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谈论企业家的领导艺术时，经常会说“王道”与“霸道”两个词，其实“王道”与“霸道”从古到今都是中国执政所用的两个很重要的方法和手段。所谓“王道”是指以道德感化为主要执政方式，是建立在以德服人哲学理念的管理形式。所谓“霸道”是指以行使权利为主要的执政方式，是建立在以力服人的基础上的管理形式。在历史上无论是唐王李世民的“王道”或是秦王秦始皇的“霸道”的执政方式在一段时间内都取得了社会繁荣和稳定，但是时间一长，两种执政方式都出了问题。历史证明只有辩证的处理和应用好“王道”与“霸道”的关系，一个社会或组织才能长治久安。 关于“王道”与“霸道”的论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有过如下论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句话的意思是只用政策来管理和用刑罚来规范人民，人民就会只求免于刑罚，即使犯错但只要没受到刑罚的处罚，心中就不会有羞耻感。而用道德来管理和用礼数来教化人民，人民就会从内心有羞耻感，从而自动自发的遵守社会规范。由此可见，仅用以力服人的“霸道”虽然可以震慑组织内的成员免受错误，但却不会达到自动自发的管理目的。只有用以德服人的“王道”才能最终感化组织内的成员自觉的遵守规章制度。从而达到管理的最终目标，这其实就是西方管理学说中的制度与文化的辩证关系的最早论述。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其实涌现出许多伟大的管理大师，其管理的哲学理念与西方两千年后今天的理论同出一辙。这不得不说我们古代圣人先贤的智慧已经超越了历史的时空。我们现在重拾历史的思想贝壳，就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和收获。我们就会感知中国化管理的精髓和魅力。（更多有关爱维龙媒董事长段俊平先生中国化管理相关观点可以参见《画好圈、饼、叉就是管理大师》） 现代西方管理学中对“制度”和“文化”的管理关系做了许多论述。在西方许多制度很容易被人们接受并被执行下去，因为西方人们有宗教契约精神，而在中国只有好的制度才能被执行，坏的制度甚至是不合理的制度，开始就会被人们的诟病而无法执行下去，曾经流传甚广的管理故事证明了这一点。一位管理学者，在德国和中国各选了一个公用电话亭，在两边分别标上“男、女”二字。德国人见到后很自然地男女分开使用，即使在一边排队一边空置的情况下，也绝不会去违例；而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视若无睹，“男、女”二字形同虚设，所以在中国制度也一定要体现其合理性。如果不符合中国人思维习惯的制度就是再“霸道” 也很难执行下去。中国神话中的玉皇大帝的天条也因为不合理而被孙悟空在中国人的叫好声中被砸了个稀巴烂。中国有句古语叫“法不责众”。所以在中国“情、理、法”的传统文化氛围中，“王道”是最有效的管理方法，而“霸道”也应该是建立在“王道”基础上的。如果“霸道”超越了以德服人的理念，那么执政者再强硬制度也会执行不下去，从而使其统治和管理的组织产生反抗而最终使这个组织无序化。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就是“王道”与“霸道”的辩证关系最好的例子。诸葛亮用“霸道”七次擒住了孟获，但是为了孟获能自动自发的从内心归顺，所以诸葛亮又用“王道”之法放了六次孟获，终用“霸道”与“王道”的结合使南夷地区长治久安。从这个历史故事中可以得到启发。没有“霸道”是不行的，但是光靠“霸道”也不行，“王道”是管理的最高境界。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管理主体就是“王道”。而“霸道”必须有其合理性，合理的“霸道”正向孔子所论述的必须建立在“王道”基础上才能达到管理的效果。 就现代管理而言，“王道”就是文化的管理，“霸道”就是制度的管理，管理不仅要有科学合理的制度，而且还必须有符合这个组织特点的优秀文化。企业在规范约束员工行为的同时，应该给员工们留下自由发挥的空间，形成以德服人，以人为本的良好文化氛围。使员工自觉自愿的进行自我约束，自我规范，各司其职，这是科学制度贯彻的保证和前提。所以“王道”是“霸道”的前提和保障：“王道”能带来员工自我激励，自我约束和自我协同的管理终极目标，而科学的“霸道” 又是为“王道”服务的必用的一个管理手段，没有合理的“霸道”，组织就陷入了无序的状态。（更多有关爱维龙媒董事长段俊平先生中国化管理相关观点可以参见《儒家八德与企业管理》） 当下中国企业， “霸道”的制度建设已不是最大问题。但制度建设以后如何用人性的道德力量去执行遵守它，是一个挑战。那么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王道”管理模式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教怎么做人的管理方法。只有懂得怎么做人，才能主动去遵守“霸道”管理制度。否则制度永远都是写在纸面上的。 如何处理好“王道”与“霸道”的关系，是企业管理的关键。掌握了“王道”与“霸道”的辩证法并合理应用，管理者就找到了管理的本质，用“霸道”来规范员工的行为，用“王道”来内化员工的自我管理认知，就能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霸道”是西方科学的流程，“王道”是中国的传统哲学理念，两者的科学结合其实就是中国化管理模式的实质。
