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是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伶官传序》中的一句名言。元末农民战争期间朱元璋、陈友谅与张士诚三股武装势力的兴衰，是这句名言的最好例证。
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朱元璋攻占集庆（今江苏南京），改名为应天。从此，在长江的中下游，自西向东，形成陈友谅、朱元璋、张士诚三股武装势力并立的局势。朱元璋被夹在中间，“论兵强莫如友谅，论财富莫如士诚”，实力最为弱小。但陈友谅与张士诚却因“逸豫”而亡，朱元璋因“忧劳”而兴，结局大不相同。
陈友谅是当时南方起义军中占地最广、实力最强的一支。至正十九年底，他将徐寿辉所建天完政权的都城从汉阳迁至江州（今江西九江），自称汉王。第二年闰五月，又派人击杀徐寿辉，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汉。自此，他志骄意满，认为击溃朱元璋、扫灭群雄、夺取天下易如反掌。在筹划攻打朱元璋的同时，极力追求奢侈腐化的生活。他在后庭聚集了数百个年轻美貌的女子，“皆锦衣玉食，用极奢侈”，供自己玩赏。还造镂金床，建鹿圃，“尝至其所，自跨一角苍鹿，缀瑟珠为缨络，挂于角上，镂金为花鞍，群鹿皆饰以锦绣，遨游江上”。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欲望和支持战争费用，陈友谅根本不给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不仅驱民为兵，而且向百姓征收沉重的赋税，如江西瑞州上高，“元官兵粮贰万肆千零，伪汉陈友谅加一石为二石”。随着陈友谅的腐化，他的汉政权“上下骄矜，法令纵弛”。军队的纪律也逐渐败坏，部将邓克明兄弟“御众无律，所过荼毒”，人称“邓贼”；饶鼎臣也是“所至毒害”；有的将官力求珍宝，甚至公开带着士兵“发冢行劫”。如此腐败的政权自然不可能得到百姓的支持，一些地主儒士也深感失望，觉得他“势不可久”，纷纷倒向朱元璋一边。加上陈友谅恃众寡谋，指挥失当，终为朱元璋所灭。
张士诚当时的兵力虽不及陈友谅，但却拥有最雄厚的财力。他在至正十五年令其弟率兵由通州（今江苏南通）渡江南下，于次年二月攻占江南重镇平江（今江苏苏州）。张士诚遂自高邮迁居平江，改称周王。然后派兵四出，占领了富庶的鱼米之乡浙西的大部分地区。从此，张士诚感到心满意足，便“遽自晏安，耽于逸乐”。他大造宫殿王府，修建富丽堂皇的景云楼、齐云楼、香桐馆、芳蕙馆作为金屋藏娇、寻欢作乐之所，日夜以歌舞自娱。部将竞相效尤，“诸公经国为务，自谓化家为国，以底小康。大起第宅，饰园池，蓄声伎，购图画，惟酒色耽乐是从，民间奇石名木必见豪夺”。“凡出兵遣将，当出者或卧不起，邀求官爵，美田宅，即厚赐之，始起任事。至军则载妓女歌舞，日会游谈之士，酣晏博弈。及丧师失地而归，士诚亦不问，或复用为将”。张士诚之弟张士信尤其腐败，他拥有妻妾数百人，个个珠金玉翠，衣饰极为华丽。后花园的彩莲舟，皆用沉香檀木制造。一次宴会，要花费上千石米。连行军打仗，也“常妇人乐器自随，日以樗蒲、蹴鞠、酣宴为事”。由于生活上的骄奢淫逸，张士诚集团逐渐丧失进取心，政治上也极腐败。张士诚外表“似有器量而实无远图”，形势不利时投降元朝，形势有利时则割据自王，反正只要保住已有的地盘，永世享乐就行，并没有更高的要求。他怠于政事，委政于他的弟弟，自己整天深居高拱，和一帮文人学士、官僚政客舞文弄墨，吟风颂月，国政于是日非。文武官员和地主富豪除竞相兼并土地，还向百姓征发沉重的赋役。据载，“张氏以来，比之前元，多增粮额，民以穷困，输官不敷”，弄得百姓怨声载道。当时徙居钱塘（今浙江杭州）的诗人杨维桢曾写信给张士诚，批评他“动民力以摇邦本，用吏术以括田租”，“狃于小安而无长虑”，说如不改弦易辙，“不有内变，必有外祸”。但张士诚仍然我行我素，拒不采纳。结果，继陈友谅后，也为朱元璋所灭。
