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古代文学研究
王昌龄的边塞诗与盛唐气象
○朱晓燕
摘 要:文学是时代的产物,任何一种文学都带有某一时代特定的烙印。盛唐是富于创造性的解放的时代,它解放了诗人的个性,在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富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自尊自强、自由自在的“盛唐气象”。王昌龄的边塞诗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奏响了“盛唐气象”的强音。关键词:王昌龄 边塞诗 盛唐气象
盛唐时代,文人追求功名是人生价值的重要取向。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侧重于国家和天下的选择。科举取士与边陲建功是取得功名的两条道路,一部分文人以科举、明经寻求价值理想;而另一部分文人选择了出
塞,选择了从军入边,渴望立业边疆,功就名成。于是,在边塞诗中充满了对于功名理想的热衷追求和昂扬的爱国情怀。这种激越昂扬、达观进取的时代精神,是社会的群体意识在时代的波涛中关乎人格的理想和价值的体现,是一种为
世俗和柔靡亦不足为怪。
经历侯景之乱的梁元帝萧绎,虽然试图在动乱中力挽狂澜,然而末世已成绝唱,游侠亦是怀想。其《长安路诗》云:“前登灞陵岸,还瞻渭水流。城形类南斗,桥势似牵牛。飞轩与良驷,宝剑杂轻裘。经过狭斜里,日暮且淹留。”
目睹梁代的动乱与没落,萧绎聊发霸陵之想,城郭美好、良马宝剑,然而在曾经游侠出没的狭斜里,一代帝王唯见日暮与销魂,于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不甘,幻化成长安路上的一声叹息。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题词》评萧绎曰:“帝不好声色,颇有高名,独有诗赋,婉丽多情。”可谓道出末世帝王的侠骨柔情。
及至陈后主陈叔宝,民歌之风日盛,轻浮之气渐浓,后庭曲唱,帝国终亡。辞藻绮靡、曲调哀婉,庭歌宴舞之际,后主不悟末世之悲。其《乌栖曲》云:“陌头新花历乱生,叶里啼鸟送春情。长安游侠无数伴,白马骊坷路中满。”该诗中游侠形象和曹植的少年游侠相似,名弓宝剑的田猎场景消失,随之而来是春日乱花、叶中啼鸟,少年游侠身骑白马、畅游大道,表现出少年贵族公子不谙世事的浮华之态。于是,在简文帝、陈后主等帝王的首唱之下,梁陈咏侠诗逐渐成为和宫体诗相对应的贵游诗歌。杜甫诗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不过,年少的庾信也曾裘马轻狂,其咏侠诗在宫体诗风影响下也呈现出柔靡情调。庾信《侠客行》曰:“侠客重连镖,金鞍被桂条。细尘障路起,惊花乱眼飘。酒熏人半醉,汗湿马全骄。归鞍畏日晚,争路上河桥。”
此处的游侠形象颇具市民色彩,他酒酣上马、争上河
桥,在滑稽与荒诞背后,游侠的仗义与不羁荡然无存。庾信给魏晋以来游侠形象披上了亲切而世俗的外衣,这同后来李白“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的快意与肆纵的游侠形象有很大不同。
通过梳理梁陈帝王咏侠诗可以发现,自曹植以来的贵族游侠形象,或是享受田猎之乐,或是抒发不平之鸣,或是步入宫闱之艳,或是趋于世俗之奇,虽无济世之举,然其文学形象之丰富、审美内涵之多变、文人心态之复杂亦表现出文人慕侠的多重层次。就帝王咏侠诗而言,曹植首开绮靡之风,这正和游仙诗一样,体现出上层文人的审美超越心态。士大夫总是寻求新的超越,由此带来新的美学风尚。曹植少年游侠、中年落魄,继而在虚无的游仙诗中自我安慰,于是游侠之刚健变为游仙之凄迷。梁陈帝王于佛教中无法彻底超脱,于女性审美中无法实现价值,于是在慕侠情结中稍稍找回一点尊严,只不过这微渺的放达在宫体诗风的影响下变得如此柔靡、如此轻艳。可见,梁陈帝王咏侠诗的审美心态与当时世风是紧密结合的。
参考文献:
[1]逯钦立.先秦汉魏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2][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3]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4]汪涌豪.中国游侠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5]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宋展云 江苏 扬州大学文学院 225002)
2009.01
中
国古代文学研究
