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王攘夷”是中国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普遍采用的战略，分析其演变可对今天中国崛起战略给出一些重要启示。所谓“尊王”是指尊崇周天子的权力与权威，而“攘夷”则是指防御外夷的入侵。“尊王”与“攘夷”是春秋时期国家间政治的两大主题，并一度得到绝大多数诸侯国的认同。春秋时期的几个霸主曾以“尊王”、“攘夷”为两大战略来强化自己霸权的合法性与权威。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霸主们逐渐放弃了这两个战略。 “尊王”战略的提出与春秋初、中期国家间政治形势密不可分。首先，从权力分配格局上看，王室衰微、诸侯坐大。郑、齐、晋、秦、楚、吴、越等国相继称霸。其中，春秋中期以后，晋、楚两国长期争霸，使这一时期的国家间权力分配结构非常类似于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其次，尽管周室衰微，但在宗法制彻底崩溃之前，周王室及其政治代表周天子的政治合法性还未完全丧失。上述两点决定了春秋初、中期的霸主多采用“尊王”的战略维护自己的“国际”地位，并使本国的对外政策合法化。“尊王”有助于霸主赢得其他国家的尊敬与合作，有助于树立霸主的权威与合法性。当时的霸主无法提出比宗法制更先进的政治理论，并将之推行到其他国家，因此“尊王”就等于维护宗法制，等于维护本国君主统治的合法性。 “尊王”战略被春秋霸主所抛弃是因为周王室可被利用的价值严重下降。首先，诸侯国尊崇的对象从周天子逐渐转移到霸主。在齐、晋、楚等国相继称霸后，诸侯国发现，“尊王”不如尊霸，霸主可以代替天子的功能。不尊霸则有可能遭到霸主的打压，而不“尊王”则不会受到周王室的军事威胁。因此“尊霸”比“尊王”更有价值是当时各诸侯的普遍判断，而霸主继续坚持“尊王”战略的意义也由此下降。 “攘夷”是春秋时期齐、晋等华夏霸主执行的同盟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是因为当时华夏诸侯国的确一度面临四夷入侵的安全压力。进入春秋时代后，由于周王室元气大伤，对少数民族政权的控制力下降，而华夏诸侯一时又无力代替周王室，以楚国为代表的一批少数民族政权乘机壮大实力、兼并土地，并将势力的触角伸向华夏核心区域。在这种形势下，作为华夏霸主，齐、秦、晋等国以“攘夷”为对外战略，既可以团结华夏诸侯共同对敌，也可以借此强化自己的霸主权威。 春秋霸主放弃“攘夷”战略是因为后来无夷可攘，即这一战略所针对的对象消失使战略失去效用。到春秋中期之后，一部分少数民族政权被华夏诸侯征服、消灭或退到边远地区，不再威胁华夏诸侯；另一部分在努力学习华夏文化后被承认是华夏诸侯（典型代表是楚国），因此它们与其他华夏诸侯之间的冲突不再被认为是华夷之争。 因此，“尊王”和“攘夷”这两种战略有各自的效用边界。它们的效用大小取决于其所针对的对象的价值。“尊王”战略的效用与周王室的可利用价值成正比，而“攘夷”战略的效用与华夷的可区分度成正比。 如果我们抛开华、夷等具有东方色彩的政治概念，而把当时的华夷之别看成两类具有不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国家集团之间的竞争，那么就可能更好地理解和预期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一些现象与事件。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一直认为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政策中的重中之重，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春秋时期的“尊王”战略。当未来中国持续崛起，从而导致美国相对实力下降时，以中美关系为重中之重的战略效用会随之下降。但是正如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是一个长期过程一样，重中之重战略效用的下降也是个长期过程，也就是说，中国不能立刻放弃这一战略，而是逐步缩小其适用范围。在此过程中，中国需要根据美国相对实力下降的不同阶段来考虑相应的措施。郑庄公和楚共王的“尊王”战略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启发。郑庄公在“尊王”的同时又与周王室斗争，斗而胜之但不与之彻底决裂。楚共王实际上是与周王室（以及华夏诸侯）划分了势力范围，楚国由此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成为霸主。 另外，我们也可以预计，当未来美国相对实力出现较大幅度下降时，那些受中国实力辐射影响大的美国盟友或非盟友（这里指中小国家）可能会与美国离心离德，不再服从美国的领导（相当于不“尊王”），它们中有的会倾向中立，不愿配合美国的对华遏制政策（相当于“攘夷”），有的会倒向中国。比如，就日本和欧洲而言，笔者倾向于认为日本未来更可能倾向中立或不配合美国的对华政策。最后，楚国“由夷入夏”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亦应当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缩小与美国在政治、思想、教育及文化上的差距，使美国今后难以以意识形态为题而鼓动制衡同盟。
