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不仅代表了北宋政治改革、儒学复兴、古文运动时期新一代士大夫精英的博大襟怀和崇高担当，放诸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史上也是最为警动人心的名言。而这一思想主题或精神立意在当时是有直接针对性的，笔者1994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北宋诗文革新研究》（南京师范大学1994年，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五章《范仲淹：儒者道德情操与传统文士情趣的融摄》对此即有论述：“这一精神口号是在对传统士人精神内容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请范仲淹为之作记。
所谓‘唐贤’，据滕子京当时所作《岳阳楼诗集序》《求记书》等介绍，指张说、张九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人；所谓‘今人’，则主要指真宗朝的丁谓、夏竦。他们关于岳阳楼的作品，多成于迁谪之中，‘类多《离骚》叹惋之意’（滕子京《岳阳楼诗集序》）。在给范仲淹的《求记书》中，滕子京指出，其间也有‘雅吟自放’之作，惜乎不多。滕子京希望范仲淹‘少吐金石之论，发挥此景之美，庶漱芳润于异时，知我朝高位辅臣，有能淡味而远，托思于湖山之外’（滕子京《求记书》）。
不难看出，滕氏的《求记书》构成了范仲淹艺术构思的基础，范文中两种‘览物之情’分别是‘唐贤、今人诗赋’和滕子京‘求记’之意所代表的两种人生态度的概括。范仲淹既憾滕氏之所憾，也不以滕氏之所望为然。”滕子京与范仲淹同年进士，“尚气倜傥”（《宋史》本传），生性豪爽，出于本人性格爱好和对范仲淹的了解，也为了激发范仲淹写作的积极性，在给范仲淹的《求记书》中盛赞范仲淹“雅意在山水之好”，山水、怀人诗中“未尝不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也就是说，他认为范仲淹雅好山水之游，擅长这方面的写作，建议范仲淹趁此为岳阳楼作记的机会，多为渲染湖山之美，发挥忘怀物外、寄情山水之乐。滕子京所说不诬，范仲淹耽情山水之习不仅有许多本人诗文作品可证，他曾明确表示过“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谢转礼部侍郎表》）的态度，而同时欧阳修《与范希文书》也曾对其山水宴游性习表示过担心和批评。
但就是这位范仲淹，面对滕氏不满唐贤多迁谪骚怨，希望放情物外、“淡味而远”，多表山水之乐的期待，获得对两种传统“览物之情”合并思考的契机，形成了文章中悲喜忧乐两种情景并举铺陈的写作灵感，内心深处也兴起反思、超越两种士人性习常态的思想动机和精神追求。时下论者多只就范仲淹与滕子京同处贬谪而简单揣拟，认为范仲淹意在勉慰滕氏，而不知范氏所言正是接着滕氏求《记》信中唐贤多“忧”、今人应“乐”的比较语境，对滕氏希望多表欢乐这一情趣期待或主题要求有所回应，明确表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不同态度，以“古仁人之心”为归属，推出“先忧后乐”这一无比宏大而崇高的思想主题和精神追求。这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一文“忧”“乐”并举双遣之抒写结构和思想立意的直接缘起和内在逻辑。透过范、滕对文章主题的不同期求取舍，两人品格襟怀高低立见。
至于言者是否真能实际做到，这又是问题的另一方面。笔者曾将原著这一章的完整论述以《范仲淹的双重文化品格》为题，发表于《江苏文史研究》1995年第１期，又曾析出短文《〈岳阳楼记〉创作背景的新材料》，在面对中学教学的南京师范大学《语文之友》杂志1994年第4期介绍过，后来还将其写入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四卷（宋辽金卷）《岳阳楼记》解题中。遗憾的是，时过20多年，这一写作背景的阐发一直未能引起注意。笔者近有机会赴河南邓州拜谒花洲书院，范氏《岳阳楼记》作于此地，念及旧作，退而检索时贤有关《岳阳楼记》的各类论述，包括所谓20世纪以来《岳阳楼记》的研究综述，发现对拙见只字未提。又询及中学教材及教辅情况，也是未及反应，而有些专门揭出滕子京《求记书》来解读《岳阳楼记》的论文，竟也未能详明滕氏求记之意，颇感意外，无奈冷饭重炒，再申旧见。
另需补充的是，滕子京当时组织人力编有《岳阳楼诗集》，主要收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张说、张九龄、杜甫、杜牧等人作品，《岳阳楼记》所说“唐贤”即指他们，而所谓“今人”则主要指“太师吕公、侍郎丁公、尚书夏公”，即吕蒙正、丁谓和夏竦三人。光绪《巴陵县志》等载吕蒙正《登岳阳楼》诗一首，《全宋诗》失收。