国、为君、为社稷的强烈的外敛意识和追求。这种追求和意识激发了文人出世的热情。综观盛唐诗歌流派,唯边塞诗派最能表现盛唐之音。无论是“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还是“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都贯注着雄健奔放的气势,激昂慷慨的精神。边塞诗派虽以高适、岑参为代表,但作为“七绝圣手”的王昌龄,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代表诗人,他的边塞诗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时代特色,体现了盛唐气象。
一
“盛唐气象”又称“盛唐之音”,自从林庚先生提出迄今,对其内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总的认为有两方面:一是盛唐诗歌中所反映出的时代精神,用林庚原话即“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1];二是艺术风貌。关于此点古今学者论述颇多。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云:“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林庚先生认为此“兴趣”即“气象”、“风骨”,“羚羊挂角”喻诗歌的超脱,“无迹可求”喻诗歌的自然。严羽《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盛唐诸公之诗,为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现当代有人认为“盛唐之音”即“风骨”、“兴寄”等的结合体,指刚劲有力、明朗豁达的精神气魄、丰富的社会体验与饱满的政治热情,与作者创造出的精炼、含蓄、自然、清新的语言相结合,构成了外形鲜明而又内蕴深沉的艺术境界,是一种自然的美丽。盛唐诗人多以气为诗,以诗抒情,即“雄厚浑成”。
盛唐气象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是指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时代性格不能离开了那个时代而存在,盛唐气象因此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盛唐时代是出现在百年来不断上升的和平繁荣的发展中,是几百年来成熟了的封建社会中民主斗争的方式,它是一个进展得较为顺利的解放中的时代。一种春风得意、一泻千里的展望,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黄河之水天上来”、“大道如青天”、“明月出天山”,这就是盛唐气象。这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解放的时代,它孕育了鲜明的性格,解放了诗人的个性,他的那些诗篇永远是生气勃勃的,它丰富到只能用一片气象来说。由此看来,所谓“盛唐气象”既是一种精神面貌,也是一种时代特征,甚至也包含了作为一个时代诗人群体的个性特质。如果按此追溯,其实在林庚先生以前就有人提到了“盛唐气象”,只是没有使用这一概念而已。胡适就曾于1928年在《白话文学史》中写道:盛唐“是一个解放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生观是一种放纵的,爱自由的,求自然的人生观”,“所以这个时代产生的文学也就多解放的,自然的文学”,“文学的风尚很明显地表现种种浪漫的倾向”[2]。苏雪林先生则在1933年于《唐诗概论》一书里发展了胡适之论,指出盛唐时期的“作品里反射的只是青春的光热,生命的歌颂,
的环境结合,当然产生一种春花烂漫、虹彩缤纷的烂漫文学。”[3]而郑振铎先生则在1932年完成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书里,从艺术风格入手概括盛唐诗歌,认为盛唐时期“虽只有短短的四十三年(713—755),却展布了种种的诗坛的波澜壮阔的伟观,呈献了种种不同的独特的风格。这不单纯的变幻百出的风格,便代表了开元、天宝的这个诗的黄金的时代。在这里,有着飘逸若仙的诗篇,有着风致澹远的韵文,又有着壮健悲凉的作风;有着醉人的谵语,有着壮士的浩歌,有着隐逸者的闲咏,也有着寒士的苦吟;有着田园的闲逸,有着异国的情调,有着浓艳的闺情,也有着豪放的意绪。”[4]李泽厚先生说:“是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像”,“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痛快淋漓,天才极至,似乎没有任何约束,似乎毫无规范可循,一切都是冲口而出,随意创造,却是这样的美妙奇异、层出不穷和不可思议。”