“尊王攘夷”是中国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普遍采用的战略，分析其演变可对今天中国崛起战略给出一些重要启示。所谓“尊王”是指尊崇周天子的权力与权威，而“攘夷”则是指防御外夷的入侵。“尊王”与“攘夷”是春秋时期国家间政治的两大主题，并一度得到绝大多数诸侯国的认同。春秋时期的几个霸主曾以“尊王”、“攘夷”为两大战略来强化自己霸权的合法性与权威。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霸主们逐渐放弃了这两个战略。 “尊王”战略的提出与春秋初、中期国家间政治形势密不可分。首先，从权力分配格局上看，王室衰微、诸侯坐大。郑、齐、晋、秦、楚、吴、越等国相继称霸。其中，春秋中期以后，晋、楚两国长期争霸，使这一时期的国家间权力分配结构非常类似于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其次，尽管周室衰微，但在宗法制彻底崩溃之前，周王室及其政治代表周天子的政治合法性还未完全丧失。上述两点决定了春秋初、中期的霸主多采用“尊王”的战略维护自己的“国际”地位，并使本国的对外政策合法化。“尊王”有助于霸主赢得其他国家的尊敬与合作，有助于树立霸主的权威与合法性。当时的霸主无法提出比宗法制更先进的政治理论，并将之推行到其他国家，因此“尊王”就等于维护宗法制，等于维护本国君主统治的合法性。 “尊王”战略被春秋霸主所抛弃是因为周王室可被利用的价值严重下降。首先，诸侯国尊崇的对象从周天子逐渐转移到霸主。在齐、晋、楚等国相继称霸后，诸侯国发现，“尊王”不如尊霸，霸主可以代替天子的功能。不尊霸则有可能遭到霸主的打压，而不“尊王”则不会受到周王室的军事威胁。因此“尊霸”比“尊王”更有价值是当时各诸侯的普遍判断，而霸主继续坚持“尊王”战略的意义也由此下降。 “攘夷”是春秋时期齐、晋等华夏霸主执行的同盟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是因为当时华夏诸侯国的确一度面临四夷入侵的安全压力。进入春秋时代后，由于周王室元气大伤，对少数民族政权的控制力下降，而华夏诸侯一时又无力代替周王室，以楚国为代表的一批少数民族政权乘机壮大实力、兼并土地，并将势力的触角伸向华夏核心区域。在这种形势下，作为华夏霸主，齐、秦、晋等国以“攘夷”为对外战略，既可以团结华夏诸侯共同对敌，也可以借此强化自己的霸主权威。 春秋霸主放弃“攘夷”战略是因为后来无夷可攘，即这一战略所针对的对象消失使战略失去效用。到春秋中期之后，一部分少数民族政权被华夏诸侯征服、消灭或退到边远地区，不再威胁华夏诸侯；另一部分在努力学习华夏文化后被承认是华夏诸侯（典型代表是楚国），因此它们与其他华夏诸侯之间的冲突不再被认为是华夷之争。 因此，“尊王”和“攘夷”这两种战略有各自的效用边界。它们的效用大小取决于其所针对的对象的价值。“尊王”战略的效用与周王室的可利用价值成正比，而“攘夷”战略的效用与华夷的可区分度成正比。 如果我们抛开华、夷等具有东方色彩的政治概念，而把当时的华夷之别看成两类具有不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国家集团之间的竞争，那么就可能更好地理解和预期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一些现象与事件。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一直认为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政策中的重中之重，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春秋时期的“尊王”战略。当未来中国持续崛起，从而导致美国相对实力下降时，以中美关系为重中之重的战略效用会随之下降。但是正如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是一个长期过程一样，重中之重战略效用的下降也是个长期过程，也就是说，中国不能立刻放弃这一战略，而是逐步缩小其适用范围。在此过程中，中国需要根据美国相对实力下降的不同阶段来考虑相应的措施。郑庄公和楚共王的“尊王”战略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启发。郑庄公在“尊王”的同时又与周王室斗争，斗而胜之但不与之彻底决裂。楚共王实际上是与周王室（以及华夏诸侯）划分了势力范围，楚国由此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成为霸主。 另外，我们也可以预计，当未来美国相对实力出现较大幅度下降时，那些受中国实力辐射影响大的美国盟友或非盟友（这里指中小国家）可能会与美国离心离德，不再服从美国的领导（相当于不“尊王”），它们中有的会倾向中立，不愿配合美国的对华遏制政策（相当于“攘夷”），有的会倒向中国。比如，就日本和欧洲而言，笔者倾向于认为日本未来更可能倾向中立或不配合美国的对华政策。最后，楚国“由夷入夏”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亦应当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缩小与美国在政治、思想、教育及文化上的差距，使美国今后难以以意识形态为题而鼓动制衡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