首先，会议得到了各个诸侯的拥护以及周天子的支持。与首止会盟不同，此时的周惠王已经过世，继位的是与齐桓公修好的周襄王，他对会盟是很支持的，并且赏赐了胙肉。同时，诸侯们对于这次会盟也是很拥护的，各国基本都来参加，虽然有碍于齐国的威严之嫌，但是整体上诸侯还是发自内心的拥护的。比如晋献公本来因病参与不了，后来病情好转还是要坚持去参加，一定意义上讲，齐桓公的地位和威信在当时已经建立了起来。
第二，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成果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五条誓约。“一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二命曰：尊贤育才，以彰其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士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可以说这五条誓约把齐桓公的思想或者说目的都展现出来了，通过这些誓约，齐桓公基本实现了其霸主的雏形，是整个会议的画龙点睛之笔。
第三，对于这五条誓约我们也不放从现代的视角来分析一下，简言之就是凡同盟诸侯都要和好，不要乱筑堤坝壅塞水流，不要阻碍粮食流通，不要废黜太子，不要以妾为妻，不要让妇人参与政事，不要擅杀大臣等等。这五项条约涉及国际和平、经济合作、商贸流通、国内政治秩序、人权等等。虽然诸侯之间不能等同于现代国际社会，但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也是一项极具前瞻意识和国际战略的条约。可见，诸侯在会议的成果上还是颇费了一番脑筋的。
会议当中有个穿插的人物是宰孔，这个人的行为也是很有意思的。首先，他代表周天子向齐桓公发放了赏赐，并且和齐侯寒暄了一番，这是他的工作任务，是公家的事情；然后，会议还没结束，宰孔先离去了，碰到晋献公，并与晋献公说了“可无会也。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其在乱乎。君务靖乱，无勤于行。”宰孔的这一番评论是
的晋献公返回晋国，没有参加会议。我认为，宰孔之所以说这样的话可能是缘于齐桓公的骄傲自满上吧，齐桓公有很大成就，但是想着成为霸主，而不是致力于国内和德行的修养，使得宰孔有所不满。
对“张三世”的一些总结和思考
“三世说”是中国古代的社会学说，它来源于春秋公羊学，并与“大一统”、“通三统”构成公羊传“微信大义”的三个命题。“张三世”简单来说就是指历史的发展阶段，其渊源及历史解读可追溯到孔老夫子写的《春秋》，“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而董仲舒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认为“《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到了东汉时期，何休明确提出了“三世”的概念认为孔子将春秋时期242年的社会治乱兴衰分为“衰乱”、“升平”、“太平”三世。到了清代龚自珍将三世改为“治世”、“衰世”、“乱世”，呼吁变革。19世纪末，康有为明确地把“公羊”的“三世”、《礼记·礼运》的“小康”、“大同”与近代进化论思想融合在一起，系统地提出了“三世”说历史进化论。可见总的来说，“三世说”阐述的社会历史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衰乱到太平、从野蛮到文明的不断发展、不断变革、不断进步的过程。
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及文化圣贤，其言论秉承了儒家既信而好古，又承认历史进化的观点。孔子一方面极力颂美古圣先贤，这实际上暗含着他不满时政，不满社会，希望当朝君王效法古代的隐衷。孔子的论述为后世儒生主张复古提供了理据。另一方面，孔子又有主张进化的倾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视上古为黄金时代的孔子却着眼点是恢复西周的“礼乐文明”。一再强调“吾从周”、“为东周”“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可见显著的历史化倾向。今不如昔观点的自我否定。孔子的齐－鲁－道论：“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也肯定了变易和发展的历史阶段论。信而好古，而又周监于二代，这种看似矛盾的历史态度对后来的儒生影响深远。复古并不是单纯的回到古代，而是保留了古代的优秀文化与体制，更好的面向未来。我们都熟悉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便是对理想的追求。大同社会是不容易实现的，但小康社会确实基于现实的完美抉择，立小康之治，追大同之远。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虽然路漫漫其修远兮，但前途是光明的。哲学上的发展论也讲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对未来要抱有信心。
西汉中期，基于孔子观点的“三世说”的发展与完善离不开董仲舒和司马迁的贡献与推进。董仲舒的历史哲学核心是历史循环进化论。他不仅肯定历史进化的合理性和客观性，认为历史发展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而且认为历史是已凝华了的东西，变迁是一种大势所趋与历史发展的自然循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楚庄王》中有关记载：《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 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 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可见他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应是由低级到高级不断改变中，有其延续，有其发展的率有旧章，顺时改
制的意识形态。虽然董仲舒的一些观点还模糊不清，给后人留下了困惑，但是“张三世”观点的提出，即大大推进了《公羊说》的论点，也为何休的新三世说提供了最有力的思想理论依据。
东汉时期，儒家巨子何休承前启后，系统性的提出了“衰乱世—升平世— 太平世”社会发展蓝图，将进化史观演绎得淋漓尽致。他的理论体系是依据《春秋》建立起来的：“此《春秋》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以矫枉拨乱为受命品道之端，正德之纪也”。“衰乱世”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与诸夏的矛盾，解决这一基本矛盾的原则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具体做法则是通过不同的书法，来辨明京师与诸侯，以褒奖前者、贬抑后者，体现尊京师大义；当历史进入升平世时，夷狄已可得殊，也就有了夷夏之辨问题。何休秉承了先儒夷夏之辨观，即以礼义而不以血缘、地域来分辨夷狄。在处理夷夏关系时，就应该奉行进诸夏、退夷狄的原则，也就是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当历史进入太平世时，何休认为，这一时期的夷狄通过升平世的不断进化，已经由野蛮而至文明，成为诸夏的一部分了。所谓太平世，已经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不但道德文明已经发展到了极致，而且政治、种族、文化也实现了空前的统一。