“盛唐气象”的内核,应当是一种自尊自强、自由自在的人性自觉与人格独立,是一种青春、浪漫、飘逸、开朗、清丽、率真、雄阔、远大、浑厚、沉郁、慷慨、豪迈的美学境界,是一种舍小我为大我、兼济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是一种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是一种蔑视传统、挑战权威、不拘俗态、敢破敢立的创新精神和理想主义,是一种高昂的英雄主义(盛唐诗人特别任侠尚武、勇于牺牲,风行书剑从军、建功边关),是一种充盈着强大生命力的自信高放、傲睨、倜傥之气。它们不仅是“盛唐气象”之魂,同时也是唐诗之魂、唐代文明之魂,是一种与时共进、放飞青春的时代精神,是盛唐诗歌、盛唐诗人对当时社会所作出的一份最值得骄傲的贡献,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二
立功边塞,是盛唐知识份子取得功名的一条重要途径。边塞军旅的豪情生活,边塞雄奇壮伟的景色,最足以引起向往不世功业的盛唐知识份子的感情共鸣。不管是否能够在边塞中立功,是否能够得遂初愿,他们始终热烈地向往着、追求着并沉醉于一半为理想所浸透,一半为现实雄奇豪壮情调所笼罩的边塞生活,这就极为自然地留下了那些气势豪雄、情感昂扬的歌吟。吟唱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王昌龄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王昌龄(约698—757),字少伯,西安人,生活于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国力强盛的盛唐,“这是一个开扩的时代,一个外向的时代……这是一个富有献身精神的时代,充满英雄主义的时代”[5]。正因身处这样的时代,诗人虽然屡遭贬抑,但却毫无悲观幽怨之情。他来往于经济发达的中原、东南地区,也曾去过当时的荒僻之地:岭南、湘西。后来又满怀豪情地远赴西北边地:萧关、临洮,写下了不少富有特色、充满“盛唐之音”的边塞诗,尤以七绝边塞诗最为著名。明王世贞誉其“与(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艺苑卮言》)。故而可以说,王昌龄的诗歌成为盛唐之音的先导,启开了盛唐气象的序幕。盛唐造就了王昌龄,更
20
自然的美丽,祖国的庄严,什么人生的悲哀,社会的痛苦,永远不会到他们心上……这种人生观和富裕繁华、奢侈闲暇
XIANDAI YUWEN
odern chinese
2009.01
中
国古代文学研究
造就了王昌龄享有盛誉的七绝边塞诗。王昌龄边塞诗数量并不算太多,但几乎篇篇俱佳,最有代表性的为《从军行》、《出塞》两组组诗。其边塞诗多用易于入乐的七绝。盛唐之时,“写边塞,说戎旅成了一代之风”[6],体现了唐人“开放的心态,开阔的胸襟,远大的目光,对异域文化之向往,汲取一切新鲜事物的胆量魄力”,“这开放性的文化氛围,正是唐代边塞诗那充满异域风情的热烈歌唱得以大量产生的情感、心理基础”[7]。王昌龄的边塞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丹纳说:“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8]。通过王昌龄的边塞诗我们可以看到“盛唐气象”。反映到诗歌中,首先便是精神昂扬,高度自信,关心政治,热衷功业,即便写“愁”,也被奔放、奋发的气氛冲淡了。其次,是雄厚浑成的艺术境界,严羽“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便为最妙的诠释,即便写“悲”也是“悲壮”。王昌龄在边塞诗中燃起宁边安民的理想之火,表达愿为国家安边宁民、长治久安做出贡献的雄心壮志,以及盛唐时代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进取精神。“三面黄金甲,单于破胆寒”(王昌龄《从军行》),“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王昌龄《少年行》),“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王昌龄《从军行》)等等,都从不同方面表达了王昌龄意欲投身报国的抱负和胸襟。这种高扬英雄主义气魄与满腔爱国主义的热情洋溢于字里行间,一种盛世进取精神始终引人奋发向上。“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王昌龄《从军行》其五)构筑了边塞独有的自然景物和气象,在描摹边塞的艰苦和残酷的同时,以时代的责任抒发着达观、自信和悲壮的感怀。