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不同，他胸怀推翻元朝、夺取天下的远大目标。南渡长江、攻占应天，在朱元璋看来，不过是实现夺取天下计划的第一步，仍须兢兢业业，克勤克慎，决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因此，当元朝的降臣张昶，指使手下人给朱元璋上书，劝他“及时行乐”时，他立即警觉起来，认为此人是想扮演赵高的角色，下令将其处死。在日常生活中，他坚持从小养成的俭朴习惯。“旧衣皆浣濯更进”，参军宋思颜见了，连声称赞：“真可以示法子孙也！”方国珍进献金玉装饰的马鞍辔，他退了回去，说：“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谷粟布帛，其他宝玩非所好也！”江西行省送来缴获的一张陈友谅用的镂金床，他下令砸毁，说：“此与七宝溺器何异！”营建应天大内新宫，主持营建的官员送来规划设计图，他见有雕琢奇丽之处即去之，叮嘱中书省臣说：“宫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过为雕斫？”工程完工后，他命博士熊鼎“编类古人行事可为借鉴者，书于壁间”，又命侍臣书《大学衍义》于两庑壁间，说前代宫室多施壁画，我让写上可供借鉴的古人行事和《大学衍义》，以备朝夕观览，不是比画上壁画更有意义吗？
当天，有人说瑞州（今江西高安）出产一种有花纹的石材，经雕琢后可以用在宫中铺地，他严加训斥，说：“敦崇俭朴，犹恐习奢，好尚华靡，岂不过侈！尔不能以节俭之事导予，乃导予以侈丽，夫岂予心哉？”朱元璋不仅自己力行俭朴，而且要求各个衙门的官吏和所有的将官，都要勤俭节约，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说：“大抵设官为民，非以病民。若使有司增饰馆舍，迎送奔走，所至纷扰，无益于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朱元璋没有追求生活的享受，而是根据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计策，集中精力狠抓江南根据地的建设。在政治上废除元朝苛政，减轻刑罚；在经济上，垦荒屯田，宽减赋役；在军事上，整顿纪律，严格训练。经过几年的努力，以应天为中心的江南根据地得到了发展和巩固，兵力和财力迅速壮大，终于扭转了“地狭粮少”的局面，逐一击灭陈友谅与张士诚，进而南征北战，实现其夺取天下的目标。
“罔游于逸，罔淫于乐。”历史的教训，值得人们认真记取。
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是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伶官传序》中的一句名言。元末农民战争期间朱元璋、陈友谅与张士诚三股武装势力的兴衰，是这句名言的最好例证。
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朱元璋攻占集庆（今江苏南京），改名为应天。从此，在长江的中下游，自西向东，形成陈友谅、朱元璋、张士诚三股武装势力并立的局势。朱元璋被夹在中间，“论兵强莫如友谅，论财富莫如士诚”，实力最为弱小。但陈友谅与张士诚却因“逸豫”而亡，朱元璋因“忧劳”而兴，结局大不相同。
陈友谅是当时南方起义军中占地最广、实力最强的一支。至正十九年底，他将徐寿辉所建天完政权的都城从汉阳迁至江州（今江西九江），自称汉王。第二年闰五月，又派人击杀徐寿辉，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汉。自此，他志骄意满，认为击溃朱元璋、扫灭群雄、夺取天下易如反掌。在筹划攻打朱元璋的同时，极力追求奢侈腐化的生活。他在后庭聚集了数百个年轻美貌的女子，“皆锦衣玉食，用极奢侈”，供自己玩赏。还造镂金床，建鹿圃，“尝至其所，自跨一角苍鹿，缀瑟珠为缨络，挂于角上，镂金为花鞍，群鹿皆饰以锦绣，遨游江上”。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欲望和支持战争费用，陈友谅根本不给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不仅驱民为兵，而且向百姓征收沉重的赋税，如江西瑞州上高，“元官兵粮贰万肆千零，伪汉陈友谅加一石为二石”。随着陈友谅的腐化，他的汉政权“上下骄矜，法令纵弛”。军队的纪律也逐渐败坏，部将邓克明兄弟“御众无律，所过荼毒”，人称“邓贼”；饶鼎臣也是“所至毒害”；有的将官力求珍宝，甚至公开带着士兵“发冢行劫”。如此腐败的政权自然不可能得到百姓的支持，一些地主儒士也深感失望，觉得他“势不可久”，纷纷倒向朱元璋一边。加上陈友谅恃众寡谋，指挥失当，终为朱元璋所灭。