虽然这种肯定历史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思想，无疑是使人鼓舞、催人奋进。但是，自春秋以来，衰乱世并没有结束，而是每况愈下，一代比一代衰落，这与何休提出的一代比一代更加进步与升华是背道而驰的，可见，升平世，太平世只是一种美好希冀与历史信仰，是一种虚构的大同社会。但是，何休当时生活的时期，正是东汉政权日趋腐朽，面临崩溃的前夜，在这样急需经世致用的背景下，何休提出“三世说”，是有现实针对性的，新三世说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与慰藉，激励了处在痛苦煎熬的人民焕发出生活与奋斗的信心和勇气鼓励人民朝着升平世乃至太平世的美好社会前进。所以从其本质来讲，何休的三世说还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清代经学家刘逢禄等人重新阐发公羊学“张三世”的微言大义，认为“春秋 起衰乱，以近升平，由升平以极太平”。龚自珍将“公羊”的“三世”与《礼记·礼运》联系起来，并认为人类整个历史“通古今可以为三世”并呼吁变革。
近代进化论思想的熏陶下，康有为将传统公羊说、大同社会、小康社会、西方进化论思想融合在一起，系统性着理性的提出了三世说的进化史观：变化是宇宙万物与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与进化的。社会历史进化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轨道，由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一世比一世文明进步，进而达到“太平大同”这一人类最美满极乐的世界；“三世”进化是和平的、循序渐进的，不能躐等，并且三世说来源于孔子的伟大思想。他希望发挥孔子之道的微言大义，改良资本主义制度，从而让全人类摆脱苦难。康有为的大同理想虽然具有明显的空想性，但是它无疑为世人批判地看待和改造
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理论借鉴。康有为的三世学说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论，也否定了历史循环论，在当时的社会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由于它强调社会历史的和平渐进，反对革命突变，又极力神化孔子，因而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后来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孙中山等人的批判。但他仍为中国历史观的创新发展竖起了一道里程碑。
纵观三世说的演变与时代完善发展，体现了先人纵观大局的宏观视角与战略思维。自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演变，可以用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来解释，事物的每次发展都建立在对当前状况的一次否定，然后再进行二次否定，又回到当前，但是经过两次否定，去除糟粕，留下优良的，所形成的事物是当前事物的升华。简单的来说就如图示。
生于乱世，人民必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王朝的更迭与变革是必然。而升平世大抵是一种探索的步伐与思维追寻着更好更稳定的世间状态，改革已经很完善，经济飞速发展，人类文明高度化，科技飞速前进，思维也是思辨与矛盾的。太平世就和大同社会一样，很难实现，只是一种虚幻的美好信仰与寄托。就我国现在的状况来说，我们是处在升平世，社会不断改革，不断升平。我理解的三世说其实是一种不断变革不断前进的理论，就拿计划生育为例，从两个为好－最少一个，最多两个－只准生一个－双独一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单独政策，其实是一种基于社会发展的现状不断调整不断变革来适应当前发展的需要。这是一种进步，至少我们知道审视自己的不足，知道调整政策来稳定发展。而我们一直追求的小康
社会也类似于升平社会，这道路是曲折的，但前景是光明的。自人类社会存在到现代的纵观迹象，以及自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横观迹象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系统性的不断审视不足，变革前进，并有伟大的信仰与追求支撑。三世说需要不断与时俱进，我们需要看清它的时代意义，经世致用，为我所用，继承开来！
附关于“葵丘之盟”的一些思考：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诸侯在葵秋会盟，想重修旧好。葵丘之盟是齐桓公霸业的高潮，也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他既意味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顶峰，也同时暗示着下坡路已经开始了。但是仅就这次会议而言，我认为还是很成功的。
首先，会议得到了各个诸侯的拥护以及周天子的支持。与首止会盟不同，此时的周惠王已经过世，继位的是与齐桓公修好的周襄王，他对会盟是很支持的，并且赏赐了胙肉。同时，诸侯们对于这次会盟也是很拥护的，各国基本都来参加，虽然有碍于齐国的威严之嫌，但是整体上诸侯还是发自内心的拥护的。比如晋献公本来因病参与不了，后来病情好转还是要坚持去参加，一定意义上讲，齐桓公的地位和威信在当时已经建立了起来。
第二，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成果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五条誓约。“一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二命曰：尊贤育才，以彰其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士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可以说这五条誓约把齐桓公的思想或者说目的都展现出来了，通过这些誓约，齐桓公基本实现了其霸主的雏形，是整个会议的画龙点睛之笔。
第三，对于这五条誓约我们也不放从现代的视角来分析一下，简言之就是凡同盟诸侯都要和好，不要乱筑堤坝壅塞水流，不要阻碍粮食流通，不要废黜太子，不要以妾为妻，不要让妇人参与政事，不要擅杀大臣等等。这五项条约涉及国际和平、经济合作、商贸流通、国内政治秩序、人权等等。虽然诸侯之间不能等同于现代国际社会，但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也是一项极具前瞻意识和国际战略的条约。可见，诸侯在会议的成果上还是颇费了一番脑筋的。
会议当中有个穿插的人物是宰孔，这个人的行为也是很有意思的。首先，他代表周天子向齐桓公发放了赏赐，并且和齐侯寒暄了一番，这是他的工作任务，是公家的事情；然后，会议还没结束，宰孔先离去了，碰到晋献公，并与晋献公说了“可无会也。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其在乱乎。君务靖乱，无勤于行。”宰孔的这一番评论是
的晋献公返回晋国，没有参加会议。我认为，宰孔之所以说这样的话可能是缘于齐桓公的骄傲自满上吧，齐桓公有很大成就，但是想着成为霸主，而不是致力于国内和德行的修养，使得宰孔有所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