《出塞》其二:“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虽然用的是象征性笔法,但其高度的自信和豪情,敌人不灭战斗不止的精神却是完全一样的。这充满热情、自信的诗篇“无疑是唐代国力强盛与疆土意识强化的产物,是举国上下,全民族关怀祖国统一和兴旺的心理情感的反映”。即使抒写“边愁”,也是意境雄浑开扩,情调激越的,如“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王昌龄《从军行》其一)“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弹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王昌龄《从军行》其二)激扬慷慨,毫无中晚唐边塞诗的伤感衰飒气。
王昌龄的边塞诗还体现了“盛唐气象”的“雄厚浑成”。如《从军行七首》其四:“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此诗一二句写唐军开赴前线时,从青海、祁连、长城直到玉门关漫长的国界线上已是狼烟四起,乌云弥漫,强敌压境,大战在即。后两句用斩钉截铁的语气,表达了边防战士誓死保家卫国、不败敌兵、绝不罢休的决心。全诗意境开阔,感情悲壮,意蕴丰富,振奋人心。篇章结构上,承接自然,全无造作。整首诗作尽管写出了战争的艰苦,但给人的实际感受是雄壮有力,决无低沉伤感。诗末两句是在深深意识到战争艰
2009.01
注释:
[1]林庚:《唐诗综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2]胡适:《白话文学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3]苏雪林:《唐诗概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4]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5]西北师院中文系和西北师院学报编辑部合编:《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6]胡大浚:《唐代边塞诗选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7][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8]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苦的基础上发出的更坚定更深沉的誓言。盛唐时代的恢宏阔大的绝世气度,最终塑造了王昌龄边塞诗“手挥利刃,以御外敌”的雄浑气魄。王昌龄边塞诗即自觉不自觉地染有浓重的时代特色。具体论述其特色者,廖立先生在《岑参边塞诗的风格特色》中的一段文字最为中肯:“王昌龄边塞诗不乏悲壮之作,但他的基本格调是壮丽的。王昌龄面对秦时的明月,汉时的关塞,讴歌着城头的铁鼓,匣里带血的金刀,追忆起十年苦战,边侮尘雪,这是悲壮的格调。但王诗节调轻快,色彩缤纷,悲壮中又有绚丽,王诗或登高而临海风,黄昏中聆羌笛而起乡思;或战罢日暮,掩埋战骨,云沙飞扬,榆叶疏黄;或青海雪山,黄沙金甲,大漠日昏,红旗半卷,这是一种清俊飘逸之美,风格壮丽,色调明丽[5]。”而这壮而不凄,明而不涩正是“盛唐气象”在王昌龄边塞诗中的体现,也正是其诗能“感动激发人意”[8]的根本原因。王昌龄诗中表达的乐观豁达却成为唐音中稀有的珍品,诗人以浪漫主义的浓墨重彩和烈火般热烈的激情,使其边塞诗成为“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的好诗。
国威的浩荡,文化的繁荣所生发的恢宏气势和阔大胸襟充斥在王昌龄的边塞诗中,简短有力的诗行中流动着一股难以遏止的济世之心和报国宏愿。王昌龄边塞诗洋溢的正是盛唐气象,其精神实质与后来李(白)、杜(甫)、王(维)、高(岑)、岑(参)诗中所表现的内容实无二致。由此可见,“盛唐气象”是时代的产物。盛唐诗人们得天独厚之处,就在于他们那个时代尽管并非事事如意,但总的来说,国家、社会和知识分子个人前途都充满希望。王昌龄的边塞诗的思想艺术特征和成就,离不开那个时代的种种条件。时至中晚唐,诗人们可以学到前人的创作技巧,甚至有所发展,但他们无法复制盛唐时代的客观环境和氛围。盛唐诗作中这种“无法复制”的东西即为“盛唐气象”。
(朱晓燕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 730070;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社会科学系 730050)