人们在谈论企业家的领导艺术时，经常会说“王道”与“霸道”两个词，其实“王道”与“霸道”从古到今都是中国执政所用的两个很重要的方法和手段。所谓“王道”是指以道德感化为主要执政方式，是建立在以德服人哲学理念的管理形式。所谓“霸道”是指以行使权利为主要的执政方式，是建立在以力服人的基础上的管理形式。在历史上无论是唐王李世民的“王道”或是秦王秦始皇的“霸道”的执政方式在一段时间内都取得了社会繁荣和稳定，但是时间一长，两种执政方式都出了问题。历史证明只有辩证的处理和应用好“王道”与“霸道”的关系，一个社会或组织才能长治久安。 关于“王道”与“霸道”的论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有过如下论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句话的意思是只用政策来管理和用刑罚来规范人民，人民就会只求免于刑罚，即使犯错但只要没受到刑罚的处罚，心中就不会有羞耻感。而用道德来管理和用礼数来教化人民，人民就会从内心有羞耻感，从而自动自发的遵守社会规范。由此可见，仅用以力服人的“霸道”虽然可以震慑组织内的成员免受错误，但却不会达到自动自发的管理目的。只有用以德服人的“王道”才能最终感化组织内的成员自觉的遵守规章制度。从而达到管理的最终目标，这其实就是西方管理学说中的制度与文化的辩证关系的最早论述。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其实涌现出许多伟大的管理大师，其管理的哲学理念与西方两千年后今天的理论同出一辙。这不得不说我们古代圣人先贤的智慧已经超越了历史的时空。我们现在重拾历史的思想贝壳，就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和收获。我们就会感知中国化管理的精髓和魅力。（更多有关爱维龙媒董事长段俊平先生中国化管理相关观点可以参见《画好圈、饼、叉就是管理大师》） 现代西方管理学中对“制度”和“文化”的管理关系做了许多论述。在西方许多制度很容易被人们接受并被执行下去，因为西方人们有宗教契约精神，而在中国只有好的制度才能被执行，坏的制度甚至是不合理的制度，开始就会被人们的诟病而无法执行下去，曾经流传甚广的管理故事证明了这一点。一位管理学者，在德国和中国各选了一个公用电话亭，在两边分别标上“男、女”二字。德国人见到后很自然地男女分开使用，即使在一边排队一边空置的情况下，也绝不会去违例；而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视若无睹，“男、女”二字形同虚设，所以在中国制度也一定要体现其合理性。如果不符合中国人思维习惯的制度就是再“霸道” 也很难执行下去。中国神话中的玉皇大帝的天条也因为不合理而被孙悟空在中国人的叫好声中被砸了个稀巴烂。中国有句古语叫“法不责众”。所以在中国“情、理、法”的传统文化氛围中，“王道”是最有效的管理方法，而“霸道”也应该是建立在“王道”基础上的。如果“霸道”超越了以德服人的理念，那么执政者再强硬制度也会执行不下去，从而使其统治和管理的组织产生反抗而最终使这个组织无序化。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就是“王道”与“霸道”的辩证关系最好的例子。诸葛亮用“霸道”七次擒住了孟获，但是为了孟获能自动自发的从内心归顺，所以诸葛亮又用“王道”之法放了六次孟获，终用“霸道”与“王道”的结合使南夷地区长治久安。从这个历史故事中可以得到启发。没有“霸道”是不行的，但是光靠“霸道”也不行，“王道”是管理的最高境界。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管理主体就是“王道”。而“霸道”必须有其合理性，合理的“霸道”正向孔子所论述的必须建立在“王道”基础上才能达到管理的效果。 就现代管理而言，“王道”就是文化的管理，“霸道”就是制度的管理，管理不仅要有科学合理的制度，而且还必须有符合这个组织特点的优秀文化。企业在规范约束员工行为的同时，应该给员工们留下自由发挥的空间，形成以德服人，以人为本的良好文化氛围。使员工自觉自愿的进行自我约束，自我规范，各司其职，这是科学制度贯彻的保证和前提。所以“王道”是“霸道”的前提和保障：“王道”能带来员工自我激励，自我约束和自我协同的管理终极目标，而科学的“霸道” 又是为“王道”服务的必用的一个管理手段，没有合理的“霸道”，组织就陷入了无序的状态。（更多有关爱维龙媒董事长段俊平先生中国化管理相关观点可以参见《儒家八德与企业管理》） 当下中国企业， “霸道”的制度建设已不是最大问题。但制度建设以后如何用人性的道德力量去执行遵守它，是一个挑战。那么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王道”管理模式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教怎么做人的管理方法。只有懂得怎么做人，才能主动去遵守“霸道”管理制度。否则制度永远都是写在纸面上的。 如何处理好“王道”与“霸道”的关系，是企业管理的关键。掌握了“王道”与“霸道”的辩证法并合理应用，管理者就找到了管理的本质，用“霸道”来规范员工的行为，用“王道”来内化员工的自我管理认知，就能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霸道”是西方科学的流程，“王道”是中国的传统哲学理念，两者的科学结合其实就是中国化管理模式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