张士诚当时的兵力虽不及陈友谅，但却拥有最雄厚的财力。他在至正十五年令其弟率兵由通州（今江苏南通）渡江南下，于次年二月攻占江南重镇平江（今江苏苏州）。张士诚遂自高邮迁居平江，改称周王。然后派兵四出，占领了富庶的鱼米之乡浙西的大部分地区。从此，张士诚感到心满意足，便“遽自晏安，耽于逸乐”。他大造宫殿王府，修建富丽堂皇的景云楼、齐云楼、香桐馆、芳蕙馆作为金屋藏娇、寻欢作乐之所，日夜以歌舞自娱。部将竞相效尤，“诸公经国为务，自谓化家为国，以底小康。大起第宅，饰园池，蓄声伎，购图画，惟酒色耽乐是从，民间奇石名木必见豪夺”。“凡出兵遣将，当出者或卧不起，邀求官爵，美田宅，即厚赐之，始起任事。至军则载妓女歌舞，日会游谈之士，酣晏博弈。及丧师失地而归，士诚亦不问，或复用为将”。张士诚之弟张士信尤其腐败，他拥有妻妾数百人，个个珠金玉翠，衣饰极为华丽。后花园的彩莲舟，皆用沉香檀木制造。一次宴会，要花费上千石米。连行军打仗，也“常妇人乐器自随，日以樗蒲、蹴鞠、酣宴为事”。由于生活上的骄奢淫逸，张士诚集团逐渐丧失进取心，政治上也极腐败。张士诚外表“似有器量而实无远图”，形势不利时投降元朝，形势有利时则割据自王，反正只要保住已有的地盘，永世享乐就行，并没有更高的要求。他怠于政事，委政于他的弟弟，自己整天深居高拱，和一帮文人学士、官僚政客舞文弄墨，吟风颂月，国政于是日非。文武官员和地主富豪除竞相兼并土地，还向百姓征发沉重的赋役。据载，“张氏以来，比之前元，多增粮额，民以穷困，输官不敷”，弄得百姓怨声载道。当时徙居钱塘（今浙江杭州）的诗人杨维桢曾写信给张士诚，批评他“动民力以摇邦本，用吏术以括田租”，“狃于小安而无长虑”，说如不改弦易辙，“不有内变，必有外祸”。但张士诚仍然我行我素，拒不采纳。结果，继陈友谅后，也为朱元璋所灭。
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不同，他胸怀推翻元朝、夺取天下的远大目标。南渡长江、攻占应天，在朱元璋看来，不过是实现夺取天下计划的第一步，仍须兢兢业业，克勤克慎，决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因此，当元朝的降臣张昶，指使手下人给朱元璋上书，劝他“及时行乐”时，他立即警觉起来，认为此人是想扮演赵高的角色，下令将其处死。在日常生活中，他坚持从小养成的俭朴习惯。“旧衣皆浣濯更进”，参军宋思颜见了，连声称赞：“真可以示法子孙也！”方国珍进献金玉装饰的马鞍辔，他退了回去，说：“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谷粟布帛，其他宝玩非所好也！”江西行省送来缴获的一张陈友谅用的镂金床，他下令砸毁，说：“此与七宝溺器何异！”营建应天大内新宫，主持营建的官员送来规划设计图，他见有雕琢奇丽之处即去之，叮嘱中书省臣说：“宫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过为雕斫？”工程完工后，他命博士熊鼎“编类古人行事可为借鉴者，书于壁间”，又命侍臣书《大学衍义》于两庑壁间，说前代宫室多施壁画，我让写上可供借鉴的古人行事和《大学衍义》，以备朝夕观览，不是比画上壁画更有意义吗？
当天，有人说瑞州（今江西高安）出产一种有花纹的石材，经雕琢后可以用在宫中铺地，他严加训斥，说：“敦崇俭朴，犹恐习奢，好尚华靡，岂不过侈！尔不能以节俭之事导予，乃导予以侈丽，夫岂予心哉？”朱元璋不仅自己力行俭朴，而且要求各个衙门的官吏和所有的将官，都要勤俭节约，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说：“大抵设官为民，非以病民。若使有司增饰馆舍，迎送奔走，所至纷扰，无益于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朱元璋没有追求生活的享受，而是根据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计策，集中精力狠抓江南根据地的建设。在政治上废除元朝苛政，减轻刑罚；在经济上，垦荒屯田，宽减赋役；在军事上，整顿纪律，严格训练。经过几年的努力，以应天为中心的江南根据地得到了发展和巩固，兵力和财力迅速壮大，终于扭转了“地狭粮少”的局面，逐一击灭陈友谅与张士诚，进而南征北战，实现其夺取天下的目标。
“罔游于逸，罔淫于乐。”历史的教训，值得人们认真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