中
国古代文学研究
王昌龄的边塞诗与盛唐气象
○朱晓燕
摘 要:文学是时代的产物,任何一种文学都带有某一时代特定的烙印。盛唐是富于创造性的解放的时代,它解放了诗人的个性,在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富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自尊自强、自由自在的“盛唐气象”。王昌龄的边塞诗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奏响了“盛唐气象”的强音。关键词:王昌龄 边塞诗 盛唐气象
盛唐时代,文人追求功名是人生价值的重要取向。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侧重于国家和天下的选择。科举取士与边陲建功是取得功名的两条道路,一部分文人以科举、明经寻求价值理想;而另一部分文人选择了出
塞,选择了从军入边,渴望立业边疆,功就名成。于是,在边塞诗中充满了对于功名理想的热衷追求和昂扬的爱国情怀。这种激越昂扬、达观进取的时代精神,是社会的群体意识在时代的波涛中关乎人格的理想和价值的体现,是一种为
世俗和柔靡亦不足为怪。
经历侯景之乱的梁元帝萧绎,虽然试图在动乱中力挽狂澜,然而末世已成绝唱,游侠亦是怀想。其《长安路诗》云:“前登灞陵岸,还瞻渭水流。城形类南斗,桥势似牵牛。飞轩与良驷,宝剑杂轻裘。经过狭斜里,日暮且淹留。”
目睹梁代的动乱与没落,萧绎聊发霸陵之想,城郭美好、良马宝剑,然而在曾经游侠出没的狭斜里,一代帝王唯见日暮与销魂,于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不甘,幻化成长安路上的一声叹息。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题词》评萧绎曰:“帝不好声色,颇有高名,独有诗赋,婉丽多情。”可谓道出末世帝王的侠骨柔情。
及至陈后主陈叔宝,民歌之风日盛,轻浮之气渐浓,后庭曲唱,帝国终亡。辞藻绮靡、曲调哀婉,庭歌宴舞之际,后主不悟末世之悲。其《乌栖曲》云:“陌头新花历乱生,叶里啼鸟送春情。长安游侠无数伴,白马骊坷路中满。”该诗中游侠形象和曹植的少年游侠相似,名弓宝剑的田猎场景消失,随之而来是春日乱花、叶中啼鸟,少年游侠身骑白马、畅游大道,表现出少年贵族公子不谙世事的浮华之态。于是,在简文帝、陈后主等帝王的首唱之下,梁陈咏侠诗逐渐成为和宫体诗相对应的贵游诗歌。杜甫诗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不过,年少的庾信也曾裘马轻狂,其咏侠诗在宫体诗风影响下也呈现出柔靡情调。庾信《侠客行》曰:“侠客重连镖,金鞍被桂条。细尘障路起,惊花乱眼飘。酒熏人半醉,汗湿马全骄。归鞍畏日晚,争路上河桥。”
此处的游侠形象颇具市民色彩,他酒酣上马、争上河
桥,在滑稽与荒诞背后,游侠的仗义与不羁荡然无存。庾信给魏晋以来游侠形象披上了亲切而世俗的外衣,这同后来李白“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的快意与肆纵的游侠形象有很大不同。
通过梳理梁陈帝王咏侠诗可以发现,自曹植以来的贵族游侠形象,或是享受田猎之乐,或是抒发不平之鸣,或是步入宫闱之艳,或是趋于世俗之奇,虽无济世之举,然其文学形象之丰富、审美内涵之多变、文人心态之复杂亦表现出文人慕侠的多重层次。就帝王咏侠诗而言,曹植首开绮靡之风,这正和游仙诗一样,体现出上层文人的审美超越心态。士大夫总是寻求新的超越,由此带来新的美学风尚。曹植少年游侠、中年落魄,继而在虚无的游仙诗中自我安慰,于是游侠之刚健变为游仙之凄迷。梁陈帝王于佛教中无法彻底超脱,于女性审美中无法实现价值,于是在慕侠情结中稍稍找回一点尊严,只不过这微渺的放达在宫体诗风的影响下变得如此柔靡、如此轻艳。可见,梁陈帝王咏侠诗的审美心态与当时世风是紧密结合的。
参考文献:
[1]逯钦立.先秦汉魏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2][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3]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4]汪涌豪.中国游侠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5]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宋展云 江苏 扬州大学文学院 225002)
2009.01
中
国古代文学研究
