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坚实支撑（思想纵横）
潘家华 禹 湘
《 人民日报 》（ 2016年10月12日 07 版）
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体现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清醒认识、对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积极顺应。新形势下，只有坚定推进绿色发展，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值，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展示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才能实现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人类社会是地球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地球生态系统有一定的承载容量，不仅地球上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总存量存在极限，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也受到自然恢复、更新速率的限制。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不能超过地球的生态阈值：当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经济需求超过生态阈值时，经济增长就会受到生态环境的约束；一旦生态环境的刚性约束被突破，生态系统及其支撑的社会经济系统就将走向崩溃。因此，人类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存在一个合理的“度”。
从历史发展阶段和文明形态演变来看，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渔猎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而生态环境是决定人类文明兴衰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早期人类社会，文明的形成主要受生态环境的影响。大河流域因水资源丰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合人类生存，往往成为古代文明的摇篮。此时，人类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限。在随后出现的农业文明阶段，资源消耗的数量和速度虽有所增长，但仍在生态环境能够接纳吸收的范围内。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文明范式下的低生产力局面，人类物质财富得到快速积累和极大丰富。但工业文明奉行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盲目
追求货币收益和利润最大化，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成为阻碍社会文明进步的突出矛盾，导致人类社会发展面临严重危机。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界开始从不同角度对工业文明提出质疑和批判。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穆尔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索洛以及生态经济学家戴利等，都从不同角度思考了增长极限的问题，但至今也没有找到解决西方工业文明根本性矛盾的途径。
我国在过去一个较长时期，为了提升工业化水平、加速经济发展，采取了比较粗放的发展方式，导致经济发展与环境容量之间、环境质量现状与公众环境质量诉求之间的矛盾不断凸显。现阶段，在人均资源短缺、环境容量有限的条件下，我国已不具备西方国家工业化早期粗放发展的条件，也不能寻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掠夺他国自然资产的增长方式，更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如果不摒弃为了“金山银山”而毁坏“绿水青山”的发展方式，不仅难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还将导致生态危机，严重威胁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凝聚着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科学认识，凝聚着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革。实现这一伟大变革，要求我们超越西方工业文明，拓展绿色、循环、低碳的生产力发展空间和文化发展空间，寻求生态文明范式下的可持续发展与繁荣。我们不仅要顺应自然，尊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边界约束，摒弃违背自然规律的增长方式，使经济发展回归自然容量的范围；而且要积极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以最小的资源环境投入获得最大化产出，实现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人与社会和谐共荣。这样，人与自然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相伴相生、彼此促进的关系。更为关键的是，我们要通过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严守生态红线、
实行生态补偿、改善生态管理、保障生态安全，充分吸取工业文明的精华，克服工业文明的弊端，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境界，不断夯实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制度基础。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坚实支撑（思想纵横）
潘家华 禹 湘
《 人民日报 》（ 2016年10月12日 07 版）
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体现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清醒认识、对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积极顺应。新形势下，只有坚定推进绿色发展，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值，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展示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才能实现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人类社会是地球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地球生态系统有一定的承载容量，不仅地球上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总存量存在极限，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也受到自然恢复、更新速率的限制。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不能超过地球的生态阈值：当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经济需求超过生态阈值时，经济增长就会受到生态环境的约束；一旦生态环境的刚性约束被突破，生态系统及其支撑的社会经济系统就将走向崩溃。因此，人类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存在一个合理的“度”。
从历史发展阶段和文明形态演变来看，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渔猎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而生态环境是决定人类文明兴衰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早期人类社会，文明的形成主要受生态环境的影响。大河流域因水资源丰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合人类生存，往往成为古代文明的摇篮。此时，人类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限。在随后出现的农业文明阶段，资源消耗的数量和速度虽有所增长，但仍在生态环境能够接纳吸收的范围内。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文明范式下的低生产力局面，人类物质财富得到快速积累和极大丰富。但工业文明奉行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盲目
追求货币收益和利润最大化，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成为阻碍社会文明进步的突出矛盾，导致人类社会发展面临严重危机。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界开始从不同角度对工业文明提出质疑和批判。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穆尔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索洛以及生态经济学家戴利等，都从不同角度思考了增长极限的问题，但至今也没有找到解决西方工业文明根本性矛盾的途径。
我国在过去一个较长时期，为了提升工业化水平、加速经济发展，采取了比较粗放的发展方式，导致经济发展与环境容量之间、环境质量现状与公众环境质量诉求之间的矛盾不断凸显。现阶段，在人均资源短缺、环境容量有限的条件下，我国已不具备西方国家工业化早期粗放发展的条件，也不能寻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掠夺他国自然资产的增长方式，更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如果不摒弃为了“金山银山”而毁坏“绿水青山”的发展方式，不仅难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还将导致生态危机，严重威胁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凝聚着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科学认识，凝聚着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革。实现这一伟大变革，要求我们超越西方工业文明，拓展绿色、循环、低碳的生产力发展空间和文化发展空间，寻求生态文明范式下的可持续发展与繁荣。我们不仅要顺应自然，尊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边界约束，摒弃违背自然规律的增长方式，使经济发展回归自然容量的范围；而且要积极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以最小的资源环境投入获得最大化产出，实现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人与社会和谐共荣。这样，人与自然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相伴相生、彼此促进的关系。更为关键的是，我们要通过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严守生态红线、
实行生态补偿、改善生态管理、保障生态安全，充分吸取工业文明的精华，克服工业文明的弊端，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境界，不断夯实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