阅江学刊,2017,(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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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不仅代表了北宋政治改革、儒学复兴、古文运动时期新一代士大夫精英的博大襟怀和崇高担当，放诸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史上也是最为警动人心的名言。而这一思想主题或精神立意在当时是有直接针对性的，笔者1994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北宋诗文革新研究》（南京师范大学1994年，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五章《范仲淹：儒者道德情操与传统文士情趣的融摄》对此即有论述：“这一精神口号是在对传统士人精神内容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请范仲淹为之作记。
所谓‘唐贤’，据滕子京当时所作《岳阳楼诗集序》《求记书》等介绍，指张说、张九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人；所谓‘今人’，则主要指真宗朝的丁谓、夏竦。他们关于岳阳楼的作品，多成于迁谪之中，‘类多《离骚》叹惋之意’（滕子京《岳阳楼诗集序》）。在给范仲淹的《求记书》中，滕子京指出，其间也有‘雅吟自放’之作，惜乎不多。滕子京希望范仲淹‘少吐金石之论，发挥此景之美，庶漱芳润于异时，知我朝高位辅臣，有能淡味而远，托思于湖山之外’（滕子京《求记书》）。
不难看出，滕氏的《求记书》构成了范仲淹艺术构思的基础，范文中两种‘览物之情’分别是‘唐贤、今人诗赋’和滕子京‘求记’之意所代表的两种人生态度的概括。范仲淹既憾滕氏之所憾，也不以滕氏之所望为然。”滕子京与范仲淹同年进士，“尚气倜傥”（《宋史》本传），生性豪爽，出于本人性格爱好和对范仲淹的了解，也为了激发范仲淹写作的积极性，在给范仲淹的《求记书》中盛赞范仲淹“雅意在山水之好”，山水、怀人诗中“未尝不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也就是说，他认为范仲淹雅好山水之游，擅长这方面的写作，建议范仲淹趁此为岳阳楼作记的机会，多为渲染湖山之美，发挥忘怀物外、寄情山水之乐。滕子京所说不诬，范仲淹耽情山水之习不仅有许多本人诗文作品可证，他曾明确表示过“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谢转礼部侍郎表》）的态度，而同时欧阳修《与范希文书》也曾对其山水宴游性习表示过担心和批评。
但就是这位范仲淹，面对滕氏不满唐贤多迁谪骚怨，希望放情物外、“淡味而远”，多表山水之乐的期待，获得对两种传统“览物之情”合并思考的契机，形成了文章中悲喜忧乐两种情景并举铺陈的写作灵感，内心深处也兴起反思、超越两种士人性习常态的思想动机和精神追求。时下论者多只就范仲淹与滕子京同处贬谪而简单揣拟，认为范仲淹意在勉慰滕氏，而不知范氏所言正是接着滕氏求《记》信中唐贤多“忧”、今人应“乐”的比较语境，对滕氏希望多表欢乐这一情趣期待或主题要求有所回应，明确表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不同态度，以“古仁人之心”为归属，推出“先忧后乐”这一无比宏大而崇高的思想主题和精神追求。这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一文“忧”“乐”并举双遣之抒写结构和思想立意的直接缘起和内在逻辑。透过范、滕对文章主题的不同期求取舍，两人品格襟怀高低立见。
至于言者是否真能实际做到，这又是问题的另一方面。笔者曾将原著这一章的完整论述以《范仲淹的双重文化品格》为题，发表于《江苏文史研究》1995年第１期，又曾析出短文《〈岳阳楼记〉创作背景的新材料》，在面对中学教学的南京师范大学《语文之友》杂志1994年第4期介绍过，后来还将其写入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四卷（宋辽金卷）《岳阳楼记》解题中。遗憾的是，时过20多年，这一写作背景的阐发一直未能引起注意。笔者近有机会赴河南邓州拜谒花洲书院，范氏《岳阳楼记》作于此地，念及旧作，退而检索时贤有关《岳阳楼记》的各类论述，包括所谓20世纪以来《岳阳楼记》的研究综述，发现对拙见只字未提。又询及中学教材及教辅情况，也是未及反应，而有些专门揭出滕子京《求记书》来解读《岳阳楼记》的论文，竟也未能详明滕氏求记之意，颇感意外，无奈冷饭重炒，再申旧见。
另需补充的是，滕子京当时组织人力编有《岳阳楼诗集》，主要收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张说、张九龄、杜甫、杜牧等人作品，《岳阳楼记》所说“唐贤”即指他们，而所谓“今人”则主要指“太师吕公、侍郎丁公、尚书夏公”，即吕蒙正、丁谓和夏竦三人。光绪《巴陵县志》等载吕蒙正《登岳阳楼》诗一首，《全宋诗》失收。
阅江学刊,2017,(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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