国、为君、为社稷的强烈的外敛意识和追求。这种追求和意识激发了文人出世的热情。综观盛唐诗歌流派,唯边塞诗派最能表现盛唐之音。无论是“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还是“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都贯注着雄健奔放的气势,激昂慷慨的精神。边塞诗派虽以高适、岑参为代表,但作为“七绝圣手”的王昌龄,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代表诗人,他的边塞诗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时代特色,体现了盛唐气象。
一
“盛唐气象”又称“盛唐之音”,自从林庚先生提出迄今,对其内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总的认为有两方面:一是盛唐诗歌中所反映出的时代精神,用林庚原话即“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1];二是艺术风貌。关于此点古今学者论述颇多。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云:“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林庚先生认为此“兴趣”即“气象”、“风骨”,“羚羊挂角”喻诗歌的超脱,“无迹可求”喻诗歌的自然。严羽《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盛唐诸公之诗,为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现当代有人认为“盛唐之音”即“风骨”、“兴寄”等的结合体,指刚劲有力、明朗豁达的精神气魄、丰富的社会体验与饱满的政治热情,与作者创造出的精炼、含蓄、自然、清新的语言相结合,构成了外形鲜明而又内蕴深沉的艺术境界,是一种自然的美丽。盛唐诗人多以气为诗,以诗抒情,即“雄厚浑成”。
盛唐气象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是指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时代性格不能离开了那个时代而存在,盛唐气象因此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盛唐时代是出现在百年来不断上升的和平繁荣的发展中,是几百年来成熟了的封建社会中民主斗争的方式,它是一个进展得较为顺利的解放中的时代。一种春风得意、一泻千里的展望,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黄河之水天上来”、“大道如青天”、“明月出天山”,这就是盛唐气象。这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解放的时代,它孕育了鲜明的性格,解放了诗人的个性,他的那些诗篇永远是生气勃勃的,它丰富到只能用一片气象来说。由此看来,所谓“盛唐气象”既是一种精神面貌,也是一种时代特征,甚至也包含了作为一个时代诗人群体的个性特质。如果按此追溯,其实在林庚先生以前就有人提到了“盛唐气象”,只是没有使用这一概念而已。胡适就曾于1928年在《白话文学史》中写道:盛唐“是一个解放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生观是一种放纵的,爱自由的,求自然的人生观”,“所以这个时代产生的文学也就多解放的,自然的文学”,“文学的风尚很明显地表现种种浪漫的倾向”[2]。苏雪林先生则在1933年于《唐诗概论》一书里发展了胡适之论,指出盛唐时期的“作品里反射的只是青春的光热,生命的歌颂,
的环境结合,当然产生一种春花烂漫、虹彩缤纷的烂漫文学。”[3]而郑振铎先生则在1932年完成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书里,从艺术风格入手概括盛唐诗歌,认为盛唐时期“虽只有短短的四十三年(713—755),却展布了种种的诗坛的波澜壮阔的伟观,呈献了种种不同的独特的风格。这不单纯的变幻百出的风格,便代表了开元、天宝的这个诗的黄金的时代。在这里,有着飘逸若仙的诗篇,有着风致澹远的韵文,又有着壮健悲凉的作风;有着醉人的谵语,有着壮士的浩歌,有着隐逸者的闲咏,也有着寒士的苦吟;有着田园的闲逸,有着异国的情调,有着浓艳的闺情,也有着豪放的意绪。”[4]李泽厚先生说:“是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像”,“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痛快淋漓,天才极至,似乎没有任何约束,似乎毫无规范可循,一切都是冲口而出,随意创造,却是这样的美妙奇异、层出不穷和不可思议。”
“盛唐气象”的内核,应当是一种自尊自强、自由自在的人性自觉与人格独立,是一种青春、浪漫、飘逸、开朗、清丽、率真、雄阔、远大、浑厚、沉郁、慷慨、豪迈的美学境界,是一种舍小我为大我、兼济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是一种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是一种蔑视传统、挑战权威、不拘俗态、敢破敢立的创新精神和理想主义,是一种高昂的英雄主义(盛唐诗人特别任侠尚武、勇于牺牲,风行书剑从军、建功边关),是一种充盈着强大生命力的自信高放、傲睨、倜傥之气。它们不仅是“盛唐气象”之魂,同时也是唐诗之魂、唐代文明之魂,是一种与时共进、放飞青春的时代精神,是盛唐诗歌、盛唐诗人对当时社会所作出的一份最值得骄傲的贡献,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二
立功边塞,是盛唐知识份子取得功名的一条重要途径。边塞军旅的豪情生活,边塞雄奇壮伟的景色,最足以引起向往不世功业的盛唐知识份子的感情共鸣。不管是否能够在边塞中立功,是否能够得遂初愿,他们始终热烈地向往着、追求着并沉醉于一半为理想所浸透,一半为现实雄奇豪壮情调所笼罩的边塞生活,这就极为自然地留下了那些气势豪雄、情感昂扬的歌吟。吟唱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王昌龄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王昌龄(约698—757),字少伯,西安人,生活于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国力强盛的盛唐,“这是一个开扩的时代,一个外向的时代……这是一个富有献身精神的时代,充满英雄主义的时代”[5]。正因身处这样的时代,诗人虽然屡遭贬抑,但却毫无悲观幽怨之情。他来往于经济发达的中原、东南地区,也曾去过当时的荒僻之地:岭南、湘西。后来又满怀豪情地远赴西北边地:萧关、临洮,写下了不少富有特色、充满“盛唐之音”的边塞诗,尤以七绝边塞诗最为著名。明王世贞誉其“与(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艺苑卮言》)。故而可以说,王昌龄的诗歌成为盛唐之音的先导,启开了盛唐气象的序幕。盛唐造就了王昌龄,更
20
自然的美丽,祖国的庄严,什么人生的悲哀,社会的痛苦,永远不会到他们心上……这种人生观和富裕繁华、奢侈闲暇
XIANDAI YUWEN
odern chinese
2009.01
中
国古代文学研究
造就了王昌龄享有盛誉的七绝边塞诗。王昌龄边塞诗数量并不算太多,但几乎篇篇俱佳,最有代表性的为《从军行》、《出塞》两组组诗。其边塞诗多用易于入乐的七绝。盛唐之时,“写边塞,说戎旅成了一代之风”[6],体现了唐人“开放的心态,开阔的胸襟,远大的目光,对异域文化之向往,汲取一切新鲜事物的胆量魄力”,“这开放性的文化氛围,正是唐代边塞诗那充满异域风情的热烈歌唱得以大量产生的情感、心理基础”[7]。王昌龄的边塞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丹纳说:“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8]。通过王昌龄的边塞诗我们可以看到“盛唐气象”。反映到诗歌中,首先便是精神昂扬,高度自信,关心政治,热衷功业,即便写“愁”,也被奔放、奋发的气氛冲淡了。其次,是雄厚浑成的艺术境界,严羽“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便为最妙的诠释,即便写“悲”也是“悲壮”。王昌龄在边塞诗中燃起宁边安民的理想之火,表达愿为国家安边宁民、长治久安做出贡献的雄心壮志,以及盛唐时代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进取精神。“三面黄金甲,单于破胆寒”(王昌龄《从军行》),“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王昌龄《少年行》),“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王昌龄《从军行》)等等,都从不同方面表达了王昌龄意欲投身报国的抱负和胸襟。这种高扬英雄主义气魄与满腔爱国主义的热情洋溢于字里行间,一种盛世进取精神始终引人奋发向上。“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王昌龄《从军行》其五)构筑了边塞独有的自然景物和气象,在描摹边塞的艰苦和残酷的同时,以时代的责任抒发着达观、自信和悲壮的感怀。《出塞》其二:“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虽然用的是象征性笔法,但其高度的自信和豪情,敌人不灭战斗不止的精神却是完全一样的。这充满热情、自信的诗篇“无疑是唐代国力强盛与疆土意识强化的产物,是举国上下,全民族关怀祖国统一和兴旺的心理情感的反映”。即使抒写“边愁”,也是意境雄浑开扩,情调激越的,如“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王昌龄《从军行》其一)“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弹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王昌龄《从军行》其二)激扬慷慨,毫无中晚唐边塞诗的伤感衰飒气。
王昌龄的边塞诗还体现了“盛唐气象”的“雄厚浑成”。如《从军行七首》其四:“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此诗一二句写唐军开赴前线时,从青海、祁连、长城直到玉门关漫长的国界线上已是狼烟四起,乌云弥漫,强敌压境,大战在即。后两句用斩钉截铁的语气,表达了边防战士誓死保家卫国、不败敌兵、绝不罢休的决心。全诗意境开阔,感情悲壮,意蕴丰富,振奋人心。篇章结构上,承接自然,全无造作。整首诗作尽管写出了战争的艰苦,但给人的实际感受是雄壮有力,决无低沉伤感。诗末两句是在深深意识到战争艰
2009.01
注释:
[1]林庚:《唐诗综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2]胡适:《白话文学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3]苏雪林:《唐诗概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4]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5]西北师院中文系和西北师院学报编辑部合编:《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6]胡大浚:《唐代边塞诗选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7][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8]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苦的基础上发出的更坚定更深沉的誓言。盛唐时代的恢宏阔大的绝世气度,最终塑造了王昌龄边塞诗“手挥利刃,以御外敌”的雄浑气魄。王昌龄边塞诗即自觉不自觉地染有浓重的时代特色。具体论述其特色者,廖立先生在《岑参边塞诗的风格特色》中的一段文字最为中肯:“王昌龄边塞诗不乏悲壮之作,但他的基本格调是壮丽的。王昌龄面对秦时的明月,汉时的关塞,讴歌着城头的铁鼓,匣里带血的金刀,追忆起十年苦战,边侮尘雪,这是悲壮的格调。但王诗节调轻快,色彩缤纷,悲壮中又有绚丽,王诗或登高而临海风,黄昏中聆羌笛而起乡思;或战罢日暮,掩埋战骨,云沙飞扬,榆叶疏黄;或青海雪山,黄沙金甲,大漠日昏,红旗半卷,这是一种清俊飘逸之美,风格壮丽,色调明丽[5]。”而这壮而不凄,明而不涩正是“盛唐气象”在王昌龄边塞诗中的体现,也正是其诗能“感动激发人意”[8]的根本原因。王昌龄诗中表达的乐观豁达却成为唐音中稀有的珍品,诗人以浪漫主义的浓墨重彩和烈火般热烈的激情,使其边塞诗成为“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的好诗。
国威的浩荡,文化的繁荣所生发的恢宏气势和阔大胸襟充斥在王昌龄的边塞诗中,简短有力的诗行中流动着一股难以遏止的济世之心和报国宏愿。王昌龄边塞诗洋溢的正是盛唐气象,其精神实质与后来李(白)、杜(甫)、王(维)、高(岑)、岑(参)诗中所表现的内容实无二致。由此可见,“盛唐气象”是时代的产物。盛唐诗人们得天独厚之处,就在于他们那个时代尽管并非事事如意,但总的来说,国家、社会和知识分子个人前途都充满希望。王昌龄的边塞诗的思想艺术特征和成就,离不开那个时代的种种条件。时至中晚唐,诗人们可以学到前人的创作技巧,甚至有所发展,但他们无法复制盛唐时代的客观环境和氛围。盛唐诗作中这种“无法复制”的东西即为“盛唐气象”。
(朱晓燕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 730070;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社会科学系 730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